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本位分析论文

摘要：经济法在基本范式上属社会本位法，归于新兴的第三法域，它的利益主体是公共社会，是国家从社会利益角度参与、协调经济、社会生活之法。明晰经济法的范式，将为我国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提供基本的思路。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经济法本位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经济法本位分析论文 篇1：

论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念及其实现

摘 要：本文对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念及其实现问题进行了探讨，从阐述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的概念入手，进一步分析了国内经济法本位研究现状，并介绍了社会本位思想在我国法律中的具体体现，最后对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展开了研究。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本位;概念;研究现状;体现;经济公益诉讼制度

在现代社会，以人为本已成为一个基本理念，群众利益成为法律和国家首要维护的对象。而我国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运行都要以群众的基本利益为重，而对于经济公益诉讼工作领域，经济法的运用和司法程序的展开都带有“社会本位”的色彩，这是一种与国家利益本位、个体利益本位截然不同的理念，如何正确把握经济法与社会本位思想的联系，如何通过正确利用经济法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值得思考。
一、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概述

（一）经济法社会本位的基本涵义

从概念层面上看，“本位”指的是对主体、中心、重点的强调。而“社会”一词的含义则来自马克思的解释——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社会共同体。将“社会”与“本位”结合起来，则形成“社会本位”的概念，这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主要追求目标的思维模式，它通过保护社会公众的合法利益来维护社会的稳定秩序。这种概念对应到经济法领域，则进一步催生“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的概念，它是指在调整经济关系的过程中从社会的高度出发，不论何种情况都将大众利益、社会效益作为主要标准行事。

（二）经济法与其他利益本位思想的比较

首先，与“国家利益本位”思想比较而言，“国家本位”指的是统治阶级借助法律的力量巩固其统治地位和优势，进而形成符合其利益取向的社会秩序。而国家利益本身与社会利益有着本质的差别，前者是以社会范围内某个特定阶级为保护对象而非全体公众，二者之所以存在概念混淆，主要是因为国家除了巩固阶级统治外，还会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能，事实上，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其次，与“个体利益本位”思想进行比較。“个人利益本位”顾名思义是将私人利益作为关注重点，将法律视为保护个体利益的基本工具，该理念与“社会本位”的差别是极为明显的，二者具有特殊性与普遍性辩证统一的联系。
二、国内经济法本位研究现状

联系当前国内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本位的研究现状来看，不同学者保持着不同的研究立场与观点。比如，潘静成和刘文华教授所持的观点是——经济法因为社会现实需要，必须对个体、私人彼此间的利益纠纷进行处理和调节，以免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时代要求就赋予了经济法更多社会本位色彩;而李昌麒教授则认为——经济法的重点应该落在国家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宏观指导和合理干预上，所以它必不可少的要体现“社会本位”的要求;周林彬教授又提出了新的看法——经济法的基本功能在于调节政府、企业单位及个人在公众利益方面的关系。总之，大部分经济法学家都持有“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的基本观点，尽管还有少数学者坚持“经济法属于公法”的看法，也依然承认了“经济法的重要作用在于保护社会普遍利益”这一点。究其原因，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国内经济发展起步晚，现代市场环境下的企业发展依然受着严重的行政指令的影响，且不排除传统公私法划分的思维定式的作用，但是，社会的进步是迅猛的，抱残守缺无疑是错误之举，必须正确看待公私法融合的现象和趋势，从而树立关于经济法的正确意识。
三、社会本位思想在我国法律中的具体体现

结合当前国内法律法规的颁行情况看，与社会本位理念有关的条文数目巨大，且内容广泛。比如，《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的一大原则是“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法》第52条提出在签订合同时“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内容要求，直接体现了社会本位思想与我国法律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本位思想的普遍性，我国关于社会本位的立法并不少，暂时不足的只是以救济社会公共利益的司法观念及完善的、合理的公益诉讼制度，其中，公益诉讼的基本要求是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由此可见其重要关注对象即是公共利益。
四、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一）从原告角度入手探讨对社会经济公益的保护

为维护社会正义，国家应该通过法律保证经济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起诉资格，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该领域的问题进行细化分析和处理。首先，从经济公益诉讼的类型来看，可分为经济公益民众之诉、经济公益受害人之诉、机关之诉，提出诉求的主体不一，对应的审判内容也多种多样，而经济法的运用是出于同一原理。无一例外的是，国家要通过有力措施，打破经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方面的局限，适当扩大原告资格，增加原告主体的多样性。当然，国家应该注意发挥检察机关的基本功能，并不断完善和落实诉讼信托制度。结合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看，诉讼经济的发展，应该立足于经济公益诉讼诉权配置的基础，将检察机关作为主要力量，发挥其他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辅助作用，鼓励群众积极揭发违反经济法的不良现象，由检察机关进行判断并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需要提起公益诉讼。

