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某基层法院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件审理情况的调查报告正文

2024-04-16

关于某基层法院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件审理情况的调查报告正文（精选5篇）

篇1：关于某基层法院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件审理情况的调查报告正文

关于某基层法院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件

审理情况的调查报告

社会实践是大多数学生从象牙塔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也是理论付诸实践的一次尝试。2012年10月我某基层法院进行实习工作。短短三个月的实习，让我对社会，对职场，对自身都有了更深的认识，也为我以后更好地进行职业选择了解相关信息，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在该院进行社会实践工作期间，我利用工作便利对该法院审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件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本报告即是在此对该法院审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件进行分析过程中形成的。

一、XX法院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逐年增加，案件数量占总案件数比重较大

从XX县人民法院的司法统计数据来看，该院受理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件从2008年的83件到2011年的145件，同比增长57.24%，收案数占总案件数的比重从2008年的7.6%增长到2011年的10.2%（见表一）。

表一XX县人民法院2008年至2011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件一览表

（二）审理周期延长，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增多

2008年度，XX县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件为82件，占该类案件的98.8%，平均审理周期为28天，而2011年，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件为135件，占该类案件总数的93.1%，平均审理周期为35天（见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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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XX县人民法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件审理时限一览表

二、XX法院交通事故责任案件中的问题及分析

（一）送达和调解困难，审理周期较长

因为案件的诉讼主体众多，车辆驾驶人、所有人、实际控制人等难以查找，各当事人之间的正确地址难以确定，联系电话难以查询，极大的增加了送达的难度，致使案件排期开庭时间一再延后，送达花费了大量的审理时间。在安排调解及开庭时，法院又会遇到众多当事人因为住址较远、认为案件与自己无关等原因，经常缺席开庭和调解的情况，涉案的保险公司也经常以自己不是独立的法人公司，无权进行调解为由拒绝调解，使得调解难以进行下去，调撤率较低。要调解一件交通事故责任案件，法官需要付出比普通民事案件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当事人间多次协调与沟通，了解和平衡各方利益诉求，才能达到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

（二）交强险与商业险之保险责任追究程序繁杂

交强险是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是法定保险，具有强制性，而商业险则由车辆所有人自愿选择办理，赔偿限额有较大的选择空间。由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的不同，实践中对于交强险是否该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进行分责分项赔偿的争议较大，如投保人无证驾驶与醉酒驾驶的情形下，保险公司一般主张自己不承担赔偿责任，据此来对原告方的赔偿请求进行答辩，同时这也是保险公司不愿配合调解的深层原因之一。交强险请求赔偿的主体可以是被保险人也可以是受害人，而商业险请求赔偿的主体，根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只能是被保险人，受害人不能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这就导致了同一起交通事故中，需要将交强险与商业险分开审理的情况，增加了诉讼成本，降低了司法效率，还可能因为被保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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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于行使商业险的赔偿请求权，导致原告方的权利无法得到很好的保障。

（三）生效裁判自动履行率不高

2008年，XX人民法院审结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件83件，其中自动履行的为53件，自动履行率为63.86%；2009年审结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件99件，其中自动履行的为52件，自动履行率为52.53%；2010年审结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件169件，其中自动履行的为103件，自动履行率为60.95%；2011年审结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件145件，其中自动履行的为80件，自动履行率为55.17%。

三、解决问题的建议

（一）做好委托送达和调查工作

针对交通责任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送达困难的问题，笔者认为，为解决这个问题，法院之间应相互支持与配合，共同解决诉讼文书的送达及涉案材料的调取工作，节省诉讼时间，缩短送达周期，提高工作效率。另外，法院还可以强化与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的沟通合作，将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在事故勘查中所形成的材料吸收到案件审理中。

（二）完善交通事故保险诉讼程序

如上所述，在驾驶人投有商业保险的情况下，受害人不能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这就导致了同一起交通事故中，需要将交强险与商业险分开审理的情况，增加了诉讼成本，降低了司法效率，还可能因为被保险人怠于行使商业险的赔偿请求权，导致原告方的权利无法得到很好的保障。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应当通过司法解决解决这一问题。具体可以在司法解决中规定，在交通事故诉讼中，驾驶人投有保险的，受害人可以一并向保险人要求承担赔偿责任。通过这一规定的设立，当事人当可以在同一诉讼程序中主张其要求赔偿的权利。

