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下的中国大学

“官本位”下的中国大学（精选8篇）

篇1：“官本位”下的中国大学

“官本位”下的中国大学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马国川 2011年04月22日 12:40 PM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弊病已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与此有关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怪状不断涌现：社会总体教育水平日渐提高，博学广识的大师级人物却逐渐凋零，无以为继；科研条件日益完善，资讯日益发达，偷工减料的学术剽窃、学术欺诈事件却越来越多；学习条件不断改善，大学生却越来越无志于学术，走向物质化、功利化和娱乐化，道德水平下滑；大学教师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教授”、“专家”的社会形象却一落千丈，失去公信力，每每沦为公众奚落、嘲讽的对象。

这些现象并非全部都源于大学教育自身的问题，但中国大学教育的缺陷已不容忽视。中国大学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改革？以这个问题为主题，笔者近年来集中采访了对此很有发言权的一个群体——中国的大学校长。

在笔者采访的14位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中，除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外，其余均为大陆大学的校长，包括九位前任校长和四位在任校长。从采访中可以看出，相比而言，前任校长更敢于直言，对问题批评较多，而在任校长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前景表现地更为乐观。但是，尽管存在这些差异，这些中国高等教育的领航者和意见领袖，也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大学校长的共识之一是，目前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必须尽快解决。曾因经挑选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而名噪一时的朱清时认为，中国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创新能力都在明显萎缩，学术论文水分太多，原创性内容微乎其微。历史学家、中国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警告说，高校素质的整体下降已经有目共睹，更为严重的是高校教师急功近利、弄虚作假造成的诚信流失。目前中国大学出版的许多刊物已经鲜少有人问津，朱清时甚至略显尖刻地说，现在学术界制造出来的大量出版物完全是一种浪费，而且在回收过程中还污染了环境。

追溯这些问题的源头，大学校长普遍认为，大学管理的行政化是罪魁祸首之一，而大学校长的任命制是大学行政化的重要原因。他们提议对大学进行“去行政化”，包括逐步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他们认为，大学的根本弊病在于将大学当成了行政机构来管理，大学的书记、校长都是上面任命的官员，“官文化”充斥整个大学校园，不仅存在于学校管理层中，还蔓延到了学生会等自治组织中。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本应是大学主导者的教授们没有什么话语权，只能想方设法地去迎合权力，或者主动投身官场谋求出路。

朱清时警告说，最近十多年来，虽然国家名义上在实行高等教育改革，但大学教育的行政化其实愈演愈烈，有真才实学的教授，越来越难以发挥聪明才智，而一些拥有权力和地位的“大腕”则把持了大学讲座的讲坛。

大学校长的行政评级，已将他们矮化为政府教育部门的附庸。教育学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说，西方国家的大学都是尽其所能地与政府部门保持距离，中国大学却是拼命去讨好教育行政部门。在核物理学家、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看来，现在至少应把大学体制恢复到解放初的情况，那时大学管理者没有什么行政级别，像复旦大学、武汉大学这样的名校的校长，社会地位都要高于部级干部。笔者的受访者普遍认为应该效法西方，通过招聘和遴选产生大学校长，而不应经政府任命，从而使高校摆脱行政系统的操纵。

大学校长的另一项呼吁是，应该将大学还原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摆脱外部控制，使大学教师成为学习的真正主导者。在这个方面，大学校长们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有的主张“教授治学、校长治校”，但总体上都主张让大学回归它的学术本原，成为一方独立超脱的净土。刘道玉说，西方的大学从中世纪诞生起，就是一种学术共同体，既不受教会主宰，也不受政府干预，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大学自治是西方高等教育的根本精神，号召向发达国家学习的中国，怎能只学皮毛而不学精髓？

面对大学与商界、学术与金钱日益交织的现状，大学校长们还就一个问题大声疾呼：大学一定要同市场保持距离。笔者采访的很多校长都表示，一些人误认为大学办企业是美国的经验，但其实在那里，学校与企业等盈利机构之间是截然分开的。而在中国，大学以所谓的“教育产业化”为由想方设法创收、忽视教育质量而一味追求金钱的倾向已十分严重。例如，章开沅痛心疾首地说，高等教育进入了新一轮“大跃进”，大学成为重灾区，大量教师把精力用在争招生数额、项目经费、科研课题、学位授予点上，根本无心考虑提高教育和科研水平。

中国大学教育改革有何外部资源可供借鉴？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受访者均认为，现代大学已经形成一整套完善的体制，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中国应从西方发达国家吸取经验。刘道玉把世界上成熟的大学体制总结为德国、美国、英国、日本四种模式，虽然在不同模式中，政府与大学的亲疏关系各有不同，但各个模式均坚持依法、依章程治理大学，以及思想自由与学术自治。有了更好的大学管理制度，中国才有希望出现更多的教育家和真正的大师。

总体而言，这些中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所主张的，并非多么玄奥的理论，在许多发达国家早已是社会的普遍共识。但自笔者完成这些采访至今，还未看到现实中的大学教育体制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反倒是仅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高校界又出现一些新的争议话题，例如北大拟对“思想偏激”的学生进行会商，又如青年学者熊培云在外经贸大学的演讲被一位学工干部“砸场”。莫非除了法治倒退之外，中国高校的自由空间也将萎缩吗？

几天后，清华大学就将迎来它的百年诞辰，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值得记录的时刻。清华百年校庆正值北京初春，万物吐翠，难道我们的大学还要坚持某种“主流价值观”，对那些“偏激”的思想和“特立独行”的学生莫名恐惧吗？近一百年前的中国大学还能坚持“兼容并包”的精神，使大学成为社会的精华所在、良心所归，难道这些精神我们今天还不能坚持吗？（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为媒体从业者。）

篇2：“官本位”下的中国大学

论高职教育视野下的新能力本位课程观

荣莉

摘要：课程观是课程开发与改革的基本理论。在高等职业教育的视野下，应坚持新能力本位课程观，即以能力本位为指导，以工作过程系统化为基础，以开放的、多元思维为取向的课程观。

篇3：“官本位”下的中国大学

第一, 教师要在学期伊始直至结课, 全过程塑造情感激励环境。

从学生的特点来看, 吉利大学的学生虽然高考中未发挥好, 但是他们待人热情, 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面执着, 更乐于与教师沟通, 有着很好的主动性。因此, 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 吉利大学的老师要求在课堂第一节把自己的教学合同详细讲解给学生听, 让学生知晓的不仅是考核方式, 课堂活动, 更为重要的是了解老师的一些基本情况。在教师与学生的接触活动中, 于无形中塑造情感激励的环境。

第二, 布置课堂任务时要“发问激励”。

公外英语课堂往往是比较大的班级, 而且经常不是单纯的一个专业, 常常是两三个专业混杂。在吉利大学公外英语实施分层教学以来, 这种情况更成为了常态。这对教师在课堂的掌控能力上是个严峻的挑战。课堂任务布置、提问, 涉及到提问的频率、人员覆盖范围、难易程度。在我们教学改革项目组的课堂上, 教师的“发问激励”是这样来进行的:全班分组。组员以同专业、易联系、优差生结合为基本原则。在提问过程中, 不同组布置不同任务, 不同组员为不同分工。

第三, 大型任务时要“授权激励”。

每个班级每个组均设有英语学习委员 (英语班班长或组长) , 实行竞聘制;组员通过组长的分工完成自己特定的任务, 教师实行监督与指导。表现良好的班长或组长, 表现突出的团体和个体均由有奖励加分。

