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环境保护的做法及经验启示

国外环境保护的做法及经验启示（精选6篇）

篇1：国外环境保护的做法及经验启示

国外环境保护的做法及经验启示

摘要：如何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同时防止环境污染，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道路，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在环境法执法、提高公民自身的环保意识、发展生态文化、减少环境污染给人类带来灾难等方面，发达国家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好的做法，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环保意识 环境执法 经济发展方式 可持续发展

自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当前不仅发生了区域性的环境污染和大规模的生态破坏，而且出现了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的耗损与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酸雨蔓延、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大气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和危险性废物越境转移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地球是一个有机整体，地球系统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密切。人类是地球系统的核心，已经成为地球环境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人类活动对某一圈层施加的影响，将会通过各圈层之间的物理、化学、生物过程对其他圈层产生作用，针对某一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措施也会对其他圈层产生影响。由于地球的整体性和地球各圈层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水圈、土壤圈、大气圈、生物圈和岩石圈所组成的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的变化问题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一、我国环境发展现状

1、我国的土地在持续荒漠化多年来的气候变化和人们漫不经心的活动，对土地的破坏作用甚大，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乱砍滥伐、过度放牧及重用轻养的恶习使草地逐渐退化，加上水土流失的不断侵蚀，致使这盲目改造自然的恶果悄然袭来。我国沙漠化速度在不断升高。目前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约270多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8％，而且每年还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我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整个生态系统在急剧恶化。其中草原沙化很突出，一些牧区牲畜存栏大幅度下降，绵羊的体重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下降了一半以上。

2、我国水环境在不断恶化。多年来，我国向水环境中排放的废水总量年均值约为500亿吨，其中1996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高达约1356亿吨，早已超过环境容量的80％。据几年前统计，只有5%的生活污水和17%的工业污水在排放前经过了处理，其它都直接排入江河湖泊。迄今为止，全国745个地表水国控断面中，28%的断面劣于水环境V类标准，62%的断面达不到III类；我国已有90%以上的城市河段、湖泊受到严重污染，辽河、海河为重度污染，大部分江河湖海都出现了富营养化，水华和赤潮发生频次在持续增加。

3、我国的大气环境污染非常严重。在我国的大气环境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约为每年2000万吨，烟尘排放量和工业粉尘排放量约为2000万吨。城市空气质量达不到二级标准的城市超过60%。首要污染物仍为可吸入颗粒物，主要来自燃煤、工业粉尘、地面扬尘、建筑工地尘、土壤风蚀尘等。目前我国燃煤量约每年1.5亿吨，大约有 2/3的工厂能源还在主要靠燃煤。这些二氧化硫和颗粒物是形成酸雨和沙尘暴的主要污染物。

4、我国的土壤环境污染隐患重重。我国大多数城市的近郊土壤环境已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污染的土地面积早已超过1.5亿亩，污水灌溉引起的污染耕地约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约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且每年还在以大约15%的速度递增着。这些污染土地大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其主要的污染物有石油类、化肥农药类有机物、放射性元素以及重金属类等。其中有些难降解污染物在土壤中积累,能转化为毒性更大的化合物。一些受污染较为严重的地段，土壤中发现的有害物质多达近百种。

二、国外环境保护的政策经验

德国是世界上对环境污染治理最早且成绩显著的国家之一。在德国的8000多万人口中，直接与间接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大约有200万人，德国的环境高新技术产品在全世界领先，德国环保产业在其国际贸易中的比重约占18%以上。其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用法律确定环境保护的目标和标准；国家利用各种方式宣传环保，提高民众环保的意识；垃圾的回收和利用；政府对环保企业及环保项目进行补贴和资助。

在环境治理方面，日本政府具有一定环保意识，日本的地方政府先于中央政府制定各项环保条例。日本政府针对企业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以及产生的废弃物和化学物质的处理，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性措施。在排放标准方面，根据最新的科学知识设定污染物的环境标准，并设定排放标准，并随着科技进步不断提高排放标准。与此同时，设立总量控制目标。为了削减整个地区的由于工厂排放和汽车尾气造成的大气污染，以及封闭性水域的水污染，政府会制定相应总量控制规划，将减排量分摊到各个排污单位。污染物超标排放时，根据无过失责任，无需经过责令整改等阶段，相关企业会适用处罚规定。

在治理污染方面，建立健全强有力的法律体系最重要，企业要切实遵守法律。在日本，造成公害的企业要支付巨额赔偿金给受害人，所以有类似经历的企业就要考虑污染成本问题。同时企业也会考虑自身未来发展的形象，也会对污染有所顾虑。

在日本，也有为促使企业遵守限制性措施和相关规定的企业人员安排和人才培养制度。在日本有相关的资格考试制度，比如公害防治管理者制度，即排放超过一定量的企业，有义务任命公害防治负责人、公害防治管理员的职位；又如能源管理师制度，即能源消耗超过一定量的工厂和企业有义务任命该职位，能源管理师需要向政府申报能源消耗量及节能对策。

同时，日本对实施环保的企业，也有一些经济性奖励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是针对节能和环保对策的设备投资，包括国家、地方政府的补贴，国税、地方税的优惠措施。这些奖励措施是以实施了限制性政策为前提，对企业为遵守限制规定所需要的成本负担予以支持。但是，按照“谁污染谁负担”的原则之下的受处罚的企业除外。同时，奖励措施将根据成本的降低和推广的情况随时调整。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如：《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濒危动物保护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很全很细，涉及到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凡构成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污染源都列为法律规定的范围，而这些法律法规的宗旨就是“一切为了健康”，而每一项立法与环境标准的制定都是围绕保护人的健康这个主题。其次，美国环境立法，均以科学数据作支撑，每一项法律背后，都有科研人员付出的巨大劳动，他们经过多年实验，得出精确的数据，依靠这些科学数据立法，可以说美国的环境法律法规与实用技术实现了一体化。

在美国，除环保主管部门、专家系统和科研部门之外，规模庞大的民间环保组织已成为美国环保的重要力量。目前，全美民间环保组织已发展到一万多个，成为美国环保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从国家财政拿一分钱，每天都在为美国环保事业辛勤工作着。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环保协会，该协会始建于1967年，拥有40多万会员，其中有众多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涉足水、大气、海洋、人体健康以及食品安全等多个环保领域。该协会遵循平等高效的原则，凝聚科学、法律以及经济思想，与商业、政府和社区联手探索环保的新思路、新方案、新途径，着力实现环保与经济同步发展。该协会主要的工作内容如下：（1）以环境科研为基础，致力于美国环保重大课题研究，为美国政府决策提供依据；（2）参与美国环境立法，自下而上推动有关环保法律法规的出台；（3）协调政府、议会、商界与公民的关系，促进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跨阶层环保事业协调发展；（4）运用科学、法律、经济手段推动环保事业，倡导以市场手段解决环保问题，他们提出的“排污权交易”的思路已成为《东京议定书》的核心思想；（5）促进环境保护的国际交流，在许多国家建立分支机构。

