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经验的启示

浙江经验的启示（共6篇）

篇1：浙江经验的启示

最近，省委、省政府作出深入学习浙江经验的决定，非常正确，非常及时，完全符合××的实际，符全我市的实际，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谋求我市在新起点上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前不久，我趁在浦东干部学院培训机会，就浙江经济发展问题深入绍兴、嘉兴等地进行了一次专题考察。走进浙江，感受浙江，不能不为浙江浓厚的发展氛围所感染，更不能不为浙江创造快速发展的经验所折服。短短20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由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欠发达省一跃而成为经济强省。其魅力何在？从浦东学院回来后，我又组织市委政研室的同志再次前往浙江温州、丽水等地进行了学习考察。我感觉到，这当中固然浙江传统的创业文化，即民众所具有的浓厚的商品意识，强烈的创业愿望，坚忍不拔的吃苦精神等对浙江快速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其实，政府的主动作为同样至关重要。这就是浙江各级地方政府在服务经济方面很有独到之处，他们特别善于用好“无为”与“有为”的辩证法，把社会的自发与政府的自觉结合起来，把市场的活力与政府的调控结合起来，创新发展观念和工作思路，不断地调整领导方式和方法，实现了政府职能作用的归位，促进了经济上规模、上档次，走出了一条符合时代要求，具有浙江特色的新路子。对我们作为中部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来说，从中可获得多方面的启示。

一、地方政府要在驾驭市场经济全局上发挥主导作用

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和作用，一直存在不同的说法，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无为而治”论，认为浙江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民间力量。我考察浙江后感到，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从总体上看，浙江地方政府对群众改革和发展的要求阻碍少、干预少，是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政府对经济发展总体趋势的超前把握，不断校正发展方向，最大限度发挥政府作用，主导推动经济发展更是功不可没的，是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所在。

一是坚持把确立符合当地实际的发展战略作为把握全局的基础。思路决定出路，而科学的思路决定发展的质量与速度。丽水市属于“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人口250万，是欠发达地区，也是浙江经济发展“垫底”的市，他们的发展轨迹就很好说明这一点。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他们提出了“优化发展环境，扩大经济总量，全面奔小康”的发展战略；到2001年撤地设市，又提出了“发展绿色经济，培育优势产业，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城市”的发展战略；2003年把“工业强市”写入发展战略，确立了“生态立市、工业强市、绿色兴市”的“三市并举发展战略”。实践证明，他们对发展战略不断地文秘杂烩网修正是成功的。丽水欠发达的主要因素是工业基础薄弱，工业规模不大，总量不多，档次不高，竞争力不强，工业化水平偏低。他们认识到，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于是丽水市把“工业强市”作为扩大经济总量的突破口，进一步强化工业的主体地位，举全市之力，实施“合力兴工、开放推动”举措，抓住新一轮产业结构大调整、产业梯度大转移的机遇，以工业园建设为载体，招商引资为“一号工程”，建设特色先进制造业基地，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丽水工业总量得到了快速扩张，骨干企业不断壮大，工业投资不断扩大。到2005年，经过短短三年，全市生产总值达到305亿元，比2001年多出一倍，经济发展的平均增长速度第一次超过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财政收入由2001年的12.83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34.8亿元，2006年达到43.2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24.94亿元，比上年增长24.7%。在浙江其它地方考察，我也发现各地都很注意把握国内外发展的趋势和自身发展的比较优势，及时修正发展战略，寻求经济发展的新突破。比如绍兴市，改革开放之初，基本上是农业地区，他们根据基础好、资源少，区位好、科技少，政策好、资金少这“三好三少”的现实，确立了投入少、产出快、效益好的轻纺加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以发展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企业格局，解放思想，加强引导，鼓励各地加快发展，短短十几年，绍兴市的轻纺工业形成了产业链条比较完整的绍兴轻纺产业集群，2006年绍兴纺织品出口额高达70.72亿美元，成为我国最大的轻纺产业基地，赢得了先发优势，为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集聚了资金，培养了人才，使绍兴经济较快地渡过了工业化初期，进入工业化的加快发展阶段。他们的经验启示我们，一个地方的发展，政府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十分重要，定位准确了，路子找准了，就可少走弯路，经济发展就会事半功倍。

二是坚持把创新发展理念作为主导经济的根本。好的思路要靠新的观念、配套政策和有效的举措来体现。纵观浙江发展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各地政府都注重发展理念创新，主要表现为政府对市场资源主导权的牢牢把握，该放开的坚决放开，该出手时就果断出手。比如，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专业市场的作用，通过市场配置资

篇2：浙江经验的启示

通过学习考察，笔者认为要借鉴浙江省发展民营经济的成功经验，进一步优化宜都的发展环境，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进本地民营企业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

一、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成功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大省”，“经济强省”，经济总量由全国第12位上升到第4位，连续近30年GDP以13％以上的平均速度递增，民营经济起到了主导作用。浙江民营企业家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自我发展的欲望，有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以人为本、诚信经营、立足实际、开拓创新”是浙江民营企业成功的基本经验。

1、思想开放、自我拼搏、不屈发展的创业精神

（1）做企业要有豪情，“眼光要准，出手要快”。认准了就坚持到底。

（2）用懒人的思维想问题，寻找消费者的不满，哪里有不满，哪里就有市场，就有商机。

（3）敢于走在政策的前面。政策是市场的导向，在国家政策的变化中往往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4）人才就是钱财，用人是一门学问。创大业、办大事，首先要学会用人，寻找最合适的人才，优待优秀人才。要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用人要舍得花钱，也得允许别人赚钱。

（5）“尊重、学习、平和、创新”可以作为浙江民营企业家的座右铭。尊重，不仅是对人、对事、对朋友、对竞争对手、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也是对现实、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学习，表现在不断的学习别人的长处，永远抱着谦虚的态度；平和，是指自己的心态一直保持着平衡和平和，这点对做事很重要；创新，表示要不停地否定自己，否定过去的成绩，只有这样人才能进步，企业才能发展。

