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 如何写作 英文（精选6篇）
篇1：施一公 如何写作 英文
施一公：如何提高英文的科研写作能力
文章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0-08-12 【字号： 小中大 】
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是科研工作者与同行交流、取得国际影响的必经之路。有些国内的科学家实验做得很漂亮，但常常苦恼于论文写作力不从心，成为国际交流的一大障碍。本文从笔者的亲身体验出发，给博士生、博士后以及年轻的PI（课题组长）提供一个借鉴。
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都知道，那时我的英语不算好（英语四级考试仅为“良”），写作尤其糟糕。初到美国之时，对英文环境适应得很差，读一篇《生物化学杂志》（JBC）的文章要五六个小时，还常常不理解其中一些关键词句的意思，压力极大。
很幸运，1991年4月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时遇到了学兄和启蒙老师John Desjarlais。听了我的苦恼后，John告诉我，“每天花45分钟读《华盛顿邮报》，两年后你的写作能力会得心应手”。这条建议正合我意。
我原本就对新闻感兴趣。于是，我每天上午安排完第一批实验后，都会在10点左右花一个小时阅读《华盛顿邮报》，主要看A版（新闻版）。刚开始，我一个小时只能读两三个短消息或一个长篇报道，中间还不得不经常查字典看生词。但不知不觉间，我的阅读能力明显提高。1992年老布什与克林顿竞选总统，我跟踪新闻，常常一个小时能读上几个版面的消息或四五个长篇报道，有时还把刚看到的新闻绘声绘色地讲给师兄师姐听。
阅读直接提升了我的英文写作能力。看完一些新闻后，我常常产生动笔写自己感想的冲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游泳队取得了四金五银的好成绩，美国主要媒体纷纷指责这是中国运动员服用违禁药物，但没有任何检测的证据，完全凭美国运动员的感觉。此事让我很气愤，我生平第一次给《华盛顿邮报》和《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各写了一封信，评论报道的不公平。没想到两天后，《巴尔的摩太阳报》居然原封不动地把我的信刊登在《读者来信》栏目。同事祝贺，我也洋洋得意。受到此事鼓励，我在此后三年多的日子里常常动笔，有些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大部分投稿石沉大海），也曾代表中国留学生写信向校方争取过中国学生的利益。有时还有意外的惊喜。1995年的一天，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今天出版的《巴尔的摩太阳报》上有我的评论文章。我急匆匆赶到街头买来5份报纸，果然，在A版的倒数第二页，以15厘米×15厘米的篇幅发表了我一个多星期前寄给报社、本以为不会发表的一篇抨击吴宏达的文章。
以上是我个人英文写作能力提升的一段过程。但是，科研论文不同于读者来信，有其专业特点甚至是固定格式。
1994年，我第一次完整地写科研论文，感觉很差。好不容易写完的文章，连我自己都不愿意读第二遍，勉强修改之后交给了老板Jeremy Berg。他拖了3周没看我的文章，我实在忍不住了去催他。上午9点，Jeremy告诉我：今天看。11点，我去他办公室催，秘书拦住我，说Jeremy正在办理重要事务，两点前不得打扰。我心中惴惴，不知Jeremy在干什么。下午一点半，Jeremy急匆匆过来找我，拿了一叠纸，“这是初稿，你看看如何，我们可以试试《科学》”。我仔细一看，天啊！一共7页，4个多小时，Jeremy已经把文章的整体写完了，只是缺少方法（Method）和参考文献（references）。让我郁闷的是，他根本没有用我的初稿。其实，写文章贵在一气呵成。我也沿袭了Jeremy的风格。2006年10月，在我们处于劣势的激烈竞争中，有两个课题面临被“scoop”（取消）的危险，我曾经两次一晚上赶出一篇文章。第一次是10月15日，傍晚8点左右开始写，通宵工作，第二天早晨10点完成一篇按照《细胞》杂志格式的论文，包括摘要（abstract），引言（introduction），结论（results），讨论（discussion），仔细阅读一遍后于下午4点半完成网上投稿。这篇文章最终发表在12月份《自然》子刊《结构与分子生物学》上（电子版于11月10日发表）。另一次是10月18日，傍晚6点开始写，通宵工作，第二天早晨8点完成，上午9点半完成投稿，最终发
表在12月15日的《细胞》上。当然，能通宵完成一篇文章，还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对研究领域非常熟悉，对文章整体的大概思路已经深思熟虑，所有的图表（Figures）都事先做好了。这些前期工作即使全身心投入也需要3～4天。
从1994年自己写第一篇科研论文的艰难，到现在写起来得心应手、驾轻就熟，我总结出如下经验。
1.要写好科研论文，必须先养成阅读英文文章的习惯，争取每天30～60分钟。刚开始可以选择以读英文报纸、英文新闻为主，逐渐转为读专业杂志。我会在近期专门写一篇文章介绍一套行之有效的增强读专业杂志能力的办法。
2.写科研论文，最重要的是逻辑。逻辑的形成来自于对实验数据的总体分析。必须先讨论出一套清晰的思路，然后按照思路来做图表（Figures），最后才能执笔。
3.具体写作时，先按照思路（即Figures）写一个以subheading（小标题）为主的框架，然后开始具体写作。第一稿，切忌追求每一句话的完美，更不要追求词语的华丽，而主要留心逻辑（logic flow），注意前后句的逻辑关系、相邻两段的逻辑关系。写作时，全力以赴，尽可能不受外界事情干扰（关闭手机、座机），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拿出第一稿。还要注意：一句话不可太长。
4.学会照葫芦画瓢。没有人天生会写优秀的科研论文，都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学习别人的文章要注意专业领域的不同，有些领域（包括我所在的结构生物学）有它内在的写作规律。科研文章里的一些话是定式，比如“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we performed„„”（为了探索„„的机制，我们做了„„），“These results support the former，but not the latter，hypothesis„„”（这些结果支持了前面的观点，而不是后面的，假设„„），“Despite recent progress，how„„remains to be elucidated„„”（尽管最近的进展，如何阐明„„）等等。用两次以后，就逐渐学会灵活运用了。在向别人学习时，切忌抄袭。在美国一些机构，连续7个英文单词在一起和别人的完全一样，原则上就被认为抄袭（plagiarism）。
5.第一稿写完后，给自己不要超过一天的休息时间，开始修改第二稿。修改时，还是以逻辑为主，但对每一句话都要推敲一下，对abstract和正文中的关键语句要字斟句酌。学会用“Thesaurus”（同义词替换）以避免过多重复。第二稿的修改极为关键，再往后就不会大改了。
6.第二稿以后的修改，主要注重具体的字句，不会改变整体逻辑了。投稿前，一定要整体读一遍，对个别词句略作改动。记住：学术期刊一般不会因为具体的语法错误而拒绝一篇文章，但一定会因为逻辑混乱而拒绝一篇文章。
