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洲史学（通用8篇）
篇1：梨洲史学
2014学年一年级家长学校开班主持词
尊敬的各位家长：
大家晚上好！
首先感谢家长朋友们牺牲休息时间前来参加一年级家长学校开学典礼，同时也要感谢你们对我们梨洲小学的信任和支持！
我们举办一年级家长学校，目的是为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提高家长科学教育子女的能力，使家庭教育更有针对性、实效性。同时也是为家长与老师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信息平台，进而来达到相互理解支持、共同教育学生的目的。
家长朋友们，为了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度过孩子六年的美好时光。今天我们一年级学长学校的开班，就是想让家长对我们梨洲小学有个较全面的了解，让孩子能快乐、健康地度过小学生活。
下面让我来介绍一下出席今天大会的校领导：施校长、学校党支部书记王书记。
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素质过硬、责任心强的一年级教师团队：一年级年级组长一年二班班主任马洪波老师、一年一班付爱萍老师、一年三班班主任高丽丽老师一年四班刘桂敏老师、一年五班石英杰老师。一年级数学教师乔素玲老师、王秀华老师、王东东老师。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
今天的会议有三项议程：
第一项议程：施校长向全体家长朋友介绍学校情况。
第二项议程：吴校长给家长朋友们介绍家长学校2014学年活动安排。第三项议程：请各位家长到班级和孩子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作具体的交流，谢谢大家！
下面开始第一项议程：有请施校长讲话
刚才施校长对我校的情况向各位家长作了一个生动且简要明了的介绍。相信有学校的努力、家长的配合、老师们的辛勤付出，我们梨洲小学必会蒸蒸日上。
下面进行会议第二项：有请吴校长为大家介绍2014学年家长学校活动安排！
各位家长朋友们，一个学生没教好，对教师来说，可能只有几十分之一的遗憾；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将导致整个家庭百分之百的失望。我们不敢有半点马虎，我们将竭尽全力，将自己满腔的热情倾注到工作中去。但是孩子的家长们，你们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任教师，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和监护人，你们要帮扶孩子顺利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教育已不仅是学校、社会的责任，也是每一位家长应该重视的问题，只要我们学校、家庭能互相沟通、互相合作，用科学的方法，智慧的方法教育我们的孩子，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一定会成为社会的有用之人。我们坚信，有了您的配合，有我校这批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有施校长带领下的这支优秀的团队，梨洲小学一定会取得优异的成绩。
最后，我们梨洲小学全体教职员工衷心的祝您：合家欢乐，身体健康。祝愿您的孩子在以后的日子里学习进步，快乐成长！
下面进入家长会的第三阶段，请家长到孩子班级和各班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作具体的交流，谢谢大家！
篇2：梨洲史学
燕窝村位于梨洲街道东南方，梁辉水库东首山顶，离姚城南首约十五公里，海拔500米。东接陆埠，西连黄明，北通梁辉，南达兰山，是一个东西长约5公里，南北约2.5公里的狭长山乡。2001年4月由原梁辉镇的紫龙庙、洪家样、舒家山、东湾四个行政村合并而成，全村总面积7.78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1351亩，山林面积9180亩，茶叶地面积399亩。燕窝村现有总户数816户，总人口2163人，党员101人，村民代表35人。2008年村民人均收入5367元，村级集体可用收入20万元，村级经济稳步发展。燕窝村拥有丰富的山林资源，每年可出产竹子一百万斤以上，毛笋、冬笋、马鞭笋等五十万斤以上，每年可产茶叶一万斤。
近年来，燕窝村先后荣获了梨洲街道平安村、先进基层党组织、三星级民主法治村、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体、村企结对先进单位、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燕窝村村干部携全体村民为创造富裕、和谐的新燕窝而共同努力。
一、抓领导，重发展，夯实创建工作基础
创建文明村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只有统一认识，形成合力，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才能达到预期目的。为此，我们不断扎实创建工作基础，推进创建工作水平。
1．加强组织领导建设。一是组织领导到位。专门成立文明村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对创建工作实行统一指挥、协调和监督，同时，成 1
立健全了计生、综治、普法、爱卫会等组织，实施以条块促整体的创建思路。二是工作机制到位。制订本村精神文明创建规划和工作计划，明确了奋斗目标，为创建工作井然有序地推进奠定了基础。三是思想认识到位。我们把创建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每年提高在文明创建工作的资金投入，以确保创建工作的扎实有效开展。同时，利用村各类宣传手段，使创建工作做到人人皆知，提高群众的知晓率。
2．加强村级经济发展。集体统管26亩山林首期承包期结束后，村党总支、村委秉着“公开、公平、透明”的原则，再度招标承包，为村级经济增加7.8万元收入。同时，投入 25 万元，新建厂房252平方米，并向个私企业主出租，每年为集体增加收入 2 万元。另外，结合旅游开发实际，创新土地流转模式，鼓励特色种植产业开发。今年初，由有关部门联系牵头，通过可行性论证，引进国家科委武汉植物所研制推广的优质“红阳”品种猕猴桃，投资27万元在本村冠珮片先期完成了50余亩的种植。其次，还邀请科技人员上山指导，尝试无公害农产品“旺角笋”的培植，努力实现“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目标，增加农民收入和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3．加强文化名村建设。我村历史悠久，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人文积淀深厚。村现存建筑多数仍延续清代风格，保持着卵石路、石砌墙、木结构建筑原貌，是一个典型的古村落。同时，金冠村也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山村。近来，不少城里人都喜欢在假日带家人到这里走走看看。村党总支和村委会看准这发展生态旅游的良好时机，确立建设“历史文化名村”的目标，明确村民建房必须保留原
有风味的要求，并积极鼓励农民发展农家乐 1 家，并加大投入，建设停车场、旅游公厕等基础设施，不断提升旅游环境。
二、抓建设，重管理，营造优美人居环境
1．抓村庄环境建设。根据我村原有面貌和经济实力等实际情况，按群众意愿通过党总支、村委、村民代表大会共同商议，制定村庄建设规划，明确“保持原生态建设，打造休闲旅游村”的发展思路，在村庄建设中，充分结合生态这一特色来做文章，保持原来的自然风貌不变，只在细节上作调整，充分体现自然生态特色。近两年，投入资金80万元，硬化道路23000多平方米，在村主干道两旁、农户庭院种植花草树木。同时，为保护村里水库的水质，投入20万元，整治冠佩溪道，并在金岙建立二个拦水坝，专人负责对溪道进行定期保洁。此外，落实长效保洁，聘用4名专职保洁员，对村内主要道路垃圾和垃圾桶垃圾进行及时的清理，保证村的干净整洁。
2．抓民生工程建设。筹集资金120万元，在 冠珮 和 金岙 两个自然村建造水泵、水塔，饮用水工程于2008年6月完成，使村民喝上了放心水。同时，投资130万元建造了占地900平方米的村落文化宫，设置了图书室、村史陈列室、老年活动室、卫生服务站等活动场所，并且在老年活动室配置34寸液晶彩电和5000余册图书，配备了体育活动器材，满足了村民文化活动的需要。另外，还根据村民要求，投资50余万元修缮了大会堂，在大会堂内进行装修，配备了300把高档座椅；建造一个毛竹堆放场、一个汽车停放场和2只标准生态公厕。
