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

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精选6篇）

篇1：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

一/序言

如果说辛亥革命是一个时代终结和时代开始的标志，那么产生这一标志并不是突然的，它是一个时间上空间上逐渐积累的过程；它所表现的方面也是很多很广的。但有一点是可以精确地确定的：那就是模仿西方的各项制度，包括文化，政治，道德，科学等各个方面；所采取的标准则是：广泛地采纳使用，以极大的包容和勇气接受西方的事物（对于实际的考虑有时少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社会运动呈现出一种有自身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的性质，就像本文将要论述的妇女参政运动一样。

二/本文目的和结构

辛亥革命带来的是一种现代化的气息。换言之，让中国成为现代化的国家的进程真正得到了启动。而在我看来，这样的对于现代文明的接受，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彻底性的，重塑性的。而其中的表现，在本文中将从妇女问题入手来阐释这个问题。

三/积累

【自戊戌维新运动以来, 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响及知识妇女群的出现, 为参政运动提

供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世纪末, 资产阶级维新派曾领导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妇女解 放运动, 他们在“ 天赋人权”的思想下, 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 兴女学, 争女权, 把改变妇女非人的地位, 争取妇女人权作为他们反封建的一面旗帜, 从而打开了探索妇女解放问题的大门】——《论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

我们可以看到，妇女运动，在这里和别的社会方面的运动一样，是这样的一种过程： 1/接受西方的思想

2/比较中国当时的情形

3/面对差异，考虑发展方向；

4/得出在此方面向西方学习的结论；

5/实践！

A/由于不是自发/草根性质的一种社会运动，这样的社会运动的成功将会是一种很漫长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妇女在参政上真正做到当家作主要到解放后的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后的事情，当然不能否认辛亥革命的强大作用，譬如说在缠足/婚嫁方面的巨大进步。

B/上面所说的是一个不利的方面；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由于当时国家的内忧外患是一种全民意识（程度当然不是很深，比如鲁迅笔下的阿Q），所以一旦某一项社会运动拉起了改良社会，振兴国家的大纛，那么这一社会运动的影响将是范围很广的。哪怕妇女的解放与“强国”“富民”没有直接的联系。

由A/B两方面的分析辩证地看到，妇女运动的兴起是不能不与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看待的；而这一运动的轰轰烈烈和逐步的成功也是当时辛亥革命前的各项社会运动的发展情况的一种典型，即“为了现代化而现代化”。

顺便可以提及别的例子：

【张展云编辑《北京女报》,秋瑾创办了《中国女报》等等。这些书刊, 主要提出了四方面的内容：妇女与男子共担救国之任。“ 天下兴亡, 吾二万万同胞安能漠视哉覆巢之下, 薪火 之上, 宁有幸软”。她们理直气壮地认为妇女只有自觉地承担救国义务, 才能与男子得到平等的权利。主张“ 女子家庭革命”, 提倡男女平等。把家庭革命作为社会革命的基础, 以及“ 政洽之革命, 以争国民全体之自由, 家庭之革命, 以争国民个人之自由, 其目的同政治之革命,由君主之法律, 直接压制而起”。】——《谈谈关于中国的妇女问题进程》1996

至少在文字上，可以看见，这些运动发起人都将社会运动目标和“救国”“社会革命”紧密结合。（字数限制，不再赘述）

四/里程碑和对未来的深远影响

【辛亥革命一爆发, “ 女界为革命潮流所鼓荡, 风气渐开, 又以参加种种军

事、救济、募晌等实际革命工作, 益复认识国民身份与责任之所在, 一若迷梦顿醒”。在革命中涌现出来的著名女士如唐群英、林宗素、张汉英、沈佩贞等, 便纷纷联络同志, 组织各种妇女团体, 发宣言、办报纸, 将妇女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争取妇女参政权的斗争上, 掀起了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第一个高潮。】——《_揖美追欧_旧邦新造_辛亥革命与王朝时代的终结》 在辛亥革命之后，社会运动可以说进入了正规时期。诚然，问题还是那么的严重：缠足等问题在中国广大的内陆地区广泛的存在；在社会政治制度的更新没有跟上的情况下大谈妇女解放妇女参政舆论顶多只能做到对于大声呼吁的同意/同情，而不能够有什么真正大的动作。然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当一列火车开上了正规（虽然它的沉重的质量和庞大的体积让入轨的过程变得极其艰难和漫长），它很难再停下来了。

横向地看，当时社会对于科学的提倡，对于民主的提倡，对于技术的提倡，就像对于解放妇女/呼吁男女平等一样，一直未曾停止或削减过，乃至到了现在。

【女子同盟会, 是同盟会女会员吴木兰在上海发起组织的, 成立于1912年, 后迁至

南京。该会“ 以助民国促进共和, 发达女权, 参预政事为宗旨。女国民会, 则是由同盟会员王昌国等在湖南长沙发起, 初以主张男女教育平等为宗旨, 后觉“ 以此事范围太狭”, 表示与护、宁妇女界采取一致行动。女子后援会和女子尚武会, 分别由同盟会的唐群英、沈佩贞等在上海组织筹晌和军事团体, 后转化为参政团体。】——网上的资料

在这里可以看到，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政治力量就不能大量的介入，那么运动将不可能达到像文中所提到的那种成为“负责筹饷和参政”性质的团体。

前面已经提到，没有政治制度相应的更新，妇女的真正解放时达不到做不到也不能想到的。但是就仅仅这些团体的成立和运转而言，这些后来成为推动社会男女平等的巨大动力来源；这是不能受到怀疑的。

五/结语

社会是人的总和；它不是一些（或者许多）抽象概念的碰撞你追我赶，非我即你的总和，它是其中的人的思想行动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的最关键的意义就是给在这个古老的中国的社会中的人“BRAINWASHING”了一番，而这一过程的媒介则首推一系列方面的社会运动，就像本文始终论述的妇女参政运动。

篇2：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

摘要：本文从风水的起源说起，探讨了风水学成因以及发展历程，肯定风水作为传统民俗文化存在的现实意义。风水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信仰，对传统世俗民众来说具有人文主义关怀功能。风水固然有封建迷信思想，但也有其科学的成分，故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风水本身不是科学，但对于风水的认识与研究，却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在新时代下，中国风水文化需要得到重新的认识。关键词：风水，文化，信仰，科学认识

1.引言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风水对人们的生活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它已经根植于中国社会心理结构的深处，凝结为广大民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讲究风水宜忌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广大民众日常家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五四”运动后，风水和其他中国传统文化如中医、气功等一起被视作“迷信”，而饱受批判。然而，近年来“风水热”又开始席卷全国，官场、商场，乃至家居布置都与风水挂上了钩。不仅可以在书店中买到各种关于风水的书籍，而且常有关于风水文化的会议和论坛召开，甚至还有在大学设置“风水学”课程的报道。这使得风水再次成为人们争议的焦点。著名的清华大学西方建筑史专家陈志华教授和华东师大科技思想史专家李申教授曾发文对“风水”全盘否定。[1]中南大学科技哲学教授张功耀是国内学界全面否定中医药和风水的知名人士，于2008年初在长沙电视台播放了全盘否定风水的讲座，近来又据以出版了《张功耀教授说风水》一书，一口咬定风水所据“天人合一”境界只是动物本能，甚至说风水只是“伪科学掩盖下的迷信”[2]。关于风水学的争论一直甚嚣尘上，而我们又需要采用怎样的方法和态度来科学看待风水文化？

2.风水的起源

“风水”定名最早见于晋代郭璞所著的《葬书》：“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3]

