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家鑫杀人案详情

2024-04-12

药家鑫杀人案详情(精选6篇)

篇1:药家鑫杀人案详情

论交通肇事后杀人行为的启示

——解析药家鑫交通肇事后杀人案

考号:(楷体•四号字)姓名:王雅兴

【内容提要】

2010年10月20日,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撞人并刺死伤者案引起社会轰动。此案从多个方面引起社会深思。我国法律制度对交通肇事的处罚规定;执行机关对此类事件的执行力度;反映出大学生思想道德及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撞伤不如撞死的社会舆论等多个方面都引起深思。

【关键词】 交通肇事 故意杀人 撞死不如撞伤 道德与法的教育 法律体制与监督

【正文】

案情

2010年10月20日23时许,被告人药家鑫驾驶红色雪佛兰小轿车从西安长安送完女朋友返回西安,行驶至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外西北角学府大道时,撞上前方同向骑电动车的张,后药家鑫下车查看,发现张倒地呻吟,频频看车,因怕张看到其车牌号,以后找麻烦,便产生杀人灭口之恶念,遂转身从车内取出一把尖刀,上前对倒地的被害人张连捅数刀,致张当场死亡。杀人后,被告人药家鑫驾车逃离现场,当车行至郭杜十字路 1 口时再次将两情侣撞伤,逃逸时被附近群众抓获,后被公安机关释放。2010年10月23日,被告人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经法医鉴定:死者张系胸部锐器刺创致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而死亡。

原告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药家鑫提起公诉。

被告律师辩护理由:

此案是一起交通肇事转型的故意杀人案件,药家鑫是一念之差,属于激情杀人。他的成长道路没有污点,学习优秀、得过各种奖励,且有自首情节。希望法庭从宽量刑,给他一条改过自新的路。庭审现场辩护人律师向法庭提交3份证据,包括报纸对药家鑫主动递交悔过书的报道,上学期间的13份奖励,被告人校友、同学、邻居的4份请愿书,请求法庭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法官意见

被告人药家鑫杀害张后,在逃离现场途中又将两行人撞伤,公安机关在处理其撞伤两行人的交通事故过程中,虽然根据被撞的两个行人伤势较轻而药家鑫所驾轿车车损较大的疑点,作为一般怀疑对象对药家鑫进行了询问,但并未认定药系故意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此后,公安机关曾找其询问被害人张被害案是否系其所为,药家鑫亦矢口否认。后来,药家鑫在未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于作案后第四日在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其行为具备了自首的法定构成要件,依法应认定为自首。

在本案中,虽然药家鑫有自首情节,但还是被判处了死刑。办案法官指出,这是结合药家鑫故意杀人案的具体案情而综合评判的。药家鑫开车将被害人张撞伤后,不但不施救,反而因怕被害人记住其车牌号而杀人灭口,犯罪动机极其卑劣,主观恶性极深;被告人药家鑫持尖刀在被害人前胸、后背等部位连捅数刀,致被害人当场死亡,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被告人药家鑫仅因一般的交通事故就杀人灭口,社会危害性极大,属于《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7条第一款规定的第一种例外情形,虽有自首情节,仍应依法严惩。

一审判决结果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药家鑫故意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药家鑫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45498.5元。

法条适用

激情杀人:本无任何杀人故意,但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而失去理智,失控而将他人杀死,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其一,必须是因被害人严重过错而引起行为人的情绪强烈波动;其二,行为人在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一时失去理智,丧失或减弱了自己的辨认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其三,必须是在激愤的精神状态下当场实施。此案不适用,不能证明药家鑫在犯罪过程中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

故意杀人罪:故意杀人,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的一种,是我国刑法中性质最恶劣的少数犯罪之一,必须从重严惩。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被告人药家鑫持尖刀在被害人前胸、后背等部位连捅数刀,致被害人当场死亡,构成故意杀人罪。

自动投案: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此案不适用,其在公安机关找其询问被害人张被害案是否系其所为时,药家鑫矢口否认。

自首:指犯罪后自动投案,向公安、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为。我国刑法规定,自首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药家鑫在未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于作案后在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其行为具备了自首的法定构成要件,依法应认定为自 4 首。

虽有自首情节,仍应依法严惩: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但是否从轻、减轻、免除处罚,不能一概而论。

《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7条第一款规定:对于自首的被告人,除了罪行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或者恶意地利用自首规避法律制裁者以外,一般均应当依法从宽处罚。也就是说,对有自首情节的被告人一般应当从宽处罚,但有两种例外情形,即使有自首情节也不能从宽处罚:第一种,罪行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第二种,恶意地利用自首规避法律制裁的。被告人药家鑫仅因一般的交通事故就杀人灭口,社会危害性极大,虽有自首情节,仍应依法严惩。

死刑执行程序: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分为普通程序和特殊程序。一般的刑事案件(主要指公诉案件),大致经过立案、侦查、起诉、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执行程序,这是普通程序。此外,对于判处死刑的案件,还要经过专门的复核核准程序;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当发现确有错误时,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纠正,这些是特殊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尤以其独特的审判对象和核准权的专属性等特征既区别于普通程序,又不同于其他特殊程序。公众道德意识

连捅8刀把一起普通交通事故演变成故意杀人案,药家鑫的举动缺乏人性,突破了道德底线,引发公愤。因此,尽管普通网民与张没什么关系,但刺激了每个普通人的神经。

药家鑫如此的行为,在公众看来,如果法院对药家鑫不依法判处最重的刑罚,便意味着纵容违法犯罪,也就意味着将从法律笼子里放出更多“药家鑫”来,这样一来,公共安全的防护罩被打破了,大家共同走进了一个原始社会,野蛮时代。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药家鑫该受到法律怎样的惩处,法律和公众自然有个评判标准。尤其是在诸多潜规则盛行、司法公信力不高、公众法律信仰动摇、公平正义难求的舆论下,公众不仅用这杆秤来称法院对药家鑫判处是否适当,还用这杆秤来衡量社会公平正义及希望,并以此来判断自己将来到底要不要信仰,遵守法律。

可见,法律对药家鑫的惩处,不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和普通的杀人案,而是一起关涉到人性和公共安全、司法公正和法律信仰、公众心理安抚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事件。上升到这样的高度,药家鑫受审引起社会舆论和网民高度关注、药家鑫一审被判死刑引来众多网民叫好,再正常不过了