（三）强化多元化纠纷调解机制，加大调解力度

针对审理时间过长的问题，法院应与交警部门、保险公司加强沟通、交流和合作，共同探讨调解的方向与理念，加强交警部门的调解力度，充分发挥交警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案件中的职能作用，并引导保险公司转变观念，分析理赔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建议，释明法律与情理，提高出庭人员的调解权限，使保险公司积极参与到调解工作中去，并对当事人多做说服调解工作，化解双方矛盾与积怨，通过多元化纠纷调解机制将纠纷和矛盾化解，调动和发挥社会各方面的作用，加大调解力度，促使案件真正实现案结事了，有利于纠纷解决效率的提高。

针对自行履行率不高的问题，法官在审理的过程中，可以更多地发挥司法能动的职能，提醒受害人请求财产保全；也可以强化与当事人之间的沟通，主持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 ３

通过调解而促使判决得以履行。４

篇2：关于某基层法院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件审理情况的调查报告正文

（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2258次会议讨论通过，2011年3月4日发布）

近年来，我省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多发。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在如何认定交通肇事逃逸等问题上争议很大，各地掌握标准不一，影响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为了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此类案件，我院在深入调研并征求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召开有关法院相关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对认定道路交通肇事逃逸的有关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现纪要如下：

一、关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构成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后，肇事者为了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肇事车辆或者遗弃肇事车辆后逃跑的行为。刑法规定对逃逸加重处罚，根本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及时抢救伤者，防止事故损失的扩大；二是便于尽快查清事故责任，处理事故善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肇事者发生交通事故后必须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此，保护事故现场，抢救伤员，报警并接受公安机关的处理，是肇事者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本质特征就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不履行上述法定义务，正确认定逃逸也应当围绕肇事者在肇事后是否履行了法定义务去考察。审判实践中，应当把握好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要件。

一是主观要件，即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包括为了逃避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追究。如果没有法定事由或者正当理由离开事故现场，应当推定为逃避法律追究。

二是客观要件，即在接受公安机关处理前，驾驶肇事车辆或者遗弃肇事车辆后逃跑。以逃离事故现场为一般情形。这里的事故现场，不仅包括交通事故发生现场，还包括与事故发生现场具有紧密联系的空间，如按警察指定等候处理的地点等。在认定是否属于逃离事故现场时，要特别注意逃逸行为与肇事行为在时空上的连贯性。履行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上设定的肇事者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后逃跑，不宜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二、关于几种常见情形的认定和处理

肇事者被殴打或者面临被殴打的实际危险而逃离事故现场，然后立即报警并接受公安机关处理的，可以不认定为逃逸。此种情形需要有足够的事实依据和证据存在，才能采信被告人的辩解。逃离事故现场后具备报警条件不及时报警，具备投案条件而不及时投案的，应当认定为逃逸。如果是因为出了事故内心恐惧而逃离事故现场的，或者为了逃避酒精检测等而逃离事故现场的，均应认定为逃逸。

肇事者接受公安机关处理后，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为躲避责任经传唤不到案，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期间逃跑，实质是一种逃避侦查、起诉、审判的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均不宜认定为逃逸，但应当酌情从重处罚。

肇事者离开事故现场迳直去公安机关投案，不影响事故责任的认定，且事故损失没有明显扩大的，可以不作为逃逸处理。肇事者逃逸后，途中害怕被加重追究刑事责任而到公安机关投案的，仍然应当认定为逃逸，其中如实交代罪行的，可以认定为自首。认定是否直接去公安机关投案，不能仅以被告人辩解为依据，应当根据离开现场后的行走线路、时间长短以及是否具备报案条件等因素综合判定。无法认定直接去公安机关投案的，以逃逸论。

肇事者肇事后虽然采用打电话等方式报警，然后逃离事故现场的，或者逃离事故现场后打电话报警的，仍然应当认定为逃逸。但因为有报警行为，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造成人身伤亡的，肇事者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如果是为了抢救伤员而离开现场，不认定为逃离事故现场。但是如果肇事者将伤者送到医院后，没有报警并接受公安机关处理，而是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的，应当认定为逃逸，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肇事者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第（一）至