3．抓平安新村建设。成立村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由党总支书记任组长，村委会主任任副组长，村治保主任主持主要工作，并定期召开综治工作会议，及时交换有关综治工作的情况。党总支书记与村民组长签订维稳责任书，充分发挥最基层的作用，使村民之间的矛盾不上交、不恶化，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做好归正人员帮教工作，密切关注他们的工作动向，经常走访他们的家庭，帮助他们改正陋习。在此基础上，经过村民代表会议商议，制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告之每位村民，使人人做到有章可循、有法要依。经过近几年的努力，村民之间和谐氛围不断浓厚，村范围内实现了“三无”，即无重大农村纠纷发生、无重大盗窃现象出现、无重大刑事治安案件发生，基本实现平安村、和谐村要求。
三、抓教育，重文化，提升村民思想素质
发展和繁荣农村科技文化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丰富群众生活，对群众进行正确的舆论和意识引导的好方法。为此，我村从抓好教育培训和文化活动等入手，着力提高村民的综合素质。
1．以教育提高人。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创先争优活动，以“支部班子好，党员队伍好，组织设置好，活动开展好，群众反映好”五好标准为抓手，努力创建“五好”先进党组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同时，观看周以国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录像，在全村党员中着力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在村民层面，以远程教育为平台，并通过请进来方法，邀请农业科技人员下村指导，建立科普长廊，配备科普书籍，提高村民科学种养殖技术。在青少年
层面，结合“春泥计划”实施，利用村图书室、文体活动室等活动场所，由村老党员、老革命和退休教师，在节假日对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倡导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引导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以创评激励人。深入开展文明细胞工程创建活动，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制定了“文明家庭户”、“好婆婆、好媳妇”的评选标准，并通过告村民书下发到每家每户手中，要求村民群众对照标准，消除不文明陋习，养成文明生活的习惯。三八妇女节、年终时候分别对照标准，由村民小组长提交先进典型候选人名单，经村民代表会议和村三套班子会议讨论，决定最后人选，在村宣传窗公示，并进行挂牌。评上“好婆婆、好媳妇”的还在三八节表彰，给予一定物质奖励，以倡导良好社会风尚。
3．以文化熏陶人。利用村里资源，积极开展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建设，投入资金，修缮古色古香的老建筑、石拱桥等，使步入我村就让游客感受到浓浓的历史文化气氛。同时，在春节、国庆节等节日，邀请市艺术剧院姚剧团、越剧团来村演出10多场次；与本街道南雷社区、东朝街社区开展文化互动等，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今年五月，我村组织开展了首届农民运动会，村民参与积极性高涨，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通过这两年来的文明村创建活动，我们取得了不少成绩，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我们也深刻地认识到，严格对照余姚市文明村创建标准，我们还有很多工作有待进一步整改和提高。我们决心以本次文明
篇3：梨洲史学
傅斯年幼承庭训,受过良好的教育,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严格训练,并由此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1920年傅斯年到英国留学,三年后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在欧洲的留学生涯长达七年之久。据王汎森的研究,傅斯年去英德两国并非专修历史,傅斯年在英德的求学生涯,主要的经历是了解西方学术整体发展的情形。
在史学思想方面,傅斯年显然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被称为中国的兰克[1]。傅斯年与兰克的客观主义宗旨不谋而合,他在1925年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首册发表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宣称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以构建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傅氏说:“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2]他坚信,只要剔除了附在历史记载上的道德意义之后,由这一件件、赤裸裸的史料就可显示其历史的客观性。于是他认为:“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论放进去,既不可以从传统的权威,也不可以随遗传的好尚。”即为把史学与其他学科区分开,他把史料置于史学本体的地位。从此意义上讲,离开史料自然不成其为史学了。在此观念主导下,他提出“照着材料出货”的方法论,即“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从方法论的角度,把史学研究与材料的整理运用统一起来。而这正是史学的客观实证性的落脚点。
如果进一步比较兰克与傅斯年对史料的看法,就可确定两者治史的路数多属同一途径。兰克治史,极注重史料,在兰克史学的治史方法中,寻求史料与考订史料是其全部史学的基石。他所倡导的史料批判学,以及从最原始档案资料中去研究历史的大方向,至今仍无法改变。考察我国清代乾嘉学派所采用的训诂考据方法,亦十分注重证据,考证周详,追源释疑,然后立论,这与兰克倡导的方法,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新考据学派主将之一的傅斯年,也十分赞同兰克的史料观。傅斯年史学最基本的出发点是他在1928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一开头所宣称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史学不是著史,史料即史学。傅氏在这里开宗明义阐述的史学之旨趣,不仅规定了史语所今后之方向,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认为史料对他们具有特殊的意义:“历史由史料构成,史料乃往时人类思想与行为所遗留之陈迹……无史料斯无历史矣。”[2]
此后,傅斯年又大力宣传他的思想,尤其是他的史料即史学的观点。如在《史学方法导论》、《史料与史学发刊词》等文中一再重申,或说史学便是史料学,或说史学本是史料学。他说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之中,又说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在同一本书中,他又说:“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类似论述,不一而足。为此,他也像兰克为搜集原始资料而四处奔波的科学旅行那样,不辞辛劳,多方寻觅,号召大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引进西方近世的治史方法,并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的考证方法,写出了《明成祖先母记疑》等作品,在当时史学界影响甚大。他还说:“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2]即为把史学与其他学科区分开,他把史料置于史学本体的地位。从此意义上讲,离开史料自然不成其为史学了。可见,在傅斯年那里,视史料为治史之首途,不要著史,远离历史哲学。由此可见,此种治史方法与兰克是同道的。
