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读后感（精选4篇）
篇1：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读后感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是著名印度裔美籍中国史专家杜赞奇的著作。杜赞奇是当前美国中国学学界十分有影响力学者，他这本书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样，一经出版即在中美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本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以来很具代表性的著作。这本书总体而言是试图解构中国历史叙事中单一的、居主流的线性历史(linearhistory)以及无处不在的、杜赞奇认为遮蔽了其他历史的民族历史叙事，进而企图发现线性历史和民族历史叙事背后的、被遮蔽的历史真相，还原历史的多样性，也就是所谓的“拯救历史”。从哪里拯救历史呢？在杜赞奇看来是从解构民族历史叙事开始。
读完这本书，感触很深。一是觉得他的思路比较新，视野比较开阔。他这种质疑中国主流历史叙事的反思，我觉得生活于中国环境中的历史学者很难提出来。中国学者，包括大多数中国国民都接受了民族历史叙事，接受了线性历史观，即历史是线性的，而且是不断发展的，没有截然不同的“他者”作为参考，很难挑战这种主流话语。杜赞奇的反思——即历史不一定是线性的，而且民族历史叙事很大程度上是被国家和时代建构出来的——对我而言是某种意义上的“刺痛”，它刺激我去反思，去质疑当下的中国主流的、看似无可挑剔的民族历史叙事。
二是他提出的“复线历史”（bifurcatedhistory）比较有新意。在对线性历史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复线历史”这个重要概念，并用之于分析中国学者的历史研究和中国历史，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读他文中提出的四个案例时——即他运用历史事实来证明“复线历史”的存在以及线性历史观和民族历史叙事是如何压制历史时，我感觉他的研究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尽管存在着一些模糊和牵强的地方。我在思考，我们为何会形成线性历史观？因为要知道传统儒家可不是线性历史观的倡导者，也就是说我们几千年来一直都是非线性历史观的奉行者，我们眼中的历史是循环的，是倒退的，最美好的时代（所谓的“三代”）已经过去。为什么我们会在近代形成线性历史观，并且这种观念闹不可破？历史到底是不是线性的？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杜赞奇提出的“复线历史”概念，尽管受到了一些中国学者的质疑，但更多的是被中国学者接受并运用。我在想，为什么我们自己提不出这种类似的概念？要知道我们比他们更熟悉自己的历史。于是我联想到我们自己创新力的欠缺，我们总是很难提出什么新概念。这一两百年，我们一直都是在被动地接受西方的概念和观念，我们的大脑是西方学者的思想的跑马场。
三是他提醒我们去注意话语背后存在权力因素，权力和话语密不可分。杜赞奇借鉴了后殖民主义历史学家的思路，对话语背后的权力因素进行了一些思考。他认为，强大的主流话语的形成和维持，背后都是某种权力因素在发挥作用。民族历史叙事的形成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它是民族国家形成并支配整个国家的权力进而支配话语的结果。同样的，杜赞奇也注意到了西方国家之所以形成线性历史观和进化历史观同样和西方企图支配世界的欲望有关，也就是说，线性历史观和进化历史观无非是在为西方的殖民侵略其他国家和地区制造口实和提供理论依据而已。所以显然，一种话语的形成和发展，绝非是思想自身的运动，而是权力在“作祟”，政治经济因素在背后发挥巨大作用。尽管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批评过西方的霸权和他们的文化侵略意图，但是现在的中国学者却忘记了这个东西，忘记去分析西方话语背后的权力结构以及政治经济企图。
尽管这本书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是也绝非无可挑剔，这本书存在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我认为，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一书中，至少有这么几点我们是需要反思的，或者说是必须和杜赞奇商榷的，或者是杜赞奇忽视或轻视了的。
一、线性历史观形成的历史合理性和重要性被忽视或轻视
杜赞奇认为线性历史论深受黑格尔历史哲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将民族视为历史的主体，遮蔽了其他历史真相，其实质是为西方侵略东方提供理论依据，即在西方世界起动员、制造口实作用，同时也是麻痹东方世界的精神工具。这是完全正确的。作为曾深受西方侵略过的国家的子民，回顾本国辛酸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但是我们显然不能因此就断言线性历史观没有合理性。回顾西方线性历史观的产生背景，我们发现以下几点因素是必须考虑的：第一，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科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导致西方人越来越自信；第二，随着资本主义崛起，西方有侵略东方欲望和要求；第三，西方存在逻各斯主义传统，总是试图追求现象背后的本质、理念，在历史观上表现为总是试图追求历史规律。
在批线性历史的遮蔽作用之余，杜赞奇提出“复线历史”。他的复线历史观的核心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注意研究话语形成的具体过程；第二，注意在所摄取的话语系统之外去发现历史：第三，主流的历史话语可能遮蔽了其他历史；第四，关注话语背后的权力因素。这种历史观注意到历史是非透明的，本身便是建构的、有道德评判的，揭示了线性历史遮蔽了许多真相，强调恢复历史的多样性，同时认为历史分析应在话语分析和权力分析中进行。