这套方法行之有效，我对所有的学生和博士后都会如此教导。
我的第一个博士后是柴继杰，1999年加入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实验室。柴继杰当时的英文阅读和写作能力很差。我对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每天花半小时读英文报纸”。难能可贵的是：他坚持下来了！经过几年的努力，2004年柴继杰已经能写出不错的项目经费申请书（grant proposal），2006年他的第一篇独立科研论文发表在《分子细胞》（Molecular Cell）上，随后相继在《自然》发表两篇论文，在其他一流学术期刊发表十多篇论文。他的写作能力开始成熟。
发表论文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要明白：论文只是一个载体，是为了向同行们宣告你的科研发现，是科学领域交流的重要工具。所以，在科研论文写作时，一定要谨记于心的就是：用最简单的话表达最明白的意思，但一定要逻辑严谨！其实，中文和英文论文皆如此！
篇2：施一公 如何写作 英文
(三)
“一个人必须对他要做的事情作出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阅读科研文献还是聆听学术讲座，目的都是为了借鉴相关经验，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科研课题。”
切忌一味追求完美
耗费时间的完美主义阻碍创新进取。尼古拉・帕瓦拉蒂奇是我的博士后导师，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科学家之一。他有极强的实验判断力和思维能力，做出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研究工作，享誉世界结构生物学界，31岁时即升任正教授。4月，我刚到尼古拉实验室不久，纯化一个表达量相当高的蛋白Smad4。两天下来，蛋白虽然纯化了，但结果很不理想：得到的产量可能只有应该得到的20%左右。见到尼古拉，我不好意思地说：“产率很低，我计划继续优化蛋白的纯化方法，提高产率。”他反问我：“你为什么想提高产率?已有的蛋白不够你做初步的结晶实验吗?”我“回敬”道：“我有足够的蛋白做结晶筛选，但我需要优化产率以得到更多的蛋白。”他不客气地打断我：“不对。产率够高了，你的时间比产率重要。请尽快开始结晶。”实践证明了尼古拉建议的价值。我用仅有的几毫克蛋白进行结晶试验,很快意识到这个蛋白长度并不理想，需要通过蛋白质工程除去其N-端较柔性的几十个氨基酸。事实上，除去N-端几十个氨基酸的蛋白不仅表达量高，而且生化性质稳定，纯化起来非常容易，根本不用担心产率的问题。
在大刀阔斧进行创新实验的初期阶段，对每一步实验的设计当然要尽量仔细。但一旦按计划开始后，对其中间步骤的实验结果则不必追求完美，而是应该义无反顾地把实验一步步推到终点，看看可否得到大致与假设相符的总体结果。如果大体上相符，你才应该回过头去仔细改进每一步的实验设计。如果大体不符，而总体实验设计和操作都没有错误，那你的假设(或总体方向)很可能是有大问题的。
这个方法论在每一天的实验中都会用到。从开始自己的独立实验室到现在，我一直告诫所有学生：切忌一味追求完美。
科研文献与学术讲座的取舍
再来谈谈科研文献(literature)与学术讲座(seminar) 的取舍。尼古拉・帕瓦拉蒂奇博学多才，在我们许多博士后的心目中，他一定读很多文章、常常去听学术讲座。没想到，事实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在我的博士生阶段，我的导师杰里米・伯格非常重视相关科研文献的阅读，每周召开组内文献讨论会，讨论重要的科研进展。刚到尼古拉实验室时，我曾试图表现一下自己读文献的功底，也想同时与尼古拉讨论以得到他的“真传”。19春季的一天，我精读了一篇《自然》杂志的文章，午饭前遇到尼古拉时，我向他描述了这篇文章的精妙，同时期待着他的评述。尼古拉面色有点尴尬：“对不起，我还没看过这篇文章。”当时我想，噢，也许这篇文章太新，他还没有来得及读。过了几天，我阅读了一篇几个月前在《科学》上发表的研究文章，又去找尼古拉讨论，没想到他又说没看过。几次碰壁之后，我不解地问他：“你知识如此渊博，一定是广泛阅读了大量文献，为什么恰好没有读我提到的这几篇论文呢?”尼古拉看着我说：“我的阅读并不广泛。”我反问：“如果你不广泛阅读，你的科研成果怎么会这么好?你怎么能在自己的论文里引用这么多文献?”尼古拉的回答让我非常意外：“我只读与我的研究兴趣有直接关系的论文，并且只有在写论文时我才会大量阅读。”
我做博士后的单位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有很好的系列学术讲座，常常会请来自生命科学各个领域的“大牛”演讲。有一次，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来作讲座,并且点名要与尼克拉交谈。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尼古拉却告诉他的秘书：“请你替我转达我的歉意，讲座那天我恰好不在。”我们也为尼古拉感到遗憾。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诺贝尔奖得主演讲的那天，尼古拉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从早晨到傍晚一直没有出门，自然也没有去听讲座。当然，这也许是巧合――尼古拉取消了他的出行计划。但以我们对他的了解，他十有八九是在写论文。后来，我们也意识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尼古拉身上已经见怪不怪了。
离开尼古拉实验室前，我向他抛出了这个始终没有完全解开的谜：“如果你不怎么读文献，又不怎么去听讲座，你怎么还能做一个如此出色的科学家?”他回答说，他的时间有限，每天只有10小时左右在实验室。权衡利弊之后，他只能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例如解析结构、与学生讨论课题或写文章。
尼古拉的回答表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人必须对他要做的事情作出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阅读科研文献还是聆听学术讲座，目的都是为了借鉴相关经验，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科研课题。
(四)
在博士生阶段，尤其是前两年，我认为必须花足够的时间去听各相关领域的学术讲座并进行科研文献的广泛阅读，打好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但随着科研课题的深入，选择文献阅读和学术讲座就需要有一定的针对性，也要开始权衡时间的分配了。
挑战传统思维。从我懂事开始，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凡事失败都有其道理，应该找到失败的原因后再重新开始尝试。直到年，我在实验上也遵循这一原则。但在尼古拉的实验室，这一“基本原则”受到了有理有据的挑战。
有一次，一个比较复杂的实验失败了。我很沮丧，准备花几天时间多做一些对照实验找到问题所在。没想到尼古拉阻止了我，他皱着眉头问我，为什么要搞明白实验为何失败?我觉得这个问题太没道理，理直气壮地回答：