学者们通常把精力用于搜集傅斯年与兰克有关的资料证据,而忽略了傅氏史学思想中中国传统史学的成分及影响。其实,傅氏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他的国学功底是令人信服的,而他长达七年的留学背景也成为影响他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另一大要素。笔者认为,傅氏史学思想中既有传统中国史学思想的因素,也有西方客观主义史学(主要是兰克史学思想)的因素。瞿林东认为:“所谓中国传统史学当是指1840年以前的中国古代史学。”[3]他还提出了传统史学的九大特征:一是书法无隐,秉笔直书;二是求真的原则与追求信史的传统;三是丰富多样的史书体裁以及史书内容与形式相协调的传统;四是讲就史文的传统;五是明理、明道与经世致用的传统;六是史学家的广阔胸怀与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传统;七是关注史学批评和探讨的传统;八是重视史家的修养的传统;九是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优秀的民族精神的传统。在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过程中,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影响与贡献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西方相应的史学思潮的回应,另一方面是对本土主要是清代考据学实事求是传统的继承,乾嘉史学的最大成就,是用考证方法整理前代留下的各方面史料。其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考据学宗旨,基本符合客观实证的近代学术精神。
傅斯年的史学主张深受清代考据学的影响,他称赞顾炎武、阎若璩的考证方法是“最近代的”,要保持他们的“遗训”,傅斯年忠实地继承了清代考据学及其客观求实精神。在他倡导和影响下所形成的科学派史学“考史而不著史”的治学风气,更是同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精神一脉相承[4]。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正是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理论与西方现代客观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关于兰克与傅斯年是否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尽管有材料证明傅斯年一生只提到兰克二三次,他藏书中没有任何兰克的著作,但都不能否认兰克史学是形成傅斯年史学思想的重要的西学来源这一点。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傅斯年所留学的德国正是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根深蒂固的国家。笔者认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曾受过兰克史学影响是确信无疑的,但是傅氏自身的留学经历也是影响其史学思想(尤其是史学便是史料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傅斯年的客观主义史学思想与其偏理科的学术兴趣有关。在他写给胡适述及自己留学情形时悔恨自己在北大的学习经历时说:“近中温习化学、物理学、数学,兴味很浓,但想在大学的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他还说:“下半年所习科目半在理科,半在医学……哲学诸科概不曾选习。我想若不于自然或社会科学有一、二种知道个大略,有些小根基,先去学哲学定无着落。”
李济曾这样评价傅斯年:以历史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这一号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举起这一面大旗领首向前进的第一人是傅斯年。时至今日,尽管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理想遭到了批判与否认,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治史仍有帮助。
参考文献
[1]于尔根.科卡.20世纪下半叶国际史学的新潮流[J].景德祥,译.史学理论研究,2002(1).
[2]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篇4：评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
我们今日所知的人类文明的历史，可追溯至大约6000年前，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灌濯的苏美尔城邦、尼罗河畔的古代埃及王国、发祥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国，等等。这些地区和民族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然而就历史学的成就而言，唯有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为世界史学的最大遗产，已是不争之论。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国与西方都拥有相当长的文明历史，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各自发展着各自的文明历史，通过阿拉伯和印度等地的商人、僧侣进行经济贸易上的往来，文化上的交流沟通非常贫乏，于是中西史学也各自独立发展了两千余年，不通声息。不得不说，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遗憾。
19世纪末，中西文明发生了剧烈的碰撞。但是由于当时之势，西方作为文化上优越的一方，西方史学界对他们陌生的中国史学有不少武断的偏见。影响了世界史学发展、坚持撰写世界史的德国大史学家兰克就曾以“中国有冗长的编年历史，但充其量只是一部自然历史，而非真历史”为由，将中国历史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了。
兰克所代表的西方史学界摒弃中国史学，究其原因，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不具有西方文化的历史观念、中国历史充满了考据、官方的修史制度影响了历史学的独立性、中国史学缺乏怀疑精神、中国史学缺乏对历史的解释等等。这些观点，也为后世一些西方史学家所接受。但随着西方史学家们对中国文化、中国史学的不断深入了解和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们也在努力摆脱以欧洲为历史中心的成见，不断修正这些偏见。但由于后现代史学的兴起，整个西方史学界面临着动摇兰克史学根基的巨大危机，史学家们疲于应付，在对中西史学的认识上，没能取得更进一步的进展。
不过，通过西方史学家及汉学家的论述，我们也可以在两种史学传统的对比中发现中国史学的缺陷和不足。杜维运先生在《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中列出了中国史学的四点缺陷：史官中曲笔逢迎者损害了历史的真实性，官修正史中有质量较差者，中国史学极力推崇的纪传体难免使中国史学有见树不见林之弊，缺乏历史解释。同时，杜维运先生也针对这些弊端，提出了中国史学应学于西方史学的三点建议：学习西方因事命篇的章节体例，学习西方丰富的史学方法，学习西方史学理论即加强对历史的解释。