“风水”是一种传统文化，古称堪舆，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理性选择的行为规范，体现着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精神追求。汉代刘熙《释名》曰：“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也。”而“择”、“吉”的实现，则意味着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认同。作为一门古老的环境文化，它源于先民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中不乏一些迷信的成分，但就整体而言，古代风水文化更多的是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蕴涵着丰富的哲学、美学、地理、历史、人类学、民俗学等方面的文化，其本质就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4]

先民们在漫长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深受传统农耕文明的影响，逐步认识到天时、地利等自然环境条件与人的生产、生活乃至社会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制约关系。在“万物皆有灵”的社会意识的导引下，天地、日月、山川、河流等等都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人们逐渐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融洽的重要性，也逐步确立了牢固的环境文化意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宅居基址的选择。《宅经》如此说：“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龙气势最大，关系人们祸福最为紧要。”《相宅经纂》则称：“四正四隅，八方之中，各有其气，气之阳者，从风而行，气之阴者，从水而行，理寓于气，气囿于形。”这实际是古代中国农耕文化长期封闭发展的结果，农耕文化滋生的小农意识与《易经》中的天道观均导致对居住环境的超值渴望，由此形成了“藏风聚气”的共同心理需求。

3.风水信仰

类似于宗教信仰，风水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信仰。风水信仰是一种精神现象和一种心理行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世俗民众的风水信仰，可以窥探出风水对传统世俗民众来说具有人文主义关怀功能。[5]

风水是以天文、地理、八卦、阴阳五行为基础，杂糅儒道佛思想，并融合部分巫术而形成的方术，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宣扬社会与人事的变化和发展具有可预测性，并认为个人命运前程和家族盛衰沉浮由居址环境主宰。这种思想广泛散布于以往的风水理论著作之中。《黄帝宅经》开篇就写到：“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凡人所居，无不在宅……故宅者入之本，人以宅为家，居家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则家族衰微。”《三元经》亦称：“地善即苗茂，宅吉即人荣。”《阳宅十书》也指出：“宅东流水势无穷，宅西大道主亨通。”所有这些论说无不使世俗民众感到宅址与个人和家族关系非同小可，这首先给他们信奉风水的心理天平加上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众所周知，传统社会胼手胝足于土中求食的世俗民众的生命力是比较脆弱的。以赣南客家为例，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赣闽粤客家地区显，这里不但“深山穷谷，时有瘴气染”，而且野兽虫蛇时常隐现。客家先民迁徙到此，既要避开瘴气疾疫的侵害，又要对付野兽虫蛇的袭击，宅址的选择极其重要，用于相宅的风水理论就不可或缺。宅址确定之后，就要开发山区建设家园，可是这里“山大谷长，荒翳险阻。”风水又成了客家民众开发山区的一种重要手段。我们可窥探出这其中隐含着客家民众在深山巨谷之中开发山区的艰难与无奈，以及祈求超自然力量来协助自己摆脱生活困厄的心境，而风水就成了他们化解对自然的认知困惑和解除生存困境的一种有效手段。

风水既然是一种信仰文化，其很大部分是作用于人的心理层次上。按照马斯洛的划分，人的需求心理分为五种层次，分别为：生存需求、安全需求、交流需求、尊重需求与成功需求。

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中称：安全需要是人继生理需要之后的最基本心理需要，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基本需要之一。客家先民主要聚居于赣闽粤山区，生活环境相对比较恶劣。然而，相对于远古时代古猿人的生存环境，客家先民的生活环境已有很大改善，可是安全需要依然是最基本的。实质上，客家民众层层设置种类繁多的辟邪物件，正是为了建构一个心灵或精神的防范体系，一旦在他们与周围的环境不相协调时，这些辟邪的镇物就将发挥作用，使他们不安全的、骚动的心理世界重新建立起秩序来。

马斯洛认为：低层次需要是高层次需要的基础，高层次需要是低层次需要满足之后的必然要求。同样，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吃、穿、住等基本需要稍微得以满足之后，高层次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就会凸显。”依现代的眼光来看，世俗民众不惜物力财力去寻求“风水宝地”来达到昌文运、振科举的行为显得有点荒唐，因为个人能否顺利登科入仕是由个人才智、社会教育制度等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客家世俗民众通过风水补救法兴科举、昌文运，是因为他们的自我实现需要——科举入仕因社会历史条件所限而陷入两难的境地。于是，他们就借助于风水的“神秘力量”使自我实现需要从主观心理上得到补偿。

任何社会行为都是行为者心理行为的外化。同样，客家民众的上述行为也是他们风水信仰心理的产物，这与马斯洛的由低层到高层的心理发展需要理论也是相吻合的。当我们再仔细深究一下，就可以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从风水能够满足客家民众择居、开发山区等实际生活需要这一角度来解释他们崇信风水的话，那显然是顺理成章之事。然而，问题在于他们把风水解决不了的实际生活问题也用风水来加以解决。比如用威严的狮子来解决他们的实际生活安全需要，修建大量的文峰塔昌文运、振科举。这表明风水对客家民众还蕴涵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即客家世俗民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自身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时，他们就借助风水的“超自然神秘力量”从主观心理上得到某种补偿。

在此，风水以其特有的功效使客家民众找到了精神的寄托、灵魂的家园，抚慰了他们焦虑、骚动、不安的心灵。在此意义上，文化人类学大师马凌诺斯基所言极是：“无论有多少知识和科学能帮助人满足他的需要，它们总是有限度的。人事中有一片广大的领域，非科学所能用武之地。它不能消除疾病和朽腐，它不能抵抗死亡，它不能有效的增加人和环境的和谐，它更不能确立人与人间的良好关系。这个领域永久是在科学支配之外，它是属于宗教的范围。”风水对客家世俗民众确实具有类似于宗教性质的人文主义关怀功能，它有效的化解了客家世俗民众所面临的人生困厄，满足了他们祈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

4.风水是否科学

长期以来，批判者们认为风水是非理性、非科学的，是需要破除的迷信、陋俗，因而也是无价值的。也就是说，我们主要是以“科学”作为标准来判断对象的学术价值。于是，许多急于为风水正名的学者为了替风水寻找一个“合法性”的依据，想方设法把风水纳入大科学范畴之中加以阐释，或者认为风水是强调人居和谐的生态学，或者认为风水是一种地理科学、环境科学、建筑科学等等。但是，证明了风水中含有科学因素并不证明风水就是科学。风水一旦被贴上了具体科学的门类标签，风水就成了这一学科门类的附属品，成了学者们抢夺话语权的文化资源，而风水本身，却被学者们的科学概念阉割得面目全非。

风水显然不是科学。

风水研究的合法性的问题在于，有必要将风水和科学挂上钩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迂回的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神话是科学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那为什么神话不是科学却可以研究，而风水不是科学却不能研究？因为神话的合法性地位来自于西方话语。为什么西方把神话当成科学对象，却没有吧风水当成科学对象呢？因为西方没有风水。用陈进国的话说[6]，风水习俗是“中国乡土社会的一种文化体系和民众的生活方式”。那么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文化系统和生活方式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呢？因为我们没有“自信”，只有“他信”。说到底，我们的学术还是在西方话语的指挥棒下。西方有的，我们又要有；西方没有的，我们也不能有。

但是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是，风水习俗在中国民间社会传播了上千年，风水观念存在着广泛的民间信任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理解风水，就无法理解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

也就是说，风水本身不是科学，但对于风水的认识与研究，却比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在新时代下，中国风水文化需要得到重新的科学认识。

5.结语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长河中，风水历经沉浮起落，对中国文明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风水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汇集而成的。任何文化，作为时代精神的体现，必然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其内容也纷繁庞杂，精华和糟粕混杂其间。对于我国风水文化，不应简单判断它是否科学，或者迷信的。而应以科学的方法和理性的态度去对待，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探索和发展适合于现代社会的风水文化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参考文献：