2、抢抓机遇、开拓创新、不断适应市场变化的经营手段

（1）浙江企业家能吃苦，不以利薄而不为。浙江商人能团结合作、共同发展，在新一轮行业洗牌过程中通过合作占据发展优势。

（2）浙江行业协会（商会）在行业规划、产业关联度、产品配套、行业自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行业协会（商会），浙江不可能把没有资源优势的小商品做成大产业。

（3）面对日益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浙江民营企业认为生存比扩张更具有现实意义。正在着力实现六个转变，一是由单纯的产业经营向资本营运转变；二是由单纯的开发资源向整合资源转变；三是由企业家个人行为向组织行为转变；四是由功利趋向公益趋向转变；五是由自生自灭的草种经济向逐步成长的树种经济转变；六是从重视战术向重视战略转变，思想有多远行动才会走多远。

3、“做企业就是做人”的财富理念

做企业其实就是做人。浙江商人致富的经历和浙江省富强的经验表明——人脉是成功致富的关键，人脉就是财脉。

（1）先做人，后做事。事业做小时是做技术，做大了是做人。诚信是做人的根本。做人的，企业做不小；不做人，企业做不大。

（2）勤奋是一生的资本。民营企业家一定要吃得起苦，把敬业当成一种习惯，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

（3）重视每一个人，要有服务他人的精神，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

（4）浙江成功的民营企业都是企业文化建设和党建工作搞的很好的企业。

4、自我加压，自我超越、永不满足的发展境界

（1）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创新是一个企业的灵魂，不把过去的优势当成现在的优势，现在的优势不等于将来的优势。人的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自己，最难的是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敢于把成功的东西打破。

（2）永远不满足于现状，不断追求新的目标，实现思想上的飞跃。企业做好了想做大，做大了想做强。犯错后及时回头，不被危机打倒。

（3）走出去，就是一种借力的表现，就是走向了发展。发展没有地域之分，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是浙江人的舞台。

（4）浙江企业家能够把握好四个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是把握好法律边界，依法经营；二是把握好组织边界，学会经营组织，搞好团队建设。人的行为主要由习惯控制，文化建设就是改造人的习惯；三是把握好资源边界，包括人际关系边界、品牌边界、资金边界。四是把握好心理边界，身体是本钱，身心健康才能做到有胆、有识、有谋，企业的健康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

二、关于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加快我市民营经济发展的建议

1、进一步营造重商、亲商、容商的社会氛围。要充分尊重投资人、鼓励创业，宽容失败。浙江的经验再次表明——工商企业人士社会政治地位的提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民主化的象征。

2、拓展政府调控的新思路，创新服务的新手段。

政府要为一切能够创造物质、精神财富的人和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首先政府及部门要重点关注企业自身无力解决却十分紧迫的难题，创新思维，大胆改革用市场的方式解决行业规划、技术创新、企业升级、再创业、融资等民营企业最迫切的问题。其次，要制定完善鼓励创业扶持政策和清理不利于创业的政策法规，用好政府自身的调控权，激发全民创业的热情。例如：借鉴温州激活民间资本的经验，积极发展担保融资业务，组建小额贷款公司和区域合作银行、村镇银行，通过有效的市场途径，解决民营企业短期资金缺口。

同时，政府要从法律上提供社会安全保障，从舆论上倡导创业有功、致富光荣，鼓励、表彰创业者，从而形成企业家和能人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

3、大力实施企业家成长工程。民营企业家掌握着大量社会财富，他们素质的高低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还涉及广大员工，涉及区域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的问题。如果没有一批高素质的民营企业家队伍，未来经济的竞争力也将会受到影响。如何提高企业家的素质问题，如何将党建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之中，实施企业和企业家“两成长、两健康”工程，应该引起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明确责任主体，搭建培训、教育、引导平台，全面提高民营企业家综合素质。

4、建立健全民营企业家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畅通表达渠道。“谁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谁能创造社会财富，谁就自然会有发言权。”面对新阶层逐步增强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诉求，要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完备的表达机制，使民营企业家的利益诉求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得以反映。

篇3：浙江经验的启示

一、海宁皮革产业集群的三大特征

海宁皮革产业起步国内领先。1926年，海宁诞生了全国第一家皮革加工企业。1952年，创立全国第一家公有制专业生产皮革服装企业。1984年，创办全国农村第一个村办制革厂。1985年，创建全国农村第一个乡办皮革服装企业。1993年，兴建全国第一个皮革专业服装市场。历经8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海宁成功打造为我国皮革业的“排头兵”，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皮革、皮革服装、皮革沙发等皮制品生产基地和集散中心。皮革工业的产业规模、工艺技术、主要经济指标和知名品牌数量均居国内前列，被国家有关部门命名为我国目前唯一的“中国皮革之都”。目前，海宁皮革产业发展呈现三大特征：

1. 地域集中，集聚度高。

2009年底，全市拥有皮革工业企业2000多家，从业人员约7.5万人;年创现价工业产值177亿元，实现产品销售收入172亿元，年产皮革服装2813万件(套)，鞣制革皮产量折合牛皮为1260万张，皮革沙发530万套。皮革工业经济总量、皮革服装产量、鞣制革皮产量、皮革沙发产量、皮革制品出口交货值等，连年位居全国第一。海宁中国皮革城经营户达2250户，经营产品已从1994年开业初期单一经销皮革服装，拓展到了皮革服装、裘皮服装、箱包皮具、皮革原辅料和皮鞋等多门类皮革产品，2009年销售额超过100亿元，成为长三角地区特色旅游购物中心和全国皮革专业市场龙头。

2. 区域品牌，成果丰硕。

截至2009年底，全市皮革业拥有中国驰名商标3个，中国名牌产品2个，浙江名牌产品6个，浙江省著名商标9个。2010年1月，“海宁皮革”成功创建了浙江省第一个皮革行业区域品牌。同时，海宁还分别被国家和浙江省有关部门命名为“中国皮革之都”、“中国皮革皮衣之乡”和“浙江皮革商标品牌基地”;海宁中国皮革城也分别被国家和浙江省有关部门命名为“全国文明市场”及“浙江省重点市场”、“浙江省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市场”、“浙江省五星级文明规范市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3. 企业实力，冠盖行业。

