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小康”（共9篇）
篇1：我看“小康”
我看“小康”
我，是零零后，一出生便处在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里，总以为世界原本就是这个样子，后来我看《百年追梦全面小康》后时，就常听爷爷讲以前的故事。
爷爷说，我们的国家以前贫穷弱小、备受欺侮，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的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现在的新中国，为了建设新中国他们没吃过饱饭，啃着树皮、草根，赶走了日本侵略者、翻雪山、走草地，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来得及看一眼电灯、没能看一眼高楼大厦„„我们今天的生活真是来之不易啊！
看完这本书后，我问爸爸：“什么叫小康？”爸爸想了想说：“衣食无忧，家庭生活比较宽裕。”我如释重负：“嗨，这就是小康？那咱们不是一直在‘小康’吗？”一旁的妈妈笑了起来：“孩子，‘小康’不是一个人的小康，是大家的小康。是能感受到的、大家共同拥有的小康。”妈妈看我似懂非懂的样子，说：“不信，待会妈妈送你上学时，你来看看。”
坐上妈妈的电瓶车，开始了我的“小康之旅”。马路两旁是一片的榕树。记得小时候，我家就在那潮湿的宿舍楼里，老鼠和蟑螂
时不时来溜门留宿。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大家都住上了套间，干净舒服多了！我突然灵光闪现：对啊，这就是妈妈说的，大家的小康啊！
“孩子，扶好了，妈妈要拐弯了。”在林阴道上慢跑的叔叔，看起来很满意早晨的清新空气；一些操着羽毛球拍互相“炒豆子”的阿姨
们，一边打球一边笑嘻嘻地交谈。看着他们快乐的笑脸，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小康了——让大家共同快乐、感到幸福。
“到了孩子。”妈妈的电瓶车停在学校的门口。我开心地朝着校门飞奔，突然我脑中又浮出一个问题，连忙刹住脚步，回头问妈妈：“妈，小康是怎么来的？”妈妈回答：“小康是大家共同建设出来的。”我又有点不明白了：“怎么建？像建大楼一样吗？”妈妈爽朗地大笑起来：“差不多吧。爸爸和妈妈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为更多的人服务；各行各业的人一起努力，就会把小康这栋大楼建好、建的更漂亮。”我豁然开朗，在早晨温暖的阳光里冲妈妈挥挥手：“我也会建设小康——当一名健康成长、文明又快乐的小学生！”
篇2：我看“小康”
之前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内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八大开幕式当天胡锦涛总书记的提出的口号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这十年，我国经济社会较快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几个重要指标。
A.国内生产总值：2011年GDP47.3万亿，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十分之一，从十年前的世界第六升至第二，不仅总量大了，人均也多了（先把蛋糕做大，每个人能分到的量才能更多）。2011年人均35181元，十年前只有四分之一。B.国家财力：2011年我国财政103874.1亿元，比2002年增加了4.5倍。C.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十年前不到三千亿美元，到2011年已突破三万亿美元，连续六年世界第一。
国家财力雄厚了，百姓的生活自然越来越好了，这十年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十年，我国城乡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2011年城镇人口数量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从2002年到2011年，我国新增加的就业人数超过一亿人。这十年，我国构建了全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络。
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三步走 1981——1990年：GNP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贫困到温饱）
1991年——20世纪末：GNP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温饱到总体小康）
2001——20世纪中叶：人均GN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新三步走
2001——2010年：GNP翻一番，人民生活更加宽裕。2010——2020：经济更加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20——20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并不是越快越好，还要注重可持续（能源、资源有限），同时要注重保护环境，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关注弱势群体，注意缩小收入差距。也就是我们说的科学发展观。
（1）总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五个统筹
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农民增收（消费），农民工不需要背井离乡到处打工（春运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统筹区域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边疆民族问题能够有效解决。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精神文明、社会文明，构建和谐的居住环境，社会保障体系健全。