第四, 决策过程的“参与激励”。

这一点在口语测试考试里体现的尤为突出。每个学生在学期末都要有口语测试。一位同学在讲台上测试, 其它同学在课堂下并不是无所事事, 单纯的听, 或者忙碌的准备自己的测试, 而是积极参与。其中包括, 对测试同学提问, 回答教师对口语内容的提问, 对测试同学的打分等等。这样, 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大大提高。

第五, 发生矛盾时的“宽容激励”。

在教师与学生之间, 所发生的矛盾有其特殊性。例如, 当学生对教师所讲内容有意见时, 很少会正面冲突, 直接指出错误。为了得到学生的反馈情况, 教师除了日常与学生沟通外, 我们还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学生的言辞有的过于偏激, 但是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教师的问题。比如, 在个别问卷里就出现“差得要命”“太烂”字样, 这说明教师在自身素质上还有待提高;在授课过程中, 没有使得个别一两名同学满意, 应积极进行沟通。

二、能力本位、项目化、任务

能力本位、项目化、任务, 这三个词虽然用语不同, 侧重点也有所差异, 但是在实际公外英语的课堂上只终于一个操作, 就是完成课堂任务的能力、效果。

项目, 是指由若干交际任务或学习任务构成的一组旨在解决某一问题的运用语言的活动。小组成员之间通过分工协作, 最终展示作品。做“项目化作业”密切的贴合了吉利大学的教学方针, 让学生学会与人合作、自主决策, 收集信息, 解决问题, 在就业之后可以应对各种团队任务、实际动手解决问题。我们的公外英语调查文卷反映, 教师授课里没有充分的拓展延伸。所以在实际授课中应当适当拓展课堂教学内容并给予学生有效“支撑”, 化繁、杂项目成多个子项目。其目的重在培养学生积极情感, 同时提出评估。能力本位的实行, 确切到吉利大学就是我们的分层教学帮助教师更好的完成培养能力。不同层次的学生, 不同侧重的教学目标。能力, 在我们传统的课堂上就是回答讲解问题的能力。目前, 则是解决实际的问题的能力。以我们目前讲解的大学实用英语课本为例, 教师的课上课下任务包括:制作日程表, 去机场接待客人, 指路 (从吉利大学到机场、木樨园汽车站、北京西站) , 等等。如果学生可以顺利完成这些任务, 我们就是成功的培养了他们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项目化教学在不同的班级仍然是不同的效果, 学校的管理对此也有影响。在我们分层的班级里, 目前的一级A班可以完成的大项目, 在初级班则只能进行其中的一小部分子项目。教师针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策略和任务。各个学院对英语学习的完成目标不一, 学生所学学时不同, 导致很多教师对学生的发展规划常常是半途而废。比如, 授课教师在讲解“我们的校园”一课, 如果实际带学生出课堂, 便会面临学校督导处听课, 教务处查课的诸多解释。吉利大学提出的教学方针非常全面且实用。但真正说到“校企合作办学,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困难重重。把学生带出课堂尚且不易, 更别说带出学校了。

任务则分为课堂任务和课下任务。在教学改革里, 重点不是任务, 而是听说任务。第一, 我们重塑教材, 注重听说练习。为此, 以外国语学院熊伟院长为首的教材编写组, 特意针对吉利大学学生的实际水平和特点编写了外研社出版的《大学实用英语》。即便如此, 在使用该套课本时, 教师们仍然强调活用教材, 不刻意强调语法练习, 以听说任务为主。第二, 任务形式多样化, 听说读写诵唱演, 让学生兴趣更浓厚。外国语学院为此特意设置了仿照商务会议室的课堂 (教学楼A204) , 借助现代化教学媒体, 让学生可以实时、回看上课过程, 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得到提高。第三, 用任务型听说简化、易化词汇练习。以本文第一作者在万科物业和房地产学院授课为例, 在临下课前10分钟, 以组为单元, 进行分组回答、快速抢答, 背诵课本和巩固初高中单词词汇, 塑造学生的自信心。

三、结论

在我们这次情感激励、能力本位、项目化教学改革中, 取得的一些可喜的成果, 获得了大部分学生的广泛赞誉。但是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比如, 教师教学理念、学生的学习观念;班级人数设置;分层班级的课堂管理;公外英语与专业英语的衔接等。但是, 我们深深的知道, 北京吉利大学的英语教学改革是从根本上的改革, 不是细枝末节的修补, 这个过程注定是痛苦而漫长的。我们教授公共外语的教师将一如既往, 探索更适合更科学更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让学生真正喜欢上英语课, 在未来能自如使用英语。

参考文献

[1]北京吉利大学教学促进中心.北京吉利大学教学法改革大讨论参考资料[M].2010.

[2]北京吉利大学教学促进中心.北京吉利大学课程设计培训资料[M].2011.

[3]陈乃芳, 熊伟.大学实用英语1[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4]戴士弘.职业教育课程教学改革[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篇4：读者本位观照下的翻译研究

关键词： 读者本位 翻译 接受 译论

1. 当代译论中读者本位思考的阙如

1.1当代译论对读者的指涉

在当代译论中，读者日益成为重点，衡诸论者对“读者”的理解和切入点的不同，对读者的探讨可大致举三目以概括：一是将姚斯（Jauss）和伊瑟尔（Iser）的接受-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伽达默尔的现代阐释学理论及罗兰·巴特后结构主义读者观等运用到作为原文读者的译者身上，强调原文本的非自足性、开放性，以及作为原文读者的译者的接受与阐释的历史性、能动性，从而使译者得到解放，获得创造性构建原作意义的自由。然而，对作为原文读者的译者的理论聚焦，几乎忽略了译文读者的存在，或者因袭陈言，勉强套用在译文读者身上却未甄别出其与普通文本读者的不同。在斯坦纳（George Steiner）那里，翻译与读者的关系发生了颠倒性的概念置换，“理解即翻译”。斯皮瓦克（2005：237）为这种普化的翻译造了一个词RAT，即“作为译者的读者”（reader-as-translator），认为“一切阅读都是翻译”。这里，“读者”的概念范围无限扩大，然而，“翻译”的概念又游离出了经验层面的视域。在第二种情况里，论者从翻译过程和目的的角度阐发标举了读者的重要性。在弗米尔（Vermeer）的目的论框架中，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受众—译者心目中的接受者，每一种翻译都指向它的受众。奈达、纽马克的等效论更加重视读者的反应，以此指导译者的实践活动。此类译论处处以读者为尊，似乎真正做到了以读者本位为观照，却在无意中混淆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心中的隐藏读者与实际上的译文读者。诺德区分了“译文的目标读者”和“文本接受者”这两个概念，指出了“译文的目标读者是从文本创作者角度来看的，是预期的读者群；文本接受者是指在文本创作出来以后，真正阅读、倾听文本的个人、组织或机构”（Nord，2001：227）。理论上的区分总是容易，而实际上，对隐藏读者的指涉总是僭用了“读者”这个公名，无论是奈达、纽马克所服务的“读者”，还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想象读者，皆非真正的实际读者，其本质上类似于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他者”，或胡塞尔现象学里对陌生主体的意向性构成。第三种情况是研究特定时代、地域的读者作为一个整体对某个译本的社会性接受与反馈，此类译论关注的是读者的全体性和功能性存在，而忽略了其个体性与主体性。

综上所述，各种关于读者的译论虽然取径有异，却坐共同之弊，即隔靴搔痒，并未从真正译文读者的角度来观照翻译，也就是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换位思考。有人会质疑个人乃带有“前见”“前理解”之历史性存在，因而质疑真正“换位”的可能。这里的“换位”不是指与他人的换位，而是个体在自己不同角色间的换位。译者不只是原文的读者、译文的作者，也可以是某篇译文真正意义上的读者。那么，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译文读者呢？