截至2009年底，全市皮革行业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规模企业达148家，有21家企业年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其中“卡森”、“蒙努”、“雪豹”、“兄弟”、“宏洋”等5家企业年销售额超过5亿元。创立于1987年的浙江卡森实业有限公司，是目前我国最大的皮革产品生产商和软体家具制造商。2005年10月，“卡森国际”在香港成功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家在香港主板上市的家具制造企业。海宁蒙努集团有限公司等建立了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成功跻身于全国民营企业500强。

二、海宁发展皮革产业集群的三条经验

1. 政府重视，搭台造势。

(1)产业列为首选。海宁皮革产业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但直到80年代中期才开始崛起，真正大发展是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发表以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10年初，海宁先后更迭了6位市委书记、8位市长，但历届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都坚持“咬”住猪皮、羊皮、牛皮不放松，一任紧接一任完善皮革产业发展规划，牢牢传好发展皮革产业“接力棒”，连续18年将其列为全市第一支柱产业。(2)政策专门倾斜。为充分发挥技术和人才优势，市委、市政府专门出台有利于产业发展文件，坚持长期扶持“雪豹”、“蒙努”、“卡森”等一批重点企业上规模上水平，向集团化和上市公司发展，鼓励企业创品牌。同时，对不利于产业发展的一些“土”政策，坚决撤消松绑，在政策上不搞限制，既充许城镇、集体和乡村企业发展，也充许个体、私营企业创办皮件厂，在全市形成大力发展皮革皮件产业的氛围。(3)打造服务平台。市委、市政府制定“以市场带动产业，以产业推动市场”发展战略，1993年投资上亿元率先建造浙江皮革服装城;2005年、2007年和2009年，先后投巨资移地新建扩建了总面积近60万平方米的海宁中国皮革城市场群。2009年4月，在浙江率先创立了浙江皮革研究院和国家级检测中心海宁皮革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为拓展皮革产业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9年8月，总投资超过6亿元的皮革总部商务区72幢楼宇开工建设，商务区实行边建设、边招商、边开业，计划3年时间内建成，并在长三角地区20个城市设立办事处。

2. 企业创新，产业延伸。

(1)调结构开发新发品。除了传统的皮革服装和猪皮、羊皮革皮成品外，近年来海宁皮革产品中涌现了大量的牛皮革沙发套、牛皮革成品沙发、票夹、箱包等新面孔。这些新产品都是皮革企业自加压力自我创新。1997年，生产当家产品猪绒革的“卡森”公司，日创利润超过一辆“桑塔纳”，但在发现欧美地区牛皮市场巨大潜力后，公司董事长毅然说服董事会放弃猪绒革转而研发生产牛皮革。1999年开发成功牛皮沙发革、全立面牛皮沙发革，2001年开发成功高档牛皮汽车座垫革，年产值迅速冲破10亿元大关，到2007年公司年产值突破了100亿元。“蒙努”集团在不放弃皮革服装生产同时，同样投巨资开发牛皮革，生产的牛皮革沙发套、牛皮革成品沙发畅销欧美市场。短短七八年时间，销售收入从原来的1亿多元猛增到35亿元。(2)抓技改二次再创业。历经70多年的发展，海宁皮革业从跨入新世纪开始提出了"二次创业"的口号，其中的一个大动作就是加快传统行业技术改造。“卡森”、“富邦”、“兄弟制革”、“上元制革”等企业纷纷实施投资总额超亿元的技改项目，邀请德国、英国、韩国、意大利等国制革专家担任技术顾问，率先在国内制革业突破欧盟"偶氮"壁垒，并相继获得英国blc公司权威检测认证，使产品顺利出口美国、欧洲等技术高端市场。(3)创品牌占领制高点。鼓励企业创名牌，以质量优势提高产品竞争优势，以产品优势开拓市场优势，是海宁发展皮革工业长期坚持的宗旨。近年来，在政府引导和激励下，企业品牌意识不断增强，争创名牌积极性越来越高，纷纷邀请国内外时装设计师加盟，竞相创建各类皮装、皮草设计工作室，不仅积极参与国内各类服装、服饰博览会，还主动走出国门，关注巴黎、米兰、伦敦的时尚发布，到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国考察，搭准市场脉搏，与国际大品牌、名牌服装公司合作生产。2008年“诺之服饰”迎来了和“阿玛尼”合作，白领氏集团为法国“乔治”专业加工皮装，并成为“阿迪达斯”全球唯一皮革运动装供应商。2009年，“蒙努牌”皮衣在全国同行业中第一个被国家工商总局授予“中国驰名商标”称号。

3. 市场转型，拓展功能。

(1)抢抓机遇求发展。上世纪90年代，随着民营经济发展和海宁皮革业迅速崛起，市政府及时抓住机遇，在1993年10月兴建5万平方米的浙江皮革服装城市场，成为全国皮革专业市场领跑者。2005年，市场管委会调整发展思路，市场易地搬迁扩建，从原来的5万平方米发展至目前近60万平方米，建成了集展示、购物、餐饮、休闲于一体，以品牌店、专卖店为主体的现代化、商场化大型专业市场，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皮装销售市场和华东地区最大的箱包零售市场，实现了从传统市场向现代市场的成功转身。(2)围绕产业促提升。皮革城管委会坚持围绕皮革产业抓发展，在皮革专业市场取得繁荣的同时，及时建立皮革出口加工区，为广大中小企业搭建生产平台，促进了市场与产业互动发展。2007年，在皮革城一期箱包、皮装市场搬迁成功后，及时推出二期市场，主营毛皮服装和皮鞋，实现了皮革产业链的延伸。2008年，推出皮革城三期品牌风尚中心，为皮革产业新一轮的转型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9年，依托品牌优势和先进的管理理念，面向全国积极拓展外部空间，在辽宁启动实施佟二堡海宁皮革城项目，全面开辟东北地区消费市场。2010年1月，“海宁皮城”在深交所成功上市，成为中国皮革专业市场“第一股”。