“我得知道哪里错了才能保证下一次可以成功。”尼古拉马上评论说：“不需要。你真正要做的是把实验重复一遍，也许下次就可以做成。与其花大把时间搞清楚一个实验为何失败，不如先重复一遍。面对一个失败了的复杂的一次性实验，最好的办法就是认认真真重新做一次。”后来，尼古拉又把他的这一观点作了升华：“是否要弄清楚一个实验为何失败，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厘清每一个小差错的习惯性思维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仔细想想，这些话很有道理。并不是所有失败的实验都一定要找到原因，尤其是生命科学的实验。因为实验过程繁琐复杂，大部分失败是由简单的操作错误引起的，可以仔细重新做一遍，这样往往可以解决问题。只有那些关键的、不找到失败原因就无法前行的实验才需要刨根究源。
篇3：施一公履新演讲谈人生经历与感悟
很高兴有机会与在座的研究生分享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今天，我采用的标题是我5年之前和2010年入学的研究生分享体验时用的标题，“少年壮志不言愁”。这是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也是我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曲。
我想讲的第一部分是我的成长之路。
以前我在讲这一部分的时候会讲得特别长，而今天这部分只有一张幻灯片。
在座的有些同学可能还没有想明白以后要做什么，会感到焦虑：如果对科研不感兴趣、没想好未来发展该怎么办？其实我想讲的是当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也就是二十几年前，我也没有想好，也非常迷茫。这种迷茫一直到1995年，博士后完成之后才隐约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才下定了决心。
当时的迷茫来自很多方面，其中就包括大学选择专业。我不像在座的一些人，大学入学时就知道自己想学什么专业，想学经管、建筑、生命、化学、工程，等等。我当时保送大学，报名的清华的第一专业可能大家想不到，是机械系（掌声）。在报机械系之前还报名了北大的物理系。直到85年5月份清华老师来招生时对我说，生物化学是21世纪的科学（掌声）。我当时是第一次把生物和化学连接在一起，当时突然觉得豁然开朗——原来生物化学是21世纪的科学！于是阴差阳错地上了生命科学这条船。我是数学竞赛河南省第一名，保送到清华，数理能力很强。在座数理能力比较好的同学可能有同样的纠结，数理好往往学生物、化学不灵。我曾和生物学竞赛的同学讲，千万不要自卑，数学物理竞赛好的是有小聪明，生物竞赛好的有大智慧。这种说法是有争议的，我今天说的很多内容可能都有争议。学习数学物理着重思维的严谨，注重推理，而生物不同，这些发生在不同的脑区。我在清华的时候生物学的不好，于是修了数学双学位，通过加强数学物理课程的学习来弥补生物成绩的不足，来让我的成绩排名第一。所以说，我选专业第一不是凭兴趣、第二不是凭专长，而是凭清华老师的一句话（笑声）。当然这是一句玩笑了。
那选专业应该凭啥？我告诉学生，凭未来世界的需求。这个世界的发展不以在座的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媒体宣传为转移，更不以毕业之后能否找到工作为转移。这个世界的发展中，一半以上的学术问题来自对人类的关注，叫做生命科学。不管国内就业情况怎么样，其他学科情况怎么样，但大生命学科在21世纪是最大的学科。你们可以去查查，麻省、斯坦福、哈佛最大的学科是什么。我觉得在你选择专业的时候，凭兴趣挺好，没有兴趣的时候可以培养兴趣。有时我在想，人是善变的，你的其他方面可以变，为什么专业是不能变的？一项业余爱好可能你很喜欢，但天天做可能会使你厌烦。我认为做一件事，完全凭兴趣的话，对我而言不靠谱。大学期间我对生物真的是深恶痛绝，因为学不好。我的遗传学实验、遗传课、细胞学实验、细胞课在班上都是中下。
本科讲完，我来讲一讲海外读博。我在清华提前一年毕业，那是在89年。当时我对学术没有兴趣，而对从政感兴趣。可能有些同学了解，当时我父亲的去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认为从政可以改变一个社会，可以为老百姓说话、做事。我当时想去从政。而从政又没有门儿，觉得要先去经商。所以当时和清华大学科技批发总公司签订了一个代表公司去香港经商的机会，做公关（笑声）。你们难以想象吧？看这施老师还挺能说会道的，做公关应该还不错。我年轻的时候比现在强太多了，结果就业合同因故被撕毁。89年7月24纠结一晚后，我决定考托福GRE出国。在年轻的趾高气扬的施一公心里，出国不是一条路。最终我决定出国读生物学博士。
在霍普金斯的5年读博期间很辛苦，尤其前两年心情很不稳定。由于我数理思维太严谨，常常绕不过这个圈，总觉得学生物怎么这么难。有一门生物学考试三次考试52、32、22分，只有第一次及格，我去求老师放我一马：“我是一个好学生，对学生物还在适应。如果我不及格的话，我会失去奖学金，没有奖学金的话我会读不下去，只能退学。”他戴着眼镜眯着眼睛看了我半天，好像在看我是不是一个好学生（笑声）。他最后给了我一个B-，我对他真的非常感激。在普林斯顿做助理教授时，我第一次回霍普金斯讲课的时候，我去拜访这位教授。我问他，您还记得我当时求您放我一马给我及格吗？他说，我怎么能忘记呢！（笑声）其实因为我对专业没有想好，在读博的前两年一直非常纠结。平时精力很好，一看文章就睡着；听讲座也是，听了十分钟就睡过去了，大家一鼓掌我就醒了，正好大家一块走。（笑声）在座的很多人可能也会这样。我直到博士三年级才出了一点感觉，发现我也能做一点东西；到了博士四年级信心大增，因为结果出来了；到了毕业那年，博士五年级，我感到，原来我也可以在学术界“混”个工作。
博士读完之后，我不清楚我能干啥、也不清楚我会干啥，在最挣扎的时候曾想过转系：转数学系、转计算机系、转经管系，转任何一个系我都觉得易如反掌，因为这些都是能发挥数理长处的地方，但我没有转。因为我在说服自己，也许以不变应万变最好。如果急急忙忙转系，也许去了之后会发现数学、物理、经管可能更没意思，所以我在说服自己，也许生命科学真的是21世纪的科学呢。就是一种在矛盾中在往前走。在1995年4月12日博士学位答辩以后，我还是不清楚自己会做什么。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在清华的时候，曾是清华活跃的一分子，小发明协会的副会长，还参与了很多课外活动，做公关，所以我想也许我可以从商。所以我还面试了大都会中国区首席代表的职位，卖保险，而且拿到了offer。我差点成为中国第一个卖保险的人，当时有六位数的工资。在博士毕业之后我还设立了自己的公司，和两个哥们一起做中美间贸易交流，这个经历也很有意思。
1995年11月我下定决心还是走学术这条路，到现在还不到20年。95年12月我写了一篇日记，我说，该去explore的机会，你也都explore了，现在轮到你静下心来，从此之后不再起二心，好好做学术。我也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从95年11月到现在，所有主要精力都放在做学术上，我也告诉自己这（种兴趣）一定可以培养起来。在座如果有同学感觉对所学领域没有兴趣的话，我想你比不过我。我是在博士毕业半年之后才开始培养兴趣，现在我的兴趣极其浓厚，到现在可以废寝忘食、可以没日没夜地干，觉得乐在其中。我觉得兴趣是可以培养的，不是说你天生就有，不是说你听一个讲座突然灵机一动就对一件事感兴趣，我觉得都不是这样。