1.2对译文读者的界定

萨瓦里（Thoedore Savory）根据译文读者的水平和个人爱好，把读者分为不懂原文、正在学习原文语言、学过原文语言但又忘记了和精通原文语言四类，认为针对不同的读者应采用不同的译法（廖七一，2004：61）。诚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凡是译文文本接受者，不管其阅读动机是什么，都是译文读者。但从翻译最根本的意义上看，我们必须对译文读者作出溯本探源的严格限定。翻译的本质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而翻译之所以产生，也正是因为人有了解异质陌生他者的需要，因此，对翻译的探讨不应脱离这一发生学逻辑与本体意义，否则翻译就成为一门专供人们茶余饭后品评欣赏的语言转换艺术或一门用来学习外语的捷径工具。通过翻译了解陌生异质的他者，从而扩展自我的精神生存空间，这才是翻译的鹄的和根本意义所在。因此，立足于翻译之根本，我们有必要对译文读者这一概念做出澄清。

余光中（2002：55-56）在《变通的艺术》一文中写道：“读者只能面对译者；透过译者的口吻，去想象原作者的意境。翻译，实在是一种信不信由你的‘一面之词’……一般译者不会发现自己的‘一面之词’有什么难解、累赘甚或不通的地方，就因为他们‘知己知彼’，中文的罪过自有外文来为它解嘲。苦就苦在广大的读者只能‘知己’，不能‘知彼’。”余光中的分析可谓探骊得珠，一语中的，一扫以往译论对于读者的隔阂肤廓之论，真正意义上的读者正是这些看不到原文或者不懂原语的读者。纽马克指出一些“受限制”的翻译方法：信息翻译，范围包括通过总结得出简洁的摘要，到不注重形式的对内容的完全再生产，等等。纽马克认为“受限制的翻译”应该处于严格的翻译理论之外，翻译理论的重点不是考虑受限制的翻译（厄内斯特-奥古斯特·古特，2005：351）。同样，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对译文读者的探讨范围应该严格限定在那些不懂原语或无法获知原文而只能通过译文了解他者文化的读者上。

1.3译文读者与译（论）者在视野上的差异

正本清源既竟，我们便可清楚地看到译文读者不同于作为读者的译者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可以帮助我们廓清、厘定译文读者视野版图的边界，让译者能够做到真正的换位思考，指导其翻译实践。译者就如同导游向游客介绍景物一样，将原文翻译成译文介绍给目的语读者，导游自身也是景物的观赏者，但他对景物的观感肯定是与普通游客异质的，因为导游拥有景物的详细资料，这是了解程度的不同，同时他的工作性质让他无法以纯粹观赏者的眼光去看待景物。从译文读者不知情的角度，我们也可举譬。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灯笼的摘挂在国内观众看来是一种“伪民俗”，而在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的西方观众看来却满足了他们的东方猎奇心理。知情与不知情的差别造成了欣赏效果的分野，这正隐喻了译者与读者在视野上的差异。

与不知情的译文读者相对立的不只是译者，还包括知情的译论者，这就涉及译文的评价标准。这个问题著名的阿诺德、纽曼之公案早已论及，二者就普通读者与学者谁有资格评价译文仁智互见。奈达则认为翻译评论家大都是双语专家，因此他们会下意识地用对原语信息的知识去评价译文的形式，而不会全面地为译文接受者考虑（廖七一，2000：91）。事实上，译者、论者和读者由于各自视域的不同，对于译文都有独特的感受与评价标准，因此对一个译文的完形评判应当综合不同视域下的不同观感，使其互备互证，而不应当执一面之见，做一曲之士，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但鉴于以往译论对真正意义上的译文读者的盲视，因而本文意在收矫枉之效，将视点位移，对焦读者，突出从读者本位来观照翻译，拓展读者声音的空间，重建译论的读者之维。

1.4译（论）者中心主义对读者本位的盲视

基于主体间性的译论谈到了译者与读者的平等对话关系，要求译者在翻译中设想读者的存在，将自己置身于理解主体间性的思考之中。这种与读者的对话只能是一种视域上的融合，更多的情况下则是一种独断的臆测，就像张隆溪（2005：66）认为德里达把中国文字视为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另一选择，只是从西方的角度来判断中文的价值，是把中国文化视为西方的他者，与黑格尔式的东西文化对立观念，除了在态度上不同之外，在实质上并无区别。从译者、论者的角度看读者，则读者永远都是“他者”，因此译者、论者有必要进行真正的自我内部的角色换位。作为翻译理论，译者当然居于中心地位，事实上，即使从读者本位来审视翻译，最终还是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回归到对译者翻译实践和论者批评实践的指导上。但以译者为中心不等于译者中心主义，目前的情况是译论往往陷入译者中心主义的自我陶醉与独白，就像保罗·德曼笔下卢梭的忏悔一样，对读者修辞上的指涉掩盖了读者本位的阙如，是在剥夺了读者的话语权之后对读者进行的缺席审判。本文对读者本位的强调正是针对译（论）者中心主义所作出的回应与匡正，是对被劫持的读者从译论统筹之下的解救，所以就有一定的前提和范围，而不是对读者主体性无止境的膨胀。

廖七一（2000：82）指出：“由于长期受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影响，人们对翻译中的创作普遍持有偏见……解构主义理论的产生，从理论上充分肯定了译者的重要性，阐明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必要性，从而为创译正了名。”言之在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以译者中心主义的眼光来看，普通读者对译文的最基本的要求已经成了“偏见”，而普通读者是不懂什么“解构主义”或者其他什么翻译理论的，这是否意味着译文读者只能仰仗作为现代社会“断裂性突变”机制之一的“专家知识系统”（Giddens，引自赵一凡，2007：26），只能在福柯“话语即权力”的阴影下被挤压到理论的夹缝中备受冷落？

2.从读者本位角度来考察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接受

2.1同一性假定：译文读者区别于普通文本读者的特殊性

以上我们廓清了译文读者的视野版图，指出了译论对读者本位的盲视，那么，我们进一步进行读者本位思考的意义何在？读者本位思考对于译论又有何启发？事实上，读者本位的致思路向要求我们时时牢记读者的视野范围。将其运用到读者对译文文本的接受上，我们看到，译文读者不谙原作，却又普遍要求译文如实反映原作，这就是译文读者与一般文本读者的异质之处。胡塞尔将想象的质性分为两种：带有存在设定的质性和不带有这种设定的质性（倪梁康，2007：128）。在读小说时，读者往往持不表态、不设定的心境，而译文读者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对译文是同时设定与不设定的。不设定是对文本所传达的思想内容本身，而设定是就原、译文的关系而言。问题在于，从读者本位的角度，读者在不谙原文、视野受限的情况下何以相信译文的忠实？如果他不能确信，那么又是何种信念在支持他的阅读？实际上，译文读者就如夜幕航船，为穿越暗礁驶向原文思想的港湾，除借助译文灯塔的引领之外别无它法。职是之故，译文读者只能做出权宜的假定，即译文与原文是同一的。