当然，杜维运先生一向主张的是中西史学的相互学习互相渗透。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界认为历史不可能仅含有基本的無个人色彩的元素、兰克史学受到挑战这一现状，杜维运先生提出要以中国史学济西方史学之穷。他认为，西方史学家应向中国史学求教之，学习中国修史制度、记录历史的叙述艺术、包罗万象的体例传统、秉笔直书的历史态度，以及反对以世界史学欧洲为中心，应当学习中国史家开阔的眼界和胸襟。
此书成于杜维运先生82岁高龄之时，著作涉及到大量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的评价，而这些评价基本都是零碎、不成体系的，唯有多年的积累才能将之灵活运用。本书也已极大的篇幅为中国史学正名，详细、中肯地向读者介绍了中国史学史，本书对中国史学史的系统介绍，使它不失为西方学者初步了解中国史学的一扇窗口。
同时，《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以广博的胸怀和视野展望了世界史学发展的前景。杜维运先生综合中西史学的长处，全书都在强调中西史学的相互认识、相互补充。中西史学各自发展、各有所长，在近一百年来终于碰撞，他们的互相补充将使得世界历史的艺术趋于完美，这也是杜维运先生作为一个有着广阔世界视野的历史学家所最想看到的景色。
或许是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较深，杜维运先生非常坚持历史应当求真的观点，极力反驳后现代史学，为陷入危机、“如实直书”的兰克史学寻找救命良方，对认为历史不可能摆脱人的因素而达到客观真实的后现代史学则不甚认同，既缺乏对他们观点的介绍，也抱有否认的敌视态度，称他们为“史学的大敌”。同时，本书中西史学对比的观点，截止至上个世纪西方史学家探索中国史学的第一步，并未介绍新世纪以来中西史学界观念的变化，但实际上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动，无论是中国探索世界，亦或是世界了解中国，都应该有了长足的进步，这点空缺还待后学继续探索。
篇5：梨洲史学
一、恪守“直书”信念, 反对“曲笔”修史
中国是世界级文明古国, 也是全世界唯一拥有持续文明的国度。故此, 对历史的研究具备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既能够认识和了解过去, 同时也能够指导现在和引导未来。我国史学研究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则, 分别是“直书”和“曲笔”, 直书是指用平直的语言描述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重大事件。曲笔的含义有多种, 主要是作者历史观的表达和展现, 包括史书上的评注。这两种研究方式在清代之前没有轻重优劣之分, 是研究的方向选择。到清朝中期的清代时代, 史学家研究历史过程中, 逐渐由“曲笔”转向“直书”。不仅重视“直书”中道德礼法的内涵, 同时强调历史事实中的品质表现, 从而丰富“实事求是”的内容。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王鸣盛, 他的观点为, 史学家不仅要有研究成果, 同时需要具备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及相应的职业道德。尊重历史的本源, 不惧怕当时的权势。钱大昕认为史书《春秋》是一部典型的直书式史书, 应该多去学习它的风范。他认为《宋史·李纲传》中为了回护张械父亲 (其为道学家) 弹劾李纲, 其为败笔。故认为“史于《浚传》既讳而不言, 此《传》但于罢相时一言浚劾, 余亦略不及之。盖史家为张护短, 非直笔也”;汪中的观点, 写史书有两个顾虑, 一是明写, 另一个是直书, 均可能带来当世之祸。但是作为史学家, 要尽史学的职责。
以清朝“《南山集》案”为例, 康熙朝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曲解明朝历史甚感愤慨, 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 (1711) , 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 康熙帝十分震怒, 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 戴氏家族凡男子16岁以上者立斩, 女子及15岁以下男子, 发给满清功臣家做奴仆。而这一案紧随“庄廷鑨明史案”之后, 戴名世明知清廷对于直书正史的态度, 却依然直书前朝史实, 可见对“曲笔”修史的反对态度。综上所述, 清代时期的史学家对我国史学研究方式的分析, 以及因对满清曲笔《明实录》的不满而出现的《南山集》的例证, 不仅体现在“直书”和“曲笔”的认识, 也展现了清朝史学家的胆识和牺牲精神。
二、史学贵在真实, 求真才能存信
这一历史时期的史学家认为史学的研究不仅要由“曲笔”的形式向“直书”的方式过渡, 同时也要尊重历史的真元本貌。在历史研究中坚持“求真”和“存信”, 进而达到征实的效果, 其也是史学观“实事求是”思想的表现。对此王鸣盛认为:“史家所记典制, 有得有失, 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 驰骋议论, 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 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 而或宜法, 或宜戒, 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 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 擅加与夺, 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 部居州次, 记载之异同, 见闻之离合, 一一条析无疑, 而若者可褒, 若者可贬, 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 每患迂愚, 即使考之已详, 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 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 求于虚不如求于实, 议论褒贬, 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 读史者之所考核, 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 外此又何多求邪!”赵翼的观点是“作史之难, 不难于叙述, 而难于考订事实, 审核传闻”。他对薛居正所著的《旧五代史》进行批判, 它的内容基本是各个朝代《实录》的整合, 不去研究其内容的真伪, 对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提出赞扬, 在其著书过程中能够做到去伪存真, 博采众家之长。全祖望的观点是史学家著书的过程中不能够带有明显的主观因素。他认为史书的典范是《春秋》, 虽然著作中有些内容可以诛之, 但是不能把它删除, 因为确实是有真凭实据的。邵晋涵的观点, 只要是务实求真的历史书均是良史、信史, 而其内容与其原则不相矛盾。他认为萧子的著作《南齐书》, 虽然其中有很多宗教玄虚的内容, 但是“直书无隐, 尚不失是非之公”, 所以肯定其著作的史学价值。同时也对唐代编纂的《隋书》进行赞誉, 因为能够做到务实, 其中的事件描述真实, 能够为后世研究提供宝贵而丰富的资料信息。
三、撰史直叙其事, 反对书法褒贬
史书虽然由文字构成, 在书写过程中文采和笔法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但是对于读者而言, 其读史书的目的不是要领略语言的魅力, 或者其不是重点关注的内容, 而是要通过文字的描述能了解其历史的真实风貌, 可以跨越时代和地域的界限。清代史学家的史学观点认为历史真相是历史研究的重点, 而不是过度将个人历史观点植入于其中, 主张还原历史的真实性。王鸣盛反对前人在研究历史过程中没有章法地加入自己的褒贬观点, 他主张写史书过程中一定要谨言慎行, 不要妄加评断。他批评《南史》说:“大凡一时官制, 宜据实详书之, 使后世可考。《宋》、《齐》、《梁》、《陈》, 皆依《晋书》书法。不料李延寿出一人私见, 创为两种书法, 失实而不明妥, 皆非是。”钱大昕认为:“良史之职, 主于善恶必书, 但使纪事悉从其实, 则万世之下, 是非自不能掩, 奚庸别为褒贬之词!”因为存世的史学观点和门类繁多, 不同的研究方式会造成差异化的理解, 有时会产生对立的效应。造成的结果会是让大众不能真实地了解历史, 不知哪种学说观点是最正确的, 进而丧失历史最本源的要素。赵翼不赞同把创作者主观思想作为史书价值的重要参考, 他主张写史的每一个细微之处, 均需要仔细研究、考量和分析, 在准确无误的前提下书写史书。譬如《新唐书》中对藩镇立传就明显地出现类似问题, 致使后人对其本人的认同产生历史性偏差。章学诚的观点是, 史学家的责任重点体现在对客观历史的描述, 而非主观意愿的展示。如果不能做到求真存实, 则不如不写史书。史书的重要性无大小之分, 无论是国书, 还是地方志, 或者是人物传志, 均需要体现出真实性的原则, 以及追求真实性的学术态度。
