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某故意杀人案的

莫某故意杀人案的（通用4篇）

篇1：莫某故意杀人案的

黄新故意杀人案

2002年12月27日下午2点钟左右，白发苍苍的黄少良老人和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姚秀荣以及河南省电视台等媒体记者十余人，开车赶到河南省郑州市第一看守所--那天，法官在看守所宣判黄新(黄少良之子)无罪。不料，刚宣判无罪，黄新却在看守所直接被公安人员带走了……

逮捕入狱

1970年，黄新出生于郑州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黄少良是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母亲李解放是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主管法纪工作的正处级干部。黄新还有一个姐姐，在郑州一家保险公司做管理工作。1992年，黄新从上海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后，被北京一家中日合资的软件公司高薪聘用。

1997年秋的一个周末，黄新回郑州探亲时，与鑫子花园“红土地置业”售楼处漂亮的售楼小姐刘燕一见钟情。两人很快深深相爱。在京上班的黄新不顾路途遥远，几乎每个周末都乘火车回郑州和刘燕约会。家住市郊都市村的刘燕是独生女，父亲已退休，和母亲在家照看5层楼的租赁房。

一年后，黄新被加拿大一家大公司看中。经过和双方父母商量，他和刘燕决定，由黄新先移民去加拿大，随后再将刘燕移民过去，两人到加拿大后再结婚。

1998年10月24日，星期六。就是这个没有任何征兆的一天，彻底改变了黄新的命运，而此时，离黄新移民加拿大只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10月23日晚，黄新、刘燕及刘燕的两个朋友在邻居家打“双升”，黄新和刘燕是对家。其间，刘燕出错了几次牌，黄新嘟囔着埋怨她：“你笨得像头猪，我恨不得杀了你。”刘燕撇了撇嘴，没说话。四人继续打牌，一直到11点半左右才结束。黄新随刘燕回到李家，两人上了刘燕所住的三楼。24日早上8点40分左右，黄新起床穿好衣服，吻了吻仍躺在床上的刘燕，准备出门。他要趁自己出国前给姐姐的电脑买一个用来上网的调制解调器。

刘燕叮嘱他说，“你顺便取点钱，把煤气罐拿下楼去，中午回来吃鱼。”黄新应允，拿了存折，提着煤气罐下楼。赵母再次叮嘱黄新中午一定要回来吃鱼。然后，黄新开着刘家的小车走了。

时近中午，刘燕的父亲到楼上刘燕的房间去检查电话线路时发现：女儿赤裸裸地躺在地板上，已经被人杀死了！赵父随即报警……

郑州市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书认定刘燕死亡时间在“1998年10月24日1时许”，而这个时间刘燕正好与黄新在一起。1998年10月26日，黄新被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监视居住，同年11月3日被逮捕。

宣判无罪后被公安带走

2002年4月10日，郑州市中院开庭审理此案。黄新的辩护人北京天达律师事务所顾永忠律师当庭从“处于热恋中并已论及婚娶的黄新没有故意杀害刘燕的犯罪动机”、“刘燕的父母发现刘燕被害时间的认定与事实不符”、“起诉书对被害人死亡时间的认定与案件客观事实明显不符”等6个方面为黄新作了无罪辩护，指出了案件中存在的诸多疑点，并特别强调本案死者体内存有他人“大量的新鲜精子”以及死者体外存在生前其与他人作过搏斗的痕迹和其他有关证据充分表明，此案明显有他人强奸杀人的重大嫌疑。因此，认定黄新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判决书如下：

(2001)郑刑初字第53号 公诉机关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转运，男，1939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郑州市金水区柳林镇关虎屯村一组农民，住郑州市胜岗中街151号，系被害人刘燕之父。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任素勉，女，1940年1月11日出生，汉族，郑州市金水区柳林镇关虎屯村一组农民，住址同上，系被害人刘燕之母。

委托代理人王卫东、李莹，河南宇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黄新，男，1970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北京世纪智能软件公司职员，住郑州市东明路26号院8号楼70号。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1998年10月26日被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监视居住，同年11月3日被逮捕。现押于郑州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顾永忠，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王锡庆，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以郑检起诉(2001)1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新犯故意杀人罪，于2001年2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向本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涉及个人隐私的部分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付海庆、刘冰出庭支持公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转运、任素勉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卫东、李莹，被告人黄新及其辩护人顾永忠、王锡庆，鉴定人王自强、田川岭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1998年10月23日夜11时30分许，被告人黄新与其女友刘燕在同村的王三梅家因打牌发生口角，后一同回到胜岗村151号二人住处。第二天早上9时许黄新离开住处回其父母家。10时30分左右，刘燕父亲刘转运上楼查电话线时发现刘燕被害。经法医鉴定：刘燕系被他人扼勒颈部并用单刃刺器刺伤左颈部致机械性窒息合并失血性休克而死亡，死亡时间约在1998年10月24日1时许。公安机关经过现场调查以及讯问被告人黄新，同时根据法医对刘燕死亡时间的鉴定证实：刘燕被害时黄新始终在犯罪现场，实施了杀害刘燕的行为。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供了被告人供述、刘转运等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现场勘查笔录，以及有关查证情况的说明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黄新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要求依法追究被告人黄新的刑事责任，并赔偿丧葬费、停尸费、赡养费及精神损失费共计102635元。