杜赞奇的复线历史观有其深刻性和合理性，它对于发现被遮蔽的历史真相，还原历史的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也发现，线性历史观的出现有其合理性，它反映了人类的巨大进步，反映了人类对自身能力和未来的信心的增加。首先，线性历史观的出现是人类知识增长事实在历史观上的反映。民族成为历史的主体有其合理性，反映了人民经民族主义组织起来对于国家竞争而言有着特殊的重要性，适应了随全球化而来的国家竞争的要求。完成民族国家建构是一国赢得国家竞争、增强国力、促进国家团结统一的必然要求，尤其对于那些独立不久的国家。其次，民族国家成为历史的主体，确实有可能遮蔽其他重要历史，使历史成为了被过滤和曲解了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杜赞奇提出的复线历史观有启发意义。但是无论怎么样，民族或者说民族国家作为历史主体的位置在较长时间内无法被撼动。再次，杜赞奇批评历史并非透明，即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是历史哲学的产物，这一点他自己也不能摆脱。可能真正重要的是，不在于历史在多大程度上受历史哲学影响，而在于历史哲学是否能够促进全人类或者至少本民族的利益。毕竟历史学家和普通人一样，都是活在文化之中，无法摆脱文化的影响。而且，我们并不需要完全摆脱人类文化影响的历史书和历史观，那样的历史书和历史观实际上没有太大价值。
二、民族成为历史主体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杜赞奇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叙事中的民族历史叙事过于强大表示了担忧，认为它极大了压抑和遮蔽了其他历史，而且一定程度地导致了历史扭曲。他看到中国近现代历史教科书中充斥着对于反帝的描述，仿佛中国近现代历史除了这些，别无他物。他这个担心显然是有必要的。但是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古代的族群（如果我们认为民族是近代的产物的话，古代的人类群体只好叫族群了）、现代的民族成为历史主体有其必然性。族群或者说民族成为历史叙事主体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重要性。自我保存和发展是人类的最基本需要，这一需要导致了他们必然成为历史的主体。社会环境的残酷和恶劣，可供给资源的稀缺、动物与人类竞争的存在以及人类自身竞争的存在使得人类必须抱成团，只有这样才能生存。换言之，人类不抱成团，不形成族群或民族，唯一后果就是死亡和灭亡。所以中外很多哲人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人是社会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荀子说人能“群”。试想一下：当今世界有谁不属于一个具体的民族？存在脱离民族的人吗？
如果说全球化之前，人类竞争主要在国家内部的族群之间。那么，全球化使得国与国的竞争更加激烈，可谓是生死存亡，你死我活。近代史上中国多少次面临痛彻心扉的亡国亡种危机？中世纪以来欧洲多少个政治体湮灭无存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可以说，国家能力成为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而在武器难在短期内取得重大突破、制度难以根本性变革情况下，国内人民的组织化便成为提高国家能力的关键。组织人民，主要靠思想，不能仅靠利益，利益使人怕死，而思想使人视死如归。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不正是法国面临反法同盟入侵时产生的吗？民族主义可以使得全民族团结起来，愿为国死难，它是一个国家最锋利的武器。于是，全球化背景下，几乎所有国家都选择了民族主义，以之组织人民，克敌制胜，以赢得生存发展机遇。现实中，民族主义正是许多国家走向独立和富强的根本动力和成功的关键。
反思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不正是证明了上述道理吗？近代中国，国家孱弱无能，频频遭受列强入侵，国家在与列强的竞争中表现出低效和无能，出现国家失败，中国人面临亡国亡种危机。这个时候，从西方传入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开始与中国内部的救亡图存强烈愿望以及朴素的种族观念结合，中国人接受了民族主义，并用之于组织整个国家，使得国家变得富有组织和战斗力。被动员和组织起来的人民，在革命领袖的带领下，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和坚强的反侵略战争，建立了强有力的新国家，形成了维护本民族生存发展和关键利益的强大国家。我们看到，在新中国建立前，民族主义解决中国的是人民动员问题，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对于中华民族的延续和发展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在今天，解决中华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五大危机——认同性危机、合法性危机、渗透性危机、参与性危机、分配性危机，除了经济手段和制度建设之外，同样离不开适度弘扬民族主义，而且对于民族主义这个意识形态的依赖甚至更为严重。反观世界历史，我们发现，几乎所有民族国家建构是集权过程——无论是德国、意大利还是英国美国，而且也是民族主义不断弘扬的过程。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强制、强政府、战争都是在所难免的。尽管当今世界对于战争和暴力都是人人讨伐，但是对于中国而言，为了完成民族国家建构，也许还是不得不使用武力。
因此，我们在批评民族（nation)为主体的历史叙述时，必须看到民族国家构建尚未完成的国家仍最需要的是什么，并且思考这种历史叙述形成的原因。杜赞奇很大程度上就没有看到这种历史叙述背后的复杂原因，单单是从话语本身来思考话语，轻视或忽视了背后政治和经济因素。
此外，即使指出近现代中国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民族主义和其他意识形态，中国的发展道路完全被打断，也必须看到中国在此过程中的能动性一面。中国接受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西方文明，并非是完全被动的，中国汲取的是符合中国利益的部分，从长远来看，这些有助于中国走向富强和现代化，实现救亡图存、赶超强国和人民幸福。显然，中国并非是完全被动的一方，中国也不是失败的一方。
三、真理比种族更为重要