四、论史结合时势, 力戒驰骋议论
先分析一下驰骋议论的概念, 其是指对文章进行完全的个人观点论述, 而议论的文章和原来的内容有时相连性不是很大。如果是单纯从写文章的角度进行分析, 其是一种理想的表现方式, 也是体现文采的良好途径。但是要是引入到史书的记录之中, 则会存在着相应的障碍。清代史学家之所以提出驰骋议论的概念, 主要是针对宋明史学的风格, 宋明史学著作中多驰骋议论, 这种史学观会严重影响人们对于历史的了解, 因为议论文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和作者的观点, 其中存在着作者本人的历史观、是非观以及人生观, 这些因素会影响历史的真实面貌展示, 进而严重阻碍中国史学的发展。
钱大昕指出“世之考古者, 拾班、范之一言, 摘沈、萧之数简, 兼有竹素烂脱, 豕虎传讹, 易斗分作升分, 更子琳为惠琳, 乃出校书之陋, 本非作者之愆, 而皆文致小疵, 目为大创, 驰骋笔墨, 夸耀凡庸, 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 辄以褒贬自任, 强作聪明, 妄生疻痏, 不卟年代, 不揆时势, 强人以所难行, 责人以所难受, 陈义甚高, 居心过刻, 予尤不敢效也”。其指出元代时期所编纂的《宋史》, 只注重“义理”, 而忽略“时势”, 虽然道理是显通的, 但是客观上不能够真实地表现出历史的本相, 从史学的角度出发, 不仅使其史学价值大打折扣, 同时会存在着相应的阻碍作用, 进而影响后续史学的发展和演变。崔述鉴于“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 而不考其事之虚实”的弊端, 进而提出自己的史学观点, 不应该偏离历史的主体, 而应该学会尊重历史, 反对人为的观点改变历史的事实, 或者对历史的事件进行过分解读和释义。而历史研究过程中, 往往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是对前朝的历史进行批判性叙述, 其二是对于本朝历史则采用赞扬性的叙述, 这两种方式均有偏颇的成分存在。所以需要站在历史的角度进行客观、中立的研究和审视, 进而才能够达到理想的历史研究效果, 体现出其中蕴含的历史价值。
我国的历史源远流长, 相应的历史研究更是博大精深, 到清朝中期的清代时代, 其史学家的研究风格发生重大的转变。之前我国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方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分别是“直书”和“曲笔”, 清代史学家更注重“直书”的历史表现方法, 并且在此之中探索出很多的理论性研究成果。认为史学家的职责是展现出历史的真实面貌, 而不是对其进行评说, 反对宋明的“驰骋议论”。从综合的角度分析, 提倡“实事求是”的历史学术观点, 是当时史学发展的重要突破, 同时也是近现代史学研究的先驱理论, 对我国历史学的研究意义深远。
摘要：清朝中期的乾隆以及嘉庆时期, 史学研究方向发生重大转变, 逐渐形成“实事求是”的历史观风格, 其内涵体现在追求历史本真同时谨慎言表。
关键词：实事求是,清代史学家,史学观念,《南山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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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稳固基石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是已故史学史研究专家杨翼骧先生的代表作，在史学界获得超高的声誉。杨先生早在1942年前后即已意识到有编纂此书的必要，此后60年间，编著和出版了《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三册，内容从先秦至明代，按年代顺序，将反映历代史学发展状况的资料甄择、校订，予以编排，详细展示了中国史学史发展的流程。每册甫经出版，立即得到学术界的极大好评，被誉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中“首创的具有为后人修桥铺路性质的”著作，“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一部不可多得的入门之书”，是“以著作家的史识和总揽史学发展全局的眼光而致力于资料纂辑，在学术上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在杨先生去世十周年后，余下的第4册清代卷，由其高足乔治忠教授和朱洪斌博士补纂完成，因同时又对前三册进行了修订、增补，统一出版，遂定名曰《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以下简称“资料编年”），由商务印书馆于2013年10月一并推出。至此，中国古代史学史学科的系统资料编纂终于得成完璧，《资料编年》终于成为一套首尾完具的专业资料体系，对中国史学史学科来说，学术意义重大，关乎学科发展之长远未来。
资料宏富，加强了对中国史学史发展演进脉络的梳理
作为一部首尾完整、系统的资料编纂，此增订本对前三册予以订补，资料更为宏富，考订愈加准确，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平均有较大提升。对前三册的订补工作，除校改原书的文字讹误外，更增补了一些必要的史学事项，调整和修改了一些史学事项的系年，其中一些资料来自日本所藏的珍稀版本。据不完全统计，前两册补订事项各在40条以上，第3册因近年各种大型古籍资料出版较多而补订事项在百条以上，比原本增加了10万字左右。而其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平在开卷第1条即有明显体现：原书第1册起始于公元前841年即共和行政之年，这是中国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开始，编年体史籍从此年起始，具有极大的合理性与严谨性，相信杨先生当初就是这样考虑的。但是，中国史学史必须探寻中国史学的起源，这在学术上至关重要，资料编纂被这种探源宗旨所引导，需要向更久远的社会背景进行追索，故本册增订为从周武王伐纣、建立西周朝代起始，因为西周之初的“殷鉴”观念是关涉中国史学起源的十分关键的促进因素。这比原书起于公元前841年不仅时间上延，而且显示出对中国史学起源问题的新认识。随后，书中又增列西周营洛问题，因为这项举措导致《尚书》一些重要篇章的形成，在先秦史学史上不可缺载。第2册1072年于“欧阳修卒”条目之后，新设条目，节录了欧阳修《正统论》的文字；第3册1402年增补方孝孺被杀条，除录其生平事迹资料外，全文录其《释统》之文。欧阳修和方以智两人的正统论长文，在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发展中影响颇大，史学史研究应当关注。明代卷内调整不少史学事项的系年，得益于近年史籍的大量出版，是学术事业与时俱进的体现。
新编第4册清代卷，最大特色是对清朝官方史学的资料首次做了系统的疏理。中国古代史学区别于西方史学的最显著的特点，如果不能充分重视官方史学，任何中国史学史的撰述都是不完整的。本册对清朝官方史学的资料做了系统梳理，择要取精，逐年融入其中，这使清代官方史学的线索相当明晰，特别是对清初官方修史活动的梳理比较周全，如1655年内5个条目资料都是官方史学活动。为了揭示清朝官方修史活动的具体情节及运作机制，编者不仅从多种官私典籍搜讨资料，还特别利用了档案资料，例如嘉庆十二年、嘉庆十六年的档案资料表明，国史馆机构在进一步扩大并且得到巩固，其他如国史馆编写臣工列传需先纂辑资料“长编”，稿积若干年后“必须复行检辑，斟酌画一”机制等，也都只能从档案资料中才可窥知。这些资料的辑录，使人们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和认识清朝官方史学的演进脉络与发展特色。
大量“今案”，凸显学术研究价值