被告人黄新辩解称：其没有杀害刘燕。其辩护人辩护称：公诉机关仅依据关于刘燕死亡时间的鉴定结论这一与其他证据相矛盾的间接证据，指控被告人黄新构成故意杀人罪，严重不符合“证据应当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1)被告人黄新没有故意杀害刘燕的犯罪动机；(2)起诉书认定的刘燕死亡时间与刑事技术鉴定书记载的刘燕尸体的尸斑、角膜、瞳孔等尸体现象明显不符；(3)从死者体内检出并非黄新所留的“大量精子”说明，刘燕有可能是在从黄新离开刘燕到刘转运发现刘燕被害之间的2个多小时内被他人所害；(4)刘燕被害一案应定性为强奸杀人案。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对公诉机关提供的所有证据进行了质证。现查明：

1、公诉机关提供的被告人黄新的所有供述材料、刘转运、任素勉、王三梅等证人证言以及黄新当庭供述，证明了案发前一天晚上，黄新和刘燕在王三梅家打牌时发生口角、案发当天黄新离开家时与刘燕之母任素勉的对话、离开家后帮其姐买电脑配件以及刘转运发现其女儿刘燕被害死亡等事实，黄新供称没有杀害刘燕，自案发的当天夜里直至次日上午9时许，其和刘燕始终在一起，且离开家时刘燕还活着。

辩护人辩护称：黄新供述证明，黄新离开时刘燕还活着；黄新与刘燕发生口角之事不能证明黄新具有杀害刘燕的犯罪动机。

2、公诉机关提供的刘燕被杀案现场勘查笔录记载：现场位于郑州市金水区胜岗中街151号三楼西侧，为一室一厅居室，门锁完好，无撬压痕迹；厕所外窗开启，纱窗关闭，未见攀爬痕迹；卧室西侧、南侧窗户均为铝合金推拉窗，窗上未见攀爬痕迹。郑州市公安局(98)公法医鉴字第243号刑事技术鉴定书“现场情况”一栏记载：“现场位于胜岗一队151号二楼一居室内”。

辩护人辩护称：郑州市公安局(98)公法医鉴字第243号刑事技术鉴定书“现场情况”一栏记载的“现场位于胜岗一队151号二楼一居室内”是错误的；现场照片显示：卧室西侧窗户铝合金推拉窗及纱窗均呈开启状；卧室南侧窗户铝合金推拉窗开启、纱窗关闭。

3、郑州市公安局(98)公法医鉴字第243号刑事技术鉴定书记载：“根据尸检情况，死者颈前及右侧有散在片状擦伤及皮下出血，甲状软骨水平有一水平走向的环形闭锁式索沟，颈部皮下及肌肉组织出血，结合颜面部青紫肿胀、眼结膜点状出血、心肺外膜下点状出血等窒息征象，说明刘燕生前曾被人扼颈(手)、勒颈(电源线)致机械性窒息。死者颈部插一匕首，检验见其创道斜向内后下方，致左侧颈内静脉贯通创、左侧锁骨下动脉一分枝横断，左胸腔内大量积血，结合尸斑较浅淡、两肺苍白等失血征象，说明刘燕系在心脏尚未完全停跳时被人用单刃刺器(匕首)刺伤左颈部致大量失血。”“刘燕系被他人扼勒颈部并用单刃刺器刺伤左颈部致机械性窒息合并失血性休克而死亡。”

辩护人辩护称：由于凶器之一的匕首来源不明，凶器上也没有提取到指纹，没有证据证明是黄新实施了用手扼颈、用电源线勒颈并用单刃刺器刺伤刘燕左颈部致刘燕死亡的行为。

4、郑州市公安局(98)公法医鉴字第243号鉴定书，公安部(99)公物证鉴字第3904号物证鉴定书，最高人民检察院(2000)高检技鉴第05号鉴定书和省、市公、检、法及金水公安分局的法医关于刘燕死亡时间会议纪要，证明刘燕的死亡时间为1998年10月24日1时或者2时许。辩护人辩护称：其一，刘燕的死亡时间是根据尸冷这一唯一尸体现象做出的结论，未实际考虑死者当时赤身裸体、大量失血并置于非木质地板上等这些影响尸冷进而影响死亡时间推定的重要因素；其二，243号刑事技术鉴定书记载，死者“尸斑分布于尸体背侧未受压部位，淡紫红色，指压部分褪色”，“角膜透明”，“瞳孔圆形散大，直径约0.5cm”，根据权威法医学文献，上述尸体现象应分别出现于死后2-3小时、1小时以内和4小时以内，被害人的这些尸体现象均不符合已死亡12小时的现象，表明上述法医鉴定关于被害人已死亡12小时的推定是不可靠的；其三，公安部(99)公物证鉴字第3904号物证鉴定书没有鉴定人签名；关于刘燕死亡时间会议纪要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中的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最高人民检察院(2000)高检技鉴第05号鉴定书是根据郑州市公安局(98)公法医鉴字第243号刑事技术鉴定书作出的。

5、公诉机关提供的公安部(98)公物证鉴字第3059号物证检验报告记载：“刘燕的阴擦拭检见大量精子，并检出A、B型物质”。经公安部(98)公物证鉴字第3276号物证鉴定书、(2001)公物证鉴字第2303号物证鉴定书证实，该精子DNA基因型与黄新DNA基因型不同，亦不是徐良国等六人所留。

辩护人辩护称：其一，死者体内有他人“大量精子”的存在表明，刘燕被害的时间应发生在24日早晨9时许黄新离开刘家之后；其二，根据公安部的三份鉴定书中对“简要案情”均描述为“刘燕被强奸杀害”这一事实，本案应定性为强奸杀人案。根据上述控辩双方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本院认为：

1、现有证据认定被告人黄新杀害刘燕的动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现有证据显示，凶手杀害刘燕时所使用的手段是用手扼颈、用电源线勒颈并用单刃刺器刺伤左颈部，致刘燕因“机械性窒息合并失血性休克而死亡”，而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被告人黄新实施了这一直接、具体的杀害行为。

