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体育思想

梁启超的体育思想（精选8篇）

篇1：梁启超的体育思想

梁启超关于法家思想的讨论

一、法家对“法”的理解及学说构成

在梁启超看来，“法家”作为一个学派崛起很晚，而且在学理上兼收儒、道、墨三家学说：“法家成为一有系统之学派，为时甚晚。盖自慎到、尹文子、韩非以后。然法治主义，则起原甚早，管仲子产时确已萌芽，其学理上之根据，则儒道墨三家皆各有一部分为先导。”从法理学角度上看，先秦诸家的“法”纯属“自然法则”意义上的法，法的本源在“天之道与民之故”。“以自然法为标准以示人行为之模范也。”所以法家所讲的“法”也以此为根本观念。管子说：“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义也，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谓之象；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君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也有从法的观念中进行分类的论述，如尹文子说“法有四呈：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衡是也。”上述都是法家对法的理解，梁启超断言，法家所讲的法主要是以尹文子所说的第一、二、四种为“体”，而以第三种为“用”，这是狭义的法。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这些论述表明法家所讲的“法”主要是以成文法的形式公布出来并以国家制裁力作为后盾的法律形式。

法家由“儒道墨三家之未流嬗变汇合而成”，这是梁启超对法家学派思想源流的认识。首先，法家接受了儒家的正名定份的理论。儒家讲正名定分，名份的具体化，势必用礼数来加以区分，荀子所讲的“礼、法之大分也”，“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都是这个意思。荀子的学说与法家言论最为接近，韩非子就是作为荀子的弟子而成为“法家大师”的，这就是法家与儒家的渊源关系。其次，法家吸收了道家的自然法理念。道家言“我无为而民自正”，那么“民”怎么才能“正”呢？道家认为自有“自然法”才能使之“正”，自然法不可见，于是进一步要求用“人为法”来体现。道家后学用法治来证“无为”大义，就是这一观念的自然发展。在梁启超看来，墨家以“尚同”为教义，务使达到“壹同天下之义”，其最终目的是要把人类同铸一型，就是要把“一人一义十人十义”变为“一义”。尹文子说“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讲得都是这个意思，尚同论的结果必然导致“归本于任法”。

把法家作为一个学派进行概念和源流的探讨，梁启超具有开创性，自他把管子列为法家先驱，管仲成为法家名单上必不可少的人物，把吴起列为法家，后世对此遂成定论。而且梁启超所主张的法家是融汇了儒、道、墨诸家学说而形成的这一观点对后来学者也很有启发。显然法家作为一个学派与儒家有很大区别，有学者认为在战国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儒者”、“墨者”、“辩者”这种可以适用于学者群体的称谓，但却找不到“法者”或“道者”的用语。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李悝、商鞅、韩非等不能组成法家学派，老子、庄子等不能组成道家学派，而是因为儒者和墨者形成了群体，并有共同的师承关系。因此，法家作为一个学派很有自己的特点：其一，不以师承关系为联结纽带；其二，不是职业称号；其三，不是正在作什么的群体，而是以往持什么主张的群体。有的学者认为，划分法家学派有四个基本标准，就是以法家的治术类别相区分，凡是主张“法治”的就是法家，从法律思想史层面讲，法家思想包括：第一，法治思想；第二，与论述法治有关的或服务于法治的关于法律的认识；第三，与法治有关并用来说明法治合理性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第四，与上述思想的产生发展有密切联系的其他思想观念，如规范观念、守信观念等。

二、主张“法治”是法家学派的本质

强调法家主张的法治主义与“术治主义”、“势治主义”有根本区别，这是梁启超所反复强调的。他一反传统普遍认为法、术、势三位一体，是法家学说本质的观点，认为“法”与“术”在当时就是相反的名词，因为法家学派代表人物韩非子、尹文子都认为“法”与“术”具有本质上的不同：韩非子说“术也者，主之所以执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尹文子说“法不足以治则用术”，并且对“术”定义为“术者，人君之所以密用，群下不可妄窥”。所以术治主义的作用在于神秘主义，与“编著诸图籍布之于百姓”公开而划一的“法”，在性质上完全不同。所以申不害主张的所谓“治术”，并为战国时纵横家所乐道的“阴谋”，与法家所强调的“法”根本不同。在梁启超看来，法家主张的核心内容即是“奉公法，废私术”、“任法而不任智”、“由是观之，术盖为法家所最恶，而法家所倡道者实于好作聪明之君主最不便，此所以商鞅吴起，虽能致国于盛强而身终为谬也。”

术治主义是人治主义的一种类型，势治主义在反对人治主义这点上与法治派相同，当时主张势治主义的慎子认为，象尧那样贤明的君主，他若作为一个普通人，连三个人也管理不了；象桀那样的人成为天子，就能乱天下，所以人所处的地位和权势最为重要，决定一切，而贤智没有权势作后盾什么作用也起不到，不足以令人羡慕。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则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权势具有中性地位，看什么人用它。贤良之人用权势可以使天下大治，不肖之徒用权势就会使天下大乱。然而世上的人贤良者少而不肖者众，如果单单听命于“势治”，那么就会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因为“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对此，梁启超认为韩非子对“法”与“势”的区别讲得最为透彻，即“势治者正专制行为，而法治则专制之反面也。势治者自然的惰性之产物，法治则人为的努力所创造，故彼非人所得设，而此则人所得设也，是法与势之异也”。法家不仅反对暴君用术恃势，而且连明主的勤民任智也反对，所以法家在根本态度上就不主张人治主义。在这里，梁启超与某些学者所强调的法家主干涉，凭借政府权威，把“势”与“治”混为一谈的观点完全不同。