博士后这几年在外人看来极其苦，其实自己身在其中并不觉得苦，我经常觉得自己不这么做的话就亏了。我确实是这样想的。95年11月到97年4月，我博士后做了一年半，拿到了第一份工作，在普林斯顿做助理教授的机会。当时挺幸运的。普林斯顿不像哈佛大学那样有很多学院，像医学院、法学院等等，而是只有一个大学本部加一个国际关系学院，很小。我认为普林斯顿是一个学术圣地。这也是为什么爱因斯坦在面临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等美国多所大学邀请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普林斯顿，可能去过的人会有感受。我觉得我挺幸运的，97年4月在普林斯顿开始独立的科研生涯。其实我对专业、对研究曾经非常迷茫，也走了不少弯路，但我觉得我还是走过来了。我也劝在座的同学，当你有迷茫的时候，我建议你们，不要觉得只有把你的迷茫、把你所有问题解决了才能走下一步，我很不认可。我认可一点：不要给自己理由——当你觉得兴趣不足、没有坚定信心、家里出了事情、需要克服心理阴影、面对痛苦往前走的时候，不论家庭、个人生活、兴趣爱好等方面出现什么状况，你应该全力以赴，应该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往前走。不要给自己理由。因为你一旦掉队了以后，你的心态会改变，很难把心态纠正过来。
下面我来讲一下第二部分，认识你自己。
同学可能认为老师很自信，我想告诉大家，我求学时的自卑现在已经没有了，只是偶尔有insecurity的感觉。但我求学的过程当中，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博士阶段，我一直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可能大家很难想象。举个例子，高中的时候化学老师解释“勒夏特列原理”，我那时候开小差，没听懂。后来看书我竟然也看不懂，觉得崩溃了。我总觉得班上其他同学都比我聪明，真的感到自卑。放眼望向你周围，当别人和你差不多聪明的时候，你会觉得别人比你聪明。所以当你觉得别人比你聪明的时候，他并不一定比你聪明，不要太自卑。
同时，我还有一个性格特点是好胜。在座的同学可能很多和我一样，如果不好胜、不自强也很难走到今天，但特别好胜、特别自强的人也更容易受打击，也更容易自卑。高中以来我总是觉得自己不聪明，所以总是很刻苦，总觉得我是笨鸟先飞。举个例子。我什么地方都好胜，在清华体检时，我身高不高，又不能踮脚尖；所以测坐高时我拼命往上拱了拱，结果我身高不到全班前五，坐高全班第一。（笑声）当时我还没有想明白，我还沾沾自喜，终于有一项第一了。直到有一位同学提醒我的时候，我突然自卑油然而生。我就问我的教练：“孙老师，我的腿短吗？”（笑声）孙老师的回答非常艺术，说：“一公，你训练很刻苦（笑声），你的身体条件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很不容易了。（笑声）”
我们家从来没出过运动员，就我一个。我的哥哥姐姐、我的父母都不是运动员，我是二级运动员。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就是自卑和自信、好胜伴随在一起。我上初三的时候，班主任老师鼓励我报1500米。当时我写了入团申请书，老师说，表现的时候到了。（笑声）组织在考验你。我就报了1500。运动会前四天报名，报名的当天晚上一激动大腿抽筋了，腿都动不了，比赛的那天才恢复正常。发令枪一响我领先了整整100米，最后被倒数第二名落了整整300米。（笑声）我在全校、在我们班的鼓励声中跑过了终点。初三的施一公什么都不爱就爱面子，当时在青春期发育、最爱面子的时候在同学面前丢脸了，自尊心受到了打击。但我那时候很争强好胜。运动会第二天我就开始练跑步。一年之后我的800米跑了2分17，3000米跑了10分35。孙教练让我入选校队，成为一线队员，代表清华参加比赛。其实我觉得，很多情况下，你的个性决定了你的将来。我很自卑，但我又很好胜。
下面讲我觉得研究生应该具备的素质。
我先说什么不重要：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你的IQ。无论什么学科，物理、工程、生物、文科，我认为最不重要的是IQ。I believe so.第一，时间的付出。不要以为你可以耍小聪明，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晚宴，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很反感有些人说我的成功完全是机遇，这一定是瞎掰。当然现在一般这样说是为了谦虚，但这种谦虚会误了很多学生。我不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没有极大的付出。清华84-86年生物系系主任老蒲，在美国已是赫赫有名的终身讲席教授。他在美国开组会时教导学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最大的诀窍是工作刻苦，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我知道你们不能像我一样刻苦，但我要求你们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这意味着如果是8小时一天的话，你要工作6天以上。你不要以为你早上8点去，晃晃悠悠做点实验，晚上8点离开就可以了。他只计算你具体做实验的时间，和你真正去查阅简单的和实验相关的文献的时间。哪怕你的吃饭时间、查阅文献之后放松的一小时，都要去除。一周工作50小时是非常大的工作量。如果你能做到，你满足了我的要求，你可以在实验室待下去；如果你不能，就离开实验室。其实老蒲说的是大实话，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科学家说出的话。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告诉大家，任何人不付出时间，一定不会有成功。
第二个是方法论的改变。我的博士后导师是一个独树一帜的科学家，他只比我大一岁半，很年轻。从九十年代初起的十年中，他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在实验室做出了30篇《自然》《科学》的文章，是世界上一顶一的高手。我进入他的实验室之后，满怀希望要向他学习，希望跟他学方法论、学习思维方式、学习批判性思维。但后面发生的事情让我非常纠结，让我这才意识到，真正的批判性思维、真正的方法论应如何养成。我讲的例子都非常极端，希望大家不是简单地接受，而是去思考，因为对你的专业不一定适用。我举个例子：理科老师会讲，要广泛阅读文献，知识要宽广，要知道现代科学进展到哪儿了，要泛读，等等。其实我在霍普金斯做博士生的时候老师也是这样讲的，要读《Nature》，读《Science》，读一些刊物，我也是这样做的。到他的实验室后，我觉得我的表现欲很强，想让导师知道我以后想做教授。我如何让导师知道我很能干、很有见解呢？下一篇《Nature》出来的时候我仔细读，等我有很深的见解之后，去找导师讨论讨论，就能显得我很有见解了。所以有一次《Nature》发了一篇领域内的前沿文章，我就去找导师，可是导师说：“这篇文章我还没有读呢，读了以后再说吧。”我想导师可能最近比较忙，没有来得及读。当时我有点功利，想着我是不是白读这么仔细了？（笑）过了一个月我又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将近一个月了，也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我们领域内的文章。我又想跟他讨论，导师脸一红说，这篇文章我还没有读呢。（笑声）我当时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不读啊？（笑声）我没敢问。