3、指控被告人黄新犯故意杀人罪的证据，只有关于被害人刘燕死亡时间的鉴定结论这一个唯一的间接证据。辩方对该证据提出了异议，即根据刑事技术鉴定书记载的被害人尸斑、角膜、瞳孔等尸体现象，按照法医学文献推定的死亡时间与鉴定书关于刘燕死亡时间的鉴定结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矛盾。对于该矛盾，现有证据不能将之消除。

4、死者刘燕阴道分泌物中的“大量精子”，是何人何时所留、刘燕遇害前是否被他人强奸。对这些重大疑点，现有证据不能给予合理排除。

据此，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黄新实施杀害刘燕的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不予支持。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要求被告人黄新赔偿之诉请，因认定被告人黄新杀害刘燕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成立而不予支持。被告人黄新及其辩护人关于指控黄新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解、辩护意见成立，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黄新无罪。

二、被告人黄新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上诉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审 判 长 常 青

代理审判员 郭宝安

代理审判员 蔡富超

二○○二年七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禹奎娟

2002年7月30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黄新无罪的判决书，但一直到12月27日才到郑州市第一看守所宣告黄新无罪，同时送达了释放证明。

在看守所门口焦急等待的黄少良、密切关注此案的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姚秀荣和新闻媒体的记者等十余人，本以为能够将黄新接回家中共同庆贺这份迟到的公正，结果他们却发现黄新被直接押进一辆警车，警车疾驰而去。

没有追上那辆警车的黄少良随即赶到法院，法官告诉他，金水公安分局把黄新带走了。黄少良等人大吃一惊，又急忙赶到金水公安分局要人，得到的答复却是，“我们没干这事。”

无辜儿子何日才回家

黄新到底在哪里呢？黄新的父母和人大代表姚秀荣心急如焚。

2002年12月31日，姚秀荣等4位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李朝义等两位河南省人大代表联合向河南省有关领导递交了黄新下落不明的《紧急情况反映》；2003年1月12日，河南省人大代表冀炳祥、李朝义、刘玉在河南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向有关领导发出了《人大代表找黄新》的建议，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作出批示，责成有关部门严厉依法查处。

在这种情况下，金水公安分局才不得不承认其将黄新从看守所直接带走，并采取了“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

为什么金水公安分局置法院生效判决于不顾而继续关押黄新？据称是因为其掌握了黄新涉嫌杀人的新证据。对此，顾永忠律师在向河南省政法委发出的法律意见书中指出：这一说法在事实上不能成立，在法律上没有依据。如果当时有新的证据提供给法院，法院就可能不会作出无罪判决；公安机关也可以在判决生效后将新证据提供给检察院，由检察院对一审判决提起抗诉。即使到了现在，公安机关仍然可以将新证据提供给有关检察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已生效判决提起抗诉，对本案进行再审。然而公安机关并没有这么做。

2003年初，警方依然没有查到真凶的线索，只好解除对黄新的监视居住。至此，被限制自由长达1500多天的他，终于回到了阔别4年多的家。那天，白发苍苍的老父母和姐姐一直站在家门口，在寒风中迎接黄新回家。在儿子出现的那一刻，母亲李解放含泪张开了双臂，黄新扑到久违的母亲怀抱，紧紧拥住母亲孱弱的双肩，久久不愿松开。一家四口在家门口抱头痛哭，周围的邻居也都被这一幕感动得潸然泪下。

随后不久，黄新的父母替儿子踏上了索赔之路。最终，该案办案警方和检察机关分别按照国家赔偿的相关规定，对错误羁押黄新4年多共同支付了30余万元的赔偿。与此同时，在当地区委的努力协调下，李家夫妇也最终同意将女儿的尸体火化。政府考虑到这对孤老的实际困难，不仅免去了其欠下的停尸费，还给予他们10多万元的生活补助。

也许是四年的重负在一刹那间搬开，有些无所适从的黄新，刚回到家就病倒了。在父母的精心照顾下，他的身体慢慢康复。黄少良夫妇语重心长地与儿子做了一次长谈。他们鼓励儿子：“有时，一个人受到厄运的可怕打击，可能是件好事，因为命运是残酷的，它可以使意志坚强的人产生动摇和颓废，甚至也能促使一个人在精神上完全垮掉，但只要相信真理必胜，就一定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所以孩子，你在最困难时没有被击垮，现在更是不能倒下。振作起来，把四年的光阴和健康补回来，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去……”

黄新含泪回答：“爸爸妈妈，这也是我想做的，你们放心，儿子会重新站起来。”黄新一直有北大“情结”——1988年高考时，在郑州一中成绩优异的他就想报考北大，父亲却不同意，最终让他选择了复旦。现在黄新决定再圆北大梦：“我想考北大的研究生。” 为了脱离郑州这个伤心而又有诸多牵绊的地方，黄新跑到了住在另一个城市的叔叔家潜心复习了4个月后，如愿地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而此时距黄新洗脱“杀人犯”的罪名仅仅半年时间。

赴京读研前夕，黄新却犯愁了——父母在经济上无法给予半点支持。为了洗刷儿子的冤屈，父母已把家底掏空，当年还有个别人以帮忙为由，到黄家骗走了钱。如今，家里还欠着亲友的外债。2004年，黄新找同学借了2万元后赴京求学。在北大校园，黄新学习起来异常刻苦，而且他兜里经常只剩下几块钱，也不向家里伸手。为了给自己赚学费和生活费，一有空，他就在北京做点电子生意。因几年前在北京工作过，有很多熟人和客户，学的又是电子专业，他既懂行又有门路，生意就慢慢做顺了。到第二年课程学完，黄新的2万元债已全部还清。2005年，非常欣赏黄新的一位导师推荐他去深圳学习发展。在这里，他正式注册了自己的电子公司。他一边打点生意，一边在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继续深造。就在此时，他也迎来了新的爱情——黄新的爱人名叫于芬，比他小4岁，父亲是江苏省某厅的老厅长。于芬在深圳南航当了8年空姐之后，辞职赴英国攻读完经济管理硕士后回国。两人偶然相识了，于芬听完黄新的故事后，早已泪流满面。两人渐渐走到了一起。于芬索性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全力帮助黄新经营公司，并任公司财务总监。

