国际舆论（共6篇）
篇1：国际舆论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做好国际新闻报道
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新闻宣传的生命，也是新闻报道的灵魂。新闻报道要把握好舆论导向，这已成为共识；但对国际新闻报道的舆论导向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何提高国际新闻报道的舆论引导能力、国际新闻编辑如何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做好国际新闻报道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正确把握国际新闻的舆论导向对于我们向世界介绍中国，向中国介绍世界，向世界报道世界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媒体的职责
舆论导向指的是在新闻宣传中占主导地位的舆论倾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首先是由媒体的政治责任所决定的。在我国，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这就决定了国际台的新闻宣传报道必须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指导性。在思想上，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在政治上，必须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国际台的办台理念是“中国立场，世界眼光，人类胸怀”，其中“中国立场”这四个字就是对国际台新闻报道中所应坚持的视角和立场的最好概括。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也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所要求的。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对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是构成社会文化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于在1972年首次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即公众通过媒介来知晓事件或问题，并按照媒介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来调整自己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看法，也就是说，媒介对某一事物的强调程度同公众对同一事物的重视程度构成正比关系。这一实证性结论为舆论导向理论提供了基础，因为媒介会影响人们的关注对象，也就是说媒介议程会影响公众议程，传媒的影响力由此而生。此外，议程设置理论还进一步指出公众的关注往往会引起相关政府职能部门采取措施，即公众议程又会影响政府议程。可以说，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媒体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维护社会的稳定、推动社会的进步也需要媒体的支持与参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媒体都不能为了所谓的“眼球效应”、经济利益忽视甚至彻底放弃承担这种责任。
举例来说，日本《产经新闻》近期报道称，2月1日起，日本将派遣可搭载直升机的大型船舶常驻钓鱼岛，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常驻该岛，报道称这是日方将强化在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的警备体制。
由于中国是当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两国又是近邻，因此中国读者、观众对涉及中日间有争议领土的报道十分关注，他们也自然会以这个问题为参照，来看待中日关系。如果报道迟缓或者立场偏软，会让中国读者和观众产生屈辱和不满的情绪，甚至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
这就提醒我们新闻工作者，报道相关事件，不但要有全球眼光，还要有国内视角，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发展和稳定出发，客观、冷静的报道。
首先，有关报道要以我国外交部，中宣部的通告为准；其次，谨慎报道，不要在报道中带有强烈情绪，以免刺激国内不满情绪；再次，就是不要转载、炒作日本的相关报道，同时要审慎关注、处理国内的保钓言论，避免刺激日方，以免使我方的工作造成被动。
再比如，国内媒体对去年“5·12”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报道就体现了正确引导舆论、尊重新闻规律与满足群众需求的有机结合。新闻媒体及时公布了灾情信息和抢救工作的进展；大量报道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各界人士对灾区的支援；热情宣传了抗震救灾中涌现的先进人物和事迹；积极弘扬了抗震救灾中众志成城、互相支援的伟大精神，这些做法不但适时稳定了灾区群众的情绪，有效地引导了抗震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很好地发挥了媒体的社会教育功能，起到了明显的启迪和宣传作用，不仅感动了国人，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
这说明，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与客观反映事实、遵循新闻规律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新闻媒体通过对新闻事实的客观报道和公正评述，达到正确舆论导向的效果，这也正是新闻规律的要求，不仅适用于国内新闻报道，而且同样适用于国际新闻报道。
二、认清问题，提高国际新闻报道的舆论引导能力
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高度发达的现代传媒又能迅速地进行全球化信息传播，国与国之间的利害关系趋于紧密，国际问题对中国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的影响越来越大，出现了一种国际新闻国内化的趋势。近年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际上方方面面的东西都可能在中国国内引起反响，东南亚海啸、美联储减息、国际金融危机、索马里海盗猖獗都可能对我们的生活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这就使得中国老百姓了解国际大事的愿望与日俱增，国际新闻报道已经成为新闻报道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不少媒体的看点与卖点所在。在国际问题日趋国内化的今天，如果国际新闻报道舆论失控，其危害是隐蔽的、深刻的，可能会产生较为严重的后果。
以中国海军护航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为例，此次护航任务是重大涉外军事行动，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都很强，国内外高度关注。如何报道护航行动，不是简单的媒体行为，而是事关国家利益、军队形象的重大政治问题