“撞伤”不如“撞死”意识的分析

药家鑫之所以会在普通交通肇事后,实施残忍的杀人行为,也是想到了民间“撞伤”不如“撞死”的言论。正因为法律意识的淡薄,对法律认识较少,才会出现如此意识,导致如此行为。

但从法律规定方面来看,交通事故致人死亡赔偿标准较低,不得不说也是一个法律缺失。《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一级伤残的伤残赔偿金同死亡赔偿金数额相同,除此之外还要赔偿残疾者长期的医疗费、护理费、生活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等,可能达百万元之多。而致人死亡的赔偿金一般在十几万元、几十万元。正是由于两者存在的巨大差距,使一些司机铤而走险

其二,交通肇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设计存在不足。根据现行法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中受害者可请求的一般是物质损失而不包括精神损失。司法实践中,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被害人近亲属无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精神抚慰金。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提高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和死者家属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使死亡赔偿金高于残疾赔偿金一倍以上,或者规定最低限额,然后根据情节和肇事者、受害者双方的经济情况酌情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拉开两者之间的差距,从而在立法上体现生命权高于健康权,这样对公众意识产生有利指导。要完善刑事诉讼程序,明确规定可以向交通肇事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索取精神赔偿,减少受害方的维权成本。

法律法规的实行中也存在严重的问题。交通事故处理中存在执法不严。对于交通肇事逃逸和故意追碾等恶劣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应从严惩处甚至以故意杀人罪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但交通事故处理部门对一些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肇事人代之以行政、经济处罚,使其逃脱法网。起诉至法院的交通肇事案,多被判处缓刑或处罚金,于是不断有人铤而走险。对故意撞死他人的肇事者,应该严格按照《刑法》第133条和“两高”关于处理交通肇事的司法解释予以严惩,不能以罚代刑,要让肇事者付出自由甚至生命的代价,不让其产生侥幸心理。应尽快落实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的组成及职责,既能保证受害者及时获得救助,又能减轻司机的心理负担,有助于打消其“撞伤”不如“撞死”的错误念头。

公众在法律认识方面要加强。从经济方面来说,司机应该清醒的意识到在一些交通事故中,有的受害人还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主要责任、次要责任、同等责任等,肇事者承担的赔偿数目都可减少。正常情况下,大约在95%的交通事故案件中,撞伤远比撞死要赔偿得少,而目前强制机动车车主购买交强险,就是专门将保额用于车祸赔偿的险种,如果车主又购买第三者责任险,即使遇到意外致人终身残疾的“撞伤赔付高于撞死”的极端情形,也可以通过保险赔付。《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交强险是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不包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即每次保险事故的最高赔偿金额),全国统一定为6万元人民币。在6万元总的责任限额下,实行 分项限额,具体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5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8000元和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此外,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分别按照上述限额的20%计算。而二次碾压故意将他人撞死,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完全由肇事人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单纯地从经济赔偿角度得出“撞伤不如撞死”的判断,恐怕也没有充足的根据。

从法律责任来分析,司机由于撞伤、撞死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大不相同。在交通事故中,撞伤一人为一般交通事故,仅承担民事责任,而撞死一人则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倘若为了“消灭证据”或者基于“撞伤不如撞死”的动机有意碾压伤者,甚至像本案那样将伤者刺死,行为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即由过失犯罪转化为故意犯罪,构成故意杀人罪,将面临最高刑为死刑的判决。

此外,作为一个人,道德意识更不可缺失。出现交通事故在所难免,肇事者及时施救、积极赔付,不仅可以给伤者以物质、精神上的弥补和慰藉,也是给自己一种道义上的解脱,避免可能伴随终生的愧疚、自责和人生阴影。而有些司机因为逃责心切,或者轻信“撞伤”不如“撞死”的社会传言,则会付出此生都无法挽回的沉重代价。

总言之,在全社会声讨一起接一起的“撞伤”不如“撞死”的恶性案件中,我们除了从良心与道德层面谴责外,也要从制度层面寻求解决之策。法律的修订与执行需要高额的社会成本,甚至还牵涉到社会相关利益的重新布局与平衡,但我们今天若不付出这种成本,明天就将会为此而支付更加高昂的社会成本。到那时,又一个药家鑫在月黑风高的夜晚,还会下车提刀刺向原本可以从鬼门关拽回来的无辜生命。上述论述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本人对这起恶性交通肇事杀人案的认识,法律与道德理应在各个方面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基本保障。此案反映出法律制度的漏洞,和道德的缺失所造成的社会悲哀。

药家鑫事件绝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表明我们的制度和社会,出现了某种“神经症性紊乱”。健全的人性与制度的腐败从来就不共戴天。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漠视人的生命和尊严,危机就隐藏在一系列社会事件中,如宜黄事件等种种强拆悲剧、赵作海 9 冤案、跨省追捕等。一些部门在制定法律、政策的时候,往往千方百计规避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更多留给自己的是权利和无责任。权力出了问题,聚敛财富并按亲疏远近分配资源,就会撕裂社会的道德和人与人的关系——而它们又把其效应“传导”给人性,使人性出现大规模的败坏。

权力的神经症性紊乱传导到社会上,只能让一个社会变得疯狂。2010年,“我爸是李刚!”成为经典名言。“官二代”、“富二代”飙车撞人构成当代奇观。这些现象表明,权力和金钱在社会上已经牢固地确立起主宰性的意识形态,穷人在遭受羞辱。贫富悬殊必然埋下冲突的种子。但在具有很大风险的时候,冲突不会冒出社会的地表,而是会以“潜规则”盛行、社会泄愤、诚信缺失、疯狂拜金等形式出现。它们构成了权贵者替代性的发泄渠道

人的心理事件不过是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不受制约的权力和疯狂的社会,对于人的心理结构的影响是巨大的。观察一下社会心理就是,焦虑、怨恨、冷漠、恐惧、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弥漫于中国社会。失去正义和道德的看守后,人性的残忍和暴虐,便随时等待机会发泄。正是在以上背景下,有了撞人后又杀农妇的西安大学生药家鑫的残忍。包括前几年的邱兴华都是这号人物。

一审法院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了公正判决,但在附带民事赔偿方面判决的赔偿数额则过低。“事实证明一审法院并没有受到旁听问卷的影响,也不存在被权力操纵的问题,司法还是独立的、公正的。”但是这个案件还没有结束,还有二审,最后还有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

