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工作者（精选十篇）
史学工作者 篇1
傅斯年幼承庭训,受过良好的教育,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严格训练,并由此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1920年傅斯年到英国留学,三年后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在欧洲的留学生涯长达七年之久。据王汎森的研究,傅斯年去英德两国并非专修历史,傅斯年在英德的求学生涯,主要的经历是了解西方学术整体发展的情形。
在史学思想方面,傅斯年显然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被称为中国的兰克[1]。傅斯年与兰克的客观主义宗旨不谋而合,他在1925年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首册发表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宣称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以构建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傅氏说:“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2]他坚信,只要剔除了附在历史记载上的道德意义之后,由这一件件、赤裸裸的史料就可显示其历史的客观性。于是他认为:“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论放进去,既不可以从传统的权威,也不可以随遗传的好尚。”即为把史学与其他学科区分开,他把史料置于史学本体的地位。从此意义上讲,离开史料自然不成其为史学了。在此观念主导下,他提出“照着材料出货”的方法论,即“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从方法论的角度,把史学研究与材料的整理运用统一起来。而这正是史学的客观实证性的落脚点。
如果进一步比较兰克与傅斯年对史料的看法,就可确定两者治史的路数多属同一途径。兰克治史,极注重史料,在兰克史学的治史方法中,寻求史料与考订史料是其全部史学的基石。他所倡导的史料批判学,以及从最原始档案资料中去研究历史的大方向,至今仍无法改变。考察我国清代乾嘉学派所采用的训诂考据方法,亦十分注重证据,考证周详,追源释疑,然后立论,这与兰克倡导的方法,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新考据学派主将之一的傅斯年,也十分赞同兰克的史料观。傅斯年史学最基本的出发点是他在1928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一开头所宣称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史学不是著史,史料即史学。傅氏在这里开宗明义阐述的史学之旨趣,不仅规定了史语所今后之方向,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认为史料对他们具有特殊的意义:“历史由史料构成,史料乃往时人类思想与行为所遗留之陈迹……无史料斯无历史矣。”[2]
此后,傅斯年又大力宣传他的思想,尤其是他的史料即史学的观点。如在《史学方法导论》、《史料与史学发刊词》等文中一再重申,或说史学便是史料学,或说史学本是史料学。他说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之中,又说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在同一本书中,他又说:“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类似论述,不一而足。为此,他也像兰克为搜集原始资料而四处奔波的科学旅行那样,不辞辛劳,多方寻觅,号召大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引进西方近世的治史方法,并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的考证方法,写出了《明成祖先母记疑》等作品,在当时史学界影响甚大。他还说:“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2]即为把史学与其他学科区分开,他把史料置于史学本体的地位。从此意义上讲,离开史料自然不成其为史学了。可见,在傅斯年那里,视史料为治史之首途,不要著史,远离历史哲学。由此可见,此种治史方法与兰克是同道的。
学者们通常把精力用于搜集傅斯年与兰克有关的资料证据,而忽略了傅氏史学思想中中国传统史学的成分及影响。其实,傅氏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他的国学功底是令人信服的,而他长达七年的留学背景也成为影响他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另一大要素。笔者认为,傅氏史学思想中既有传统中国史学思想的因素,也有西方客观主义史学(主要是兰克史学思想)的因素。瞿林东认为:“所谓中国传统史学当是指1840年以前的中国古代史学。”[3]他还提出了传统史学的九大特征:一是书法无隐,秉笔直书;二是求真的原则与追求信史的传统;三是丰富多样的史书体裁以及史书内容与形式相协调的传统;四是讲就史文的传统;五是明理、明道与经世致用的传统;六是史学家的广阔胸怀与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传统;七是关注史学批评和探讨的传统;八是重视史家的修养的传统;九是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优秀的民族精神的传统。在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过程中,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影响与贡献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西方相应的史学思潮的回应,另一方面是对本土主要是清代考据学实事求是传统的继承,乾嘉史学的最大成就,是用考证方法整理前代留下的各方面史料。其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考据学宗旨,基本符合客观实证的近代学术精神。
傅斯年的史学主张深受清代考据学的影响,他称赞顾炎武、阎若璩的考证方法是“最近代的”,要保持他们的“遗训”,傅斯年忠实地继承了清代考据学及其客观求实精神。在他倡导和影响下所形成的科学派史学“考史而不著史”的治学风气,更是同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精神一脉相承[4]。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正是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理论与西方现代客观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关于兰克与傅斯年是否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尽管有材料证明傅斯年一生只提到兰克二三次,他藏书中没有任何兰克的著作,但都不能否认兰克史学是形成傅斯年史学思想的重要的西学来源这一点。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傅斯年所留学的德国正是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根深蒂固的国家。笔者认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曾受过兰克史学影响是确信无疑的,但是傅氏自身的留学经历也是影响其史学思想(尤其是史学便是史料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傅斯年的客观主义史学思想与其偏理科的学术兴趣有关。在他写给胡适述及自己留学情形时悔恨自己在北大的学习经历时说:“近中温习化学、物理学、数学,兴味很浓,但想在大学的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他还说:“下半年所习科目半在理科,半在医学……哲学诸科概不曾选习。我想若不于自然或社会科学有一、二种知道个大略,有些小根基,先去学哲学定无着落。”
李济曾这样评价傅斯年:以历史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这一号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举起这一面大旗领首向前进的第一人是傅斯年。时至今日,尽管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理想遭到了批判与否认,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治史仍有帮助。
参考文献
[1]于尔根.科卡.20世纪下半叶国际史学的新潮流[J].景德祥,译.史学理论研究,2002(1).
[2]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史学工作者 篇2
一、正视和拥抱互联网
互联网是全球性的网络，是一种公用信息载体和大众传媒，比以往任何一种通讯媒体的发展都要快。互联网出现以后，呈现出几个重要特点，一是发展迅猛，二是信息大爆炸，三是不断创新，互联网正在不断改变生产、工作和生活方式。
互联网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的潮流。可以通过互联网方便快捷地获取和分享信息，实现“沟通零距离”，各种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社会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网络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而历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专业，在前互联网时代，历史学者基本都是一头扎进故纸堆里，用的是“剪刀+浆糊+卡片”的个体手工生产模式，然而，在汹涌澎湃的互联网潮流面前，历史学者们应该如何面对和抉择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据说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历史学者坚守着传统，拒绝电子书、电子档案资料，拒绝电脑和网络，毅然地坚守着纸质书籍，坚持手写，甚至还坚持抄卡片，坚守着一切的传统。这种执着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因为他们固守着历史研究这片最古老的净土，他们用敬畏之心对待历史，用谨慎的治学态度对待互联网，他们是有着自己的原则，有着自己最原始、最纯洁的理想的人，很值得尊重。也有的学者，一说到互联网，就很自然地和抄袭、造假、不可靠联系。当然，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力和自由，但应该更清楚认识到，互联网只是一个工具，一种先进的模式，作为工具，本身并无好坏之分，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使用者，任何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应该看到互联网巨大的优势，怀着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去看待、去接纳它，让这个先进的工具更好地帮助进行学术研究。作为史学工作者，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先进工具的巨大优势，认识到互联网潮流和信息大爆炸时代的到来，正确看待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加快赶上时代的步伐，充分、科学、有效地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及时拥抱互联网，做到先进的信息技术与个人的历史研究有机结合，让互联网为己所用，物尽其用，让自己的学术研究走得更快、更高、更宽、更远。