梁启超觉得尹文子对“人治观念”与“法治观念”根本不同之处论述得最为透彻，尹文子说：“田子（田骈）读书，曰：尧时太平。宋子（宋骈）曰：圣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侧，越次而答曰：圣法之治以致此，非圣人之治也。宋子曰：圣人与圣法何以异？彭蒙曰：子之乱名甚以矣。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人治”是独治，法治是众治。梁启超通过列举大量法家的言论认为，法家对“人治”的攻击最为猛烈，概括出主要观点即是，人治是最不可靠的，所以不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尽管政权无论何时总要有人把持。人治必须靠贤人政治，但往往难遇贤人治国，于是政权就会落入不肖之徒手中，导致天下大乱，国家危亡。那么唯有“法治”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依靠法治，中等人才就可以治理国家，就可以使“顽嚚聋瞽与察慧聪智者同其治”。“人治”必须以得明主为前提，否则难以治天下，既使得明主也难以成立，因为“圣主当阳”全属天幸，偶然的事实不能作为学理的标准，学理的标准必须以具有必然性的事物为基础。由此可知法家与儒家在立脚点上根本不同，“儒家尊人的标准，故以圣人喻规矩；法家尊物的标准，故以法喻规矩。其意谓非无贤人之为患，即有贤人，亦不足贵也。”在梁启超看来，法家不仅反对“人治”，还反对“尚贤”。法家认为以“尚贤”为治，就会奖励人的“饰伪”心理，因为在人治背景下，君主皇帝金口玉牙，一言定乾坤，一语祸天下，臣子为获功名利禄就不得不投机钻营，揣摩君主的心思，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以君主的好恶为好恶，从而将丧失一切客观公正的标准，于是将会出现“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恶者不知所以恶”的结果。总之，将一切主观的标准舍弃，专凭客观的标准的“一人心”，即“以物为法”是法家所主张的关节点，所以梁启超总结道：“彼宗以为欲使道家无私无欲之理论现于实际，舍任法未由。故法家实际以道家之人生观为其人生观，太史公以老庄申韩合传，殆有见乎此也。”

篇2：梁启超的体育思想

19梁启超新民说的提出,实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之起点;作此结论,一方面是因为他以会通中西的治学方针,冲破中国旧学经、史、子、集的学术体系,而在西方新学的学科结构中开创中国人的新学术,同时更因为他将中国放入20世纪民族矛盾的格局中,完整地提出了民族民主主义运动的历史性任务,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纵观任公一生的学术活动,他既主张学术自由,也主张学术必须为社会的现实运动服务,这两者的关系成了纠缠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死结”;而就其学术思想的内容来说,他在政治上信仰民主主义,经济上信仰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领域则信仰融合了西方进化论和儒、墨、道、佛诸家的新自由主义,在此自由主义中人文主义因素又重于科学的因素.这种驳杂而富有生机的思想不仅导致了他本人在政治运动中屡屡失败,同时又受到20世纪中国各主要政治派别的批判.不过,历史却让这双推开了新世纪学术之门的手以其隐密的方式“骚扰”着批判者的心灵,而直至今日,向着21世纪前进的政治家仍在咀嚼着他的思想果实.这或许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最为隐密、最为复杂的发展线索.而稳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梁启超精神成果的继承者.

作 者：蒋广学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编审,210093刊 名：江苏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JIANGSU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4)分类号：关键词：新民说 政治与学术的关系 民主主义 社会主义 新自由主义 20世纪中国思想史

篇3：梁启超的体育思想

一、梁启超体育法学思想的内涵分析

1. 平等体育。

在体育发展上，梁启超非常推崇“全面发展”的思想。在梁启超看来，体育与智育、德育位置同等重要。不仅在教育上，梁启超提倡平等，在性别要求上，梁启超更是推崇平等。“三从四德”、“人颜兮似玉”、“腰肢如柳条”、“三寸金莲，缓缓娜步”等封建礼教是强加在封建女子身上的枷锁，妇女屈从男权，身份卑微。正是这些畸形的礼教要求致使中国女子的体质日渐懦弱，以至于“光阴日消磨于悲伤”中了。为了使深受压迫的封建女子能平等地参加体育活动，推进女子体育振兴和发展，梁启超提出“必智慧平等，然后能力可以平等，故开女智为第一义[1]”的口号，为妇女解放和争取女权摇旗呐喊。梁启超主张倡女学，认为妇女有了知识，便可就业，各能自养，便可以使国强民富。在《倡设女学堂》一文中他指出:“圣人之教，男女平等”。他曾起草过一份《女学堂试办略章》主张“招收8至15岁良家闺秀40名，功课中文、西文各半……。”此外他还开了创建第一所女学堂的先河，1897年冬，经元善在上海创办了第一所女学堂，把“体操’‘作为女子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梁启超“兴办女学”的思想和实践促进了中国妇女的觉醒，为近代女子参加体育活动，创造了必要的思想前提。