引领时尚办展会。皮革城管委会以引领时尚作为市场的发展之本，从创业初期就立足于打造省级、国家级市场龙头地位，每年努力向省、国家有关部门争取举办省级或国家级皮革服装展销会、皮革博览会。1994年至1999年，连续6年举办了全国皮革服装展销会;2000年至2009年，连续9年举办了海宁中国皮革博览会;1994年至2009年，连续15年举办中国“真皮标志杯”皮革服装设计大赛;2005年至2009年，连续5年举办中国服装流行趋势发布会;同时，还开展“中国皮革时尚周”、“中国皮革服装时尚万里行”等系列活动，将海宁中国皮革城打造成为了中国皮革时尚的“风向标”，为引导中国皮衣消费时尚潮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海宁成功发展皮革产业集群的三点启示

中国规模最大皮革博览会成熟在海宁，中国规模最大皮革专业市场诞生在海宁，中国规模最大制革企业、皮革服装企业、皮革沙发企业成长在海宁。海宁皮革产业集群，已成为浙江省块状经济发展的典型。海宁发展皮革产业集群的做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1. 领导接力传承成就主导产业。

海宁市委、市政府历届领导班子立足“创业富民，创新强市”，尊重全市主导产业发展规划，尊循前任班子发展思路，不搞标新立异，不图本届“政绩”，坚持因市场制宜，始终以皮革产业转型升级为主线，将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相结合，将突出企业主体与强化政府引导相结合，努力构建区域龙头、区域生产、区域品牌、区域创新、区域服务、区域提升等系统，实现了海宁皮革工业的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有效地提升了海宁皮革业在全球价值链的话语权和掌控力。

2.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有可为。

传统产业不等于落后产业，只有倒闭的企业，没有倒闭的产业。由我国经济基础薄弱和人口众多国情所决定，以消耗自然资源和劳力密集为特征的工农业将长期是我国社会和经济稳健发展的坚实基石，也将长期是老百姓生活改善的直接物质来源。因此，传统产业发展要始终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为目标，在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逐步形成的环境下，以转型升级为方向，以自主创新为动力，推动传统产业上规模、强技术、创品牌、增效益，促进传统产业走创新型、效益型、集约型、生态型发展模式，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

3. 产业集群专业市场互为促进。

篇4：浙江经验的启示

一、浙江省财政大力支持农业科技推广

近年来，浙江省各级财政逐步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大力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成果应用以及基层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推广，将县、乡农技推广体系人员和工作经费全额列入财政预算管理，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创办农业公共服务事业。

（一）保证农业科技推广经费需要。2009年，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整合资源的思路，落实农技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队伍和措施，强化科技支撑，建立健全责任和绩效评价制度，在全省基本建成农技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三位一体”的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县、乡两级农技推广体系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全额列入县乡财政预算。为支持欠发达地区和海岛地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建设，从2010年开始，省财政每年安排资金3364万元，支持欠发达地区和海岛地区的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统筹用于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含农业、畜牧、林业、渔业、水利）开展农业科技推广支出，切实保障了农技推广工作开展和责任农技推广制度实施。据调查，2012年桐乡市在职职工人均基本支出13.3万元，远远高出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平均支出水平。

（二）提高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水平。一是建制度。2006年在全省开展责任农技制度建设，支持基层农技人员开展新品种、新科技、新机具、新设施的推广应用。将县、乡两级基层农技推广岗位按承担的责任不同，分设成首席农技推广专家、县农技指导员和乡镇责任农技员三类。省财政每年安排1000万元，根据农业工作重点和主导产业发展等，面向生产一线，重点支持基层责任农技员围绕现代农业和当地农业主导产业发展实际，开展新品种、新科技、新机具、新设施的引进、示范及推广活动。二是搭平台。加强基层农技推广工作，推进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中心建设。2012年省财政筹集资金9564万元（不含宁波）用于“以奖代补”，拟到2014年在全省建设1000个功能多元、场所固定、设施配套、人员精干、服务优质、运行规范的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中心。2013年，对第一批通过省级验收的384个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中心（不含宁波），省财政已安排发放奖励资金4615万元。三是抓示范。大力开展农技推广示范县建设，支持公益性基层农业公共服务机构建设，促进农业技术成果转化和新技术实用技术应用。各市县在做好中央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试点项目基础上，支持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开展科技服务及示范基地、示范户等建设，落实科技指导员，开展主导品种、科技示范推广，形成了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示范户的规范化建设机制。省财政每年安排1000万元资金，用于开展农技110、“浙江农民信箱”等农技推广信息化建设。四是重安全。在沃土工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农作物病虫害测报、预报、预警系统建设等方面，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基层土壤检测站、农产品质检站、农业投入品监管机构以及植物检疫监测点、数字化检测预警区域站等检测实验室建设，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装备水平。五是提素质。从2004年开始，浙江省在全省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中，由省农业厅等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支持农业从业人员进行短期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培育专业化的现代农业产业劳动者队伍。2012年省财政筹措安排9900万元，用于农业专业技能培训、转移就业技能培训和农村“两创”实用人才培训等学费补助。

（三）支持农业科技体制机制创新。一是强化种业科技创新能力。以现代种业发展为重点，推动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推进种业资源整合利用和优化配置，大力培育现代种业主体，构建以科技为依托、产学研融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种业体系，增强种业科技创新能力。二是培育壮大育种企业，提升自主创新和育种攻关能力。省财政设立现代种业发展工程、林业种苗以及水产种子种苗专项资金，2013年预算安排9785万元，支持围绕主导产业和地方特色优势种子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实施种子苗种基地建设、种子资源库建设、种子种苗创新平台建设等。对纯种繁殖、种子资源引进、制种基地建设、新品种繁育以及展示推广等给予补助。三是提高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研究能力。2012年整合安排农业新品种选育协作攻关资金6150万元，比上年增长5500万元，支持在水稻、蔬菜等12个领域开展新品种选育协作攻关。支持省级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开展种子资源收集保护与创新等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在集聚省内优势育种科研力量基础上，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参与育种协作攻关，增强育种科研能力。四是支持科技特派员扶贫开发项目建设。浙江省财政每年安排900万元重点支持个人科技特派员以入驻乡镇为实施基地的科技扶贫开发项目，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2012年起省财政每年安排1200万元支持团队科技特派员对结对县（市、区）农业区域特色产业提升发展提供各项科技服务。