作为资料汇编，自然要以选录原始资料为主，但因历史现象的错综复杂，传世的各种资料往往真伪杂陈、意义难明，如果仅是原文照录而不予以适当疏通辨明，难保读者不为所惑。为此，杨先生在引录资料原文之时，除加简要标题予以概括提示外，更在资料之后间或加有“案”语，考订史学活动和史籍成书的时间、旧说的真伪以及其他相关史实，有时提示深入研讨可资参阅的文献。增订本又根据学术的发展，新加许多“今案”，在以文字、版本、史实的考释为主要宗旨的同时，为使资料采录产生较好的学术效果，酌情加入了一些学术信息的提示和判断，列出多人的研究论著，以供读者进一步探讨时参考。如增订本第1册第1条从周武王伐纣、建立西周朝代起始，在引录金文和《逸周书》资料后，加有“今案”，探讨了武王克商之后在思想意识上的变化及其对于历史意识形成的影响，叙述了西周克商年代问题的复杂状况，这使开篇第1条就进入了深层的学术研究状态。公元490年北魏定起居注制条，以“今案”点明此次定制的史学意义。1593年增补侯继高编纂《全浙兵制考》条目，有“今案”考订其人其书，指出中日各存版本，内容有别。在新编清代卷中，诸如此类的“今案”更多。如1657年谈迁卒条，所加“今案”对谈迁卒年、《国榷》成书时间及其版本等问题，清理已有研究成果，作出明确判定。1665年清廷征集明天启、崇祯两朝史料条，有“今案”提示此举与庄氏史狱之间的联系，很富学术启发性。1795年谢启昆幕府著成《西魏书》条，所加“今案”评述古代幕府修书的一般规则，点明不必否定谢启昆的署名著作权，而标题写有“幕府”二字，已有深意。1797年毕沅卒条，“今案”说明毕沅实际进行了《续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而且不埋没幕僚的贡献，但这段“今案”中出现错字，“毕沅编纂此书非晚清假手他人”之中“晚清”应为“完全”，盖词语拼音输入时致误且失校。1821年茆泮林辑录《世本》成书条，加“今案”说明清代所辑录的多种《世本》，常常主观地揽入资料、随意编排，淆乱了《世本》的本来面目。凡此种种，大大有助于学术研究之参考。
嘉惠后学，树立长远学术眼光的示范
专业、专门或专题性质的史料汇集，在学科建设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回顾上世纪50年代，史学界在忙于“五朵金花”之时，对史料汇编事业也予以高度重视，投入很大资源进行建设，多卷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等陆续出版，其学术价值至今依然享誉海内外，对历史研究起着巨大促进作用。可见好的系统性的资料汇编，往往具有持久的学术价值、广泛的社会影响。然而由于学术管理体制的改变，历史资料工作渐渐被视为末端琐务，甚至不被计入学术研究成果。在这种学术氛围下，杨先生与乔教授等仍以几十年、十几年的不懈努力，编纂这部首尾完整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堪称做出了嘉惠后学、树立长远学术眼光的示范，正如作者在该书《感言》之末的律诗中咏怀曰：“借问书成何企盼？后来才彦更莘莘！”
篇7：史学理论意义探析
一、史学理论对史学研究的意义
史学工作者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 都要受到史学理论的指导, 史学理论提升了历史研究的深度, 拓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
(一) 史学理论有助于揭示和认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进程中的一切现象、事物、过程都是互相联系、有机统一的, 所以我们在历史研究过程中, 要对某些历史史实完全地了解和掌握之后, 基于历史学理论的指导, 将零碎的、分散的历史现象联系起来, 找出它们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 研究并探索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比如: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五种历史社会形态, 这些社会形态在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中有着数不清的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历史活动、历史事件等等, 一种社会形态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地暗示并孕育着下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诞生。大多数情况下, 最开始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进步, 在这之后便是生产关系的变化, 接下来就是不断的政治事件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变革, 到最后就会有一场非常宏大的革命或者改革, 整个上层建筑因此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这样一种高级的、新的社会形态从此就取代了相对比较落后的社会形态, 而我们在这一理论研究中正是通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而重新概括形成的一次新的认识。再如:历史人物在其所处的生活时代中所发生的活动虽然是分散、零碎的, 但是在史学理论指导下,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零散的活动碎片联系在一起, 从而找出这个人的生活与成长轨迹, 并且通过系统的概括, 清晰的梳理就可以掌握在这个人身上所发生和经历的事情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联系, 进一步揭示出这个历史人物一生的活动“规律”, 给出合适恰当的历史评价。 (1)
(二) 史学理论有助于透过事物现象揭示历史的本质
史学理论强调的是要透过历史现象本身去深层地探索历史的本来面目, 最大限度地客观公正地还原当时的历史状态, 为世人呈现出真实存在的历史。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 历史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存在着不同的国家形式, 以及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国家, 如封建制国家的专制政体、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民主制等。要想通过不同的历史现象、历史问题等认识各种形式、各种类型的国家本质, 就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去解释和说明。换句话说, 就是用“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2) 这个理论来理解国家的本质。
(三) 史学理论能科学的指导史料鉴别和整理
史料类型中的文献资料、口述史料都是由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作为主体来记述完成的, 在这一过程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记录者某些主观意识的观点、情绪等等, 再加上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历史环境等客观因素, 一些史料显然会存在一些让人产生误会的东西。史学工作者在研究这部分史料的过程当中, 如果要想客观公正地认识历史、研究历史、探索历史, 就必须以坚持正确的史学理论为指导开展史料的搜索、鉴别和整理工作。比如:《明史》《明史纪事本末》这两本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大明朝廷与满族政权的某些关联, 想要真正地搞清楚当时的两朝是处于怎样的政治环境当中, 以及怎样更全面更公正客观地去探索历史, 研究相关问题等, 除了要重点查阅本国的相关文献资料外, 更要尽最大的努力翻查其他国家关于这方面的史料、文献等等, 例如:朝鲜王朝的《李朝实录》《三朝辽事实录》等。通过借助更多的史学理论, 并且从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民族矛盾、社会关系等角度去鉴别历史资料, 找到影响问题的重要线索, 系统、客观地阐述这段历史, 方便后人的进一步探索以及为他人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史学理论对历史教学的意义