2. 尚武强国的军国民教育。

梁启超认识到刚健的意志品质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即使拥有智慧和道德, 也不足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他观察到古代斯巴达以及近代的德国都把尚武精神看成是一种国家自立自强的重要因素。而实际上尚武精神来自于实用的国家军事及国防需要, 梁启超认为可以依靠军事活动或体育来培养民族伦理素质尚武精神。因而他推崇“尚武”精神，“尚武者国民之元气, 国家所侍以成立, 而文明所以赖以维持者也”，“苟无尚武之国民, 虽有文明, 虽有智识, 虽有众民, 虽有广土, 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2]”。其实梁启超力推尚武精神目的有三：一是在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激发民族之热诚，鼓荡民族之勇气；二是树立民族自信心，改变国民畏首畏尾的精神状态；三是要练就强健的体魄，培育坚韧不拔。总之，梁启超希望通过尚武精神来促使中国人要克服奴性，发扬斗争精神，敢于同列强抗争，从而使当时的中国能做到自强、自立。

梁启超还以尚武强国的爱国思想为出发点提倡的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想，该思想也被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接受，并通过梁启超的宣传教育改变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比如蔡元培、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党人则直接利用“军国民教育”培养革命武装力量。这就促进了一代青年的觉醒，同时也促进了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一些先进的西方体育因此传入我国，促使旧有体育教育内容得到改革，推进近代体育在学校的确立和发展，推动了体育专门学校的建立。我国教育制度在体系构成上有了进一步的改革。

3. 体育教育以培育“新民”为目标。

梁启超认同社会的主体是人，社会变革、社会进步的实现程度与国民素质的高低紧密相关, 国民性决定着民族的前途和国家的面貌的观点。得出结论:“欲维新吾国, 当先维新吾民。”梁启超认为“教育之意义, 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 使结团体, 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 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云也。”[3]42体育教育要培育一种新型的国民，改变清朝政府下积贫积弱的国民素质局面，树立一个全新的东方强国形象，通过体育达到培育“新民”的目标。他主张的“新民”是自由独立的，没有奴性，敢于竞争，爱国利群，有毅力，有尚武精神，富于冒险进取精神的一代新人。他认为“中国以弱闻于天下，柔儒之病，深入膏亡[4]”，若“不速拔文弱之恶根，一雪不武之积耻”，那么在世界舞台上将无我们的立锥之地。我们必须强健体魄，改变中国“重文轻武”传统弊端。利用体育自身特有的教育因素对学生进行体育精神培养，才是体育教育功能的根本所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梁启超为体育教育树立了一个全新的目标。

梁启超不仅仅强调从身体上也强调从精神上培养“新民”，而培育的途径之一就是体育，换句话说，他为体育教育设立了一个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目标，即培育“新民”。由此可见，梁启超对近代法学史、体育史上的思想启蒙起着重要的作用，为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及近代学校体育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4. 批判主静克动。

中国喜静恶动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而梁启超运用自然科学的思想观察到世界是发展变化的，万事万物互相吸引形成世界，皆为动力的结果。他认为大自然的规律都是固定的，不可违抗的。他以当时的社会现实为例来说明违反大自然规律的后果，“当今中国，政治不通，道德不达，人的智体堵塞，国势日弱一日，积弊深重，都是喜静不动。”[5]182在梁启超看来，法必须大变特变，一反常规，国家要大动，动到天翻地覆才好。个人也要动，因为动可以强身，强身有保国之功效。他甚至说，“悲夫!彼西人之哀我，中国之亡于静也”，“无动也，皆天下最可耻之事也。”[6]150梁启超对主静克动的批判，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一片轩然大波，推动了中国由静转动的局面。

二、梁启超体育思想对体育法学影响的积极意义

梁启超体育思想中涉及的关于保障公民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诸如参加各种体育锻炼、竞赛的权利；关于参观欣赏体育竞赛、表演的权利；关于接受体育教育、训练、辅导的权利；关于参加体育组织的权利，以及对体育工作提出建议和实施监督，进行体育教学、训练、科研等等方面思想精华历经100多年，留传下来成为当前研究体育法学发展的一笔宝贵财富[7]235。梁启超体育法学思想有效调动了当时社会国民参与体育事务的积极性，使公民的体育权利得到实现。梁启超所提出的关于体育教育，体育科学技术，体育组织，学校体育，军队体育，社会体育的等多方面的内容涉及我国体育的很多领域，为我国体育事业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材料，从而奠定了体育法学研究的坚实基础。

很遗憾的是，梁启超没有认识到，近代中国之所以遭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压迫，根本原因在于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懦怯，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并勾结帝国主义者镇压人民的结果，在于国家制度的落后，而绝对不是由于中国人民身体上的软弱。中国人民有能力有信心推翻旧的社会格局，创建新的制度、新的社会，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各国之林与梁启超先生提倡推崇的体育法学思想有着重要的联系，它启发国民的思想，开拓国民视野，是中国体育法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三、梁启超体育思想对体育法学的发展影响

事实证明，在吸收了梁启超先生体育思想的基础上，新时期新阶段我国体育法学思想的研究有了重大的发展，其主要表现为：

1. 女子平等参加体育活动思想为当前中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目前女子体育在体育竞赛中也占据着半壁江山，并且女子体育的规则愈发规范化。推崇尚武强国的军国民体育教育思想让体育与政治融合度大大提高，对体育法学的研究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梁启超对我国和国际体育法制经验与趋势的总结和揭示，为新时期加强体育法制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借鉴。不仅如此，体育法制建设的也不断向前推进，体育管理不断由人治向法治转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到其他许多体育法规的制定以及一些重大体育法律问题的处理，都伴随于体育法学研究的理论支持与服务。

2. 梁启超先生受西方先进体育思想感染，力主宣传普及体育法律知识，确保体育教育的不断发展。建国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非常关心学校体育与健康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特别下文件保障学生体育课程和课外体育活动时间，举办形式各样的群众性体育活动, 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竞争意识和坚强毅力。这些素质的培养成为当代学校体育探索素质教育观下的体育素质的一个重要标准。