[1] 陈志华．社会科学报．2006年3月16日第5版．

[2] 张功耀．张功耀教授说风水[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3] 王玉德．神秘的风水[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4] 任重．古代风水辨[J]．周易研究，2006,4:85-87．

[5] 罗勇，王院成．民间风水信仰的心理解读——以赣闽粤客家地区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26(12):65-67．

篇3：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

一、辛亥革命的爆发, 给当时的人们注入了现代思想观念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 西方列强凭借其雄厚的国力和现代技术装备, 以武力冲决了我们的国门, 往日的“天朝大国”日益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国家民族处于深重的危机之中。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治国与救国良策, 认为国家落后的根源在于民众愚昧, 不了解西洋科学。因此有许多有志之士去留学立志要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要把西方的现代化文明传入中国。同时清政府洋务派也局部的学习西方的文化, 举办了新式学堂、翻译出版西方的书籍、宣讲新学、派遣学生在外国留学等。李鸿章、张之洞也都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放学习西方现代科技文明, 振兴实业, 改革专制封建社会弊端。可见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学习这些现代科技文明的实业, 有利于富民救国, 有利于革命, 同时也为革命培育了新型人才, 使人民大众中有进步思想的人接触和学习到现代思想。但是这些局部的改良毕竟不能解决当时急切的“救亡图存”的根本问题, 当时最根本的道路就是推翻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邹容在《革命军》中就认定“要富民强国, 就必须革命, 推翻清王朝, 摧毁封建专制政治。”辛亥革命伟大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当时痛切感到:列强“蚕食鲸吞、瓜分豆剖”, 而清政府“昏庸腐朽”, “庸奴误国”。[1]清政府对外投降卖国, 对内专制残暴, 因此必须解放思想, 学习外国先进科技之长处, 反对清王朝“闭关自守”要“利用外资, 利用外才, 以图中国之富强。”[2]那些革命有志人士以西方资产阶级时期“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武器, 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观念传播到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他们宣传爱国反帝, 大力抨击清政府的昏庸腐败、丧权辱国, 他们认为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是平等的, 神圣不可侵犯, 否则就可以揭竿而起, 将其推翻。他们也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深深地体会到要想实现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 首先必须集中全力推翻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朝政权, 埋葬封建帝制, 争取政治的民主, 求得民族的独立。资产阶级革命人士这种反帝、反封、民主思想使长期处于封建思想统治的近代中国人民经受一次新的洗礼, “随着每一次社会的巨大变革, 人们的观念也会发生变化。”[3]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大解放, 使得各种思潮和主义在中国的舞台上得以展现, 马克思主义才会因此得到传播和普遍认同。

二、辛亥革命的民主体制, 促进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辛亥革命成功后, 孙中山兴高采烈地说“今专制业已推翻, 破坏之局已终, 建设之局伊始。”又说“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 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 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 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而实现民生主义最切实的举措, 就是发展实业。从那时起中国社会便掀起一个振兴实业的热潮, 并持续多年而不衰。同时具有先进思想的革命志士, 不仅批判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 还大力宣传近代民主思想, 使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得以增强, 给封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沉重的打击。

全国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抵制洋货、保护国货”的高潮, 提倡国货在当时“几乎三尺童子而皆知”,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卷烟竟因“销量过大, 供不应求, 各局索货万分紧迫。”无形中扩大了工商业的市场。革命党人掌握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权力, 便有不少资产阶级人物跨入政界, 担任要职, 并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社会经济的法令政策。这使得他们能够影响甚至左右政府, 制定出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法令。这些政策法令把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纳入正规的轨道, 并极大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勃兴。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 孙中山先生仍继续谋求中国进步强盛的道路中艰难跋涉。他在《建国方略》等著作中擘画了建设现代工业、农业、铁路、水利等方面的蓝图, 显示了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卓越见解和宏伟气魄。他还批评闭关自守, 实行“开放主义”, 主张顺应世界潮流, 对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取那善果, 避那恶果”, 同时强调“发展之权, 操之在我则存, 操之在人则亡”。这些思想, 对于我们今天全面认识中国国情, 进一步探索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辛亥革命制定完善了法律, 使社会从人治走向法治, 奠定了现代法制基础

中国五千多年一直都是“君上神圣尊严, 不可侵犯”的封建帝制皇权至上的传统, 但是到了辛亥革命时期, 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把革命的目标直指封建制度和文化, 给予近代法制一个适宜生长的土壤, 使近代法制得以空前的活跃, 辛亥革命也就成为中国法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孙中山先生把法律看成治国之“体”, 坚信“国家之治安, 惟系于法律”, 他认为“法治是人类社会所能够选择的最佳治理方式”。1912年, 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它以法律形式进一步肯定了国家全部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原则。关于国家的权力主体《临时约法》在《总纲》中规定,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这是中国历史第一次在法律上肯定了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临时政府又高扬“法治”旗帜, 倡导“法治面前人人平等”。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创举。他们制定的法律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 必须有明确的制度保证人民根据自己的意愿创制、修改和废除法律。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设想把政权与治权分离, 将政权完全交给人民, 用政权来约束治权。设想中国需要一个强大而有力的政府, 这个政府必须在人民的有效控制之下, 成为“为人民谋幸福的万能政府”, 而非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政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 在孙中山先生的法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又分别制定《大总统内务部禁止买卖人口》、《证券法》、《律师法草案》、《中华民国银行则例》等法律。辛亥革命后, 袁世凯、张勋复辟失败, 各大军阀虽然集权, 但是也没有人敢抛弃辛亥革命时制定的各项法制。可见, 辛亥革命时期的“法治”精神在中国勃勃涌动, 使建设法治国家成为中国人的愿望和要求。辛亥革命使社会从“人治”走向“法治”同时也为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提供了一套极为珍贵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模式。

辛亥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中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继续奋斗, 失败又给了中国人民深刻的启迪。辛亥革命的高潮过后, 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从辛亥革命以后共和制度的立足不稳, 看出问题的症结在于封建专制统治并没有深深触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空前尖锐的批判形式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统治, 从而奠定了在中国传播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爱国运动, 中国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逐步被工人阶级所取代。一批同盟会员和辛亥革命中的爱国志士, 他们重新作了严肃的思考, 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们继承并在新的基础上推进和发展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 建立了新中国, 经过社会主义革命, 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建国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经过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我们的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等领域的许多方面都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十四亿中国人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 而且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我们还必须承认尽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可是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总体上还没有改变。因此我们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先驱者那种不畏艰险、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尤其需要认真学习和大力提倡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摘要：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的历史。正是这场革命的发起者们将民主、平等、博爱传播到我们国家的每个角落, 这种革命精神在百年后还依然鼓舞着我们奋勇向前。它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促进人民思想的解放, 加快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作用不可低估。

关键词：辛亥革命,现代化,思潮

参考文献

[1]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孙中山全集:第1卷[M].上海:中华书局, 1981:19-21.