2007年夏，黄新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大研究生院毕业。公司业务正逐渐拓宽，他和于芬也在深圳登记结婚。此后，在妻子的辅助下，黄新成为深圳一家知名高科技电子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并任法国一家财团在中国的总代理。此外，公司还代理比利时等6国的高端电子产品，生意做得顺风顺水。

真凶落网 2008年3月底，那个从上海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犹如一颗石头将黄新已经逐渐平复的心湖惊痛。

原来，2008年3月底，上海市公安局对所有在押人犯抽血化验作网上基因比对。结果，一个叫方顺的罪犯的血样基因，和10年前郑州一女受害人体内的无名男子的精液基因完全吻合！接到电话的郑州警方立即派人将方顺押回。因盗窃罪入狱、即将刑满释放的方顺，这才终于交代了自己连杀4人的惊天罪行——

时年32岁的方顺是内蒙古人，很小就随改嫁的母亲到河北。由于缺少父爱，他性格倔强，仇恨心理极强。方顺当过兵，复员后，他来到郑州金水路的一家大型娱乐城当了保安，并和经常来这里跳舞的郑州女孩李某相恋，还认识了常和李某一起来跳舞的刘燕。

两人交往了一段时间后，李某提出分手。方顺苦思冥想，他怀疑李某嫌自己是个穷保安，没前途。可她当初为什么不嫌弃自己呢？方顺最后竟推断李某和刘燕是好友，一定是刘燕找的男友黄新比他的条件要好得多，加上刘燕经常在李某面前谈她即将出国的事后，李某才要和他分手的。于是，方顺以此推断并对刘燕怀恨在心。

饱受失恋之苦的方顺决定杀掉刘燕。以前他随李某到过刘燕家，也见到过刘燕的男友黄新，但黄新不认识他。1998年10月24日上午8点半过后，方顺来到刘燕家附近，躲在一旁观察。不久，他看见黄新从李家出来，开着红色奥拓车走了。刘燕的妈妈正背对楼梯在一楼的公用电话机前收拾着。方顺便悄悄潜往3楼刘燕的房门口，轻轻敲门。屋里，刘燕问了句：“谁呀？”“是我，方顺。”一听是熟人方顺的声音，刘燕开了门。进得屋内的方顺迅速反锁好门，眼露凶光说了句“叫你不干好事”，便扑上去使劲扼住了刘燕的脖子。刘燕奋力挣扎，却怎么也喊不出声来，不久就昏死过去。

看到刘燕仅穿着睡衣，方顺兽性大发，脱下她的睡衣将其强奸。这时，刘燕醒了，咬牙和方顺撕打。方顺一把扯过床头柜下的影碟机电线，缠住刘燕的脖子紧勒。见刘燕的双腿还在踢腾，方顺又抽出随身携带的单刃刀，扎向刘燕的脖子……由于狡猾的方顺在作案时戴着手套，所以现场没有留下他的指纹。作案后，他并没有逃离郑州，而是选择了一个离李家更远的地方住下。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依然天天到那家娱乐城上班。而黄新为他当“替罪羊”之事，他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他从不看报纸。

杀了刘燕，方顺并未就此收敛，反倒认为自己这条命迟早是要归西的，还不如活得“潇洒”点。1999年秋，方顺跑到郑州的另一都市村庄，将一名23岁的女孩强奸后杀害。事隔一年多后，他又将一名14岁的小女孩先杀后奸。结果他走后，被掐晕的女孩却活了过来，女孩的父母报案后，举家迁往广州。连杀3人后，方顺离开娱乐城沿郑州往洛阳方向流窜。因为肚子饿讨要东西吃未果，他又残忍地将一名农村大娘奸杀。

2003年，方顺躲到上海，因兜里没钱，他开始盗窃，被警方抓获，只被判了5年刑。2008年初，眼看刑期将满，方顺天天扳着指头算，却没算到狱警要抽他的血；更没有算到，10年前的那本“老账”会被翻起……

2008年11月，得知案情已真相大白、真凶被抓捕的黄新异常激动。黄新回郑州为刘燕捧上一簇鲜花，在刘燕的墓前大哭一场！

篇2：莫某故意杀人案的

一、2011年以来我院受理的故意杀人案和故意伤害案数据统计

2011年我院共受理刑事案件141件204人, 其中故意杀人案2件2人, 故意伤害案件14件23人 (其中故意伤害致人死亡1件1人) , 两类恶性刑事案件占11.3%;2012年截止到7月底我院共受理刑事案件36件63人, 其中故意杀人2件2人, 故意伤害案7件9人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2件2人) , 两类刑事案件占25%, 与去年同期相比呈上升趋势。

二、两类刑事案件的特点

(一) 从文化结构看, 被告人文化水平普遍低下, 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 在37名被告人中, 无业人员有21人, 占58%。文化程度也普遍较低, 绝大多数被告人都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二) 男性是该类案件的主要犯罪主体, 25件案件中涉及犯罪人36人, 均为男性。而且年龄都是20-45岁之间的青壮年人, 25岁以下13人, 占36%;26岁至45岁23人占64%。