④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⑤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注重环境保护
二、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 1.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2.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总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五个统筹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④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⑤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2）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A.三大产业的划分 B.优化产业结构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A.发挥区域比较优势 B.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3.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1）资源节约型社会
生产上的集约（提高效益——低投入高产出）A.节约土地和水资源的农业生产体系 B.解约能源和原材料的工业生产体系 消费上的节省（2）环境友好型社会
要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一时的经济增长,绝不能以牺牲绿水青山为代价换取所谓的“金山银山”,绝不能以影响未来的发展为代价谋取当期增长和眼前利益,绝不能以破坏人与自然关系为代价获得表面繁荣。要加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立法保障,强化经济杠杆作用,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要坚持不懈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改善民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没有民生的持续改善,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没有意义。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时刻把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要求,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当期可承受、长远可持续,坚持把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与完善制度安排相结合,切实增强针对性、实效性、可持续性,努力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让广大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抓好民生领域的工作,要突出重点难点。要进一步抓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扶贫开发这个重大民生工程。抓住国家推动秦巴山区、武陵山区连片扶贫开发的机遇,创新扶贫工作体制机制,加大对贫困地区资金、项目等扶持,不断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逐步实现脱贫致富。大力整治空气、水、噪声、土壤等方面的突出环境问题,为广大群众创造良好生活环境。特别要高度重视食品药品安全,让广大群众吃得更放心。认真贯彻国家房地产调控措施,搞好以公租房为重点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更好地满足居民住房需求。高度重视教育公平,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均衡发展。就业是民生之本,社会保障是社会安全网,要进一步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
要立足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全面深化各项改革。重庆要在改革方面步子迈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我们要充分用好重庆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个平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建设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等各方面改革,先行先试深化重点领域改革,通过改革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发展方式转变、民生改善、政府职能转变和工作作风转变。要重点围绕城乡规划、城乡要素交换、城乡资源配置、城乡基础设施、城乡公共服务和城乡社会管理等“六个统筹”,着力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推动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进一步完善直辖市管理体制,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推进机构改革和加强政府管理制度建设,进一步简政放权,提升行政效能,努力把政府职能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加快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扩权强县改革,向区县放权,给区县让利,让区县搞活。进一步完善重庆两江新区管理体制,为重庆两江新区开发开放提供良好体制保障。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总之,要通过改革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环境。