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通用8篇）

篇1：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申请人：河北省任丘市谢亚飞

一、申请人在本次事故中无责任

申请人2013年4月2日早晨约7时20分，在任丘市中华路与会战道交叉路口，骑电动三轮车由南向北正常行驶，行驶过右侧非机动车隔离带后，被骑电动自行车由西向东行驶闯红灯的人撞到电动三轮车左后方靠车尾处。事发后申请人及时报警，并及时拨打120送伤者去医院。伤者去医院后治疗无效死亡。申请人骑电动三轮车为非机动车，并且遵守交通规则，正常行驶，无任何违章行为，因此，申请人依法不应负交通事故任何责任！

二、死者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1、死者2013年4月2日早晨约7时20分由西向东行驶，东西方向的路上有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隔离带，死者骑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上违章行驶。

2、经过十字路口时未减速，而是加速闯红灯。

3、其电动车刹车已坏未修，遇到前方车辆时无法刹车减速，因此撞到由南向北正常行驶的电动三轮车左后方靠车尾处。送医院后治疗无效死亡。

4、死者未按规定行驶，违反交通规则，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全部原因。以上三点，死者有一项不违规，此次事故就可以完全避免，根本不会发生！因此死者应负该事故的全部责任。

事后死者亲属7人找到申请人家闹事，申请人及时拨打110并与任丘市交警大队联系，任丘市交警大队高定国说，先交给死者家属20000元，申请人出于对死者家属同情，从人道主义出发，交付给死者家属20000元，以作抚慰。

三、事发第五天任丘交警大队高定国说路口有电子监控，可以调出查看，但几天后又说没有，申请人在2013年5月6日突然接到法院的传票后才知道《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已下达，认定双方为同等责任，交警大队没有把《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申请人，使申请人失去行政复议的权利和机会。致使任丘市人民法院依据冀公交认字【2013】第5012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双方为同等责任。交警大队蒙蔽申请人，认定事实不清、认定责任严重失实。

四、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说申请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条（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的规定。请问：

1、我正常行驶，第五十七条一点没有违反，为什么让我承担同等责任？

2、请提供电子监控录像的证据。

3、请核查 申请人签字的图像资料相关证据。

交警大队办案人高定国、王瑞宝、万卫东、刘国利利用手中的权利，无端地把责任强加给申请人，歪曲事实，隐瞒真相，明显办案不公，请上级领导核查办案人高定国、王瑞宝、万卫东、刘国利渎职、滥用职权行为，追究相关责任。

篇2：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X公交认字(20XX)第311号

交通事故时间:20XX年9月XX日7时35分许 天气:晴

交通事故地点:XX路赵庄村口

当事人基本情况:

张X，男，37岁，身份证号:*******，北京市丰台区人，持A2型驾驶证驾驶京H*****号小轿车。车主:张X，住址:北京市*******。

李X，男，52岁，身份证号:*******，河北省XX市人，骑河北省A******号两轮电动自行车。

交通事故基本事实:

张X驾驶京H*****号小轿车沿XX路由南向北行驶至赵庄村口;后逢李X骑河北省A******号两轮电动自行车，沿XX路由南向北的非机动车道由北向南行驶至此处，李X在由东北方向向西南方向横穿道路的过程中，两车发生碰撞，造成李X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形成原因及当事人责任或者意外原因:

张X驾驶车辆上道路行驶时，未保持安全车速，是造成该事故的原因之一，具有同等过错。故违反《XX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之规定，张X负该事故同等责任。

李X骑两轮电动自行车在东北方向向西南方向横过道路的过程中，未确保安全，未按照正确的行驶路线下车推行，是造成该事故的另一重要原因，具有同等过错。故违反《XX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之规定，李X负该事故同等责任。

交通警察(签字):

篇3：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刘某是某铜业有限公司员工,2014年4月,刘某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铜业有限公司、刘某家属述称:2014年4月2日22时许,刘某在上班途中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往公司所在地行驶,在行驶中与道路右侧路旁树发生碰撞,造成刘某当场死亡及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铜业有限公司、刘某家属申请认定工伤。

经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核实,刘某于2013年3月被铜业有限公司聘用,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成立。2014年4月2日晚22时许,刘某因到单位上班,驾驶二轮摩托车到公司途中遭受道路交通意外事故死亡。2014年4月30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当事人刘某驾驶二轮摩托车往单位行驶时,与道路右侧行道树发生碰撞,造成刘某当场死亡及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调查取证并未发现第三方因素参与本次事故,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第三方因素参与。

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决定:刘某受到的交通事故意外伤害,因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未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未作出责任划分,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不符合认定条件,不予认定为工伤。