（五）项情形之一，又有逃逸行为的，逃逸行为应作为法定加重情节，对肇事者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个量刑档次，即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量刑。但根据《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因交通肇事后逃逸而构成犯罪的，由于逃逸已成为构成犯罪的要件，不能重复评价为加重情节，故对肇事者只能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个量刑档次，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幅度内量刑。

三、关于对交通肇事后让人顶替案件的处理

当前，交通肇事后肇事者让他人顶替，以逃避法律追究的情况多发，给交通事故责任的正确认定带来困难，容易使肇事者逃避法律的追究，也易使被害方的利益造成损害，且严重妨害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应予从严惩治。

让人顶替的情形有多种。有的肇事者让同车人顶替或者打电话让人来现场顶替；有的肇事者逃离现场后叫顶替者到现场或者去公安机关投案等等，根本目的就是使自己逃避法律的追究。因此，肇事者让人顶替的行为从本质上说仍是一种交通肇事后的“逃跑”行为，而且还是一种指使他人向司法机关作伪证的行为，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社会危害比一般逃逸更大，应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并从重处罚。处理这类案件，还要区分肇事者是否逃离了事故现场。对肇事者让人顶替但自己没有逃离现场的，可酌情从轻处罚。对顶替者，构成犯罪的，以刑法第三百一十条包庇罪追究刑事责任。

四、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认定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肇事者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

因逃逸致人死亡，既包括被害人受重伤后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也包括被害人因伤无法离开现场而发生的其他车辆再次辗压致死的情形。因逃逸致人死亡，只适用于肇事者因逃逸过失致人死亡的情况，不包括故意致人死亡的情况。如果发生事故后，肇事者为逃避法律追究，故意将被害人隐藏、抛弃或者移动至危险地段等积极行为，使其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或者发生再次辗压等事故死亡的，应按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肇事者将伤者送到医院接受救治后，没有报警也没有接受公安机关处理就逃跑而被认定为逃逸，但此后被害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不宜再认定为“因逃逸致人死亡”。

是否因逃逸致使被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须根据司法鉴定及在案其他证据综合判定。

五、关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和逃逸后的责任承担

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果制作的一种法律文书，本质上具有证据性质。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全案的其它证据综合分析，从而正确认定肇事者的责任，公正处理案件。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对肇事者不履行法定义务而逃逸的，应当推定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肇事者的责任。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也应按此原则处理。

六、关于本纪要的执行

本纪要从下发之日起执行。我院原有规定与本纪要不一致的，适用本纪要的规定。

如何认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等争议大、掌握标准不一浙江高院出台认定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指导意见

(本网讯)3月22日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该院日前制定下发的《关于在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正确认定逃逸等问题的会议纪要》。《纪要》共六个部分，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构成、交通肇事后让人顶替案件的处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认定、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和逃逸后责任承担等问题进行了明确。

近年来，我省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多发。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在如何认定交通肇事逃逸等问题上争议很大，各地掌握标准不一，影响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不仅公检法机关分歧很大，上下级法院认识也很不统一，增加了司法资源的消耗。为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此类案件，浙江高院在深入调研并征求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先后召开近10场座谈会，直接听取近30名基层法院刑庭庭长意见，对认定道路交通肇事逃逸的有关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形成该《纪要》。

浙江高院刑三庭庭长丁卫强特别强调，“公布《纪要》旨在引导所有交通参与者特别是驾驶员遵纪守法，尊重他人的健康和生命，杜绝酒后开车等陋习，出了事故后首先要履行好法律规定义务——保护现场、抢救伤员、报警并接受公安机关的处理，如果这样做了，法院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给予从宽处理；如果不履行义务而逃逸，必将受到严惩。” 从法理上阐述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构成

司法实践中的争论，实质上是对逃逸行为的本质及其构成有不同认识。因此，《纪要》第一节着重从法理阐述交通肇事逃逸的构成，并尽力划清一些理论上的界限。“保护事故现场、抢救伤员、报警并接受公安机关的处理”，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要求肇事者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本质特征就是为逃避法律追究不履行上述义务而逃跑，正确认定逃逸必须围绕肇事者在肇事后是否履行了该义务去考察。这样规定，有利于法官从总体上去把握逃逸的本质，正确处理案件。”丁卫强说。