因此在报道上，新闻单位必须认真贯彻中央精神，适时适度，重点在宣传护航行动对维护我国海上经济利益、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意义，宣传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促进世界经济平稳发展的坚强决心，宣传护航行动对巩固和发展我国与非洲国家的传统友谊作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少用“远洋作战”、“中国海军崛起”、“剿匪”等提法，淡化火药味，强化维护和平的意图，防止把我国护航行动渲染成国际舆论焦点。
国际新闻报道作为向中国读者介绍国外尤其是西方世界的窗口，一方面要尽力满足读者、观众对国际时事的强烈需求，把一切能体现人类共同文明成果，有益于中国三个文明建设的国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等情况提供给读者，丰富国人的文化生活，扩大国人的知识面，提高国人的思想水平；另一方面，在信息传播全球化、中国网民数量不断翻番、获取外来新闻的渠道越来越多的背景下，要牢牢把握国际新闻报道的主导权，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不给西方的文化侵略提供一点可乘之机，切实保障国家文化安全。
总体来说，当前国际新闻报道舆论导向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一些国际新闻报道政治敏感性不够强，时有站在西方立场说话的现象，客观上成了西方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传声筒。
国际新闻舆论导向一旦失控，其危害具有隐蔽性和深刻性。一是由于国际时事是发生在其他国家、地区的人和事，容易给人一种事不关己的假象。二是与国内新闻相比，对国际新闻报道的限制相对较少；报道涉及面更广，有不少报道潜藏着价值观、意识形态等事关国家文化安全的根本问题。
2、从报道所涉及的地区来看，美、欧、日等大国的比重过大，对拉美、非洲等第三世界的报道过小。
有道是“大国小事即新闻”，“小国大事才是新闻”。美、欧、日等大国实力雄厚，掌握着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的主要资源，其内政外交对国际局势影响巨大，其“出镜率”远高于第三世界国家符合新闻规律。但对第三世界报道的比例过低，客观上会使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拉美国家渐渐淡出公众视野，日益被边缘化，不利于构建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发展。与此同时，对欧、美、日诸强报道量过大，也会为强化当今诸强掌控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一旧格局提供舆论支持。中国作为最大、综合国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理应承担起积极为第三世界鼓与呼、为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尽力的责任。
三、如何把握国际新闻的舆论导向 首先，国际新闻编辑必须要对我国的各项国策有基本的了解，对外交政策要有较深入的了解。也就是说，国际新闻报道要以配合我国的总体外交战略目标，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服务为宗旨；要遵循我国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要贯彻我国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的原则；要强调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原则和立场，正确反映时代潮流和世界发展趋势，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只有这样，国际新闻报道才能在全球风云变幻的复杂情况下，对突发事件妥善把握，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
在国际报道中，国际新闻编辑不能被西方舆论牵着鼻子转，西热我热，西云亦云，跟在西方媒体屁股后面，炒“灾难”、炒“丑闻”、炒“民主”、炒“制裁”。
其次要有一定的政治理论素养。必须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判断、取舍，作出迅速和准确的处理，只有对党和政府的内外政策了然于胸，处理新闻稿和编排国际新闻时才能得心应手，不脱离党的宣传方针。
第三要熟悉世界历史和当代国际关系，对各国各地区的历史、地理、民族、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基本情况有所了解，对各大国之间关系的基本状况把握准确，对各类热点问题的来龙去脉有清楚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判断国际时事的是非曲直、轻重缓急。
第四要博览群书，尽量完善自身知识结构，掌握娴熟运用中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尽力避免因知识欠缺、误解词义等原因造成技术性的舆论导向失误。同时也应具备一定的外语水平，以备查找资料等不时之需。
第五，搞好国际报道要让国际报道与国内报道接轨．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服务。搞国际报道的同志不能只埋头研究国际问题，忽视舆论导向不正确的国际报道对政策所产生的消极作用。
国际新闻报道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始终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及时、公开、透明的原则，加强国际新闻报道。
参考书目：
《传媒天地》2006年第4期 《试论国际新闻报道的舆论导向》。
篇2：国际舆论
什么是舆论？前面已经介绍过关于它的定义。简单地说，舆论指的就是某一特定的群体中大多数成员针对他们所共同关心的事务进行公开的评价和议论。可以说，议论就是舆论的外在形式，也是舆论最常见的表达方式。但并不是所有的议论都是舆论，只有当议论具有一定的广度，即覆盖了一定的空间，作用于舆论的客体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并对客体产生一定的影响时，议论才形成舆论。
从议论到舆论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受社会环境、公众心理、舆论客体等多方面的影响，很难用一个固定的程式来概括它。但鉴于它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给舆论的形成过程梳理出个大致的轮廓。一般理解中，舆论的形成可以简单分为意见产生、意见整合以及获得影响力三个阶段。
首先，来看舆论形成的第一个阶段——问题、事件的出现引发议论，从而造成意见的产生。
一、意见的产生——问题、事件的出现引发议论
舆论的发生总是起因于社会上所发生的特殊事件，或超越、违反社会规范的特殊行为，并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正是人们对特殊事件和行为的关注，因而出现众说纷纭的现象，议论中可能还会夹杂种种情绪表现。
1、问题发生——社会矛盾的出现
舆论是对社会现实的意见，总是来源于我们生活的现实社会。但是，在日常生活中，那些我们已经熟悉的事情是很难以引起我们的注意的，从而也就难以形成舆论。比如太阳每天东升西落,中央一套每晚七点准时播放的《新闻联播》,人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因此也就没有引起议论进而形成舆论的可能性。舆论的形成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社会中矛盾的出现。当社会矛盾不能得到很快的解决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进而引发议论。