民间环保组织在美国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与美国公众的积极参与分不开的，美国“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结构，为公众对环保的参与提供了制度保障。如上所述，绿色文化已成为美国的主流文化，环保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公民对环保的参与积极性非常高。美国的民间环保组织资金主要来源于公民捐款，而不是靠政府财政拨款。这说明，广泛的公众参与已成为美国环保的坚强后盾，而青少年又是美国环保的一支生力军。美国公众对环保的积极参与，是与强烈的环保意识分不开的，而强烈的环保意识又是以扎实的环保教育为基础的。在美国，环保教育成为美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课堂教育、野外教育和社区教育三种。课堂教育就是各学校均设有环保课，针对不同年级编写不同教材，让环境教育渗透到学校日常教育之中，并把环境课列为学分考核标准。同时，结合课堂环境教学，还组织学生参观动物园、博物馆、科技馆、水族观、自然保护区等与环境有关的设施，增强学生环保意识。野外教育主要是通过青少年夏令营、家庭周末野外活动、露营等形式，引导学生学习野外知识，亲近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社区教育主要是在社区公园、教会等公共设施开展，利用大众传媒对公众开展丰富多彩的环境教育。

三、启示

1、进一步加强环境法制，提高环保工作法制化水平。法律法规是环境保护的刚性约束和制度保护。目前我国环境法规体系还不健全，有些内容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罚则较轻，“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我国环境管理面临的难题。借鉴各国的做法，为加强我国环境法制工作，一是进一步加强环境立法，尽快修改完善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开展餐饮油烟、扬尘等污染防治专项立法准备工作，加快地方环境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努力形成比较完备的法规体系框架 ；二是加强环境执法，依法授予环保部门强制执行权，探索成立环保警察队伍，加大环境违法惩处力度，使环境监管真正起到震慑违法行为的作用。

2、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形成环保工作合力。一是建立领导干部环保实绩考核制度和环保执法责任制，加强绩效管理工作，强化民生环境指标考核，通过绩效考核的“指挥棒”引领各级政府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二是进一步充分发挥环境保护部门在决策、协调、监督等方面的作用，特别是明确各组成部门在环境保护方面应该履行的职责，将环境保护列为日常重要工作日程，在各项工作中充分考虑环境保护。

3、加强环境治理，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新道路。一是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近年的城市淹水事件警示我们。一定要抓好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要向法国巴黎等城市学习，把城市地下管网当作百年工程来抓，花大力气坚持不懈地逐步推进建设。同时，要进一步加快中小城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档升级，提高污染处理能力和水平；二是加强空气、水、噪声、机动车等环境要素的治理工作，不断提高环境质量。以污染减排为中心，加强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降低污染物排放；以PM2.5为重点，加强扬尘污染治理，深化燃煤污染防治，开展机动车排气污染综合整治，不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加强湖泊保护，科学规划、分类保护，加快实施湖泊河流保护重点工程；三是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农村环境面貌最能展现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实力，要认真落实农村环境综合目标制，积极实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程，加强农村面源防治，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四是推进改革创新，积极实施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污染责任保险等环境经济政策，进一步激发环境保护工作活力。

4、第四,加强环境宣传教育，进一步增强公民的环保意识及公众的环境参与意识。环境保护是一项长期的全民性事业，必须依靠政府、社会团体、社会各阶层及广大公众的广泛参与和合作、通过法制与民主予以保障与实现。一是转变观念，明确认识到环保公众参与是群众的权利，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公民的参与权。二是推进环境信息公开化，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和监督权。三是促进环境决策民主化，为公众参与制定明晰的程序和权利，特别是在影响环境的重大项目决策中的程序与权利。四是加强环境宣传教育，将一些先进的环境保护理念如预防原则、公众参与以及公民环境权益等知识，在各级党校培训班、大中小学的教学中予以普及。重视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环保公众参与中的重要作用，有序支持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法德生态环境保护的经验与启示》张朝辉

2、《经济增长模式的发展路径及其启示——兼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钱龙 汪茂泰

3、《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付允 马永欢 牛文元

4、《欧洲环境法》高家伟

5、《日本环境保护政策的历史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郭佳祥

6、《美国环境保护演变对中国的启示》杜丹德

篇2：国外环境保护的做法及经验启示

—浅析国外发达国家诚信建设做法及经验对我们的启示

邵家渡街道 刘仁佑

近年来，从“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到“达芬奇”天价家具被曝假洋货等事件屡屡曝光，再从“短命桥”“史上最短命公路”“楼裂裂”等短命工程频现到唐骏“学历造假门之类的简历注水被拷问事件，这一系列的诚信危机事件给我们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总结来说，我们的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都不同程度地出了诚信危机。因此，社会各个层面，从政府到企业，从学者到民众，都意识到缺乏诚信的危害，都认为应该尽快在全社会树立讲诚信的风尚。但是，我国目前的诚信保障机制还有所欠缺,在如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完善和落实相关的制度法规同时, 借鉴发达国家诚信建设经验和做法何尝不是有益的探索。

一、国外发达国家的诚信体系建设 1.国外发达国家对诚信准则内在的了解

发达国家的诚信准则是树立在商品买卖基础上的契约诚信。早在公元前数百年,古罗马帝国就制订了万民法,不单用诚信契约来标准商品买卖当事人两边的权益和义务,还规则了诚信诉讼的详细顺序。

2.国外发达国家诚信立法渊源

西方发达国家封建社会历史比较短,而且早在奴隶社会就有了规范商品交换的诚信立法。到资本主义时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在150多年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开始着手探索构建社会诚

信管理体系,契约诚信意识和相关法律制度也不断完善。据统计,美国关于社会诚信管理的法律共有《诚实租借法》、《公平结账法》、《公平债务催收法》、《公平信用报告法》等17部,商品生产和经营者如有欺诈消费者的行为,轻则予以重罚,重则判刑入狱。法国在财政部专设“竞争、消费和反舞弊局”,专事反欺诈、反暴利、维护诚信原则的工作。英国颁布《政府雇员行为规范》,约束政府官员诚信办事、廉洁行政。

3.国外发达国家诚信运行管理机制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每个个人或企业都有一个伴随其终身的社会诚信号码,个人和企业的名字可以改变,但社会诚信号码是不能改变的,个人和企业的所有信用表现,都会永远记录在这个社会诚信号码底下。这些号码都纳入公共信用征信管理数据库,便于企业和社会公众迅速在网上获取信用资信信息。服务中介机构是诚信管理体系的主体,包括诚信调查、征集、咨询、担保等专业服务公司,以及资产评估公司、会计事务所等服务机构,它们立业的根本是以自身的信用和必要的资本承担经营责任,独立、公正、客观、公平地以第三方的身份,为社会各界提供诚信产品和服务。在发达国家,绝大部分企业都雇请专业诚信服务中介机构为自己服务。著名的跨国信用征信中介公司——邓白氏公司的数据库就拥有全世界5000万个企业的诚信信息。