等到96年下半年，一位鼎鼎大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访，邀请我的导师进行1小时的一对一学术交流。我的导师让秘书回复，他那天恰好出差不在。可是讲座那天，导师很早就来了，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解结构、看结构、分析结构，在写文章。我当时非常疑惑。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这样的人来了，你为什么不去“套磁”？你还不去表现一把？于是我问导师，像这样的人来了，你为什么不和他交流？导师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说我没有时间。任何东西都可以再生，时间不可以再生。我当时大胆地问他：你读文章有时间吗？（笑声）他说我不读文章。我想和大家说，大家在读博士时要读文章，但现在我已经不读那么多文章了，更依赖于会议、电话、面对面等现场交流。当时我又问：不读文章如何养成科学素养？他说科学素养的养成和读最新的文章没有任何关系。科学方法论的养成和科学史有关，和重大发现的数据源有关，与科学进展到最前沿的知识没有任何关系。科学知识的最前沿只是在你做研究的时候让你知道，在领域内你所处在的境地是什么样的，你是否在科学前沿，你是否在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仅此而已。所以说好的研究生课程不一定是告诉你科学最前沿的内容。
我在普林斯顿期间，普林斯顿最有意思的课是“人和遗传学”，里面最后一篇文章是90年代初期的文章，讲整个人和遗传学的发展历史、过程和一些关键的发现是怎么来的。最新的发现只是你在做研究的时候和你的领域内直接相关，而和你方法论的养成确实没有关系。我问导师，那你写文章的时候怎么写？他说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会读一些文章。他讲得很实在。我希望大家能够问为什么，不要简单地接受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你需要挑战过去，要有批判性思维。我在博士后的两年里收获巨大，我学到了如何在实验室里真正地攻坚克难。
第三，建立批判性思维。除了方法论的改变，还包括挑战学术权威。我的博士生导师在33岁已是正教授、系主任。他在开车时想象出Zinc Finger的结构，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重大凭大脑想象出来的结构。他在晚上做梦的时候也在思考，他的每一天都充满思考，那时，我在上博士三年级的，我很怕他。他有一米九三，一百公斤，力大无穷。有一次我们超速离心机的盖子拧不开，他去直接把转轴给拧断了。他经常说，“怀疑是科学发现的推动力。”有一天我们开组会，他看起来特别激动，说今天我给大家演示我的一个想法，希望大家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提出来。他开始画了一个长方形。中间加一个隔断，左面是氧气，右面是氮气，看到他画出来的图和列出的公式，我想他是想证明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的过程。他开始写公式，满满一黑板的推演之后，一步步证明出热力学第二定律是错的。当时我们都震惊了。可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认为我最好的一门课是物理化学，朱文涛老师。朱老师理论基础非常扎实，当时教我们的时候也很认真。所以我在他写出的公式里面发现了三处错误。当时我不敢提啊，但是后来一想，那的确是有错的时候，我哆哆嗦嗦的举起手说，我想说有第一处错误。这是，我对面的师兄说“哪儿有错？啊！哪儿有错！”我哆哆嗦嗦说完，所有同学都说我错了，但是我们实验室的小老板说，我觉得一公讲得不错。其实，我发现Jeremy M.Berg，在我说出我的第一句话时，他的脸就红了。这时我们实验室在争吵，老板说今天的组会到此为止。大家觉得我顶撞了老师，没人理我，中午我都一个人吃饭。下午一点，老板找到我说，你学士是在哪个大学念的，我说Tsinghua University，是我们国家最好的大学。他说我不关心你来自哪个大学，我关心的是你学的非常好，老师一定是一位大家。我的本科老师的理论功底很深厚，所以讲的很透彻。在此之后，我们研究所的同事见到我便会主动给我打招呼，这让我慢慢的有了自信。在我找到职位的时候，他们都对我说“Congratulations！”这段公然鼓起勇气，用自己所学纠正系主任兼实验室导师的学术错误的经历，在我科研路上给予我无限自信，至今对我仍有很大影响。
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我在科学网的微博上面写了一些对研究生如何提高自己写作和阅读能力的博文。你要时刻记住，你认为自己行，那你就一定可以。同时还要记住，不可知足常乐！
我认为的科研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我能够无忧无虑地去思考和解决一些科学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我们的研究是希望能够回报社会，为人类做出贡献。
篇4：施一公 如何写作 英文
我们只能自己寻找导师，而不是那些只会酒桌文化的领导。
时间：2012年6月27日 来源：清华大学
（一）所有成功的科学家一定具有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这是一条真理。实际上，无论社会上哪一种职业，要想成为本行业中的佼佼者，都必须付出比常人多的时间。
大约10年前，著名华人生物学家蒲慕明先生曾经有一封邮件在网上广为流传，这封邮件是蒲先生语重心长写给自己实验室所有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其中的观点我完全赞同。无论是在普林斯顿还是在清华大学，我都把这封邮件转发给实验室的所有学生，让他们体会。其中的一段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实验室里的工作时间，当今一个成功的年轻科学家平均每周要有60小时左右的时间投入到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中„„我建议每个人每天至少有6小时投入紧张的实验操作，并且用两小时以上的时间从事与科研直接相关的阅读等工作。文献和书籍的阅读则应主要在这些工作时间之外进行。”
有些学生读完邮件后告诉我：“看来我不是做学术的料，因为我真的吃不起这份苦。”我常常回复道：“我在你这么大年纪的时候，也会觉得长期这样工作不可思议。但在不知不觉中，你会逐渐被科学研究的精妙所打动，也会为自己的努力和成绩而骄傲，你会逐渐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这样的回答，其实源自我自己的经历与体会。