二、在改变中改变自己
互联网时代的学术研究也必然会出现一系列的改变，无论是研究资料还是研究方法，史学工作者应该在一系列的改变中改变自己，更好地适应新的互联网时代的学术研究。现列举几点如下：
1.资料存储和获取方式改变
在没有互联网之前，学者的资料主要是纸质书本和档案等，还有本身埋头苦读和勤奋做记录的笔记和资料卡等，基本都是纸质的材料，而在互联网时代下，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下载资料(电子文档)，进行分类归档存储到自己的电脑、移动存储设备或网络上，随时随地可以打开使用，研究工作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不受资料携带或存放不便的影响。在获取途径上，不再局限于图书馆、档案馆，依靠互联网上的搜索引擎、数字图书馆、资源数据库等，可以快速地获取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从而让自己的研究工作更加方便快捷，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到学术研究上，而不是耗费在获取资料上。
但是，互联网上唾手可得的、快捷获取而来的资料，质量往往难以得到保证，可能是良莠不齐，甚至有谬误的。对待互联网上的海量资料，同样应该保持严谨的学术态度，谨慎使用。
2.研究思维和选题方式的改变
在没有互联网之前，人们的阅读范围有限，学者的研究思维往往会局限在有限的材料里，可以说是一种“小思维”，学术圈子也相对封闭，学者们对外部的研究成果不一定清楚，导致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所处的位置认识不足，学术课题和研究视野相对狭隘。在互联网时代，海量的文献给予了学者足够的材料支撑，开放式的学术环境也让各个研究圈子有更多的交流，学者可以以一种“大思维”来进行研究，从而使其学术成果起点和层次都较高。在选题方面，前互联网时代的学者选题往往靠其阅读来了解学术动态和研究动向，决定选题，但一个人的阅读量毕竟是有限的，这样就难以避免选题的重复性，导致研究重复、资源浪费和创新不足。
在互联网时代，学者选题将不但依靠阅读的深度，而且更重要的是阅读的广度。通过互联网可以更多地了解新的学术动态和研究动向，在此基础上决定自己的选题，保证选题的独创性，避免重复研究，保证研究成果的创新性。
3.支撑平台和文章载体的改变
在前互联网时代，研究的支撑平台一般是图书馆、档案馆等硬支撑，不同地区之间，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硬件设施是不同的。在互联网时代，研究的支撑平台变成了搜索引擎、电子图书馆、资源数据库等，不同地区获取资料的差距明显缩小了，只要一台联网的电脑，即可较为容易地获取到自己想要的`资料，有了互联网这种软支撑平台，学术研究变得更为轻松和省时，可以把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思考研究，而不是费尽心思获得资料。基于互联网这种软支撑平台，大量的电子文档、电子期刊和书籍也不断地大量涌现，文档的载体不再局限于纸质。
4.其他改变
互联网还将改变检验资料和学术成果的真伪，基于大数据的检验真伪和查重检测系统，有力地遏制学术不端和抄袭造假的不良风气。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学术圈子模式，促进不同学术圈子的交流和融合，“闭门造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另外，草根史学(大众史学)的兴起也非常值得关注，如《百家讲坛》《明朝那些事儿》的火爆。所有这些改变，促使学术研究和学术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三、史料革命中的抉择
客观来说，互联网确实带来了一场学术研究的革命。简便快捷、省时高效，是互联网最大的优点。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批量”生产学术成果、滥竽充数、抄袭造假，甚至完全不懂学术的人，也可以利用互联网上已有的丰富学术资料和成果，以东抄西拼的“制作方式”，凑出一篇像模像样的学术论文，导致“伪学术”泛滥，学术成果缺乏应有的学术权威和学术尊严。
单就历史学研究来说，互联网带来了一场“史料革命”，互联网上海量的资料让充分地占有史料，甚至“穷尽史料”成为了现实。无论哪一家史学流派，都强调史料的重要性。有一种说法，史料就是历史学，历史研究应该最大限度地充分占有史料，全面占有史料。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就提出过“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影响深远，可见史料的重要性。欧美、日本等国外学者的学术著作，往往在点或局部的研究上，资料的把握非常全面。这些国外学者凭着他们的专注，在一个很小、很不起眼的题目上，穷尽一切史料，令人敬佩。但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穷尽史料只能说是史学家的一种期望，但互联网的出现，让这种期望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不但可以在网上找到大量的文献、资料、研究成果，而且随着网络的日渐发达，大量没有功利心的网友、全世界的公私收藏家、甚至一些旧书店、拍卖行，都把自己的独家资料、珍藏原本在互联网上发布出来，这些原本、古籍出于保护或者利益等种种原因，原本很难看到的，但借助互联网的开放性和流通性，已经能得到相当多的、原来难得一见的珍贵资料了。今天能掌握到的史料是任何时代的前人所不能及的。如果不充分利用互联网，就很难说是穷尽了史料，充分占有了史料。
网络上的资料虽然丰富，但良莠不齐，无形中加大了甄别真假史料的难度，而且海量的史料也增加了处理的时间，史学工作者应该保持严谨缜密、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才能学有所成，做出成绩。
四、结语
应该正视和拥抱网络，让它为史学研究服务，如果不去利用网络，会漏过很多好的史料，也会错过很多机会。在互联网时代，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充分利用电子文献，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靠有限的纸质文献去做学问。
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稳固基石 篇3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是已故史学史研究专家杨翼骧先生的代表作，在史学界获得超高的声誉。杨先生早在1942年前后即已意识到有编纂此书的必要，此后60年间，编著和出版了《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三册，内容从先秦至明代，按年代顺序，将反映历代史学发展状况的资料甄择、校订，予以编排，详细展示了中国史学史发展的流程。每册甫经出版，立即得到学术界的极大好评，被誉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中“首创的具有为后人修桥铺路性质的”著作，“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一部不可多得的入门之书”，是“以著作家的史识和总揽史学发展全局的眼光而致力于资料纂辑，在学术上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在杨先生去世十周年后，余下的第4册清代卷，由其高足乔治忠教授和朱洪斌博士补纂完成，因同时又对前三册进行了修订、增补，统一出版，遂定名曰《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以下简称“资料编年”），由商务印书馆于2013年10月一并推出。至此，中国古代史学史学科的系统资料编纂终于得成完璧，《资料编年》终于成为一套首尾完具的专业资料体系，对中国史学史学科来说，学术意义重大，关乎学科发展之长远未来。
资料宏富，加强了对中国史学史发展演进脉络的梳理
作为一部首尾完整、系统的资料编纂，此增订本对前三册予以订补，资料更为宏富，考订愈加准确，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平均有较大提升。对前三册的订补工作，除校改原书的文字讹误外，更增补了一些必要的史学事项，调整和修改了一些史学事项的系年，其中一些资料来自日本所藏的珍稀版本。据不完全统计，前两册补订事项各在40条以上，第3册因近年各种大型古籍资料出版较多而补订事项在百条以上，比原本增加了10万字左右。而其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平在开卷第1条即有明显体现：原书第1册起始于公元前841年即共和行政之年，这是中国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开始，编年体史籍从此年起始，具有极大的合理性与严谨性，相信杨先生当初就是这样考虑的。但是，中国史学史必须探寻中国史学的起源，这在学术上至关重要，资料编纂被这种探源宗旨所引导，需要向更久远的社会背景进行追索，故本册增订为从周武王伐纣、建立西周朝代起始，因为西周之初的“殷鉴”观念是关涉中国史学起源的十分关键的促进因素。这比原书起于公元前841年不仅时间上延，而且显示出对中国史学起源问题的新认识。随后，书中又增列西周营洛问题，因为这项举措导致《尚书》一些重要篇章的形成，在先秦史学史上不可缺载。第2册1072年于“欧阳修卒”条目之后，新设条目，节录了欧阳修《正统论》的文字；第3册1402年增补方孝孺被杀条，除录其生平事迹资料外，全文录其《释统》之文。欧阳修和方以智两人的正统论长文，在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发展中影响颇大，史学史研究应当关注。明代卷内调整不少史学事项的系年，得益于近年史籍的大量出版，是学术事业与时俱进的体现。
新编第4册清代卷，最大特色是对清朝官方史学的资料首次做了系统的疏理。中国古代史学区别于西方史学的最显著的特点，如果不能充分重视官方史学，任何中国史学史的撰述都是不完整的。本册对清朝官方史学的资料做了系统梳理，择要取精，逐年融入其中，这使清代官方史学的线索相当明晰，特别是对清初官方修史活动的梳理比较周全，如1655年内5个条目资料都是官方史学活动。为了揭示清朝官方修史活动的具体情节及运作机制，编者不仅从多种官私典籍搜讨资料，还特别利用了档案资料，例如嘉庆十二年、嘉庆十六年的档案资料表明，国史馆机构在进一步扩大并且得到巩固，其他如国史馆编写臣工列传需先纂辑资料“长编”，稿积若干年后“必须复行检辑，斟酌画一”机制等，也都只能从档案资料中才可窥知。这些资料的辑录，使人们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和认识清朝官方史学的演进脉络与发展特色。
大量“今案”，凸显学术研究价值