2.2“以史为鉴”：从读者本位角度看译文读者的接受心理

译文读者的特殊性在于他在不谙原文的情况下对原文-译文同一性的默认，而同一性假定一经作出，读者就倾向于维持这个假定。这里，我们可以将读译文与读史作类比。比如《史记》记载项羽在帐中与虞姬生死离别，但当时无他人在场，史家何以得知呢？凡此种种，不一枚举。普通读者并未因为这些经不起仔细推敲的细节而指责史家真赝杂糅之欺，并拒绝接受史书的言之凿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史家的记载在读者看来是“合情合理”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史家描述已然之事，诗人描述或然之事，而在后现代史家看来，历史又何尝不是按照“或然律”来叙事的呢？美国学者丹尼尔·艾伦（Daniel Aaron）有言：“我们可以说真实就是想象得最合乎情理，而小说家显然比历史学家更有资格找出并恢复那不可见的历史联系。”（张隆溪，2005：253）后现代史学理论认为，“真相若非绝对客观，至少可以合情合理”（汪荣祖，2006，导言：7）。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说“任何一本史书，只需评论它论述是否一致，是否连贯，是否明白”（Ibid.：209）。以上这些论述貌似是对传统史学本义的反拨，其实却冥契读者读史时的接受心理。如果我们认可赫施（Hirsh）对“意思”（meaning）和“意义”（significance）的划分，即作者的“意思”是固定的，而翻译是“对原文作者的心迹跟踪”，（刘宓庆，2001，自序：ⅩⅨ），那么，在这样的类比中，史书被看做历史的真实记载，而译文也是原文、原作者意图的如实反映，两者都强调“真”的假定前提，而真实的本原却都被遮蔽，那么史书读者和译文读者的视野和心理便有相通之处。因此，借镜历史，可以说，译文读者假定译文与原文的同一性，由于原文的被遮蔽，他不能证实，读者所能做的，只是检验译文是否“合情合理”。如果译文在读者看来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读者会倾向于相信译文是原文忠实的反映。但倘若译文在读者看来不“合乎情理”，让读者无法接受，那么读者的同一性假定就会被推翻，从而产生对译者的不信任。

3.应用：从读者本位角度重新审视归化异化之争

不谙原文的读者对译文有着“合情合理”的底线要求，一旦底线被突破，则读者对译者的信任感全无，原文-译文同一性的假定即被推翻。这启发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待聚讼颇多、执义纷纭的归化异化问题。以往论者每每争论两者孰优孰劣，从读者本位来看，由于原文被遮蔽，我们关注的就非归化异化的轩轾之分，而是从证伪的角度确定归化异化的两个极点。

列维（J.Levy）提出文学翻译的“错觉”理论，认为译者隐匿在原作后面，以原作者的面目出现，使读者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读的不是经过中间人（即译者）处理的译作，而是在直接读原作（谭载喜，2004：202）。但错觉随时有可能因为译者的过度介入而幻灭，“就像儿童聚戏时大家无形中都有一种了解，就是都相信所戏的玩意是真的。如果有一个儿童插嘴说一句露破绽的话，大家就立刻都觉得扫兴。儿童游戏时常偷偷窃窃地瞒着大人们，不肯让他们看见，也使怕他们嘲笑或批评，在热烈灿烂的幻觉之上泼冷水”（朱光潜，2005：171）。过度的归化或异化就像那句“露破绽的话”，让读者“觉得扫兴”，而译者的介入也如“大人”一样，在读者“热烈灿烂的幻觉之上泼冷水”。这样，从读者本位的角度，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归化异化之争，将过度的异化与过度的归化视为破坏读者同一性假定的两个端点，这两个端点就是读者的底线要求。以往讨论较多的一极是译文的过度异化，比如余光中就写过许多文章批评这种现象。的确，适度的归化，自然、明晓、畅达的目的语语言是必要的，就像汉语配音的外国电影里面人物说着地道的中国普通话一样，并不会破坏读者的原文-译文同一性假定。胡塞尔现象学认为自我是从本己的、内在的体验领域出发，通过意向性而超越出这个领域，构造出他人或其他的主体，并进一步构造出对于我这个主体和其他主体来说共同的社会世界、精神世界、文化世界，等等（倪梁康，2007：142）。每一个交互文化的陌生经验和交互文化的理解都是以“本己的基础为出发点，而通过共现的本质可能性”导向一个陌生文化的领域（Ibid.：197）。每一个读者都是从自己的语言出发来理解陌生文化的，因而对陌生文化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在本己“体现性”基础上的一种“共现”。目的语语言作为读者本己体现感知的依傍，必须译得易于理解，自然通畅，否则就会导致对源语文化的“共现“严重扭曲、变形、偏离，甚至让读者失去本己体现的立足点，无法“共现”源语文化，导致读者失去对译者的信任，破坏同一性假定。这样的译文显然不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一般情况下原文是不可能如此佶屈聱牙、不忍卒读的。另外，洪堡特有言，“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语言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文化性，与此同时，语言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因此，是否过度归化又构成了另一个极点。好的译文应该像一块透明的玻璃，尽管不免折射，但透过它，读者能够大致清楚地看到源语文化。过度的异化固然就像一块不平整的玻璃，让读者无法看清对面，而过度的归化则又如在玻璃的一面镀上了一层金，读者看到的只是这层镀金，玻璃对面的景象则永远被遮蔽。廖七一（2004：270-271）曾举一例：

原文：“Well，...Rose Kane is going to have one.”

“Oh，well，that’s fine.”

“And，”added Mother，“We are，too.”

“Great jumping grasshoppers！”cried Father，“Why don’t you tell a fellow？”

译文：“这个……甘太太也有了。”

“喔！有意思。”

“再还有，”母亲随随便便地找补一句，“咱们也有了。”

“乖乖龙底东！”父亲直叫唤。“你怎么不直爽点儿说哇？”

从奈达、纽马克等效论的角度来看，将“Great jumping grasshoppers！”译为“乖乖龙底东”可谓“精彩”，译文所表达的功能与原文也铢两悉称。但译者、论者同时知晓原译文，因而在欣赏译文之“妙”时，心里是有原文作为底片的，而从读者本位的角度来看，读者在读这句方言译文时则明显感到了源语文化的被遮蔽，感到了译者介入的痕迹，感到了一种“期望别人还债，结果收到的却是一件礼物”（谭载喜，2004：123）时的失落，尽管二者是等值的。当外国小说中的人物说着中国方言时，译文就不再“合情合理”，原文-译文同一性的假定由于对译者的不信任而遭到破坏。韦努蒂（L.Venuti）从后殖民主义角度出发，提倡一种“抵抗式”的异化译法，主张译者的现身。笔者认为，在异化译法中，与其说是“译者”现身，毋宁说是“源语文化”的显形。事实上，源语文化的显现倒会让译者隐身，并不破坏反而更加确证读者对原文-译文同一性的假定，因为读者本来就知道读的是外国作品，相反，在过度归化译法中，我们见到了译者叛逆性的身影。由此，从读者本位的角度，我们确定了异化与归化的两个极点，即译文要合情合理，以不破坏读者对原文-译文同一性假定为底线，越过这两个极点，就成了不可接受的过度异化或归化。如此，以其在归化异化问题上的应用为例，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读者本位思考的重要意义。严复“信、达、雅”中的“信”是从译（论）者角度出发的，而从读者本位的角度，我们是否应当以不谙原文的读者眼中的“信”（合情合理）要求译者呢？在上述的例子中，译者的确做到了对原文的“信”，但“忠而获咎”，个中原委即在于未能满足读者对“信”的要求。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作为维持原译文同一性假定的“合情合理”这个底线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欣赏口味和接受尺度。诚然，在这个标准多元化的时代，康德之审美判断的主观普遍性似乎应当被归入伽达默尔所言现代性批判必须超越的三种幼稚性（保罗·德曼，2005：43），但我们也可以把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提出的“阐释共同体”概念运用到译文读者身上，译文读者对“合情合理”的感觉与理解具有社会性与习惯性，存在于一个公共的理解系统之中，同贯共规，而非高度分殊。在主体间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达到“共识性真理”是可能的。其次，不同的阐释共同体之间又存有差异，如诺德所言：“忠诚是一个空位，由每个特定的翻译任务所涉及的文化及其翻译理念来实现。”（Nord，2001：125）本文显然是立足于中国读者的审美期待与接受取向而做出的分析。再次，从历时的角度看，“合情合理”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清末的士大夫们显然会认为林纾的翻译是“合情合理”的，而本文观点只能代表现今这一特定历史时段读者的审美期待，至于未来读者的接受取向，则笔者不敢断言。