作为舆论客体的社会问题，主要有3个基本特点，即公共性、冲突与反常性以及现实性。所以问题的发生也就意味着值得社会关注的公共问题，通常是那些有争议的、不合常规的、现实的那些舆论问题。例如追星是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为了能看一眼自己所喜爱的明星，一些歌迷、影迷苦苦追寻他们的信息资源，这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不足以引发议论。然而，如果在追星过程中出现了反常现象，则会引发议论。
“杨丽娟事件”正是如此：甘肃女孩杨丽娟，从16岁就开始疯狂地迷恋刘德华，看遍了刘德华所有的影片，唱遍了刘德华所有的歌曲，而且还日日夜夜背诵影迷和歌迷组织的《华仔颂》，最后辍学开始疯狂追星。杨丽娟的父母劝阻无效后，家境并不富裕的他们却筹钱供女儿多次赴港及赴京。
为了能和刘德华见上一面,在2007年3月，杨丽娟一家三口借了1.1万元来到香港参加由刘德华参与的一场聚会，终于见到了在多人陪同之下的刘德华。但他的父亲为了达成女儿和刘德华单独见面的心愿，结果跳江自杀。此时这一追星事件就受到了分外地关注。
通过这个事件可以发现，舆论问题的发生是社会现实不断发展变化的结果，是现实问题和当前的制度文明、观念文明形成矛盾冲突，必须寻求更加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时就需要用舆论的力量来吸引社会的注意力，以便引起社会的关注并解决这个问题，从而进一步来提升现有的制度文明、观念文明在解释和处理这方面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是舆论问题发生的一个基础性原因。
（任何社会问题的发现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也决定了舆论问题产生和存在的形式不是单一的,而是要经历从“潜问题”到“显问题”的两种存在状态。）
2、意见领袖的发现——从“潜问题”到“显问题”
“潜问题”是指虽然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社会现象和行为已经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但是这种威胁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此时，问题以隐性的方式存在，这是问题的潜伏期。“显问题”则是指“潜问题”积累到了一定阶段，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的某种威胁已经通过相关事件集中体现出来，这时，作为舆论客体的事件、问题就产生了。
杨丽娟事件属于个别现象，因她而引起热议的青少年追星、家庭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问题本来就存在，却没有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而杨丽娟将这些问题集中于一身，并造成了家庭悲剧性后果，才使得这种状态由“潜问题”演变为“显问题”。
再比如“野蛮拆迁问题”,拆迁条例的实施在早期就存在着公权和私权之间的冲突,也就是商家和个人都想获得更多的利益，但相关关注热点还未形成。直到发生了一些拆迁户用自焚的方式抗拒“暴力拆迁”的事件发生后, 这一“潜问题”才演变为“显问题”，随即引发了公众对拆迁的深刻反思。
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在问题和事件发生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在同一时间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产生,开始总是个别人发现了这些现象,然后根据自身的判断把消息告诉周围的人。
例如老师告诉学习委员说今天的课不上了,开始只有学习委员知道这件事情,而班里的其他同学则不知道,学习委员根据自己的判断把这件事情再告诉班里的其他同学。同学们知道后则会讨论为什么老师会不上课等问题。
也就是说，问题和事件起初是由个别人发现的，个别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对于从“潜问题”到“显问题”演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通常要具备这样几个特征，即消息灵通、分析能力强，此外还要具有人格魅力，拥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和向心力。
（问题和事件的发生并不能直接引发人们的议论，首先它要引起舆论主体的注意。舆论有一个从“注意中心”到“议论中心”的发展过程，从而引起意见的发生。）
3、意见的发生——从“注意中心”到“议论中心”
“注意中心”和“议论中心”的形成，分为突发式和渐进式两种形式。突发式一般由突发性事件引起，在短时间内便可在一定范围内使社会公众关注，人们打探各种消息引发议论。如突然发生的车祸、森林火灾等。渐进式则是一开始只有少数人注意，后来逐渐成为众人议论的话题。如载人航天飞船升空,开始只有内部工作人员和相关专家、领导人知道这一事件,大多数人都是等到航天飞船发射时,才知道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注意中心”和“议论中心”的形成，还可以分为自发式和启发式。一般的民间舆论，由“注意中心”到“议论中心”大多是自发形成的。如奥运会期间,人们自觉地观看奥运比赛,然后进行讨论,而不受任何强迫；再比如刚刚举行的衡水湖国际马拉松比赛等等；但是有时候，为了某种需要，政权机构、决策机构、舆论领袖和传播媒介会启发和引导一定的议题，从而形成“注意中心”和“议论中心”。这也是当代社会常见的一种舆论手段。
再回顾一下刚刚提到的“杨丽娟事件”： 杨丽娟的父亲死时留下了一封遗书，他在遗书中称，女儿参加歌迷聚会见到了偶像，但刘德华对女儿“和许多人一样”，没有与她单独会面及给予签名，“这不公平”。他的遗愿是：“你应该见杨丽娟，为她签个名，救救她，除了你，她已隔绝了这个世界，只有你，才是她心灵的呼唤。”此事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在互联网上更是火爆,甚至有人在新浪博客上专门为杨丽娟建了个人空间。一时间,杨丽娟成了社会议论的中心。
其实这个事件值得全社会反省，每个人都是有梦想、有追求的。作为年轻的一代，追星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偶像只能作为一种前进的动力，没必要这么疯狂的追逐一样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努力地去充实自己、完美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没有真正的政治和社会信仰却盲目的信仰这些，这是价值观念、信仰观念的一种错位，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应当加以关注。
客观社会的问题和事件发生了，并且公众在主观上也和这种问题、事件产生了矛盾，这时候注意和议论便开始了，舆论进入了它的最初形式——意见产生了。
（当特定的事件或问题引发讨论后，个人最先介入到这一过程当中。个人意见起初是分散的，彼此没有或很少发生交流，但其中蕴含着能够形成舆论的相同性意见。这时，就进入了舆论形成的第二个阶段——意见整合阶段。）
二、意见的整合——意见在社会群体的互动中趋同
意见整合阶段，即是意见的社会交融阶段，是指个人意见通过公开表达与其他个体意见相互交流、碰撞和修正，从而使得多样化的个人意见整合为大体一致的意见的过程。