我从小就特别贪玩，并不喜欢学习，但来自学校和父母的教育与压力迫使我尽量刻苦读书。我高中就读于河南省实验中学，凭借着比别人更加刻苦的努力，综合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984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我获得河南赛区第一名，保送进入清华大学。大学阶段，我保持了刻苦的传统，综合成绩全班第一并提前一年毕业。然而事实上，我很少真正独立思考，对所学专业也不感兴趣。大学毕业时，我本没有打算从事科学研究，而是一心一意想下海经商，结果阴差阳错间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
可想而知，留学的第一年，我情绪波动很大，内心浮躁而迷茫，根本无心念书、做研究，而是花了很多时间在中餐馆打工、选修计算机课程。第二年，我开始逐渐适应科研的“枯燥”，并开始有了一点自己的体会，有时领会了一些精妙之处后不免 “洋洋得意”，也会产生“原来不过如此”的想法，逐渐对自己的科研能力有了一点自信。这期间，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全部修完，我每周5天、每天从上午9点做实验到晚上七八点，周末也会去两个半天。到了第三年，我已经开始领会到科研的逻辑，有点儿跃跃欲试的感觉，在组会上常常提问，而这种“入门”的感觉又让我对研究增加了很多兴趣，晚上常常干到11点多，赶最后一班校车从霍普金斯医学院回到住处附近的霍姆伍德校区。1993年，我曾经在实验记录本的日期旁标注“这是我连续第21天在实验室工作”，以此激励自己。其实，这多少有作秀之嫌，因为其中的一个周末我一共只做了五六个小时的实验。到第四年以后，我完全适应了实验室的科研环境，也不会再感到枯燥或时间上的压力了。时间安排完全服从实验的需要，尽量往前赶。其实，这段时期的实验时间远多于刚刚进实验室的时候，但感觉上好多了。
研究生阶段后期，我的刻苦在实验室是出了名的。在纽约做博士后时期则是我这辈子最苦的两年，每天晚上做实验到半夜3点左右，回到住处躺下来睡觉时常常已是4点以后；但每天早晨8点都会被窗外纽约第一大道上的汽车喧闹声吵醒，9点左右又回到实验室开始了新的一天。每天三餐都在实验室，分别在上午9点、下午3点和晚上九十点。这样的生活节奏持续11天，从周一到第二个星期的周五，周五晚上坐灰狗长途汽车回到巴尔地摩的家里。周末两天每天睡上近10个小时，弥补过去11天严重缺失的睡眠，周一早晨再开始下一个11天的奋斗。虽然体力上很累，但我心里很满足、很骄傲，我知道自己在用行动打造未来、在创业，有时也会在日记里鼓励自己。我住在纽约市曼哈顿区65街与第一大道路口附近，离纽约著名的中央公园很近，那里时有文化娱乐活动，但在纽约工作整整两年，我从未迈进中央公园一步。
我一定会把自己的这段经历讲给我的每一个学生听，新生常常问我：“老师，您觉得自己苦吗？”我通常回答：“只有做自己没兴趣的事情时觉得很苦，有兴趣以后一点也不觉得苦。”是啊，一个精彩的实验带给我的享受比看一部美国大片强多了。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刻苦，感觉仍然很骄傲、很振奋！有时我想：如果自己在博士生、博士后阶段的那7年半不努力进取，而是不加节制地看电影、读小说、找娱乐（当时的互联网远没有现在这么内容丰富），现在该是什么状况？ 做一个优秀的博士生，付出时间是必要条件。
（二）要想在科学研究上取得突破和成功，仅仅刻苦地付出时间是不够的，批判性分析（critical analysis）是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
博士研究生与本科生最大的区别是：本科生以学习吸取人类积累的知识为主，兼顾科学研究和技能训练；而博士生的本质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发掘创造新知识，当前和以往学习的知识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科学研究。在以学习知识为主的本科生阶段，提出问题固然重要，但答案往往已经存在，所以问题是否具有批判性没有那么关键。博士生阶段则完全不同，必须具备批判性分析的能力，否则不可能成为优秀的科学家。这一点，我称之为方法论的转变。
其实，整个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教育的实质就是培养批判性分析的能力，使学生具备能够进行创新科研的方法论。这里的例子非常多，覆盖的范围也非常广，在此择要举例说明。
正确分析负面结果（negative results）是成功的关键。作为生命学科的一名博士生，如果每一个实验都很顺利、能得到预料中的正面结果（positive results），除个别研究领域外，一般只需要6~24个月就应该可以获得博士学位所需要的所有结果了。然而实际上，在美国，生命学科的博士生平均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得到博士学位。这一数字本身就说明：绝大多数实验结果会与预料不符，或者是负面结果。大多数低年级博士生对负面结果的看法很消极，直接影响了他们批判性分析能力的培养。
其实，只要有适当的对照实验，判断无误的负面实验结果往往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一般来说，任何一个探索型课题的每一步进展都有几种、甚至十几种可能的途径，取得进展的过程基本就是排除不正确路径、找到正确方向的过程，很多情况下也就是将这几种、甚至十几种可能的途径一一予以尝试、排除，直到找到一条可行之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可信的(conclusive)负面结果往往可以让我们信心饱满地放弃目前这一途径。如果运用得当，这种排除法会确保我们最终走上正确的实验途径。从这个角度讲，负面的实验结果不仅很正常，也很有益于课题的最终成功。我告诫并鼓励我所有的学生：只要你不断取得可信的负面结果，你的课题就会很快走上正路；而在不断分析负面结果的过程中所掌握的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也会使你很快成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
我对一帆风顺、很少取得负面结果的学生总是很担心，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经历过科研上批判性分析的训练。我的实验室里偶尔会有这样的学生，只用很短的时间（两年左右，有时甚至一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所需要的结果。对这些学生，我一定会让他们继续承担一些富有挑战性的新课题，让他们经受负面结果的磨练。没有这些磨练，他们很难真正具备批判性分析的能力，将来也很难成为可以独立领导一个实验室的优秀科学家。
所以，不要害怕负面结果，关键是如何从分析负面结果的过程中获取正确的信息。
（三）“一个人必须对他要做的事情作出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阅读科研文献还是聆听学术讲座，目的都是为了借鉴相关经验，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科研课题。”切忌一味追求完美