要着力优化开放环境,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开放的广度和力度,决定着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进度和程度。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方式转变、促产业结构调整。要着眼于广泛集聚国内外先进生产要素,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开放环境,推进开放模式创新,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要大力推进重庆两江新区开发开放,推动形成以重庆两江新区为龙头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要加快两个保税区建设,进一步完善“渝新欧”国际物流铁路大通道,加快建设内陆口岸高地。要坚持引资、引技、引智相结合,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要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对外投资与对外贸易相促进,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发展。要坚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并重,大力加强区域合作,积极推动成渝城市群发展,实现与周边省市的互利共赢。要加强法治建设和社会建设,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这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要坚持法治重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市、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加强科学立法,严格行政执法,维护公正司法,引导全民守法,充分发挥法治在全市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要坚决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与尊严,更加注重法制宣传教育,更加注重提高政府和全社会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更加注重提高依法办事能力,更加注重依法表达诉求、依法维护合法权益、依法解决矛盾纠纷。切实重视立法的科学性、针对性、系统性,切实重视法律的有效实施,切实重视法律的引导、推动和规范保障作用,全面推进全市各项工作的法治化。要切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强化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及时回应社会和群众关切,着力推进权力运行公开透明,努力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大力加强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改进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加强社区建设,建立健全维护群众权益机制、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等,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深入推进平安建设,切实维护稳定、和谐、安宁的社会局面。
篇3：我看ECFA
看看过去几年的变化
20世纪末, 全球主要贸易大国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运作之下, 开始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 其中在纺织业最重大的事件, 就是从1995年到2004年的10年间依据《纺织品及成衣协定》 (ATC) 逐步取消实行了30多年的纺织品配额管制。自2005年1月1目开始, 全球纺织品贸易除了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大陆纺织品的进口还有配额管制以外, 其他都回归自由贸易, 而欧盟和美国对中国大陆的配额管制也在2007年底和2008年底分别结束。
到21世纪, 为了更进一步彻底实现贸易自由化, WTO会员试图通过谈判把全球贸易障碍降到最低。2001年11月, WTO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第四次部长级会议, 针对扩大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诸多措施展开谈判。这个谈判被称为“多哈发展议程”, 又称“多哈回合谈判”, 谈判的内容包含农业、非农产品市场进入、服务、知识产权、规则、争端解决、贸易与环境以及贸易与发展等8个领域。其中, 和岛内工商业发展关系最密切的就是非农产品市场进入, 也就是工业产品关税减让, 更白话一点的说法, 就是各会员针对如何削减各国 (地区) 间工业产品的关税进行谈判。
台湾当局为了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 让业者在国际贸易舞台不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经过多年的努力, 终于在2002年1月1日起, 以“台湾、澎湖、金门暨马祖个别关税领域”的名称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 (WTO) 第144个会员, 纳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和全球其他会员一起平起平坐, 除了尽会员的义务外, 更重要的是可以享受会员之间的优惠措施, 不致因为政治因素受到歧视。
近几年台湾纺织业面对的国际贸易情势变化
由于台湾的关税比一般国家和地区低很多, 以纺织品来看, 纤维原料的关税1.5%, 纱线4%, 布类7.5%～10%, 成衣1 2.5%, 相较于中国大陆纤维原料的关税5%, 纱线5%, 布类10%, 成衣最少16%, 以及美国或欧盟动辄20%～30%的关税, 台湾纺织品在国际竞争上已经居于劣势。台湾加入WT0后, 原本可以通过多哈回合关税减让谈判, 和其他会员国一起享受低关税好处。但是, 这个谈判由于众多发展中国家及低度发达国家的众多意见, 始终没能达成协议。