此案的判决对今后类似案件的审判有示范意义。刑罚的目的有两点,一是特殊预防,即对被告本人、犯罪行为人的惩罚和警示,防止再犯罪;二是一般预防,即通过对犯罪 10 行为人的惩罚,以警告社会不安定分子,告诉他们这样的行为是违法的,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司法需通过这样的案件重建公信和权威。司法独立首先要独立于掌权者,同时也不能受舆情左右,法院只忠于法律。

最终判决

2011年5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药家鑫故意杀人一案 进行了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依法裁定驳回药家鑫上诉,维持原判。2011年4月22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药家鑫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药家鑫不服,以其罪行并非极其严重,系初犯、偶犯,且有自首情节,应依法从轻处罚为由提出上诉。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药家鑫故意杀人犯罪的动机极其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其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建议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认定药家鑫故意杀人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药家鑫开车撞倒被害人张妙后,为逃避责任将张妙杀死,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药家鑫在作案后第四天由其父母带领到

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成自首,但药家鑫开车将被害人撞倒后,为逃避责任杀人灭口,持尖刀朝被害人胸、腹、背部等处连续捅刺,将被害人当场杀死,其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属罪行极其严重,虽系初犯、偶犯,并有自首情节,亦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对其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陕西省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正确,予以采纳。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故裁定驳回药家鑫的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药家鑫开车撞倒被害人张妙后,又持刀将张妙杀死,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药家鑫仅因交通肇事将被害人撞倒后,为逃避责任杀人灭口,持尖刀朝被害人胸、腹、背部等处连续捅刺数刀,将被害人当场杀死,其犯罪动机 12 极其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属罪行极其严重。药家鑫在作案后第四天由其父母带领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成自首,但不足以从轻处罚。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故依法作出核准死刑的裁定。

“药家鑫”怪圈

4月13日下午3时多,湘乡市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据目击讲述,肇事司机有二次碾人行为,然而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这一说法被湘乡警方否认。当天下午,湘乡市朝阳学校后的一条“丁”字形小路上,犯罪嫌疑人陈卫平开着一辆黑色奥迪车,撞到了路边正在写作业的7岁男孩肖健,车轮压过孩子头部,致其当场死亡。据目击者称,奥迪车在开车时先将在路边写作业的7岁男孩肖健的手臂压住,陈卫平下车查看后复上车进行开车,将小孩压死。事后肇事司机陈卫平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已被批准刑拘,13日晚陈卫平与死者家属达成协议,赔偿46万元,然而随后出现了戏剧性一幕,陈卫平以筹款为由脱离了警方控制进行逃逸。对此事件的疑点在于,如果不是二次碾压,为何警方会以过失杀人罪对其进行批捕?一个被控之人缘何能够脱离警方控制?为何在记者采访目击者过程中,会遭遇无人采访的尴尬?而对同一做作业的死者肖健同学的采访,该校为何要拒绝?

5月8日,媒体披露重庆市忠县交通肇事将一女乞丐撞伤后逃逸,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又返回原地将伤者压死的犯罪嫌疑人田厚波以故意杀人罪批捕。而该案件据案发时间超过两个月,但在重交忠县警方的努力之下,经过慎密侦查终于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田厚波的行为在网上被称为“重庆版的药家鑫”。即使在报道中,犯罪嫌疑人之父称儿子的行为是极大的错误,对死者表示万分的歉意,并愿意接受任何性质的赔偿。只是其间的疑问在于,在犯罪嫌疑人田厚波杀人之后如此之长的时间里,田父是否对这一行为知情呢?试想,田厚波将肇事车辆低于市场价格2万出手,难道田父对儿子田厚波缘何要卖车一事不加以深究吗?对于农村人而言,运输工具就是吃饭的家伙,在吃饭家伙便宜变卖难道不加以深究?对于田父积极赔偿之语的背后是,是否犯了包庇罪?

或许有关于因为交通肇事复而杀人如此沉闷的事件不会再进入我们的眼帘,但没想到的是,这种跨越了人性道德最低底线的行为依然发生着。5月7日福州又发生了类似药家鑫之交通肇事复故意杀人案,昨天傍晚6时30分许,在福州市仓山区百花洲东路的非机动车道上,又有一名司机将一名小女孩撞倒之后下车查看,上车之后倒车碾过小女孩的后背,造成死亡。

无论是药家鑫也好,还是湘乡的陈卫平也好,重庆的田厚波也好,还是今天福州的陈姓司机也好,他们的行为为世人所不容,已经激起了整个社会的公愤。即便目前在国内取消多种罪刑的死刑刑为之后,但他们的这种行为绝对享受不到取消死刑的待遇。这种撞伤不如撞死的行为都可以估恶不悛的话,任何一个人走在马路上都有可能成为他们轮下或刀下的受害者,那个时候,还有谁能够理直气壮地走在大街上呢?如果这种行为仅仅是因为在赔偿之后,就可以让法律为其开口免其一死,它将影响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此等案件将层出不穷。面对这样的案子,无关行凶之人的身份,而是在于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死刑的框架标准!不是公众要他们死,而是法律要他们死!

最终结果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故意杀人罪犯药家鑫于2011年6月7日上午在陕西省西安市被依法执行死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天上午在宣告上述裁定后,对药家鑫执行了死刑。

【注 释】

(1)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 故意杀人罪

(2)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1999.10.27法[1999]217号)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实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11.15法释〔2000〕33号)

(4)刑法第六十七条 自首

【参 考】

http://news.ifeng.com/society/special/yaojiaxin/ 16

篇2:药家鑫杀人案详情

摘要: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也极大地败坏了我省高校和大学生的声誉。药家鑫事件虽属偶发个案,但教训是深刻的,所反映出大学生思想道德及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关键词:教训,人性善,道德意识,法律平等

引言

前段时间,李启铭肇事之后撂出的“我爸是李刚”,这句极端嚣张之言,曾激起公众舆论的喧嚣;而今,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撞伤女服务员,过度荒诞的“撞人补8刀”的恶劣行径,则超越了公众容忍的底线,“飞扬跋扈”、“惨无人道”,每一顶帽子扣在这位大三学生身上,都恰如其分。眼下的众人,不单是义愤填膺,而是恨不能“群起而攻之”了。