对于一个出生并成长于殖民地的学者，杜赞奇对于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特别敏感，很多时候，杜赞奇总是试图从殖民地—宗主国关系的视角来思考后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于是，在思考后殖民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以及评价后殖民主义国家的学术成就时，他总是反思（很多时候是不必要的）这是不是西方侵略的结果或“遗产”。笔者认为，基于非西方—西方关系的视角，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半殖民地/殖民地—侵略国关系）来思考后殖民主义国家的问题，确实有利于发现一些问题，比如后殖民时代的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否是复制西方道路而没有自主性，这种思考方式也是必要的。杜赞奇提示我们，保护本国文明非常重要，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不一定要照搬西方道路。但是，同时也我们必须防止自己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窠臼中。侵略行为可恶，但是侵略者的先进文明，包括政治文明，应该像他们的好的科技一样，被广泛使用，以提高本民族本国家的实力。在文化交流上，应该有开放心态。实际上，我们发现，在中国历史学界和政治学界，就没有形成成规模的后殖民主义学派，这也许和中国当初没有变成殖民地有关，这一方面也许也说明了中国学者比较开放的心态。
总之，杜赞奇这本《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史研究》非常值得一读，同时也倍受争议。他提出的线性历史和民族历史叙事的结合对于历史进而对于真理的“遮蔽”作用，确实不乏启示意义，他提醒我们去注意历史的多样性，去注意历史与当下的互动和复杂的交易过程（transactions），注意历史的非透明性，历史的当代性。因此，所谓的要“拯救历史”，确实也是必要的。至于如何来反思我们已有的历史叙事，回归杜赞奇所谓的历史的“多歧性”，却需要我们更多的思考和探索。而且，杜赞奇文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和结论，我们还必须进行反思。
篇2：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读后感
高铁泰
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一书着重研究20世纪的中国，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受西方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影响所产生的一系列思潮。本书主要探讨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结构主并用之建构一个从远古向现代发展的民族主体。全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两章，主要论述民族作为启蒙历史主体的理论问题。杜赞奇在第一章中对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认为历史不一定是线性的，而且民族历史叙事很大程度上是被国家和时代建构出来的。对于“线性历史”的概念，作者并没有给我们直接的答案，但是通过作者对其的叙述以及作为其对立面——“复线历史”的阐述，我们从中可以得出大致的结论。即“线性历史”是单一的以某种标准来划分历史的历史。他认为“线性历史所假定的透明性使我们看不到它为了包含这些压制，为了阻止民族体内部的分裂所采用的战略”。由于“线性历史”的缺陷导致我们对民族问题演变的片面看法，为此作者在第二章中提出了“复线历史”的概念。杜赞奇认为“复线的历史不仅用多样性替代了单一性的演化,而且否认历史是因果性、线性发展的,否认只有在因果的链条中才会前因产生后果。复线的历史视历史为交易的,在此种历史中,现在通过利用、压制及重构过去已经散失的意义而重新创造过去。与此同时,在考察此种利用的过程中,复线的历史不仅试图重新唤起已经散失的意义,而且还试图揭示过去是如何提供原因、条件或联系从而使改造成为可能的方式”。从中可以看出，复线历史是通过解构线性历史范式，并针对线性历史的弊端而提出，认为历史并非只有一个单一的主体，而是多元；历史并非是直线向前发展的，而是在过去与现在的复线时间里互为因果性的复杂交易；复线历史的目的就是要揭示散失的意义，造成散失、压抑、利用的原因、条件等等。在研究民族问题上，作者认为要多角度的看待，不能仅仅把民族主义的内容与政治文化等相互重叠。第二部分包括五个章节，主要是五个案例分析，是杜赞奇为撰写“复线历史”的一系列尝试的结果。其中前两章集中论述历史叙述结构与历史表达是如何摄取或隐匿与其世界观不相适应的错误复杂的历史现实。最后三章探析边缘叙述结构是如何向辛亥革命以来业已占据话语霸权地位的、强调集权、强调国家的历史叙述结构提出挑战的。
作者在第一章中分别列举了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分期法，汪精卫的四重分类法，傅斯年的分期法等等。在上述人物的分期法中，作者对其一一解读，发现一个无一例外的现象，这就是都是注重宣传由种族到民族的演变过程，但却忽视了在其过程中的排他性。对于这种排他性，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孙中山最终把这个问题转换成儒家大同主义所引起的问题从而掩饰其模糊性：大同主义减弱了汉人原有的独立精神，使他们接受了像现在这样满族人的异族统治。同一个大同主义却又是孙中山的改良主义政敌所提倡的东西：他们宣扬中国既包括汉人又包括其他少数民族”。从中可见孙中山等人试图建立一种特殊历史作为新民族国家的基础，但在这个过程中必定会对某段历史进① ①②③ [美国]杜赞奇著，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② 同上，第224—225页。
③ 同上，第33页。
行压抑或重传。
作者在第三章所举的是从20世纪初开始，政府和社会精英中的改革者试图消灭民间宗教的反宗教运用。政府和知识分子都认为民间宗教阻碍了现代化国家的建立以及现代国民性的塑造，但在这场运动中他们却起了不同的作用，或者说是为了各自的目的而发起这场运动，虽然这场运动的最终目的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的进步。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政府致力于改革，出现了一系列新式学校和新的政府机构，但改革需要财政的支持，在反宗教运动中，政府可以通过没收寺庙及其财产，从而使国家合理合法的占有了地方资源；当时的知识分子，面对国家危机和新兴的世界革命话语，急于创造新的国民形象，而反宗教运动则利于他们重铸国民意识；地方的绅士积极配合政府的行为是因为这些乡村精英能从新式学校和机构中获得社会升迁的机会。不能否认这场运动的倡导者为造就现代国民性所做的努力，但同时他们也“利用”这场运动对农村社会的权利结构进行了重组，在重组过程中最大化本阶层的利益。但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往往忽视这些“利用”，因为这些人掌握了历史和时代的话语权。