要通过WTO这个“大俱乐部”享受降关税的如意算盘没有着落, 等不及的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取而代之的策略便是用“区域贸易协定” (RTA) 或“自由贸易协定” (FTA) 来达到相同的效果。在协定签约国和地区之间互相减少或免除货品的关税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 其他还有很多, RTA或FTA简单说就是邀集亲朋好友或左邻右舍“搞小圈子”, 互相示好。截至2008年底, 全球各国和地区向WTO申报的RTA或FTA已经有421个, 其中规模最大的如欧盟的关税同盟 (EU)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东盟自由贸易协定 (AFTA) 等。
台湾在国际上的身份地位特殊, 只能和与台湾有“建交”的中美洲五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是, 这五个国家与台湾的贸易量占台湾总贸易量不到0.02%, 这样的自由贸易协定可说“有名无实”。而台湾近邻的东盟, 经过这几年的运作, 由六国而成十国, 最近又加入中国大陆, 一般人惯称“东盟加一”, 将来又会发展成“东盟加二” (再加韩国) 、“东盟加三” (再加日本) 及“东盟加六” (再加印度、澳大利亚及新西兰) 。为何会如此发展, 因为结盟有好处, 才吸引中国大陆、日本及韩国的兴趣。反观台湾, 有实力的贸易伙伴 (例如欧、美、日、韩等) 要和台湾结盟都要顾忌中国大陆的态度。以前台湾虽然曾经计划与新加坡谈签署FTA, 借以跨入东盟门槛, 但后来还是落空。所以一般国家与台湾签FTA可能性, 可说是微乎其微。
ECFA与台湾的利害关系
台湾地处东亚, 靠近中国大陆和东盟, 而且这两个地方又是台湾纺织品最大的市场。东盟既然不可能, 唯一的机会即是先和中国大陆签ECFA, 台湾在日后的国际贸易上才能有存活机会, 否则只有被边缘化、孤立化而萎缩于蕞尔小岛之上。
ECFA和岛内产业的关系涵盖范围很广, 例如纺织业、电子业、化工业, 机械业等等, 每种行业又有上、中、下游, 签署ECFA后可能对某产业好, 对某产业不好, 或对某产业的上游好, 而下游会吃亏等等, 可说非常复杂, 众人议论纷纷, 莫衷一是。当局对产业的政策, 好象父母对待家里众多小孩一样, 有的小孩学习能力强, 成绩好, 父母当然会特别栽培;对于能力比较差的孩子, 还是会特别给予鼓励和照顾, “手心手背都是肉”嘛。但是, 小孩终究要成人, 父母也不可能照顾一辈子, 所以每一个小孩都要学习自立。企业的经营也一样要加强研发, 提高竞争力或转变业务型态, 以应对世界的变局, 如此才是业者和从业人员之福, 光靠保护毕竟非长久之计。
台湾为什么一定要加入国际社会?先前的说明已经很清楚, 但我举一个简单的比喻, 运动场上有三堆人在玩游戏, 一堆在欧洲, 一堆在美洲, 一堆在亚洲;亚洲有十个小孩在玩耍, 玩得很高兴, 旁边有三个大小孩想加入玩, 另有一个小孩在旁不得其门而入。这三个小孩中有位身高体壮的说:小老弟, 只要你认我当大哥, 我就带你进去玩, 你要不要?如不进去, 就永远在外面发呆;进去后, 虽玩球输人家, 但可以玩跳绳;跳绳可能输人家, 但可以改玩捉迷藏等等。如果不好玩, 人家不会兴致勃勃地想加入, 你如不进去玩, 就只能在外面干瞪眼。欧洲、美洲虽很好玩, 但隔那么远, 况且人家也不欢迎你。复杂的经济问题, 我们用简单的比喻就好, 看台湾要加入区域经济呢?还是只做岛内生意?
恐惧何来?
统计资料显示, 中国大陆和东盟在2002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逐年削减关税后, 除了纤维以外, 其出口东盟的纺织成衣产品在2005—2007年都保持高度增长 (22%～58%) 。2008年因受国际金融海啸影响, 出口旧东盟六国金额下滑6%, 但出口新东盟四国仍然维持31%高增长。另一方面, 2005—2008年中国大陆从旧东盟六国进口纺织成衣产品除2006年小幅下滑3%外, 其他年度也维持小幅增长 (2%～5%) , 但同期间自新东盟四国进口则持续大幅增长至2008年的80%。这样的贸易增长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两方面的就业机会增加, 人民生活改善。
东盟的纺织业水准比中国大陆高吗?没有!台湾的纺织业强过东盟一大截, 比中国大陆也强很多, 怎么可能会惧怕与大陆相互开放竞争?有学者提出“核心边陲”理论, 怕台湾若签了ECFA, 会加速人才、资金、技术流失到中国大陆去。难道日本、韩国和其他的原东盟十国都不怕?相反的, 如果台湾产业无法持续发展, 就业机会减少, 人才及资金无发挥空间, 更会大量流走。
也有人举例, 2008年台湾上市上柜公司汇往中国大陆522亿元 (新台币) , 台商大量投资中国大陆, 吸引台湾的资金和管理人才到大陆去。但反过来想, 台湾为何不敢开放门户, 吸引他们大陆的资金和人才来台湾发展呢?所以, 我想目前台湾有些人的心态是汇钱去了也怕, 怕“资匪”;那为何让他们的资金汇过来也怕呢?他来资我不是很好吗?“锁国”政策的失败, 历史上斑斑可考, 只看近代史上满清的过分盲目自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和目前的北韩, 自立国以来都实行锁国, 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 结局如何?大家都看得到。
篇4：我看“南来作家”
什么叫“南来作家”？最简单直接的理解，是从大陆到香港来的作家，但也有问题。香港文学史专家、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卢玮銮教授曾有专文讨论，她大概的意思是只限于南来后又北返的作家(《“南来作家”浅说》，《香港故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这有一定的道理。长期在香港留住下来的，最后只能算是香港作家，这便牵涉到为“香港作家”下定义的问题。为免却这麻烦，这里只会集中讨论一批在两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抗战爆发以后以及国共内战期间——南下到香港的成名作家。