3. 梁启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对体育现象进行分析探索和综合研究，提出各种体育法学思想，成为当代中国体育法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渊源。此外，梁启超还研究出很多新的法律科学和体育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法律科学和体育科学的整体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当前国家体育法学不断丰富，法律科学和体育科学的学科体系不断完善，法律科学和体育科学呈现繁荣与发展的态势。

梁启超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思想文化成果对当前中国社会的体育法学有着深刻的启示和研究价值，有利于提高法学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因而我们要根本上转变观念，吸收本民族优秀人物的思想资源和精神遗产，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光荣目标。可以说，若要重新塑立中华五千年灿烂的体育法学文化，就不能绕过梁启超和他的时代留给我们的诸多思考和启迪。

参考文献

[1]薛其林.梁启超新民说的逻辑起点及其现代价值[J].唐都学刊, 1998 (14-1) .

[2]律海涛.梁启超新民思想与当代体育教育[J].南民族大学学报 (社科) , 2005 (26-12) .

[3]卢昌亚.大学体育[M].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

[4]俞荣根.论梁启超的法治思想[J].孔子研究, 1996 (1) .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M].中华书局.1989.

[6]李华兴.梁启超选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篇4：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述论

关键词:梁启超;教育思想;新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K256.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6—0167—03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面对国势衰落、民族危亡的形势,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梁启超,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主张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并且较早地设计出融合中西教育内容的近代学制,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同时,梁启超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各个方面呈现出“趋变求新”与“新民教育”的特色。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一、教育救国、教育兴国

梁启超生活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他带着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强烈责任感去研究中外民族兴衰史,他发现国家兴亡与民众素质高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他提出了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主张。他多次指出:“夫教育为立国之根本”,“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1] 在《学校总论》中,他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 [2] 并且认为,“中国之强弱由于教之未善……亡之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2] 梁启超把“育人才”、“开学校”和“变科举”都看做是“开民智”即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主要手段,认为它们是实行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所以,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他就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2] 这实质就是把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培养大批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又必须依靠发展资本主义教育;要建立资本主义教育制度首先就必须反对和改革封建主义的、培养封建官僚后备军的科举制度。梁启超认为这是变法图强的必由之路。总之,在梁启超看来,只有变法,改科举,兴学校,育人才,才能开民智,使国家富强,摆脱民族危机。

二、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兴学校、建立近代教育制度

梁启超是一名举人,本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同时也遭受过科举制度的磨难,对科举制度的陋习和烦琐的程式有着深刻的感受,亦深刻认识到科举制度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他指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蔽皆由此。”[2] 因此,他极力主张变革科举,说:“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2] 同时,他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他列举八股取士的危害,他说:“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 [3],因此选取的人,于“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 [3],甚至官至公卿高位,“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3] 因此,他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向光绪帝建议“将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试,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3] 梁启超不仅要求改革科举,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即“合科举于学校”;“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4] 这些主张无一不反映了梁启超废除科举、改革封建教育体制的主張。在不久之后的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这虽不是梁启超个人的行为,但他改革科举制度中作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科举制的废除在很大程度上扫除了近代教育发展的障碍,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近代的教育制度是与近代的学校教育密切相关的,因此,许多近代学者都高度重视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的领袖人物,他也十分重视学校教育。他倡导在全国范围设立完整的各级各类学校,并提出一系列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设想。梁启超是较早设计出中国近代学制的教育家,他认为中国欲求富强,根本之途必须从实行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入手。因此,他在《教育政策私议》中,他模仿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状况设计了一个国民教育制度体系。他拟定了《教育期区分表》,指出不同年龄阶段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特点,诸如知、意、情、身体、自观力等方面,以此作为划分教育阶段的标准。他所制订的教育制度,可以认为是梁启超独立研究西方教育制度的结果,也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根据年龄特点制订的教育制度。

同时,在梁启超“开学校”的教育主张中,他特别重视“政治学院”、“师范学校”和“女子学堂”的开设,它显示了一个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教育改革家的真知灼见。他认为要变法改革,只培养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有一支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有才干的、懂得政治法律的、会管理国家行政的专门队伍,中国的变法图强才能成功。因此,他反对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主张“政学为主义,艺学为附庸”,建议中国应效法欧美和日本尽速设立“政治学院”借以培养变法人才。他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就指出: “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中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因此,他在《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中主张,中国应效法日本,“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言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2] 梁启超的上述设想和建议不仅在当时是切合时宜的、有见地的,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为了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必须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师资。梁启超曾有 “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 [2] 的感慨,为此,梁启超极力提倡师范教育,并把它当作是“群学之基”即各类学校的基础,并且说:“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 [2] 在他设计的《教育制度表》里就包括有从“寻常师范学校”到 “高等师范学校”,直到“师范大学”的比较完整的师范教育系统。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专门撰写的《论师范》一文,专门论述师范教育问题。可见,他对师范教育的重视。梁启超视师范教育为学校教育的“母机”,这个教育观点不仅是宝贵的,而且表现了他对发展教育事业必须抓住关键环节,具有深远的眼光。