（二）建立符合经济公益诉讼要求的公益法庭

打造一个具有极强专业性特征的法庭，由其对某一类特定的经济公益案件进行审理，是非常可取的措施。根据经济公益冲突的共性规律可知，加强对传统诉讼案件的分析研究，对具有“与国家和公众经济权益息息相关、受害人是不特定群众”特征的案件——比如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案、消费者权益保护案等进行专业化审理，能够有效提升办案效率和质量，有效维护相关群体的正当权益和社会利益。

（三）完善审判程序

经济诉讼一般与公共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部分案件甚至与行政机关的职权问题相牵连，所以，国家需要对诉讼主体及相关程序处分权做出明确的规定，这包括全面审查并争取利用调解制度、撤诉制度等内容，以此避免对公共利益做出不科学处分进而损害社会公正。此外，为进一步保证司法的权威和法律审批的经济性原则，进而维护社会利益，要严厉杜绝原告权利滥用等不良现象，这就要求相关人员在对诉讼制度进行设计时，关注预审制度的问题，排除不必要或不应该启动司法程序的案件。

（四）对公益原告给予一定的奖励机制

设置奖励机制，可以鼓励相关人员积极地参与到执法及其监督中来，因此是推动执法工作顺利开展的有利渠道。在实际操作中，相关单位可以通过适当降低群众提起诉讼的费用、对检举有功的对象进行奖励、建立诉讼费用保险和诉讼基金等措施，对相关群体进行照顾，起到维护其正当利益的效果。之所以能造成利益上的优惠，是因为提起公益诉讼离不开基本的时間、金钱支出，因此政府单位对原告给予一定的奖励，能降低其在此方面的经济成本，进而鼓励其积极参与到经济监督中来，此举能最终起到维护社会公益的作用。
五、结语

综上所述，加强对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念及其实现问题的探讨，意义重大。相关工作人员需要明确经济法社会本位的基本涵义以及经济法与其他利益本位思想的不同;同时把握国内经济法本位研究现状、社会本位思想在我国法律中的具体体现;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措施展开研究，从原告角度入手探讨对社会经济公益的保护，建立符合经济公益诉讼要求的公益法庭，不断完善审判程序，对公益原告给予一定的奖励机制。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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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育荣

经济法本位分析论文 篇2：

论经济法的范式

摘要：经济法在基本范式上属社会本位法，归于新兴的第三法域，它的利益主体是公共社会，是国家从社会利益角度参与、协调经济、社会生活之法。明晰经济法的范式，将为我国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提供基本的思路。

关键词：经济法； 范式； 社会本位； 第三法域

20多年前，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经济法应运而生，引起了我国法律体系及法学体系的重大变革。尽管传统宪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等法律能从不同的层面，对市场经济进行相应的调整，但是由于经济法对经济关系调整的直接性和其独特的价值取向，经济法仍然是政府管理经济不可或缺的法律手段。当前，由于研究范式不清，学界对经济法的研究逐渐陷入困境，但是在国家的治理理念中，融入经济法的元素，政府运用财政、税收、金融、投资等手段参与经济生活，调控经济秩序已是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不争的事实。法律的产生和发展终究是要回应社会变迁的需要的，经济法在其是否为独立的法律部门的长期论争中，取得了自身无法替代的地位。当代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经济体制的改变，全球化时代的来临，都使得研究经济法的范式，明晰经济法的立法理念，建构相应的理论框架，对于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有了现实的意义。

一、 对经济法社会本位性的解读

范式是一种哲学方法论，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库恩认为科学界是由一个流行的范式所控制的，那个范式代表科学界的世界观，它指导和决定问题、数据、理论的选择，直到另一个范式将其取代。[1]因此，就核心内涵而言，范式是一种本位观，包括基本观念、基本目的、基本作用和基本任务等。这一方法论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当前，范式理论也影响了我国的法律学界。以主体价值的选择为标准，法律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范式，也即三种本位观，国家本位、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人们常常从“本位思想”出发去考察一个法律部门，确定其调整对象、范围等问题。这种本位思想实际上包含着不同的利益观，构成一个部门法区别于另一个部门法的主要标志，比以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等方法划分法律部门，更为科学完善。国家利用法实现其政治统治，建立和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秩序，这种价值取向的法就是国家本位的法；主张个人权利至上，个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将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等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准则的法，就是个人本位的法；法律在维护私人利益的同时，强调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参与、协调和管理，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注重社会整体发展的协调和均衡，是社会本位的法。