（四）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一方面，加强农业部门与科研单位之间的协作。省财政设立“农、科、教”与“产、学、研”农业技术协作专项资金，每年安排600万元，支持省农业厅与省农科院、浙江大学等科研院校开展协作，重点扶持现代农业园区和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解决农业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发展中的问题，进一步加快良种与良法配套，强化科技集成，推进农业技术与推广应用结合，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围绕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方式转变和推进农村科技创新，强化企业与科研院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对接。省财政设立农业技术成果转化资金，引导和吸引企业、科研开发机构等多渠道投入，支持农业技术成果进入生产的前期性开发，推进农业技术成果的转化，提高农业技术创新能力。2012年省以上财政安排农业技术成果转化资金3300万元，支持一批集成配套并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农业技术成果加速转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通过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强化企业与科研院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对接，促进了科技要素加速向农业和农村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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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农技推广。1995年8月，浙江省率先在全国成立了农技推广基金会，由44个捐赠单位及涉农部门领导组成首届理事会，募集资金877万元。浙江省农技推广基金会是一个公益性、非营利性的基金会社团组织，其宗旨是“支持乡镇农技推广事业，为乡镇农技站服务”。其资金来源主要通过企业捐助、省财政一定的支持。基金增值部分用于表彰奖励优秀乡镇农技推广单位和个人，资助乡镇农技推广试验、示范、培训和欠发达地区乡镇农技站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过1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有浙江省和杭州市两家农技推广基金会，另有省农技推广基金会执行部40多个，省、市、县三级基金规模合计达到2亿多元，农技推广基金会已成为浙江省社会化农技推广的重要力量。基金会成立十八年来，面向基层一线，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每年坚持实施一批基层农技推广项目，表彰奖励基层先进农技推广机构和先进个人，并在创新农作制度上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培植了一批成功的典范，为浙江省基层农技推广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浙江省农技推广改革创新的一大特色。

二、浙江省农业科技推广的主要做法

浙江省各级财政积极支持构建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大力推进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运用，目前采用了八大独具特色的农技推广做法。

（一）“3+X”与“1+N”有机衔接。整合服务资源，推行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中心的“3+X”的“一站式”职能配置和服务模式，即在履行好农技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三项基本职能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提供政策宣讲、土地流转、农业气象等服务。目前，全省已经建成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中心414个（其中示范性服务中心145个）。此外，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等，浙江省积极建设规模大、辐射能力强的农技服务基地，积极推行“1+N”的组建模式，已建成社会化农技服务基地（点）946个。同时，把农技服务基地（点）的建设和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相衔接，依靠村级服务站点，组织服务基地（点）、示范户在开展生产经营性服务同时积极开展科技服务，带动周边农户，形成了“公共服务中心+农技服务基地（点）+村级服务站点+科技示范户+带动农户”的农技推广模式。

（二）组建农业技术推广联盟。具有代表性的是湖州“1+1+N”的农技推广模式。由市政府牵头，围绕主导产业，以浙江大学为依托，以首席专家团队为技术支撑，以本地农技推广服务小组为纽带，以项目为载体，以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主要工作平台，按产业组建由“1个高校科研单位专家团队+1个本地农技推广小组+若干个经营主体”组成的产业联盟。“1+1+N”产学研一体化的新型农技推广模式，实现了高校科研、农技推广与基地生产的对接。同时，为加强农业技术协作，2012年浙江省农业厅与科技厅建立联席会议制度，重点在现代种业发展、农业技术成果转化、农业主体培育、产学研紧密结合和农业技术队伍建设等五个重点领域加强合作。浙江省以浙江大学、中国水稻研究所、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浙江省农科院、浙江农林大学为主的科研机构成为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设立农民“12316”服务热线。以平湖市为代表，整合农技110服务热线、“12582”专家直通车、浙江农民信箱系统、每日一助服务平台、农机作业资源信息平台、土地流转信息平台、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查询平台等资源，统一纳入“12316”热线服务范围，设立专门办事大厅，配备电脑、电话等信息化办公设备。由高级农艺师、高级畜牧师等组建专家服务团队，实行无休日坐席，对外公布专家身份、联系方式和服务承诺。同时，通过基层组织引导、自愿申请等方式，将乡村兽医人员、农机作业手等乡土人才及农村实用人才积极吸纳到“12316”为农服务体系，建立志愿者服务队伍。该模式集各种服务于一体，实现一站式管理、一站式发布和一站式对接，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全方位服务。

（四）实施科技推广项目带动。政府设立农业技术推广合作项目，以项目的实施来推动农业技术成果的转化。如：省“农、科、教”与“产、学、研”科技协作平台是由省农业厅牵头，省农科院、浙江大学、中国水稻研究院、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浙江农林大学六方协作联基地联主体，共同促进农业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应用的平台，已协作开展项目122项。目前正在实施的“浙江省十县五十万亩茶产业升级转化工程”和“浙江省十县百万亩竹产业效益提升工程”，省市县联动，整合涉茶（竹）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科技创新服务平台、重点实验室、产业技术联盟和科技特派员等科技资源和创新成果，计划用3年时间，集成转化一批茶（竹）全产业链升级急需的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农药和增值新产品。这种模式，带动了科研院所、企业和农业主体的积极性。

（五）建立农技推广特派员制度。在省级部门的共同协作下，向基层派驻科技专家，帮助提高科技运用能力。2003年，首批100名科技人员到全省100个欠发达乡镇开展科技帮扶工作，实现了“乡乡都有科技特派员”，形成了“科技特派员+企业+农户”、“科技特派员+协会+农户”等服务模式，起到了科研成果从学校、科研院所走向农业主体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同时，引导高校、科研机构为加强同异地区域的农技推广合作，签订院地、市校合作协议，建立合作基地。如浙江大学专门成立浙江大学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成专家团队，与地方政府联合，成立合作基地，组织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省农科院按照“优势对接、合作示范、提升产业”的思路，由省农科院专家与当地农技推广人员、生产主体合力开展科技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目前，全省建立院地合作科技示范基地26个，大大缩短了科技成果与农业生产主体的距离，实现了科技与生产的对接。