作为资料汇编，自然要以选录原始资料为主，但因历史现象的错综复杂，传世的各种资料往往真伪杂陈、意义难明，如果仅是原文照录而不予以适当疏通辨明，难保读者不为所惑。为此，杨先生在引录资料原文之时，除加简要标题予以概括提示外，更在资料之后间或加有“案”语，考订史学活动和史籍成书的时间、旧说的真伪以及其他相关史实，有时提示深入研讨可资参阅的文献。增订本又根据学术的发展，新加许多“今案”，在以文字、版本、史实的考释为主要宗旨的同时，为使资料采录产生较好的学术效果，酌情加入了一些学术信息的提示和判断，列出多人的研究论著，以供读者进一步探讨时参考。如增订本第1册第1条从周武王伐纣、建立西周朝代起始，在引录金文和《逸周书》资料后，加有“今案”，探讨了武王克商之后在思想意识上的变化及其对于历史意识形成的影响，叙述了西周克商年代问题的复杂状况，这使开篇第1条就进入了深层的学术研究状态。公元490年北魏定起居注制条，以“今案”点明此次定制的史学意义。1593年增补侯继高编纂《全浙兵制考》条目，有“今案”考订其人其书，指出中日各存版本，内容有别。在新编清代卷中，诸如此类的“今案”更多。如1657年谈迁卒条，所加“今案”对谈迁卒年、《国榷》成书时间及其版本等问题，清理已有研究成果，作出明确判定。1665年清廷征集明天启、崇祯两朝史料条，有“今案”提示此举与庄氏史狱之间的联系，很富学术启发性。1795年谢启昆幕府著成《西魏书》条，所加“今案”评述古代幕府修书的一般规则，点明不必否定谢启昆的署名著作权，而标题写有“幕府”二字，已有深意。1797年毕沅卒条，“今案”说明毕沅实际进行了《续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而且不埋没幕僚的贡献，但这段“今案”中出现错字，“毕沅编纂此书非晚清假手他人”之中“晚清”应为“完全”，盖词语拼音输入时致误且失校。1821年茆泮林辑录《世本》成书条，加“今案”说明清代所辑录的多种《世本》，常常主观地揽入资料、随意编排，淆乱了《世本》的本来面目。凡此种种，大大有助于学术研究之参考。
嘉惠后学，树立长远学术眼光的示范
专业、专门或专题性质的史料汇集，在学科建设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回顾上世纪50年代，史学界在忙于“五朵金花”之时，对史料汇编事业也予以高度重视，投入很大资源进行建设，多卷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等陆续出版，其学术价值至今依然享誉海内外，对历史研究起着巨大促进作用。可见好的系统性的资料汇编，往往具有持久的学术价值、广泛的社会影响。然而由于学术管理体制的改变，历史资料工作渐渐被视为末端琐务，甚至不被计入学术研究成果。在这种学术氛围下，杨先生与乔教授等仍以几十年、十几年的不懈努力，编纂这部首尾完整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堪称做出了嘉惠后学、树立长远学术眼光的示范，正如作者在该书《感言》之末的律诗中咏怀曰：“借问书成何企盼？后来才彦更莘莘！”
史学工作者 篇4
一、恪守“直书”信念, 反对“曲笔”修史
中国是世界级文明古国, 也是全世界唯一拥有持续文明的国度。故此, 对历史的研究具备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既能够认识和了解过去, 同时也能够指导现在和引导未来。我国史学研究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则, 分别是“直书”和“曲笔”, 直书是指用平直的语言描述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重大事件。曲笔的含义有多种, 主要是作者历史观的表达和展现, 包括史书上的评注。这两种研究方式在清代之前没有轻重优劣之分, 是研究的方向选择。到清朝中期的清代时代, 史学家研究历史过程中, 逐渐由“曲笔”转向“直书”。不仅重视“直书”中道德礼法的内涵, 同时强调历史事实中的品质表现, 从而丰富“实事求是”的内容。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王鸣盛, 他的观点为, 史学家不仅要有研究成果, 同时需要具备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及相应的职业道德。尊重历史的本源, 不惧怕当时的权势。钱大昕认为史书《春秋》是一部典型的直书式史书, 应该多去学习它的风范。他认为《宋史·李纲传》中为了回护张械父亲 (其为道学家) 弹劾李纲, 其为败笔。故认为“史于《浚传》既讳而不言, 此《传》但于罢相时一言浚劾, 余亦略不及之。盖史家为张护短, 非直笔也”;汪中的观点, 写史书有两个顾虑, 一是明写, 另一个是直书, 均可能带来当世之祸。但是作为史学家, 要尽史学的职责。
以清朝“《南山集》案”为例, 康熙朝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曲解明朝历史甚感愤慨, 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 (1711) , 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 康熙帝十分震怒, 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 戴氏家族凡男子16岁以上者立斩, 女子及15岁以下男子, 发给满清功臣家做奴仆。而这一案紧随“庄廷鑨明史案”之后, 戴名世明知清廷对于直书正史的态度, 却依然直书前朝史实, 可见对“曲笔”修史的反对态度。综上所述, 清代时期的史学家对我国史学研究方式的分析, 以及因对满清曲笔《明实录》的不满而出现的《南山集》的例证, 不仅体现在“直书”和“曲笔”的认识, 也展现了清朝史学家的胆识和牺牲精神。
二、史学贵在真实, 求真才能存信
这一历史时期的史学家认为史学的研究不仅要由“曲笔”的形式向“直书”的方式过渡, 同时也要尊重历史的真元本貌。在历史研究中坚持“求真”和“存信”, 进而达到征实的效果, 其也是史学观“实事求是”思想的表现。对此王鸣盛认为:“史家所记典制, 有得有失, 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 驰骋议论, 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 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 而或宜法, 或宜戒, 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 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 擅加与夺, 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 部居州次, 记载之异同, 见闻之离合, 一一条析无疑, 而若者可褒, 若者可贬, 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 每患迂愚, 即使考之已详, 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 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 求于虚不如求于实, 议论褒贬, 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 读史者之所考核, 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 外此又何多求邪!”赵翼的观点是“作史之难, 不难于叙述, 而难于考订事实, 审核传闻”。他对薛居正所著的《旧五代史》进行批判, 它的内容基本是各个朝代《实录》的整合, 不去研究其内容的真伪, 对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提出赞扬, 在其著书过程中能够做到去伪存真, 博采众家之长。全祖望的观点是史学家著书的过程中不能够带有明显的主观因素。他认为史书的典范是《春秋》, 虽然著作中有些内容可以诛之, 但是不能把它删除, 因为确实是有真凭实据的。邵晋涵的观点, 只要是务实求真的历史书均是良史、信史, 而其内容与其原则不相矛盾。他认为萧子的著作《南齐书》, 虽然其中有很多宗教玄虚的内容, 但是“直书无隐, 尚不失是非之公”, 所以肯定其著作的史学价值。同时也对唐代编纂的《隋书》进行赞誉, 因为能够做到务实, 其中的事件描述真实, 能够为后世研究提供宝贵而丰富的资料信息。
三、撰史直叙其事, 反对书法褒贬
史书虽然由文字构成, 在书写过程中文采和笔法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但是对于读者而言, 其读史书的目的不是要领略语言的魅力, 或者其不是重点关注的内容, 而是要通过文字的描述能了解其历史的真实风貌, 可以跨越时代和地域的界限。清代史学家的史学观点认为历史真相是历史研究的重点, 而不是过度将个人历史观点植入于其中, 主张还原历史的真实性。王鸣盛反对前人在研究历史过程中没有章法地加入自己的褒贬观点, 他主张写史书过程中一定要谨言慎行, 不要妄加评断。他批评《南史》说:“大凡一时官制, 宜据实详书之, 使后世可考。《宋》、《齐》、《梁》、《陈》, 皆依《晋书》书法。不料李延寿出一人私见, 创为两种书法, 失实而不明妥, 皆非是。”钱大昕认为:“良史之职, 主于善恶必书, 但使纪事悉从其实, 则万世之下, 是非自不能掩, 奚庸别为褒贬之词!”因为存世的史学观点和门类繁多, 不同的研究方式会造成差异化的理解, 有时会产生对立的效应。造成的结果会是让大众不能真实地了解历史, 不知哪种学说观点是最正确的, 进而丧失历史最本源的要素。赵翼不赞同把创作者主观思想作为史书价值的重要参考, 他主张写史的每一个细微之处, 均需要仔细研究、考量和分析, 在准确无误的前提下书写史书。譬如《新唐书》中对藩镇立传就明显地出现类似问题, 致使后人对其本人的认同产生历史性偏差。章学诚的观点是, 史学家的责任重点体现在对客观历史的描述, 而非主观意愿的展示。如果不能做到求真存实, 则不如不写史书。史书的重要性无大小之分, 无论是国书, 还是地方志, 或者是人物传志, 均需要体现出真实性的原则, 以及追求真实性的学术态度。
四、论史结合时势, 力戒驰骋议论
先分析一下驰骋议论的概念, 其是指对文章进行完全的个人观点论述, 而议论的文章和原来的内容有时相连性不是很大。如果是单纯从写文章的角度进行分析, 其是一种理想的表现方式, 也是体现文采的良好途径。但是要是引入到史书的记录之中, 则会存在着相应的障碍。清代史学家之所以提出驰骋议论的概念, 主要是针对宋明史学的风格, 宋明史学著作中多驰骋议论, 这种史学观会严重影响人们对于历史的了解, 因为议论文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和作者的观点, 其中存在着作者本人的历史观、是非观以及人生观, 这些因素会影响历史的真实面貌展示, 进而严重阻碍中国史学的发展。
钱大昕指出“世之考古者, 拾班、范之一言, 摘沈、萧之数简, 兼有竹素烂脱, 豕虎传讹, 易斗分作升分, 更子琳为惠琳, 乃出校书之陋, 本非作者之愆, 而皆文致小疵, 目为大创, 驰骋笔墨, 夸耀凡庸, 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 辄以褒贬自任, 强作聪明, 妄生疻痏, 不卟年代, 不揆时势, 强人以所难行, 责人以所难受, 陈义甚高, 居心过刻, 予尤不敢效也”。其指出元代时期所编纂的《宋史》, 只注重“义理”, 而忽略“时势”, 虽然道理是显通的, 但是客观上不能够真实地表现出历史的本相, 从史学的角度出发, 不仅使其史学价值大打折扣, 同时会存在着相应的阻碍作用, 进而影响后续史学的发展和演变。崔述鉴于“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 而不考其事之虚实”的弊端, 进而提出自己的史学观点, 不应该偏离历史的主体, 而应该学会尊重历史, 反对人为的观点改变历史的事实, 或者对历史的事件进行过分解读和释义。而历史研究过程中, 往往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是对前朝的历史进行批判性叙述, 其二是对于本朝历史则采用赞扬性的叙述, 这两种方式均有偏颇的成分存在。所以需要站在历史的角度进行客观、中立的研究和审视, 进而才能够达到理想的历史研究效果, 体现出其中蕴含的历史价值。