我们似乎又见到了导致人性极度扭曲的权钱附体或护佑。肇事者所驾驶的车辆系其私家车,其家境殷实。是什么让一个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对鲜活的生命如此漠然?又是什么让一个心智健全的成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水准和对法律的敬畏感?难道仅仅是“财富”和“权力”吗?当然不是。甚嚣尘上的权钱崇拜与无视法律的尊严难逃干系。

一定意义上讲,恰恰是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助长了如此“富二代”或“官二代”,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适宜其生长的土壤。比如,是银行VIP,就可以插队没商量;是官员子女,招聘条件就可能“看人下菜碟儿”„„“用钱摆平”和“用权摆平”的事件你方唱罢我登场。可糟糕的是,众人不仅是审丑疲劳、见怪不怪,甚至也在向“丑”靠近,期冀靠“钱”与“权”拥有法外特权。不得不承认,一种社会心理真正相信什么,崇尚什么,一个拥有了“流行因素”的个体就会应验什么。“撞人补8刀”案中的肇事者,正是如此。

而我们的执法者,面对权贵阶层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也常显得底气不足。回首以往诸多公共事件,真正激怒众人的,也许并非是顾名思义的案件本身,也不一定是当事人悲惨的命运。而是一个权贵人员凭借金钱或权力为所欲为,凌驾于法律与规则之上,敢想也敢做,东窗事发后竟能冠冕堂皇地使出若干招数,或“出钱私了”、或“声明道歉”,来逃避或减轻法律制裁,而且最终成功了。西安大学生“撞人补8刀”案结果如何,我们还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见,财富和权力人人畸形追逐、公众看不清定刑依据与量刑标准、司法常对权贵法外开恩的最终指向,是一个社会规则、道德及人心的溃疡。而我们的困境则在于:面对一再被洞穿的底线,面对无力收拾的野性,面对天天呼号的法律平等,我们如何修复,又拿什么修复?

案件评论

一 刑法中交通肇事罪的价值取向——积极救助伤者的生命是肇事者的法定义务

刑法里规定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也就是被告人在案发时主观上没有直接的积极追求被害人死亡的故意,交通肇事罪则定罪较轻,正因为是犯罪人主观上是过失,刑法才对交通肇事罪规定了较轻刑罚,同时,交通肇事后积极救助伤者是也最为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者事后,最为迫切的法定义务,必须积极履行救人生命的法定义务。

刑法规定肇事逃逸或者为了逃避法律追究隐藏受害人,使受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最高可判死刑。足以见证刑法对肇事者不积极救助致伤者死亡的严厉打击的态度。

而本案中,被告人药家鑫的行为,可谓令人发指,交通肇事后下车不但没有积极救助伤者,反而挥刀刺向可怜的伤者,试想药家鑫当时他怎么就下的了毒手。伤者是自己的同类,是人命,不是物呀?据法庭调查,被告人连刺8刀将伤者刺死,驾车逃窜。这种严重漠视他人生命,漠视自己的同类,缺乏起码的人性良知的心里,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一个没受过一点教育的普通民众,起码也知道助人为乐,救助有困难的他人的道理,“大学生”药家鑫却反人性的反常识性剥夺他们生命,这是典型的故意杀人罪,一点不含糊。

据被告人在庭审现场交代,自己害怕受害人难缠,听说农民难缠,害怕陷入无休止的赔偿纠纷中,一闪念就取出了随身携带的剪刀刺向伤者,认为刺死了伤者就不用无休止的赔偿了。

药家鑫此类驾车的侥幸者大错特错了,交通肇事后不去积极救助伤者,救人性命,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直至走向黑暗的铁窗生活,若逃逸致人死亡,恶性的案件还会受到刑法处以死刑的制裁。

好好清醒清醒吧,药家鑫之类驾车肇事后不去积极救助痛苦呻吟的人命的丧心病狂们,敬畏他人性命,就是敬畏自己的性命,漠视他人的性命,法律也会毫不留情的剥夺你的性命。

二 刑法中的死刑难题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规定有罪行的,可以判处被告人相应刑罚,刑法没有规定的罪行,不得判处被告人刑法规定以外的刑法。刑法规定了:故意杀人的判死刑,药家鑫交通肇事后,故意杀死伤者案件事实清楚,公诉人出示的各项证据确实充分,认定故意杀人罪,应该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

药家鑫=大学生=21岁的年轻人,根据刑法规定剥夺一个被告人生命的同时,我们惋惜,还是恐惧?毕竟我们也在也在根据刑法合法杀人。人们会说古往今来,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他这是自作自受,活该。

那能不能我们给自己的同类这样一个年轻人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留下他的性命,让他在铁窗内度过漫长的几十年的赎罪生活,等到将来不惑之年,甚至花甲之年改造完全了,出狱了,重新做人。笔者注意到庭审中的一个细节:被告人药家鑫在做最后陈述时,失声痛哭,颤抖的声音的一再表示愿意替死者赡养老人,照顾孩子,愿意赔偿赎罪,这一刻药家鑫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是一个杀人犯面临的可能被判死刑的恐惧后怕中发出的忏悔声音。父母给予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仅有的一次,我们能不能善待自己的生命,善待同类的他人的性命?这不仅仅是问给我们自己,也问给药家鑫,假如当初挥刀那一刹那间转而善待自己同类的性命,将会是另一种境地。佛家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此得到印证。

然而,当我们想到死于非命的受害人的不幸遭遇,死者同样是活生生的年轻生命,而且是正在哺育两岁幼子的母亲,一位平凡的女子,死于非命怎能不痛心?一起普通交通肇事,受伤医治好了,继续生活也可以,但被告人药家鑫没有给这位不幸的女子一条活路。死者父母,丈夫,孩子,亲人,平凡的农民的家庭幸福被破灭,就在被告人的一转念之间狼性行为造成的终生悲剧,正如死者丈夫庭审所说,孩子永远的失去的母爱,这一生都无法弥补,是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

被告人杀了人,我们根据刑法规定合法杀掉杀人者,正义就实现了吗?我们是在实现正义?还是在延续杀人者悲剧——被告人被判死刑后的家庭悲剧?这样子,算一下,就会有两个家庭的悲剧。