个人意见产生后，人们相互交流、讨论和发表不同的意见，从而形成一个“舆论场”或“舆论圈”。在这个意见场中，意见会呈现出一种流动状态，即个体在表达自己意见的同时，也会根据他人的意见来修正自己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在相互的碰撞中也相互补充融合，这样就形成了同类意见的合流，合流的力量也就使得被多数人认同的意见在众多的个人意见中凸显出来。
1、意见的互动与趋同
个人意见的空间扩散是通过沟通、交流实现的。在交流中人们之间不断克服差异性，形成舆论产生的意识源头。当一种意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沟通就在若干人中间进行，也就出现了社会讨论。这种讨论最初是随意的、缺乏社会组织的，因此形成无数个议论圈。“议论圈是指少至几个人多至十几个人聚合在一起相互交谈取得初步一致意见的沟通状态。”它是自发形成的，是舆论传播的最小单位，也是社会舆论的最基本形式。
如“华南虎照片事件”中，正是个别网民们首先对周正龙所拍摄的华南虎照片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才引发了众多网民对这一事件的积极关注与参与。网民们不仅在自由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观点，而且还相互辩论，不少网民还以理性和求真的态度，积极寻找有力的证据，最终各种意见交汇聚合成了两个主要的意见群体——正方“挺虎派”和反方“打虎派”。也正是在网民的不断推动下，网易公司将其挖掘到的全套清晰“华南虎”数码照片公布于众，并且暗示拍摄这些照片者可能并非是周正龙本人，事实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由此可见自发的网络舆论也可以成为一种巨大力量。
议论圈的形成有一定心理机制，一旦形成就开始相互对峙。在正常的外部环境中，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见既相互对立、排斥又相互补充、渗透，各议论圈所持有的意见不断进行争议、妥协，不断地求同存异，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意见的互动又有意见的整合。
就意见互动而言，这是一个以个体或局部利益为基础的意见争论、交流的过程；就意见整合而言，则是一个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求同过程。
以关于“三峡工程建设”的舆论为例：三峡工程自论证开始,无论是在专家学者当中还是在普通民众中就一直存在支持与反对两种不同的意见。在1992年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三峡工程议案以1767票通过,同时有177票反对,664票弃权。正是众多反对者的意见成为三峡建设的“金玉良言”,让三峡工程的施工建设更注重科学论证、更加完善。起初,支持者与反对者就是站在不同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形成不同意见,并相互争论,这就是意见交流与互动的过程。而反对者提出的种种难题,被支持者详加考虑,成为后来三峡建设中攻坚的主要目标。当问题被克服,反对者的声音也就逐渐消失了。这体现了意见相互渗透、补充达到趋同的过程。
因而，意见整合阶段所呈现出的舆论并不是个人意见的简单叠加，它是多样化的个体信念、意见、态度和情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趋于基本一致的过程，最终形成的公意是在个体意见互相争辩、说服、劝诱、认同基础上达成的一种公众集合意识。
（当然，在意见互动与整合过程中，舆论领袖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2、舆论领袖的作用
舆论领袖是指群体中比同伴有更多机会接触媒介和消息源并且热衷于传播消息和表达意见的人或某一方面的专家。但是这个概念是相对的，许多人在不同时候或不同关系中都有可能充当某个舆论客体的“舆论领袖”。公众意见由议论圈向更大的意见群演变的过程就得益于舆论领袖对公众的感召力。
舆论领袖对群体意见的影响，可以归结为3个方面：集中群众的智慧，消除各个议论圈的差异或将差异最小化；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独到的分析能力分析评价社会问题；最后进行表达，纠正公众中某些错误的观念。
舆论领袖对舆论形成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究竟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充当舆论领袖呢？作为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言人，舆论领袖一般具有如下特点：
⑴在他居于领袖地位的领域中被公认为见多识广，并且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
⑵比一般受众更多地接触各种信息来源，更多地接触群体之外的社会环境中的有关部分；
⑶在某一领域内，扮演着作为群体其他成员的信息来源和领导者的角色，具有较高的人格魅力或社会威望。
在意见互动与整合的阶段里，人们在舆论领袖的带领下，意见在一定群体范围内开始趋同。当然在许多情况下，公众意见并不能达到完全统一，真正的舆论可以但又未必一定使各个议论圈统一在共同认识之下。在不同意见求同的过程中，各个意见群不断吸收社会成员加入，使意见认同者的数量不断增多。小的意见群在互动整合过程中逐渐组合成大的意见群，形成几个比较大的意见群落，它的极端就是形成两大对立的意见群。
（此外，个人的意见、群体的意见在互动、整合、汇集的过程中，还会受到各权力组织及其领导人和大众传媒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形成更大范围的舆论。下面，来学习最后一个阶段——舆论的形成。）
三、舆论的形成——权力组织及大众传媒的介入，使其获得影响力 这个阶段也被认为是获得权威的阶段，是指经过意见整合后所形成的舆论，会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无形力量，影响公共事务的发展，从而显示出舆论的社会影响力。获得影响力，也是舆论最后形成的标志。
在中国，党和政府具有政治权威性，大众传媒也相应地带有一定的政治性质。党和政府对舆论形成的影响，在政治领域保持强大优势，是这个领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大众传媒往往起着中介作用。这种强大的作用是其他社会团体都无法比拟的，一旦出现偏差，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就某一舆论客体发表意见，往往可以迅速通过各级组织传达、贯彻下去。与此同时，大众传媒则开始履行其政治职责，集中版面或时段进行宣传，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从而影响各种个人和群体。这种舆论作用之强大，甚至可以在一个时期内让公众的话语也会发生变化。