刘某家属不服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作出的认定决定,向一审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家属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本次认定交警部门仅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并未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但本次交通事故责任并非不能作出认定。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调查核实权。虽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工伤保险有关规定处理意见的函》(人社厅函〔2011〕339号)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均要求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以司法等有权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为依据,但其并未限制在没有上述法律文书的前提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认定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同样明确了在上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不明确的前提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事实进行相关认定,法院也应当就其作出的认定进行审查。交警部门经调查取证并未发现第三方因素参与本次事故,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第三方因素参与,结合刘某夜间驾驶摩托车撞到行道树这一事实,认定刘某承担本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的证据成立。其死亡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不应认定为工伤。

刘某家属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人民法院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经调查无其他相反证据的前提下,根据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等证据材料,以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对道路事故未作出责任划分为由,作出对刘某所受伤害不予认定为工伤的决定并无不当。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争议焦点

此类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当有关机关未对道路交通事故作出责任划分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如何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职工家属方认为:一是刘某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由于无法查清交通事故成因,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依法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份证明未作责任认定,因此公安机关并未认定刘某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仅排除了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和全部责任的受伤人可以享受工伤待遇的情形,并未限制在无法认定责任情形下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未认定责任的情形未排除在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之外。二是有权机关未进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是不合法的。

当地人社部门认为,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二条“《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应当以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的规定,工伤认定申请人应该向人社部门提供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应该提交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应当知道无道路交通管理部门责任划分的有效证明,将会自行承担不利后果。

案例评析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调查核实权。因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核实此次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单车交通事故,刘某驾驶的摩托车与道路右侧行道树发生碰撞。行道上的树是静止不动的物体,刘某驾驶的车辆是运动的,是人可控制的。事故中,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证明未发现第三方因素参与本次事故,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第三方因素参与。人社局调查收集的现有证据判断,刘某自身的过错是发生此次事故的全部原因,其应对本次事故负全部责任。

因此,本案中,在没有有权机关作出事故认定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以根据其收集的证据、调查核实的情况对交通事故的责任作出认定,并结合其他相关事实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篇4：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关键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证据；属性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交通肇事罪是以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为前置条件的，因此，事故责任的判定对交通肇事罪能否成立意义重大，而围绕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相关问题也就成为了法律适用中的难点。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證据属性，应将其认定为鉴定结论，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鉴定结论需要结合证据规则，即从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三方面进行审查核实。所以，经过实际的查证核实所制定的交通事故责任书，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所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与其证据属性二者形成紧密联系的。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明确规定，违反交通运输法规从而发生的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定罪处罚。在交通事故中，对事故责任划分及理解是认定交通肇事罪的重要依据，同样，在此过程中，责任事故判定对交通肇事罪的认定或者来说是成立与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制作主体是公安交警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的当事人有无违章行为按照交通法规来进行定位，并且对违章违规行为导致的事故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定性、定量评断时所形成的文书材料。

它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技术文书，其目的是分清事故责任，为依照交通法规和其它规定对肇事者作出正确恰当的处分，同时也为以后事故损害赔偿处理打下基础，提供依据，具有一定的证明力和证据属性。

一、是一种特殊的鉴定结果

1.交通事故责任书认定书不属于书证范畴，尽管都是通过书面记录的方式

因为通常来说书证在案件发生前已经制定，通过记载的内容和陈述的方式来反映和展示案件的事实情况，其并不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另外书证的制定通常是在诉讼案件形成之前。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在相关交通事故发生之后，通过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并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而比较及时的制定所产生的。二者时间上存在差异，所以不属于书证范畴。

2.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具有专业性和理论科学性

其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为主体，以交通法规为标准，对交通事故的当事人有无违章行为进行定位，以及对违章行为事故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定性、定量评断时所形成的文书材料，能够清楚的进行责任认定的同时，并且向被罚者提供一定的法律解释，提高其对自身违规行为的清楚认识和理解。另外来说其是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技术文书，以交通法规为标准，对于违法行为运用法律手段并通过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方式并且具有一定强制力来作保障来得以实施。所以，保证其专业性和理论性也是提高执法标准、推动执法顺利实施、保障社会稳定及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点。