显然，香港能够在这两个不寻常的历史时刻扮演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是因为它的独特政治身份：在前者而言，香港在中国大陆全面抗战开始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仍然幸免于战火的洗礼，相对于大陆的沦陷地区来说，香港仍算是一片净土；后者方面，由于香港大体上较能够容忍不同的政见，左翼作家可以在这里进行反国民党的宣传，对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结果，三十年代中叶之后到四十年代末，共有超过二百位知名的大陆文化人来港，其中包括很多早已成名、且名气非常大的作家，如茅盾、夏衍、戴望舒、萧红、端木蕻良等，他们都在香港办杂志、编刊物，从事创作、组织活动。更多的是在香港作短暂停留，很快便转到内地其他还没有沦陷的地区去，其中包括郭沫若、巴金、萧乾、阳翰笙、林语堂等重要作家。
毫无疑问，这么多重要作家一起云集香港的热闹情况，真可说是空前绝后，因此，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大陆学者所编写出版的几种《香港文学史》(包括：谢常青《香港文学简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年六月]、潘亚暾、汪义生《香港文学概观》[厦门：鹭江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王剑丛《香港文学史》[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及王剑丛《二十世纪香港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三月]。)里，它成为大书特书的对象，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有几个重要观点，似乎有深入梳理的必要。
众所周知，大量作家南来，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抗战或内战期间，不少作家暂时失去了活动的空间，无法发挥他们原来的作用，以至需要跑到英国殖民地来。说得直率一点，他们实际上是托庇于英国殖民地的统治，又或是利用殖民地相对来说较宽松的言论空间，来推行他们的政治日程。在本质上来说，这跟三十年代不少上海左翼作家为了逃避国民党的拘捕而躲入租界的做法完全相同，却跟香港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诚然，这些大陆作家和文化人的确非常活跃，他们在香港的一些活动，也确实对部分香港作家有积极的影响，不过，相较于这些人的其他活动来说，他们对香港本土文学作家的帮助，只占极小的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他们在香港从事文学和文化活动，主要是为了要继续他们在原来地区的文学和文化活动。他们所主编的报章和杂志，很多都是从大陆沦陷区迁来复刊的，如《申报》、《立报》、《大公报》等。即使要在香港建立一个新的文化中心，他们的着眼点也不在香港。萨空了曾说过要在香港建立起一个比上海更辉煌的文化中心，但文章的最后一句是：“为了祖国，全在港的同胞，速起来为建设这新的文化中心而努力吧！”(《立报》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第四版)重点是“为了祖国”。当然，在全国一致抗敌的时候，香港以其特殊的政治环境，被视作为抗日基地，团结和收容各地而来的作家和文化人，策动宣传活动，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却不能说这些人为香港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不是他们原来的意图。因此，我们见到很多作家和文化人都只在香港逗留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往往属于过境性质，即使在香港时间较长的，在香港沦陷后便马上离开，原因在于香港已失去了充当抗日基地的功用。
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些南来作家在香港所写的作品。不能否认，不少中国作家在留港期间创作了一些很重要的文学作品，以在香港逝世的萧红为例，她在香港创作了《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两部极其出色的小说。另外如茅盾的《腐蚀》、郭沫若的《洪波曲》、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以至戴望舒的诗集《灾难的岁月》等，即使不是这些作家的代表作，也是他们最重要的作品，它们在香港发表和出版，无疑使香港的文坛增加了光采。
可是，它们算得上是香港文学吗？
其实，只要细读一下上列的作品，便可以确定它们并不属于香港文学，除了创作地点是在香港外，它们根本没有什么地方能跟香港扯上丝毫关系。以萧红为例，《呼兰河传》是她回忆童年生活的自传性小说，写的是她在中国东北的故乡呼兰河小城的风貌，表现了一种强烈的故乡思绪，而《马伯乐》第一及第二部分别写了马伯乐在抗战前夕从青岛逃到上海以及由上海辗转抵达汉口的故事，香港并没有在这些作品里占任何位置。此外，茅盾的《腐蚀》以重庆为背景，写的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内幕；郭沫若的《洪波曲》是自传体，写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后的经历；而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则以菲律宾为背景，就是戴望舒的几首在香港日军营狱中所写的诗，心中只有“永恒的中国”“这广大的土地”。试问：香港在那里？
我们无意低贬这些作家和作品的价值，可是，在这情形下，纵然我们多么愿意，但也实在没有办法将这些作品称为香港文学——即使用最广义的定义来作界定。事实上，翻开所有现代中国文学史，不论是在大陆或香港出版的，都从没有任何一部著作会把《呼兰河传》、《马伯乐》、《洪波曲》、《南洋淘金记》等作品称为香港文学，它们都只会给归入在个别作家的讨论章节里，与这位作家的其他作品一并讨论，而这位作家的贡献和成就，是由他(她)所有作品整合而成的，这些贡献与成就，是指他(她)对整个现代中国文学的贡献和成就，跟香港文学无关。