例如：曾经出现过的全国同讲政治流行语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强调要实事求是，不千篇一律）和20世纪90年代的“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要实现中国的高速发展，就要解放思想）等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党和政府对舆论形成的影响，在政治领域依然保持着强大的优势。但在经济、文化等其他领域，特别是在生活领域，大众传媒则更多地承担起了影响作用。这些领域的舆论导向正确与否，大众传媒往往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举例：2005年2月4日清华博士生董秀海卷入一场乡村流血冲突事件,董秀海家与邻居马开亮家因建房纠纷引发斗殴,导致马开亮死亡。事发后,众多媒体报道的标题都异常醒目——“清华博士涉嫌杀人”。但随后,“涉嫌”两字很快被忽略,“博士杀人”的字眼频见于媒体。某知名门户网站甚至特别制作了名为“清华博士棒杀乡亲”的专题。一时间,此案轰动全国,甚至引发了关于“大学人文教育为何缺失”的讨论。然而, 2007年3月5日,浙江省丽水市检察院对董秀海一份不起诉决定书的发出,使当初那些沸沸扬扬的讨论,顿时显得甚为尴尬。纵观董秀海事件的始末,因为清华博士生的身份，使得他卷入的这场乡村流血冲突事件备受关注。一些媒体为了追求轰动,甚至不惜违背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最终导致大众传媒没有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可以看出，在舆论形成的一般过程中，权力机构与大众媒介对舆论的形成具有强大的作用。
但事实上，不同舆论在其形成过程中不一定都要经过上面几个阶段。例如： ⑴一些小范围的舆论自始至终都处于较小的范围，不仅不需要形成一致的意见，而且也不需要或不会出现领袖人物去关注；
⑵有些宏观舆论的问题，相当部分的公众也许根本不是它的主体，也就谈不上群体中的心理互动；
⑶而对于一些重大问题，舆论领袖可能并不急于发表意见，在这之前，就可能形成舆论，尽管可能是质量并不高的舆论；
⑷还有一些舆论是直接通过党政领导人的言论和大众传媒引发的，也有些是与公众利益有关的舆论，可能会由外部信息刺激直接形成等等。
此外，还有更多其他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影响着舆论的形成。文化和道德传统对舆论形成的制约就是其中之一，并且这种制约作用贯穿舆论形成的全过程。绝大多数的舆论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圈、民族圈和宗教圈的范围内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与道德传统的印记。卢梭认为“所谓舆论，就是社会成员不自觉的道德状态”，李普曼也提出了“舆论基本上就是对一些事实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些看法”。他们的话语都具有一定的道理。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感受到，舆论对社会现象的评价多数都不是从法律层面上展开的，而是从道德意义上，如从善恶、美丑、是非等层面展开。道德作为文化传统中最稳定的因素，要求我们在探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不能够忽视这一因素。
舆论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是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有些时候，舆论的表现十分新潮，但是它的深层内涵却非常陈旧。传统文化和道德对舆论的影响是深远的，传统的舆论主体和新潮的舆论主体有时是相同的。道德成见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只是这种变化非常的缓慢，即使在当代，观念上的变化也需要经历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篇3：国际舆论
一、国际舆论风险的风险因素
风险因素是指促使风险形成, 诱发风险发生, 增强或扩大风险后果的潜在原因和主、客观条件。国际舆论风险是由某种社会事件被国际舆论聚焦所引发、形成并发展的。仔细分析这一过程, 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点:
第一, 某种社会事件是国际舆论的舆论对象, 是促使国际舆论风险开始形成的起点因素, 我们称之为国际舆论风险的实质因素。
第二, 国际舆论对该种社会事件加以聚焦, 一定是基于特定国际环境和国际舆论主体主观选择, 它们是诱发国际舆论风险发生的环境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及主观因素。
第三, 国际舆论的演化与发展更是影响国际舆论风险的重要因素, 我们称之为国际舆论因素。
据此, 可以将国际舆论风险的风险因素划分为实质因素、环境因素、社会心理因素、主观因素和舆论因素五大类。
1. 实质风险因素
实质因素是直接导致风险发生的客观自然原因。如风干物燥是引发火灾的实质因素, 细菌病毒是诱发疾病的实质因素, 医生开处方时字迹潦草是引发医疗风险的实质因素。
国际舆论风险的实质因素是指招致国际舆论聚焦, 诱发舆论风险开始形成的某种社会事件或社会风险, 也称之为客观风险源。如2008年发生的中日所谓“有毒”水饺事件中, 几名日本人因吃了中国出口日本冷冻饺子后中毒住院、三鹿奶粉事件中, 婴幼儿奶粉导致众多儿童患肾结石是引发食品安全国际舆论风险的实质因素。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太湖蓝藻事件是引发环境问题国际舆论风险的实质因素。
客观风险源是国际舆论风险的主要根源和生发起点。
2. 环境风险因素
环境因素涉及面较广, 主要是指从宏观方面对风险的发生有着间接影响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自然环境和媒介环境等。如中国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 内需不振则是经济风险的宏观环境因素。
国际舆论风险的环境因素主要是指在国际社会的层面上对引发国际舆论风险产生间接影响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国际政治及国际关系环境因素、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因素、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因素、不同的历史传统因素、国际传播秩序与国际舆论环境因素等。如缺少强大的对外传播平台, 在国际上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不占有国际传播话语权, 是引发国际舆论风险的基本舆论环境因素之一。
环境因素是国际舆论风险发展与演化的重要支撑因素。
3. 心理风险因素
心理风险因素指由于疏忽、无意或解读社会的自动化思维等客观心理原因导致行为上的过失, 从而引发风险的因素。例如人的社会认知中总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自认为某一类事绝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从而降低了自己的防卫性, 是引发伤害风险的重要心理因素。
国际舆论风险的心理风险因素是指因种族偏见、刻板成见、文化归因、从众心理、风俗习惯或宗教情感等社会心理原因导致国际舆论负向或扭曲发展, 从而引发舆论风险的因素。国际舆论风险的心理因素是客观的, 非主观的,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引发国际舆论风险的主要隐形推手之一。
例如对“中国制造”的不信任一直是国际社会尤其西方社会对华舆论的重要社会心理, 这种心理是引发“舆论壁垒”等国际舆论风险的重要因素。
4. 道德风险因素
道德风险因素, 也称为主观风险因素, 是指故意行为或者不作为是引发风险的因素。比如造假是产品质量风险的道德风险因素, 做假账是财务风险的道德风险因素, 故意超速是引发交通事故风险的主观因素。
国际舆论风险的主观 (道德) 风险因素是指国际舆论主体从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出发, 利用其在国际传播中的优势地位, 主导国际话语权, 有意为之而诱发国际舆论风险的因素。