二、对结果申请复议

由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制作主体是公安交警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的当事人有无违章行为按照交通法规来进行定位，并且对违章违规行为导致的事故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定性、定量评断时所形成的文书材料。因它涉及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当事人不服是否有权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是否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受理和审查，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界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通过本文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并非鉴定结论、将交通事故认定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必要性问题等，阐述对交通责任认定属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有责任也有权对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例如，生活中违规停车的情形也比较多，某些交警在执法过程中并没有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章第九十三条的规定的违规罚款相关情形规定缺乏合理的认识和理解。在某些情形下仍然向驾驶人开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比如对于驾驶人在现场且同意马上驶离以及在因采取不正确的方法拖车造成机动车损坏的情形下，驾驶人有权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向法院申请复议从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一方面有利于对公民自身合法权利的维护，另一方面也能够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提高执法水平。

三、法院选择性的采纳

交通肇事罪一直是常见多发的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明显突出。此罪的认定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一项证据具有重要的作用，法官应基于交通肇事罪基本理论，正确对待交通事故认定书，并且结合其他证据与具体案件情况对交通事故责任进行认定。然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据能否得到法院的采纳和相信，是需要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其进行有效的审核的，而不是不经审查则对其进行一贯的采纳。人民法院对于交警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进过审查后发现其不符合客观真是情况或者有违反相关规定的不予采纳。在当事人提出复议后，法院要求出具认定书的有关公安交警部门提供详细且客观的能够清楚反应情况的素材和证据，并且通过对实践案件的调查和研究，给予当事人一个合乎法律规定的答复。

篇5：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复核申请

申请人：

家庭地址：

身份证号：联系手机：

复核请求：

请求依法撤消公安交通警察支队号交通事故认定书。

事实与理由：

此致

公安局交警支队

申请人：

篇6：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申请人：

申请事项：

1、撤销佛公顺交认字（2009）第A000xx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2、认定由梁某某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

事实与理由：

一、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没有对发生交通事故时机动车的速度进行说明。

首先，不能排除梁某某超速行驶的可能性。《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没有指出事故发生时梁某某的驾驶速度，因而不能排除其超速驾驶的可能性。如果梁某某超速驾驶，则《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本次责任的划分就肯定是有问题的。

其次，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在经过没有红绿灯的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慢行，避让行人，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即在经过事发地时，梁某某应当减速慢行，在确定安全的情况下方可通过。

事故发生时小汽车撞击的是自行车侧面并非迎面撞击，因而撞击时的相对速度就是小汽车本身的行驶速度。依据事故现场来看，当时撞击的力量非常大，小汽车撞到自行车后巨大的力量将王某某掀起，使其身体撞上前挡风玻璃后弹开3、4米之远，足以证明当时小汽车 1

本身的速度就相当快，并没有减速。

在《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交警部门未说明事故发生时梁某某是否采取了减速措施，在撞击发生前是否有采取刹车措施，撞击时机动车的速度是多少。

二、从事故发生时的情况看，梁某某存在重大过错。

事故发生时，王某某驾驶自行车是由小汽车车行方向的右侧往左侧通过路口，并行至路中央附近。梁某某驾驶小汽车可以也应当来得及观察路面情况，避免事故的发生。

三、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未考虑事故发生时的天气情况。

事故发生时，天下大雨，天气恶劣，能见度低。梁某某作为驾驶员应当知晓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下驾驶机动车必须减速慢行以确保安全。交警部门在认定责任时应当考虑天气因素对驾驶者的影响。

四、交警部门未对梁某某进行酒精测试。

在《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交警部门说明当时是否对梁某某进行过酒精测试以及测试的结果，因此不能排除梁某某酒后驾驶的可能性。

五、该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违反了以人为本的原则。

《道路交通安全法》制定的一个立足点就是“以人为本”，在没有明显证据证明非机动一方存在重大过错的情况下，应当认定由机动车一方负全责。机动车经过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避让，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本次交通事故发生时，死者王某某驾驶自行车已行至人

行横道中间，梁某某如果驾驶时集中精神不可能不发现死者。如果不是梁某某驾驶机动车通过路口疏忽大意且速度太快，事故根本就不会发生至少不会造成王某某死亡的重大伤亡后果！因而将王某某过人行横道未推行自行车的行为与梁某某的行为作为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平等原因，进而认定梁某某、王某某各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是错误的，也是不公平的。

我们家属认为，由于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推卸了梁某某的责任，不但使其逃脱法律的制裁，也将使家属在承受巨大精神痛苦的同时再次蒙受重大经济损失。因为如果认定梁某某不负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则相应的就不能认定其可能触犯交通肇事罪，同时对死者家属的赔偿责任也大大减轻。这不但是对死者家属的不公平，也是对死者的极大不公平！

综上，佛公顺交认字（2009）第A000xx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故责任认定划分不当，望贵局对此复核并重新作出认定。