三 悲剧的根源在哪里? 罪刑法定,杀人偿命,毫无疑问,我们等待法庭的公正判决,等待正义的到来。政府学校组织近400名大专院校在校大学生来旁听此案,此番的苦心不明自言,我们大学生年轻人一定要树立对生命的敬畏意识,从内心里敬畏生命,要像怀有在人间做了恶事就会下地狱受惩罚的一样恐惧心理,去敬畏生命,才能不至于再造成悲剧的重演,有了对爱他们生命,就像爱自己性命一样的意识,才会在发生了类似的交通肇事后,第一反应是救助人命,而不是产生草菅人命的禽兽恶念。

同样的国内几十家众多媒体的高度关注,通过对此案的全国性公开审理,该案绝对会对今后交通肇事后必须积极第一时间救助人命,做出警世的教育,所有驾车的人们有着对人命关天的朴素的敬畏生命的意识,悲剧才会不会重演。最后为死者默哀,生者要牢记交通肇事后第一时间积极救助人命这一常识。

药家鑫不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发表时间:2011-3-26 15:55:00 阅读次数:286 所属分类:未分类 2011年3月23日上午9点45分,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开车撞伤人后又连刺数刀致对方死亡一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中,药家鑫当庭下跪哭诉悔罪,辩护律师以自首和“激情杀人”为其辩护,要求从轻处罚。检察院则认为,药家鑫因开车肇事撞人,又持刀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检察机关认为药家鑫虽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庭审结束时法官宣布经合议庭合议后将择日宣判。

一时间,社会各界对药家鑫案的判决结果议论纷纷,笔者浏览了网上公众的发言和相关媒体的报道,觉得大多数人认为药家鑫必须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否则难消民恨,难除后患。对此,我也做了一些思考,这起案件到底怎样定性判处怎样的刑罚才是合适的呢?结合笔者的执业经验和我国的相关法律政策规定,我认为该案以死缓结案是恰当的。在阐释我的理由之前,我想说几点:

国家制定刑法的功能是什么?刑法的两大功能:社会保护功能和人权保障功能。主要是指国家创制、适用与执行刑罚所可能产生的积极的社会作用。它强调刑罚适用的外在表现。国家制定刑法的目的又是什么?主要是预防犯罪,其次是惩罚犯罪。它强调刑罚适用的内在属性。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彰显刑法对社会最后一道保护底线的作用。我们看待一个刑事案件的时候,不能仅仅带着一个单纯、原始的刑罚观点看待社会发展中的犯罪问题,我们应该想到一个刑罚的适用对社会、对受害者及对加害者产生的整体影响,否则,国家也没有必要设立检察公诉机关主动揭发打击犯罪,任由我们自己解决罢了。

我一直以为,法律的真正武器不是从重处罚、杀一儆百,而是运用完善的法律,对每一个社会发展中发生的案件都公正适用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任何一个案件的审判都不能被媒体绑架,更不能被民间舆论所倾轧。

我认为药家鑫案判处死缓是恰当的,理由如下:

一,通过对自首前后药家鑫的行为表现可知,大学生药家鑫的杀人行为,动机来自于对先前过失行为后果的逃避,并非事先预谋,本想以不为人知的结果摆脱“农村人的纠缠”,他是在恐惧、恐慌之中选择了一个更错的方式解决已经犯下的错误,但比起预谋已久的故意杀人来说,主观故意突然了许多,这对于一个涉世不深的孩子来讲似乎可以考虑他的鲁莽,主观恶性没有到恶极的程度。

二,药家鑫的自首情节一般应当予以考虑。虽然法律规定了“可以”从轻、减轻、免除处罚,但法律规定的“可以”不能理解为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而应理解为一般情况下应当照此办理。自首是犯罪后行为人的悔改表现之一,这种悔改表现并非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还要付诸实际行动。刑罚的目的根本在于预防犯罪,自首犯本身就是犯罪人中人身危险性较小的一类犯罪人。我国司法实践中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除对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以外,对绝大多数犯罪分子都是实行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使其改恶从善,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真正愿意悔改的犯罪分子,如果我们轻易杀之,对个人对社会都没有好处,很容易滋生以暴制暴、以血还血、同态复仇的土壤,对生命敬畏与尊重的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是一种阻力。

三,对药家鑫判处死缓符合刑法的制定目的。用死缓带来的终身苦役的强度足以改变药家鑫决意再犯罪的心灵。死刑立即执行确实具有威慑作用,可以让社会看到酣畅淋漓的隆重的集体谋杀行为带来的快感,但其作用又非常有限。我们可以轻易杀掉一个愿意悔过自新的药家鑫,但是,我们通过这个行为给药家鑫的家人朋友,给受害者的家人,给我们整个社会又带来了什么?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对象为“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罪大,指犯罪行为以及后果极其严重,给社会造成的损失特别巨大,它体现犯罪的客观危害程度,非罪大,不杀;恶极,指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特别大,它体现的是犯罪的主观过错程度,非恶极,不杀;只有同时具备罪大与恶极,才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凡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能杀,否则就是错杀。我以为药家鑫的犯罪行为即使达到“罪大”底线,尚未达到“恶极”的地步。适用死缓,2年期满后,没有故意犯罪的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2年期满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同时,死缓的适用终身剥夺了罪犯的政治权利。对药家鑫适用死缓可以达到预防犯罪与惩罚犯罪的双重目的。

四,彻底摒弃媒体定罪和舆论审判。现在的媒体常常充当无冕法院的角色,法官还没有说话,律师甚至还没有辩护,哪个人该定何罪判什么刑罚媒体报道的字里行间似乎都一清二白,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现象。媒体报道只能针对事实本身,不能对事件的性质作出论断,否则偏离了媒体报道尊重事实真相的本质。同时,民间充溢的“杀人偿命”思想依然深厚,中国国民普遍从众的心理,在面对与普通民众通常判断不一致的法院判决时,民众更多愿意相信感觉而不是权威的法律,这需要法律人秉持心中的法律正义之剑,无畏而立。

五,近年来一系列案件事实也可以看到药家鑫案判处死缓的影子。2009年付某在课堂上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程春明当堂砍死,付某在庭审中仍然不悔罪,但考虑到其有自首情节和先前良好表现,本着惩罚与教育的精神以死缓结案。付某在课堂上用刀将老师砍死的行为性质恶劣程度可以想见。“我爸是李刚案”的凶手更是被法院以在校园内发生交通肇事罪为由判处有期徒刑6年。这些案件的危害性与药家鑫案相比孰轻孰重,大家很清楚,在高举保障人权和尊重生命旗帜的今天,恐怕不会也不应该对药家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综上,考虑到药家鑫是初犯、自首、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等一系列因素来看,对药家鑫处以死缓符合罪刑法定精神,但尚达不到对药家鑫动用死刑立即执行的地步。