例如:在2008年西藏发生“3·14”打砸抢烧事件之后, 德国电视台利用“尼泊尔警察对暴徒进行镇压”的画面进行歪曲报道, 实为移花接木, 制造谣言, 有意为之, 是丑化我国国家形象的国际舆论风险的道德因素。日本舆论借中日毒饺子事件故意抹黑中国, 将一起孤立的个案炒做成对全部“中国制造”的怀疑和恐慌, 同样是有着主观动机, 是饺子事件国际舆论风险的道德因素。
5. 国际舆论因素
一般情况下, 社会事件具有引发舆论聚焦的潜质, 或已经处于舆论的“聚光灯”下, 才会引发舆论风险。因经, 但对舆论风险来说, 舆论因素则是至关重要的风险因素。
国际舆论风险的舆论因素主要包括舆论聚焦、舆论偏见、舆论逼视、舆论绑架、舆论误导、舆论塑造、舆论恐慌等舆论存在的负面或扭曲状态。比如2009年中国处决英国毒犯阿克毛, 英国政府动用媒体等对我国施加舆论压力, 即是引发国际舆论风险的舆论因素。
二、国际舆论风险的表现
通常情况下, 事物的发展都会经历发生、发展、高潮和落幕这样一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国际舆论风险同样如此, 也有着一个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发展过程。根据其风险因素不断地变动组合, 我们将国际舆论风险的发展过程划分为萌芽、形成、积聚和扩散四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生成机制。
1. 萌芽表现:青蛙效应
国际舆论风险萌芽阶段是指它的风险因素生成、积聚、组合等的变动过程。
国际舆论风险作为一种次生风险, 它的形成不是凭空而生的, 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一定是基于某种实质因素的产生为前提的。这种实质因素既可能是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和社会风险等“硬”风险的逐渐积聚, 也可以是以公共事件、突发事件为代表的社会危机, 或者其它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这两个方面实为国际舆论风险的诱发因素。
国际舆论风险的萌芽过程表现为青蛙效应。所谓青蛙效应是说“当把一只青蛙放在一盆温水里并逐渐加热时, 由于青蛙已慢慢适应了那惬意的水温, 所以当温度已升高到一定程度时, 青蛙便再也没有力量跃出水面了。于是, 青蛙便在舒适之中被烫死了。”这一效应非常典型地说明, 国际舆论风险的风险因素萌芽是一个缓慢的、隐匿的、渐变累积的过程, 而且这一过程往往不易引起有关方面的警觉, 而就在这一过程中, 硬风险积聚, 危机事件发生, 风险因素不断生成, 不断地变动组合, 国际舆论潜在的关注度处于上升阶段, 聚光灯效应开始显现, 国际舆论风险初现端倪。
2. 形成表现:探照灯效应
国际舆论风险形成阶段是指国际舆论作为最重要的风险因素成为构建风险的主导力量, 并且各种风险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逐渐形成具有整体性的实在风险的过程。在此阶段, 实质因素的风险积聚已达到一定的“阈值”, 在有限范围内对突发事件或危机事件的控制与治理已经失败, 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与聚焦, 国际舆论“探照灯”效应开始发酵, 国际舆论风险开始形成。
“探照灯效应”是李普曼关于媒介和舆论的一个著名隐喻。在李普曼看来, 媒介和舆论“就像探照灯一样, 不停地照来照去, 把一件又一件事从黑暗处带到人们的视域内”, 灯照到哪里, 人们就关注到哪里。
舆论所独具的“探照灯效应”对国际舆论风险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际舆论是“聚光灯”, 它在较短时间内将社会风险或社会事件推到国际社会面前, 一时间形成众多国际媒体和国际公众主导下的舆论风暴。在这样的舆论旋涡中, 社会风险也好, 危机事件也罢, 原本冰山一角似的诱发事件被无限放大, 整个事件过程以至牵扯到的方方面面, 一举一动, 任何细节都被舆论公众所“凝视”。当事的个人、组织、政府或国家内部的任何点滴失误都可能被拉到全球舞台上无限量地放大, 倘若有些国际舆论主体刻意的渲染、歪曲或强词夺理, 当事方则会备感一种无形的舆论压力。
在这样一个社会风险或社会事件国际舆论化的过程中, 国际舆论风险得以形成。
3. 积聚表现:破窗效应
国际舆论风险积聚阶段是指国际舆论持续异化及其所引发的舆论风险不断累积和风险后果发生的可能性不断攀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国际舆论的异化过程与舆论风险的累积过程是相互纠结, 互为因果的, 我们可以用“破窗效应”来描述国际舆论风险的这一阶段。
“破窗效应”理论认为, 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 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 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对于国际舆论风险来说, 这些所谓“破窗户”意指国际舆论的某种意见, 这种意见无论是出于何种意图, 对于舆论当事方来说, 都具有冲击性和指摘性, 都是蕴含着某种风险的“破窗”。这些舆论意见的“破窗”虽然表面上看来是个别的、轻微的或有些偏颇的, 但却有着强烈的暗示性意味, 其所传递着的舆论意向会导致更多的国际舆论主体发表趋同的舆论意见, 从而“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如此下去, 国际舆论会持续高涨, 出现舆论偏见、舆论逼视、舆论塑造、舆论审判及至舆论恐慌等异化反应。这些异化反过来, 会促使某种社会事件的国际舆论风险进一步发酵和积聚, 变得更加难以应对, 难于治理。
4. 扩散表现:蝴蝶效应
国际舆论风险的溢出扩散阶段, 是指由某种事件引发的国际舆论风险, 不仅会给事件的直接当事者带来风险, 而且不断地溢出扩散, 给除直接当事者之外的人、组织、社会、政府或国家带来各种难以预测的风险或影响。笔者认为, 国际舆论风险的扩散机制与“蝴蝶效应”有极大的相似性。
“蝴蝶效应”由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1963年提出,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 偶尔煽动几下翅膀, 可能在两周后在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洛伦兹把这种现象形象地称之为“蝴蝶效应”, 其引申意思即是指事物发展的结果, 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 即便初始条件有十分微小的变动, 经过不断放大等连锁反应, 最终会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发生。
蝴蝶效应所展现的非线性、非逻辑性及高风险性特征, 恰恰与国际舆论风险的溢出扩散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结论
国际舆论风险因其风险因素的不断变动组合, 形成了复杂的生成机制。从其萌芽、形成、积聚至扩散的生命周期基本遵循了青蛙效应、探照灯效应、破窗效应和蝴蝶效应的内在生成机制和表现形式。■
参考文献
[1].阿伦森.社会心理学 (第五版·中文第二版) [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7.
[2].韦斯特和特纳.传播学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3].张乐, 童星.加强与衰减:风险的社会放大机制探析—以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为例[J].人文杂志, 2008, (5) .
[4].张海波.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J].江海学刊, 2006, (2) .