二、国外发达国家的诚信教育建设 1.美国：诚信教育从娃娃

美国从幼儿园和小学起就重视对孩子的诚信教育。美国波士顿大学教育学院设计的基础教材中突出了诚信方面的内容，其中一篇课文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位国王要选择继承人，于是发给国中每个孩子一粒花种，约好谁能种出最美丽的花就将谁选为未来的国王。当评选时间到来时，绝大多数孩子都端着美丽的鲜花前来参选，只有一个孩子端着空无一物的花盆前来。最后，这个孩子却被选中了。因为孩子们得到的花种都已经被蒸过，根本不会发芽。这次测试，不是为了发现最好的花匠，而是选出最诚实的孩子。教材建议老师在班上组织讨论，向学生介绍最大程度的诚实是最好的处世之道这句谚语，并且要求学生制作诚信的标语在教室里张贴。几年前，美国一所学校的多名学生在完成生物作业时抄录了某网站提供的一些材料，任课教师就毫不客气地判这些学生的生物课得分为零。这位教师说，第一天上课她就和学生订下协议。协议说，教师布置的所有作业都必须完全山学生独立完成，欺骗或剽窃将导致学习失败。支持她的教师们说，教育学生成为一名诚实的公民远比通过一门生物课重要得多。

2日本：诚信教育贯穿学校生活

日本的诚信教育几乎贯穿人的一生，在家庭中父母经常教育孩子不许撒谎，到学校里耳濡目染的是诚实二字，在公司里诚信几乎是普遍的经营理念。很多学校的校训都有诚信二字，如东京文京女子中学的校训是诚实、勤勉、仁爱。泰星中学的校训中也有诚信这一条。该学校的校长解释说，诚实就是对所有人都要以诚相待，有品位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诚实，所以要一诺千金，要以坚强的意志实现诺言。看来诚实

是泰星中学校训的主要内涵。横滨翠陵中学的教育方针是自立、诚实、实行，以培养自主性强、诚实、能够身体力行的人为己任。以诚信为校训的学校在日本不胜枚举。

在日本，诚信教育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贯穿于孩子学校生活的始终。日本学校有一种伦理课，诚实、善良、向上、奉献、谦让、名誉、正义是该课程的主要内容。日本中小学生每人都有一本道德手册，名为《心的笔记》。这本道德手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记载着各种道德规范，其中诚实是重要内容之一。

3德国：诚信教育，父母以身作则。

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孩子在四五岁时是培养其价值观和辨别是非能力的最主要的时期，97％的孩子的品性是在这个时期养成的。因此，在德国的青少年教育体系里，家庭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父母则是孩子的道德教育的启蒙者。德国在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家长有义务担当起教育孩子的职责。德国家长也都非常注重为孩子营造一个真诚的氛围。家长们普遍遵守这样一个原则：教育孩子诚实守信，家长必须做出榜样。在德国一个小城的路口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为了孩子请不要闯红灯。据当地居民讲，自从立了这块牌子后，闯红灯的行人和车辆明显减少。因为家长带头为孩子做出遵守交通规则的好样子，孩子自然也会这样做，不去闯红灯。

在德国，你如果随地乱扔垃圾或者在没有停车标志的地方停车，马上就会有人过来阻止你，并给你讲明一套遵守社会公德、为下一代

做好榜样的道理。这种诚信氛围不仅培养了孩子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也规范了成人自觉遵守社会秩序，诚信待人。在描述德国人的性格特点时，严谨、诚实、守信是经常被提到的字眼，这与德国从小就抓诚信教育和家长以身示教是有很大的关系。

三、国外发达国家诚信的经验及做法。

在当今的新加坡，于诚信方面的立法，新加坡的规定是很多中国人根本无法理解或者根本无法接受的，例如欠帐不还者首先要入穷籍，另外就是不能身穿华丽衣衫，不得进出高档场所，不得出国旅游，不得进行高档消费，否则情节严重者将面临一年牢狱之灾。

在美国，公民失信信息只要被有关征信机构记录在案，那么即使是仅仅一两张支票迟付，都会被保留污点长达五年，而使用该征信机构数据库的银行以及其它商家就将拒绝为此人开立支票账户，拒绝使用其提供的信用卡。这样的征信机构美国多达几百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美国邓白氏公司、美国中央信用调查公司，其中有些公司拥有的会员数量达到5700万。

德国信用制度也很有特色，一旦公民出现信用问题，如恶意透支信用卡或不及时还款，甚至逃车票被查到都会被记入征信机构的资料库。而有过不良信用记录的客户在今后的生活中会碰到很多困难，如申请贷款时会被拒绝或者抬高利率，要想用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一些大件商品时也会被商家拒绝。这些看似简单的失信行为将成为公民终生的污点，自从制定这种制度后，公民自律性普遍提高，没有谁会勇敢的挑战诚信。

英国政府和有关机构面对社会上的种种有失诚信的现象，采取的对策是，加强对欺诈事件的调查和曝光，以道德、经济和刑事等惩罚方式来强制改善社会环境。在英国从来没有人幻想对失信者宽容会自动使其良心发现，改邪归正，同样也没有人认为通过公示曝光这种方式约束社会信用，会使社会秩序大乱。

加拿大作为英联邦国家，在信用立法方面也不落后于英国。公民滞交房租、保险费、医疗费，甚至坐公交车不买票都可能使一个人一生烙上不诚信的阴影，他今后做任何事都会受到质疑。在这种看似苛刻的制度下，加拿大的公民严格遵守法律，在健全的信用环境下，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作为我们的近邻，韩国的信用制度主要体现在向社会公开信用评价机构掌握的个人信用资料，以便企业和流通公司等及时查询，使信用不良者在就业或办理百货公司会员卡和申请分期付款等方面受到限制，得不到正常待遇。如果公民没有个人信用资料，做很多事情都将受到限制。

在一衣带水的日本，其信用制度也比较苛刻，日本企业弄虚作假一旦被曝光，即使不倒闭也要大伤元气。2002年1月曾被日本人视为“白雪公主”的雪印公司，以进口牛肉冒充国产牛肉卖给国家，引起轩然大波。经信用中介机构曝光后雪印公司于当年4月倒闭。

这些国家在立法上，以美国为例子：美国信用管理的相关法律有《公平信用报告法》、《平等信用机会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公平信用结账法》、《诚实租借法》等16项法律，这些法律构成了