杜赞奇在论述民族主义与中国秘密会党的关系中，探析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家是如何努力从民间秘密会社摄取浪漫叙述结构并将之融入一种全球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主义系统。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人类划分为“先进”与“落后”的种族，为帝国主义掠夺提供名正言顺的理由，西方大多数阐述或参考达尔文主义的作者同时暗含着一种种族的或民族的身份。而在中国，这种话语权却被改造成为一种在竞争时代能够发动国民竞争的学说，共和革命者吸收了种族进化论的国际话语并利用它来构建一个种族上纯洁的中国，一个建立以后内部平等、没有纷争、能够在生死攸关的生存竞争中不断进步的中国。而内部平等、没有纷争正是中国秘密会党所追求的。基于这点共同点，为革命党在建立初期与秘密会党建立了某种联系。同时革命党在革命初期利用秘密会党反基督教、反西方、反帝国主义和反满的情绪，发动和组织起义。虽然秘密会党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其反帝、反清的情绪是建立在皇权和王朝的基础上，在这点上与革命党有本质的区别。故革命党在利用秘密会党的同时，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重新的解读，赋予其现代的观念和种族思想。正如作者在文中所提到的：“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到了一个国际性的话语体系中，同时，革命的知识分子对话语进行了改造，以便使之适合于中国的实际，从而使自己能够编织出一部天衣无缝的国史。”
历史话语权的掌握者，利用历史叙述结构与历史表述摄取或隐匿与其世界观不相适应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现实。针对这一点杜赞奇对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试图探寻历史企图遮掩或利用的领域，以及各个渗透或抵抗其霸权的领域。这就提醒我们要去注意话语背后存在权力因素，权力和话语密不可分。正如作者所说“复线历史揭示了历史扩散中利用与掩盖的面具，那么，它也可以引导我们通过接触历史的其他道路，尤其是通向助成叙述结构扩散的历史条件，通向此种扩散的效果”。杜赞奇借鉴了后殖民主义历史学家的思路，对话语背后的权力因素进行了一些思考。他认为，强大的主流话语的形成和维持，背后都是某种权力因素在发挥作用。民族历史叙事的形成就是①①②③④ [美国]杜赞奇著，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
② 同上，第135页。
③ [美国]杜赞奇著，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④ 同上，第79页
这样一个过程，它是民族国家形成并支配整个国家的权力进而支配话语的结果。同样的，杜赞奇也注意到了西方国家之所以形成线性历史观和进化历史观同样和西方企图支配世界的欲望有关，也就是说，线性历史观和进化历史观无非是在为西方的殖民侵略其他国家和地区制造口实和提供理论依据而已。所以显然，一种话语的形成和发展，绝非是思想自身的运动，而是权力在“作祟”，政治经济因素在背后发挥巨大作用。
篇3：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读后感
一、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内涵
民族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共同体形式,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归属。逐渐地, 民族主义便应运而生了。
( 一) 民族的定义
毋庸置疑, 讨论民族主义, 离不开对民族内涵的探讨。那么, 什么是民族, 如何给民族下一个较为科学、全面的定义, 却是困难的, 也是见仁见智的。
学者王缉思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归纳, 即对民族的定义大致分为主观派和客观派。学者刘中民认为在此基础上还应包括将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形式。笔者比较赞同刘中民的理解, 具体理解如下: 第一, 主观派认为, 民族共同体成员共同的心理认同决定了民族的产生, 也就是说从共同的感情出发来界定民族。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中所说, “即使是最小的民族, 其成员也不可能认识其同族中的大多数人, 不可能见过他们, 甚至不可能听说过他们;然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都存在着一种想象的交流。”①第二, 客观派强调, 地理条件、肤色、种族、语言、等客观因素构成了民族的最基本特征。如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第三, 主观与客观结合派主张将前述主观与客观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来界定民族, 即一个完整的民族既有其语言、肤色、地理条件等客观要件, 也有其共同的心理认同和文化信仰皈依等主观要件。如密尔认为民族感情是民族构成的核心, 这种共同感情使得民族成员更加愿意与彼此合作, 希望被同一个政府统治, 并希望这个政府完全由他们本民族治理。②
( 二) 民族主义的内涵
有人说, 民族主义是一只大象, 每个研究者就像是“盲人”一样摸到的只是它的一个小部分而非它的全部。埃里·凯杜里认为, 民族主义是19 世纪初产生于欧洲的一种学说, 该学说认为人类自然的划分为不同的民族, 这些民族由于某些特性而能被人认识, 政府的唯一合法形式是民族自治政府。③安东尼·史密斯认为, 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运动, 目的在于为社会群体谋取和维持自治及其个性, 他们中的某些成员期望民族主义能够形成一个事实上或潜在的民族。