当然，要为香港文学和香港作家下定义，有一定的困难，更有所谓广义和狭义的分别，这里不打算纠缠于一些细节，但必须弄清楚一个很基本而简单的概念，就是一些人在香港逗留了一段短时间，写出了一些作品，或是参加或主办了一些活动，并不能因而说他们是香港作家，创作了香港文学。有谁会说萧红、茅盾、郭沫若、司马文森以至戴望舒是香港作家？我们只可以说他们是南来作家，在香港居留过一段时间，写过和发表过某些作品，这些作品可能是非常出色的，对香港作家产生了一些影响(其实，这些影响并不一定需要他们在香港写作品才能产生出来的，否则，香港作家便不可能从那些从没有来过香港的现代作家的作品中吸取养料)，他们也许发起和参加过一些活动，令香港文坛显得较活跃，但却不能说因为他们的种种文学活动，香港文学被推上一个新的高潮，他们可能确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推到另一发展阶段(例如抗战文学)，但却与香港文学发展无关。
相反来说，在大量成名作家南下后，香港文学本身的发展，在某一程度上说，其实是受到了牵制，或甚至是窒碍的。香港的一位评论家黄康显便提出过质问：大量作家南来，“香港的作家，是否直接受惠呢？”他三番四次指出，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间，香港文学开始有真正的发展，不过，只可惜这只是昙花一现，香港的青年作家，在一九三七年以后，仍很难抬起头来，而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为止，香港的重要文艺期刊，都是由大陆南来的作家所主持，发表的主要是他们的作品，例如由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被誉为“香港历年来水平最高，作家阵容最雄厚的一份文学期刊”，但六十七位撰述人中，只有一位刘火子是香港作家；茅盾主编的《笔谈》，香港作家“根本就是不见踪影”，而“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的理事及候补理事中，也不见有香港作家。(黄康显：《香港文学的发展与评价》)正如另一位香港文学批评家黄维梁所说：“大批的大陆作家南下，本地作者在文潮中顿然失色，甚至‘消失’了。”因此，当这些作家陆续北返后，“香港文坛又处于真空状态”。
至于国共内战期间的另一次作家南来潮，也是政治形势变化的结果。有人认为：香港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与中国革命、中国新文学运动息息相关；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香港文学对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作出了应有的奉献，所以应予整理，弘扬光大。(谢常青：《香港新文学简史》)当然，这也不无道理，因为那些南来的左翼作家，确是利用港英政府较开放的一面——对不同言论的容忍，来从事政治宣传：“宣传抗日救亡大义，传播民主革命真理，唤起民众，团结抗日，支援解放战争”。可是，即使我们同意这是事实，但也不能说是香港作家或香港文学对中国革命而作出的“贡献”，那还是从大陆来香港的中国作家的功劳，香港文学或香港的作家，实在不敢掠美。
篇5：我看奥运作文
以我所见奥运会就是在体育上一个最高的盛会，自公元前在古希腊神殿前燃烧起的奥运圣火直到今天．就是这圣火，经历了多少战争与黑暗，依然纯洁，就是这圣火，每每燃起，让人久久不能自己，喜泪盈眶；就是这圣火，让多少人上下求索，梦寐以求．
奥林匹克运动所真正倡导的是＂团结．友谊．进步＂．我小姨给我讲奥运其实也是一种国际交流，奥运是集体合作的产物．奥运本身就是一个大集体，各国参赛选手参与奥运，代表的是一个国家，而绝不是一个个体：没有合作，协同的意思只能是一盘散沙．我们小学生，在学校关心集体，积极参与集体活动体现的也正是一种奥运意识．
篇6：我看大海作文
翻越无数的山峰，
踏过无尽的浪花；
经历了千辛万苦，
尝遍了酸甜苦辣，
我，来到大海与白云之间。
再大的风雨，
都无法使我后退。
大海的美丽，
使人们陶醉，
大海的壮丽，
让人们沉醉。
无论是谁，
都会被大海的壮丽吸引；
无论是谁，
都会爱上大海的美丽。
大海的风浪，
如同我来时翻越的高耸的山峰，
在这里，我依然要拼搏，
我要在海洋的`怀抱中与狂风巨浪拼搏。
我看到了大海，
看到海燕向着夕阳飞翔，
夕阳照耀着我，
我的周围，
满是被映得火红的海水，
满是被映得火红的沙滩。
在看似无边的人生中，
一切酸甜苦辣，
都是值得的。
为了这一天，
我所付出的努力，
都是值得的。
篇7：我看烦恼散文
偶尔，我们会怀念某些似乎永远刻在心底的人和事，且不管是带给我们伤痛或者幸福欢乐的，总会在心情低落也或是情绪高涨时突然就侵入我们的思维，就那么念念不忘的强加在心头。而最可悲的是我们通常最容易想起的，常常是带给我们刻骨铭心伤痛的人和事，所以多数怀念和回忆留下的是烦恼，且久久挥之不去。
我常喜欢和上了年纪人聊天，我常常把老人们一句很平常的话琢磨好几天，其实也不是说所有老人都是哲人，而是走过了这么多风风雨雨，对往日恩怨。成败得失。那种磨砺后的豁达和平淡淡，坦坦然对待的心境真的是就在一句平常话里轻松的阐释了，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更没有力拔山兮的豪迈气概，就那么在笑谈间给了我们需要几十年才有幸明白或是理解的.人生哲理，还也是最实实在在的。
篇8：我看“鹦鹉课堂”
一、新授课允许“插言”, 课堂会精彩纷呈
1.启发诱导, 服务于课堂
学生在参与课堂学习时, 有时由于思维的深度不够, 不能理解课文中那些看似矛盾又却在情理之中的地方, 因此产生了疑问便会向老师突然发问。如在教《船长》一课时, 我正要分析哈尔威这个人物, 突然有一个学生问:“老师, 课文中说哈尔威随着轮船一起沉入了深渊, 作为船长他肯定会游泳, 完全可以逃生的, 可他为什么选择死亡?”我乍听一愣, 但转念一想:这不正是反映哈尔威忠于职守、舍己为人的品质吗?想到这, 我便回答道:“这里初看还好像真有点毛病, 但请同学们想一想, 课文中哈尔威是什么人?”“是船长。”“对于一船之长来说, 他的职责是什么, 他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思索片刻, 一个学生说:“他的职责就是让他的乘客安全, 他生命的意义就是与他的船共存亡。”这样, 把学生的“插嘴”用来服务于课堂, 既解决了学生的“疑”, 也没有影响课堂教学, 既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 又使得所有学生的思维得以发展, 促进了教学效果。
2.用其“疑”答其“问”