女子教育是近代教育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的影响。女子教育的问题一直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顽症。梁启超作为近代维新派的代表、改良主义的先躯,主张男女平等,提倡女子教育,也是梁启超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他认为“男女平权,美国所盛;女学布接,日本以强。” [5] 他批判了封建主义的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腐朽教育观点,并斥责这种观点乃“实祸天下之道”。 梁启超把女子能否接受教育的问题提高到关系国家兴亡盛衰的高度上,认为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指出“欲强国必由女学”“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6] 。中国兴女学,已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同时他明确的指出:“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6],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因此,他要求中国的有志之士“复前代之遗规,采泰西之美制”[11] 大力兴办女学。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梁启超以其超凡的气力提出男女平权提倡女子教育思想,可谓是我国教育思想中绽开的一支奇葩,馨香四溢。当然他的关于妇女教育思想中也残存着封建主义的东西,但这不能否定梁启超关于女子教育思想的进步性。

三、“趋变求新”的教育理论与“新民教育”的教育实践

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他处在社会大变革时代,受新旧两代思想的影响,一生都在新旧之间摇摆、调和,表现出双重性格的复杂性。虽然思想有过反复,但在总体上是激进的,是“趋变求新”的。在“教育救国”方面,他始终认为国家富强的根基在于文化教育,并且进一步认为教育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关键和根本。他认为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只有进行教育改革才能救中国,传统八股取士制度必须得到改变,同时还必须向西方学习建立一套国民教育制度体系,以为国家的救亡图存提供大量的各类型人才。

梁启超在教育理论方面是激进的,是“趋变求新”的,而在他具体教育实践中,主要就是他的“新民教育”。 他在《论新民》一文中对“新民”的解释是: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曰,淬历其所本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缺一,时乃无功。”[7]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造就国民”培养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民”。 他认为中国之弱在“人才乏绝”,而“欲振中国,在人才”。但人才必须是“新民”,“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思想、新精神。

从梁启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新民”,不应墨守固有传统文化的成规,而应对固有文化加磨砺扬弃,从中出新;不应一味全盘照搬外国的东西,而以其补足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没有的内容,从中求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提高中华民族的基本素质乃是实现中国近代化、使中华得以振兴的前提和基础。

梁啟超的教育言论丰富而广泛,绝非短短数千言、寥寥几个条目所能包含的,本文以上述三个层面阐对其教育思想进行了阐述,意在说明梁启超在近代教育转型时期所起的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从教育实践上看,梁启超或许无法与张謇、蔡元培、陶行知相比,但他在近代教育制度的开创和教育理论的建立方面,可谓先行一步,独领风骚。尤其是梁启超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新国民的教育目标,(下转184页)(上接168页)从而把晚清教育改革提高到普及国民教育的高度上,贡献极大,影响深远,亦非他人可比。正如现代学者所誉:“梁启超堪称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8]。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2.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9-106.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27.

[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923.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

[7]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221.

篇5：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读书笔记

张立方华东师大政治学系

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一反“西方的冲击”这一研究模式存在的偏颇，强调了中国文化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所具有的活力。作者通过对1890—1907年过渡时代梁启超思想的研究，详细考察了中西思想在很多领域内的相互影响，勾画出它们在梁启超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指出梁启超塑造的一代新民，与现实中国之间的联系要比五四“新青年”更具代表性。

一、注重从中国内部出发的研究方法

本书摒弃了“冲击——回应”和“传统——近代”研究模式，主张应重视中国内部的发展，建议学者们研究19世纪的中国思想时，最好采用马克斯·韦伯的“设想参与”的研究方法，把自己放在当时儒家文人学士的地位。作者指出，在自1840年中西接触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西方对中国思想的冲击是有限的，西学在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立刻引起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应，西学与中学产生革命性的接触，那是戊戌维新运动开始之后的事情。

因此，作者把梁启超的思想放在中国思想这个大背景中来进行研究，他在序言中强调：“儒家更不用说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决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在本书第一章“思想背景”中，作者对汉学和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桐城派和经世致用学派在晚清的发展作了详尽的分析。陆王心学是对程朱理学的反动，认为“心”是万物的本源，为了达到道德修养和获得知识，人们应该求助于自己的思想，或者说是“内省”，而不是像程朱理学那样求助于外部世界来确立修身的方向，正如朱子所说的读书是穷理的最好办法，“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陆王心学到晚明时达到高潮，但随着明朝的灭亡，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出现了反对这种“唯心主义倾向”的思想。在许多儒家学者看来，陆王学派的方法有过分抽象地空谈良知的危险倾向，他们呼吁提倡“实学”，即对儒家经典文献进行“经验主义”研究，形成了考据学派。当然提倡实学与清政府文化政策所造成的压力有关。当19世纪初清王朝面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时，经世致用的思潮开始兴起，宋学的社会政治意识也不断增强。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思想的变化既是学术思想内在演变的结果，也是外在环境影响下产物，即艾尔曼所说的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和外在变迁”。作者在书中写道：“由晚清经世致用思想和反汉学运动的出现而导致的思想变化，对梁启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张灏并不赞成列文森将梁启超描写成一个文化革命者，说梁这一时期彻底摒弃了中国文化传统，只认同来自西方的价值观。作者指出：梁氏当时所说的“道德革命”与五四时期所说的不是同一个东西，他既不是全盘接受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也不是全盘接受西方的道德观，而是对两者的选择综合。梁启超把道德分为公德和私德两个方面，他主要侧重将来自西方文明的公德思想介绍到中国的思想界，但梁对传统私德的信仰在很多方面也是确信无疑的，至少在他看来，传统文化中那套有关养心和束性的方法，对培养新民的人格理想仍然是有用的。他还认为以“孝”为道德价值观核心的儒家家庭伦理是理所当然的。