( 三) 民族主义的功能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潮, 它既可以团结本民族力量、坚决维护本民族利益, 进而建立属于本民族的国家; 也可以因此而制造动乱甚至战争, 进而导致国家分裂。因此, 民族主义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功能: 统一功能和分裂功能。
1. 民族主义的统一功能
民族主义是一种群体的共同意识, 这一群体有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它也是群体中每个成员民族认同的心理基础。而每一个民族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和苦难的经历, 并且深深扎根于每个成员的心中。正如在中华民族, 每个成员都认同自己是华夏儿女, 以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而由衷的自豪和骄傲。因此, 民族主义具有凝聚不同国家和地区同一民族的功能, 能够把分散在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聚合到一个地区或国家中, 或者重新组建为一个全新的国家。这就是民族主义的统一功能。
2. 民族主义的分裂功能
民族主义在培养本民族人民之间密切的感情的同时, 也产生了民族成员的诸如盲目排外、极端民族情绪等一系列负面影响, 尤其是在多民族国家里。如我国以热比娅为首的疆独势力, 在一些外部势力的利用和误导下, 进行分裂国家的错误行径等等。
一国多族, 民族间习俗和信仰差异、发展差距、利益差异、误解和陌生感等的持续存在, 极易产生民族矛盾和冲突, 进而滋生分离主义倾向, 从而导致民族国家的分裂。许多国家也在因此而不断上演着悲剧, 无一例外都是因为一旦它与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狂热分子等结合起来, 会给多民族国家乃至国际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二、民族国家的内涵
关于民族国家的内涵, 许多国内外学者都试图从民族结构上来界定。其基本观点是认为民族领地与整个国家疆界相一致, 即达到“一族一国”才是民族国家。但是, 纵观现代世界, 极少有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
笔者比较认同我国学者宁骚关于民族国家的定义。他认为, 民族国家的本质内容不是民族结构, 而是国家的统一性和国家文化的同质性, 是人民对主权国家在文化上、政治上的普遍认同。因此, 他把民族国家定义为: “所谓民族国家, 就是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具有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以及同质的国民文化、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治理并在法律上代表全体国民的主权国家。”④
三、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构建的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是政党权威的基本来源。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总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的。所以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构建的政治合法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社会民众对政党、政权的支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当今世界, 单一民族国家由于民族成分单一, 其政治合法性自然毋庸质疑。但是多民族国家中, 其政治认同是很广泛的, 因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克服和消除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 积极培育和发展全国统一的语言和共同的政治文化, 力求在各民族中产生广泛的认同。另外, 多民族国家的各民族在长期的日常联系和经济交往中, 再加上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引, 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国内民族市场。通过统一的国内民族市场发展起来的国内经济联系, 逐渐造成生产资料、人力物力的集中, 由此使国内各民族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也更为密切, 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由此, 各民族之间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就成为事实。
各民族对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国家政治文化的认同和由来已久的统一的民族市场构成了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⑤因此, 在许多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国家进行政治动员进而维护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政治资源。