(一) 史学理论有助于科学编制历史教材
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各类历史教材编写几乎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形态史观为主要线索的, 并且阶级斗争贯穿于整个历史教材编写的全过程。但是改革开放以后, 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方面的全面发展, 尤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的不断扩大, 使得我国的文化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特别是在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深入, 改变了历史教材编写的整体布局, 不再单单以政治史为主要出发点来构思整体的框架结构, 而是更多地涉及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等各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教材的编写体系也由以编年史为主线, 纪事为支线的单一格局进一步地拓展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历史人物、重大改革、探索历史奥妙、世界重大遗产等大量模块, 这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阅读兴趣, 对于帮助学生正确、全面地认识历史以及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 史学理论对历史教师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无论是哪个学科的老师, 他的理论思维水平都在直接影响着自身分析评价能力的强与弱。也就是说, 历史学科的老师教学水平的高低既受到历史理论功底的影响, 也受到史学理论水平的限制, 特别是在具体的教学实践当中, 历史教师教学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的史学理论素养所决定的。如果史学理论的基础知识掌握得不熟练, 那么就会缺乏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综合问题、评价问题的基本能力, 脱离了史学理论的指导, 历史教学在日常的授课过程中就很难正常地进行下去, 这也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 因为历史课堂在日常的教学过程当中本就被学生认为是枯燥乏味的, 所以作为一名历史教师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 能够在日常课堂互动当中自由地运用已经掌握的教学知识去引导学生, 逐步地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
(三) 史学理论是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重要内容
史学理论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它是历史教育理论体系的灵魂, 是学生历史学习中的重要内容。比如:关于重大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原则与方法的理论;关于历史认识一般形式的理论;关于如何研究历史、如何表述历史、如何检验历史认识正确与否的理论等等。要认真学好以上这些史学理论, 尤其是在历史事件的学习过程中强化理论学习意识, 更要进一步加强史学理论的素养, 逐渐培育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三、史学理论对论文写作的意义
学术研究要提供新的视角、观点, 发现和探索新问题一定要用扎实的理论做指导, 特别是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扎实的史学理论基础是高质量完成论文写作的前提和保障。
(一) 扎实的史学理论基础是论文选题的前提
在历史类论文的写作中, 想选择既具有创新性又有充分资料可寻的题目不容易, 以研究中国古代史为例, 学习、研究先秦时期和明清时期来讲选题很难, 例如:先秦史的资料可以说少之又少, 但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学家却不在少数, 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 这对于学生来说要想在这个“独木桥”上寻找一个落脚点, 寻到一个好的论文选题很困难, 如果没有扎实的史学理论和史学素养作为基础, 是不可能找到研究的创新点和突破点的, 那么研究也就失去了继续探索的意义。同时, 对于学习和研究明清时期的史学工作者来说, 他们的困惑在于史实资料、史学研究者、研究成果都很多, 几乎每个领域都有一流的研究学者, 对于学生来说很难选择一个既有创新性又较少有人探究的题目, 再加之明清史的很多文献材料有误, 如果没有相对扎实的史学理论基础去辨别资料真伪和选取研究题目, 研究工作就难有突破。
(二) 扎实的史学理论基础是搜集整理论文资料的关键
在确定论文的选题之后, 能够快速、准确、全面地搜集和整理资料对于完成论文写作十分重要, 但是收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也是非常辛苦的, 尤其是历史类论文的写作, 在浩如烟海的论文历史资料中找到写作素材非常不容易, 这就要求写作者必须具备扎实且丰富的史学理论基础, 更要认真、科学地收集资料, 然后再对资料进行分门别类有序的梳理, 从而形成系统的理论支撑框架, 进而根据掌握的资料和已有的知识、观点进行论文写作。同时, 在资料整理过程中也可用已掌握的理论来检验自己的选题是否真正合理、是否具有研究价值以及是否具有新的探索空间、是否能继续发现新的问题等等。
(三) 扎实的史学理论基础是进行论文写作的保障
不论是学生还是史学的工作者, 在论文具体写作的过程当中都需要科学地掌握史学理论和运用史学理论进行谋篇布局, 而且要正确地的选取资料进行论证。如果缺少史学理论指导, 不仅造成论文缺少逻辑、论证不具体不深刻、说服力不足, 甚至对有些问题的论证说明有所偏颇, 出现错误。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 要充分学习相关的史学理论, 运用新的思维、新的观点等来构思论文的框架, 从新的史学理论视角出发找到论文写作的创新点, 这样论文才会更有价值, 更具时代性和创新性。扎实的史学理论基础, 创新的史学理论视角会对论文的写作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总之, 各个学科的研究都离不开理论基础的指导, 历史学的发展也是如此。我们加强历史研究、历史教学和论文写作, 都必须深入细微地学好史学理论方法的知识, 明确史学理论的地位、作用和意义, 科学地运用史学理论来为自己的研究服务,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分析历史, 更深层地发掘历史, 为推进史学研究创造条件、提供保障。
摘要：史学理论是对历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理论概括, 史学研究、历史教学和历史学论文写作都受到史学理论的指导。史学理论基础功底的深厚与否决定着这些研究成果的成效。要通过探究史学理论的重要意义, 来加强史学理论研究, 进而推进历史学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史学理论,史学研究,历史教学,论文写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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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娄灯杰.浅述史学理论在论文写作中的作用[J].安徽文学 (下半月) , 2008 (10) .