此致

佛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申请人：

篇7：事故责任认定书范本

交通事故当事方基本情况

XXXX，男，40岁，1971年3月生，山西省大同市XXXX人，身份证号：XXXXXXXXXXX，初领执照日期XXXX年XXXX月，准驾车型XXXX，档案编号XXXXXXX，肇事车型及牌号晋XXXXX豪泺牌重型半挂牵引车，托车为晋XXXXX挂杨嘉牌重型厢式半挂车，车主XXXXXX公司。

XXXX，男，XXX岁，1973年2月生，山西省大同市XXXX人，身份证号XXXXXXXXX，初领执照日期XXXX年XXX月，准驾车型C1，档案编号XXXX，肇事车型及牌号：晋XXXX6五菱小型普通客车，车主XXXX。

XXXX，男，37岁，1973年12月生，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老官寨乡东水波村人，身份证号XXXXXXXXX7，行人。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云冈分公司。

交通事故基本事实：

XXXXXX年XXXX月XXX日XXX时XXX分许，曹海驾驶晋XXXX和晋XXXX半挂车，沿109线由西向东行至高山镇入口处，将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云冈分公司网线挂断后，网线将由西向东在路口内停放的晋XXXX车碰撞，并将在路边说话的XXXX、XXXX两人碰伤，造成了晋XXXX、晋XXXX半挂车、晋XXXX车辆损坏，并造成XXXXXXXX两人受伤，并将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云冈分公司的网线及线杆损坏的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当事人违法行为、过错及责任：

曹海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前款： “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明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的过错行为是引起事故的原因。

晋XXXX车及XXXX、XXXX、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云冈分公司在事故中无过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五条：“(一)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之规定：

曹海负事故全部责任。

交通警察(签名或盖章)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印章)

20xx年x月x日

篇8：网约出租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一) 相关案例报道

新型出行方式“专车模式”在市场推广后一直备受关注与争议, 而对于专车运营平台 (以下简称“专车平台”) 的侵权责任的认定却未予明确。2016年7月28日, 交通部及其他几个部门共同发布了正式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1) (以下简称“《办法》”) 。随后, 交通部紧接着于2016年7月29日发布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 (征求意见稿) 》 (以下简称“《服务规范》”) 。其中《服务规范》的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专车运营平台需要对交通事故承担先行赔偿, 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乘客及驾驶员转移运输服务风险。

当然, 即使如此也不意味着厘清了专车运行交通事故中的侵权责任: (1) 交通部出台的仅是征求意见稿, 效力还不确定; (2) 即使“先行赔付”制度得到正式认定, 也不意味着专车运营平台承担了最终的不利后果, 因为先行赔付并不否认专车平台可能拥有的追偿权; (3) 交通部之规定只是部门规章, 其规定之合理性仍值得探讨, 对于侵权责任的探讨仍需从侵权法本身出发。同时, 现实中已经出现了许多专车交通事故案例, 法院判例也已经出现, 但法院之裁判也不一, 并未形成对于专车侵权责任的统一观点。 (2) 因此本文论证的便是专车运行模式中, 出现交通事故后侵权责任如何分配的问题。

(二) 文献综述

在学术类文章中, 尚没有专门对专车平台的侵权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章, 但是对于此问题的观点阐述则较为丰富, 例如, 有人认为如果是私家车作为专车使用, 那么对乘客十分不利:在发生车辆损失时, 乘客人作为车辆承租人应承担损失;在发生人身损失时, 乘客作为司机雇主亦应承担损失。照此, 乘客作为消费者将承担最大的不利益。 (3) 也有人通过保险制度揭示出私家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用于专车经营, 实际上增加了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 因而可能违背了保险法及保险条款、特别约定的规定, 最终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4) 然而, 此类文献论证性不足, 一部分还是针对具体案例讨论, 系统性不强而且数量较少, 没有做到类型化研究。

另一类文献则是关于“网络交易平台的侵权责任”问题研究, (5) 针对此类文献, 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 根据主要内容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概括性地讨论民事责任, 得出网络交易平台的主要义务 (例如保证网络交易平台正常运行、保证交易安全义务、制定和公示交易规则的义务、如实告知义务、保密义务、合理审查义务、信息监管义务、资料存储管理义务、信用管理义务等) , 但不说明具体承担何种责任;第二, 从归责原则角度出发, 笼统地得出适用过错原则或无过错原则;第三, 对于具体性、不同的交易平台讨论比较少, 其中只有对买卖类交易平台分析较多, 同时也涉及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分析, 但其他交易类型的交易平台讨论较少。