[2]姚锡长.孙中山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篇4：辛亥革命与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

关键词:辛亥革命 政治现代化 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一

所谓现代化,就是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政治现代化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与政治体系向现代社会的政治规则与价值转型。现代西方理论学界主要从历史与结构两个角度来分析与理解政治现代化。

以历史的视角来观察,政治现代化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阶段,指政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具体指政治的民主化。它的涵义是在一个国家与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过程中,现代社会政治体系方面的结构与文化变革。当前,很多学者都把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认为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现代政治体系建设的启动。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中,辛亥革命的功绩主要表现在改变了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皇权政治。

从结构角度来看,政治现代化是指传统政治结构分化,产生新型的角色,形成新的政治體系与政治结构。辛亥革命在推翻封建制度之后,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系:制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宪政制度;按照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确立了资产阶级政党制度;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形成分县自治制度与国民大会制度。具体形成了以四大民权与五大治权为核心的政治体系。

二

政治现代化实现的标准,主要是国家形成自主性的相互依存和协调的新的政治角色和结构;政府作用的加强;政治民主化;政治稳定;政治参与等。从客观效果来看,辛亥革命后,类似于西方的民主社会并没有在中国出现。中国形成军绅政权,出现了北洋军阀的割据。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辛亥革命并没有真正实现中国政治的现代化,究其内在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外植型政治现代化

追根溯源,西方的民主政治起源于古代雅典与罗马的城邦民主制。古希腊人重视公共生活,亚里士多德云“人是城邦的动物”。古希腊人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区分开来,形成后来西方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局面。权力、权利、义务等政治意识在西方萌芽。罗马帝国的建立,使古希腊开创的朴素民主思想扩张至地中海周边地区。在帝国的形式下,罗马人通过法律、制度、军事、行政逐渐发展了民主思想,并且深化出分权、混合政体、法制等涵义,形成了保障民主政治的制度。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的产生,是近代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到近代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欧洲社会在激烈的社会转型中,从古希腊、罗马的传统文化中生成了一套应对欧洲复杂社会政治环境的民主政治思想。欧洲封建机体中的异己力量生发出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冲击着固有的思想与生活方式。在革命与改革的形势下,欧洲反对神权、君权,提倡人的解放、理性,逐渐形成了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思想。古典民主政治理论大师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潘恩、卢梭等,发展了分权、天赋人权、代议制等民主政治的理念与制度。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的历史演进逻辑表明,欧洲独特的历史是形成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核心基础。在强大社会之下,国家政治制度出现变革趋势,出现政治现代化。

甲午之役后,近代中国的智识阶层认识到国势的转变不能再依靠于传统文化。西方进化之观点,使他们以发展之眼光来看中国社会历史,并且强烈要求以西方之方式来重构中国之社会。起初,严复疾呼“以民主为用,自由为体”,而后资产阶级鼓吹西方议会、民权,再后革命派移植了西方的革命政治理念,意图以革命再造中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效仿欧洲国家民主思想与实践的产物。在谈到四大民权与政府五权时,孙中山说到“这九个权的材料,并不是今日发明的”,“在瑞士已经实行过了三个权”,“在美国的西北几个省除了这三权外还加了一个罢免权”。“至于选举权更是世界各国最通行的民权”。孙中山的“五权宪法”除了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抽出了考试权与监察权外,其它都是照搬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理论思想。

辛亥革命在推翻封建制度之后,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系。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如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族权与王权结合的等级制度、家庭伦理与天命观念结合的政治文化,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根系没有彻底动摇。革命后建立的新式制度犹如“旧瓶装新酒”。辛亥革命覆灭了王权,企图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移植到中国,改造中国旧社会。但是取代旧制度的是大地主、大官僚、大军阀,传统政治以新的形式复活了。相对于日本等派生型资本主义来说,中国的文化与制度传统,很难与西方的制度完全融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论述道:“中国今日之生活全是矛盾的生活,全是矛盾的现象”。矛盾的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起,分立对抗的生活。辛亥革命后,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并未出现广泛调动政治参与,新型的政府也没有发挥出推动社会、经济变革的强劲动力。

2 民族主义下的政治民主化

辛亥革命的一条线索是推翻满族人的统治,华夷之辨也是自古中国士大夫的文化情结。特别是在近代中国民族矛盾激化的大环境中,追求民族独立是革命党人不可逃避的任务。近代中国的政治界保持着旺盛的民族主义情节。民族主义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的原动力和向纵深推进的持续动力。在民族主义的背景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启政治现代化,运用西方政治理念分析中国现实,以民族主义激励民族自豪感。如章太炎指出:“故仆认为民族主义为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革命派背负着沉重的救亡图存重担,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开启现代化,面临社会转型与强化民族的双重任务,要解决现代性与民族性相结合的沉重课题。20世纪民族主权独立的世纪洪流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强调民族本位、放大民族意识以求调动更大社会力量的行动在所难免。

中国政治现代化面对西方民族的影响,必然会导致两个矛盾的现象:一是民族自大、盲目排外,另一是民族虚无、全盘西化。为改造本民族以求自强的情势所迫,民族自大情绪往往与偏激思想并生。一些人固守孔孟学说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还有人以日本为例,认为中国民主实现不以推翻皇权为要务。若非如此,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民族的羸弱,使国人对传统文化与制度丧失必要的信心,醉心于西化。甲午之役后,中国人急需改变现状之法。一些人一心求西方民主、议会之法,对传统文化与制度不屑一顾。当时就有人说:“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沸,不可遏抑也。及政变而八股复矣,然不独聪敏英俊之士,不屑再腐心焦脑,而问津于此亡国之物,即于高头讲章,舌耕口穑数十年,号为时艺正宗者,亦谓诵之无味,不如多阅报为愈矣”。直至辛亥前期,新式留学生群体形成,中国的社会心理发生深刻变化。一些人形成进化论的文化范式,认为中国文化必须进化发展,而西方文化是东方文化改造的目标,应以西方文化为中心改造中国文化。欧化思潮风起云涌,欧化论者与“国粹主义”展开激烈论战。及至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失败,欧化思潮更是气势磅礴,最终成为早期新文化运动思想洪流中的主导思想。

3 精英主义的社会发动模式

政治现代化的标准之一,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但是辛亥革命是在当时中国的精英分子推动下发动的,中国广大的乡村社会根本没有真正参与其中。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裂逐渐加大。在近代学堂和海外留学的催生下,20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比传统士人更关注国运与时运,但更加疏离于下层社会与农村社会。在外力作用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解体,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整合的融合程度,远远不及西方政治变革前夕的社会。西方经历王朝战争、商业革命与宗教文化变革的淬炼后,逐渐形成市民社会。民主、自由思想成为社会上下的共识,社会主导着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进程。辛亥前的中国缺少西方前工业社会的历练,民众启蒙与社会变革并未形成广泛社会基础。少数开明人士深刻认识到中国“民智”未开。革命派认为民众很难理解他们追求的事业。胡汉民曾说:“共和国之主权在民,而人民之不识字者实居大多数,更不知民主制度为何物。”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此种社会中推行革命,必然把眼光局限于通晓西方民主精神的智识阶层,他们认为这样才使革命具有合理性与现实性。

孙中山以中国传统“贤人政治”的政治理念,结合西方精英政治,形成了自己精英主义的思想。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关键依赖于精英组织。他曾兴奋地说:“近日吾党在学界中已联络成就一极有精彩之团体,以实力行革命之事。现舍身任事者已有三四百人矣,皆学问充实、志气尖锐、魄力雄厚之辈,文武才技俱有之……有此等饱学人才,中国前途诚为有望矣。”在具体革命实践中,他们设计制度、组织政党、推行政策都以精英思想为指导。孙中山还专门设计了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训政”阶段,在此阶段实行“权能分离”,政治统治权掌握在少数精英分子手中。由此再到“宪政”,即广大民众的完全参与。辛亥前期,中国社会的现实使革命派认识到,革命的发动与政府的管理有赖于社会精英。在此衰落与贫困之社会中,辛亥革命试图借助社会精英发动现代化,使资产阶级革命派自尝苦果。社会力量动员狭窄,威权主义的政治模式,精英模式的现代化路径,导致政权的社会基础薄弱与权威色彩。辛亥革命后,中國政治虽突破了以皇权为中心的传统政治体系,但是马上过渡到北洋军阀为核心的威权主义统治。

三

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贡献与以往不同。之前的政治运动是以进行中国君主制度改革为主题的。在改革的大思路下,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君主立宪、开明专制等各种理念和政治设计。这些都没有也不可能引领中国政治真正走向现代化道路。辛亥革命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而是使作为封建社会制度最主要象征的专制政治体制寿终正寝了。