（六）不断强化农业主体农技推广。积极采用市场化的手段，坚持把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作为农业技术成果转化的落脚点，开展政策帮扶、项目帮扶、资金帮扶、技术帮扶、信息帮扶，着力提升农业经营主体素质。通过成立的服务平台和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主动联合科研、教学、推广单位科技人员，共同开展技术攻关。如瓜菜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以勿忘农集团为主体，联合科研、教学单位，以生产需求为目标，进行技术攻关和推广应用。全省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始终把新技术示范、试验、推广与应用放在重要位置，加强与科研院所、农技部门等单位的合作，狠抓技术创新和推广。如台州市路桥超藤葡萄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社员有400多人，基地7000多亩，是路桥区葡萄产业发展的龙头组织。该合作社高度重视技术普及，每年组织各种形式培训班都在10期以上，培训2000多人次，累计发放各种技术资料50000多份，使周围农民掌握了先进技术和各种药物用量，有力推动了葡萄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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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注重发挥龙头企业示范效应。通过成立行业协会提供技术推广服务，与龙头企业合作开展关键技术试验示范与推广，加强对龙头企业的技术培训。如湖州市水产苗种协会推广健康育苗技术，帮助提高育苗场经营管理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增强了产业综合竞争力。各级农技推广机构利用自身优势，指导企业开展科技集成创新与示范推广。如浙江省水产良种总站发挥水产良种选育的技术优势，指导杭州萧山天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清溪鳖业有限公司集成创新了中华鳖新品种二段法养殖、鳖稻轮作、鳖虾混养等技术。截至目前，浙江省农业龙头骨干企业或农业技术企业牵头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有6个；有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29家、省级示范社1034家；创办农业技术示范家庭农场1000多个，建设农业技术示范户近10万户。新型农业龙头企业采用农业技术新成果的积极性高、示范作用大，成为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力量。

（八）加强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中心建设。2005年，浙江省全面开展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实现公益性与经营性分离。2006年，全力推进责任农技制度建设，建立由首席农技推广专家、农技指导员、责任农技员组成的农技推广队伍。2009年，积极开展集农技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农技推广机构建设。从2012年起，全力推进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组织开展定向培养基层农技人员试点工作。同时，创建以区域创新服务中心为平台的“研发—推广”网络。目前，浙江省共创建6家省级林业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多级管理、多种体制和运行模式的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分布格局。如临安山核桃产业省级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的“中国山核桃产业网”，为广大山核桃农民开辟了一个学习、咨询、交流信息的平台，累计点击量已达8万余人次，专家解答疑问600余条。

三、浙江省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对我们的启示

浙江省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2010年农业技术贡献率58%，有力支撑了高效生态农业的蓬勃发展，为全国的农业科技推广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与启示。

（一）农业科技推广工作要深入基层，满足农民群众真实需求。农业科技推广是将科研院所的先进科技成果转化为农业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是科研人员与农民之间联系的纽带。这项工作需要农业专家紧紧围绕当地实际、深入基层，切实了解当地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浙江省全面开展的集成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立了责任农技制度，建立了由首席农技推广专家、农技指导员、责任农技员组成的农技推广队伍，打造了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中心。这些实践经验非常有效，将基层需求和科研实践紧密结合，以科技特派员下乡的方式，推动了农技推广工作的顺利开展，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效益。

（二）发挥合作、联盟的力量，共同提高农技推广实效。在农技推广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合力，将农技推广的“条条”工作和农村综合性的“块块”工作有效结合，将科研院所、政府、农业企业和农民个体紧密结合、共同协作，实现优势互补，提高推广成效。

（三）加强信息化投入，提高农技推广的效率。浙江省的信息产业比较发达，农民对互联网等新型信息技术的接受程度较高。在此基础上，浙江省的农技推广工作也充分利用了信息技术，加大信息化的投入，创建了以“12316”服务热线和农民信箱为代表的信息化农技推广模式。当前，将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是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率的重要环节，农技推广部门应该更加重视信息化投入，提高农技推广工作的效率。

（四）注重发挥示范单位的模范带头作用。新技术的应用难免遇到一些人的不理解或者质疑，农技推广工作不会一帆风顺，农民接受新技术有个了解、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如果能发挥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示范效应，农民接受新型技术的速度会大大提升。浙江省十分注重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效应，与龙头企业合作开展关键技术试验示范与推广，农民能“眼见为实”，切实感受到新技术的好处，使农业技术推广顺利推进，提高了科技成果转化率。

（五）创新推广主体，发挥市场机制。在市场经济下，农技推广也不应局限于政府性质的农技推广体系，还要积极采用市场化的手段，将公益性的农技推广组织和经营性的组织结合起来。浙江省采用“以奖代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通过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积极引导经营性的农技推广服务组织发展，推进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成长，提升了参与主体的市场意识，促进了各方面资源向农业和农村集聚。

调查组成员： 王树勤 张国明 王泽彩 李 全 王景森 胡大明 赵 虹 胡晓斌

执 笔：王泽彩

（作者单位：中国农村财政研究会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浙江省财政厅）

责任编辑：宗宇翔

篇5：浙江现象浙江经验浙江精神

“浙江现象”，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缺陆域自然资源、国家资金投入、特殊优惠政策的条件下，浙江人民不等不靠不要，坚持自主自强自立，善于“无中生有”，敢于“小题大做”，勇于创业创新，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实现了由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转变并向经济强省迈进，人民生活实现了由基本温饱向总体小康转变并向全面小康迈进。“浙江现象”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民富、省强。

——民富，主要表现为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高、增长快、差距小，生活条件极大改善，生活品质显著提高。

1978年到2007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2%，由全国第9位上升到第3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5%，由第8位上升到第3位。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已分别连续7年和23年保持全国省区第1位。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0.33、0.35，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从1978年的55.6%和59.1%，下降到2007年的34.7%和36.4%。1985年前后全省人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1999年全省实现了总体小康目标，2007年全省全面小康实现度接近90%。