(三) 研究范围的确定

专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 根据不同的受害人, 可产生不同的请求权和法律效果: (1) 搭载专车的乘客受损害; (2) 进行专车服务的驾驶员受损害; (3) 交通事故致使专车乘客与驾驶员以外的第三人受损害。

乘客与第三人作为损害人时, 其侵权请求权的分析其实是一体的, 较为明显的区别是在于乘客与专车平台之间仍有合同关系, 故在请求权的选择上, 乘客较第三人多一层合同请求权的选择。驾驶员与专车平台的法律关系则需要分类讨论, 其法律关系是否使得专车平台承担雇主责任, 也会影响到第三人对侵权人的请求权。故在三个类别化的请求权分析中, 会重点分析第三人的侵权请求权。而在赔偿责任主体方面, 将重点关注专车平台公司在各类情形中是否承担责任及承担多大之责任。

二、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和请求权基础规范

(一) 责任主体

网络预约出租车 (专车) 是以传统出租车为原型, 在互联网模式下发展出来的新型出行方式, 因此预约出租车 (专车) 营运中交通事故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主体可参考借鉴传统出租车交通事故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主体的认定。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主体的判断标准, 一般来说学术界和实践中大致均以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的归属来认定责任主体, (6)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9条至第52条也体现了这一标准。其中, 运行支配是指事实上支配、管领机动车的运行, 运行利益是指因运行本身而生的利益。对于出租车交通事故, 也有学者依据此标准进行专门论述, (7) 例如文学容、郑太服认为应依据传统出租车不同的运营模式如挂靠、承包、出租等, 通过分析不同的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的归属来确定赔偿责任主体。

(二) 请求权基础规范

在我国, 受害人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的请求权基础主要规范在《侵权责任法》第46条至第53条, 其中, 第50条至第53条有关转让、拼装或报废汽车、盗抢、逃逸等情形非为一般交通事故的正常情形, 在此不予讨论。其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了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适用过错原则,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适用无过错原则, 以及机动车一方的免责事由。最后, 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对更多主体进行了规定, 以上均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可能提出的请求权基础。

三、乘客为受害人时的交通事故责任分析

(一) 专车平台与乘客的法律关系

1. 专车平台担任承运人角色

《办法》第16条明确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 应当保证运营安全, 保障乘客合法权益。”从此条也就可以得出, 专车平台与乘客之间的合同关系是客运合同。此前, 有观点称专车平台承担的是居间人的角色。 (8) 然而, 本文认为专车平台与乘客之间绝非居间合同关系。理由如下:专车平台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决定价格, 尤其是决定了对乘客的收费, 这与《合同法》中居间人承担的“提供交易机会”义务相差很大, 在传统的居间过程中, 决定合同的内容是双方当事人而非居间人。在专车服务交易中, 乘客最主要的义务就是支付费用, 而此费用由一个“居间人”决定, 于传统法理不合。而《办法》第20条则直接明确:“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合理确定网约车运价, 实行明码标价, 并向乘客提供相应的出租汽车发票。”由此, 可看出专车平台并非是居间人。

2. 专车平台在保险方面的义务

《办法》第23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依法纳税, 为乘客购买承运人责任险等相关保险, 充分保障乘客权益。”这也就意味着, 在追究最后的侵权责任之前, 乘客在交通事故中受损首先能得到承运人责任险的赔付。承运人责任险来源于《道路运输条例》第36条的规定。 (9) 承运人责任险的实质是承运人对乘客的合同责任的风险分担, 而非对其侵权责任的风险分担。在专车模式中, 专车平台被认定为客运经营者, 因此被要求为旅客购买承运人责任险。

(二) 承运人责任险与交强险

发生交通事故后, 运营车辆有承运人责任险与交强险的赔付。交强险的赔付规定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 但其赔付并非是侵权行为所致, 保险人也非侵权人。承运人责任险是基于承运人违反安全送达义务而需赔偿乘客的次生义务, 进而由保险人对此进行赔偿的第三者险。承运人责任险规定在《道路交通条例》第36条, 其也是强制险的一种。在正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中, 任何受害人都可以先向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险人在责任范围内请求赔偿, 但并非任何受害人都可以向承运人责任险的保险人请求赔偿。乘客基于客运合同中的乘客地位, 使得其在受到损害后, 既可以基于承运人的合同责任进行主张, 也可以基于侵权人的侵权责任进行主张。而当其选择合同请求权时, 其就可以向承运人责任险的保险人进行主张, 要求赔偿承运人应该基于违约行为赔偿的范围;对于保险不足以覆盖的部分, 则依然由承运人进行赔偿。如其选择侵权责任, 则在交强险赔付之后, 应该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找寻责任主体, 此时可以参考下文第三人受损害时的责任主体讨论。