药家鑫事件更多的是一场社会悲剧

药家鑫事件绝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表明我们的制度和社会,出现了某种“神经症性紊乱”。健全的人性与制度的腐败从来就不共戴天。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漠视人的生命和尊严,危机就隐藏在一系列社会事件中,如宜黄事件等种种强拆悲剧、赵作海冤案、跨省追捕等。一些部门在制定法律、政策的时候,往往千方百计规避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更多留给自己的是权利和无责任。权力出了问题,聚敛财富并按亲疏远近分配资源,就会撕裂社会的道德和人与人的关系——而它们又把其效应“传导”给人性,使人性出现大规模的败坏。权力紊乱让社会变得疯狂

论者石勇认为,权力的神经症性紊乱传导到社会上,只能让一个社会变得疯狂。2010年,“我爸是李刚!”成为经典名言。“官二代”、“富二代”飙车撞人构成当代奇观。这些现象表明,权力和金钱在社会上已经牢固地确立起主宰性的意识形态,穷人在遭受羞辱。贫富悬殊必然埋下冲突的种子。但在具有很大风险的时候,冲突不会冒出社会的地表,而是会以“潜规则”盛行、社会泄愤、诚信缺失、疯狂拜金等形式出现。它们构成了替代性的发泄渠道

药家鑫事件还反映了一种社会心理

人的心理事件不过是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不受制约的权力和疯狂的社会,对于人的心理结构的影响是巨大的。观察一下社会心理就是,焦虑、怨恨、冷漠、恐惧、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弥漫于中国社会。失去正义和道德的看守后,人性的残忍和暴虐,便随时等待机会发泄。正是在以上背景下,有了撞人后又杀农妇的西安大学生药家鑫的残忍。包括前几年的马加爵、邱兴华都是这号人物。

二、从“药家鑫们”看人性教育缺失

“我要是他药家鑫,我也捅„„怎么没想着受害人当时不要脸来着,记车牌?”据留言人的资料显示,如此的话语竟然来自一个大学生——药家鑫同门师妹李颖。这番冷血“雷语”,短时间内在网络疯传,并发酵为公共话题,引发社会深层次的思考。

作为一位受过十几年教育的女大学生,我们难以想象,为何会说出如此暴戾、冷血的话!药家鑫漠视生命,捅杀无辜受害者,本是十恶不赦的犯罪行径,但这位女大学生竟大放厥词,力挺药家鑫,不知深重地放言“我要是他,我也捅„„”李大学生的是非观念、人性美丑完全颠倒错乱了。

诚然,她是药家鑫的同门师妹,说话可能带有一定的倾向性而让价值判断扭曲。但是,纵览药家鑫杀人案件,不难发现,药家鑫的极端残暴行为,李颖的极端言论,并非仅仅是个案。一言以蔽之,他们并非是“一个人在战斗”。比如,除了李颖力挺外,他的同学片面地认为药一贯温良、品学兼优,是个“好人”;律师将其凶残辩护为“激情杀人”;更有某专家声称“药家鑫捅八刀是习惯性弹钢琴动作”等。一个药家鑫的背后站着更多的“药家鑫们”,事件所折射出的问题,就已经不是药家鑫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每一个药家鑫就会直接对应着一个甚至是多个张妙。

如果再外延一下,我们发现漠视生命的各种版本并不乏见:

2009年“杭州飙车案”发生时,“官二代”同伴围在死者身前嬉笑的场景灼痛了公众的眼睛; 2010年,广东河源数名中学生在校园外的一条小巷里将一名流浪汉活活打死;

2010年,李启铭在校园内将两名女生撞成一死一伤后,嚣张冷漠地喊出“我爸是李刚”; 2011年4月13日,湘乡市发生一起肇事司机有二次碾人行为交通事故造成一儿童被压死; 2011年5月8日,重庆市忠县交通肇事司机将一女乞丐撞伤后逃逸,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又返回原地将伤者压死;

2011年5月7日在福州市仓山区百花洲东路的非机动车道上,车号为“闽A2F209”的司机将一名小女孩撞倒之后下车查看,上车之后倒车碾过小女孩的后背,造成小女孩死亡;

„„ 所有这些,无不折射出中国当下社会一部分人们对生命逝去的茫然与冷漠。

三、人性教育,势在必行

(一)人性教育的含义

人性的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原点。泰戈尔说:“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把生命、人性教育视为原点可谓正本清源。教育之“育”正是应该从尊重生命开始,使人性向善,使人胸襟开阔,使人唤起自身美好的“善”根。而“药家鑫们”,缺失的恰恰是对生命的敬畏。

(二)产生的原因

1、过分倚重知识传授

当今中国教育的全部与“真谛”,仍然是过分倚重知识的传授,而对学生心理健康、人格健全、是非判断标准、价值观念的教育却是缺失的,当然也包括对敬畏生命教育的缺失等。

2、人性教育处于教育序列边缘状态

在当前中国社会,人格发展、道德发展在教育序列中,一直就处在边缘状态。教育行为完全绕着分数和就业率转。高等教育道德教育缺位已成不争的事实,过度的逐名夺利之心打破了本应有的校园宁静,学生争名夺利之风日盛。特别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逐渐出现了“功利下移”现象。以前还只是大

三、大四的面临就业的学生不能安心于书本、安心于课堂,而现在连刚进校的大学生,就在考虑如何就业、如何赚钱,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唯一目的仅仅是获得文凭,成为缺乏基本道德观的“就业机器”。而高校不遏制这一趋势反而自降门槛和职业教育学院“争生意”、比高下,于是乎就业率成为衡量高校办学质量的依据,这也导致学校顾不上进行德育甚至是人性教育!