梁启超为了自我批评和自我激励，曾求助于曾国藩的家书，他曾模仿曾国藩的做法，坚持写日记，对自己的言行每天进行省察和批评。从王阳明和曾国藩的家书中，梁引述出五个概念作为进行自我省察和自我批评的指导原则。第一个概念是用心控制外部世界的欲望和诱惑（克己）；第二个概念是确保愿望的真诚（诚意）；第三是强调严肃态度的首要性（主敬）；第四是使自己吃苦耐劳（习劳）；最后一个概念是培养有恒心的习惯（有恒）。

梁启超也反对将儒学奉为国教，并不是儒学毫无价值，而是出于宗教对现代国家和社会功用的实际考虑，担心它阻碍思想知识的传播和发展，挑起宗教战争，危害国家安全。总之，如同中国文化传统在梁看来是复杂多变一样，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也是复杂和多样化的，有时由真实的理智判断来决定，有时为一些说教的因素所支配，有时还不知不觉受他保留文化认同愿望的影响。

三、梁启超对西方自由主义认识上的偏差及原因

在西方，自由从根本上是个人的自由，他起源于个人对社会、对国家、对政府、对宗教等外在限制力量的反抗，个人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梁启超的自由主义观直接来源于西方，但由于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以及近代中国救亡压倒一切的现实语境的影响，西方自由思想在梁那里发生了巨大的歧变。梁始终没有抓住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个人主义，在他那里，个人自由让位于国家自由、民族自由。正如张灏在文中指出：梁没有认识到西方各个自由主义派别之间的区别，“梁从来没有清楚地领会英国自由主义的核心——保护主义，即国家的建立首先是为了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每个公民的权利。”

梁启超把自由主义引进中国，主要是为了矫正中国人具有的奴性，梁否定了中国人逆来顺受和退隐的人生观，但他没有责备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只是将道家作为病根。梁对自由主义的介绍主要是为了培养中国人的权力意识，摆脱那种消极依赖君上的指导和控制的思想。梁启超在《新民说》里偶尔也提到个人自由，但主要指的是精神上的自由，由于他的新儒学和佛学思想背景，他相信每个人具有双重的自我：肉体上的我和精神上的我。真正的我不是肉体，而是精神。当精神的我战胜了肉体的我，才获得了自由。

梁启超将自由主义价值观作为公德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他关注的焦点是“群”这一集体主义概念，他对群体凝聚力和国家统一的关注，不久便使他感到自然权利说的危险性。在《新民说》中，他站在集体自由的立场上，极力否定个人自由：“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

篇6：梁启超女权思想探析

梁启超女权思想探析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学者、思想家,其关于人权方面的.理论极为丰富.作为人权分支的女权思想也颇具特色,既包括了人权普适性的基本理论如: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内容,也包括为了实现女权从具体层面予以考察的不同视角:保护妇女健康,支持妇女接受教育,倡导女权运动,实现妇女解放.其思想别具一格,值得关注.

作 者：向仁富 Xiang Ren-fu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8;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广东,广州,510320 刊 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6(5) 分类号：B259.1 关键词：女权   自由   平等   健康权   受教育权   女权运动  

篇7：梁启超的体育思想

摘要：国语国文教育期是我国语文教育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也涌现了许多教育大家，他们的许多理论与思想在现今的语文教育上仍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那是百家争鸣的时期，他们的思想与理论也各有不同，本文就试着浅论梁启超与叶圣陶在写作教学思想上的异同。

关键词：梁启超叶圣陶写作教学

在国语国文教育期，不得不提到两位教育大家，梁启超与叶圣陶。虽然很多人对他们最关注的地方并不是他们在教育领域中的贡献，但实际上两人的语文教育思想至今还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价值，本文就主要从写作教学方面谈谈两人的教育思想有何异同。

两人对于写作教学都十分重视，著有很多文章阐述自己对写作教学的观点，经过总结分析，我得出以下结果，首先是两人在写作教学中相同的思想：

第一，两人都认为文章要讲求真情实感。梁启超在写作上主张“求真”，他说：“结构一篇妥当文章，有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该说的话—或要说的话不多不少照原样说出，令读者完全了解我的意思’”，这就是说，学生作文，要反映客观实际，要言之有物，让读者看得懂；不要说空话，写不切实际的文章、写别人读不懂的文章。[1] 而叶圣陶以“求诚”为核心的作文教学观也是为大家所熟知的，具体的要求就是“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也就是要求学生写文章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不要娇柔做作或乱编乱作。

第二，在作文命题方面，两人都认为教师出的题目要确切，要有范围，让学生有东西可写。梁启超认为“记载文最好是学生生历或耳闻目见的事迹、物件或地方。论辩文题须是一个切实的问题，最好是学生字节感到厉害，或是一个问题有两面理由容得彼此主张辩驳之余地者。[2] 虽然叶圣陶不太赞同命题作文，认为那“只是个不得已的办法”，但他还是希望命题能有生活性。教师在作文命题时如能贴近学生生活，让他们有话可说，有事可写，有感可发，就能激发他们表达的欲望，调动写作积极性。[4] 由此可见，两位大家都认为命题的最高标准就是让学生有话可说，有事可写。

而两人在写作教学上不同的观点我则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写作文目的的不同。从《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来看，梁启超主张作文要注意文章的功用，开明宗义地指出：“文章的作用，在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别人。[3] 而叶圣

陶则认为“练习作文是为了一辈子学习的需要，工作的需要，生活的需要，并不是为了应付升学考试，也不是为了当专业作家”。[4] 虽两人讲求的都是实用，但梁启超的实用是能把自己的思想如实地告诉别人，而叶圣陶则是指在平常生活中的实用，所以两者对于写作文的目的是明显不同的。