4.结语

翻译是为读者服务的，译者往往写序言后记，里面的话主要是对读者说的，因而真正的读者之维对译论的多维度建构自然意义别具。读者本位的致思路向意味着要使读者由共鸣箱的地位变为自主的声源，耕种读者视野下的理论自留地。读者视野诚然有限，然而，译（论）者亦存在理论盲区，未能自外于独断中心主义的学术无意识。译者、读者也许还有原作者（著如米兰·昆德拉、辛格等作家对自己作品译本的要求。非关论题，在此不遑详述）的视野合流并现，方能构成译论之全景图。本文以归化异化为例证明了读者本位视野的证伪作用，而译（论）者原文译文两相对照之证实功能，以及原作者的权威性意见亦为重要，三者合璧，比照互参，则译论视野之坐标系可谓周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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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改良大学“官本位”之我见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事件”凸现了高校体制严重行政化、官僚化的弊端。所谓“行政化、官僚化”就是如张鸣所言，指行政权力全面掌控高校的资源配置，将其触角延伸到高校的教学、研究、管理等一切领域，一切环节，成为主宰高校发展的唯一的，决定性的力量。

高校的“行政化、官僚化”是原计划经济体制和90年代后进入高校的商品化、金钱化互相结合的产物。中外任何高校都需设有行政管理部门，但是它的主要职能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而不是相反。50年代初，中国的高等教育以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根据地教育建制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高校体制为基础，对建国前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深刻的革命改造，在长达三十年的时期内，高校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培养各类专业干部和改造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因而高校的行政部门不单纯是为教学研究等服务，而主要是统领大学一切事务的领导机关。在人们的记忆中，高校或教育，原先是作为一条“战线”而存在的，即如“工业战线”、“财贸战线”、“文艺战线”、“医疗卫生战线”、“体育战线”等一样，都是具有高度行政性的集中统一的性质的。改革开放以来，和工农业或其它行业、领域相比，高校对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改革是相对滞后的。如今在高校体制内的人都知道，现在的高校颇类似于改革前的大型国有企业，其基本结构就是充分“官本位”，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全国大学已分为“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等。与此相联系，高校中校级以下的行政管理干部，院、系、所的院长、主任、所长；校和院、系两级的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的组成人员都是由校或院、系行政部门任命。高校教师的岗位设定、薪资、提职，工作考核等等也无不与“项目”或“量化”挂钩，从而使高校出现了实利化、官场化的浓厚氛围，严重扭曲了大学作为知识传授地和新思想发源地的属性。

中国大学的“官本位”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总体上讲，还是一种“新生事物”。在“文革”前的60年代，虽然大学管理是高度行政化的，基本是老干部在大学担任领导工作，但那时是“单一计划经济下的政治挂帅模式”，在“大老粗光荣”的大环境下，大学中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是重点被教育的对象，就是书记和校长都可能瞬间倒台，大家都要“夹着尾巴做人”，所以“官本位”的气氛还不算浓厚。各种历史记述都反映，当时的各大学领导，虽然也奉命抓“阶级斗争”，但多数人还是谦谦君子，很少“官气”。

1968年后的“工宣队军代表模式”又可称“丘八管秀才模式”，知识分子已被整体视为“臭老九”，军代表、工宣队极左、粗暴有之（他们中间也有不少好人），但因工作调动频繁，人事关系大多都在原单位，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官本位”。

1980年代后，改变了从前那种老干部担任大学领导的传统，在大学里提拔了一些专家学者担任领导工作，他们从“臭老九”一个筋斗翻成大学校长，无不心怀感激，奋发工作，一时间大学校园里锐意进取蔚然成风，其间还出现了像刘道玉、江平、杨叔子那样杰出的教育改革家。

以后就是在市场化、科层化的环境下，大学行政权力急速扩张的时期，突然冒出来无数的处、委、办、科，还有公司等等，满眼见到的都是官。过度行政化、官僚化的后果，一则造成大学除了听命于政府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外，基本不受校内教职工和社会的监督；二则导致越演越烈的“官”与“学”两栖现象，吸引一批批大学教师往仕途上奔，一些人一旦获官，出为教授，入为官员，最充分地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也使得校园生态出现了“唯官是举”的新氛围。

在教育主管部门的“量化”和“项目至上”的指挥棒下，如今的大学校园中，权、钱之帜高张，高校的生态环境已结构化或板块化了，整体改变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情况下各校命运如何，全看各校的主管领导在处理行政权力和学术关系上的智慧和态度。应该说，国内大学特别是在江浙沪穗一带的高校，还是有一些优秀的书记和校长的，就是在院系一级的“头头”中，也有不少人仍在坚守学术理想，不受“官僚化”，“金钱化”的“污染”，在做学问、做事方面都很认真，说来他们还是学者。考之这些学校，在历史上都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虽经岁月流逝，名校的精神传承早已断裂，但还是点点滴滴体现在一些普通教师和领导的身上，书记和校长虽然也是“官”，但他们的身上都保有可贵的“书生本色”。遇到这样一位开明的校长和书记，那是学校和教师、学生之福；但如果不幸碰上一个“官迷”，也只能自认倒霉。

说到这儿，不由得想起历史上有过的那些享有崇高社会声望的大学校长们，蔡元培、胡适之、蒋梦麟、竺可祯、梅贻琦、张伯苓、傅斯年等等就不说了，也不说1950年代作为“民主人士”被安排担任大学校长的马寅初、陈垣等，因为他们也没有“可比性”。单说建国后的那些老革命家出身的大学校长，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实权在握的“书记兼校长”，也都是一些声望卓著的专家学者。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副校长成仿吾；先后担任过南京大学校长和中国人民大学书记的郭影秋；先后担任过吉林大学、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中山大学校长冯乃超；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杭州大学副校长林淡秋等。这些大学校长中，最特别的是郭影秋，他已担任云南省的省长（省人民委员会主席），却因对历史的爱好和兴趣，主动要求转到大学工作，1957年来到南京大学当校长，这样的事尤如惊鸿一瞥，早成绝响。

在那个年代，吴玉章等的空间要比今天的大学校长们小得多，掌握的资源更有限，使他们无由充分实现自己的报负。他们受到那个时代的局限，或许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他们都是正直的好人；都有深厚的人文底蕴；热爱教育，重视和尊重知识分子；有理想，有责任心，更有担当；都在极有限的空间里为发展教育尽了最大的努力，而不是那种对上唯唯诺诺，对下横眉冷对的官僚。

林昭被打成“右派”后，吴玉章老校长把她收留在人民大学的书刊资料社，使她有一块躲避风雨的安身之地。也是吴老，把被诬为“胡风分子嫌疑”，即将陷入绝境的何干之保护了下来。杭州大学的林淡秋副校长不避嫌疑，多方设法保护被安置在杭州大学的“大右派”陈企霞和陈学昭。郭影秋调入南京大学时正值“反右”，1957年11月，是中文系三位名教授——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的七十寿辰，此时南大的老先生们，都还惊魂未定，“郭影秋支持中文系为三老祝寿，并在自己家中设宴，亲自斟酒、敬酒，感谢三位老教授潜心治学、辛勤执教，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在“大跃进”的高潮中，郭影秋强调“教学是高校的主线”，尽量减少政治运动对大学的冲击。1963年，匡亚明调入南京大学，在不断升高的阶级斗争的声浪下，他鼓励教师要扎实研究学问，学生要好好读书，并安排动员学校的行政后勤部门，全力为教师学生服务。及至“文革”结束，匡亚明再任南大校长，长期住在校园内的普通教工宿舍，为的是多听教职员工的意见。今日名校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是华中工学院，1937年到延安的老院长朱九思在“文革”后期，把一些刚从劳改地释放，谁都不敢要的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接纳到华工，典定了学校以后发展的人材基础。1950年代担任北大党委书记的江隆基也是一位好人，这位曾经留学德国的“老革命”奉命改造北大，还是尽量爱护知识分子，后因反右不力，被指责为“右倾保守”，在1959年被发配到大西北的兰州大学担任书记和校长，仍兢兢业业，直至“文革”之初被迫害身亡。