(三) 累犯或有前科的少, 多为初次犯罪。36名被告人中仅有一人有前科, 其余均为初犯。

(四) 案件突发性强、临时起意的犯罪多

犯罪的直接起因较为简单, 多是由于双方的纠纷长期积累, 突发语言冲突等诱因引起。25件案件中, 因婚姻、邻里纠纷引发的15件, 占60%;另外, 在统计中发现, 酒后发生此类恶性刑事案件的比重较大, 在25件案件中, 酒后发生的有12件, 将近50%。

三、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 法律知识欠缺, 文化素质低

随着普法教育的深入, 公民的法制观念也大大增强, 但法制教育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公民在接受法制教育时是被动式接受, 只有感性认识, 缺乏理性思考。

(二) 基层防范网络不健全, 普法教育滞后

目前, 我国许多地方都建立了调解组织, 乡镇一级有人民调解委员会。但从当前情况看, 这种调解体制还存在一些弊端。如, 调解组织的网络不够健全, 调解工作总是陷入被动, 调解组织的规范化建设有待加强, 各级调解组织人员的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调解工作收到的成效不大, 相当一部分伤害案件的发生是由于对群众邻里纠纷、家庭纠纷、婚恋纠纷、财产纠纷等引起的民间纠纷未及时、公正地处理和调解, 有的甚至是在出现犯罪苗头的情况下未得到及时解决和制止而引起的。如果调解委员会加强调解工作的工作效率, 多对当事人做思想工作, 有效的调解当事人的矛盾, 大可避免此类的刑事案件的发生。

(三) 家庭教育方式不当, 未成年人犯罪率增多

目前, 许多的未成年人走上犯罪的道路, 他们大多数是由于家庭破裂, 或者是家长疏于对子女关心和管教。当今社会, 有许多的父母长期在外奔波忙碌, 致使对子女不管不问, 子女一出现问题就用暴力来解决, 教育方法不当, 导致这类未成年人无心学习, 过早的走入了社会, 这样的孩子很容易受不良风气的影响, 树立错误的人生观, 往往会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四、预防和减少这两类刑事案件的对策

(一) 政法机关要加大对故意伤害犯罪的打击力度, 充分发动群众, 深挖犯罪分子, 对有故意伤害行为者, 该罚款的罚款, 该劳教的劳教, 该判刑的判刑

特别是对那些累犯、惯犯以及危害一方、欺侮百姓的流氓黑恶势力更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 从重从快从严惩处。

(二) 统筹基层组织职能, 不断创新社会管理, 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一要统筹基层组织职能, 在狠抓第一要务的同时, 全面落实第一责任。基层政权组织要改变只重视经济指标, 忽视社会协调发展的急功近利现象, 要认真履行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 尊重、关心群众的社会利益诉求。二要政法机关掌握社情民意, 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进一步增强基层干部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 拓宽社情民意渠道, 建立并完善社会协商机制, 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及时掌握社情民意, 排查化解各种矛盾纠纷。

(三) 建立健全人民调解保障机制,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减压阀”、“调解器”的作用

一要建立健全人民调解经费保障机制。经费保障不足是制约人民调解发挥作用的瓶颈。在现有体制下, 建议对人民调解实行奖励机制, 以奖代补, 在解决人民调解组织工作经费和调解人员补贴费用的同时, 将奖励与整体调解责任挂钩, 签订责任书, 对全年无“民转刑”案件的进行重奖, 发生“民转刑”案件的不奖不补, 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减少乃至逐步杜绝“民转刑”案件的发生。二要不断完善人民调解人员结构, 提高人民调解队伍素质。调解人员应从乡镇、街道的经济工作中分离出来专司调解工作, 要吸收一批具有一定学识和基层工作经验的人员担任调解员。加强基层工作人员的政治、法律知识培训。通过培训, 使他们能及时、妥善、公正地调处纠纷。注意发现纠纷隐患并及时处理, 避免矛盾激化, 通过以案讲法、观摩开庭、法律知识讲座等多种形式, 不断丰富培训内容, 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 确保人民调解水平不断提高。

(四) 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构建社会矛盾化解大格局

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各界参与、司法推动、当事人自治”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政法委的牵头、协调作用, 发挥人民法院的主导作用, 组织、协调、指导各类矛盾纠纷调解主体积极参与社会矛盾化解。通过定期分析矛盾纠纷排查及情势发展、重大案件通报、跟踪回访、案例指导等, 进一步完善诉讼与仲裁、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以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相互衔接。二要进一步探索建立有效的社会化解机制, 构建社会矛盾化解大格局。建立适合我国社会和当事人需求的社会调解体系、非行政性仲裁制度, 以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充分发挥社会主体和当事人的自主性, 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 以满足不同的需求和价值取向, 在全社会构建起社会矛盾化解的大格局。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人民调解员的作用, 加大调处各种纠纷的力度, 积极消除各种隐患。因为杀人案件的起因很多也很复杂, 仅靠司法机关的力量远远不够,

(五) 加强普法宣传教育, 加大对社会人员的心理医治

政法机关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 一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合作、协商、效益、诚信理念。二要重点突出, 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三要丰富形式和内容。

篇3：持枪杀人案中杀人故意的审查判断

[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陈某某与王某于2014年4月经人介绍成为男女朋友，后因感情不和于2015年10月底分手。分手后，陈某某曾多次驾驶承包的出租车到王某公司纠缠。在得知王某的同事经常带王某去酒吧后，其担心王某被带坏，于是想找机会吓唬王某，让王某离开公司。