篇4：国际舆论谴责欧美设限行为
新加坡《联合早报》：
5月21日发表社论称美国“采取单方面措施”，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美国和欧盟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也享受着“自由贸易”的好处。令人不解的是，当感到自己“吃亏”时，美欧却持续以贸易制裁相威胁。美国忘记了所作出的承诺，对“公平自由贸易”原则采取了双重标准。这会削弱人们对“公平自由贸易”原则的信心。
法新社：
华盛顿扩大对中国纺织品进口设限范围，“中国制造”遭遇美欧保护主义。
德新社：
美欧多年来一直向中国讲自由贸易精神和进行痛苦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但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自己经不住全球化的考验。现在轮到中国来宣讲自由贸易的理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
在纺织品出口问题上，最糟糕的情况是一方认为他掌握了所有的主动，另一方只能俯首称臣。试图用贸易限制来纠正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做法是一个重大错误。
美国纺织品进口商会执行总裁劳拉·琼斯：
这些限制进口中国产品的措施对保护美国纺織业没有任何帮助。
美国商会会长多诺霍：
篇5：国际舆论
舆论引导工作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指出：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进行深入研究，拿出切实措施，取得新的成效。我们要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舆论引导工作的重要性，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有效的措施，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舆论引导工作的任务更加艰巨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我们党的舆论引导工作既面临着许多机遇和有利条件,也遇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必须深入研究，加以解决。
社会思想意识的多元、多样、多变，需要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在思想认识、道德选择、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独立性、多样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也有所滋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深入人心，但否定改革开放的噪音、杂音也时有出现。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情况和新特点，要求我们不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社会热点层出不穷，需要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去年发生的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汶川特大地震、问题奶粉等一系列突发事件，给舆论引导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我国经济运行困难增加，必然对人们的思想、心理、情绪产生影响。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更加凸显。热点、难点问题层出不穷，突发事件时有发生，舆论引导的难度进一步加大，迫切需要我们从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入手，主动回应人
民群众的关切，有效化解人民群众的疑虑，把群众情绪引入健康、理性的轨道，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信息化技术突飞猛进，新兴媒体迅速崛起，需要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以数字化、网络化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带来了新的文化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互联网等新兴媒体逐渐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和意识形态较量的重要战场。手机、网络等技术平台，具有自主性、隐蔽性、互动性、开放性、多元性和传播快、覆盖广、影响大等特点，敏感的社会问题一旦在网上出现，便能迅速形成舆论焦点，引发社会关注，影响社会稳定，这就使舆论引导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大大增加。我们必须从占领文化传播制高点和掌握信息化条件下宣传思想工作主导权的高度，把提高网络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加大引导力度、提高引导水平，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
围绕大局，切实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面对复杂的形势，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是当前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要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改革创新，服务人民”的要求，深入研究舆论引导工作的内在规律和面对的外部环境，不断提高舆论引导水平。
围绕工作大局，形成舆论引导强势。大局，就是党和国家工作的主要方面。宣传工作只有始终树立大局观念，才能牢牢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实践已经证明，组织重大主题宣传报道，是形成强有力的主流舆论态势和社会氛围，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唱响主旋律的有效手段。党的十七大以来，天津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为主线，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工作大局，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把思想认识行动高度统一到党的十七大精神上来。围绕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市委的中心工作，大力宣传天津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工作思路，大力宣传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最新进展，大力宣传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建设家乡的精神状态，形成了强大声势，振奋了全市人民的精神。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根据当前经济形势，结合市情实际确立了“保增长、渡难关、上水平”的目标任务。全市宣传思想战线坚持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为这
个大局服务的重要意义，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工作新思路、新举措，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思想引导、宣传鼓劲、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全市上下形成了积极应对危机，扎实做好工作的浓厚氛围。
切实增强主流媒体影响力。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新闻工作的灵魂和生命。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主流媒体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平台，是传达人民心声、体现人民意愿的重要渠道，对社会主流舆论的形成和传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只有牢牢掌握主流媒体，才能切实把话语权掌握在手中；只有不断增强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才能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有效提高舆论引导的主动性。近年来，我们坚持把发展主流媒体作为战略重点，加大支持力度，不断扩大主流媒体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保证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格局中的主导地位，让主流媒体在重大宣传战役、重大新闻报道中“唱主角”，成为“主流舆论场”的关键角色；着力提高主流媒体的权威性，最大限度地压缩噪音、杂音的传播空间。
善于发挥新兴媒体优势和作用。我们已进入网络化、数字化时代。互联网、手机的广泛普及，带来了传播方式的革命性飞跃，深刻影响了社会舆论的形成机制、传播方式。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具有开放性、即时性、互动性等特点，已经成为覆盖广泛、快捷高效、影响巨大、发展势头强劲的大众传媒方式，必须高度重视，加强管理，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为我所用。今年天津开展了全市网络发展状况调研，着手制定网络文化发展规划；积极做大做强北方网等重点新闻网站，实现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对接互动；组织网上看天津、看滨海活动，举办“魅力天津”优秀网络文化作品大赛，进行网站信息评议和信誉公示等。同时，我们还加强对新兴媒体的应用和管理，依托主流媒体打造主流网络媒体，积极参与手机新闻、车载电视等新媒体建设，加强管理，净化传播环境，确保新兴媒体成为舆论引导的新阵地，绝不给有害和错误信息提供传播渠道。
进一步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舆论引导应急工作机制，赢得话语权。坚持正确导向、有序开放、有效管理，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地发布权威信息，及时主动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有效化解人民群众的思想疑虑，是增强引导力、掌握主动权、赢得话语权的重要原则。从这一原则出发，天津积极建立完善各项制度和机制，对舆论引导工作实行全过程的管理，制定下发《天津市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