近代以来，崇尚个人自由的哲学思想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理论是西方民主政治和法律体系的两大理论支柱。社会信奉的主流理念是“干预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2]主张通过个人利益的获得来反映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与此理论相适应，许多国家实行的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导致了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经济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后来有学者称此为“非人道的市场经济”，“任意拦路抢劫式的市场经济”， [3]批判的就是这种不加干预的自由经济的弊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垄断和社会化发展阶段，私有制和自由主义经济引起的各类社会矛盾激化，近代法律体系的局限性越来越显露无疑。“为了减缓自由市场竞争的盲目性和破坏性，以期合理配置资源，资本主义国家则由治安警察国家过渡到行政国家，主动介入‘市民社会’的‘私生活’”，[4]期待能够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社会公正。然而，政府自身也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如：政府行为并非永远代表公共利益、信息不完全和政府能力有限、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寻租与腐败等，“政府失灵”同样不可避免。鉴于这些固有的缺陷，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这两方面的问题，行政法、经济法大量产生。此时，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庞德的社会法学、霍姆斯的实用主义法学、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等社会法思想的学说，为推进法律对社会公益的关注，提供了支撑。西方国家经济思想和政策的这种演变，展示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表明两者之间既可各显其长，又能互相弥补，关键在于能够通过一种良好的法律机制加以协调。经济法就是志在处理好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关系的法律，从思想渊源上说，法社会学的理论与经济法的精神是十分吻合的。经济法形成的社会根源在于由生产高度社会化引起的社会经济调节机制和现代国家职能的变化。出于维护社会经济总体结构和运行秩序的需要，一方面，经济法干预私权，维护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经济法奉行的最高准则是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市民社会的整体利益。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就在于其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基本目标。它在私法社会化和公法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经济基础和思想理论基础都有社会化的倾向，带有社会法的特质，这也是经济法的利益基础。在经济法领域，行政强制作为一种救济手段，是针对个人、法人，乃至社会利益严重受损的情况而定的，在本质上讲是对民事行为的一种矫正，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并非出于维护公权力行使的目的，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经济法的救济措施仍然以经济性补偿为主。

当前，有人质疑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认为经济法具有国家本位和社会本位的双重属性。事实上，法律的本位观只是一种基本范式，是从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基本原则等概念出发确定的价值观，并不是指其专注于某方面的利益而不牵扯其它。在个人、市民社会、国家三分天下的社会中，任何法律都会兼顾其他群体的利益，每一个法律部门的法律只能凸现一种利益目标，并同时关涉其它多种利益，这一点民法、经济法乃至宪法都是类同的。在公私法合流的背景下，利益关系多元化，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在真空地带追求某方面的纯粹利益。与此同时，每一个法律部门也不可能平行地保护和实现每一种利益，而只能首先保护和实现一种性质的利益。经济法侧重于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处理社会关系，其保护的社会利益的内容涉及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德两个方面，具体包括维护公共秩序和经济秩序；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公共道德的维护；保护社会上弱者的利益等。这部分利益的主体是公共社会，因此是一种整体利益，包括了国家、地方、集体和个人利益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联系。独立于个人、集体和国家。基于此，经济法在基本范式上应属社会本位法。当然，经济法强调的社会本位，并不是把社会利益绝对化，而是倡导将经济个体的行为，统一于整体经济的运行之中，平衡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毕竟，自由竞争与宏观调控都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市场经济的共同基础。同样，经济法具有对抗公权力的特性，这也是经济法社会本位理论的一部分。由于国家调节也有其潜在的缺陷，会造成市场信息的失灵和经济迟滞。因此，经济法的目的是促使国家公权力有节制地朝着有利于社会利益的方向行使，防止以国家名义侵犯经济个体的利益。美国法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Edgar Bodenheimer）在他1974年出版的法学名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就曾指出，法律试图通过把秩序与规则引入私人交往和政府机构运作之中的方式，在两种社会生活的极端形式（无政府状态与专制政体）之间维持一种折衷或平衡。似乎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消除公共利益的理念，因为它植根于人性的共有成份之中。正义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即赋予人的自由、平等和安全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与共同福利相一致。[5]这种正义观的改进，正是对现代经济法的产生及其社会本位性的最好注释。

二、 第三法域与经济法

目前，我国的社会学、政治学学界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第三部门”这一前沿命题。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社会活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领域，即政治活动领域、经济活动领域和社会活动领域，与此相适应，社会组织也可以分作三类，即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如果说政府组织是第一部门，营利组织是第二部门，那么，第三部门就是各种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总称。也就是说，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各种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和市场调节功能的缺陷，起到政府与市场不能起的作用。[6]如今，我国市场结构中第三部门的盟生和崛起，说明社会性力量已经显示出它在国家和市场之外的发展空间，学界的研究也显示，当前社科领域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已经逐步将注意力放在政府体制之外的社会利益空间的扩展上。