11月4日前后，陈某某从网上购得气枪一支、铅弹九百余枚，组装好后，其曾以将空啤酒瓶放在20米处用气枪射击的方式试枪，得知枪声大、后坐力大，认为威力也挺大，之后，其将枪弹藏匿于小区花坛内。11月28日，适逢周六，王某所住小区小孩多，陈某某担心枪弹被发现，将枪弹放到出租车里，因心情烦躁，喝了四五瓶啤酒，后于18时许驾车来到王某公司楼下。约10分钟后，王某和其同事袁某某等四人从公司大楼出来准备前往地铁站，王某发现陈某某又来纠缠，于是绕路前往地铁站，陈某某将车开到进地铁站必经的下楼台阶西侧20米正对台阶处等待。王某等人从车旁经过时没有理陈某某，陈某某顿时心生不满，于是转身拿起气枪并装上一枚铅弹，摇下左前车窗，左手端枪，右手放在扳机处，此时王某等四人已前行至下楼台阶处，仅剩胸部以上身体露出台阶，陈某某担心再不打就打不着了，决定尽快开一枪，随即瞄准台阶方向，扣动扳机，击中袁某某（紧挨最右侧的王某）头部，随即驾车逃走。

经手术，医生从袁某某右枕部头骨取出已变形的子弹一枚，子弹嵌入颅骨深度接近子弹长度（8.84 mm）的一半。经鉴定，袁某某所受伤属轻微伤；涉案枪状物枪口比动能为94.42 J/cm2，大于1.8 J/cm2，系枪支；涉案900余枚弹状物均系5.5 mm气枪弹。

陈某某到案后，先后以不知枪支可能致人死亡或受伤、没有瞄准人等为由进行辩解。

持枪杀人案（包括伤人）中，在排除意外事件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心态包括故意和过失，而故意的内容同时又包括杀人和伤人。与本案相仿，犯罪嫌疑人常以不知枪支杀伤力、射击部位非致命部位、打击错误等为由进行无罪或罪轻辩护，杀人故意的认定似易实难。结合本案，将杀人故意的认定拆解为枪支杀伤力的客观评价、犯罪嫌疑人对枪支杀伤力的主观认知、犯罪嫌疑人所选择的射击部位三个子问题，不失为持枪杀人案中杀人故意认定的一种方法。

一、对枪支杀伤力的客观评价

现行枪支鉴定标准过低，导致鉴定上的枪支并不一定具有杀伤力，且与一般社会观念对枪支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即便涉案枪状物被鉴定为枪支，仍应明确其客观上是否具有致人死亡的可能，如果客观上并无致人死亡的可能，则刑法意义的故意杀人尚未着手，需讨论是否属绝对不能犯之范畴。

司法人员对枪支杀伤力的认定，主要依据为公安机关枪支鉴定意见。根据公安部于2007年10月29日发布的《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学鉴定判据》（简称《枪支鉴定判据》）、于2010年12月7日修正的《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简称《枪支鉴定规定》），枪支、仿真枪、玩具枪的区分标准为枪口比动能数值的大小。具而言之，枪口比动能大于1.8 J/cm2的为枪支、小于1.8 J/cm2且大于0.16 J/cm2的为仿真枪、小于0.16 J/cm2的为玩具枪。

但1.8 J/cm2的枪支的具体杀伤力究竟为多大，尚需明确。《枪支鉴定判据》和《枪支鉴定规定》根本性改变了公安部于2001年8月17日发布的《枪支鉴定规定》，将判定枪支杀伤力的方法由“射击干燥松木板法” [1]改为“测定枪口比动能法”，事实上将枪支认定标准由10-15 J/cm2降低为1.8 J/cm2。1.8 J/cm2的枪口比动能的实质内涵为：足以对人体眼睛这一人体最脆弱部位造成轻伤以上伤害。但实际上枪口比动能1.8 J/cm2的枪支是不能击穿人体皮肤的，能够击穿皮肤的枪口比动能临界值约为10 J/cm2。国际上一般认为枪口比动能大于78 J/cm2是使对方丧失战斗力的下限，并以此作为枪支认定的标准。[2]

可见，我国1.8 J/cm2的枪口比动能标准的确立更多的是出于枪支管制的考虑，而非枪支杀伤力的考虑。因此，鉴定为枪支的枪状物并不必然具有杀伤力，应考察涉案枪支的枪口比动能具体数值。

本案中，涉案枪支枪口比动能为94.42 J/cm2，远超1.8 J/cm2的国内标准（致眼球轻伤）和10 J/cm2的旧标准（穿透皮肤），且超过国际通行的78 J/cm2的标准。另外，大陆、香港、欧美警察配发的制式手枪的枪口比动能一般介于200-800 J/cm2之间。结合案中陈某某从20米外开枪，铅弹嵌入被害人袁某某枕骨（厚度约为10-15mm）约4.4mm的事实，足以认定陈某某所持有的枪支具有实质意义的杀伤力，具有致伤或致死的可能。

二、审查犯罪嫌疑人对枪支杀伤力的主观认知

犯罪嫌疑人对枪支杀伤力的主观认知的重要判定依据为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但同时应当结合枪支来源、外观、材质、犯罪嫌疑人生活经历、枪支接触经历等客观证据综合认定这一认知或认知可能。

陈某某供述称其为枪支爱好者，购买枪支前已在网上陆续了解枪支信息达一年之久，购买枪支时卖家称“打鸟没问题”，且交易过程较为隐秘，由卖家分八次邮寄到廊坊某地，自己前往领取。其将枪支组装好后，曾于凌晨时分在小区以将空啤酒瓶放在20米处用枪射击的方式试枪，未打中，但发现枪支枪声大、后坐力大，认为威力也挺大。