——省强，主要表现为经济综合实力、区域创新能力、协调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从经济综合实力看，1978年到2007年，全省生产总值由全国第12位上升到第4位，人均生产总值由第16位上升到第4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第12位上升到第4位，外贸进出口总额由第15位上升到第4位，财政收入由第14位上升到第5位。

从区域创新能力看，科技综合实力居全国第7位，知识获取能力居第3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居第4位，专利申请量居第3位，专利授权量居第2位；全省拥有中国驰名商标居全国第1位，拥有中国名牌产品和国家免检产品均列全国第2位。

从协调发展能力看，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居全国领先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比长期保持在2.5∶1左右，差别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十五”时期，浙江在全国率先实现贫困乡镇全部脱贫目标。根据国家发改委和统计局评估公布，浙江社会发展综合水平已居全国第3位。

从可持续发展能力看，全省单位GDP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逐年下降，2007年，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下降到0.83吨标准煤，居全国第3位。据国家有关部门评估公布，浙江为全国6个生态环境状况评价优良的省份之一，浙江可持续发展能力列全国省区第1位。

“浙江模式”值得深入探讨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浙江模式”的研究日渐深入。“浙江模式”，就是立足民力、依靠民资、发展民营、注重民富、实现民享的民本型、内源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浙江人民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全民创业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民营企业成为最活跃的市场主体，民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经济体系是浙江模式的重要内涵。浙江工业化发端于农业为主的经济基础，大多数产业根植于本地，从原始资本积累开始，从家庭工业起步，从小商品生产入手，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自我积累、自行生长的历程，呈现出明显的内生工业化性质。民本型、内源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彰显了浙江的经济特色，造就了浙江的经济活力。浙江模式最基本特征是：

——“小商品、大市场”。浙江许多企业生产的大都是小商品，形成以日用轻工品为主的产品结构。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技术、资本、设备的门槛较低，符合群众的创业需求。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是浙江建设了数量众多的专业市场，作为小商品的主要销售渠道，逐步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市场大省”。目前全省已建立起以消费品市场为基础、专业批发市场为骨干、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市场为支撑的市场体系，有力地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区域经济发展。

——“小企业、大协作”。专业市场、民间资金、股份合作制共同构成小企业生长的肥沃土壤。小企业通常势单力薄，但浙江小企业以最终产品为龙头、以市场为基础、以协作为纽带，依托健全的社会化服务，形成了细密的分工协作生产体系，“大协作”的机制优势弥补了企业“小而散”的劣势，既保持机制灵活优势，又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从而具有“无形大工厂”的发展特色。这种经济组织方式大大降低了生产技术难度、企业管理费用和产品制造成本，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小区块、大产业”。与小企业裂变复制的生长方式相对应，浙江许多地方同类产品生产企业在地理上高度集聚，出现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产业布局和“块状经济”现象。这种“块状经济”既具有企业相互竞争的活力，又具有产业集群发展的效应，在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产业层次不断提升，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区域品牌逐步打响，在小区域内形成了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大产业，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同类产品的重要加工制造基地。

——“小资源、大制造”。浙江人针对自身资源不足的问题，积极创造和利用体制机制的先发优势，借助市场力量，善于“无中生有、有中生奇、奇中生优”，形成了生产原料与产品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格局。依托这种“零资源经济”，走出了具有浙江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以制造业为重点的现代工业体系逐步建立，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省，并向创造大省迈进。

——“小资本、大经营”。浙江经济最活跃的主体是量大面广的个体私营企业，企业规模小，单个资本量不大，2007年户均注册资本仅为40万元左右。他们敏于“以小见大”，善于“以小做大”，敢于“以小搏大”，实现了小资本、大经营。他们在竞争中发展壮大，不仅形成了较强的经济实力，而且大胆跳出“家门、省门、国门”，努力“走出去”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浙江人经济”现象。浙江个私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出口创汇额等4项指标，已连续10年居全国第一。

——“小城市、大经济”。家庭工业、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推进浙江城市化的主要力量，涌现了一批经济实力雄厚的小城市和中心镇。不失时机地实施城市化战略，联动推进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逐步形成了大中小城市和中心镇协调发展、与产业布局相协调的城市化格局。高度重视县域经济发展，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推出“强县扩权”政策，努力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促进县域经济不断做强做大。

“浙江经验”值得全面总结

“浙江经验”，就是浙江人民善于创业、勇于创新生动实践的概括，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坚持富民优先、富民强省成功做法的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浙江大地生根、开花、结果的体现。“浙江经验”最具特色的内涵是：探索了符合浙江发展实际的根本动力、根本途径、根本方法、根本追求和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发展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总结。最根本的经验就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最具有浙江特色的经验主要有：

——率先改革、敢为人先，是推动浙江发展的根本动力。浙江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社会管理创新和党建工作创新，在经济社会多个领域率先改革，创造了体制机制的先发优势，为区域赶超发展赢得了先机。率先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率先推进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构筑了内外联动、互利共赢的开放格局；率先推进城乡一体化，形成了城乡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机制；率先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区域创新体系。

——尊重群众、激发创造，是推动浙江发展的根本途径。浙江人民具有脱贫致富的创业热情、勇于探索的创新激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壮举。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始终把尊重民意、依靠民力作为推进发展的重要法宝，充分尊重、保护、支持群众和基层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和激发全社会的积极因素，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有力地推动了浙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是推动浙江发展的根本方法。浙江一直重视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注重统筹城乡发展，积极实施城市化战略，坚持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不断缩小城乡差别，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注重统筹区域发展，积极推进强县（市）扩权，促进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协调发展；注重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大力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加快文化大省建设，着力打造平安浙江和法治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以人为本、富民优先，是推动浙江发展的根本追求。坚持以人为本、富民优先的发展理念，始终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发展的首位，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同时，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改善民生、保障民生摆在各项工作的优先位置，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推动公共资源向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发展领域倾斜，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

——党政有为、科学施政，是推动浙江发展的根本保证。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保持“坚定、清醒、有作为”，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定不移地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作用，既放手让人民群众干事业，又积极引领人民群众创大业，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全面落到实处。