回应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法学界也有第三法域的概念。有学者提出，“关于社会团体的法律地位，行政法理论将其抽象为行政相对人，民法理论将其定位于社团法人或不具有法人地位的其他组织，二者对其调整都存在缺陷。由于社会团体代表了独立于国家利益、私人利益之外的第三利益---社会利益，由属于第三法域的经济法进行调整优先。”；还有学者认为，“以‘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的三元社会结构为基础的‘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三元结构论，有助于解释法律之变迁与法学史上的若干新现象。”[7]这些观点都是从社会发展的视角，解释第三法域产生的。通俗地讲，如果要划分三个法域，那么第一法域当属以国家本位为特征的公法；第二法域是传统的私法，以个人本位为特征；第三法域则是兼具私法和公法因素的经济法。三个法域有着不同的制衡机制。私法以平等主体作为制度设计的前提，贯彻意思自治的原则。公法以不平等主体作为制度设计的前提，在实体法中强调了国家权力以及权力与义务的统一，在程序法中强调权力与权利的平衡。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这种社会整体利益显著区别于国家利益。国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社团，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国家利益不仅不等同于社会整体利益，有时反而会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国家行为中比较难处理的政府运用价格管制、许可证、关税、政府采购等行政权力都会造成经济不公，损害社会利益。经济法所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以经济生活领域内的社会公平为核心。追求实质公平是经济法与民法的主要区别之一，经济法不仅在经济机会上保证各主体平等，更具体到各主体差别中，要求结果相对公平。经济法的制度设计以社会理性的实现为归依，其调整的对象，如雇主与雇工、生产者与消费者、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表面上是平等的，但实质上却是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之间的关系。因此，往往采取倾斜立法，以使其平衡。对这类关系，除了国家干预之外，劳动者、消费者、环保者等团体组织可以成为弱势主体的代表与强势主体交涉，这种团体介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由于本身兼具公、私的特征，近代私法或公法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规范，具有社会法特质的经济法于是填补了其中的空白。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中间层的力量会不断壮大，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这种社会本位性也将逐渐清晰化。

在法律体系的架构中，西方国家的经济法，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融合中出现的。当时，产生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一系列兼具公、私法性质的法律，私法的公法化导致二元法律结构转变为三元法律结构，法律整体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同步，脉络非常清晰。我国的过程则不同，我国的经济法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制定的，是特殊时期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法律现象，由于直接从公法一元的法律结构过渡到三元法律结构，部门法之间很多的冲突都没能有效理清。当前，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并仍要发生重大变迁，这种变迁是积累性的，也是革命性的。它主要表现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总体性的分化，即改革前重国家、轻社会的模式已经改变，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开始形成。[8]这是市民社会的发育过程，社会、个人、国家的多元关系逐渐成为一种客观趋势，表现在法律上，便是在出现合同法等典型的私法的同时，也产生了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保法等属第三法域的经济法。经济法主张以社会为本位，兼具公私法的性质。细化下来，侧重点可分为社会公利与社会公益两部分。按照我国当前学界主流的观点，经济法的体系分为经济组织法、宏观调控法和竞争法三部分，遵循的是经济关系的内在逻辑。[9]无论在调整对象、运行机制、法益目标和评价效果上，经济法都突出表现为遵循经济规律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促进，是政府直接参与和强力干预经济生活的产物，带有公共目标性和人文关怀性的社会公益性。诸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保护问题；可持续发展和代际公平问题；主张社会安全与保障的劳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问题、促进社会基本生活条件的改善与发展的卫生文教问题以及倡导社会传统和公序良俗的妇女、儿童、病残人员的特殊保护问题等。经济法所维护的社会公平，不是一次性可以完成的，而是通过较长的纠偏和改正的过程完成的。从个别角度观察，可能会有不公平现象的存在，但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则是有利于整体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良好秩序的形成和发展的。