陈某某曾辩称其不知枪支可能致人死亡或受伤，为揭示陈某某的辩解不符合常理之处，检察官借鉴《对方证人》[3]一书中交叉询问的技巧对陈某某进行了如下讯问：

问：你知道你手里的枪能致人死亡或受伤吗？

答：不知道。

问：你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吗？

答：看。

问：看过枪战片吗？

答：看过。

问：了解里面的枪吗？

答：大致了解。

问：那你知不知道你拿的这把一米多长的枪能致人死亡或受伤？

答：（沉默数秒后）知道。

综合枪支来源隐秘、枪支外观（全长1160mm、枪管口径为5.50mm、带瞄准镜）貌似具有杀伤力、枪支为金属材质、陈某某已学习枪支知识一年之久等情况，可合理推定陈某某试枪前已对枪支杀伤力有所了解。另据陈某某供述，其曾试枪，试枪后虽未打中但已通过声音、后坐力直接感受到枪支威力，进一步增强上述推定的可靠程度，足以认定陈某某主观上认识到其所持枪支具体杀伤力，可能致人死亡或受伤。陈某某的辩解仅是概括地否认其对枪支杀伤力有所认知，并未对上述某种判定依据直接提出反证，不能动摇判定依据或削弱论证，不会影响判定结论。

三、审查犯罪嫌疑人所选择的射击部位

在明确枪支杀伤力和犯罪嫌疑人对枪支杀伤力的认知情况后，应综合射击部位、射击次数、射击后果等客观因素判断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心态（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案件发生后，射击次数和射击后果已成既定事实，犯罪嫌疑人无力辩解，其常以射击目标非致命部位或打击错误作为罪轻甚至无罪辩护理由，因此犯罪嫌疑人所选择的射击部位成为判定其主观心态的主要因素。在射击部位不明确时，有必要依职权进行现场勘查或侦查实验，查明案发时双方当事人相对位置、视野状况以及特定角度射击可能等关键细节。

本案中，在卷证据能够证实陈某某持枪向王某等人行走方向打了一枪，但陈某某供述存在矛盾之处，无法确定陈某某选择的射击部位。具体如下：第一、三次供述时均辩称：王某等人下台阶只露出胸部以上身体时，我想着再不打就打不着了，于是瞄准她们下台阶的方向打了一枪，没有瞄准人。我瞄准的是王某她们四个人中间的台阶。第二次供述称：王某等人下台阶只露出头部时，我瞄准走在最右侧的王某左边第一个同事的头部，然后开枪。

案发前，陈某某将车开至进地铁站必经的下楼台阶西侧20米处，王某等人从车辆左侧经过，没有理陈某某，陈某某顿时心生不满，借着酒劲，回身拿枪弹、装弹、上膛，接着摇下车窗，将枪伸出窗外，整个过程大约需要10余秒，与王某等人步行至台阶处的时间大致相仿。

此时，陈某某发现王某等人仅剩胸部以上位置在台阶上，于是想“尽快开枪”，想着再不打就打不着了，在当时的紧迫情况下，作为一个并不具有枪支使用经验的人，瞄准20米之外的行人头部这一目标存在一定难度。且案发时间为下午6时许，天色已黑，瞄准头部的难度进一步增加，因此其“瞄准王某等人下台阶的方向，没有瞄准人”的辩解符合常理，可以采信。

陈某某进一步辩解称其瞄准的是四个人中间的台阶，但案发时从陈某某所在位置能否看到台阶，存在疑问，为核实上述情况，检察官办理该案时前往案发地铁站进行现场勘查，结合在卷证据、现场照片，绘制案发现场还原图如下：

从还原图来看，王某等人处在低处，陈某某坐在车里，其持枪时所处的高度不仅高于台阶，也高于王某等人头部，这表明其开枪射击时，枪口向下。

经侦查实验，案发时陈某某所在位置只能看到王某等四人的胸部以上部位，并不能看到台阶平台，“枪口向下瞄准台阶平台”的辩解不合常理，应当排除。因此，其所称的“瞄准台阶方向”等同于瞄准前方20米处并排行走的仅剩胸部以上的身体露出台阶的王某等四人。

综合上述分析，犯罪嫌疑人陈某某明知其持有的枪支具有杀伤力，可能会导致他人伤残或死亡，仍向并排行走、仅剩胸部以上身体（致命部位）露出台阶的王某等四人开枪射击，主观上具有杀人之故意。因射击距离较远、射击角度偏差等意志以外的因素，仅致被害人袁某某右枕骨嵌入一枚子弹，并未死亡，陈某某之行为已涉嫌故意杀人罪（未遂）。

四、小结

将持枪杀人按照中杀人故意的认定问题拆解为上述三个逻辑上具有递进关系的子问题，逐层论证，简单明了，现稍加总结以资参考。

首先，客观评价枪支杀伤力。由于鉴定意义上的枪支并不当然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杀伤力，应进一步审查鉴定意见载明的枪口比动能具体数值。结合我国枪支鉴定的旧标准和国际通行标准，笔者认为采10 J/cm2这一能够击穿皮肤的枪口比动能临界值作为认定枪支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杀伤力的标准为宜。如果枪口比动能小于但接近10 J/cm2，则应综合考虑被害人伤情、射击距离等因素判断枪支的杀伤力；如果枪口比动能大于但接近现行1.8 J/cm2的标准，则应考虑绝对不能犯之问题，必要时均可要求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实验。

其次，查明犯罪嫌疑人对枪支杀伤力的主观认知。不要求犯罪嫌疑人认识到涉案枪状物是否系鉴定意义上的枪支，更不要求其认识到枪口比动能数值，只要求其认识到枪支客观上是否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杀伤力即可，这一认知为社会一般人根据经验法则和一般社会观念的认知。综合犯罪嫌疑人案发前生活经历、枪支接触经历、枪支来源、外观、材质等客观因素一般即可判断。如果犯罪嫌疑人辩称不知枪支杀伤力，可参考上文中的讯问思路进行讯问。