国家信用体系正常运转的法律环境。

与信用调查密不可分的是信息的公开，否则信用调查无从展开。为此，美国颁布了《信息自由法》、《联邦咨询委员会法》、《阳光下的联邦政府法》、《美国国家安全法》、《统一商业秘密法》、《隐私权法》。这一系列的法律条文，一方面保证了与信用信息有关的信息披露的公开、透明，另一方面又在法律上理清了公开曝光的信息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个人秘密的关系以及区别。从而使信用调查机构合法地获得大量的信用信息，同时为将来予以批露铺平了道路。

综上所述，国外发达国家的诚信建设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法律健全、执法严格。无论是银行信用、商业信用还是消费信用方面的相关法律都非常完善，而且执法严格，对失信者都进行严厉惩罚。失信者的违约成本非常高昂，因而对不法奸商或失信者具有强大的威胁力和约束力。二是信用体系完善，在这些发达国家里，银行信用、商业信用和消费信用都发育成熟，三者之间相互联系，构成有机的整体，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三是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信用监控系统，在遵照统一的法律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对失信者进行监控，使失信者无法逃避制裁，无法逍遥法外。

其实说到底，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对失信者的容忍，就是对守信者的残忍。

篇3：国外保障房融资的做法与经验启示

1. 美国做法:政府提供财政和信用援助, 支持社会资金以市场化方式建设、持有或租住保障住房。

政府财政创新补贴方式, 支持金融机构以市场方式为保障房建设融资。如1970年, 美国联邦政府允许公共住房开发商按照市场利率从私人金融机构进行贷款, 但是只需按1%的贷款利率进行支付, 差额部分由联邦政府贴息, 从而吸引了大量的房地产开发商从事公共住房项目的开发。

政府成立保险或担保机构, 支持金融机构发展住房抵押贷款。如1934年政府发起成立联邦住宅管理局 (FHA) , 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抵押贷款提供100%保险, 贷款期限长达30年, 同时提前还款不必支付违约金。

联邦家庭贷款银行使用政府债券融资, 为中低收入家庭低息贷款。1932年经济大萧条后, 罗斯福政府在全国设立了12家“联邦家庭贷款银行”, 以财政部发行专门债券方式低价筹集资金, 再资助商业银行发放低息贷款。目前, 美国有80%的金融机构是该体系的成员。

政府成立专门机构支持信贷二级市场发展, 增强存量贷款的流动性。为消化贷款机构存量贷款, 解决资金不足问题, 美国专门成立了三家政府色彩浓厚的机构:房利美、珍尼美和房地美, 负责对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提供担保。

鼓励创新市场化融资方式,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保障房建设。20世纪70年代, 由于可享受房地产开发的税收优惠, 美国社会资本主要通过辛迪加组织广泛参与住房建设及保障性住房建设。20世纪90年代以后, 房地产投资信托 (REIT) 成为建设、收购和持有房地产的另一种组织方式。房地产投资信托 (REIT) 通常是免税的。截至2009年末, 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上市公司约200家, 资产规模高达3400亿美元。

2. 德国做法:政府奖励支持居民储蓄合作, 为购建住房提供低息组合贷款。

制定《住房储蓄银行法》, 构建以住房储蓄银行为主的住房互助融资体系。德国的住房储蓄贷款制度, 实际上是一种住房互助融资体系。与一般商业银行住房贷款不同, 住房储蓄银行的资金是封闭运作的, 它只向住房储蓄客户吸存, 也只向自己的住房储蓄客户发放房贷。

以住房储蓄存款金额和利率为基础, 贷款长期执行较低的利率水平。住房储蓄实际上是一份期权合同, 只要借款人履行了合同规定的储蓄义务, 他就拥有了获得低利率贷款的权利。住房储蓄银行的存贷利率均远低于商业银行存贷款的利率, 且长期保持不变。德国住房储蓄银行的贷款期一般为6至15年, 贷款利率为储蓄利率加2%的利差, 通常在2.5%至4%之间。

政府实行住房储蓄奖励政策, 扶持住房储蓄互助制度发展。德国政府对住房储蓄银行实行政策和财政支持:一是明确规定免交存款准备金;二是实行住房储蓄奖励政策。德国政府曾规定, 凡在德国有固定居住地和正常纳税的居民, 只要个人应纳税基数收入在5万马克之下, 就可向政府申请获得住房储蓄奖励。

3. 日本做法:

财政支持下的住宅金融公屋为公营住宅的融资核心, 公司内贷款制度是重要补充。日本政府构造了以住宅金融公库、住宅都市整备公团和地方住宅供给公社为主体的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其中住宅金融公库承担住宅资金融通职能, 公团和公社则直接建造和提供住宅。

日本财政创新补贴方式, 多管齐下支持公营住宅建设。补贴分为三种:一是财政直接拨款支持低收入家庭租房、购房, 并资助公营住宅建设;二是财政向住宅都市整合公团发放贷款, 支持公营住房建设;三是将资金贷给住房金融公库, 以发放公共住房建设贷款并向低收入者发放购房贷款。

住宅金融公库提供长期低息贷款, 是公营住房的主要融资渠道。住宅金融公库是直接隶属于政府的政策性机构, 资金主要来源是国家投入的资金、财政低息贷款、发行住房债券以及吸收的民间资金, 主要为居民提供长期低息住房贷款、为住房建设提供资金以及一般金融机构所不能提供的融资服务。其利率比市场利率低1个百分点。自1950年成立以来, 公库累计支持住房建设套数占同期累计开工总套数比例接近30%。

公司内贷款制度充实员工福利保障, 对满足住房需求发挥着重要作用。日本存在一种旨在提高员工福利的“公司内贷款制度”, 对员工以较低的利率贷款, 实际利率不足3%, 且手续简单, 对解决员工住房问题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 新加坡做法:强制参与公积金储蓄, 为公共组屋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政府成立建屋发展局 (HDB) 建设公屋, 负责统一投资和建设公共组屋, 为中、低收入者提供的保障性住房。其资金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新加坡政府经常提供超过20年的长期贷款给建屋局;二是政府给建屋发展局拨付一定的财政局津贴, 支持其正常运营;三是住房公积金的贷款。

新加坡公民强制参与公积金储蓄, 储蓄资金可贷给建屋局开发公屋或支持居民购买公屋。新加坡政府规定, 所有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留的居民, 都须参与公积金储蓄。公积金会员及其雇主双方按雇员每个月收入的规定比例缴交公积金。