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重要阶段。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体制的覆灭是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巨大成功。资产阶级革命派充分吸取了西方政治现代化的经验,用西方的政治理念与模式改造中国传统社会。民族独立图存,社会形势恶化了原本纷繁复杂的东西争端,民族本位与虚无的价值之争,救亡与民主的双重任务,影响了革命的思想与行动,造成政治现代化现代性的缺失,封建传统因素阴魂不散。社会力量发动层次与广度低下,造成政治变革影响面狭窄和革命支持力弱小。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的成果缺少力度、广度以及持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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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

来源日期：2004-12-31 本站发布时间：2004-12-31 2:17:42 阅读量：279次

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可说是一个革命与意识形态的时代。先是反满革命，清廷倾覆，民国肇造，政权入於项城袁氏之手。国民党於是有「二次革命」，旋即失败。袁氏踌躇满志，欲以帝制自雄，遭致国人反对，不久病死。北洋系群龙无首，一再分裂，连年混战。孙文则据广州，倡「国民革命」，联俄容共，蒋中正继之，终至击败北洋，於民国十六年迁都南京，与其先前盟友共产党決裂，实行所谓训政，成党治之局。共产党则依赖苏联主导的第三国际，在江西建立所谓苏维埃政权（不知当时赣省农民对此洋名作何理解？），发动「土地革命」。内战再起，持续十年。倭寇大举入侵，国命危如累卵。国、共二党迫於形势，暂时合作，共御外侮，然而各有打算，貌合神离，摩擦不断。日本投降，不一年而双方又兵戎相见。共产党外有苏联之援，内得宣传与组织之力，终於战胜国民党，定都北京，放棄「民国」国号，代之以「人民共和国」之称，集中一切权力与社会资源，以建立其「无产阶级专政」（原先名为「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结合，真乃辩证法之妙用）。四十年间，号令三嬗，变化亦云速矣。共产党甫得天下，不遑宁处，立即投入不断的革命运动之中：土地改革、肃清反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农业集体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斗争、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等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所谓文化大革命而臻於极。这百年间天翻地覆的革命进程，第一个「果实」，便是有形（制度）及无形（意识形态）专政的不断加强与人民自由的不断丧失；第二个「果实」，则是大量的冤魂厉鬼，为数当不下五、六千万，在中国历史上可谓「莫之与京」。呜呼！革命之功伟矣。

此一革命狂澜，发轫则在义和拳之乱。百年以前的庚子（1900年），拳民在清廷默许之下，横行京、津、豫、晋一带，「扶清灭洋」，焚教堂，杀教士，拆铁路，断电线。列强徵兵自卫，清廷遂向各国宣战。英。俄、德、日等八国组成联军，长驱直入，京师陷落，那拉後挟光绪帝奔西安。次年辛丑，和约签定。一齣闹剧，以巨额赔款与丧权辱国收场。清廷此役中的举措乖张与外强中乾，彻底暴露了传统政治的弊病。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从此丕变，排外之风顿息，崇洋之习则与日而俱增，革命形势至此成熟。在此之前多年，孙文即已谋革命，然而响应者多为会党及海外华侨。革命思想之深入国内读书人心中，则在庚子、辛丑以后。

庚子拳乱，表面看来，是因民、教冲突而起。（近世基督新教之入中国，挟著炮舰的武力与鸦片贸易的财力，自始即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初期入教华人，多为社会边缘成分，无赖、地痞之流，在洋教士前百般恭顺，对於同胞则欺诈压迫，多行不义。而中国北方，向来有好勇斗狠、结社习武的风气。民、教冲突於是不可避免，终至酿成义和团灭洋教之举。）然而深入一层看，可说是中国社会对强加於自身的现代化的最后反抗。自此以后，传统势力日益衰替，现代化趋向佔了绝对的上风。

庚子事变，肇端於戊戌维新中的政争；而戊戌维新，则导源於中日甲午之战。甲午惨败，创钜痛深，危机感弥漫於知识阶层，於是群趋改革之途，形成三股潮流：一是康有为倡率的变法维新，二是袁世凯主持的北洋新政，三是孙文领导的革命排满。三者的主张虽大有不同，却都代表了中国的现代化趋势。所谓现代化或近代化，即是力图适应世界情势，改革神州旧法，亦即仿效西方，步上工业化之路。现代化与西化或工业化，大体上可以等同。三股潮流同異交错。康、袁二人所欲效法者，是德国与日本的现代化，亦即君主立宪、国家集权。当时的孙文所祈嚮的，则是民主政体、地方分治的美国式现代化。康与孙，一主保皇，一倡革命，然而同有理想主义色彩，都主张彻底改造中国社会，有迫不及待之意（康氏所谓速变全变），至於社会是否能接受，似未暇多虑。袁氏则是现实主义型实干家，以增强实力为要务，不尚空谈（与后来的邓小平颇有几分相似），辛丑以后，主持北洋，为新政的领袖，在内政、军事、工业各方面成绩颇有可观。若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一段历史实不可抹杀。

清廷虽迫於形势，推行改革措施（光绪三十一年的废科举，乃是中国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然而缺乏诚意，不能得士心。宣统年间的亲贵揽权，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促使了清朝的灭亡。其时能为全国重心、且能顺应世界现代化趋势者，只有北洋系。辛亥秋，武昌新军革命，而后南北和谈，清帝退位，孙文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政权归於袁世凯。此乃大势所趋，不得不然，绝非如国民党宣传所谓孙文的大公无私，亦非如共产党宣传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欲明历史真相，必须破除神话宣传与意识形态的障眼法。

民国初年，在北京政府治下，内政革新与工业化自有其成绩。然而因内在与外在的原因（如人口过多，资金缺乏，能源产地交通不便，海关为外人控制等），工业化的速度毕竟不快。更严重的问题，则是发展的不平衡与内地民生的恶化。鸦片战争以后，互市大开，财富日益集中於沿海通商口岸，内地的萧条，则日甚一日。中国人口早已过剩，社会上本多无业游民与江湖棍徒。太平军之乱，汪士铎滞留南京，身历目睹革命的惨酷，深感作乱的温床，正是大量的游民与光棍。（见其《乙丙日记》）尔后历次革命，其实都是激进的知识分子与江湖棍徒结合所成之果。孙文结合会党，蒋中正利用青帮，毛泽东、彭湃在湖南、广东的「农民」运动，更是以农村中各式光棍为主力。（孙、蒋、毛诸人，都是读过书的社会边缘人物。）乱源不塞，乱象不止。欲塞乱源，必须平衡经济发展，改善内地民生。而民初的北京政府与其后的南京政府，对此均未有足够的注意。现代化的失衡、游民与棍徒的日增、部分知识分子的日趋激进，三者相荡相激而不止。中国历史上最大棍徒毛泽东，把握了这一社会的脈动，利用西方文化中最激进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最严密的组织形式（列宁式共产党），终於夺得了江山，成为中国过去百年中第一号呼风唤雨的人物。