第二，评判好文章标准的不同。梁启超要求文章要注重文法，着眼于谋篇，讲究规矩。这包括了搜集材料、选择题材、确定中心、围绕中心安排文章层次、锤炼语言等内容。[2]只有符合这些规矩，才是一篇好文章。而叶圣陶评价学生作文好坏的依据则是“通而且好”，“通”即指字句通顺、行文流畅，而“好”的标准就是要“诚”，就是有什么写什么，写出自己的真实感情，这和梁启超首先讲求结构，字词为次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

第三，写文章的训练方法上的不同。梁启超主张命题作文不宜太多，每学期两三次便可，而且不一定要在课堂上完成，应给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去搜集材料。另外让学生们课外多写札记或随笔，这样才能慢慢提高写作的水平。叶圣陶则认为训练写作最基本的方式是记日记和笔记，平常应提倡让学生自由写作，而不是模仿名家或满分作文的写作方式。梁启超的训练方法注重写实，让学生观察后得出写作素材，而叶圣陶则希望学生能通过平常的练笔来慢慢提高写作水平。

第四，文章评改方式不同。梁启超认为“评改宜专就理法讲，词句修饰偶一为之”。[2] 也就是强调作文应当以结构为主，字词句的不当只是其中的小部分，另外，他还认为作文的评改应当由老师和学生一起讨论，先让学生对自己的文章进行点评，老师再点评他的对错。而叶圣陶则认为作文批改要给学生主动权，“教师应着重培养学生自己改的能力，只要教给

[5] 学生改作文的基本方法，教师只给些指导和指点，该怎么改让学生自己去考虑去决定。”这

里就充分体现了叶圣陶“教是为了不需要教”的核心教学观，要以学生为主体，老师只是在一旁加以帮助，这与梁启超由老师点评同学的对错的作文批改方式也是完全不同的。

梁启超与叶圣陶都是我国语文教育史上举足轻重的教育大家，他们的很多思想与理论现在还很值得我们借鉴与参考，如何把他们的东西有用地运用到现在的课堂上我们要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注释：

[1].梁启超作文教学思想探要 [J]，李嘉祥，江西教育科研，1996（03）

[2].梁启超语文教学思想初探 [J]，王华敏，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03）

[3].现代写作理论建设之先声——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管窥 [J]，孙永兰，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1）

[4].叶圣陶作文教学思想对个性化作文教学的启示 [J]，顾小兵，阅读与鉴赏（下旬），2010（09）

[5].学习叶圣陶作文教学思想的体会 [J]，刘福；滕光辉，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02）

参考资料：

中国语文教育史简编[M]，王松泉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梁启超作文教学法的几个特点[J]，陈世陔，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03）梁启超的作文教学思想[J]，程春梅；李儒大，文学教育（下），2007（1）

篇8：梁启超体育思想及其重大历史作用

一、梁启超体育言行概略

在年小之时,梁启超就非常喜欢爬山、游古庙,以及与兄弟姐妹做游戏等,表现出对体育活动的极大热情。在梁启超年幼期间,其祖父非常注重将文化知识传授给孙子辈们,并且还特别注重对孙子辈们进行户外体育教育。梁启超在万木草堂求学之时,万木草堂的教学管理者非常注重对学生开展体育、舞蹈、音乐等学科,并且将军事体操训练作为一门十分重要的课程进行安排。万木草堂的主政者康有为非常注重对学生开展体育教育,特别是非常注重军事体操的教学,专门设置了“干城科学长”带领同学们进行军事体操训练[1]64。梁启超在万木草堂学习期间,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对之后形成独具特色的体育思想产生了重大作用。

梁启超说,“身子坏了,人便活不成,或活得无趣”,对身体健康非常重视,转而对学校体育教育非常重视,其曾经为3—12岁的儿童拟定了功课表,建议儿童们在下午开始进行体操训练,并且要求在小学阶段要多开展学生体育活动,让学生在体育活动中锻炼,以增强体质。其在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职务期间,主张在具体实际的体育训练中养成体魄和胆力,锤炼学生的团结互助精神。同时,梁启超认为应该将体育教育活动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以强健国民身体,塑造民族气节,造就民族团结。19世纪初期我国面临内外困扰,梁启超提出以尚武精神增强民众体质。梁启超通过撰写《中国武士道》、《论尚武》等文章积极倡导尚武的精神,并且提出“军国民主义教育”的观点,也就是对国民开展军事训练以提高民众身体素质,尤其是强调对女子开展体育教育,因为女子还承担繁育后代的责任。梁启超在其所参与创办的《时务报》上发表题为《论女学》的文章,积极倡导女学,并且将女子体操作为女子体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我国女性学校的兴起和梁启超的大力倡导不无关系[2]91。

二、梁启超的“主动”体育观

“主动”体育观是梁启超体育思想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即认为只有通过活动才能表现出生命的存在,比如其所提出的“动则通,通则仁”等主张均体现出梁启超“主动”的体育观念。洋务运动时期,达尔文进化论传入到我国,并在1890年代被广泛传播,被当时思想较为开化的先进分子接受,成为一种人们观察和改造世界的基础性理论,这对梁启超也产生重要影响,在著书立说和教学的过程中的所有言行均以进化论作为前提,并成为其开展维新运动的哲学基础和总思路[3]75。进化论同样成为梁启超“主动”体育观形成的理论基础。梁启超认为“:人类为生存而活动,亦为活动而生存。”[4]145梁启超还概括说“:活动即生命。”