小学生由于逻辑思维能力发展不够, 他们在思考问题时, 思维常会进入“死角”而不能自拔, 这时他们便会在课堂中不时的“插嘴”, 如听了一位同事教学《揠苗助长》时, 当时正总结全文, 忽然有一个学生问道:“老师, 我发现这篇课文有问题。课文中那个种田人的儿子已经那么大了, 那个种田人又种田那么多年了, 难道他不知道禾苗不是拔高就能长高的吗?他怎么会揠苗助长呢?”上课的老师一楞, 我们听课的老师也一惊, 一点也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无论是从寓言的内容, 还是寓言所寄托的寓意都难以答得清。只见上课老师冷静的思索了一下, 便利用学生的疑问反问道:“你这个问题还问得挺有道理, 不过你想一想, 这个人种了这么多年田, 连禾苗不是拔高就能长高的道理都不明白, 你们说这个人怎么样?”学生们纷纷说道:“这个人真笨。”“这个人不注意总结经验。”……“是啊, 正因为如此, 他才会揠苗助长, 大家可不要学他的样子哟。”然后又补充讲解了关于寓言方面的一些知识, 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寓言。我们不禁为这位老师的做法拍手叫好。他能通过问题让学生自己来解决疑惑。
3.巧妙转移, 引向课外
小学生由于受年龄的影响, 加之他们喜欢探求新奇, 在课堂学习中, 有时不能随教师的教学思路学习, 却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上去, 一旦发生思维障碍, 便会向老师提问。我们可以通过设悬念, 转移学生的注意, 引“疑”于课外的办法, 去融化“插嘴”, 这样, 就可以避免在课堂被“怪问”困扰。因为有时你越解释, 他会问得越多, 而且越问越怪, 叫你脱身不得, 这样必然会影响教学计划的完成。如在教《一本男孩子必读的书》一课时, 我正在叫学生读写鲁宾逊在孤岛上生活的句子时, 一个学生突然说道:“孤岛的周围都是海, 他怎么生存呢?”这一说, 立即引起了全班同学的共鸣, 教室一片叽叽喳喳声, 可我只是微微一笑:“同学们肯定很想知道, 可老师也不知道, 这样下课后我们一起想办法, 看谁最快找出答案。”学生都说:“好。”这样既保护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又不影响这一堂课重点内容的学习。最后学生在《鲁宾逊漂流记》中找到了答案。把“疑”从课堂教学引申到课外, 让学生课后去解释, 既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 又可以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二、复习课不允许“插言”, 提高课堂效率
复习课指的是依据记忆规律, 通过特定的课堂教学活动对学生已经建构的知识进行巩固、深化、扩展的课型。其主要任务是巩固所学知识并提高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是课堂教学过程中一种通过再现教学内容, 巩固和完善认知结构、强化基础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新课程下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教学模式。
思维活跃的学生对于知识掌握较好, 复习课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中等生, 是那些平时不积极表现自己的学生, 因此, 复习知识的课堂不应该允许学生“插言”。
在拜读一位美国优秀教师的教学心得《教育的55个细节》时,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课堂上, 当一个学生发言时, 我都会确保其他所有的同学转身看着他, 专心听他发言。我非常赞同。我想不管是同学的发言还是老师的讲解, 随意的插嘴, 对发言者是非常不尊重的, 同时你的插言, 会让其他的学生听不清说话人要表达的意思, 这对于中等生的学习是不利的。此外课堂的时间是有限的, 而很多时候孩子所插嘴的内容往往是他个人的想法, 这些想法是否值得全班进行讨论呢?其实就我教学中遇到的, 大部分问题都没有讨论的必要, 随意插嘴会引起课堂教学的混乱, 浪费课堂时间。也许对于这一个孩子来说, 偶尔插一句话也许并没什么大碍, 但对于其它孩子来说, 无疑是个浪费时间的过程, 有时还会打断连贯的思维, 引起注意力分散。
篇9：我看名人出书
讨论者：熊明泽，武汉市江夏区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国家二级作家(副高)。
张爱国：《江南都市报》编辑、记者。
周梅夫：江苏太仓市利泰纺织厂职工。
主持人：近年来出版业掀起了一股名人出书热，尤其是演艺界名人出书，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国内不少报刊及电视传媒，都对此作过介绍和评析，我们曾就这个问题向读者征稿，下面是几位读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竞相出书为哪般
主持人：写文章一般来说都是“有的放矢”的，要么阐明一个道理，要么抒发一种情感，要么抨击某种现象。那么写书也不可能是毫无目的的，而从目前的明星名人出书情况来看，出书的目的、心态似乎各不相同。
熊明泽：名人出书当然是有目的的，大到一个国家的总统，小到黎民百姓，出书的目的都不一样。西方某大国一名人要竞选总统，据介绍他曾两次骑车出访“红灯区”。第一次全身穿得脏兮兮，喝得醉醺醺，在门前大喊：“美女们，跟我走吧，往后就不会出卖肉体了。”喊了半天，只出来几个女的，朝他吐唾沫。后来他化妆成一名大亨再去，情况完全相反了。几次“微服”出访，对这位名人研究女性问题以及国家诸多社会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竞选之前，他接连出了几本书，把自己的施政纲领、人生观、爱情观等公之于众，后来他真的竞选当上了总统。
张爱国：有人认为，名人出书是冲着钱来的，是沽名钓利。名人借助自己在某方面的名望，大力推销自己的传记。
主持人：名利问题不管作者是否有意去追求，书出版后都会随之而来。所以谈到这个问题，关键在于个人怎样去看待。
张爱国：对此，我认为应该就利言利。“利”若与其“本”相应相符，则应认同它。以“名”为“本”，获取合法的利润，读者与作者各得其乐；若“利”与“本”相背离，即名人确实有名，但“名”并非著书立说之名，虚以诓世，则当坚决反对，不必因为他是某方面的“名人”而轻饶，这样可以抵制侥幸者投机。
周梅夫：谈到名利问题，有人认为名人是为名利出书，也足可以理解的。有一点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当前有个怪现象，一旦某个名人出了本好书，不到一月各地盗版书便会铺天盖地出现在小书店和书摊上。这样的盗版书，往往错别字满天飞。于是流言四起，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名人为了钱而不顾书的质量，仓促上稿，这样从负面影响了名人的声誉。
主持人：名利足客观存在的，不仅书的作者多少包含名利思想，就出版社而言，也有这个因素。为什么出一本学术著作那么难，而名人明星的书却满天飞呢?出书除了名利观念，在一些已经很有名的名人中，出书是否还有别的目的呢?