最后，确定犯罪嫌疑人所选择的射击部位。犯罪嫌疑人手持具有杀伤力的枪支，且其主观上对枪支杀伤力有所认知，仍选择向被害人致命部位（头颈部、胸部、腹部）射击，即可认定其主观上具有杀人故意。但实践中，确定犯罪嫌疑人所选择的射击部位并非易事，如其辩称试图射击的目标非致命部位或系打击错误，则应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作案动机、与被害人相对位置、案发后表现、特定角度射击可能等客观情况，必要时，走访案发现场，进行现场勘查或侦查实验，确定犯罪嫌疑人辩解的真伪。

注释：

[1]将枪口置于距厚度为25.4mm的干燥松木板1米处射击，弹头穿透松木板的，即可认为足以致人死亡；弹头或弹片卡在松木板上的，即可认为足以致人伤害。

[2]参见陈志军：《枪支认定标准剧变的刑法分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篇4：故意杀人行为中间接故意的认定

关键词：间接故意；故意杀人；构成要件；主观方面

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有罪过，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形，有些犯罪还要求有特定的目的或动机。犯罪故意是罪过形式之一，是故意犯罪的主观心理态度，故意犯罪的概念在我国《刑法》第14条的规定中得到了体现：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其中，“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指的就是间接故意，即明知会发生危害后果，依然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下面结合一起具体的案件就故意杀人行为中间接故意的认定作一分析。

一、简要案情及分歧观点

犯罪嫌疑人甲某某驾驶家用轿车搭载乙某某、丙某某二人从A地前往B地，途经c地时遇到醉酒的丁某某拦车敲窗闹事。丁某某爬到车窗与甲某某争吵，甲某某推搡丁某某下车未果后，加油开车前行，前行2公里左右后丁某某掉下车子当场死亡。

案发后形成了四种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这是一起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立足点是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没有致人死亡的故意，没有预料到开车前行会带来死亡的严重后果，主观目的只是想“教训”被害人；也有人认为这是一起过失致人死亡案，当时情形下，犯罪嫌疑人只想到摆脱丁某某的纠缠，而后发生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完全出乎嫌疑人的预料；更有人提出这仅仅是防卫行为中的“过当”情节，甲某某的行为符合“防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特征；我们认为该行为更符合“放任”严重结果发生的特征，正是由于间接故意的行为并不直接追求结果的发生，主观上介入了其他因素，所以才称其心理态度为间接故意。

二、犯罪故意的认定

（一）犯罪主观方面认定的意义

犯罪主观方面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形。犯罪过失是过失犯罪的主观心理态度，我国《刑法》对犯罪过失是这样规定的：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一种心理态度。

无论是理论研讨还是司法实务，区别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都是很有必要的。犯罪故意是行为人对其行为会产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持的是一种“明知故犯”的心理态度，犯罪过失是由于行为人缺乏必要的谨慎而导致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犯罪故意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有希望或放任的心理态度，而犯罪过失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一种排斥、反对，既不希望也不放任的态度。过失所反映的非难可能性明显小于故意，过失犯罪不处罚未遂、中止与预备；刑法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刑法对过失犯罪规定了较故意犯罪轻得多的法定刑。

（二）犯罪故意的内容

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本罪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本罪的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根据刑法理论，犯罪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犯罪的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或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犯罪的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13’两者的相同点有：都属于犯罪故意的范畴；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都不排斥危害结果的发生。但两者又存在重要的区别，主要表现为：在认识因素上，犯罪的直接故意既可以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危害后果，也可以是明知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后果，而间接故意只能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后果。在意志因素上，直接故意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间接故意对危害后果的发生持有放任的心理态度，不是明显的希望的心态。

（三）间接故意的认定

区别犯罪的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在司法实践中意义是重大的，两种故意类型，由于行为人心态不同、行为表现不同，体现了行为人主观恶性和行为客观危害性不同。很多案件如果不能清楚判断是直接故意，那就很有可能向犯罪过失方面去思考，这不仅是对间接故意的忽略，更严重的是对案件定性的影响。

这就凸显了间接故意认定的重要性，正如前面所论及的，间接故意的重要判断标准是对危害后果的发生所持有的“放任”的心理态度，判定是否为间接故意也应当将基调定位于“放任”的判断上。所谓“放任”，通俗的说，就是对危害结果的发生与否采取听之任之、满不在乎、无所谓的态度，发生了也不违背他的本意，不发生也不会产生后悔的心理。在具体的案件认定中，间接故意的认定与危害结果的发生有密切联系，如果是直接故意支配下的行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该行为就构成犯罪，只是犯罪的状态有所区别而已，但是间接故意支配下的行为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仅有行为而无危害结果时，就不能认定行为人构成此种犯罪，只有发生了特定危害结果才能认定构成了特定的犯罪。

作为犯罪故意的一种表现形态，把握间接故意应当紧紧抓住“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严重后果”与“放任其发生”两大基本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间接故意表现形态有：行為人追求一个犯罪目的而放任另一个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追求一个犯罪目的而放任某种危害结果的发生；突发性的犯罪，不计后果，放任严重结果的发生这样三种情形。刑法上不存在仅由间接故意构成的犯罪，间接故意是以“可能性”的认识因素为前提要素，以“放任”的意志要素为核心要素并以危害结果的实际发生为最终成立要件的犯罪形态。

三、甲某某的行为应认定为故意杀人

犯罪嫌疑人甲某某作为汽车驾驶司机，应当能够意识到汽车在行驶过程中拖行他人会造成严重后果，然而犯罪嫌疑人甲某某仍然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在与被害人发生争吵后开车前行导致被害人丁某某当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