三、 我国经济法完善的进路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法学界一般将民法看作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法律。但是，由于民法的私法性质与政府主导的经济改革难以完全融合，当时的行政法又致力于解决行政架构内的问题，对经济现象缺乏关注，经济法的产生便及时规范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某些空白地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在赋予政府权力和限制政府权力以及推动市场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体制转轨时期出台的经济法又存在着许多不足，一方面，该出台的法律没有及时出台，造成无法可依。该修改、完善或废止的法律不能及时得到修改、完善或废除，与现实社会生活严重脱节的法律仍在适用；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明确的研究范式加以引导，我国经济法内在的逻辑比较混乱，与民法、行政法之间摩擦较多。时至今日，我国经济法的体系还是很杂。市场主体法没有与传统的商法区分开来；竞争法又混杂着民法的侵权责任、行政法的行政处罚及行政诉讼法中的程序规则；宏观调控法中的计划法、统计法，财税法、金融法等相关法律尽管都称为经济法，但行政管理的色彩浓郁。法律之间不配套，甚至冲突、不协调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部门和地方在立法过程中，带有明显的保护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垄断利益的特征，立法谋私的现象突出，直接导致了区域性垄断和不公平竞争等。

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我国经济法面临整合的问题。由于立法背景有别，这个整合的过程没有什么现成的版本可以参照，过多地移植西方的经济法律制度并不可取。在西方，经济法是民商法的补充，是为了调节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在我国，经济法则是为了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与民法、行政法等共同发挥作用。我国的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全，自由竞争的弊端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市场经济对经济法的要求不如西方一般迫切。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促使个体主义思想逐渐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经济的社会本位主义理念与中国社会日渐蓬勃的个体主义思潮是有冲突的。由于我国早期的经济法是行业部门法，它表现为我国各个行政主管部门的部门规章。无论是《铁路法》、《公路法》、《民用航空法》、《邮政法》，还是《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都带有明显的行业保护色彩。在转轨时期，我国制定的许多行业保护法与英美国家传统的经济法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我国的经济法在许多方面不是禁止垄断，而是鼓励和保护垄断，体现的是以行业分割为特征的新型的利益均衡关系。当前，依法实行行业监管的银行、电力、电信以及事实上具有独占地位的铁路、盐业、石油、烟草等行业，往往通过限制市场准入和相关的定价措施实施垄断经营，这些行业往往也是社会腐败的重灾区。我国的利益分层是以行业为出发点的，更多地体现为不同行业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此，以西方国家反垄断法作为中国经济法研究的逻辑起点，必然会出现大的偏差。研究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应当回归到行业法的本源上来，以分析行业法为起点，明确各方的利益关系，完善政府调控行为的程序规则，这是与西方经济法的本质区别。

新的经济国家时代，市场经济也已与过去大相径庭，我国的经济法在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过程中，应建立适应我国经济国家要求的市场经济体系，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具体而言，经济自由的原则是必须把握的。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最终归宿，而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权利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为了能在有序化的经济状态中保持经济的活力，经济法不能把经济管死，它应当为自由而干预、限制，如果把经济法放到与个人利益对立的国家本位上，就会影响经济自由。当前，我国的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财税手段、金融手段频繁使用。为了配合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规范。这些法律规范带有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法的雏形，但还没有真正反映现代经济法经济自由的基本精神。以财政和税收法为例，英国的税收革命催生了宪政制度，实现了宗教势力与封建贵族阶层、封建贵族阶层和广大有产者之间的利益均衡。美国的税制改革不但理顺了联邦与各个州之间的关系，而且建立了现代科学的预算制度，保证了基本的经济自由。中国虽然有《预算法》，但这个《预算法》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没有体现社会本位法应有的利益均衡的理念。从操作层面来看，由于对预算编制者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不具体，因而在实施过程中不能真正体现不同阶层、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预算法》的阶段性和临时性特征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法的基本特征。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经济之法，体现着当然的国家意志。但是，国家意志有时却很难真正体现民意和保证公正，这里面的出入在于国家也有自身的利益渗杂其中。因此，突出社会本位的利益均衡理念，维护经济自由、完善经济法，是我国市场化和法治化建设面临的首要任务。很多经济法律都需要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逐渐加以调整和完善。新近实施的《反垄断法》，同样面临这样的过程。这部法律的出台经历过多次反复，立法博弈是迄今少有的。但是，《反垄断法》最后的核心仍然是反经济性垄断，而不是公众寄于热切期盼的能够针对具体国情的反行政性垄断，对行政性垄断，《反垄断法》的态度是折衷的。一方面肯定了管制行业的独占地位，规定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另一方面又禁止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借控制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对涉嫌垄断行为罚款的标准也设得比较低，远不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提并论。因此，能否起到应有的制裁效果，有待检验。不同的经济主体在利益上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经济法的效率在于创造社会整体的效率，完善的经济法律体系要能从利益机制上加以调整，实现结果的正义。当前我国政府的经济、行政权力在国家经济建设起着核心作用，社会经济需要国家调节，而国家调节需要有法可依和依法进行。这包括依靠财政、税收杠杆调节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防止部分主体拥有资源过多造成浪费，保证经济发展从非均衡向均衡转变；以及通过规范市场秩序，协调社会发展的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等。但是，国家权力在经济社会领域也有一个作为和不作为的问题，社会权力要真正进入经济法调整的领域，国家权力在一些领域的退出也是必要的。西方学者认为，“何时干预——为何干预——如何干预——干预多少，取决于各自国情与文化传统的差异”。[10]因此，政府对国民经济管理的模式如何，也是因时因地而异的。