同时，《纪要》规定了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的主客观要件。主观要件就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包括逃避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追究。如果没有法定事由或正当理由离开事故现场，则推定为逃避法律追究。规定逃逸构成的客观要件为“在接受公安机关处理前驾驶肇事车辆或者遗弃肇事车辆后逃跑。以是否逃离事故现场为一般情形”。对“事故现场”不能作狭隘理解，一些肇事者乘交警疏导交通让其移动车辆时乘机逃走，或者是把伤员送到医院后不报警立即逃走等，故《纪要》又强调规定“事故现场，不仅包括交通事故发生现场，还包括与事故发生现场具有紧密联系的空间，如按警察指定等候处理的地点等”。

《纪要》用例举的形式对六种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常见情形作了规定。肇事者被殴打或者面临被殴打的实际危险而逃离事故现场，然后立即报警并接受公安机关处理的，可以不认定为逃逸；肇事者在被立案侦查、审查起诉，甚至审判阶段为躲避责任传唤不到，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期间逃跑，不宜认定为逃逸；离开事故现场直接去公安机关投案，不影响事故责任的认定，且事故损失没有扩大的，可以不作为逃逸处理。同时，对于这三种不作为逃逸处理的情形都做了严格限制。

交通肇事后让人顶替构成交通肇事逃逸

当前，交通肇事后肇事者让他人顶替，意图逃避法律追究的情况较多发生，较多发生的是员工给老板顶包，下属给领导代罪，清醒的给醉酒的顶替，给交通事故责任的正确认定带来困难，容易使肇事者逃避法律的追究，也易使被害方的利益造成损失，且严重妨害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应予从严惩治。对此，《纪要》规定，肇事者让人顶替按交通肇事逃逸从重处罚；对于顶替者构成犯罪的，以包庇罪追究刑事责任。

实践中认定因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不多，主要是证据问题难把握。《纪要》明确，因逃逸致人死亡，“既包括被害人受重伤后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也包括被害人因伤无法离开现场而发生的其他车辆再次辗压致死的情形”。如果发生事故后，肇事者为逃避法律追究，故意将被害人隐藏、抛弃、将被害人移动至危险地段等积极行为，使其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应按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篇3：关于某基层法院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件审理情况的调查报告正文

现该司法解释已经实际施行了超过十年, 笔者作为一名常年工作在司法实践第一线的执业律师, 也数十次应用该司法解释处理了诉讼与非诉案件。同时, 作为一名普通的消费者、购房者, 笔者也实际作为购房合同的当事人与开发商签订过《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在几次处理笔者服务的顾问单位相关的诉讼案件及笔者个人签订购房合同的过程中, 均发现该司法解释的第十八条虽然规定较明确, 但在日常的审判和适用中却可能无法达到立法时保护购房者基本权益的初衷。因此, 笔者特以此文浅析该条在实践中暴露的问题, 以期在不久的将来立法机关可以修缮。

一、条文

( 一) 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 “由于出卖人的原因, 买受人在下列期限届满未能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 除当事人有特殊约定外, 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1. 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期限;

2. 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尚未建成房屋的, 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90 日;

3. 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已竣工房屋的, 自合同订立之日起90 日。

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或者损失数额难以确定的, 可以按照已付购房款总额, 参照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

( 二) 来历

本条司法解释所依据的法律条款是: 《合同法》第107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 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33 条规定: “预售商品房购买人应当自商品房交付使用之日起90日内, 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 现售商品房的购买人应当自销售合同签订之日起90 日内, 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协助商品房购买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 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

另外, 根据我国《物权法》规定: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 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 “未经登记, 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 作为房屋所有权属最直观的体现, 房屋权属证书上登记的所有权人就是我国法律认可的房屋所有者, 房屋权属证书正常、顺利的取得对于一般购房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法律人眼中, 该证书所记载内容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直接占有该房屋本身。因为通过前述法条可知, 我国法律认可的房屋所有权人必须是经过登记的, 举例来说, 如果一栋房屋的居住者和登记人不是一人, 而登记人又没有因为合同或者共有关系允许该实际占有者居住, 则该登记人可以随时请求公权力机关将占有者清除, 收回房屋, 这正是物权作为对世权的排他性特征, 这也是本文所讨论的该条司法解释存在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适用情况