熊明泽：应该还有，有人将出书当作爱情的粘合剂或催化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的这些名人传记、日记、自传等书籍，最早出书的恐怕要算刘晓庆了，虽然她的书不是什么传世之作，但确实洛阳纸贵。因为她的爱情故事读者渴望早一点读到。其后潘虹也有一书风行。眼下，倪萍的《日子》，在地摊上刮起一阵旋风。还有一些人也准备凑个热闹，准备推出自己的自传。……不管怎样，他们出书大都是为了爱情。
张爱国：有人认为，有的名人出书是掩饰浅薄、附庸风雅。因此，有几本书就曾被人斥之为“无聊之作”。
主持人：这种观点我认为过于偏激，如果是“无聊之作”，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去买呢?再说出版部门也不会让它出版。
众说纷纭话褒贬
主持人：现在搞市场经济，出版社在出书的时候肯定要考虑其经济效益。换句话说，明星名人的书之所以畅销，而且一本接一本，乃是因为它在读者中还拥有相当的市场。有相当的市场，起码说明这些书还是有某些可取之处。
周梅夫：自刘晓庆《我的路》问世后，不少名人陆续写了各种题材的著作，可谓琳琅满目。新近倪萍也撰写了《日子》，并亲自下去为广大读者签名，在姑苏城内引起轰动，盛况空前，据说其书首版55万册不到一个月即告售罄。我认为名人出书可喜可贺：一则繁荣文化园地，丰富群众精神食粮；二则使普通百姓对名人有进一步认识理解，沟通彼此的感情，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确实是一件大好事。
主持人：应邀主持这期“大众话题”后，我阅读了一下一些读者给《知识窗》的来稿。景德镇艺术瓷厂的一位读者认为，这些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真诚坦率，没有多少娇柔造作的雕琢和故弄玄虚的粉饰，而都是有感而发，是一种各具风格和就各自领域里的一种真诚的人生独白。”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书会受欢迎了。
张爱国：有人喜欢看这些书，是想了解名人明星的生活，这些人也可以说是“追星族”吧!除了这一点，有少量较好的作品如《岁月随想》在其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文化上的深厚素养，读来令人颇受启发、受益匪浅。报载王铁成的《我演周恩来》因为“不矫情”，而受到邓友梅、苏叔阳等作家的高度赞誉。
周梅夫：我也曾拜读过一些名人大作，刚刚打开扉页，确实“热血沸腾”。然而好景不长，没翻几页就很难再看下去。
熊明泽：一些作者因急功近利，写得仓促，编得心急，光顾赶潮流，来不及讲质量，出现了一些水货。
周梅夫：纵观当今书刊，名人名作目不暇接。但真正有份量的、好看的却不怎么多，究其原因，错综复杂。个别名人天天忙应酬，急来抱佛脚地向人家“交货”，结果产量完成了，书的整体质量却下降了。
张爱国：有人认为，名人中有人哗众取宠。还有人为此不惜披露个人隐私，甚至房室秘事，以迎合低级趣味的读者，在这方面个别作品堪称登峰造极。
主持人：个人隐私、个人恩怨我也认为没有必要出书来“论战”，有精力的话写一些事业追求上的曲折经历，弘扬奋斗精神不是很好吗?
张爱国：哗众能引起注意，但未必能达到取宠的目的。用披露自身的弱點以达到某种目的，正如祥林嫂讲述阿毛的故事时，讲第一遍能赢得大家的眼泪和同情，此后的复述结果就不堪设想了。书能传盛名，也能扬丑名。倘若是作者真实地坦露自己成名成家奋斗之路，则纵然写作手法上有某些不足，也当宽和待之。因为我们之所以看名人传记之类，主要是欣赏他们成长历程和拼搏精神，因此不应该哗众取宠。
熊明泽：面对持续升温的名人出书热，业内人士以及文化层次较高的业外人士都作过褒贬，客观地看问题。应该因书因人而异。
热潮背后冷思考
主持人：北大中文系一位教授说，他从不看好《岁月随想》之后的有些名人传记。有不少人预言，名人出书热将会慢慢降温。
熊明泽：著名作家梁晓声认为，名人出书是一种纯粹到家的商业行为。名人出书热的持续升温，说明我们社会的一个商业时代到来。不过有三个因素应该注意：一是在这个商业时代，每个人发现自己身上存在着某几点商业价值，会充分地利用；二是名人不太可能成为专业作家，他们的写作不是职业性的而是一次性的，因而要把商业性的文章做足；三是对这类图书的读者，我们不应该有过高的要求，他们花钱买名人的书，如果能得到某种满足，那么这种阅读行为是很正常的。梁晓声认为名人出书热一阵后会凉下来的，读者一旦觉得“不过如此”，下次就不想掏腰包。
主持人：很多人都已认识到这一点，看来提高书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名人也好，出版界也好，对这个问题都应有个冷静的思考。
周梅夫：名人出书宜精不宜滥。名人的生活经历及写作水平毕竟也是有限的，出版部门、报刊编辑应充分谅解名人的苦衷，约稿应有计划地进行，宁可少一点，也要精一点。
熊明泽：有些名人的作品完全是“炒”出来的。通过炒作，往往会使书的发行量大增。我有一个作家朋友，他有一部长篇即将问世，想通过电视台现场直播春节文艺晚会的机会作宣传，因为他是特邀嘉宾，所以托我和节目主持人联系，利用电视节日主持人请他上台那一瞬间，介绍这部小说的名字和故事梗概。结果书出版后，在省新华书店门口等他签字买书的人排成老长老长，签不赢了，他便刻了一枚印章，盖一下走一个，一上午卖了五六千册书。
主持人：人为炒作，确实使一些本来并不怎么样的名人之书很快升温。这种炒作方式值不值得效仿?我看也值得商榷。不过作为报刊、电台、电视台这些传媒机构，应该严把质量关，不能见名人的作品就吹捧。这样既蒙骗了读者，也影响了自己的信誉。
张爱国：再者，“名人”的范围应该扩大。名人出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应该包括各条战线上的名人。现在似乎只局限于演艺圈。名人有演艺界名人，有体育界名人，还应该有政界、商界名人。国家正处于转轨换型之际，英才辈出，各个领域的名人都可以给他们出书立传。通过大量的名人介绍自己的成长历程，为人们树立楷模，为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