3、长久以来对生命教育课的忽视

家长只要求孩子考重点、上名校;老师只要求学生考高分、出成绩;社会也只会追捧所谓的中考、高考状元,没有人真正在乎他们的人格教育,在乎他们的心理健康成长。最后,这种忽视的恶果终于显现出来,药家鑫撞人后杀人,他的师妹发表毫无人性的言论,不过都是这种教育缺失的具体体现而已。

4、应试教育带来的弊端

长期的应试教育压抑人性,剥夺了学生的青春,学生不能从繁重的作业中解放出来,不能使学生得到在此年龄应该得到的人性教育。在“药家鑫案件”中,央视采访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专家李玫瑾说“药家鑫杀人是弹钢琴的习惯动作”,虽说夸大其词,但是从一个角度也说明药家鑫受机械灌输式的应试教育迫害之重。生命缺乏基本的尊重,都是生命教育严重缺失的结果。而一个连对自己或者是他人生命都缺乏尊重的人,无论他钢琴弹得多好,学业多么优秀,都不可能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

总之,人性教育,势在必行。唯有将缺失的人性教育重新补上,他们的人格才会健全,才能完善自我的同时也能有益于他人和社会,最起码不会像药家鑫一样危害他人和社会。那么,到底谁来给“药家鑫们”补上人性教育这一课呢?唯有家长、学校和社会。

与此同时,国家也应该倡导一种精神,引领人们正确的价值观。

四、人性教育,应该倡导“仁爱”“理性”“自然”的思想

人性教育,需要倡导“仁爱”“理性”“自然”的人性教育理念。

第一,倡导“仁爱”的教育理念。孔子曾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他把“仁”概括为人的最根本的品德和衡量人是否有道德的最高标准,认为其他的一切具体的道德标准都是由“仁”衍生而来。这种仁爱的根本含义又可以理解为爱人,根据爱的对象的不同其表现形式也不同,表现在爱父母亲人方面就是孝悌,而表现在爱朋友他人方面就是忠恕。当前,爱父母亲人的孝悌大多数还是可以做的,但是对他人的做到忠恕就难了。试想,假如这个接受高等教育的药家鑫能够尚且保留一丝的忠恕,主动承认错误,将被害人送到医院,那么还会有这场悲剧么?

第二,倡导“理性”的教育理念。汉徐干在《中论·治学》中说:“学也者,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人与一般生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会思考。可以说学会思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但是当前的学生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不会思考,由着自己的性子,且不说“哈韩”“哈日”的追星一族,单就说网上迅速蹿红的“芙蓉姐姐”而论,如此一个极度自恋的女人竟然有成千上万的粉丝,实在是不可想象。

如何改变这种滑稽且尴尬的境遇,摆在高校面前。当前的学校要教会学生冷静思考,教会学生判断。要让学生明白什么是真善美,什么事假恶丑,明白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不断矫正大学生价值观念的错位。

篇3:药家鑫的阴影

为什么要将“考场”和“刑场”对举呢?药家鑫是西安音乐学院学生,也是经历过“考场”的;无论是药家鑫本人,还是他的父母,或是他的母校——他的老师、同学,绝不会想到,药家鑫人生之路的终点会是刑场。

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犯罪心理学者李玫瑾质疑道:一个弹钢琴的年轻人,怎么会对一个无辜的弱女子下这样的狠手?她的意思是说,按常理,按一般理解,从事艺术的人,比一般人感情更丰富、更敏感,也更细腻,对“杀人”一类的凶残行为,应该比一般人更“不忍”。但是,为什么这个“常理”不起作用了?“常理”被什么所取代了?

人们从药家鑫所受的教育中去寻找根源,是有道理的。因为药家鑫的杀人“理由”,即“农村人难缠”激怒了社会大众,以及连刺8刀的凶残,人们忽略了之所以会发生撞人事件的一个前提:药家鑫是在慢车道上开车才撞上了骑电动车同方向行驶的张妙的,也就是说,药家鑫根本不考虑自己这样开车会危及慢车道上行人的安全,对他人的生命非常漠视;这和他后来的凶残非常一致。因此,人们在探究:药家鑫的成长过程中,他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是否缺乏爱的教育、生命教育,至少是严重不足?

药家鑫的父母肯定是爱他的,但是,药家鑫体验到了这种爱吗?或者他是怎么理解这种爱的?他懂得父母把他拉扯成人的不易吗?知道父母的艰辛吗?平时他体谅、心疼父母的辛苦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他多少就会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心理和情感,就不会轻易做出漠视他人生命的举动来。联想到当下的很多父母,对子女的爱往往过于物质化:一定要给孩子穿名牌,不能让孩子在人前“跌份”,没面子;只要求他读好书,考出好成绩,什么事都不用做,无须对任何事、任何人负任何责任。本来,青少年时期是心灵的成长期,是感情的成熟期,但是,功利化、物质化的教育把孩子的内心世界挤压得十分狭隘、枯燥、苍白,渐渐板结、坚硬。

学校教育,对学生所要求的也是分数、成绩,虽然也有所谓的思想品德教育,但往往流于空洞的说教,或者走过场,学生自然也从中接受了这个暗示:不用把思想品德太当真,分数才是硬道理。

整个社会氛围,关心的是学校的排名,不会去关注教育是否合理,有多少人性化;学校要求教师的,也是升学率,如果一个教师帮助一个学生度过某个精神或情感的危机,帮助某个学生化解的某个人际矛盾,都是不会计入你的工作成绩的。

教育是为了“成材”“成器”“成名”,惟独不是为了“成人”。对一个孩子,他周围的人,父母、亲友等,关心的是他的学习成绩,钢琴过了几级,有没有加分机会等等,他的内心世界,他的酸甜苦辣,往往疏于关注。这是真正的孤独,而孤独是会杀人的——窒息人的精神,跟杀人无异。成为一把杀人的刀,不也是一种“材”和“器”吗?