耗费时间的完美主义阻碍创新进取。尼古拉·帕瓦拉蒂奇是我的博士后导师，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科学家之一。他有极强的实验判断力和思维能力，做出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研究工作，享誉世界结构生物学界，31岁时即升任正教授。1996年4月，我刚到尼古拉实验室不久，纯化一个表达量相当高的蛋白Smad4。两天下来，蛋白虽然纯化了，但结果很不理想：得到的产量可能只有应该得到的20%左右。见到尼古拉，我不好意思地说：“产率很低，我计划继续优化蛋白的纯化方法，提高产率。”他反问我：“你为什么想提高产率？已有的蛋白不够你做初步的结晶实验吗？”我“回敬”道：“我有足够的蛋白做结晶筛选，但我需要优化产率以得到更多的蛋白。”他不客气地打断我：“不对。产率够高了，你的时间比产率重要。请尽快开始结晶。”实践证明了尼古拉建议的价值。我用仅有的几毫克蛋白进行结晶试验,很快意识到这个蛋白长度并不理想，需要通过蛋白质工程除去其N-端较柔性的几十个氨基酸。事实上，除去N-端几十个氨基酸的蛋白不仅表达量高，而且生化性质稳定，纯化起来非常容易，根本不用担心产率的问题。
在大刀阔斧进行创新实验的初期阶段，对每一步实验的设计当然要尽量仔细。但一旦按计划开始后，对其中间步骤的实验结果则不必追求完美，而是应该义无反顾地把实验一步步推到终点，看看可否得到大致与假设相符的总体结果。如果大体上相符，你才应该回过头去仔细改进每一步的实验设计。如果大体不符，而总体实验设计和操作都没有错误，那你的假设（或总体方向）很可能是有大问题的。
这个方法论在每一天的实验中都会用到。从1998年开始自己的独立实验室到现在，我一直告诫所有学生：切忌一味追求完美。
科研文献与学术讲座的取舍
再来谈谈科研文献（literature）与学术讲座（seminar）的取舍。尼古拉?帕瓦拉蒂奇博学多才，在我们许多博士后的心目中，他一定读很多文章、常常去听学术讲座。没想到，事实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在我的博士生阶段，我的导师杰里米·伯格非常重视相关科研文献的阅读，每周召开组内文献讨论会，讨论重要的科研进展。刚到尼古拉实验室时，我曾试图表现一下自己读文献的功底，也想同时与尼古拉讨论以得到他的“真传”。1996年春季的一天，我精读了一篇《自然》杂志的文章，午饭前遇到尼古拉时，我向他描述了这篇文章的精妙，同时期待着他的评述。尼古拉面色有点尴尬：“对不起，我还没看过这篇文章。”当时我想，噢，也许这篇文章太新，他还没有来得及读。过了几天，我阅读了一篇几个月前在《科学》上发表的研究文章，又去找尼古拉讨论，没想到他又说没看过。几次碰壁之后，我不解地问他：“你知识如此渊博，一定是广泛阅读了大量文献，为什么恰好没有读我提到的这几篇论文呢？”尼古拉看着我说：“我的阅读并不广泛。”我反问：“如果你不广泛阅读，你的科研成果怎么会这么好？你怎么能在自己的论文里引用这么多文献？”尼古拉的回答让我非常意外：“我只读与我的研究兴趣有直接关系的论文，并且只有在写论文时我才会大量阅读。”
我做博士后的单位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有很好的系列学术讲座，常常会请来自生命科学各个领域的“大牛”演讲。有一次，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来作讲座,并且点名要与尼克拉交谈。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尼古拉却告诉他的秘书：“请你替我转达我的歉意，讲座那天我恰好不在。”我们也为尼古拉感到遗憾。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诺贝尔奖得主演讲的那天，尼古拉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从早晨到傍晚一直没有出门，自然也没有去听讲座。当然，这也许是巧合——尼古拉取消了他的出行计划。但以我们对他的了解，他十有八九是在写论文。后来，我们也意识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尼古拉身上已经见怪不怪了。
离开尼古拉实验室前，我向他抛出了这个始终没有完全解开的谜：“如果你不怎么读文献，又不怎么去听讲座，你怎么还能做一个如此出色的科学家？”他回答说，他的时间有限，每天只有10小时左右在实验室。权衡利弊之后，他只能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例如解析结构、与学生讨论课题或写文章。
尼古拉的回答表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人必须对他要做的事情作出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阅读科研文献还是聆听学术讲座，目的都是为了借鉴相关经验，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科研课题。
（四）在博士生阶段，尤其是前两年，我认为必须花足够的时间去听各相关领域的学术讲座并进行科研文献的广泛阅读，打好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但随着科研课题的深入，选择文献阅读和学术讲座就需要有一定的针对性，也要开始权衡时间的分配了。
挑战传统思维。从我懂事开始，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凡事失败都有其道理，应该找到失败的原因后再重新开始尝试。直到1996年，我在实验上也遵循这一原则。但在尼古拉的实验室，这一“基本原则”受到了有理有据的挑战。
有一次，一个比较复杂的实验失败了。我很沮丧，准备花几天时间多做一些对照实验找到问题所在。没想到尼古拉阻止了我，他皱着眉头问我，为什么要搞明白实验为何失败？我觉得这个问题太没道理，理直气壮地回答：
“我得知道哪里错了才能保证下一次可以成功。”尼古拉马上评论说：“不需要。你真正要做的是把实验重复一遍，也许下次就可以做成。与其花大把时间搞清楚一个实验为何失败，不如先重复一遍。面对一个失败了的复杂的一次性实验，最好的办法就是认认真真重新做一次。”后来，尼古拉又把他的这一观点作了升华：“是否要弄清楚一个实验为何失败，这是一个哲学问题。理清每一个小差错的习惯性思维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仔细想想，这些话很有道理。并不是所有失败的实验都一定要找到原因，尤其是生命科学的实验。因为实验过程繁琐复杂，大部分失败是由简单的操作错误引起的，可以仔细重新做一遍，这样往往可以解决问题。只有那些关键的、不找到失败原因就无法前行的实验才需要刨根究源。
篇5：施一公 如何写作 英文
今年年初，身为清华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副校长的施一公辞职，宣称将全心投入西湖大学筹建中，一时将西湖大学引入公众视野。
两天前，一条“西湖大学正式获教育部批准设立”的重磅消息，刷爆朋友圈。昨天(4月3日)，西湖大学再迎喜事，浙江省第五批扩大有效投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仪式就在西湖大学云谷校区校园建设工程现场举行。
在启动仪式现场，中科院院士、著名结构生物学家、西湖大学筹办委员会主任施一公又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昨天对施一公和他的团队来说，都是值得铭记的一刻。这一天，他还特意穿了一件白衬衣，打着一条红领带，格外精神。
“新”在哪里：
民办的高端研究型大学
西湖大学因其独特的运行机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那么，西湖大学的“新”到底体现在哪里?