四、从民族主义的双重功能看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为本民族利益而斗争的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 以民族感情为基础, 以建立自己的单一民族的主权国家或以本民族为主体的主权国家为最终目标。历史上, 民族主义在团结本族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 20 世纪90 年代前后, 民族主义却主要表现为分离主义, 致使许多少数民族从自己的母国分离出来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 分裂了许多多民族国家。目前这一趋势仍在继续, 继之而来的必然是无休止的地区冲突, 进而威胁到国际秩序的稳定。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民族主义如同一把双刃剑, 既能构建民族国家、维护国家统一, 又能威胁和破坏国家稳定和统一。因此, 理性的从民族主义的功能来分析其与国家构建的关系就成为当务之急。
( 一) 从民族主义的统一功能看其与国家构建的关系
从民族主义的统一功能来看, “历史上各个民族国家的创建虽因文化、宗教、国土、人口等不同因素而选择了不同的建国道路, 但任何规模较大的旨在建立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运动一般都是嫁接在民族主义的枝干上的。”⑥因此, 民族主义的统一功能起到了构建民族国家的积极作用。
在欧洲, 资本主义萌芽有了初步发展, 可是封建势力和教会却成为它发展壮大的强劲绊脚石。由于民族主义可以起到凝聚本民族力量的积极作用, 它也能够适应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内市场, 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因此, 西欧资产阶级在构建民族国家时, 大力倡导和极力推崇民族主义。因此, 英国、法国等国家先后建立起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民族国家。
在北美大陆, 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渐发展, 统一的民族意识、民族语言等也逐渐形成, 美利坚民族逐渐产生了摆脱殖民统治而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建立民族国家的迫切要求。最终, 在西欧民族主义和本地民族主义的影响下, 北美大陆于18 世纪70 年代爆发了反对外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 因此, 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了。
19 世纪下半叶至20 世纪初, 由于帝国主义国家残酷的殖民统治和掠夺, 亚非拉地区的民族意识日渐觉醒, 反抗斗争陆续出现, 一大批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也陆续建立了。这其中, 民族主义发挥了凝聚人心、团结人民奋起反抗、争取民族独立的巨大促进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亚非拉地区民族主义运动更是风起云涌, 新兴的民族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和发展起来。这一时期, 民族主义力求摆脱殖民统治, 渴求民族独立, 重视民族传统, 倡导现代文明。民族主义能够积极适应这一形势的要求, 并充分发挥了凝聚本民族精神和力量的强大作用, 积极推动了民族国家的构建。
( 二) 从民族主义的分裂功能看民族主义与国家构建的关系
从民族主义的分裂功能来看, 多民族国家出现的民族自治和分离运动虽然使得长期以来积累的消极的民族情绪得到不同程度的宣泄, 但它也不同程度的威胁着多民族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因此民族主义有着解构和分裂民族国家的一面。因为民族主义的分裂功能, 导致许多没有建立政权的民族要求自治或独立建国, 并进而导致多民族国家有了发生裂变的可能, 多了发生裂变的危险。
在民族主义的分裂功能的作用下, 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 前苏联分裂成为了15 个国家, 前南斯拉夫分裂为7 个国家, 等等。另外, 许多民族分裂浪潮也不断涌现, 比如俄罗斯境内的车臣要求独立事件, 乌克兰的克里米亚明确要求独立建国, 分布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库尔德族提出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共和国, 等等。至此, 我们发现, 民族主义在多民族国家的裂变中所起的分裂作用, 不但导致了原有的主权国家分裂, 而且大多都引发了地区性的冲突和动荡, 这严重影响了地区乃至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多民族国家经过几个世纪的考验, 历经沧桑, 其合法性不容质疑。民族分离分子无视历史和现实, 继续搞分裂国家的活动, 只能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动荡和流血冲突, 为外部势力的介入提供了可乘之机, 对多民族国家、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不过, 我们也需要看到, 这种有民族分离导致的国家裂变, 从一定程度上分析也是对部分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一种有利的调整, 是对长期以来某些民族不平等现象的揭露和否定, 也使得某些长期处于被动地位的或被其他力量束缚的民族实现和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最终走上独立发展之路。比如当软弱的清政府面对来势汹汹的列强侵略而手足无措时, 数代有识之士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反抗外侵, 最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才有了今日56 个民族亲如一家的局面。
由此观之, 民族主义作为一把双刃剑, 在民族国家的构建中起到的统一和分裂国家的双重作用, 因此, 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它。民族主义的统一和分裂的双重属性以及它们对民族国家的构建和解构作用, 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当民族主义对一个国家起解构作用的同时, 它也在对另一个新的国家起构建作用。
参考文献
[1]刘中民.民族主义与当代国际政治[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1.