但是,在现实中,教育的缺陷导致人性的缺失,是一个漫长的、隐蔽的过程;什么时候会恶性爆发,谁也预料不到;而且相关教育者一般不会认为跟自己的教育不当有关系,因为是许多因素共同起作用,才会导致某个恶果,其中的一个因素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很难确定,更难量化,因此每个相关者都有理由认为不是自己的责任。最终承担后果的,首先是不幸的被害者,然后就是药家鑫的父母,只能以泪洗面,在无尽的悲苦与绝望中活下去。

篇4:药家鑫“杀人案”背后

藥家鑫,这是在马加爵、杨佳、胡斌、李启铭……之后的又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也势必在以后被一次又一次提起,这个已经掺杂太多社会和情感因素的案子,注定难以平静地终结。

如今讨论药家鑫该不该杀,似乎有些无端,因为司法机关已经给他定罪。但案件背后反映出的社会问题,并不能“一杀了之”。

药家鑫在成长过程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大有问题。药家鑫的父亲做过军人,以管理军人的模式未管教儿子,他从小到大就是不断练琴,剩下的时间补习功课,朋友很少,缺乏交流。用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的话说:“他的父母花费了那么多钱培养这么一位弹钢琴的儿子,结果是:只有技能,没有情感;只有动作,没有观念;只有逃避,没有底线。”

篇5:药家鑫的案例

人们看了药家鑫的案例,都在感叹:现在大学生的法律道德素质越来越差,缺乏法律意识,道德素质低下。药家鑫虽然只不过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不能代表大学生整体都是这样,但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社会和学校应该重视大学生法律道德素质的培养。作为大学生,我们接受的是高等教育,我们更应该有较高的道德素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体制的改革,社会更加注重个人能创造出的价值的多少,能到带来多大的利润;学校更加注重知识技能的训练,更加注重个人科研力量。正是因为如此,对当代大学生的素质的培养被搁置起来,仅仅是口号,却没有落到实际。这是我们社会的悲哀,也是我们教育的悲哀。

当今社会对人才要求越来越高,当代大学生作为高素质群体,只有德才兼备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但由于种种原因,当代部分大学生在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出现了缺失,由此引发了许多不良事件,也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小到大学生经常旷课、抄袭作业、有钱不交学费、公交车上不让座、该排队的不排队,在宿舍里偷盗其他同学财物,毕业时的种种失信行为(如,自荐材料的虚假包装(有的在校期间未受过什么表彰,却采取“偷梁换柱”的方法,摇身一变成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获得者”、“优秀毕业生”等。于是就出现一家用人单位接收的简历中,竟有多人同为该校学生会主席,一个班大多都是一等奖学金获得者的怪事)等。大到打架、做二奶、杀人如,2010年10月20日深夜,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了八刀致其死亡等都引起了社会的大讨论。虽然这是少数现象,但我们不能否认当今社会许多大学生的道德水准在下降。

篇6:药家鑫事件感想

据报道,2010年10月20日晚,西安音乐学院2008级学生药家鑫,深夜驾着私家车雪佛兰克鲁兹小轿车看望女友,途中撞倒骑电动自行车的女服务员张萌(化名),下车后发现张萌在看自己的车牌号,药家鑫拿出刀子,对张萌连捅8刀,致其死亡。药家鑫交通肇事不仅不救助伤者,反而凶残将其杀死的事件,经媒体连续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药家鑫事件虽属偶发个案,但教训是深刻的,所反映出大学生思想道德及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

“撞伤不如撞死,省的纠缠”的观念已经开始在很多人的思想中蔓延,人的生命在这一邪念面前显得如此卑贱,也使得很多无辜的生命遭遇不幸中的不幸,这无不反映是我们法律上存在的一些漏洞;社会上“官二代”、“富二代”越来越嚣张的气焰,此起彼伏一场场人性极度扭曲的权钱附体或护佑的悲剧,也无不体现了在钱权崇拜下人性的丧失与社会地位偏差下引起的法律歧视;由车祸引起的刑事案件层出不穷,“李启铭事件”、“药家鑫事件”都呈现了一个在社会畸形心理下所形成的“道德陷阱”,在特殊社会关系下某些人的特权心理,这无不折射出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社会规则的歪曲、道德的沦丧及性善的溃疡。缺乏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纵观这类恶性事件,倘若抛开当事人的身份标签,人们就会发现,在这些犯下恶行的年轻人身上,存在着一种共性的东西:那就是缺乏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在他们眼里,生命是可以漠视的,生命是可以赎买的,生命甚至是可以随意剥夺的。

更要命的是,这种对生命的漠视并非只存在于某些官二代、富二代身上,作为一种人性教育的缺失,它就像一个处处潜伏的恶魔,已成为随时有可能伤害社会的短板。只不过贫富贵贱不同,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富二代可以飙车杀人,穷二代用斧头锤子一样可以行凶――马加爵就是一个例证。

但是悲剧不止,源于“敬畏生命”缺失,在质疑官、富二代的同时,我们也许更应该从整个社会来反思这种缺失。应当看到的是,造成这种缺失的根源,不仅在于书本上读不到“敬畏生命”的文字,更在于现实中到处是“漠视生命”的事实:从官员“哪个地方拆迁不死几个人”的冷血思维,到开发商“打死一个人不过是赔几十万”的公然叫嚣,活生生的现实告诉人们,生命在一些人眼里早已失去了应有的尊严和重量。

纵观眼前,这实在是一个可怕的现实。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每一个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无论他是贵还是贱,是富还是穷。接二连三的悲剧告诉我们,是到了该对此彻底反思的时候了。

从“药家鑫案”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大学教育中法制,道德意识淡薄。药家鑫是否是“富二代”暂且不论,他是在校大三学生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校大学生本是象牙塔中的天之骄子,心灵应当是纯洁无暇的,但是药家鑫在面对一个被自己撞的奄奄一息的弱女子时却没有半点怜悯之心,反而为了解除麻烦向她连捅八刀,其丧心病狂可见一斑。在追究药家鑫刑事责任的同时,我们不仅要拷问,我们的大学教育是怎么了。药家鑫的法律观念在哪里?他的道德观念在哪里?我们的大学都教育什么呢,难道就是教学生们几门所谓的专业课?“人之初,性本善”,药家鑫举行手中刀行凶的那一刻,他已经为了钱泯灭了良心和人性,他已经失去了杀人偿命这个最基本的常识判断,但是学校和社会是不是也应该进行反思。我们的普法教育轰轰烈烈,但是我们的所谓高级人才却是如此的视法律为儿戏。我们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如火如荼,大学生是一个国家兴旺的源泉,继承着一个民族的希望。而培养一个合格的大学生,最核心的就是要教育他们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做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所以,药家鑫“撞杀”之恶唯有法制才能终结,才能彰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学生撞人补刀事件有了最新消息,谈到挥刀动机,犯罪嫌疑人药家鑫竟称是“怕撞到农村的人,特别难缠。”因为怕难缠就去灭口,果真应了网友那句话“我爸是李刚,药家更嚣张”!撞伤不如杀死,这大概就是药家鑫的逻辑。一个大三学生开私家车上学、又传其家境比较殷实,药家鑫大概觉得有钱就能买平安,至于对方性命,在他眼里只是“麻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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