现场，施一公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西湖大学的‘新’主要体现在‘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的办学定位。”它是以培养博士研究生为起点，规模小，但师资精，会是一个高端的研究型大学。
另外西湖大学的“新”体现在它的民办性质。“社会、老百姓对大学优质教育资源需求很多。目前中国大学的发展，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需求，也不能完全满足中国将来科技发展的需求。”施一公认为，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布局中，民办性质大学目前来说总体比较弱，西湖大学的出现，可弥补这一不足。
“西湖大学的‘新’，很大一部分还反映在‘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这一理念上。”施一公说，西湖大学的办学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强大、科技的振兴、人才的培养，为了国家和社会的未来着想。
底气在哪里：
拥有最宝贵的人才资源
一所大学的气质，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来。与百年老校相比，西湖大学的底气在哪里?施一公坦言，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等国内百年公立老校相比，西湖大学在文化的建设、培养和发扬过程中，仍需长时间积淀。
“但大家不要忘了，西湖大学是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的特点是一开始就以培养博士研究生为主。”在施一公看来，西湖大学拥有最宝贵的资源――人才。
“我们希望以优秀的师资，培养最优秀的学生，最终可以涌现一流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我相信不需要百年，也不需要十年。因为很简单，等到博士生毕业的时候，他们的成果就出来了。”
最大特点：
各学科可在一起培养学生
同时，施一公认为西湖大学最重要的特点，是学科交叉。“大家可能知道，现在科技进步的发展，往往依赖于交叉学科之间的`合作，西湖大学正好满足了这样一个条件。”
施一公说，西湖大学因“小而精”，在学科交叉合作上拥有优势。“我们来自生物学、基础医学、理学、前沿技术四个研究所(注：今后将组建生命科学学院、理学院、工学院)的教授，在一起喝咖啡，一起吃饭，一起培养学生，自下而上地从学生培养、科学研究合作等方面进行深层次学科交叉。自然而然，会衍生出一些小的分支学科，会产生出一些重大原创性的交叉科学成果。”
筹建感受：
余生已经非常知足
面对记者的采访，施一公也很感慨：“过去三年，我们酸甜苦辣都尝过了，说实在的，我最想讲的，也是心里最能感受到的一个字，就是‘甜’。”
施一公说，这三年他一直被感动。他感谢了方方面面的人，也感谢了给予西湖大学筹建过程中提供帮助的一些国内公立大学的支持。
“我们这批人，我们这代人，有机会来参与创办西湖大学，是这个新时代、是这个大时代赋予我们的，我们将怀着一种感恩的心，去办好这件事情。”
篇6：施一公 如何写作 英文
7月8日上午，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发表即席演讲。以下是演讲记录。
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以院长的身份给我们的本科生、研究生拨穗，我很珍惜这次机会。
从我回国建成实验室算起，到现在整整8年，时间不短了。这是我的母校，也是在座各位的母校，我们深爱的地方。今天我们又有一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毕业，我确实心情很激动，很多话想说，但我没有事先准备讲稿，因为我想把现场最真实的感受告诉大家。
今天的主题是毕业，但回头看，我们从上大学开始，包括我自己都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上大学?大学是为了什么?我相信不少家长到现在还在想这个问题，我作为院长也还在想这个问题。我这里讲上大学其实不只包括本科，也包括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
当然，我们为了学知识、充实自己，但一定不只是为了学知识!甚至在你这一辈子的过程中，在大学里学习的知识只是其中很不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也为了学技能、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也不只是为了学技能!甚至学技能也不是大学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来大学呢?我以为，是学做人。
做人并不是一定要做我们觉得可望不可及的英雄模范，更不是要学“八面玲珑会做人”的那个“做人”，我觉得是学做一个健全的、有自信的、尊重别人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大学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这样的人。大学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帮你树立社会价值观、人生观，我觉得清华就是这样一所大学。
我拿今天的两位演讲嘉宾来说事儿，先说我们第二位嘉宾徐彦辉博士。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回清华讲课，徐彦辉当时应该是学生辅导员，他找到我，跟我长谈了一次。他说我组织我们班级看了一场话剧叫《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一个上流社会家庭，本可以有很好的生活，但是他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平，于是去古巴参加、领导了革命以后，输出革命到非洲又到玻利维亚继续领导革命，最后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抓获、残忍杀害。
夏季，话剧《切?格瓦拉》让整个北京沸腾了;20，清华校园也沸腾了。徐彦辉激动地难以自已，他找到我，他说：“一公，我很纠结，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现在如此之混乱，大家拼命去挣钱，又有这么多腐败现象。看到这些社会弊端，我作为一名博士生，空有报国之志，真想做点什么，但我能做什么呢?”
我跟他说：“彦辉，我长你10岁，我恰好经历过你这个困惑期。我告诉你，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兢兢业业做好你的学问。你记住，你总有一天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会成为这个社会的领导者。到那时，你一定会承载起这个社会发展的重任!我只怕你十年、二十年之后不再有今日的沸腾心声，不再有现在这份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心气儿，而变得淡漠和世故……如果那样你就真的堕落了，你就愧为清华人了。”
当时徐彦辉听了以后非常激动，我也很激动。但我也真的担心他十年之后会被社会同化，被不健康的社会舆论同化，那就会是一位清华毕业生的悲哀。
我很高兴徐彦辉接受了我的建议。他现在是复旦大学的徐大教授，他在从事前沿的基础科学研究;我觉得他在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过程中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他对社会的承诺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也迈出了第一步，这就是清华的学生!
我们的第一位嘉宾邓锋先生，我想不用我介绍太多了。当学生工作组征求我意见，问我请邓锋好不好时，我立即说当然好。你们可能觉得，施老师崇尚做研究、做学术的大师，怎么会想请一位企业家呢?
其实你们误解我了，我希望的是在座的每一位学生都能实现你们的个人价值，实现你们对社会的承诺，我不是非要你做科学家在实验室待着，尽管我认为做科研特别有意思。
我很感谢邓锋，他作为一位清华的校友、清华的学生，完全尽到了他的责任!邓锋可能不是北京最富有的，但是他现在挣了一些钱之后一直在回馈社会、帮助清华，也帮助我们生命学院、医学院。
我6月中旬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带到河南省驻马店一所农村留守小学，和那里的小学生一起吃一起住，接受教育。孩子们很受教育，我也很受教育。中国是一个发展如此不均衡的国家，当你们在这里，在清华可以享受所有的优势和优惠的时候，你们其实应该好好想一想：我承载了多少人的期望?我需要做什么回馈社会?
有些学生，有时候会陷入一种无端的狭隘——在一些消极的舆论影响下，天天想着找工作，天天想着只为个人奋斗。为个人奋斗是很重要，但这只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因为你生活在一个大世界中，你看看这个国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多少人需要你的关爱?你超越了多少人才有机会参加今天的毕业典礼?你难道不应该有一点社会责任感?你不觉得到清华以后，如果你的人生目标还只是为自己、为家庭找一份工作，其实很狭隘?天下之大，有这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当你把自己限制到这么小的一个圈子里的时候，你的路只会越走越窄。
大学培养你的就是价值观，我希望大家都树立自己最认同的价值观。在这个毕业季，我想对我们毕业生说几句话：我真的觉得现在是一个大时代，希望我们毕业的每一位同学真的不要辜负对你充满期望的人，中国要想腾飞的话，一定是我们的学生、青年人强大才会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