关于上部分该条文由来的浅析, 实际也说明了该司法解释存在的必要性, 购房者买房, 如果无法真正取得法律认可的所有权, 则不但正常的商品交易目的无法实现, 也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的基本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该条司法解释的规定基本做到了使纠纷有法可依, 即在买卖双方没有具体约定的情况下, 根据具体的规定区分责任; 有约定的, 从约定。但正是这个“除当事人有特殊约定外”的排除性规定, 造成了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对购房者权益巨大的侵害。

根据笔者在所在城市执业的情况看, 各级人民法院均认可开发商与购房者之间以“特殊约定”来代替法定的90日, 往往该特殊约定可能长达270 日、360 日, 甚至720 日以上。这看似是尊重了合同法中“意思自治”的原则, 即合同双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的约定均为有效。笔者认为, “意思自治”的前提应该是保证缔约双方的合同地位平等, 缔约过程充分自由, 且确实经过了双方的平等磋商。但在实践中, 虽然作为买方, 但就连笔者自己作为购房者签约时, 都因与开发商地位差异过大而完全丧失了协商的权力。各房地产开发商无一不是以“制式版本合同无法修改”、“修改后公司无法盖章”、“修改后备案机器过不去”等根本堂而皇之的理由拒绝依照购房者的意思表示修改合同版本, 所谓的合同条款根本形同虚设, 而且会有部分开发商在合同中加入大量排除其应负责任的补充协议和附件, 强迫购房者签署, 否则就不与购房者签约……而购房者大多都因为看中了该房屋, 迫于无奈、又完全被销售人员的高超谈判技巧和承诺打动, 咬牙签名捺印! 但日后在残酷、冰冷的现实出现时, 开发商利用骗取的超长办理权属登记时间继续将该房屋抵押而取得资金利益, 购房者却因无法实现产权登记而不能享受物权所有者应有的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的权利。在他们发现自身权利受到赤裸裸地侵害而到法院起诉时, 人民法院却又因该条司法解释的排除性条款而判决购房者败诉。

三、修改建议

综上, 笔者认为在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下, 该条司法解释的除外性条款并不利于保护购房者的基本权益, 也逐渐使该条司法解释的立法意义形同虚设。因此, 笔者考虑到具体的实践情况及兼顾双方利益平衡, 建议可给原条文的除外性条款加入上限, 例如在条文最后加入“如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具体时间超过90 天的, 应以180 天为上限, 否则超出部分的约定无效”。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

篇4：关于某基层法院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件审理情况的调查报告正文

论文关键词基层法院交通事故调解

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因涉及身体伤害，触及当事人切肤之痛，与当事人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不仅需要法官精准的审判水平，而且需要法官在案件处理上给予受害者及其家属心理上的抚慰，更适合用和谐的方式处理。调解因具有处理时间短、工作效率高、社会效果好、节省司法资源的优势，在审理交通事故案件中适用调解机制，不仅能达到及时、高效、便捷的化解矛盾，而且符合诉讼的价值追求，做到案结事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一、交通事故案件调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交通事故案件调解的必要性

1.交通事故案件数量逐年递增

截至2010年12月底，东莞市现有机动车保有量超过92万辆，驾驶人超过128万人，随着机动车保有量和道路里程的不断增长，道路交通事故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06年度，原东莞市人民法院受理交通事故案件4371宗；2007年度受理交通事故案件4610宗；2008年度受理交通事故案件4719宗。自2009年1月1日起，原东莞市人民法院撤销，新成立东莞市第一、第二、第三人民法院。2010年度仅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受理交通事故案件3029宗，2011年度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受理交通事故案件3454宗。

2.交通事故案件处理急迫性

交通事故案件大多涉及受害者身体需要及时救治，如果按照传统的审判程序时限处理，即使适用简易程序，解决一起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一审阶段约需三个月时间，若再加上二审及执行阶段，受害者拿到赔偿款大概需要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这对于急需等钱治病的受害者是无法承受的诉讼之痛。因此，寻找一种快速处理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3.基层法院案多人少压力较大

以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三庭为例，共有法官7人，2011年受理交通事故案件3454宗，已结案件3152宗，人均结案数为450.28宗。因此，基层法院适用调解机制能够节约司法成本，缓解案多人少压力。