中国社会之多游民，多江湖上人，足见其不是封建。所谓封建社会（如中世纪的欧洲与近代以前的日本），指的是层次分明、上下相维的等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内，封君与民近，指臂相使，秩序井然；而人民则限制於固定格局之内，不得自由。中国自秦、汉以来，早已不再是封建，而是一个经济上放任、各阶层之间可自由流动的士农工商社会。传统中国，並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而是「天下」。大大小小的地域社会，相安於一个共同世界之内；此即中国人的「天下」。高踞於社会之上的是皇帝，尊严无比，然而与社会极为隔绝（俗语所谓「天高皇帝远」），实际影响力甚小（皇帝确是「专制」，但只能在其影响力所及范围之内专制，对於整个社会，则是欲专制而无由）。全国性的统治阶级，厥惟官僚，而官僚人数有限，与社会亦颇隔绝。国家的统治，实际上只能到县一级；秦、汉以降，直至1949年，都是如此。传统的中国，乃是无数自治社会的集合体；国家的职责，则是保障这一集合体大致上的和平与安宁。此即所谓大一统。大者，「有容乃大」之「大」；一统须「大」，亦即一统须包容，不容不能成其大。所以传统的中国，可以说是一国多制，国家只求在极小范围内统一（最主要的一点，是「天无二日」，亦即不许公然称尊），其余则听任各地方自行其是，社会与国家不相涉（〈击壤歌〉所谓「帝力於我何有哉」，郑板桥诗所谓「官租完了离城郭」，正是对此的写照）。在大体和平安定的共同世界之内，人人各遂其私，便是天下之大公。历代政治家所以「纲维天下」者，其实不过如此。这就是「无为」，乃为治的极致。

十八世纪欧洲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嚮往的，正是这样一种国家不干涉社会生活、让人民自谋福利的境界。自由派经济学鼻祖亚当 斯密倡导放任主义，以法文名曰laissez-faire。斯密提出此一原则，乃受重农派经济学家魁内（Francois Quesnay）的濬发。而魁内的思想，则得自另一法国人波瓦伏尔（Pierre Poivre）的启迪。1740至1758年间，波氏广泛遊历中国各地，返国后向欧洲介绍中国思想。Laissez-faire一词，正是波氏用以翻译「无为」二字者。（见英国学者J.J.Clarke近著《来自东方的启蒙：亚洲与西方的思想邂逅》[Oriental Enlightenment:The Encounter between Asian and Western Thought]；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97；p.50）中世欧洲，厉行封建制度，农工商各业，不得自由发展。工业革命既起，束缚之感愈甚。放任无为思想正适合当时需要，因此大有功於欧西的现代化。

反观中国，二千年来的社会经济政策，基本上是放任主义的。国家只求苟安，不图进取。一切改良与进步，皆出於社会的自动自为。国家若是越俎代庖，必定偾事。西力东侵以前，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远在周边地区之上，无须与他族争胜。近代与西方接触，纔觉我不如人。鸦片战争以后，接二连三对外失败。有识之士深感若不急起直追，不足以图存，现代化刻不容缓。然而中国苟且因循已久，而且幅员太大，人口太多，广大内地，更难在短时间内感受到非现代化不可的压力。若仍採用传统的无为政策，让社会自谋进步，则功成无期，国亡有日。於是现代化不得不由国家主动。洋务运动中的新式工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原因即在於此。

然而中国原有的国家体制，乃是为天下一统，而不是列国並争所设计，实在是不适宜於大有为（亦不适宜於专制压迫，所谓「封建专制」云云，都是受意识形态障蔽的无知妄说）。於是增强国家的功能与权力，便成为现代化的需要。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固然是出於个人野心，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仍是建立现代国家努力的一部分。不过袁氏奉为楷模的现代国家，不是英、美，而是德、日。他要当的皇帝，不是汉高、明太，而是威廉、睦仁。帝制失败，北洋系分崩离析，成一政客争权、军阀混战之局，国家权力更为削弱。

西力东侵以后，中国与日本均图变法自强，建设现代国家。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进展甚速。中国的现代化，虽不可说绝对不成功，但与东邻相较，显然是瞠乎其后。不明事理或势利眼者，便以为国民性有优劣（如被捧为近世圣人的绍兴周某即为一例）。但是这类自命先知先觉而其实茅塞其心的人物，忘记了两个重要的因素。首先，中国远较日本为大，无论就地域或人口而言，相差何止十倍。变小较变大为易，应当是常识。就社会的複杂性而言，日本亦远不能与中国相比。其次，近世以前的日本，尚在封建之世，虽处於分裂状态，但社会的凝聚力远过於中国。而且日本还有一个「万世一系」的皇室，乃抟合各藩的最佳机构，统一自较易。一旦统一，上下相维，成功自然较速。中国的社会，久已是一盘散沙，抟聚不易。湘、淮军平洪、杨之后，汉人地方势力兴起，清廷政治上已不再能如昔日之中央集权，外重内轻局面逐渐形成。满洲统治者一方面对汉人新兴势力猜忌防制，另一方面自身日趋腐化（握晚清政柄五十年的那拉後即为腐化的典型），领导新政的核心力量不易形成。於是虽有同、光时期的自强运动，终於无法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就度长絜大。

袁氏殁后，北洋系段琪瑞、吴佩孚等人仍有武力统一之举。吴氏功败垂成，尤令当时不少人扼腕。（吴氏骨气之硬、操守之廉、爱国心之强，在民国以来政治人物中实罕见其匹。中、日战起，吴氏大义凛然，抗拒日寇诱降，卒以身殉。重庆、延安双方皆大加表彰。）统一固须武力，而徒恃武力不为功。北洋内部的纷争，因武力统一政策而更不易弥合，与南方的分歧亦更难消除。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世界，已进入了一个革命与意识形态的时代。受此时代潮流的鼓盪，新文化运动兴起，青年知识分子日趋激进。在此形势下，北洋人物愈显落伍与反动，不论吴佩孚如何清廉，且一度颇得舆论界的好评，又如何能集合全国英彦，形成为建设新国家的核心？

孙文领导的国民党於是奋起而代之。孙文先据广州，与南方的政客、军阀纵横离合，卒未有成。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共产党专政。孙文恍然有悟，知俄国共党之所以成功，得力於

（一）有一套革命的意识形态，（二）有严密的党组织，（三）党组织控制军队。於是依样做去，宣传所谓三民主义、孙文学说（究其实，不过是西方民粹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等的混合杂凑品），改组国民党，设立黄埔军官学校以建立党军，军中则设置党代表以宣传主义，外结苏联，内合中共，准备所谓北伐。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不免遗憾。其后继者乘北洋派内讧，终於革命功成，统一南北，迁都金陵，国旗、国歌均行改易，党治行於全国。孙文以提倡「民国」始，以建立「党国」终，真是历史的吊诡。

不仅此时的中华民国实已改朝换代（故章炳麟以「中华民国遗民」自号），改组后的国民党，亦已与前迥異。国民党本有二大系，一为以黄兴为代表的新军，一为以陈其美为代表的会党。辛亥革命，新军之力居多，孙文则倾向於会党。南京政府成立，陈其美系掌握了「党国」，新军系遂日遭排挤，革命功劳亦大半被抹杀（辛亥革命的过来人陈敬第[叔通]对此深致愤慨［见其写印本《百梅书屋诗》自注］，黄兴女婿薛君度亦对此大感不平），江湖人物则弹冠相庆。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俨然以要人之身活跃於政、商二界，更是「党国」的一大特色。

在党治体制下，「革命」成了神圣名词。在此名义下，何事不可为！（孙文在广州发行纸币，云可兑换银元，流通之后则不准兑换。百姓怨咨。文则曰：「革命的货币是不能兑换的。」当时广东商会曾有揭帖，指责革命军政府的乖张暴戾行为。）而一为「反革命」，则罪不可赦。人民的自由，远较清末民初为少。革命愈进，专制愈烈，人民的自由亦愈少。这是百年来中国历史的铁律。

现代的革命政权，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撑。民国既已化为党国，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便成了国家的功令。其时的国民党，已由「以俄为师」转而为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为师，武有蓝衣社的横行，文有新生活运动的鼓躁，表面上轰轰烈烈，颇极一时之盛。然而在党组织与意识形态两方面，共产党都占了上风。经孙文改组后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相似，都是以列宁的俄国共产党为蓝本，但是一为旁支，一为嫡系。中国得俄共的真传，其组织的严密，行事的冷酷，迥非门外学艺的国民党所能及。现代中国二大革命政党的组织对决，国民党因先天不足，未战实已先败。