[2]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3]刘中民, 桑红, 刘玉华.试析国际格局的民族主义因素[J].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2 (2) .
篇4：从儒家拯救民族主义
目前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担忧有很多，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担忧与对儒学复兴的担忧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对中国未来的“可怕”想象。贝淡宁所针对的就是这个关于未来中国的“可怕”想象。尽管关切的角度和焦点不同，对儒家民族主义可能主导中国的担忧在中国国内的文化—政治讨论中也是一种氤氲已久的情绪。如下直接的勾连是能够说明问题的：既然民族主义居于左派立场的核心，那么，儒家民族主义实际上意味着左派与儒家的结合。通过这样一个简单化的思想勾连，我们可以看出，对儒家民族主义的担忧其实是对儒家与左派结合的担忧，而这些担忧最终都指向对执政党的指责。分而言之，对民族主义的担忧与对执政党的批评往往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持论者至少会指出，从1980年代以来，执政党总是不失时机地鼓动、利用中国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儒家的担忧也最终指向对执政党的批评，持论者往往认为，过去时代里儒家思想与君主制的共谋关系表明儒家思想与党国体制也可能具有或明或暗的亲和性。虽然其中的某些观点属于似是而非的陈词滥调，但对于那些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古代中国的妖魔化至今仍缺乏彻底省察，又受到文化大革命潜在影响的许多中国人——其中包括很多知识分子——来说，这些观点仍有其貌似合理的一面。
对于那些从理智上拒斥民族主义而对儒家思想又颇有好感的国内外人士来说，一个自然的举动就是从理论上说明儒家思想与民族主义不相容。这个思路从持论者的立场上可以合理地概括为从儒家拯救民族主义。贝淡宁在文中列举了这方面的一些研究。这些研究的主旨是为了说明，儒家思想对家庭的高度重视和对天下的高度关注意味着儒家思想不可能为民族主义张目，说得重一点，“儒家民族主义”就像“木的铁”一样，属于矛盾修辞法。贝淡宁显然属于对儒家思想颇有好感的人，但他大概不属于从理智上拒斥民族主义的人，因此他试图说明的恰恰是，尽管儒家思想重视家庭和天下，但儒家民族主义仍是可能的。他的论证要点也主要是说明，根据爱有差等的精神，对家庭、国家和天下的重视在儒家思想中是次第展开的，三者虽有轻重的不同，但并不冲突。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贝淡宁教授的看法并不止于此，实际上他走得更远。
在说明了儒家思想与民族主义具有相容性之后，贝淡宁在一个与自由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相比较的语境中，对他所理解的儒家民族主义进行了鲜明的理论刻画。他得出的结论是，儒家民族主义更接近于自由民族主义，即使在理论上有些重要差异，在实践上也是如此。但更有意思的看法是在文章的最后：他将目前中国流行的、西方人认为具有危险性的民族主义厘定为法家民族主义，并认为儒家思想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可以有效地消解其中的危险性，于是，“世界的其他地方只能希望，儒家民族主义赢得中国人民的心灵”。因此，对于贝淡宁来说，就儒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而言，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从民族主义拯救儒家，而在于儒家拯救民族主义。这是贝淡宁给予关注中国问题的西方人的最有意味的一个忠告。
那么，我们能够从贝淡宁的文章中得到什么启发呢？
首先，直面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政治变迁，从民族主义拯救儒家的问题的确是个真问题。晚清以来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以西方民族概念的传入为思想基础的。以章太炎为例。一方面，章太炎曾自述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受了郑所南、王船山等人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两先生的话”“没有甚么学理”，而是“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 具体来说，借鉴西方的人种学、民族学思想，章太炎对民族概念提出了一个更为综合的理解：“今夫血气心知之类，唯人能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性，其条例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其一，其萌不植。” 正是在将民族概念凸显出来的理论行动中，儒家思想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简言之，民族概念的“首出庶物”使得原来作为天经地义的儒家思想沦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原来的儒家思想很自然地被认为承担着普遍价值，但现在，儒家思想只不过是中国这个特殊民族的特殊的言语、风俗和历史的组成部分而已。更有甚者，为了唤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为革命而进行动员，政治家习惯于将儒家思想中的概念和话语挪用、改造为民族主义的概念和话语。比如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部分，以及在《军人精神教育》等演讲中，就试图将中国古代属于家、国、天下等多重伦理空间的道德观念改造为现代世界中属于民族—国家或者说国族这个单一伦理空间的道德观念。 这一改造在中国现代伦理学史上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使儒家传统中属于美好生活之多重空间的诸多美德在现代不断地被各种版本的民族主义加以重述。而且从目前来看，这样的思路仍然被一些试图将儒家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学者所采纳。沦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且只在国族建构的层次上理解传统，意味着儒家思想中包含的普遍价值无法得到认可，或者说，衡量儒家思想是否具有普遍价值的标准必须是以西方的普遍价值为鹄的。鉴于这些因素，将具有普世情怀的儒家传统从民族主义化的现代宿命中解放出来，就是真正重要的问题。