我国的历史源远流长, 相应的历史研究更是博大精深, 到清朝中期的清代时代, 其史学家的研究风格发生重大的转变。之前我国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方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分别是“直书”和“曲笔”, 清代史学家更注重“直书”的历史表现方法, 并且在此之中探索出很多的理论性研究成果。认为史学家的职责是展现出历史的真实面貌, 而不是对其进行评说, 反对宋明的“驰骋议论”。从综合的角度分析, 提倡“实事求是”的历史学术观点, 是当时史学发展的重要突破, 同时也是近现代史学研究的先驱理论, 对我国历史学的研究意义深远。
摘要：清朝中期的乾隆以及嘉庆时期, 史学研究方向发生重大转变, 逐渐形成“实事求是”的历史观风格, 其内涵体现在追求历史本真同时谨慎言表。
关键词：实事求是,清代史学家,史学观念,《南山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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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后现代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论文 篇5
后现代主义这一词语的出现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斯蒂文.贝斯特与道格拉斯. 凯尔纳认为这一词语早在1870年就有学者使用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传统史学研究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有章可循的方面，其更注重理性和规律，认为历史都是可以被人们认知的。后现代主义史家质疑历史进步论与理性，将研究的视野转向人们的私人和日常生活，从微观层次上挖掘历史。
1 传统史学的背景和特征
19 世纪的西方史学发展异彩纷呈，在众多的历史学流派中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最为显著。客观主义史学称雄西方史坛近百年，20世纪人们提到传统史学时，往往指的是客观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又称兰克史学。以兰克为主的客观主义史学对史料的准确性的要求非常严格，要了解历史的真相只能求助于对历史事件有过准确记载的历史资料。原本历史学的研究突出了时间的顺序与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通过历史的描述，原来关系不大的事件都被巧妙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环环相扣的演变过程。后现代主义史家认为历史是复杂和多样的。
再造东亚史学 篇6
白永瑞（以下简称白）：我提出这一观点，是基于我站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对二十世纪东亚历史学的反省，感到东亚历史学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进行彻底变革或叫作“重大革命”的时候了。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的近代历史学学术体系，自二十世纪初开始渐次建立，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一直延续至今。但我们现在以批判的眼光回头看看，就会发现这一史学体系有着很浓厚的殖民性色彩。一方面，东亚近代历史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形成深受西方历史学影响，无论是日本、韩国和中国，除了本国史之外，世界史都是以西方欧美国家为中心的，这显然是当时欧美殖民主义霸权的反映。另一方面，东亚近代史学最早在日本建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东京帝国大学首先建立了日本国史、东洋史和西洋史三分科制，而主要以中国和韩国为对象的东洋史，就是以日本向大陆侵略的志向为背景的。一九一○年后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史学的这种三分科体系又被移植到韩国的大学之中，使韩国学院体系的近代史学建立伊始便具有了殖民性质。中国台湾地区在日据时期也有与韩国相近的情况。
李：除了分科体系之外，东亚诸国的近代史学学术体系也深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如中国本来有悠久的史学传统，有相当成熟的史学学术体系，包括史学理论、编撰体例、词语概念、书写方法，甚至官方与民间的史学流派等等。但二十世纪初近代新史学建立，主要是以西方，包括从日本间接而来的学术体系取代了原来的史学体系，形成了以实证科学为主要特征，以进步史观为主导，以源自西方并多由日本转来的编撰体例和词语概念等所构成的近代史学学术体系。
白：是这样的。集中体现这一点的，就是东亚近代历史学与国民国家的关系。我们知道，近代化就是国民国家的形成确立过程，近代的历史学是使国民国家正当化的一种理念工具，为了将民众统合成国民，民族的集团记忆作为一种文化资产而受到重视，对它进行生产、加工正是历史学的主要作用。特别是在列强压迫下急迫地寻求富强、走上现代化的东亚，则更加强调史学的这种功能。然而，经过了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仅仅只是延续这种为完成国民国家的取向已经不能适应已然变化了的当今世界格局，而是应当同时考虑国民国家的完成和克服这两个方面。因此，我提出了“作为知性实验的东亚”这一概念，来作为克服国民国家历史观的一种路向。这也就是我说的“史学革命”的意思。
李：这是在前人已提出的“地域东亚”和“文明东亚”两个概念之外，你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与前两个已有的东亚概念具有实体感不同，你提出的“知性实验的东亚”这一概念更强调是一种思考方式。通俗一点说，就是把东亚作为一个“知识想像的共同体”。这一概念以知识理性为基础，因而具有一定的实在性；又以非实体的实验或建构为形式，因而具有一定的虚拟性；还把这种知识建构视为非固定的不断变化和流动的状态，更具有一种不确定的流动性。给知识建构赋予了更广阔多样的功能，让它以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来处理东亚问题，这也是你建构你的新史学的一种思考方式吧。
白：是的，例如，我们可以考虑在东亚创造复合性国家结构的可能性，把东亚作为国民国家和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之间的中介物来看待，将东亚视为本地区各种主体的相互竞争、妥协、联络的场所，特别应注意在中国与日本这样的“大国”之间的夹缝中生存的“边缘”主体的作用等等，而这些都是以往在国民国家历史观中所看不到的。这种以东亚为一个单位，从完成和克服国民国家的两面来思考东亚问题，简单而言就是本地区的各主体要省察自我中的东亚与东亚中的自我。这也可以说是我所指的“史学革命”的主要内涵。
李：你的这一思考强调把东亚视为一体，强调“东亚中的自我”，但是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则会感到把这种东亚意识强调为一种新历史观的核心理念，又似乎有些强调得过分。你曾批评过中国知识分子缺少“亚洲意识”，缺少对亚洲的横向思考，指出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亚洲”，亚洲就是中国，东方就是中国，中国要直接面对世界，而缺少对周边国家的关心和连带感。这些批评颇值得中国知识分子反省，但我想问题在于中国人和韩国人何以有这样不同的视角？我想，其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地缘关系的不同。韩国及整个朝鲜半岛是地处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一个东亚内环地区，作为韩国人，如果以韩国为中心而向外环顾世界的话，首先挡在面前的就是西面的中国大陆和东面的日本，如果不通过中国和日本，韩国无法直接与世界连接。日本也有相似的情形。所以，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世界联系以后，韩国和日本人形成了强烈的东亚意识和连带感就是很自然的。而中国则不同，中国地域辽阔，四面八方周边有约二十个邻国，因而无法像韩国和日本那样产生有单一向度、边界清晰的核心地域连带感。此外，中国和韩国在十九至二十世纪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中的关系也不相同，韩国曾长期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也长期将朝鲜半岛和中国作为殖民经营的主要目标，因而东亚关系一直是韩、日两国关注的中心。而中国则长期面对列强诸国的环伺和纷争，因而不得不直接面对世界列强诸国。如果说近代国民国家的首要之义是民族独立的话，韩国的民族独立是通过在东亚地域内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斗争而取得的，而中国的民族独立则要通过反抗世界——列强诸国的斗争才会取得。正是这种生存环境，造就了中国必须直接面对世界的性格，相比之下，与只属一翼的东亚地域的连带感自然会显得淡薄一些。这是与韩国视角的不同之处。当然，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东亚邻国有更多的互动联系，你所提出的批评也使我们警醒，应当强化东亚及亚洲的地域意识，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中，东亚的实际地域连带关系已经大大增强。
白：是的。东亚地域的经济一体化已经在急速发展，如中、韩、日已经互相成为主要的经济伙伴，东亚共同市场也在逐渐形成。但在东亚一体化的潮流中，还应注意各国各自的主体性意识并未消解。举个有趣的例子，韩国人过年也像中国人一样，在大年初一家长会带领全家人给祖宗牌位上供。近年来由于许多种蔬菜都由中国进口，韩国人用由中国进口的蔬菜做成给祖宗上供的菜肴，于是只好在祭拜仪式时向祖宗说明：对不起，今天用来上供的菜是从中国进口的，没有用韩国本地的菜，请原谅。这当然是现在流行的玩笑话，但是这个例子说明了东亚联系中韩国人的本土主体意识。所以我说的“知性实验的东亚”，把东亚看成一个单位，既意味着东亚各主体——包括像韩国这种边缘主体——之间的联系和交融，也意味着各主体之间的相互竞争、妥协、交错和互动。
李：我在学习日本文化史时，也产生了相同的感受。东亚诸国如果说在地域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彼此的疆界比较清晰，有时也会有大小、强弱差别的话，在文化上则可以说共同感和并立感更强一些。中国先秦唐宋文化，既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也曾经是日本和韩国文化的重要来源，这些文化种子在韩国和日本落地开花以后，形成了各自的分流，与中国大陆文化的分流各行其路，但这些分流与元文化之间又有着难以分割，甚至难以理清的连带关系。例如我曾对中国和日本前近代的民间学问观做过考察，发现日本幕府时期的民间学问观有着深深的儒学烙印，他们以儒学的“六艺”和“小学”与“大学”的一套学说来定义学问范畴，从而将算学、商卖、武艺等实用“艺术”，与儒学典籍义理之“学问”并列为人们应当自幼循序习之的学问，形成了实用之“艺”与义理之“学”二元并立的学问观体系。这与同时期清朝的中国民间学问观只以儒家义理之学为核心的一元学问观有着本质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使两国在随后西学东来之时，对于偏重实用技术的西学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进而形成了不同的近代文化特性。特别是近代以来各地区发展出各不相同的近代化模式，形成各不相同又各具价值的文化形态，东亚各地可以说是东亚文化变迁不同的实验室。这些既有关联又是多元的文化资产，对于我们今天省察自身及东亚问题都是一笔丰厚的财富，它们都应属于东亚诸国的共同文化资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你提出的“知性实验的东亚”这一构想，我以为用这一方法来重新清理东亚文化资产，用以考察现时人们所关注的诸如“东亚价值”一类的问题，可能是很有效的。只是你将这一观点作为“史学革命”的一个核心理念，而我更倾向于将它作为史学新辟的一个路向，当然，以知性建构的“东亚共同体”也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与原有史学领域并行但又很独特的新研究领域。