（二）交通事故案件调解的可行性

1.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特点

交通事故案件涉及的案情一般比较简单、涉案标的额相比其他民商事案件较小、法律关系较为明确、赔偿标准比较明确具体，而且交通事故案件具有偶发性和车辆购买保险的特点，保险公司是主要的赔偿义务主体，比较适合调解。

2.交警部门前期处理，当事人具有调解意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前，交警部门的行政调解作为交通事故案件提起诉讼的前置必经程序，交警部门的行政调解对交通事故案件的处理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交警部门具有多年丰富的交通事故案件调解经验。交通事故案件经过交警部门的勘查，询问调解意愿，事故责任认定等一系列过程，到法院受理阶段，一般经历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受害者或者受害者的家属，其希望得到赔偿、抚慰的心理更加迫切，希望案件能够得到迅速处理，因此希望调解的意愿更加强烈。

二、基层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案件存在的困难及不足

（一）基层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案件存在的困难

1.保险公司调解意愿较低或参与调解人员权限不足

保险公司作为主要的赔偿义务人，保险公司同意调解是调解成功的关键因素。但由于保险公司为了追求利润，除非降低赔偿数额，否则保险公司拒绝调解。同时，由于保险公司内部制定的赔偿标准低于法定的赔偿标准，且较为苛刻，如精神损害抚慰金不赔偿，医疗费扣除社保用药等等，在法院审理中在证据充分的前提下，是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医疗费并不扣除社保用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法院要求原告调解的话，有可能损害原告的利益。这样造成了调解难度的加大。另外，参与调解的多为东莞本地的保险公司，东莞本地的保险公司多为分公司或者中心支公司，受省级保险公司的分级管理，赋予的调解权限不足。而且，参与调解的保险公司授权人员多对调解程序不尽熟悉，并且公司授权范围也较小，调解难度较大。

2.交警部门与法院审判标准未统一

交警部门对如何划分事故责任及行政处罚具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对于相关赔偿标准的掌握不一定清楚。在审判实践中发现，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以交警部门的答复作为抗辩，如责任比例的问题，车辆与行人相撞司机与行人负同等责任，交警答复是各赔偿一半，这是与法律规定相矛盾的。这样导致调解时，当事人不知应该听法官的还是交警的，导致调解不成。

3.基层法院之间审判标准未统一

基层法院的审判标准不统一，虽然东莞市三个基层法院对交通事故案件的审判标准大部分是统一的，但在一部分证据认定方面仍存在一定差异。东莞市周边各地的赔偿标准差别较大，如佛山市，当事人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赔偿标准是按照城镇户口计算，并且交强险和商业险在一个案件中一并处理。在深圳市，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按照伤残等级来确定的，一个伤残等级是10000元，而在东莞市是一个伤残等级5000元。不同地区按照不同标准进行赔偿，这样就导致了“同命不同价”现象，当事人心理落差很大；法院进行调解工作时，很难取得当事人信任，调解工作较难开展。

（二）基层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案件存在的不足

1.审判力量需要进一步加强

交通事故案件的调解因涉及当事人人数众多，法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居中调解。但对于一个法官有时候一天要安排六个庭审，在每个庭审半个小时的紧迫时间内，在下一个案件的当事人在庭外等待开庭时，法官很难抽出更多的时间予以调解。由于案多人少，每个法官的时间有限，也成为调解难的一大原因。

2.法官调解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

东莞市基层法院是非常年轻的群体，法官平均年龄在三十多岁，以东莞市第二法院为例，截至2010年11月法官平均年龄是33.6岁。很多法学专业的学生一毕业就进入法院系统，为法院注入年轻的活力。不少年轻法官对法律的规则及程序有着清楚的学理认识，更注重法律的审判流程，不注重调解，认为判决更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另一方面，由于年龄阅历和工作经验的不足，年轻法官较为缺乏调解的经验和技巧。