说到张鸣，这是一位在学界享有盛誉的杰出学者，对于这样的学者，理当爱护。人民大学因有张鸣和其他一些优秀学者，才令人们刮目相看！人们发现，这所原来具有高度行政性特质的大学也实现了全面的学术转型，有了一种真正的“大学气象”。说来令人欷嘘不已，人民大学这所曾在50-60年代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大学，其经历的磨难比国内任何一所著名高校都要深重，“文革”中居然被无情的解散。按理说，这段“浴火重生”的历史，应该使人民大学今天的目光比其它高校更深邃，胸襟更开阔，更大气，更重视人材。却未曾料想，就因为张鸣没能做到对个别领导抱持“敬畏之心”，加之又在一些具体工作问题的看法上和领导不一致，就被扣上“捣乱分子”、“破坏和谐”的大帽子而被免去系主任一职。试想在吴玉章老校长主政的时期，会发生这种荒唐事吗？和今天的人民大学的某些官员相比，论资格和官衔，吴玉章是中共元老，是七大和八大的中央委员；论学问，吴玉章是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中国文字改革的先驱；但“官气”两字，却和他一点也不沾边，吴老不愧是真正的教育家！当然，在某些人的眼中，或许只有“权力”最伟大，“教育家”是毫无份量的！

篇6：“官本位”下的中国大学

摘要： 从人的角度看，党政干部中存在的官本位意识主要表现为： 官僚主义作风、把当官升官当做人生目的、“唯上是从”和“曲意逢迎”心理、特权意识；民众中存在的官本位意识主要表现为： 臣民意识和盲从心理、慕官敬官畏官心理、望子成“官”心理。从社会现象角度看，官本位意识的表现主要有：企事业单位的行政套级现象、干部级别泛化现象、科教文化单位的过渡行政化现象、学术活动中的官本位现象以及日常人际交往中的官本位现象。

关键词： 当代中国； 官本位意识； 党政干部； 民众

所谓官本位意识，简而言之，就是把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作为衡量个人社会地位高低、个人社会价值大小首要标准的一种价值观念。官本位意识同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同党所主张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公仆意识、以人为本意识，同当代社会所倡导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公平竞争意识、开拓创新意识等，存在着深刻矛盾。官本位意识不仅同目前党政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有直接关系，而且同目前党政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也有一定内在关系。认真分析官本位意识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诸种表现，对深刻认识官本位意识的社会危害，破除官本位观念，有重要意义。

一、从人的视角看官本位意识表现

官本位意识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尽管封建专制的官僚体制早已被破除，但官本位意识作为历史沉淀在国民血脉中的一种思想意识，经过代际传递，其影响依然存在。从人的视角看，官本位意识不仅在党政干部队伍中存在，而且在普通民众身上也广为存在。

1． 党政干部中存在的官本位意识

毫无疑问，在我国的党政干部队伍中，绝大多数干部都具有宗旨意识、公仆意识，具有现代民主法治意识，能够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秉公用权。但也确有一些干部官本位思想严重，不能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党政干部中的官本位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官僚主义作风。官僚主义作风是官本位意识在当代干部队伍中的一种典型表现。2013年7月总书记在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曾发表重要讲话，其中专门谈到官僚主义问题。他指出，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当前，个别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是把自己看做人民的公仆，视人民为父母，而是把自己当做人民的父母官，“官气”十足，颐指气使，作威作福。个别领导干部，家长制作风严重，决策上霸气十足，唯我独尊，唯我为大，唯我正确，唯我高明，习惯于一言堂，听不尽不同意见，缺乏民主意识，习惯于拍脑袋决策，习惯于以权以势压人。个别干部缺乏群众观念，不是把为群众办事当做自己应尽的职责而是当做对群众的恩赐，不是把群众当亲人，而是居高临下，态度生硬，装腔作势，办事推诿扯皮。

(2)把当官升官当做人生主要目的。这是官本位意识在干部队伍中的又一重要表现。应该说，追求当官升官并不是什么错事，当官升官是为了更好地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工作，更好地为社会做贡献。问题在于，个别干部本末倒置，把当官升官本身作为人生主要目的，出现了价值观、人生观扭曲，为当官而当官，为升官而当官。一些干部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一切服从于官级地位，一切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做人生最高价值追求，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在一些干部看来，“从政才是本事，做官才有出息”，有了官位就能光宗耀祖，就有了一切。有的干部为了个人升迁，急功近利，大搞形式主义，制造虚假政绩，欺上瞒下，投机钻营，哗众取宠，沽名钓誉；

有的干部为了保官升官，把大量精力智力用于找靠山、拉关系、拉选票、请客送礼； 有个别干部为了争官，不惜诬告诽谤他人、设计陷害他人，明争暗斗，不择手段；有个别干部为了跑官要官，甚至走上了行贿索贿的犯罪道路。在官场竞争中，一些保住官的人、一些升了官的人，往往感到身价百倍，春风得意；一些没有达到升迁目的的人，则往往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或者心灰意冷，一蹶不振；一些降了职或失了职的人，则往往感到羞愧耻辱，无脸见人，甚至感到六神无主，痛不欲生。因为当官升官对个别干部如此重要，因此在我国的干部队伍中，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心理在许多干部身上严重存在。也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阐述干部制度改革时才特别强调，要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3)“唯上是从”和“曲意逢迎”心理。“唯上是从”和“曲意逢迎”心理主要反映在下级领导干部和普通干部身上，但同样是官本位意识一种重要的且极为普遍的表现。“唯上是从”，就是只认官阶认等级认权力，其工作的出发点不是对人民负责，对党和国家负责，而只是对上级领导甚至只是对个别领导负责，对上级领导唯唯诺诺、唯命是从。与“唯上是从”心理密切联系的是“曲意逢迎”心理。对上级领导干部，对比自己官职高的干部，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抬轿子，吹喇叭，“曲意逢迎”，甚至大搞“非礼逢迎”。个别上级领导干部就是在下级干部的“曲意逢迎”中，习惯了前呼后拥、美言盈耳，习惯了发号施令，开始逐渐脱离群众的。也就是说，个别上级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的形成与一些下级干部的“唯上是从”、“曲意逢迎”是相辅相成的，二者都是官本位意识的重要表现。

(4)特权意识。不同职级的干部享受不同的工资报酬等待遇是应该的，无可厚非的。我们这里所说的特权意识是指有些干部从官本位思想出发，利用官职权力追求特殊利益的一种思想意识。虽然我国在干部制度改革和建设中，十分注意反对特权现象，不允许干部特权存在，但特权意识作为官本位意识的延伸和表现，在个别干部身上还是或多或少存在着。有的干部不是利用手中的职权更好地为人民工作，而是把手中的职权当做谋取个人特殊利益的工具，想方设法捞取特殊利益。有的干部刚刚提拔，就急于要车子、房子、待遇；一些干部把占用大面积办公室、公车私用、用公款请客送礼、用公款变相出国游览、游山玩水，看做一种应有的特权和荣耀；个别干部把违规多占住房，利用职权违规为配偶、子女及亲朋好友办事谋利，看做是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目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一些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不正之风以及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同个别干部的特权意识不无关系。