白：我所提出的新史学，不只是有“知性实验的东亚”这一理念，还包括对史学学术体系的反省和超越，最主要的问题是要超越近代以来所沿袭的仿自西方的分科化和专业化的史学学术体制。二十世纪东亚诸国的分科式史学学术体系，都是以国民国家为基本单位，以本国史、亚洲史及世界国别史为分科界限的。我认为这已经不适应今天认识世界的需要，在各国联系日益增强、国民国家的界限日益弱化的今天，以往的这种分科化的史学体系应当解体，而代之以综合化的史学体系。
在韩国这已不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不少史学家有这样的认识，因此，韩国教育部近年修订了大学改革方针，要求各大学进行一项统合性整合方案。现在已经有数所大学在学科设置上取消了旧式的史学分科，甚至取消了文学、史学和哲学的分科，而将人文学部内统合，从而使史学和其他各学科成为更宽泛和更具综合性的学问。我任职的延世大学就是最好的例子之一。 虽然这一系列改革也会带来学校内部的反弹, 但是, 包括经济和社会各界都共同认为，过分强调学科内部的分科特性, 不但无法适切反映出社会变化的要求, 更不能充分适应时代变化的脉动和趋势。我个人基本也同意以上的改革方向, 但不同的是, 我认为改革目标必须区分短期、中期和长期各个不同的需求和目标。这种学科改革在短期内应当进行双轨并行的折中方法, 以此可减少不必要的反弹，再以人文社会科学诸科的统合为其中期目标，最终甚至大胆考虑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统合发展的长期目标。此一长期目标或可通往沃勒斯坦（Wallerstein）所提出的“否思社会科学（dethinking social science）”构思。
李：前几年我在日本访学时注意到日本的大学也有这样的倾向。如东京大学一方面在本部仍沿用文、史、哲及“国史学”、“东洋史学”、“西洋史学”的旧分科制，另一方面在教养学部学区研究生院则不是沿用这种旧分科制，而是以“综合文化学科”之名将各学科统合起来，历史学也被放入更具综合性和超国别的“地域文化”和“国际关系论”等科目之下，而不再被作为单独的分科名称。在神户大学，也将原来的国别史分科改而放入“国际文化”这样的学科名称之内，以增强史学的统合性。在这里我想请问，在这种强调综合性的新学术体制下，作为史学家如何在跨学科的综合中保持自身的学科特色，确立本学科的独特价值呢？
白：我认为历史学的学术价值，就在于使人形成历史意识，理想的史学家应当是深具历史意识的学者，他会以这种深厚的历史意识来提供观察世界和当今问题的独特视角。而以往的旧分科制，只是培养史学者掌握研究历史的技术，如考证、分析史料、叙述、撰写论文的程式等等，原来的大学分科体制传授的就是这种制度化的技术。当然这些基本技术是必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培养历史意识，这却是以往被忽略的。所以现在的大多数史学者只会技术，而几乎没有历史意识。我上学期开了一门课，叫“当代中国现实”，我的这门课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讲这样的课不同，我把当今中国现实的诸种问题，都贯穿了历史意识，力求使学生们了解，当今中国现实的每种现象，都是在历史的脉络中变化而来的，虽然也有现实的压迫，但仍有延续历史的空间，这些历史的因素有变了的，有不会变的，在现实存在的一定空间里创造着未来。我还曾给学生们留作业，让他们回家以后访问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记述他们家庭的历史。学生们说，做了这个作业以后，不仅了解了自己家庭三代的历史，而且通过家庭史也对韩国的历史增加了了解，而现今的生活都有历史的影子。我想，这就是一种历史意识，也是历史学的独特价值所在。
李：历史意识的缺乏在中国史学者中也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但是对于史学的生命力和适应时代的需要来说，我觉得中国史学界现在最缺乏也是最需要的是批判和创新意识，是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浪潮中如何提高调适自身以回应时代的能力问题。虽然在中国学术界近年也不乏批判性的思考，但总是很难在史学学术体制之内形成规模性的影响，即使有所影响也往往很迟缓。相比之下，似乎韩国的同行在这方面更具有活力，而且批判创新的成果能够较快地进入体制之内，实现史学学术体制的创新，对此你有何考虑？
白：我曾对韩国二十世纪史学学术史做过考察，我注意到韩国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体制之内的“学院型学问”与体制之外的“社（会）运（动）型学问”这两种学术流脉。在日据时期，“学院型学问”代表着日本移植来的殖民性学术体系，“社运型学问”则代表着民间的民族主义学术体系，后者对前者保持着很强的批判性和反叛性。解放以后直至现在，体制内外的这两种流脉还一直存在，只是二者的对立性减弱，呈现出并行及不断合流的状态。例如现在韩国一些年轻学者，就在正规体制之外，自行组织一些面向社会的学会、讲演、讨论会等，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市场。体制外的“社运型学问”以其批判性和创新性，为史学学术体系的创新提供着动力。但我尚不清楚中国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李：如果就史学专业体制内外的不同学术流脉来说，应当说中国自近代史学体制建立以来就有，直至今天也仍然存在。但据我观察，其情形与韩国有所不同，可能更为曲折复杂。首先，中国这两种流脉的产生，不是像韩国那样产生于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对抗，而主要是产生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对抗，以及对中国走什么道路的政治倾向的对抗。在二十世纪中期的一段时间，史学体系高度政治化，专业体制内外的界限几近消失。只是近二十年来，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史学专业体制内外两种学术流脉并立的局面才渐次形成。专业体制内的学者，往往是史学科班出身，研究问题主要着眼于史学学术体系的内在要求，关注的是“专业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在专业之内及相关学术范围内交流。因此可以把这一派称为“专业史学”。而专业体制外的学者，他们不限于某个专业，主旨在于运用历史学的资源，回应当下社会所急需解决或公众所关注的问题，更强调批判性和创新性。他们的研究成果常常不被体制内的史学界所承认。我想可以把这一派称之为“公共史学”。“公共史学”一脉虽然从专业规范上有些“不入流”，但是其敏锐的问题意识、强烈的现实感、灵活的方法论，特别是其鲜明的批判性，却是保持和激发史学生命力的重要元素，而这点往往也是体制框架内的“专业史学”一脉所缺乏的。因此，史学业内人士不应轻视或忽视“公共史学”这一脉，而应当加强对话，不断从中汲取新鲜养分，甚至应有相当程度的接纳和融合，这样才能增强史学不断发展更新的生命力。但是，目前在中国学术界这两派的疆界过于坚硬，虽然现在有一定的并行空间，但彼此的不相容性更强一些，“公共史学”的学术元素要进入专业体制之内是相当困难的。不知韩国这两派的关系是如何调处的？
白：首先我想说你提到的“公共史学”，犹如美国的日本史学者把日语“作为运动的历史学”翻译成“public history”，其实和我的“社运型学问”一脉相通。在韩国现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两派互动性比较强，二者的关系主要已不是对立和分割，而更趋于并行和合流。比如我本人就是体制内外兼而有之的，我不仅在史学专业内活动，而且也有专业以外的广泛的学术交往。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是：体制外的元素进入体制内以后，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我想是保持了一些批判性，同时还得到了体制的资源，从而能够更快的发展，或许还能够较快地成为体制内的主流，进而能够促进史学学术体系的变革。这种合流还能够矫正体制内史学日益疏离现实社会和公众生活的趋向。我想，由这种合流所产生的新型史学者，应当是既具有历史意识、又运用公共词汇的新型史学者。你谈到中国的情况，我想还有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很重要，中国市民社会还不够发达成熟，学者们的活动空间因而受到一定限制，这应是制约体制内外学术互动的一个因素。
李：你以上从韩国学者的视角所谈的这些内容，特别是你强烈的现实感和批判性，关于东亚地域意识和“知性实验”的想像力，以及新史学构想的创意，都促使我们反省自身。这也可以说是你的“史学革命”论对中国史学者的一种冲击吧。
白：我所讲的“史学革命”，既有这种史学学术体系的反省，同时也是鉴于今天东亚诸国都在谈论大学改革的时候，我想这正是东亚史学学术体制进行变革的一个生机。大学作为学术体制化的主要载体，如何在其中建构适应时代的新史学体制，是我们目前应当考虑的问题。我想今天正是我们对被体制内外所隔断的史学学术进行重新构想的合适时期。
史学理论意义探析 篇7
一、史学理论对史学研究的意义
史学工作者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 都要受到史学理论的指导, 史学理论提升了历史研究的深度, 拓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
(一) 史学理论有助于揭示和认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进程中的一切现象、事物、过程都是互相联系、有机统一的, 所以我们在历史研究过程中, 要对某些历史史实完全地了解和掌握之后, 基于历史学理论的指导, 将零碎的、分散的历史现象联系起来, 找出它们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 研究并探索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比如: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五种历史社会形态, 这些社会形态在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中有着数不清的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历史活动、历史事件等等, 一种社会形态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地暗示并孕育着下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诞生。大多数情况下, 最开始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进步, 在这之后便是生产关系的变化, 接下来就是不断的政治事件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变革, 到最后就会有一场非常宏大的革命或者改革, 整个上层建筑因此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这样一种高级的、新的社会形态从此就取代了相对比较落后的社会形态, 而我们在这一理论研究中正是通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而重新概括形成的一次新的认识。再如:历史人物在其所处的生活时代中所发生的活动虽然是分散、零碎的, 但是在史学理论指导下,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零散的活动碎片联系在一起, 从而找出这个人的生活与成长轨迹, 并且通过系统的概括, 清晰的梳理就可以掌握在这个人身上所发生和经历的事情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联系, 进一步揭示出这个历史人物一生的活动“规律”, 给出合适恰当的历史评价。 (1)