就意识形态的蛊惑力与控制力而言，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较之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更是逖乎后矣。现代意识形态的特点，就是泛政治化，人间世的种种，皆透过其意识形态来观照，而赋予政治的含义。马克思主义更是独出冠时，声称人类至今的所有思想，都是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有局限性，不能如实映照事物真相，惟独其自己是「科学」，代表人类思维的最高境界，往古来今，宇宙界与人生界的一切，概不出其范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流弊，是科学拜物教，将科学作为膜拜的对象，此即所谓科学主义（人类一切思想活动，皆有其适用范围与限度，科学亦非例外。科学主义之弊，正在於越出科学的界限，侵入其他领域；而其所谓科学，亦只是一些教条，从未经过批判与反思）。马克思主义既自命代表科学真理，又有独断的宗教性（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与西方的一神教极为相似）；既有道德诉求（所谓解放全人类），又绝不宽容（任何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论当初如何「进步」，在现今无产阶级当令的时代，说到底，都是革命的绊脚石）。在民生凋敝、外族侵陵的近世中国，这样一个既否定旧有的一切、又自信代表未来万世的革命意识形态，对於激进知识分子，自然是大有吸引力了。

国民党政府治下，中国的现代化其实颇有进展。尤其是1931至1937年间，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可说是一片繁荣（西方有学者称之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然而时间短促（日本大举入侵，东南财富之区悉入敌手），发展极不平衡，内地民生问题远未解决，加上当时山河破碎（东北陷於倭人之手，内蒙、华北亦岌岌可危），士气偾张，革命作乱，在文武两方面都不愁招募无人。共产党对此加以充分的利用，所以能屡败屡战，游刃有余，与国民党的优势兵力周旋十年之久。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有国际与国内派之分，一以王明为首，一以毛泽东为首。国际派恪守马列主义教条，对於党组织与意识形态的一套，固然是得心应手，然而不明白在中国而言革命，非发动江湖棍徒不办。历来的革命造反，必得有所谓江湖豪傑参加，方能成气候（所谓历史上的农民大起义，乃是惑於意识形态宣传的现代历史学家的发明。中国交通不便，农民分散各处，又无全国性的组织，试问如何能发动大规模的造反？）。毛泽东深解其中三昧，既能凭借革命的意识形态与党组织，又能利用江湖棍徒以发动群众，运用之妙，可谓出神入化。毛氏之所以成为新朝的太祖高皇帝，岂偶然哉！（然而凡事都是因缘和合而成，若无外在机缘，共产革命还是不会成功。这机缘便是日本的全面侵华。1961年，毛氏接见日本人，公然说，中国革命的成功，得感谢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是为明证。）

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可说是充满了吊诡。共产党之取得中国大陆政权，即是一大吊诡。中共的壮大，意识形态居功至伟，然而其终得天下，则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果。中共的骨干，一为激进知识分子，一为江湖棍徒（毛氏一身二任，自是当然领袖），与所谓无产阶级渺不相涉。工农群众，则是被动捲入。「无产阶级革命」云云，神话而已。马克思主义是否「放诸四海而皆准」，实不待辨而明。凡意识形态，其信奉者必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犹如一神教，必以为自己所奉之神乃唯一真神，禁锢思想，虐杀異教，即由之而起）。然而事实上，任何一种思想，都是在一定的环境内形成，不得不受时、地的限制，合於此者未必合於彼。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若要成功，必作修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功，正因大加修正之故，足证其決非「放诸四海而皆准」；然而其革命意识形态的性格，決定其必带宗教性，非坚持「放诸四海而皆准」不可。两难局面於是形成。中国党内所谓左与右、教条与修正、务虚与务实之争，都是此一两难局面的表现。

凡革命意识形态，必有乌托邦色彩。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基於两个概念，即前进与历史归宿：人类脱离草昧之后，由奴隶社会而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是共产主义社会，至此无可再进，是为人类的归宿。共产党则是此一「规律」的先知，其任务是发动革命，最终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共产党取得中国政权，「继续革命」，以国家权力摧毁原有社会有形无形的一切，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濒临破产而后止。革命意识形态当道，此乃必至之数。

从破产边缘步入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则是唾弃了意识形态、以务实为归的结果。所谓改革开放，说穿了，正是返回百余年前李鸿章开启的洋务或自强运动之旧（邓小平所谓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确为至理，不过这也正是当年自强运动的宗旨）。数十年的「折腾」，几千万的人命代价，究为何事？

自康有为的「速变全变」始，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横扫一切」，其背后的理据，正是非彻底改造原有社会，不足以言现代化。而今日改革开放之际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恰恰不在主导彻底改革社会的国家，而在屡被革命、历劫余生的民间社会。此乃百年中国的最大吊诡。其中机括，有待后来史家的辨析了。

后记：

茫茫禹域，鼎鼎百年，穷乏之困、兵燹之惨、焚坑之烈、束缚之苦，可以凄怆伤心者多矣。固天运之有数，抑人谋之不臧？然人定胜天，剥极终复，升平富足之境，或不致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者乎。岁次己卯十月廿四日识於星洲寓所

篇6：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读书报告

十八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资本的世界范围扩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始初步形成，世界逐渐连为一体。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国被迫迈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而这一变革的发展也必然带来历史发展的剧痛，不仅是对中国本身，对欧洲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在1853年发表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就用黑格尔的“两极相联定律”来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巧妙的有逻辑性的联系起来，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马克思当时的写作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南京条约》的割地赔款，还有资本主义世界对半封建社会半封建的社会制度的致命冲击。在社会制度方面，大清王朝二百多年的寿命将尽，这或许是中国亘古不可改变的历史循环规律，而在华夏走过了漫长的古代之后，终于在清朝迎来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变异，鸦片战争，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而就经济来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鸦片战争的推动，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步成为原料输出地和世界最大的市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濒临破产，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政治上，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等级差异不断分化，阶级斗争的趋势开始不断加强；文化上，魏源翻译了赫胥黎著作在中国发表为《海国图志》，“经世致用”的思想开启了学习西方的大门，此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相继发起了戊戌变法等运动，掀起了爱国运动的思潮；外交上，中国“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被强制打破，《南京条约》等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也丧失了大部分关税自主权，通商变得更加开放。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欧洲这一阶段的情况。欧洲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阶级矛盾日益显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日益凸显工人阶级不满的呼声日益增加，被称为欧洲三大工人运动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也均在此时爆发；而同时美国的独立、法国的政变、欧洲各国的混战、“神圣同盟”的名存实亡，酝酿着民族起义的爆发。终于，1848年欧洲爆发大革命，民族主义浪潮逐渐在欧洲大陆上蔓延，对封建专制和资本残酷剥削的反对声音迅速在意大利、法国、德意志、奥地利、沙俄等整个欧洲大陆上响起，但是在封建君主的大力镇压和各国混战的压迫下，革命军队均以失败告终。

在正式解读思想之前，先介绍一下1853年6月左右马克思的状况。1848年2月，席卷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导同盟投入革命洪流。3月初，马克思被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布鲁塞尔到达巴黎。1850年，马克思写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1年底至1852年春，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总绍了欧洲、特别是法国1848年革命的经验。据此可知，马克思参与了欧洲革命的亲身实践，而实践是真知的来源。

接下来，让我们逐一解读马克思的思想。

首先，有一点必须明确指出，马克思所指的中国革命正是由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原因有三：一，“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全国各地连续爆发多次农民起义，较大型的近有捻军起义，远有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而期间小型的农民起义可谓从未间断，最终1846—1850年两广自然灾害终于成为农民阶级不满集中爆发的导火线；二，“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可以知道，太平天国的思想基础是拜上帝教，而太平天国运动不论是对腐朽的清王朝，还是对侵略的西方资本主义，都产生了强大的打击；三，强调是“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暴力运动，而太平天国是农民阶级发起的起义。综上，可以确定马克思文中所提及的是太平天国运动。