道应急实施方案》，完善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应急机制，坚持第一时间发布权威消息，有效化解负面影响，使正面的声音先声夺人，使党和政府的声音始终占据舆论制高点；精心把握新闻舆论的宏观调控，确保新闻宣传引导有力、平稳有序；坚持做好新闻阅评和审读工作，建立群众来信来电处理单制度，健全舆情分析研判机制。特别是在北京奥运会、天津达沃斯论坛等重大宣传战役和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等专项工作中，各部门上下联动，准确研判，快速反应，及时引导，营造了良好的网上舆论氛围，确保了网络信息安全。
建设多层次宣传队伍，形成全方位舆论引导格局。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宣传队伍，是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根本。近年来，天津围绕能力建设采取多种措施，着力打造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宣传队伍：加大培训力度，着力培养“学习型”干部队伍；重视高技能新闻人才队伍建设，着力培养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专家型”记者；建立激励机制，引导新闻采编人员转变作风、改进文风，自觉践行“三深入”，始终做到“三贴近”，采写更多的受众喜闻乐见的精品佳作；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作用，建立政策讲解员、文明监督员、学习辅导员、民情通讯员等基层宣讲队伍，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
坚持正确导向，为科学发展营造浓厚氛围
坚持舆论先行，用积极有效的舆论引导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是我们根本的政治责任，也是我们重要的工作经验。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不动摇。新闻舆论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具有重大影响。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第一位的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性原则，就是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来认识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的重要性，坚持党管媒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确保新闻媒体准确传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要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坚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为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就是要站在积极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局面，确保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高度，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事关政治方向、政治原则的问题上保持清醒头脑，在重大问题、敏感问题、热点问题上把好关、把好度。
深入研究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趋势，提高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由于数字化技术、多媒体和互联网等信息传播技术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更新换代，以及媒体多样性、信息广泛性和受众选择性的不断增强，大众传播出现了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发展新趋势。传播方式的日趋多样，无疑给人们了解信息、学习知识、拓宽视野、丰富精神生活提供了极大方便，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些新的传播方式具有“点对群”、“群对群”的特点，显示出较强的群际传播和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给我们进一步壮大主流舆论提出了新课题。我们应在加强对受众群体和媒体功能定位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适应新闻传播规律和社会舆论格局的新变化，与时俱进，改革创新，针对不同层次受众群体的信息需求，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机、节奏、力度，在报道新闻事实中体现正确导向，在同群众交流互动中促进共识的形成。
篇6：国际舆论
论监督的关系
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是新闻作用中两个不同的概念，辨清它们之间的共性和个性能更有利于我们正确掌握和运用舆论监督的职能。
舆论引导是指媒体运用发表的新闻事实及言论，影响改变公众的思想行为，从而达到促使他们朝媒体所期望的方向进行自我调整的目的。舆论引导是我国媒体的基本任务之一。
舆论监督，一般是指公众通过媒体，对某一错误事件（行为）进行批评，以达到公正的处理和得到改正的目的。
两者在新闻真实性方面有着颇为严格的相同之处；对舆情的调查、分析是舆论引导的起点，也是舆论监督的起点；媒体进行舆论引导，必须善待作为引导对象的媒体受众（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的身份，尊重其知情权等民主权利，实施舆论监督，则必须善待作为监督行为的主体的受众（人民群众）；两者在体现党的意志方面有着一致性。这一点在2009年中沸沸扬扬的大事——三鹿奶粉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2008年6月28日，位于兰州市的解放军第一医院收治了首例患“肾结石”病症的婴幼儿，据家长们反映，孩子从出生起就一直食用河北石家庄三鹿集团所产的三鹿婴幼儿奶粉。7月中旬，甘肃省卫生厅接到医院婴儿泌尿结石病例报告后，随即展开了调查，并报告卫生部。随后短短两个多月，该医院收治的患婴人数就迅速扩大到14名。
随后各地相继出现相应症状的患婴，这件事在引起卫生部高度重视的同时也使得许多主流媒体开始进行披露和报道。
9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对严肃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作出部署，立即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并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9月13日，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重大安全事故情况发布会上指出，“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事故是一起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三鹿牌部分批次奶粉中含有的三聚氰胺，是不法分子为增加原料奶或奶粉的蛋白含量而人为加入的。
9月14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带领有关司局领导及专家飞抵兰州，针对我省有关三鹿奶粉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展开专题调研。
9月15日，甘肃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称，甘谷、临洮两名婴幼儿死亡，确认与三鹿奶粉有关。
在媒体舆论监督作用的合理发挥下，广大人民群众也对三鹿奶粉事件有了全面正确的认识，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在极大程度上尊重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同时使具有监督权利的人民群众在此事件中的权利得到合理发挥，随着三鹿奶粉事件的发展，人民群众也在不断的了解到更进一步的信息，媒体正确的做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职责。
在三鹿事件的尾声阶段，新闻媒体一方面在继续履行着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新闻媒体更发挥了舆论引导作用，在事件过程中，新闻媒体至始至终都把人民群众放在一个国家主人的位置，在事件处理中，不仅仅对于那些违反犯罪的生产销售商予以法律上的制裁，对于那些受害家属，新闻舆论发挥了其引导的作用。
在新闻舆论引导的作用下，社会方方面面在帮助受害者家属拿回其应有的补偿，2008年12月25日，记者收到三鹿奶粉事件受害者援助律师声明：“我们呼吁，应当立即接受我们已经提起的受害者损害赔偿诉讼程序，并最终在政府的统筹主导下，建立全国性的奶粉受害者赔偿援助公募基金，逐步解决本次奶粉受害者赔偿及善后事宜。”
据该律师团律师介绍，24日，在媒体报道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获得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申请民事裁定书，正在启动破产清算程序后，该律师团再次呼吁维护广大奶粉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上述律师说：“考虑到广大婴幼儿受害者的长久善后及复杂漫长的赔偿程序，结合三鹿集团强大的产能和市场渠道优势等重组再造潜力，我们反对以破产清算消灭赔偿义务主体的方式对三鹿集团进行重组，而应保留赔偿义务主体以股权收购的方式对三鹿集团进行重组。”
在媒体倡议引导下，国家对《食品安全法》也进行了重新的修订，将三聚氰胺纳入了严禁向食品里添加的化学工业品。
一系列的行动是新闻媒体履行监督作业在曝光抨击三鹿奶粉的同时，也利用其舆论引导的作用将奶粉事件合理处理，不仅仅惩治了违法犯罪的行为，更重要的是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将人民群众始终放在国家主人的位置，规范了奶粉市场的行为，构建了一个更加完善的市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