2． 民众中存在的官本位意识

这里所说的民众是相对于党政干部而言的。在当代中国，官本位意识不仅存在于党政干部队伍中，而且存在于民众之中，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民众中的官本位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臣民意识和盲从心理。臣民意识、盲从心理是官本位意识的延伸，是官本位意识在普通民众身上的重要反映和变相反映，本质上也属于官本位意识。当今时代，我国民众的公民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明显增强。然而，受封建落后的传统思想意识影响，臣民意识和盲从心理在一些民众中仍然存在着。当代一些民众中存在的臣民意识和盲从心理主要表现在：总觉得低人一等，人微言轻，不愿、不能、不敢正确对待和行使自己手中的民主权利，害怕得罪官员，不敢对官员的公共权利行使进行大胆监督，不敢大胆发表自己意见，总想盼望有人替自己做主而不愿承担民主责任义务； 在对官员表现出敬畏心理的同时，还对官员的决策表现出盲从心理。正是因为臣民意识和盲从心理的存在，个别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独断专行的行为才更加肆无忌惮；正是因为臣民意识和盲从心理的存在，个别领导的一些错误决定才在所谓群众“一致同意”、“一致拥护”的情形中得以通过并实行。

(2)慕官敬官畏官心理。这是官本位意识在普通民众身上的又一重要表现。在当代中国，对“官为百业之首”、“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依然有着广泛的社会心理认同。人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以官为荣，由此造成人们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慕官敬官畏官心理既存在于农民阶层、工人阶层中，也存在于个体工商户、知识分子、企业经营者、私营企业主等阶层中。比如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虽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能把立足岗位、做好本职工作、为社会多做贡献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但依然有一些知识分子存在浓厚的“学而优则仕”情结，把追求当官当做人生的首要追求：或者对本职工作自我否定，总想有朝一日跻身真正的官场，或者把专业知识当资本，对本单位本部门的行政管理职务刻意追求，即便是对一些学术团体的虚职、名誉职务，也看得很重。有些知识分子在与官员交往中往往自轻自贱、自我贬低，对官员曲意奉承。个别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中缺乏科学精神，缺乏探讨真理的勇气，往往以个别官员的意志、爱好为转移。官本位意识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知识分子的创新能力。

(3)望子成“官”心理。这是与慕官敬官畏官心理密切联系的心理，是官本位意识在民众中的又一重要反映。尽管时下社会发展进步使得人才观念、就业观念发生了极大变化，“当官”已经被看做一种职业，“官员”与教师、医生、专家、企业家等都被看做社会优秀“人才”，但民众中还是有不少人把“当官”当做理想职业的首选。由于种种原因自己已时过境迁，未能了却“当官”心愿，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子女后代身上，望子成龙，而“成龙”的主要标志就是成“官”。由此，我们看到有些家长从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开始就开始培养孩子的“当干部”意识，教育并鼓励孩子将来一定要当官最好是当大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连年出现的“考公务员热”现象，尽管“考公务员热”更多反映的是报考者对现实利益的诉求，但也不能排除家长们望子成“官”心理的作用和影响，不能排除官本位意识在一些青年学子身上的代际传递。

二、从社会现象的视角看官本位意识表现

从社会现象的角度看官本位意识表现，主要是从事物发展的客体的角度看问题，注重行为的结果和社会表征。这有助于对问题的分析更深入更全面。从社会现象角度看，官本位意识较突出的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1．地方、单位等政策规定中存在的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意识渗透到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以致于在我国一些地方、单位、部门的具体政策和具体规定中有时也会打上“官本位”的烙印。

(1)企事业单位的行政套级现象。行政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在很多领域，除了行政职位有级别，很多与级别不相干的空间也逐渐打上了级别的烙印。比如，一些企事业单位特别是高等院校，被定为省部级、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等不同级单位，与此同时，这些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也被分成行政级别不同的干部。与此相应，这些企事业单位内部也出现了与政府部门同样的管理规则，把管理党政干部的方法简单套用到企事业单位管理中，如工资级别、用房分配、奖金福利发放等主要以行政级别作为标准体系。

(2)干部级别泛化现象。在干部管理中，干部有级别区分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不同级别的干部拥有不同的权力，承担不同的职责，享受不同的待遇。然而，在官本位意识作用下，干部级别有所泛化。没有职权、职责的行政级别很多，超出职位行政级别的官员越来越多，超编制配备副职领导职务的现象时有发生。

篇7：中国文化本位建设

----纪念《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70周年 王达三

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位知名教授联合署名在《文化建设》杂志第1卷第4期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至今已有整整70年。

这个宣言也称“十教授宣言”，或“三五宣言”，或“一十宣言”，文章很是短小。但是，正是这个短小的宣言，引发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场关于“中国文化出路到底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以下简称“中国文化出路”）的大论战，仅高峰论战期就持续一年有半，余声则延续至20世纪四十年代末，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中西文化比较和鉴选的最后一次，也 是最集中的一次大讨论。

然而，就是如此重要的一个文化宣言，在其发表70周年之际，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竟然寂落无声，没有任何形式的纪念与反思。这不但令人遗憾，也令人值得玩味。我于之有所不忍，乃撰写此文以示纪念，并大声向疾呼：目前中国尤是迫切需要重提和新诠“中国本位文化论”，并以之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方向。

甲部：背景与主张

一、“十教授宣言”之基本背景

在“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之前，中国思想文化界已经围绕由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1920年）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所提出的“西方文明破产”和“回归中国文化”的问题，而爆发了一场同样也是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关于“东西文化观”的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由于力主中国文化路向的一派与力主西方文化路向的一派在人数以及论战能力上的相差悬殊，特别是由于后者善于把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诸多不如意归咎于中国文化头上，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力主中国文化路向的一派呈相对的弱势地位。

“东西文化观”的大论战，主要还是就东西文化进行是非优劣的比较，而“中国文化出路”的大论战则是直接承继这种比较之结果，亦即是西方文化派相对胜出并占据了相当的话语霸权之后，明确提出了全盘西化的理论主张，而引发的一场不仅仅是中西文化优劣比较，更是一场直接关涉到中国文化路向选择和中国文化建设战略实施的辩论。因此，前后两者紧密相关连，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新高潮。

“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的始作俑者并非像后人所了解的那样，是“十教授宣言”，而是由全盘西化论者首先挑起。1929年，在“东西文化观”大论战中出尽风头的胡适在《中国基督教年鉴》上发表《文化的冲突》一文，提出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抗拒；第二种态度是全盘接受；第三种态度是有选择性的采纳。”他武断地宣称，中国已经没有人再坚持“抗拒”的态度。他说：“日本毫不犹豫的接受了西方文明，结果使日本的再生取得成功。”因此，“让我们希望中国也可能象日本那样实现文化复兴。

让我们现在着手去做日本在五六十年前着手做的事情吧。”尽管胡氏没有明确点出要全盘西化，但实际上是已经打出了全盘西化的旗子。这一点，胡氏在1935年3月发表于《独立评论》第142号上的《编辑后记》中予以明确承认：“我前几年曾在上海出版的Christian Yearbook里发表过一篇The Culture Conflict in China——手头无此册，记不得是哪一年的年鉴了。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非但如此，他还对当时的吴景超、陈序经等人说他是“文化折衷派”而不是“全盘西化派”表示了失望和不满。但是，由于这篇文章，以及批评胡适全盘西化论调的潘光旦的文章，都是用英文撰写的，传播范围不是很广，故而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大注意。

陈序经说胡适是“文化折衷派”是有其理由的。陈氏1933年12月29日在中山大学发表了《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他也认为，中国文化建设的路向有三派：“