四、驾驶员为受害人时的交通事故责任分析

(一) 专车平台与驾驶员的法律关系

1. 三个主体、三个许可

在专车运行模式中, 存在着四方主体:专车运营平台、汽车提供方、驾驶服务提供方、乘客。其中, 前三方都是为乘客而服务, 可谓是一种商业运营。因而在《办法》中的第6、7、8、13、14、15条规定, 三者都需要得到许可证才可以经营。其中专车平台需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运营车辆需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驾驶员需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此三种行政许可规范的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 无此行政许可, 此三者仍与乘客产生合同关系, 只是由于此三者的内部法律关系例如劳动关系的存在与否, 最终会影响法律效果。

2.《办法》专车平台与车辆、驾驶员的关系

根据上述分析, 《办法》将专车平台明确规定为承运人, 其是整个交易中的经营者。而专车平台与车辆提供方、驾驶员的关系尤为重要。

(1) 专车平台对使用车辆的保证义务。《办法》第17条要求专车平台需要购买“相关保险” (10) , 任何车辆都要求购买机动车交强险, 《办法》第17条的“营运车辆相关保险”, 应该是指作为客运车的车辆, 应购买上述第23条中确认的承运人责任险。需要注意的是, 《办法》第13条虽然规定的是“车辆所有人或专车平台公司”为其申请《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但此处购买承运人责任险是专车平台公司的义务, 因为其才是承运人。但具体的承运保险投保费用由谁缴纳, 可以由专车平台公司与车辆所有人进行约定。

(2) 专车平台与驾驶员的法律关系。“劳动合同或者协议”一词, ○11与之前的征求意见稿中只能够签署“劳动合同”有很大差别。此也就意味着, 专车平台与驾驶员之间可以是劳动合同关系, 也可以是其他的协议关系。

(二) 驾驶员侵权请求权分析

驾驶员和承运人并非一定是劳动合同关系, 《办法》中使用了“劳动合同或者协议”一词, 也就意味着驾驶员和承运人之间可能存在其他关系。结合现在专车运行中常用的B2B和B2C模式, 驾驶员与承运人之间可能存在的法律关系是劳动合同关系、劳务派遣关系以及其他关系。

在B2B模式中, 车辆一般来源于租赁汽车出租公司, 驾驶员可以是自己招募, 也可以是通过劳务派遣公司进行劳务派遣。这时专车平台公司就是用人单位或用工单位, 双方受《劳动合同法》相关条文的约束。此时若驾驶员在交通事故中受到损害, 其可以向用人单位请求工伤赔偿。

在B2C模式中, 车辆一般为司机的私有车辆。原来交通部曾不允许私家车的接入, 但出台的《办法》规定在取得车辆和驾驶员进入该行业的许可时, 车辆可以登记在车辆所有人名下, 而驾驶员和自己的车辆均取得经营许可。只是, 其不得独自从事营业, 必须通过取得许可的专车平台公司提供服务。○12为建立此种联系, 《办法》规定, 专车平台与司机可以签署劳动合同或其他协议。如专车平台与司机非为劳动合同关系或非劳务派遣关系, 而司机受到损害, 则司机是否可请求专车平台承担工伤赔偿或侵权赔偿, 本文在下文结合案例讨论。

五、第三人为受害人时的侵权责任分析

(一) 现实案例分析

第三人为受害人时, 可能存在专车与其他机动车的交通事故, 以及专车与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只有当专车与其他机动车的交通事故中存在过错时或者专车与非机动车的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时, 才需要讨论专车平台公司可能的侵权责任。

现实中已经出现此类案例, 如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高某与上海和平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先锋智道 (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13一案。案情主要是:原告甲搭乘案外人张某的A车, 与乙的B车相撞, 责任在乙。乙虽为B车的车主, 但该车登记在丙租赁公司之下, 丙将其出租给先锋智道 (AA租车背后的专车平台公司) , 同时乙作为驾驶员从事专车运营。王某向丁保险公司同时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现原告请求乙租赁公司与先锋智道赔偿。法院最后的判决为:乙的行为为履行职务的行为, 先锋智道应该承担交强险和商业险以外的损害赔偿;而被告丙租赁公司作为乙车的登记车主, 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丙租赁公司对事故发生有过错, 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此则判例是典型的第三人受损的情形, 其中, 专车一方有三个主体, 真正的机动车主乙, 登记车主丙租赁公司, 以及专车平台先锋智道。该案例中, 法院没有对王某与先锋智道之间的法律关系作过多的说明, 而是直接认定为劳动合同关系。因此认定在交强险和商业险之外的赔偿, 应由先锋智道承担;而原告由于没有证明丙租赁公司的过错, 因丙不承担任何责任。其依据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项及《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第16条。