“浙江精神”值得大力弘扬

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是文化，“浙江精神”就是浙江人民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秉承深厚的传统文化，坚持与时俱进的要求，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区域特色的人文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浙江的生动体现，是推动浙江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到“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浙江精神的发展，再到“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浙江精神的提升，其最本质的核心就是创业创新。

——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浙江人民把强烈的脱贫致富愿望变为高涨的创业致富热情，无论在前进道路上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艰苦创业、奋发图强、追求卓越的信念从不动摇。即使在“左”倾思潮盛行的年代，浙江人仍然想方设法发展家庭副业，“资本主义尾巴”割了又长；即使别人瞧不起的艰苦行当，浙江人不畏艰辛，甘于从中干起，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即使在完全陌生的领域，浙江人也敢于摸爬滚打，一大批默默无闻的修鞋匠、泥瓦匠、理发匠、供销员、采购员，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史上的开路先锋，创业精神已成为富民强省的强大精神动力。

——敢为人先、开放图强、求真务实的创新精神。浙江人敢想敢闯、敢试敢创，敢为人先、敢冒风险，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等等。浙江人的创新观念也体现在党委、政府的工作之中，在推进乡镇企业转制、推进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实现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推行城乡统筹就业、建

立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等方面都走在前列。浙江人正是凭借着这样一种创新观念，不断实现自我超越，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浙江现象”、“浙江模式”、“浙江经验”和“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改革开放30年来的伟大创举，是浙江人民创业创新、科学发展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深入研究“浙江现象”，不断完善提升“浙江模式”，不断总结发展“浙江经验”，不断弘扬丰富“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的新使命，需要继续为之作出更大的努力和新的贡献。

篇6：浙江丽水农网改造腐败案的启示

通过学习，我们了解到一个惊人的讯息：从去年年初到10月，浙江丽水因为农村电网改造反腐行动，当地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电力系统中涉及农网改造的案件22起，已有14人因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被判刑。

浙江丽水似乎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样的工作我们正在进行，如果我们不加强学习，加强反思，也许就会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就在我们这些人当中。文秘部落

通过分析，我对这一案例的发生，有这样几点认识：

一、工程层层分包，这是发生～的第一步

丽水农网改造案件的其中一环，是丽水市松阳县电力实业公司下属承装公司经理李世旺受贿案。李世旺，这位掌握着松阳县两期农网改造工程发包权的“重要人物”向电力安装承包人收取巨额回扣，成为丽水农网改造“第一案”的主角。

当地电力系统把工程的大部分都交给了下属的电力公司，而电力公司又把这些工程交给了下属的承装公司。这个连财务人员都没有的承装公司将两期工程分解成30多个子项目，分包给众多的施工队。从2000年到～年，李世旺利用手中的工程发包权，共向5位电力安装承包人收取回扣共计22.834万元。～年6月7日，松阳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李世旺有期徒刑六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5万元。

电力系统对农网改造工程基本上实行垄断经营，将农网改造工程划分成若干个子工程，这些投资上百万的子工程没有进行招投标，而是被公司负责人以指定形式发包给个体电工，如此暗箱操作，极易引发权钱交易。

二、物资采购，绕开规定捞油水，这是发生～的第二步

丽水农网改造系列案件中“物资公司经理”受贿案也很典型。

事实上，早在农网改造开始之前，电力部门就已经注意到这些掌握着物资采购权的经理们，因此做出了几项规定：大宗物资由地市级电力部门统一采购，小额物品可由县电力局自行采购；确定电力物资的基准价，压缩乃至杜绝采购中产生～的空间。

然而，这样的门槛根本挡不住物资供应商的糖衣炮弹，由于竞争异常激烈，物资公司经理随即成为供应商眼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与此同时，电力部门所确定的物资基准价也没能减少供应商们行贿的资本。根据反贪部门的介绍，电力物资的基准价定得并非不合理，如果按照正常的供货渠道和经营方式来计算，基准价能提供给供应商的“操作空间”微乎其微，但据业内人士透露，要绕开基准价，供应商们的秘密就是提供廉价的劣质设备，由此大大增加了自己的利润空间，而“物资公司经理”们对此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丽水电力系统的多名“物资公司经理”相继落马。根据丽水电业局提供的数据，在丽水地区所辖的9个县市区中，目前已有4名电力物资公司经理被判刑，另有青田县的物资公司经理在检察机关办案过程中突然“消失”，至今下落不明。此外，还有几个地方的物资公司经理被调离本岗位。

三、～源头：双重职能，垄断经营

农网改造工程确实给农民带来了实惠。国家电网公司的一份报告显示，经过农网改造，“农村电价大幅度下降，年均减轻农民负担400多亿元”。

然而，巨额的农网改造资金也使得电力系统的～案件呈现高发态势。2002年6月，审计署向全国人大所做的审计报告中，就审计出农村电网改造工程中的资金黑洞，当时共查出各类违法违规问题金额29亿元，占审计资金的3.15％。

我分析认为，电力部门职权的双重性和垄断性是造成电力～的根本性制度原因。在现行体制下，许多电力局的领导都兼任着电力公司的负责人，电力部门一方面直接参与电力设备采购和电力工程施工等电力产业经营，另一方面又担负着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职能，这种职能的双重性和垄断性，使得电力部门内部极易滋生～。

在农网改造中容易发生的六大问题：

一是虚报完成的投资额，重复申报项目，套取农网建设资金。

二是资金账外循环，私设小金库。

三是竣工决算倒算账，财务账、工程决算资料失真，截留、挤占、拆借农网资金。

四是物资管理混乱，自采物资违规加价。

五是县电力局严重缺乏内控制度，管理漏洞大。

六是竣工验收走过场，审计、验收部门严重失职。

通过对这起案例的学习和思考，感觉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我们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深处有问题，说到底，还是先进性体现的不够，甚至个别走上犯罪道路的人，已完全丧失了党性。所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和学习，不能是一时的兴起，而是应该保持经常，逐步深入，因为这是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灵魂的教育，不能有一时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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