二、国外保障性住房建设融资的经验

1. 多渠道支持保障房建设, 充分发挥其公共财政的作用。

在国外融资模式中, 财政资金是保障房建设的启动资金, 其方式主要有:一是取得低于市场价格的土地是财政支持保障住房建设的重要渠道。二是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对于纳入保障性体系的房地产开发、销售、租金等税收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或者对保障性住房建设商发行企业债免税、对金融企业发放保障性贷款提供税收优惠等。三是以财政资助或补贴吸引社会资本进行保障性住房建设。四是成立专门财政投资基金。五是发行专项国债或地方政府债券保障住房融资。六是成立政府背景的信用担保机构, 支持存量住房贷款的市场流通。

2. 完善保障住房的金融环境建设, 提升住房供给及居民消费能力。

从国外经验看, 金融资金支持保障住房建设,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健全社会化风险管理体系, 包括健全的个人征信系统、完善的担保方式及相关抵押物处置的配套措施等。二是创新产品投资的方式, 提供资本流动性, 降低融资成本。三是政府为企业发债融资提供担保, 以使保障房承建企业可在金融市场上以直接融资获得长期资金支持。四是成立专门的金融机构支持保障住房建设。五是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创新产品。信贷产品创新主要体现在降低负担或延长支付期上, 如美国二战后住房拥有率的显著提高, 主要归因于推出的30年期固定利率贷款。

3. 积极拓展和创新融资方式, 为社会资金进入保障房建设提供渠道。

各国还积极为社会资金进入保障房建设创造渠道, 主要方式为:一是创新融资方式, 利用房地产投资信托、辛迪加、建设债券等市场化方式吸引各类社会资金进入, 同时为社会融资进入保障住房建设提供有效地渠道。二是引导居民家庭建立互助储蓄制度, 在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情况下, 完成社会资金互助的筹资职能, 最大限度地实现居民家庭的自我保障。三是强制性的储蓄保障制度, 如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 它将养老、医疗、住房等保障功能集于一身, 强制新加坡公民和常住居民按工资一定比例缴纳公积金, 从而为实现住房保障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三、完善我国保障房融资的政策建议

1. 从法律层面将住房保障纳入公共财政体系, 充分发挥其保障职责和杠杆作用。

财政资金是保障住房建设的起始资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

金, 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和杠杆效应。因而从法律层面确定财政资金来源、金额和使用状况, 是解决住房保障资金问题的必然选择。从各国经验看, 保障住房补贴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例达到10%甚至更高, 我国可将这一比例设定在5%~10%的范围。但是财政资金毕竟是有限的, 发挥其放大作用十分必要。一方面, 成立政府主导的担保机构或担保基金, 增加融资方面的信誉。另一方面, 创新贷款贴息方式, 放大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从国际经验看, 财政补贴从“暗补”转向“明补”、从“补砖头”转向“补人头”是大势所趋。我国应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通过风险补贴、信用支持等方式, 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2. 完善保障房管理体制, 构建权责利相统一的融资与使用主体。

为加快住房建设, 各级政府推出了多种产权体制的保障性住房开发模式, 短期内这有利于完成保障住房建设任务, 多渠道解决建设资金问题。但长期来看这不利用保障性住房管理, 融资主体也不明确。建议以保障住房的产权主体作为保障房开发贷款的承贷或融资主体, 各级政府开发建设的保障性住房, 应当成立或交付专门的政策性法人机构来持有和管理, 明确融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保障承贷或融资的便利。

3. 切实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 建立以公积金制度为主的保障住房金融体系。

国际经验表明, 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需成立不单纯以市场化商业机制为运营基础的金融机构, 建立保障住房金融体系。我国借鉴新加坡经验, 成立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但目前存在决策缺位、业务单一、管理能力不足、风险意识不强、覆盖面小、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建议明确公积金管理机构为政策性金融机构, 严格按照金融机构的运作方式加以经营;提高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建设, 提高公积金的覆盖面, 明确为保障住房建设提供资金。

4. 推出符合公租房特点的长期信贷产品。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资金需求规模巨大, 无法完全依靠财政投入解决, 在当前我国金融结构下, 银行贷款势必成为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收购的重要资金来源。但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特性决定了其贷款本息只能主要依靠租金收入偿还, 贷款期限需求较长, 与现有的银行贷款产品难以匹配。为满足公租房的建设资金需求, 建议尽快推出适应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特点的信贷产品。

5. 发展信托基金等筹资渠道, 广泛吸收社会资金。

北京市已经被国务院批准为开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 试点的三个城市之一。可结合租赁住房或其他适当的住房项目建设推出REITS, 为保障性住房筹集资金。在条件允许情况下, 引导牵头机构成立投资集团 (辛迪加组织) , 面向富裕个人、企业、社会公共机构、养老基金以及海外投资者等, 为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建设和持有房地产拓展渠道。

参考文献

[1].杨海宁.透析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下的住房保障.经济师, 2010;8

[2].张昕.日本公共住宅政策的新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商业时代, 2011;1

篇4：国外环境保护的做法及经验启示

国外政党培植信任的若干做法及启示

●李宓斯

社会对政党的信任是政党重要的社会资本，世界各国政党在其自身建设和政治行动中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政党信任的要素，并以此推动党的发展。本文通过考察国外政党培植与增强信任资源的诸多做法，总结出四点共同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政党信任的基点、核心、保障和关键，以期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有一定借鉴意义。

国外政党；培植信任；做法；启示

所谓政党信任，就是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对政党制度、政党组织和政党成员的一种文化认同和心理预期，这种认同和预期是通过政党与社会双方的不断互动和博弈过程而逐步建立起来的。近年来，公众对政党的信任的式微在世界范围内显现出来，进而使政党信任问题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理论上说，政党信任问题为研究当代政党政治现象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在实践中，政党信任则是进行党的建设所必须思考的问题。国外政党积累和培植信任资源的一些做法，对我们党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国外政党培植信任资源的主要做法

政党信任已经成为现代政党政治中的一种重要资本。纵观各国政党的政治实践，虽然不同政党采取的政策、行动各有侧重，但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信任资源，进而更好地实现政党目标。归纳起来，国外政党培植信任的做法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与时俱进、符合国情的政党政策。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最大成功，是及时提出符合本国国情、代表人民利益、体现时代特征的政策和发展战略，这是政党获得社会信任的基本立足点。[1]政策是政党的行动方针，是党的路线、纲领在具体实践中的体现，在宏观上关系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在微观上涉及大多数民众的切身利益。因此，一个政党所采取的政策如果能够符合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并得以有效实施，这个政党往往就能得到社会更多的信任。例如，在2008年美国大选中，以奥巴马为代表的民主党和以麦凯恩为代表的共和党在很多领域有着不同的政策主张。在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上，奥巴马一直反对伊拉克战争，并在竞选中承诺，如果当选总统，会在上任后16个月内从伊撤出美军作战部队；而麦凯恩则在参议院投票支持对伊开战。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计划方面，奥巴马支持实施金融救援计划；而麦凯恩曾对政府救市持有质疑，但后来也赞成实施金融救援。在当时美国民众反战情绪高涨和深陷金融危机的情境下，以奥巴马为代表的民主党的主张就更能获取民众的信任，进而在大选中赢得更多的支持。又如，古巴共产党在面对美国封锁和苏东剧变的困境下，一直把发展经济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相继采取放宽对外资的限制、改革所有制形式、进行金融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使古巴职工的平均月工资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条件逐步改善。这是古巴共产党在危机中执政地位仍然十分稳固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社会对政党的信任不仅源自对其政策的认同，还在于这些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实施，能否使民众真正感受到政策的效果。如果只有好的政策却缺乏有效的执行，政党信任反而会因此遭到削弱。如前苏联共产党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理想曾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同，但在后来的建设中，民众越来越感受不到共产主义的成果，党的纲领与主张成为空谈，苏共也就逐渐丧失了民心。