马克思由此看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是不断的量变积累起来导致的质变，并对社会的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而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中国近十年来起义不断，农民阶级与统治者的矛盾尖锐，而这两者互相影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农民生活无以为继，生存受到威胁，不得不反抗。而通过十余年的积累，这场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大有将清政府推翻之群众力量基础。接着，马克思以哲学的眼光运用了两极相联规律，论及到欧洲势必会爆发又一次革命，而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的问题、激化的矛盾将以中国革命为导火线而最终爆发。

接下来，马克思开始由经济角度切入，列举了从1833年到1853年中英贸易的数据，证明了中国与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的紧密联系。而随着中英贸易的不断加深，资本的逐渐扩张，问题也不断显现出来。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学习到的辩证主义以及他《资本论》中的经济学理论。下面让我来引述一下他列举的一些论点和论据。

一，货币方面。马克思阐述了在当时，黄金价格上涨，白银流失，而贸易是循环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英国没有足够的货币对茶叶丝绸等进行采购，导致货物的损失和涨价，棉纺织品市场也因此缩小。

二，西欧农业歉收引发的生活必需品的涨价。马克思通过《经济学家》杂志的调查报道，预言“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缩小的时候，将正好是西欧发生歉收因而肉类、谷物及其它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样必会导致群众对工业品需求的减少。

三，中国市场紧缩。他描述道：中国就犹如是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在被欧洲列强轰开大门后，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开始解体，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都受到了破坏性的打击。由此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民不聊生，人民购买力下降。而中国的农民起义掀起了巨大的反外浪潮，太平天国运动正轰轰烈烈地进行，许多人据买洋货，砸洋店，在革命爆发的地区，贸易几乎瘫痪。而欧洲各国彼此间的纷争剧烈，对华贸易严重受限。

四，中国本国意欲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如此一来印度的主要贸易来源将受到致命的打击，使普遍的金融危机尖锐化和长期化。

从以上论点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都是非常客观的从经济资本的角度来剖析世界的局势，不过从以上我们不免看出，在马克思看来，决定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不是什么才华横溢的帝王将相，而是看得见的资本与看不见的市场。

马克思接着又从欧洲本身的情况开始论证。欧洲1789年和1848年的革命都是由经济危机引起的，马克思论述道：“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繁荣气息，国君们的狂怒和人民的愤恨同样都会缓和下来。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随后他又尖锐地指出欧洲各国所隐含的巨大危机：

“英国工厂空前扩充，而官方政党都已完全衰朽瓦解；法国的全部国家机器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从事诈骗活动和证券交易的商行；奥地利则处于破产前夕；到处都积怨累累，行将引起人民的报复；反动的列强本身利益互相冲突；俄国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出它的侵略野心——在这样的时候，上述危机所必将造成的政治后果是无庸赘述的。”

也就是说，欧洲的革命的内部矛盾己经逐渐酝酿，就只差一根导火线。而中国的这次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必将成为欧洲革命的导火线。

马克思从以上经济方面论述了欧洲发生重大变革的必然性，他每一个论点都有强有力的论据作为支撑，而他列举的众多数据和引用的权威刊物的报道都极大的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而且这是多角度的综合性论证。不过，虽然马克思说得有理有据，但为何世界却没完全按他的预言发展或许是因为他忽略了经济背后的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不论是民族，还是社会，都不能用单纯的经济数字勾勒。

首先，我们应该看出，马克思论证的核心规律是两极相联规律，他用其前瞻性的广阔的视野看到了近代社会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在他看来，虽然中英相隔甚远，但其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双方某一方面的小小改变必将导致另一方的重大变革。然而，对于他来说，他最大的败笔就是没有认清中国内部社会和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

马克思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送往西方世界。”确实，西方列强于清政府忙于平定内乱之际，趁火打劫，于1956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们用暴力的方式，再次大开中国大门，并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来维护所谓的贸易 “秩序”。同时，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相互勾结，将开始腐败的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我想马克思最大的失误就在于，如此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居然这么快就被镇压了。马克思过高的估计了中国农民起义的力量，认为它可以推翻那个腐败的满清朝廷．没有想到它自己先腐败了。他没有看清此次农民起义真正的性质，那只是一群农民的绝地反击，一旦这些农民获得了土地，获得了金钱，他们就满足、奢靡了，反而会造成内部争权夺利，最后土崩瓦解。马克思在文中说道“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 然而，事实是，西方的干预使革命很快就被镇压，而且使中国进一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他们也在对华贸易中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和利益。他们通过对清政府的威胁获得了大量的赔款，从而解决其本国的财政问题，又通过帮助清政府镇压革命，使其贸易能更深入中国，而且各种不平等条约降低了列强贸易的成本，从而实现了把本国的危机转移到中国来。也就是说，中国的这次农民起义，不仅没有引起欧洲的革命，反而加快了欧洲的资本累积，促进了欧洲的工业化，从而使欧洲下一步实现民主的和平过渡成为可能。我想这是大大出乎马克思所预料的。

综上所述，我觉得马克思有几个观点是值得肯定的，其一，重大的革命都是由经济危机引起的，只有当经济危机爆发，各方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时，人民才会选择采取行动，在欧洲，他们选择对外侵略，在中国，只是愚昧的农民起义。其二，中国这个原料生产地和市场对欧洲有巨大的影响，中国地大物博，虽然人均少，但总量却很多，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都是欧洲人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另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绝对是一个庞大的市场，而且这个市场尚未开发，具有巨大的潜力。其三，众多偶然叠合在一起必会使某一问题激化而爆发，欧洲的物价上涨，贸易顺差，加速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列强的侵略，自然灾害，造成了天平天国运动。

另一方面，马克思有几个观点是值得质疑的。其一，世界发展改革的方法不是只有革命，欧洲民主制度的建立告诉我们，只要有一定的基础，改革是人民更愿意采取的和平演变方式。其二，中国的国情与欧洲大有不同，若类似太平天国这样大规模的运动发生在欧洲的工人阶级或农民阶级身上，很有可能是会取得成功的，至少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从而出现像马克思所说的中欧贸易的瘫痪而带来重大经济危机。然而，中国固有的愚民政策所带来的中国农民的的保守思想根深蒂固，而清政府的妥协软弱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列强对中国侵略的需要，使得欧洲的经济危机迅速地转移到了中国。另一方面，美国独立后的迅猛发展也是出乎马克思意料的，而它也为英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缓解了危机。

综上所述，从这篇文章中，了解到马克思全球化的视野以及对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清晰的认识，但毕竟马克思不是中国人，所以其对中国的解读很有缺陷，但是其对欧洲各国的剖析确实是非常到位的。马克思试着从中国的角度对欧洲的发展提出些许建议，而我们为何不试着从欧洲的角度对中国的发展提出建议呢。应该说，如果当时有人能深刻的认识欧洲的发展历程和规律，中国的近代化就不会那么坎坷了，如今，中国也存在不少问题，如，马克思在文中所提到的，清朝制度的腐朽性导致鸦片轻易就侵蚀了整个政府，权钱交易以及利益相关的裙带关系使得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官员的目光的狭隘性以及思想上的愚昧使得他们日益沦落为鸦片的奴隶，也逐步丧失了他们自己的统治权。而如今中国这种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依然大行其道，仍未有根本的解决办法。这也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历史的发展既有一定的必然性，又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说，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的话，那么中华民族的觉醒也是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找寻一条更适合中国的道路，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是如此。在这新的时代，我们应该充分活用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并不断为其注入新的元素。就像读马克思的这篇《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样，我们始终要怀着一种批判的心态，还要尝试从新的角度解读发展他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