(二) 史学理论有助于透过事物现象揭示历史的本质
史学理论强调的是要透过历史现象本身去深层地探索历史的本来面目, 最大限度地客观公正地还原当时的历史状态, 为世人呈现出真实存在的历史。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 历史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存在着不同的国家形式, 以及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国家, 如封建制国家的专制政体、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民主制等。要想通过不同的历史现象、历史问题等认识各种形式、各种类型的国家本质, 就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去解释和说明。换句话说, 就是用“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2) 这个理论来理解国家的本质。
(三) 史学理论能科学的指导史料鉴别和整理
史料类型中的文献资料、口述史料都是由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作为主体来记述完成的, 在这一过程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记录者某些主观意识的观点、情绪等等, 再加上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历史环境等客观因素, 一些史料显然会存在一些让人产生误会的东西。史学工作者在研究这部分史料的过程当中, 如果要想客观公正地认识历史、研究历史、探索历史, 就必须以坚持正确的史学理论为指导开展史料的搜索、鉴别和整理工作。比如:《明史》《明史纪事本末》这两本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大明朝廷与满族政权的某些关联, 想要真正地搞清楚当时的两朝是处于怎样的政治环境当中, 以及怎样更全面更公正客观地去探索历史, 研究相关问题等, 除了要重点查阅本国的相关文献资料外, 更要尽最大的努力翻查其他国家关于这方面的史料、文献等等, 例如:朝鲜王朝的《李朝实录》《三朝辽事实录》等。通过借助更多的史学理论, 并且从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民族矛盾、社会关系等角度去鉴别历史资料, 找到影响问题的重要线索, 系统、客观地阐述这段历史, 方便后人的进一步探索以及为他人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史学理论对历史教学的意义
(一) 史学理论有助于科学编制历史教材
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各类历史教材编写几乎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形态史观为主要线索的, 并且阶级斗争贯穿于整个历史教材编写的全过程。但是改革开放以后, 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方面的全面发展, 尤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的不断扩大, 使得我国的文化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特别是在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深入, 改变了历史教材编写的整体布局, 不再单单以政治史为主要出发点来构思整体的框架结构, 而是更多地涉及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等各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教材的编写体系也由以编年史为主线, 纪事为支线的单一格局进一步地拓展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历史人物、重大改革、探索历史奥妙、世界重大遗产等大量模块, 这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阅读兴趣, 对于帮助学生正确、全面地认识历史以及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 史学理论对历史教师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无论是哪个学科的老师, 他的理论思维水平都在直接影响着自身分析评价能力的强与弱。也就是说, 历史学科的老师教学水平的高低既受到历史理论功底的影响, 也受到史学理论水平的限制, 特别是在具体的教学实践当中, 历史教师教学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的史学理论素养所决定的。如果史学理论的基础知识掌握得不熟练, 那么就会缺乏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综合问题、评价问题的基本能力, 脱离了史学理论的指导, 历史教学在日常的授课过程中就很难正常地进行下去, 这也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 因为历史课堂在日常的教学过程当中本就被学生认为是枯燥乏味的, 所以作为一名历史教师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 能够在日常课堂互动当中自由地运用已经掌握的教学知识去引导学生, 逐步地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
(三) 史学理论是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重要内容
史学理论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它是历史教育理论体系的灵魂, 是学生历史学习中的重要内容。比如:关于重大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原则与方法的理论;关于历史认识一般形式的理论;关于如何研究历史、如何表述历史、如何检验历史认识正确与否的理论等等。要认真学好以上这些史学理论, 尤其是在历史事件的学习过程中强化理论学习意识, 更要进一步加强史学理论的素养, 逐渐培育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三、史学理论对论文写作的意义
学术研究要提供新的视角、观点, 发现和探索新问题一定要用扎实的理论做指导, 特别是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扎实的史学理论基础是高质量完成论文写作的前提和保障。
(一) 扎实的史学理论基础是论文选题的前提
在历史类论文的写作中, 想选择既具有创新性又有充分资料可寻的题目不容易, 以研究中国古代史为例, 学习、研究先秦时期和明清时期来讲选题很难, 例如:先秦史的资料可以说少之又少, 但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学家却不在少数, 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 这对于学生来说要想在这个“独木桥”上寻找一个落脚点, 寻到一个好的论文选题很困难, 如果没有扎实的史学理论和史学素养作为基础, 是不可能找到研究的创新点和突破点的, 那么研究也就失去了继续探索的意义。同时, 对于学习和研究明清时期的史学工作者来说, 他们的困惑在于史实资料、史学研究者、研究成果都很多, 几乎每个领域都有一流的研究学者, 对于学生来说很难选择一个既有创新性又较少有人探究的题目, 再加之明清史的很多文献材料有误, 如果没有相对扎实的史学理论基础去辨别资料真伪和选取研究题目, 研究工作就难有突破。
(二) 扎实的史学理论基础是搜集整理论文资料的关键
在确定论文的选题之后, 能够快速、准确、全面地搜集和整理资料对于完成论文写作十分重要, 但是收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也是非常辛苦的, 尤其是历史类论文的写作, 在浩如烟海的论文历史资料中找到写作素材非常不容易, 这就要求写作者必须具备扎实且丰富的史学理论基础, 更要认真、科学地收集资料, 然后再对资料进行分门别类有序的梳理, 从而形成系统的理论支撑框架, 进而根据掌握的资料和已有的知识、观点进行论文写作。同时, 在资料整理过程中也可用已掌握的理论来检验自己的选题是否真正合理、是否具有研究价值以及是否具有新的探索空间、是否能继续发现新的问题等等。
(三) 扎实的史学理论基础是进行论文写作的保障
不论是学生还是史学的工作者, 在论文具体写作的过程当中都需要科学地掌握史学理论和运用史学理论进行谋篇布局, 而且要正确地的选取资料进行论证。如果缺少史学理论指导, 不仅造成论文缺少逻辑、论证不具体不深刻、说服力不足, 甚至对有些问题的论证说明有所偏颇, 出现错误。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 要充分学习相关的史学理论, 运用新的思维、新的观点等来构思论文的框架, 从新的史学理论视角出发找到论文写作的创新点, 这样论文才会更有价值, 更具时代性和创新性。扎实的史学理论基础, 创新的史学理论视角会对论文的写作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总之, 各个学科的研究都离不开理论基础的指导, 历史学的发展也是如此。我们加强历史研究、历史教学和论文写作, 都必须深入细微地学好史学理论方法的知识, 明确史学理论的地位、作用和意义, 科学地运用史学理论来为自己的研究服务,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分析历史, 更深层地发掘历史, 为推进史学研究创造条件、提供保障。
摘要：史学理论是对历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理论概括, 史学研究、历史教学和历史学论文写作都受到史学理论的指导。史学理论基础功底的深厚与否决定着这些研究成果的成效。要通过探究史学理论的重要意义, 来加强史学理论研究, 进而推进历史学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史学理论,史学研究,历史教学,论文写作
参考文献
[1]马卫东.历史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2]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3]陈凤冰.略论史学理论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意义[J].课程学习 (上) 理论研究, 2013 (6) .