（一）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

（二）折衷派——提倡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

（三）西洋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他说：“兄弟是特别主张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请注意，陈氏在这里提出的是中国文化不但要全盘西化，而且是还要彻底西化。陈氏和胡氏的区别正是在这里。因为胡氏始终认为：“文化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编辑后记》）换句话说，胡氏是把全盘西化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仍然是要实现中国本位的文化。陈氏则不但把全盘西化看作是手段，还把彻底西化看作是必须的、必然的理想结果。

陈序经在中山大学的演讲稿发表于1934年1月15日的《民国日报》上，并由此揭开了“中国文化出路”大辩论的序幕。但1934年上半年的辩论，规模还不是很大，而且其问题意识和思想深度之交锋也比较浅显。比如，千家驹写有《略论陈序经博士研究中国文化出路之比较方法》一文批评陈氏的全盘西化论；穆超写有《中国文化“全盘西化论”可以行得通吗？》、《再论“全盘西化”》两文，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同情，主张中西调和，反对全盘西化。与此同时，则有冯思荣写有《关于全盘西化论的比较方法》、吕学海写有《再释“全盘西化”》等文章来论证和支持全盘西化。这些文章都不长，大部分发表于《民国日报》上，影响也不是很大。

1934年下半年陈序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该书是陈氏在1929年留学德国期间写就的长文《东西文化观》和中山大学演讲稿《中国文化之出路》的基础之上修改充实而完成的。在《代序》中，陈氏表示自己是顺着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思考方式来分析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只不过是他与梁氏的结论与主张截然相反而已——“东西文化观”论战和“中国文化出路”论战之间的承继转换关系由此可见一斑。陈氏在书中重申其在中山大学演讲时提出的中国文化建设的三个派别。他从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陈氏认为其是折衷派）失败的事例出发否定了“中体西用”的可行性，认为对中西文化采用“精神文化/物质文化”、“静的文化/动的文化”、“人的文化/物的文化”的二元对立的划分法是不当的，因为在他看来两者之间存在着通融一体因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换而言之，陈氏否定了中西文化调和折衷的可能性。

陈氏同时也否定了复古办法的可行性，并认为中国人根深蒂固、久长深远的复古思想和保守倾向延缓迟阻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并直接造成了中国文化和现实的落后。因此，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实现中国文化的全盘西化。他认为，这不但能从近代以来中国人在态度上有一个从“中体西用”到“西体中用”再到“全盘西化”缓慢转变的过程上得到证明，也能从近代以来中国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逐渐全盘西化的事实上得到证明。特别是，陈氏还认为：“（1）欧洲近代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2）西洋的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它是现世的趋势。”即是说，因为中国文化“陈旧落后”，而西洋文化“先进强大”，中国文化就必须要抛弃，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不二法门即是全盘西化，否则中国文化不但不能生存下来，而且是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

陈氏一书，是一通盘整体而又深入细致的文化思考与理论表述，可以说是在“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中起着类似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东西文化观”大论战中的导火索的作用，因此能造成特别的轰动，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巨大反响，特别是引起了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和“温情与敬意”（钱穆语）的学者的强烈反弹。“十教授宣言”即是这种反弹的代表性的立场与表述，并成为“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真正开始的标志性事件。不难看出，“东西文化观”大论战是由中国文化派宣布西方文明破产和回归中国文化而引发，而“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则是由西方文化派首先挑战中国文化而引发。

必须说明的是，以上描述仅仅是“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在思想文化场域的背景，或说是导致论战的直接因素。在现实层面，山河破碎、国事陵夷、内忧外患、民生困顿、政治腐败等因素则是触动“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的深层次原因。换句话说，这场论战的参与者都是怀着为中国找一条新的文化之路以拯救国家民族的危局的用心和情怀而参与其中的。

二、“十教授宣言”之基本主张

篇8：“人格本位”下的高职体育教育

1.1“人格本位”的内涵

人格本位理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人格主义教育学提出来的, 它认为整个教育过程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学生人格的养成。所谓人格本位, 其实质是在教育过程中以追求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为目的, 核心精神在于:人不仅要学会知识, 更要学会对知识的理解、运用及再创造能力, 且由此产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1.2“人格本位”在高职体育教育中的内涵外延

体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所不容缺少的一部分, 其目标就是要学生养成强健的体魄, 为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 高职体育教育的现状

2.1 体育教育中缺乏对学生的思想教育

大学生违法、轻生的事件层出不穷, 就是因为学生在思想和心理层面上的不成熟造成的。思想教育是学生心理健康、人格完善的必要途径。但是, 反观现在的高职院校中的思想教育, 完全是在走形式主义的道路, 单纯以思想政治课等形式展开, 不能够深入的影响到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养成。

2.2 体育教育中缺乏对学生的生命教育

生命是可贵的。如果一个人连生命都不能去重视、珍惜, 那么他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并不会产生多大的成就。除了他们自身的某些主观原因以外, 最主要的客观原因就是学校忽视了体育课上的生命教育, 没有及时向学生灌输相关的概念。

2.3 体育教育中缺乏对美的发现与创造

素质教育提倡学生的全面发展, 即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的均衡发展。美的存在无处不在, 即使在单纯的体育活动中也是随处可见的。但在现有的大多数高职院校的体育课程中, 比较多的课程就是竞技类的项目, 对于欣赏类、视觉类的项目却是少之又少, 比如健美操、形体艺术、啦啦队等等。因此, 高职院校应加强此类课程的设置和研发, 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去发现体育的美、生活的美, 更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能够自己去创造美。

3“人格本位”下的高职体育教育的改善途径

3.1 高职院校强化体育教育中的思想道德教育

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 在民国时期蔡元培先生就已提出来了, 且五者之间相互联系。从另一方面讲, 这也增加了思想道德教育的路径, 让学生能够在体育活动中潜移默化的受到思想教育也是教育界所希望看见的场景, 最后也必然是“人格本位”高职体育教育改革的有效途径。

3.2 高职院校提高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的重视

生命安全是学生进行一切活动的前提条件。对生命的漠视会使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忽视所有威胁生命的安全隐患而影响学生的生命安全, 这样一来就会影响学生的学习与心理健康。因此, 高职院校应提高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的重视, 将生命教育真正的落到实处, 以讲座、宣讲等形式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的推广与实践, 为“人格本位”的体育教育改革打好基础。

3.3 高职院校应渗透美育于体育教育之中

高职院校将美育渗透于体育教育中, 无疑要进行教学形式的变革, 这一教学形式不仅要能够让学生去发现美, 更要能让学生去创造美, 这与素质教育的要求是完全契合的。以往的教学形式比较单一枯燥, 不能让学生完全融入其中, 且有部分同学还会有些许厌学情绪, 因此, 以美为中心的教学形式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结束语

笔者结合自身多年的教学经验, 揭示了当前高职院校中体育教育的现状, 强调“人格本位”的体育教育就必须在体育之上贯穿思想教育, 使其多元融合、多育并举, 促进学生在强健身体素质的同时, 养成良好的心理素质、道德素质, 增强对生命的重视、敬畏, 加强学生对美的发现力、创造力, 从而最终使学生养成健全的人格。

摘要：高职是我国高等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层级, 它培养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然而高职体育教育的改革不仅顺应了体育教育学发展的需要, 而且也满足了素质教育对人才培养所提出的要求。以“人格本位”进行高职体育教育, 其目的在于使学生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的情况下, 让学生在心理、思想等方面都能够得以持续发展, 养成健全的人格。

关键词：“人格本位”,高职,体育教育

参考文献

[1]丁有鹏.“生命”视域下的高职体育教学改革[J].学校体育学, 2015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