(二) 商业险保险人的赔偿义务

上述案例的判决中, 出现了商业险的赔偿。虽然该案判决商业险应当赔偿, 但现实中另有其他案例以及有不同观点认为, 专车所有人投保商业险时, 其按照家用车投保, 当其用于专车运营时, 实际上改变了该车的使用方式, 并且增加了其使用风险。而“根据保险法及保险条款、特别约定的规定, 被保险人擅自改变车辆使用性质, 并未履行通知义务办理批改手续的, 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 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14在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的一则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中○15, 被告之一是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抗辩道:被告的车辆是用于滴滴打车营运, 其向人保财险南京分公司投保时是按照家用轿车来投保的, 实际用于营运, 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 增加了保险公司的投保风险, 保险公司在三者险内不应赔偿。

《保险法》第52条规定, 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 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从此条可以看出, 商业险保险主体如不负有赔偿义务, 需要证明两点:一是私家车用于营运使得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二是此中显著增加的危险程度与交通事故具有因果关系。笔者认为, 私家车用作运营车辆, 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增加其使用次数, 而在达到报废的里程数之前, 增加使用次数并不意味着危险程度增加, 更不能意味着“显著增加”。其次, 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 往往是因为驾驶失误或者车辆本身的损坏, 而正常的车辆使用是正常之耗损, 既是正常的耗损, 更加不可能是交通事故的原因。因此, 上述南京一案中, 保险公司的主张是不成立的, 保险公司仍然须承担商业险保险人的赔偿义务。

(三) B2C模式下汽车出租方的过错责任

在上海浦东一案中, 对于租赁公司的责任, 法院是从机动车的登记车主和真正车主来考察。其判词认为“被告某租赁公司作为乙车的登记车主, 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某租赁公司对事故发生有过错, 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乙将车登记在丙之名下, 而乙实际为真正车主, 乙丙之间实际上为车辆的挂靠关系, 挂靠的目的是为了最后出租给先锋智道, 由乙作为驾驶员从事经营。至于为何乙不能直接挂靠给先锋智道, 因此在此时, 相关法规并未出台, 专车经营有许可争议, 先锋智道并不具有行政许可, 通过丙出租车公司的租用, 正是为了避免出租车经营许可的问题。而挂靠给丙公司, 丙公司并不用于专车经营, 只是用于出租, 并不需要相关行政许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 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 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然而, 笔者认为, 此种情形并不符合“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 因为乙的挂靠虽然最终目的是为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 但被挂靠方并非承运人, 如果直接认定适用此条, 也就完全忽略了被挂靠方与真正的承运人 (专车平台公司) 之间的租赁关系, 显属不当。

从《侵权责任法》的第49条考察有关租用借用的情形, 或许更为适当。在租用、借用的情形中, “机动车使用人”对赔偿负责, 而“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本案中, 机动车使用人显然为先锋智道, 所有人为乙, 似乎不适用此条。但机动车所有人虽非为丙, 但出租人确为丙, 且乙丙之间存在的挂靠关系正是为了与先锋智道合作, 故丙实际上取得了乙的授权进行出租。笔者认为, 虽然在此条描述的是出租关系中的责任主体, 但“机动车所有人”并非是所有的出租人, 对于有权出租人的侵权赔偿, 也应该适用此条, 即适用过错原则。

综上, 笔者认为, 汽车出租公司在专车交通事故中的侵权责任应适用过错责任, 存在过错时承担责任, 无过错即无责任。

(四) 第三人为受害人时专车平台的责任承担

专车平台与司机的法律关系, 不仅影响到第三人受到损害时, 专车一方需要承担责任时, 责任主体是专车平台或司机的问题, 还会影响到司机受到损害时, 专车平台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

从第三人受到损害的情形来说, 专车一方只有在需要承担责任时, 也即在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中为有过错一方, 或与作为非机动车一方的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 才需要进一步讨论责任主体是专车平台或是司机。而在此之前, 讨论是否存在雇主责任是必要的, 因为只要雇主责任存在, 那么对外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一定是雇主。只有雇员故意或重大过失时, 才承担连带责任。