由于经济法维护的是市场主体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社会公共利益，但涉及到具体情况下如何界定社会公共利益，却难有明确的标准。对诸多事务，政府是否应当干预以及如何干预都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能够决定的。因而，程序性的民主协商机制的建设便很重要。让更多的利益相关人参与决策，能够相对妥善地对政府干预行为的合法性做出判断，这也是政府干预必须的正当性基础。这有赖于社会利益代表机制和相应的社会整体利益参与、表达机制、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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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凤刚

作者：陈爱蓓

经济法本位分析论文 篇3：

经济法价值取向定位思考

摘要：经济法是社会本位之法，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在于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和实现。要发挥市场基础地位，使其更有效合理地配置资源进、而实现和保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必须首先医治市场失灵。医治市场失灵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化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本位；价值取向；社会整体利益；市场失灵

文献标志码：A

一、经济法是社会本位之法

有学者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特定经济关系即物质利益关系的，其目的在于为各个经济法主体之间物质利益的合理分配提供法律保障，经济法实质上就是分配法”。另有学者认为：“经济法是调整政府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经济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关系的法律”。目前，学界仍没有给予经济法一个普遍接受的权威概念。日本学者金泽良雄认为：“这可能是由于经济法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与历来法律领域之间的关系一向是个问题；经济现象广泛多方面而又不断变更，以致有关经济现象的法律也复杂多变”。但是经济法是社会本位之法，是学界的共识。“社会本位”可以理解为社会整体利益至上。这一利益本位立场是生产社会化和法思想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的必然结果。“经济法从其产生时即昭示着传统法律价值观在经济法调整的领域中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即在经济领域中法律将由崇尚个人本位、服务于实现经济主体的个别利益和效率的目标，转向坚持社会本位，注意维护社会经济运行的整体利益和目标”。可见，经济法从其产生时即昭示着社会本位性，其实质是社会本位之法。

二、经济法的价值取向

(一)法的价值取向

探讨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就不能避开法的价值取向。法的价值取向与法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的价值是“法这个主体对满足个人、群体、社会或国家需要的积极意义”。因为价值本身就是“客体对满足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的积极意义，法的价值具有客观性、多变性、多维性”，“法的价值，体现了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法之间需要和满足的对应关系和法所具有的对主体有意义的可以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而法的价值取向则是指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时所追求的具体理想目标，是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时社会主体欲求的客观对象，它从哲学的高度概括了法的目的与宗旨，并指出法的价值中普遍的或根本的东西。法的价值取向应定位在对一定利益的保护和实现上。利益，就是人们受客观规律制约的、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对于一定对象的各种客观需求。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活动的频繁和复杂化，人们越来越需要一种机制来保障其利益不受侵害，或在受侵害后及时得到补偿，以及相互的利益冲突得到调和。法恰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很早以来，人们就有法和利益关系的探讨。

利益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的分类，从利益形态角度可以分为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从主体角度可以分为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个人利益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利益，是一种私人利益；社会利益是公众对社会文明状态的一种愿望和需要，为此我国宪法第51条明确将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加以规定，它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即在主体上是整体的社会公众的利益，而不是局部的个人利益；在内容上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利益。“国家利益”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国际政治范畴之间的国家利益，指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利益；二是指国内政治利益上的国家利益，指的是政府利益和政府代表的全国性利益。此处探讨的是第二层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严格说来，国家是一种和社会利益相区别的公共利益，政府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可以说，国家利益应该是政府利益，其实质是满足统治阶级集团的需要。如前所述，各种利益的保护和实现就是法的价值取向，但就每一个法律部门来说，它不可能毫无主次地平行地保护和实现着每一种利益，而只能以保护和实现一种性质的利益为首要目标，而后由法律反射进而实现又一种利益，或间接地实现另一种性质的利益。因此，可以说，每一个部门法的价值取向都以保护和实现几个性质不同的利益为背景，着重突出其中一种利益。

(二)经济法的价值取向

1.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首先，市场经济是主体以其私人利益为最根本目的的经济，各经济主体都以私人利益为目的而去生产、交换和竞争，这样，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市场经济在宏观上表现出盲目性和无计划性，无疑会导致经济行为的低效率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混乱、停滞，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