篇8：梨洲史学
[关键词]史学观念 更新 新课程
【中图分类号】G633.51
高中新课程开始实践以来，我们认真了解新课程的模块设置，将新教材与传统教材进行横纵向比较，注意将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实践的结合，关注了课程观念和教学理念的转变，教学方法也有了明显的改变，新课程给学生思想思维产生的作用日益明显。史学观念是处理新课程内容的关键，因而要推进高中历史新课程全面健康发展，更新史学观念刻不容缓。
一
我们现在使用的历史新课标和历史教科书，在吸纳新的学术成果和新的史学观念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依据时代性和基础性原则，革新了课程内容……增强了课程内容与社会进步、学术发展和学生经验的联系”，及时跟踪并反映了历史学科的发展趋势，及时地吸收历史研究的新成果，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
史学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深化的，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当下，更促使人们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对以往的历史进行重新审视，并上升到新的理论层面，推动史学观念的进步和更新。不仅如此，随着新的科技手段的引进和研究手段的进步，考察、甄别、整理的方式和方法越来越先进，人们更加接近真实的历史或者说是复原了的历史。历史教科书当然也体现着史学的这些特点。
进入新时期特别是近20多年以来，我国的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为中国史学的进展提供了强劲动力，总之，“当代中国史学正是在全面反思与新的探索中实现了自身的升级与发展。”【2】中国史学研究的繁荣，促使了当代史学多元化与多样化发展格局的形成。
新课标历史教科书是我国当代史学发展和繁荣的缩影。一定程度上成为反映学术成果、体现学术进展的载体，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除了明显体现了文明史观、全球史观和现代化理论等新的史学范式外，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方法，如淡化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审慎地用文明史观、全球史观和现代化理论透视中外历史，对革命和改革的关系和评价，做了更合理的阐释；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评价；正本清源，以往一些被隐蔽的历史真相和被颠倒的历史事实恢复了历史原貌。
二
新课标和新课标教科书，渗透了文明史观的理念，并依此对历史知识进行了筛选，从而确定了新课程体系。不少教师面对模块专题体例下时序紊乱的现状，不能用文明史观整合教材，形成新的知识体系。对《课程标准》运用文明史观所构建的新体系内涵理解不深，认识不清。正如黄牧航教授所言：“如果不转变史学观念，所谓转变课程观充其量是使教师成为一个更优秀的资料收集者，而所谓转变教学观也很有可能就是运用更有效的方式把原来的一些陈旧错误的观念加以强化。”【3】这种负面影响已在新课程教学和高考复习中显现，长此以往，势必会使推行新课程的初衷落空。
三
造成教师史学观念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环境因素，更与教师自身知识储备的陈旧和专业成长意识的缺失有关。
长期以来，中学历史教师一直处于“教教材”的状态，很少突破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同时，不少教师把唯物史观视作唯一的史学理论，忽视了新史学观念的吸纳。即便少数教师重视新的史学观念的学习，也多是从应对高考的角度，以临时抱佛脚的心态，仅是只言片语的接触一下史学理论知识，缺乏系统全面的掌握。新课程培训中对史学观念的忽视，致使教师集中学习史学理论的机会丧失，失去了及时充电的良机，史学观念薄弱的现状未能得以改变。
更重要的是，教师史学观念的落伍与自身接受的教育和史学素养相关。纵观我国的历史教育，不管是高校还是中学，“苏联体系”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其“传统的权威地位已被动摇，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不会再现，但是，它对我国世界近代史学科的影响没有消失，而是作为一种学派与学说在学术与教学领域占据重要一席。”【4】
四
能否更新史学观念，吸纳新的学术成果，提升史学理论素养，已成为影响新课程进展的迫在眉睫的问题。首先，教师应正视自身差距，提高学习史学理论的主动性。不论是中老教师还是青年教师，在这方面几乎都处于同一起跑线，都有一个重新学习、重新补课的过程。因此，我们要重视史学理论的再学习，提高转变史学观念的自觉性。
第二，积极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教师应该与时俱进，主动学习新的专业理论书籍和高校教材，认真钻研教学刊物的相关文章，还应把史学理论当作重要的课程资源不断加以开发，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知识。
第三，有针对性学习相关有关史学理论方面的论著。为及时充电，提高驾驭学术动态的能力，可以有针对性的选学有关转变史学观念的论著。
我们应勇敢地面对新课程推行中的又一次挑战，更新史学观念，正确把握新课程中的学术观点，推进新课程健康、全面地发展。
（1）朱汉国：《浅谈普通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变化》天津： 《历史教学》 2003.10
（2）姜义华等主编：《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9
（3）黄牧航：《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历史高考试题的命制（上）》 西安：《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