《侵权责任法》的雇主责任规定在第34条和第35条, 劳动合同关系、劳务派遣以及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会导致雇主责任的产生, 故问题在于专车平台与司机之间的法律关系。当专车平台采用自聘司机或劳务派遣模式的时候, 专车平台与司机之间的关系是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关系, 在这两种关系中专车平台作为用人单位或用工单位都需要承担雇主责任。因而惟一需要讨论的是, 除此两种法律关系外, 是否可能存在劳务关系或其他关系的情形。如存在劳务关系, 则专车平台仍然需要对提供劳务的司机对他人造成的侵权承担雇主责任。如果非为上述三种关系一种, 则专车平台在交通事故中只要无过错, 即使有先行赔付的义务, ○16也应有权向真正的侵权主体司机进行追偿。而在目前争议较多的是, 作为私家车的车主, 在闲时提供服务, 从事运营, 此时司机与专车平台成立何种合同关系。○17卢鑫认为应认定为承揽合同关系, 鉴于司机的独立性以及专车平台对工作成果的要求, 更符合承揽合同之特点。○18

笔者认为, 首先, 私家车的闲时运营, 时间上完全由私家车车主自主决定, 但一旦开始运营, 在费用、服务标准、回馈评价等方面就要完全服从专车平台的规定。也就是说, 司机只在进入运营的时间上是自由的, 一旦接单, 那么他的时间和行为就受到约束, 至少他应该根据合同完成此次承运任务。其次, 在进入工作之后, 私家车司机也要如正常的其他类型的司机一般, 接受各类专车平台公司制定的规范。这也就意味着专车平台实际上对工作中的司机是处于控制状态的。故司机的独立性并非卢鑫所说, 可以达到了承揽人的高度独立性。最后, 《办法》关于司机与专车平台的关系叙述为“根据工作时长、服务频次等特点, 与驾驶员签订多种形式的劳动合同或者协议, 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维护和保障驾驶员合法权益, 开展有关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服务规范、安全运营等方面的岗前培训和日常教育……”, 一方面从岗前培训和日常教育可看出, 专车平台对司机具有一定的控制;另一方面从“根据工作时长、服务频次等特点”, 可看出法规也是从劳动或劳务合同角度来引导双方法律关系。

因此, 笔者更倾向于认为, 这应该是一种短暂的、一次性的劳务关系。而与传统的劳务关系的区别仅仅在于, 专车平台作出要约, 而司机有权决定何时进行承诺, 并在承诺作出后, 司机如其他劳务关系一般, 需要按照专车平台已经给出的工作规范提供服务。

当然, 无论是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合同还是劳务合同, 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 当司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时, 需要和专车平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即使承担了先行赔偿义务, 也可以向雇员进行追偿。

值得说明的是, 其与劳动合同和劳务派遣的司机最大的区别在于, 如果此类短暂性、一次性的劳务司机发生交通事故后受伤, 是无法得到工伤赔偿的, 而需要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5条根据过错与专车平台承担责任。也就意味着只要专车平台本身无过错, 那么劳务司机需要自己承担损害。

六、结论

结合上述讨论, 根据受害人不同可以的得出以下结论:

(一) 受害人为乘客时, 乘客可以选择合同请求权或侵权请求权。当其选择合同请求权时, 可以请求专车平台责任险保险人赔偿, 不足部分依据《合同法》第302条请求专车平台赔偿。当其选择侵权请求权时, 其可以请求机动车强制险和商业险保险人的赔偿, 不足部分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侵权责任法》第34条或第35条请求专车平台或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请求专车平台和司机赔偿。

(二) 受害人为驾驶员时, 驾驶员与专车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劳动合同关系时, 驾驶员受到损害可以向专车平台请求工伤赔偿。而如为劳务派遣关系, 则可以向用人单位请求工伤赔偿。如为劳务关系, 则在专车平台无过错的情形, 无法向专车平台请求任何赔偿, 包括侵权赔偿损害。

(三) 受害人为第三人时, 第三人可以请求机动车强制险和商业险保险人赔偿, 不足部分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侵权责任法》第34条或第35条请求专车平台或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请求专车平台和司机赔偿。

(四) 在存在汽车租赁的模式中, 汽车租赁方对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适用过错原则, 即有过错时承担责任, 反之则反。

摘要：为解决现实中网约出租车即专车发生交通事故后的侵权责任认定问题, 本文将受害人区分为乘客、驾驶员与第三人三种情形, 进而对侵权责任分别进行分析, 其中重点分析了专车平台公司在此三种情形中需要承担的侵权责任。本文认为, 当乘客与第三人为受害人时, 可请求机动车强制险和商业险保险人进行赔偿, 不足部分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侵权责任法》第34条或第35条请求专车平台或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请求专车平台和司机赔偿;当驾驶员为受害人时, 如其与专车平台为劳务关系, 则在专车平台无过错的情形, 无法向专车平台请求任何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