其次，市场经济具有垄断的趋势。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经济，优胜劣汰的自由竞争会形成和助长市场垄断，而市场垄断必然限制市场竞争，窒息市场活力，严重损害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社会财富的增加。

再次，市场经济具有滞后性。市场本身是一种滞后调节，市场主体依据价值规律所做出的反映与事实有一定的时间差，这种滞后性对社会经济利益极为有害。

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对私利的追求，经济主体有欺诈、违约等不讲诚信的倾向；同时，市场机制的调节具有局部性而非整体性，市场经济也会产生外部不经济效果，这严重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用法律手段来弥补消除市场缺陷应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可传统民商法能否担负起这一重任呢?

2.传统民商法对市场经济调整之不足。民商法基本理论告诉我们，平等原则、所有权绝对原则、自愿原则、契约自由原则是民商法的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市场主体基于自愿和平等原则，努力地追求个人利益，因而不可能过多地考虑社会整体利益，其经济活动以自利为归宿而各随其愿，自行其是，结果必然导致经济活动的盲目性与宏观无序性；另外，由于价值规律所认可的只能是优胜劣汰，自由竞争的优胜者的特权受到价值规律的支持和认可，从而获得了垄断的基础和条件，进而窒息了微观竞争秩序。民事主体的所有权是一种对世权，具有绝对排他的独占性，是民事主体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当然能够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活动的安全感，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它毕竟是一种垄断性权利，这种所有权绝对原则会阻碍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可见，传统民商法不但没有消除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而且其基本原则本身还内涵着强化这种缺陷的可能性，民商法的价值取向在于私人(个人)利益的保护和实现，这正好和社会利益相对抗。

3.经济法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市场虽然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但其具有盲目性、无计划性、滞后性及产生外部效果的消极性宣布了市场并不总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以私人利益为目标的民商法，对市场经济的缺陷也无能为力，又由于国家直接干预对市场自由的破坏，单纯依据行政干预也不能医治市场无能。因此，医治市场内在缺陷，在充分保障市场基础地位的同时，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进而保护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历史使命自然地落到了经济法的身上，可见经济法的产生历程决定了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就是保护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

(三)经济法价值取向的特点

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作为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具有以下特点：

1.社会性。社会性是以经济法本身的属性而言的，它是一种公共性质，而不是私人性质，这也是与民商法所保护和实现的私人利益相对而言的。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不是国家，社会整体利益并不局限于国家利益，虽然国家是社会的总代表，社会整体利益有时也表现为对国家的有益效果，也是公共利益的范畴，但应明确的是这种公共利益是与社会利益有别的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在实质上主要满足统治阶级集团的需要，而社会利益代表的是全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因此，国家利益的实现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利益的实现。

2.整体性。经济法始终注重全局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作为一个整体的长远利益，追求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而非强调个别的、局部的暂时利益；即经济法所保护和实现的是普遍的、全局的基本利益，而非特殊的局部利益。

3.经济性。经济法作为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法律，它所保护和实现的主要是一种物质利益而非精神利益，物质利益是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界的成果积累，而精神利益是在改造自身和社会过程中积累的精神财富，它标志着人类的解放程度和社会进步程度，经济法调整特定的经济关系，保护和实现经济利益，而非其他。

(四)经济法价值取向的内涵

基于以上所述，经济法是社会本位之法，其价值取向是保护和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不同于个人利益(后者是一种利己性的私人利益)；也不同于国家利益和精神利益。它是社会利益的一种，即具有社会利益的共性——社会公共性，又具有自己的个性——经济性。它涵盖着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微观经济秩序的良性运作。市场经济天然地具有竞争的性质，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秩序实质上是一种竞争秩序，它的良性运作必然有赖于竞争的公平、自由化运作。首先是竞争公平。竞争是市场活力的源泉，没有竞争就没有可能进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它也是市场机制发挥其“看不见的手”的功能的基本条件。竞争公平包涵两层含义：一是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即是“按照统一的无差别原则对待一切市场主体，使它们能够机会均等地占有社会经营条件和资源，并享有同样进行市场交易的权利和机会”。其次是竞争自由。破坏竞争自由的情况来自两方面：一是政府介入竞争而引起的行政性垄断及公权力不当干预；二是市场主体本身为了获取一定的竞争优势或者为了摆脱竞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限制竞争的自然倾向。因此，政府应当尽可能地减少行政干预，最大限度地保证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自由，避免和消除行政性限制竞争的情形(如协议垄断，滥用优势地位等)，为竞争自由扫清障碍。