（二）体察民情、联系群众的动力机制。政党获取和提升其信任度要通过社会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才可能实现，而人民群众是其中最核心的因素。中国古语云，“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2]。民众是政党信任的主体，在社会与政党的信任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民众是政党的社会基础，他们的信任构成了政党存在和执掌政权的合法性根源。因此，国外很多政党采取各种政策联系群众、了解民情民意，并且建立了与群众联系和沟通的动力机制。所谓动力机制，意味着政党与群众的联系和沟通是“自动发生”的，有一定的制度规范加以保障，是一种具体的运作机制，而非政党组织或其成员偶然的、自发的、不确定的行动。例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直坚持民情沟通和联系群众的做法，这是其得以长期执政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人民行动党重视同群众的联系和沟通。李光耀曾经总结说，人民行动党政权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该党竭力听取民众的心声，然后反映在政策上面。吴作栋认为：“政府与人民之间是一种互相依赖的共生关系，俗语说，唇亡齿寒。”[3]几十年来，人民行动党一直注重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并进而提出“五民策略”，即了解民情、参与民生、反映民意、争取民心、关怀民需。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在多年探索中逐渐将与民众的联系和沟通加以制度化和规范化，建立了一系列的渠道和机制，将政党和人民有机地连接起来。人民行动党执政初期就建立了议员定期回自己的选区访问选民的制度，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又建立了部长定期访问选区的制度。类似的一些做法使得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深刻、务实和制度化。又如，古巴共产党制定了领导干部定期到基层视察的制度，包括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卡斯特罗在内的每个中央政治局委员，每年至少6次率中央视察组到地方视察，其中4次必须深入到基层。再如，在2010年的英国大选中，后来当选首相的保守党党魁卡梅伦提出新政：还政于民，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到下至学校建设、上到议员罢免等方方面面的决策中。这一主张体现了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听取民意的态度，为卡梅伦加分不少。由此可见，政党与群众的联系和沟通直接关系到政党的形象和政治影响力，是政党建立其信任资源的核心途径。只有将民众诉求作为政党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属，政党才能够获得其存在与发展的力量之源。

（三）覆盖全面、行动有效的组织网络。按照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特南（RobertPutnam）的定义，政党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4]。而一种社会资本的建立和增长，除了信任之外往往还需要一定的组织网络。在政党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组织网络是政党的“触角”，是实现政党组织发展、贯彻政党政策主张、密切政党与社会关系的重要保障。一般而言，政党的组织网络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正式组织和制度的方式拓展的，例如，英国的老党工党的组织系统包括最高决策机构工党大会、最高管理机构全国执行委员会，以及地区、选区和基层组织（街道、小选区或教区及工作场所的支部），还有些团体有自己的附属组织，例如费边社的“青年费边”等。另一种是非正式的组织渠道，工党在团体组织之外，针对不同社群建立了各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如妇女组织、青年组织、大学生组织、黑人组织以及各种俱乐部等。这些组织将工党的影响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党保持和密切与社会公众及其他组织联系的纽带。又如，在老挝执政的人民革命党切实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在1996年的老挝人革党章程中明确规定，该党组织分为四级，即中央、省（部）、县和基层，不同级别的党组织有不同的工作程序并负有不同的任务。同时，不断提高各级党支部的领导力量和战斗力，注重培养和教育各级党员。通过一系列的组织建设措施，到2000年以后，老挝人民革命党的组织建设和领导质量都得到提高，各级组织联系群众、执行政策的能力加强，多数党员的政治素养进一步提高，更好地服务于组织和民众，从而增强了民众对党的信心，使其信任资源得以稳步增长。由此可见，政党的组织网络是其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担负着直接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把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社会各个层级的重要责任。[5]在数量上，组织网络建设应当全面覆盖；在质量上，应当保证组织网络的行动有效性，这样，政党才能借助其组织的力量传播政党主张、推行政党政策、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社会动向，以增强政党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获得更多的社会信任。

（四）廉洁高效、作风严谨的干部队伍。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权力与腐败是相伴而生的。然而，政党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尤其是党的干部，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其权力须来之于民、用之于民，应当用人民手中的权利去遏制腐败。因此，加强政党的作风建设、建立廉洁高效的干部队伍，就成了政党信任的关键环节。纵观世界政党的发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一些政党的成败与其干部队伍建设和廉洁程度紧密相关。例如，日本在自民党执政期间，腐败这颗文明社会中令人深恶痛绝的毒瘤，在日本社会滋长蔓延，各类公职人员贪污渎职罪行屡禁不止，某些政界显赫人物、大权在握的高级官僚与经济界不法分子勾结。这些现象没有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减少，反而愈演愈烈，直接涉及到国家权力的核心部位。日本民众对此十分不满，对自民党的信任程度也不断减弱，最终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自民党单独执政38年的体制宣告终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十分重视作风和廉政建设，采取了道德教育、制度规范、法律惩处、高薪养廉、组织保证、舆论监督、领袖以身作则等一系列措施。经过不懈努力，现在新加坡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之一，在2010年“透明国际”公布的全球清廉度排名中，新加坡与丹麦和新西兰同为9.3分，跃居第一位。人民行动党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成熟的廉政建设，成为该党几十年来屹立不倒的一个关键因素，也为新加坡赢得了国际声誉。又如，在同样是清廉度非常高的瑞典，曾经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也保持着良好的工作作风。瑞典社民党对权力的腐蚀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并通过法律制度予以规范。“瑞典是富国，但富而不奢，不摆花架子，更不搞特殊化。偶有违法乱纪的，但舆论监督很严，一经揭发，立即依法处置。”[6]正是社民党严谨的工作作风、严明的组织纪律，使该党能够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拥护，从而创造了欧洲社会党执政时间最长的历史。