[4]娄灯杰.浅述史学理论在论文写作中的作用[J].安徽文学 (下半月) , 2008 (10) .
史学工作者 篇8
在史论方法的提出与发展方面,1989年之后的各家之谈尤为突出,学者们在研究中不断改进、创新,具体简述如下:
一、多元化史学方法
该观点是冯文慈先生提出的,其所作《音乐史学方法论研讨---当前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和史学方法问题》3一文中指出,在史学研究方法上要谨慎对待阶级分析方法,且在运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问题上,需在微观的基础上展开宏观研究,在宏观的俯视下展开微观研究。另有戴嘉枋先生所作《继承、扬弃与发展---论音乐史学多元化观念的萌生及其合理内核》4一文也指出在新的文化思潮的影响下,部分音乐史学研究者试图用诸如系统论、信息论等新的研究方法将音乐史学与哲学、美学等学科进行综合研究,力图以历史文化系统意识去研究音乐史,这些新探索和新发现也逐渐融汇为我们所提到的“多元化史学方法”中的一部分。这样的史学方法探究对传统的史学方法产生影响,其所提到的不同规模、多层次、多方位的研究切入点,也正是现今音乐史学研究发展的不同侧重点。
二、微观与宏观研究
上文所述的冯作中提到运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问题,作者认为史学研究者对史料进行详尽的整理分析以展开宏观研究,更要以宏观的视角正确理解微观史料,二者相互依存,有助于加强学者现实感和历史感的统一与协调,且体现出现今各相关学科的融合趋势。此外,在“学人反思、学科自觉与学术建设—2004上海‘音乐学学科回顾与展望’研讨会”5中,田可文教授以“再谈音乐史研究什么”为题,概括音乐史的研究内容应包括音乐史、音乐史学理论及音乐史学史三个方面,且提出了音乐史研究可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种模式。提出对文献做充分搜罗、严格考证及实证分析为微观研究之基础,在微观研究模式的基础上将对象置于历史背景等各种外在影响条件之下进行归纳分析为中观之研究,以科学推理的手段分析理论所得成就,进而探索本质内涵和研究模式等则是宏观研究之方法。
三、以结构主义探寻音乐史
“结构主义提倡系统分析、共时方法、深层阐释,具有“否定主体、否定历史、否定人文主义”三大特征,对传统哲学持强烈的批判态度。”6刘经树先生从引进结构主义的方面去探析音乐史中的结构学,针对音乐史学所特有的以音乐作品为研究对象,从新的角度去进行分析,形成研究音乐学的另一方法。在他所作的《音乐史学—问题与思考》7《“系统就是历史”———音乐结构史导论》8中提到音乐史研究者应突破以往局限于研究大作曲家的生平与活动、研究音乐形式的历史的现状,应以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为研究主体。
文中还提到了论述音乐的结构是以系统音乐学理论来论述作品的实质,在同步地进行描写分析的同时着眼于中等长度的时期关联,以辩证的眼光不断尝试解决研究中的问题。这种从分析结构来看音乐学的观点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在当下探索个研究对象的关联时不断得以运用。
四、逆向考察法
所谓逆向考察法是一种由后及先,由今及古,由结果到原因的逆向考察方式,往往与顺向考察互相串结、互相验证。人类学、民族学中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很早就为音乐史界注意并借用,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是在80年代被提出的。该方法提出后许多研究者有意识地从这方面去考虑问题、寻找材料,如乐谱学、曲调考证等方面的研究都或多或少的结合运用者逆向考察法。如在赵维平所作《历史上的龟兹乐与十二木卡姆》9一文中,将现存的传统音乐和古乐做形态上比较研究,寻求它们之间的联系;在童忠良、郑荣达所作的《荆州民歌的三度重迭与纯律因素---兼论湖北民间音乐与曾侯乙编钟乐律比较》10中,是把编钟的纯律三度音程和湖北民歌的旋律联系起来,详细阐述了古乐和今乐的关系。此种方法从音乐的各方面丰富和推动了问题研究的深入,普遍运用到史学研究工作中。
五、结语
上述各方法对现今的学术研究仍具现实意义,其成果在我国不断上升的研究水平的得以体现,在这个不断发现、不断更新、不断促进的过程之中,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证理论科学性而形成的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一直在循环前进,为我国音乐史学的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论指导。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音乐史学蓬勃发展,指导学科发展的方法论被众学者加以重视,其作为“音乐史学”中起核心支配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研究整体、贯通研究过程,故而方法论的科学性与否决定了音乐史学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在此时期,方法论体系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音乐史,方法论,多元化
参考文献
[1]刘经树.《音乐史学—问题思考》.《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3).
[2]田可文.《论音乐史学的学科体系构架》.《黄钟》,2007(1).
[3]修海林.《课题、方法、智力结构---音乐史研究札记三则》.《中国音乐》,1986(4).
[4]冯文慈,《音乐史学方法论研讨---当前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和史学方法问题》.《中国音乐学》,1989(2).
[5]戴嘉枋,《继承、扬弃与发展-----论音乐史学多元化观念的萌生及其合理内核》.《中国音乐学》,1988(1).