梁启超在其著作《变法通议》中说“变者,古今之公理也”,并指出,自然现象、世界生成、人类繁衍、社会历史等均处于变化发展之中,世界万事万物均处于变化运动的过程当中,变化是绝对的,而静止是相对的,变化给自然界和人类带来了生机活力,而事物如果缺乏运动变化就会逐渐消失、死寂。梁启超既从自然发展的视角,同时也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对“变”的客观性进行了证明,认为“变”是世界万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法则。梁启超的这些哲学思想,对其体育思想具有直接的影响。梁启超认为,就人的本身来看“,一日千变,而成生人[5]1。”因为中国太保守、太封闭了,只有中国形成“主动求变”的精神,才能保国、保种、保教。除此之外,梁启超在其“主动”体育观中还强调“动则通、通则仁”,提出大千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当中,并对中国人长期以来缺乏活力感到十分痛惜,积极倡导通过体育活动改善国人的身体素质。

三、梁启超的“尚武”体育观

梁启超提出的“尚武”体育观中,提出了“民力”的思想,认为要通过发展体育运动事业,逐步教育民众认识到加强体育锻炼的极端重要性,从而让社会民众主动加强体育锻炼,通过体育活动逐步养成尚武精神、进取精神,以此培养和发展“民力”。梁启超明确提出“尚武者国民之元气”,认为如果国民不尚武,也就是丧失了“元气”。在流亡日本时,梁启超对我国当时处于国弱、民力弱的状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一个民族要进步发展,必须养成尚武的习性。梁启超认为,要摒弃中国人传统的“野蛮人尚力、文明人尚智”的落后思想,只有形成尚武的精神才能让中华民族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基于如上认识,梁启超竭力主张,只有一个民族和国家具备了尚武的精神,才能实现民主团结、国家发展,与此同时,尚武也是支撑个人身心的力量源泉,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缺乏尚武的精神、健康的体魄,就无法行使自卫权,就会在世界上失去立足之地。在《中国之武士道》中亦大力倡导尚武精神,在其序言中说,有人评论说中华民族是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中国历史是“不武”的历史,在感觉对此言极为气愤的同时,也对此言实有不服。梁启超在其序言中进一步阐明其观点,认为“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认为尚武是中国国民的天性[6]17。对于我国国民从尚武的天性,逐步转化为那个时代的羸弱,梁启超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批判,继而批判当时我国重文而轻武的错误言行,并对我国为何逐步流失了尚武精神的原因进行探讨,提出“尚武精神为立国第一基础”,倡导国民具备坚强的心力、胆力、体力,倡导通过体育活动培养国人坚韧不屈之精神、健康强固之体魄,并主张在全民中开展军事体育教育活动,这实际上就是“军国民教育”的基础。

四、梁启超的体育教育观

梁启超在我国教育史上首次提出“德智体”并重发展的思想,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梁启超提出了尚武的精神,但是并未忽视和否定文化教育的作用,梁启超仅仅是摒弃了“重文轻武”的传统观念而已,恰恰相反,梁启超十分强调智慧在强兵富国当中的重要作用。梁启超在《斯巴达小志》这篇小文章中,对斯巴达的尚武盛赞不已,但是同时认为斯巴达虽然重视体力却轻视了智力,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缺陷。梁启超曾经说过“: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梁启超教育思想,梁启超成为“三育并重”的首位提出者、倡导者。早在1901年,梁启超在归纳“长兴学舍”的教育内容之时将其归纳成“德、智、体”三方面。梁启超制定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强调了体育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形成一整套体育教育思想主张。在具体的教育实践和其作为名人而到清华学校等地演讲之时,梁启超一方面要求青年人必须具备健全的体魄,同时也强调要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青年人的品质。梁启超倡导女子体育,并提出了发展女子体育的一系列主张。1896年,梁启超首先提出了发展女子教育的问题,这为女子体育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梁启超明确提出,女子体育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强弱盛衰。为了保证女子能够正常开展体育教学活动,梁启超提出了“戒缠足”的思想主张,对女子缠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此外,梁启超的体育教育观还体现在倡导儿童体育方面,积极推行儿童体育,以此实现儿童的全面发展。

五、梁启超体育思想的重大历史作用

作为近代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梁启超在具体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体育教育思想,对我国体育思想、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作用。梁启超同时是学校体育的积极倡导者,其体育思想对近代社会尤其是近代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在梁启超体育思想的影响下,康梁为首进行领导的维新运动将体育作为一种强种强国的手段,不仅注重发扬传统武术的健身功能,同时高度肯定西洋体操在提高军队战斗力和强健国民体魄中的重要作用,将盛行于西洋国家的体操引进我国的学校教育当中。梁启超高度重视体育教育,主张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促进学生的身体健康,强调学生德智体三者并重实现和谐全面发展,其所提倡的尚武精神和锻炼身体的思想,在学校体育教育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在《时务报》上于1896年发表的多篇文章,详细介绍了西洋体育,提出“办新学、习体操”的观点主张,由于《时务报》在当时拥有广泛的读者、具有深远的影响,人们对西洋体操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梁启超体育思想为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我国近代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体育思想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受梁启超体育思想的影响,清政府迫于国内外形势而颁行的《癸卯学制》中,将体育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学校科目而正式确立。

参考文献

[1]何叙.康有为的学校体育思想[J].体育科学,2004(3).

[2]郑登云.中国近代教育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李喜吾,元青.梁启超传[M].人民出版社,1993.

[4]梁启超.梁启超经典文存[M].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

[5]梁启超.梁启超文选[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