二、国外政党培植信任资源的做法对我们党的建设的启示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曾经建立了非常紧密的高度信任关系，这种关系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赢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法宝。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也一直注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但近年来，由于双重转轨过程中加剧的社会问题和党的长期执政，我们党的信任资源出现一定流失。2009年5月中组部公布了一份对组织工作满意度的调查结果，近8万名中央机关、省、市、县、乡、村各层次的干部和群众在随机抽样调查中，“干部选拔任用”的满意度得分为67.04，“防止和纠正用人不正之风”的满意度得分为66.84。[7]这一数据从侧面表明了政党信任的危机。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国外政党培植信任的经验中得出一些启示，从而对加强和改进我们党的建设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一，政党信任的基础在于党的政策是否紧扣时代主体、符合国情民意。“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利益需求多元，社会矛盾复杂，党更应当把握时代脉搏、了解社会动向，将时代要求和人民需要体现在政策中，着力解决一些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同时，加强政策的执行力，保证好的政策能够得以有效实施。这样，人民群众才会相信党能够引领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才能真正体会到我们党“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办人民之所需”，才会将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发展寄托于党。

第二，政党信任的核心在于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党应当继续保持长期以来同人民群众所建立的密切关系，通过党的组织建设和政策执行，切实联系群众、真正关心群众。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并将这一理念渗透到党的各项行动中去，落实到党和政府的各项具体政策中去，建立起党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平台。这样，我们党才能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第三，政党信任的保障在于党的组织建设。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直接联系群众、宣传群众和动员群众。党的组织网络作为政党培植信任资源的重要平台，应当有健全的组织生活和良好的工作成效，从而使党组织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长期以来，我们党的组织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为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提供保障。新时期，我们党应该更加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增强组织活力，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通过其活动和影响力使党获取更多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第四，政党信任的关键在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从国外政党的成败对比可以看出，政党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目前，这也是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信任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培育社会信任的过程中，我们党应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包括密切联系群众之风、求真务实之风、艰苦奋斗之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这是保持党的形象和影响力的关键。同时，通过思想教育、制度建设、权力制约等方式，全面预防和惩治腐败，保持党员队伍、尤其是干部队伍的纯洁性，以树立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形成凝聚人心的强大力量，进而不断积累和增强信任资源，永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期望。

[1]甄小英.新加坡的发展与人民行动党执政启示[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12).

[2](汉)刘向.说苑·建本.

[3]吴作栋.行动党的三大政治纲领[N].联合早报，1999-6-15.

[4][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95.

[5]澎湃主编.中外执政能力比较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222.

[6]吴江.瑞典式社会主义考察——读《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J].社会主义论丛，2002，(9).

[7]孙承斌，李亚杰，谭浩.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看党的建设[N].新华每日电讯，2009-9-19.

D73/77

A

1009-928X（2011）08-0055-0303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2009级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周敬青

篇5：国外治理商业贿赂的经验及启示

陈 思 许 巍

2007年第2期 ——他山之石

商业贿赂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也是腐败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妨碍国家的正常发展，因而成为世界各国的重点打击对象。我国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已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但还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治理商业贿赂的有益经验，对于建立健全我国监管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治理商业贿赂的国际经验

日本治理商业贿赂被称为“老虎苍蝇一起打”，意指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绝不放过哪怕是微小的商业贿赂事件。日本界定的贿赂范围相当广泛，包含能满足人的需要或者欲望的一切利益，除金钱、物品、不动产等有形物之外，诸如代为偿还债务、金融利益以及获得确实会涨价的尚未公开的股票而获取的利益等财产性利益等，均在此范畴之内。日本刑法将商业贿赂统一为行贿罪和受贿罪，具有行贿或受贿行为的主体都必须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日本还制定了《公益举报人保护法》，规定严格为举报人保密，并不能以任何形式打击报复或者以任何理由解雇举报人，否则按照有关法律严肃处理。日本构筑的制约机制，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商业贿赂问题的发生。

韩国的“清廉度调查”是防治商业贿赂的重要措施，得到经合组织成员国的高度关注和肯定。通过对各级政府和公共机关的清廉度调查，根据所得出的清廉指数按照政府机关类别进行排名，实现民众对各机关的资金账户往来及收入的监督。２００５年３月，韩国政府、政界和经济界共同签署的《透明社会协约》，对公共部门、政界、经济界和社会公民共建透

明、廉洁机制的措施加以具体规定，公共部门的任务包括由国家清廉委员会、监察院、检察院、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分工协作，建立防止腐败、信息公开、公众监督和纳税人诉讼等机制，以及加强对公职人员的伦理道德教育；公民的任务是协助建立与反腐有关的居民传唤制、居民投票制等机制，制定《透明社会实践市民参与宪章》，参与社会行动等。这场全民参与的社会净化运动在改善韩国商业环境，提高社会清廉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国在医药销售领域治理商业贿赂取得了显著成效。医药行业的商业贿赂问题一直受到关注，为了防范医药公司向医生行贿，德国医学科学专业协会、联邦药物生产商协会、联邦医院药方联合会、德国大学联合会等１２个相关协会在２００１年制定了《企业同医疗机构及其职工间合作的刑事评估要点》，内容涵盖了医药行业从业人员必备的法律知识；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的合作形式、合作原则和应注意的问题；对于礼物和宴请都作了详细的规定，礼物的价值有明确的规定，每次宴请都要做详细记录并备案。医生一旦发现收受贿赂，就会被开除。在《要点》的规范下，德国实行“医药分开”，将收受贿赂的可能性降到最小。

健全我国商业贿赂监管体系的措施

从加强立法入手。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治理商业贿赂经验中，法律是必不可少的武器。我国关于反商业贿赂的法律条文过于分散，立法层级不高，而且未能将目前形形色色的商业贿赂行为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之中，导致在实践中反商业贿赂效果并不显著。应以我国现行的法律为基础，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立法经验，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的规定，通过对我国商业贿赂现状的分析，制定《反商业贿赂法》。将分散在我国法律法规中的有关商业贿赂的相关条例加以整合，将实体性法律规范包括刑事、行政和民事及程序性法律规范统一在一部法律之中，以整合、统领现有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同时，反商业贿赂，执法不能手软。一方面需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大商业贿赂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更

需要提高执法水平，准确理解法律的内涵，区分正常行为和商业贿赂的界限。只有这样，才能打击真正的违法行为，保护正常的商业行为，维护我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投资环境。