2.宏观经济调控的良性运作。作为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宏观经济调控是指宏观层次上的调控，涉及总需求和总供给调节，而不直接涉及到市场主体等微观层面。作为政府对整个国民经济总量的控制，其良性运作意味着实现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平衡(这种平衡是社会总量的整体的均衡，而不是微观单位或局部地区部门的均衡)，也可以说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正确行使自己经济职能干预经济的一个标志。

3.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利益不仅仅局限于“当代的、我们生活其中的静态的社会，而且还包括发展中的、将来我们后代还要生活于其中的动态的社会”的利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已经为全世界所接受，可以说，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已成为当代人社会经济利益的重要构成，而且也是后代追求更多社会经济利益的必要前提和关键所在，这就需要我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兼顾近期利益和远期利益。

三、经济法价值取向的实现

如前所述，经济法是在市场经济存在缺陷而民商法又无力解决，行政权力直接全面干预又行不通的情况下产生的。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在于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和实现，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保护和实现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呢?笔者认为，经济法价值取向的实现主要在于尊重市场基础地位的同时医治市场失灵。

1.医治市场失灵是经济法的历史使命。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形成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是因为人类找到了市场这一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手段。在亚当·斯密时代，通过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建立起一整套自由竞争的经济模式，立法也仅仅围绕自由贸易展开，法律以促进自由贸易为己任。可是，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日益加剧，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周期越来越短。针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寻找治疗市场失灵的办法，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内在体现了医治市场失灵的趋势。历史的发展总是螺旋式前进的，尽管凯恩斯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但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滞胀现象却使其陷入困境，凯恩斯主义的失败在于其全面过多的干预了经济生活，同时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也说明针对市场失灵的法律措施必须以尊重市场基础为限度。可以说经济法是尊重市场基础地位和医治市场失灵并防止行政权力不当干预之间寻求合理平衡的过程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2.医治市场失灵是社会经济总量的增加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对经济法提出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上虽然有无可比拟的优点，但其调节功能和反馈系统也存在着致命缺点。市场失灵(缺陷)体现在：市场经济的滞后性、盲目性，即不能迅速反映经济的发展趋势，容易导致重复投资、盲目生产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市场机制调节的局部性和不完全性，即市场只能在微观领域发挥作用，不能涉及社会整体利益诸如基础设施建设、国防、教育、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合理化等领域全面发挥调节作用；市场经济也会产生不经济效果，即微观主体之外的环境恶化、生态失衡，忽略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保护等；另外，市场经济还具有垄断和贫富分化的趋势。从价值取向出发，民商法只能以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保护意思自治等一系列限于民商法范畴的补救措施，而不能站在社会整体的高度采取其维护私人利益价值取向的其他途径。同样道理，以命令和服从为特征的行政法也不能使市场失灵在尊重市场基础上得到合理解决。而对经济法而言情况则不同，它能站在社会整体的高度对市场失灵进行调节，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保护和实现。针对市场调节的局部性和短期性，经济法有计划法、投资法、银行法及产业结构法等予以规范；针对不正当竞争及垄断行为经济法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针对外部不经济效果，有环境保护法和资源法等；针对社会贫富分化的负面影响，有社会保障法及其他社会分配调控法加以规范。

3.医治市场失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化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后，学界在分析市场经济与法律制度相互依赖关系的基础上，很快达成了“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共识。“法制”只是市场经济建立、发展和完善的外部法律条件，还没有充分说明市场经济本质所要求的法律本身的实质内容。市场经济更准确地说应是“法治经济”，“法治”不仅包括静态意义上的法律制度更包括用法律调节经济关系的动态过程，即“法治”包括“法制”。

四、结束语

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定位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指出的是经济法的价值取向而非经济法的价值，二者是两个层次的概念，研究经济法价值取向的核心理念是尊重市场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发挥行政权力的适当调节作用进而保护和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优势毋庸置疑，但针对市场的失灵(缺陷)，政府行政权力的干预又必不可少，而行政权力对经济也并非百利无一害，那就需要法律对政府“授权”和“束权”。值得一提的是，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上我国与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走的是不同的道路，我国是由计划经济阶段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几乎到了窒息经济发展的程度)到市场经济阶段的政府适当干预，是权力的减少，即放权的过程，是市场主体从政府手中“夺权”；而传统市场经济国家是由政府对经济的自由放任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政府而言是权力的增加，即收权的过程，是政府从市场主体手中“收权”。由于政府“权力”较市场主体“权利”而言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从实现政府对市场的适当干预角度讲，我们的难度似乎更大一些。

[责任编辑 杜 娟]

作者：孙贵付　邓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