三、提高基层法院交通事故案件调解的对策分析

（一）加强与保险协会的沟通，促其认识到调解的重要性

1.加强与保险协会的沟通，宣传调解的优势

保险公司作为主要的赔偿义务主体，法院应向其宣传调解的好处，提高其主动参与调解的积极性。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调解的好处有：（1）减少理赔环节。交通事故的交强险和商业险在东莞地区的审判实践是分案处理，是车方赔偿给伤者之后再向保险公司索赔第三者商业险，若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时，车方需向法院另案起诉保险公司。如果是调解的话，在调解过程可以达到交强险和商业险同时处理，避免了车方在赔偿给伤者之后再次向保险公司索赔商业险，减少了保险的理赔环节。（2）节省理赔成本。根据保险公司的商业性质，一般来说，保险公司接受的调解方案是协商赔偿金额低于法院判决金额。原告方是用减少的金额换取保险公司的快速赔偿，因此，调解对保险公司是非常有利的。（3）节约司法资源。调解的及时高效，不仅当事人可以节省诉讼费和律师费，而且可以及时领取赔偿款医治伤痛，降低诉讼成本。并且，对于案多人少的基层法院来说，可以节约出宝贵的司法资源处理重大疑难案件。

2.对保险公司进行普法宣传，促其统一内部赔偿标准

保险公司不愿调解的一大原因是误认为调解的赔偿金额高于保险公司内部的赔偿标准，保险公司不仅不通过调解方案，反而影响了调解人员的业绩。其实保险公司内部制定的赔偿标准部分不符合法律规定，过于苛刻严厉，无法得到法律上的支持。法院对保险公司进行普法宣传，对其理赔人员予以指导，使保险公司内部赔偿标准与国家法律相统一，这样理赔人员的授权范围也会得到扩大，进一步促进保险公司的调解意愿。

3.参与保险协会评价活动，敦促保险公司主动参与调解

法院参与保险协会对保险公司的评价活动，对积极参与调解的保险公司和调解人员予以表扬和鼓励，在一定程度上，敦促保险公司主动参与调解。

（二）加强与交警部门的联动，共同促进调解工作开展

1.加强与交警部门的沟通，统一法定赔偿标准

法院应加强与交警部门的沟通，对处理交通事故调解的人员进行法定赔偿标准的指导，对负责调解工作的交警予以培训，促使交警部门与法院统一赔偿标准，有助于调解工作的开展。

2.交警部门调解成功，法院给予司法确认

交警部门在调解成功后，应告知当事人及时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由法院出具裁判文书，赋予调解协议法律强制力。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内容时，另一方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便捷快速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同时，达到充分保障自身权益的目的。

3.交警部门调解不成功，应给予当事人权利保护指引

双方当事人在调解不成功时，交警部门应及时指引当事人保护自身权利，比如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先予执行等诉前保护措施，以保护自身权益。

（三）进一步加强基层法院调解能力

基层法院调解能力的加强，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统一基层法院之间的赔偿标准和证据认定标准

如前所述，由于周边基层法院的赔偿标准和证据认定标准不统一，造成部分当事人不愿意调解。鉴于此种情况，应统一基层法院的赔偿标准和证据认定。在一定条件允许下，在上级法院的指导下，全省或者部分地区基层法院开展联席会议，统一全省或部分地区的交通事故赔偿标准和证据认定标准，如珠三角城市统一交通事故案件的赔偿标准和证据认定标准，以促进调解工作的开展。

2.加强法官培训，提高调解能力

法院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高法官调解能力：一是培训法官调解能力，邀请法院调解能手或者调解学术专家一起探讨调解方法及技巧。二是树立正确的调解观念，正确看待调解，不可轻视调解工作。

3.设立人民调解员机制，吸收公民参与调解

设立人民调解员机制，吸收优秀的公民参与到调解工作中，社会各界热心的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公民均可参与调解，包括退休法官、退休检察官、律师、保险理赔员以及具有多年调解工作经验的社区委员、具有调解经验的村委会委员或者其他行业的调解员，人民调解员由于具有较多的社会基层调解经验，调解更加亲切，更能深入当事人心中，增强当事人的同感及信任，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吸收公民参与调解，也是体现司法阳光化的一项重要措施。

4.加强理论研究，为实践提供指导

众所周知，理论指导实践，反过来，实践也能促进理论的升华。为了更好的做好调解工作，提高法官的调解能力，法官必须注重调解的理论研究。在工作时间中不断积累调解工作经验，并形成一定的学术成果，为同行提供参考，为调解工作贡献力量。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