深化体制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商业贿赂，体制改革是根本。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规范行政行为，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进一步清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建立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健全政府投资监管体系，建立国有资产监管制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金融调控体系，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和协调机制。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投资体制、价格管理体制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将商业贿赂容易滋生的金融、电信、电力等垄断性质的行业，以及市场开放度、透明度不高的医药、建筑、教育等行业作为重点进行治理。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在公用企业、特殊行业尽可能地引入竞争机制；同时，进一步强化行业协会的自我管理和行业自律功能，促进企业守法经营，公平竞争。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法人及个人信用管理制度，实施企业诚信守法记录制、自动检测制、警示制、公示制，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档案；改革企业会计制度，重构我国会计监管体制，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加强监督工作。治理商业贿赂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多管齐下，其中监督工作尤为重要。应积极采取措施，大力推行政务公开、阳光行政，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让公平、公开的程序来监督与制约权力的行使。注重法律监督与民主监督相结合、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相结合、新闻舆论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事前监督与事中监督相结合，依法依程序、多途径进行监督。纪检监察部门对商业贿赂专项治理的执法监察，是发现商业贿赂的重要手段，是目前商业贿赂监督的重要途径。我们还要借助广大群众的力量，进行社会团体监督和公民监督。组织引导社会团体有序、规范地进行监督，定期组织社会团体深入商业贿赂比较严重的行业开展调研。要广泛开展舆论和媒体监督，在公开和严格的舆论监督下，使行贿受贿者

接受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要发动干部职工进行商业贿赂监督，鼓励干部职工对不法行为进行检举和揭发。大力推行办事公开制度，将群众关注的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置于阳光之下，接受社会监督，加强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

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对于商业贿赂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而言，建立和完善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是减少商业贿赂行为的治本之策，因此，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是治理商业贿赂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宣传教育要与学习贯彻党章和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宣传教育相结合，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按照党章要求，自觉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宣传中央有关精神和要求以及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重大意义，积极运用典型案例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警示教育，提高全社会对商业贿赂严重性和危害性的认识，增强其自觉抵制商业贿赂的意识，筑牢思想道德防线；积极宣传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过程中的宝贵经验和进展成效；广泛宣传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和企业人员法律、纪律和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将廉洁文化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增强廉洁从业意识，推进企业诚信管理；强化舆论监督的作用，利用各种宣传工具，特别是报纸、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治理商业贿赂不单单是某几个部门的事，更是全社会每个人的责任，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让强大的社会正气压倒歪风邪气。■

篇6：国外农村土地流转经验及启示

来源：国土资源报作者：李珂 高晓巍2010-08-30

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农协提供服务

日本的土地流转主要通过买卖和租赁两种方式。日本的农地改革和1952年制定的《农地法》，不允许拥有土地的农户离开村落，凡是那些离村就职的农户必须出售他们所持有的土地；1962年对《农地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开始允许农地出租和出售，但是，由于地价的不断上涨，阻碍了农地耕作权的让渡；1970年和1982年先后两次修改《农地法》，突破了土地占有和使用方面的限额，以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为中心内容，鼓励土地的租借和流转等；1980年日本政府颁布的《农用地利用增进法》对农地的有效流转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除此之外，日本还建立合作经济组织等中介机构，来促进农地的流转。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地租借转让的桥梁，他们接收租出的农地，再将这些农地租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们。1993年制定的有关法律规定，农地流动的方向主要是向“认定农业者”集中，并且那些认定农业者可以获得农地方面优惠的政策支持。

点评：在日本农地流转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政府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培育了良好的农地流转的政策和法制环境，也为农地流转创造了良好的市场氛围。另外，农民合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也发挥了其作为农地流转市场中介的作用。日本农协的良好发展是各国农民组织发展中的一个比较典型例子。它不仅促进了农民的合作，也成为了农地流转过程中最重要的媒介，加快了流转的速度，保证了流转的成功率，为农民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美国：产权边界清晰市场自由度高

美国在20世纪初确定了以家庭农场制为主的土地制度。美国农村的土地有国有和私有两类，土地流转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出售国有土地，它通过出台一系列的法案，如《土地先购权法》、《宅地法》来鼓励拓荒和土地的开发。二是市场交易，如果要使用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土地，都需要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土地流转的目的主要在于扩大农场的规模，加快生产要素的有序组合以及促进先进科技与管理知识在农业方面的运用。土地流转过程中，通常都是土地使用权、经营权的有偿转让，一般不涉及土地的所有权。除此之外，美国还通过信贷支持、政策引导、利息调节、价格补贴等经济手段以及各种优惠性的政策来鼓励和诱导家庭农场规模的适度扩大。

点评：美国的土地流转制度因其有效的制度保障，以及以土地私有权为基础的家庭农场制度，使得土地在流转过程中能够达到产权边界明晰，在市场上的买卖出租都有很大的自由度，能够很好地得到市场的调节，而且对于农地的权利方面有很好的法律保障，促进了美国的农地合理地进行流动，农地经营规模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

英国：市场为导向科技做带动

从20世纪初到现在，英国的农业发展中变化最大的就是过去由大地主、租地资本家、农业雇佣工人所组成的租佃制农场开始走向衰落，转变为目前的以自营农场为主导的经营形式。促成这种转变，与英国政府所做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英国政府通过立法手段对农业生产和土地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倾向于保护自营农场主的利益而限制地主的权利，促使了自营农场的快速发展。颁布的法律、法规包括1906年的《农业持有地法》、1941年的《农业法》等。之后，英国先后对《农业法》进行了修订，继圈地运动之后，英国政府为了扩大农场经营的规模，促进农村土地的流转，从政策的制定上支持大农场的发展，排挤合并小农场。1967年，经过修订的《农业法》规定，对合并小农场，政府提供所需费用的50%。除此之外，政府对农产品差价补贴的数额也基本取决于各个农场的播种面积和销售数量，也就是说，农场的规模越大，其所获得的补贴就越多。因此，在政府鼓励、市场竞争、农业技术的改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的农用土地得到了顺利流转，农场的规模也逐渐地扩大。

点评：英国农地流转的模式主要是扩大农场规模，以市场为导向，在农业科技的带动下，促进土地的有效流转。在制定制度过程中，政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立法和相关政策的出台加速了土地的流转速度。同时，也有效地发挥了市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形成了良性的流动机制。

法国：中介完善运作规范

法国农地流转的一大特点就是实施土地集中政策，扩大农业经营规模。20世纪20年代，法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推进小农场的合并，促进和支持中等农场的发展。颁布了《农业指导法》，成立了土地整治与农村安置公司来负责收购小片土地，以优惠的价格卖给大农场，并通过租赁经营（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方式加速土地集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政府对中等农场在土地购买、贷款和税收上给予优惠；对年老农民发放终生养老金，鼓励他们离开农业，优先安置达到中等规模的青年农民，达到改善农场结构的目的。

除此之外，法国还通过一些法律上的规定来保护土地，促进土地的流转。如私有农地一定要用于农业、不准弃耕、劣耕和在耕地上搞建筑；土地转让不准分割，只准整体继承或出让；设置土地事务所和土地银行等相关机构促进土地的有效管理和流转；对于土地市场的管理和规范，法国采用直接干预的方式，控制土地的收购和转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