其次，贝淡宁似乎预先假定了儒家思想与民族主义是一种外在关系，实际上，必须注意到，一种内在于儒家思想的民族主义是可能的。我们知道，夷夏之辨是古代儒家的一个核心思想。夷夏之辨有三重含义：种族意义、地理意义和文教意义。那么，应当如何理解夷夏之辨的种族意义呢？我曾对此有较详细的说明：“实际上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夷夏之辨的种族意义才可能被凸显出来。这就是异族入主华夏，但以背离华夏文教理想的方式建立其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文教之辨与种族之辨是重叠的。借用现代以来对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的区分，可以说，这时候夷夏之辨既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又表现为政治民族主义。特别是，当这种异族统治推行明显的种族主义政策、对华夏族采取制度性歧视的时候，夷夏之辨的种族意义就可能以更极端的方式凸显出来，表现为一种具有强烈种族意义的政治民族主义。很显然，这种政治民族主义是反抗性的民族主义，其背后实际上是以反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一旦种族压制的制度性外力解除，这种具有强烈种族意义的政治民族主义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所以，所谓的华夏中心主义，实际上意味着一个在实际地缘关系中由华夏族开创、发展起来因而也是以华夏族为主体的文教理想，而华夏族的族群认同也正是在这一文教理想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只有当这一文教理想因异族的侵略受到威胁的时候，华夏中心主义才表现为一种民族主义，且这种华夏民族主义要么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要么是一种反抗性的政治民族主义，或者说是一种反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 或者借用以赛亚•伯林的那个著名的说法，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根“压弯的树枝”，其产生首先是因为外力的作用。中国的民族主义也不例外。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列强入侵的实际处境是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这自不待言；就是近十年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与西方——作为中国的强大他者——的态度和行为有直接关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国家对待伊斯兰世界的做法惊醒了很多中国人的美梦，而与重新认识西方世界相平行的一个思想变化就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觉醒；1999年中国驻前南大使馆被炸事件可能在西方人的视野中并不重要，但我知道很多中国学者就在这一事件之后改变了立场。
最后，贝淡宁将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刻画为法家民族主义，在我看来这似是而非。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更多地是一种其来有自的文化—政治情绪，很难说与法家思想有什么内在关联。即使在隐喻的意义上认为中国政府代表了中国现代政治体系中的法家因素，也很难将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归因于执政党的鼓动。而且，对于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根本不必担忧，正如对儒学的复兴根本不必担忧一样。这些都是中国人恢复自信、重新找回自我的必要步骤。真正值得担忧的倒是西方自身。无须赘言，西方担忧中国成为另一个美国。显而易见的是，现在的中国几乎处处学习美国。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崛起后成为新的霸权国家的担忧实际上是对美国式霸权主义的担忧，而且，越是深刻地认识到美国作为霸权国家的本质，就越会担忧中国的崛起将会带来一个新的霸权国家。谁能相信中国崛起后不会像美国那样成为一个霸权国家呢？如果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和现代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有着清楚的认识，那么，站在一个理性的角度，一度被中国政府采纳的“和平崛起”的修辞就很难令人相信：谁能相信一个处处学习美国的中国在崛起之后还会采用和平主义的意识形态？
不过，不要忘记，在目前，引领世界潮流的仍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因此，对于当下的西方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深刻反省自身，真正站在全人类的高度，重新塑造西方的形象。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除了解决现实中非常紧迫的问题之外，应当大力发掘中国传统中的政教智慧，站在一个世界历史的视野中提出自己对于世界秩序的全面主张。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和西方的有识之士应当且能够联合起来，毕竟，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事业关乎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