史学工作者 篇9
21世纪的管理将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管理, 如何处理组织与员工的关系应是管理的核心内容, 组织承诺研究就是探讨这两者关系的重要课题。组织承诺不仅影响到员工对组织的投入强度, 也有助于降低员工的流动率和提升工作质量。目前, 关于白领工作者组织承诺的研究较少, 更缺乏实证性研究的支持, 因此, 本文拟对白领工作者组织承诺现状进行人口统计学分析, 旨在为组织管理者提供决策参考。
引 言
白领这个概念最早来自上个世纪的美国, 当时的美国人将那批在办公室上班, 西服里面总是穿白衬衣的人们叫做“white collar”。考林斯 (Collins) 大词典把白领解释为从事非体力劳动, 且在办公室里工作的人们。本文采用米尔斯的定义, 即白领作为一种职业身份, 是指从经理、医生、律师、工程师到推销员、私人秘书、打字员的一个多层次的除企业主和工资劳动者 (wage-worker) 以外的群体, 他们一般受过较高教育、在办公室从事非体力劳动、收入水平大体处于社会中等水平。
组织承诺是美国社会学家贝克 (Becker) 于1960年提出的概念,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组织承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目前为多数人接受的是梅耶和奥伦 (Meyer & Allen) 的观点, 即组织承诺指员工和组织之间关系的一种心理状态, 隐含了员工对是否继续留在该组织的决定, 由感情承诺、继续承诺、规范承诺3个因素构成。
我国学者凌文辁、张治灿、方俐洛 (1998, 2000, 2001) 等人对国内企业员工的组织承诺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 提出中国员工组织承诺的五因素模型, 即组织承诺包括感情承诺、理想承诺、规范承诺、经济承诺和机会承诺。其中, 感情承诺和规范承诺的含义与Meyer和Allen的模型中一致, 经济承诺和机会承诺的意义也体现在继续承诺中, 然而, 理想承诺却是西方的模型中未涉及到的。
具体而言, 感情承诺指员工对组织认同、感情深厚, 愿意为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做出贡献, 甚至不计较报酬;规范承诺是指员工对企业的态度和行为表现均以社会规范、职业道德为准则, 对组织有责任感, 对工作、对组织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理想承诺是指员工重视个人的成长, 追求理想的实现, 关注个人的专长在该组织能否得到发挥, 组织能否提供各项工作条件和学习提高及晋升机会, 以实现理想;经济承诺是指员工因担心离开这个组织会蒙受经济损失, 所以才留在该组织;机会承诺是指员工呆在这个组织的根本原因是找不到其他更满意的工作组织, 或因自己技术水平低, 没有另找工作的机会。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上海市、北京市、苏州市和辽宁省等地取样, 共发放问卷300份, 回收有效问卷237份, 有效回收率79%。样本分布情况为:性别:男性126人, 女性111人;年龄:30岁以下122人, 31-39岁70人, 40岁以上45人;婚姻状况:未婚109人, 已婚104, 其他 (离异或丧偶) 24人;学历:高中及以下2人, 大专35人, 本科128人, 硕士62人, 博士10人;公司类别:民营103人, 外资50人, 国有73人, 其他11人;司龄 (在本公司的工作年限) :5年以下164人, 6年以上73人。
1.2 研究工具
本文主要是研究中国文化背景下白领工作者的组织承诺现状, 因此使用的是凌文辁、张治灿、方俐洛编制的“中国职工组织承诺量表”。该量表由15个项目构成, 其中感情承诺、规范承诺、理想承诺、经济承诺、机会承诺分别为4个、4个、3个、2个和2个项目。量表采用五级评分, 1=非常不同意, 5=非常同意。得分越高, 代表对组织的认同越高。各维度得分为本维度所有项目得分的平均数。本研究中整个问卷的Cronbach Alpha系数为0.7006, 感情承诺为0.7110, 理想承诺为0.9183, 规范承诺为0.7281, 经济承诺为0.7267, 机会承诺为0.8376。
研究者按照统一的指导语组织施测, 所有数据运用SPSS11.5进行统计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白领工作者组织承诺总体状况
组织承诺各维度的平均数、标准差见表1。白领工作者的经济承诺得分最高, 其次是规范承诺, 最低是机会承诺, 这说明白领工作者对本组织的承诺主要是基于经济上的考虑和责任感, 而较少考虑工作机会的得失。他们一方面能主动负责地工作, 另一方面也关注组织给予他们的经济报酬。
2.2 组织承诺在人口统计特征上的差异分析
2.2.1 性别与组织承诺
表2表明, 不同性别的白领工作者在组织承诺各维度上均无显著性差异, 这与陈江、吴能全 (2009) 对信用社员工组织承诺的研究结果一致, 但与凌文辁 (2001) 等人的研究不同。凌文辁等人的研究认为性别在理想承诺和机会承诺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并且男性的高理想承诺百分比显著高于女性, 女性的高机会承诺百分比显著高于男性, 笔者分析出现此种差异的原因, 可能与研究者所取样本不同有关。
2.2.2 年龄与组织承诺
表3表明, 在感情承诺、规范承诺、理想承诺、机会承诺上, 不同年龄段之间无显著差异, 但在经济承诺上存在显著差异, 40岁以上白领工作者的经济承诺水平显著高于30岁以下者 (平均差异=0.3475, P<0.05) 。
30岁以下的白领工作者刚进入组织不久, 经验和能力相对不足, 各项待遇一般, 因此经济承诺水平较低;40岁以上的白领工作者, 随着年龄的增长, 其家庭负担加重, 在组织中的各项待遇也在不断提高, 离职可能使其蒙受较大经济损失, 因此经济承诺水平较高。
2.2.3 婚姻状况与组织承诺
表4表明, 不同婚姻状况的白领工作者在组织承诺各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
2.2.4 学历与组织承诺
表5表明, 在规范承诺、理想承诺、经济承诺、机会承诺上, 不同学历层次的白领工作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但在感情承诺上存在显著差异, 本科学历白领工作者的感情承诺水平显著高于大专学历的白领工作者 (平均差异=0.4838, P<0.05) 。这可能是由于本科学历的白领工作者在组织中得到的机会比大专学历者更多, 各项待遇相对更高, 对组织的归属感因而更强, 由此其感情承诺水平较高。
该结论与陈江、吴能全 (2009) , 以及凌文辁 (2001) 等人的研究结果均不同。陈江、吴能全 (2009) 研究表明, 学历在组织承诺各维度上无显著差异;而凌文辁 (2001) 等人研究认为, 学历在理想承诺和机会承诺上有显著性差异, 学历与理想承诺呈正相关, 而与机会承诺呈负相关。
2.2.5 公司类别与组织承诺
表6表明, 在感情承诺、规范承诺、经济承诺、机会承诺上, 不同公司之间无显著差异, 但在理想承诺上存在显著差异, 外资企业的白领工作者理想承诺水平较高, 这可能与外资企业重视员工成长, 关注个人能力的发挥, 并提供正规的培训和良好的工作环境有关。
2.2.6 司龄与组织承诺
表7表明, 在感情承诺、规范承诺、经济承诺、机会承诺上, 不同司龄 (在本公司工作的年限) 之间无显著差异, 但在理想承诺上存在显著差异, 6年以上的白领工作者, 其理想承诺水平显著高于5年以下员工, 可能是越认为组织可以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员工, 越有可能在该组织长期谋职的缘故。
3 结 论
(1) 白领工作者留在组织中主要是因为经济承诺和规范承诺。
(2) 性别和婚姻状况对白领工作者组织承诺各维度均无显著影响, 年龄对经济承诺有显著影响, 学历对感情承诺有显著影响, 公司类别和司龄对理想承诺均有显著影响。
(3) 根据上述分析, 组织管理部门可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措施, 以对各类不同组织承诺的白领工作者加以管理, 增强其对组织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参考文献
[1].凌文辁, 张治灿, 方俐洛.中国职工组织承诺的结构模型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 2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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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颜芳.幼儿教师的组织承诺与工作倦怠关系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 2007, (4)
[4].陈江, 吴能全.人口统计特征对组织承诺的影响研究——广东省农村信用社样本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 2009, (1)
兰克客观主义史学评价 篇10
兰克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中写下了他一生中最有名的一句话:“历史指定给书本的任务是:评判过去, 教导现在, 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这句话被后人千百次地引用, 似乎就是这句话首次揭示了客观主义史学的宗旨, 即“如实直书”。
在兰克看来, 历史著作的基础是史料;史料的准确无误得到了保证, 也就保证了历史著作的真实性。他把各种历史事实看做是独立于史家的主观意识之外, 只是简单地“出自那里”, 等待人们来收集、分类、描述和解释;史家运用正确的方法就能够获取这些历史事实。历史学家除了要不遗余力的搜集、挖掘史料, 不仅是回忆录、日记、信函、外交报告、见证者的原初叙述等材料, 还要对不同版本或同时代不同著作进行校勘, 了解史料提供者的个人性格、人品学风、治史能力、所处历史环境及其地位等多方面因素, 以此来考订史料的真伪。他坚信用这种“外证”“内证”相结合的方法考证史料, 通过语法、体例等史料表现形式判别史料, 就能形成对史料的正确认识。这是兰克留给世人的最大史学财富。
梦, 这比起直来直去给孩子说教产生的印象要深刻得多。
在“如实直书”这一口号的指引下, 历史学家们注重史料的收集整理, 强调历史学的客观性, 相信历史学也可以成为一门科学, 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因此, 兰克所代表的传统史学在西方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抹杀的重要作用, 代表着19世纪西方史学的最高成就, 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虽然兰克多次强调历史撰述要如实直书, 但这远不是兰克思想的全部。兰克的史料考证方法以及消除自我的撰述方式是其确立历史学的科学性的法宝。他把历史看做是没有被完全理解的神意的显现, “所有的时代都同样可以在上帝面前说明它的发展是有其道理的, 而每一个时代都同样可以同上帝直接联系。”历史个案研究是特殊、具体的, 而隐含在其中的内在“趋向”、上帝的神秘力量是一般性的、无限的。历史学就是从具体的、特殊的个体的感知出发, 最终触及到一般、无限的内在“趋向”、神秘上帝的, 历史学的科学性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体现的。上帝的意志虽然是无处不在, 每一事物都能体现上帝的伟大, 但是, 上帝似乎更关注某些特定国家、特定人物。这样选择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叙述以国家与政治人物为主题。因此, 导致其史学研究也多局限于政治史领域, 归根到底是“所用史料中证据的性质本身, 致使叙述的范围从启蒙学者们的包罗万象的社会文化史压缩成注重政治事件、宗教事件和有权有势者活动的历史, 脱离了他们更广阔的结构环境”。
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相信在历史研究中能够摒弃主观性, 可以森说的第一句中“我想本清楚自己的所为”却违反质的准则, 如果不带感情色彩的反映客观历史。但是我们会发现, 从兰克到吉泽布雷希特, 从阿克顿到莫诺, 哪一位“客观主义史学家”的著作中不带有道德感情呢?其次, 客观主义史学还认为历史的研究目的仅仅在于“如实直书”, 而不需要追求那个崇高的任务, 即“评判过去, 教导现在, 以利于未来”。然而, 事实是既没有哪一部著作真正完整地阐明了任何一个历史事件, 也没有哪一位客观主义史学家不在教导现在。其实, 任何被人们承认的历史学家都拥有对过去行为的解释权, 他的写作正是通过利用这种解释权指导着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