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之祸对司马迁创作史记影响

李陵之祸对司马迁创作史记影响（精选3篇）

篇1：李陵之祸对司马迁创作史记影响

千年时光荏苒而逝，百代风华怆然凋零，历史在千年之后渐渐只剩余了他苍白的面容概貌，而细致的故事权术之争却早已难觅踪影，所以我们要论述李陵之祸到底是冤案还是耻辱之叛，已经是很难的问题了，而在我看来，它却真正的在某种意义上造就了司马迁。

事情的经过在历史上就是短短的几句话，无非是司马迁不够圆熟，正在武帝大怒之际为李陵辩护，于是便引来腐刑之祸，但是我们可以想想就这么短短的几行记述之间蕴含着司马迁多少的悲情愤怒，看自序中司马迁祸前那句意气风发的“小子何敢让焉！”到刑后“幽于缧绁”，这中间的经历真是惨淡兼之苦闷，在《报任安书》中曾提到：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其中待遇可见一斑。

然而司马迁始终记着老父对己所言：“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这是他苟且偷生的一个重大原因，而那段世传的“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可以说算是司马迁狱中苦思的一场思想上的彻悟。如果有人说一个完全一路顺风的人能够写出传世之大作的话，我是不能相信的，没有艰苦的磨练，思想的成熟便不可能，而这番非人的待遇正是成就司马迁思想成熟的一个契机，之后才有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重大人生哲思。

受如此刑罚，只要是八尺男儿，都有三分血性，何况司马迁更是为了李陵能够仗义执言的人，所以，受到腐刑之后，司马迁必然是愤怒兼有愁苦的，我们可以从史记中太史公对于刘邦，项羽，李陵等人的中肯评价中看出，其实这已经是蕴含了司马迁对武帝的一些愤怒之情的，试想，如果司马迁几十年食皇粮，取俸禄，安安稳稳的做他的太史，又是正值这样的昌荣盛世，怎么会不对汉朝的历史有所歌赞呢，但是史记中，至少我个人看到的说来，其中的中肯之言多过于奉承歌赞，这应该也算是司马迁的一种悲愤表达吧。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言：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又有言：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

这是一种受了腐刑之后在世人耻笑之下的一种严重的自卑感，正是这种自卑感，我大胆的推测可能让司马迁产生了一种避世的心态，试想，一个人如果一露面就会遭到别人的耻笑，那他还敢于一直如以往般的行走于世么？所以司马迁著述史记的这些年中，应该算是以著书立说来逃避世俗，这从侧面上加速了史记的成书。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很明白史记一旦成书就是一部惊世巨著，所以，司马迁应该也有一种反抗的倔强心态在支撑着他创作史记，像凭借这部书来颠覆世人对他的污诟，而事实在他的年代具体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反正武帝是变相的以补偿来承认了自己当年之错，司马迁也得以以此书流芳百世。

这是我思考李陵之祸对于司马迁史记著述的影响的浅见。

篇2：李陵之祸对司马迁创作史记影响

关键词：司马迁 《史记》 创作背景 儒学 影响

每一部著作都会受其创作背景的影响，其中有创作者的主观动因也有当时社会环境的客观影响。《史记》作为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又是历来被称赞的文学作品，当然也承载着作者创作的主观动机，更加离不开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作为公认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的史学观已经被广泛研究，并且对后世史学家产生深远影响。但是关于司马迁本人究竟是尊道还是崇儒历来都有争论，本文旨在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背景来探讨儒学对其影响，进而说明司马迁是尊崇儒学的。

一、《史记》创作的主观动因

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观动因主要是继承父志、作为史家的自觉还有对其自身命运的抗争，这些方面都能看出儒学对他的影响。

（一）继承父志

司马迁写《史记》是继承父命，这是众所周知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明确说明其父司马谈临终嘱咐司马迁：“余先周室之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便许下诺言：“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谈说：“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由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写《史记》首先是遵父命，完成父亲司马谈的遗愿，这主要是出于“孝”。《论语·学而》：“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儒家伦理最讲孝道，所以司马迁不敢有违父命，即使后来遭受身心的摧残依然坚持写完这本著作。如果司马迁因为各种困难而放弃完成《史记》的创作那他就是不孝的，这在他的观念中是绝对不允许的。

（二）史家的自觉

司马谈认为：“幽历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认为自孔子之后“史记放绝”，并不是说春秋至秦汉之间没有历史记载，而是认为这期间的诸家史书没有能像孔子所作的《春秋》那样能上承周公，为治理国家作借鉴。司马谈希望司马迁能做第二个孔子，希望他能作出一部能上承《春秋》的史书，以弥补自孔子获麟以来的历史空缺。司马迁遵其父命写作《史记》，并不是当时作为史官的责任，而是司马迁父子个人对历史对民族的一种自觉。李长之先生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说：“他可称为中国上古第一个觉醒的担负着历史使命，历史课题的人”，这一评价有过誉之处，但足以看出司马迁史家自觉的重要意义。司马迁自身的史料积累，再加上其史家修史的自觉，才有了后世相传的《史记》。

（三）自身命运的抗争

如果说司马迁开始写《史记》是由于其史家的自觉和承其父命，那么在其遭遇宫刑承受身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后，又看尽世态炎凉仍然能够忍辱坚持写完《史记》，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对自身命运的抗争。作为有着远大抱负的史学家，本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欲著一部能够流传千古的史书。可是命运不济，偏偏让他遭遇这样的刑罚。在遇难之际无人帮忙，由此看尽了世态炎凉。这时如果不是心怀理想，恐怕司马迁不会隐忍苟活。可以说著《史记》成了司马迁活下去的唯一动力。从他所著的《史记》中可以看出其对许多命途多舛但不向命运屈服的历史人物的称赞。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写到：“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想效仿这些命途多舛仍能够千古留名的人。这里是受儒家“显身扬名”思想的影响。在司马迁身上还显示出一种坚韧不屈的品格。《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正是受儒家这种“大丈夫”思想的影响，司马迁才能在遭受磨难后坚持著作，最终著成流传千古的史书。

二、《史记》创作的客观环境

（一）史官文化的发展

司马迁的先世多为史官，他的学术思想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尤其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负责管理国家图书和收集史料。这得天独厚的条件给司马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史官在上古三代就已经存在，当时的史官掌管天文术数，成为中国学术文化之宗，经春秋战国的不断发展史，官文化渐趋成熟，两汉时期正式确立史官修史制度。汉代史官的规模扩大而且有了专职，这是汉代统治者看到历史延续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开始重视史学的表现。历史是对历朝历代兴衰荣辱的记录，对先前历史的了解能够更好地治理当今的国家。历史本身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对前代历史经验教训的借鉴也是对历史的尊重。《论语·为政》篇记载：“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是儒家对历史承继的重视。在《论语·八佾》中记载：“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说历史资料和熟悉掌故的人不多，不能对夏殷两代的历史进行验证，所以孔子作《春秋》以使历史得以延续，能够为后人提供借鉴。司马迁仿效孔子作《春秋》而作《史记》，就是在这种史官文化发展的背景下，发挥儒家修史以使历史承继的功能。太史公（司马迁）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不敢让历史成为空白，所以承其父命，呕心沥血著作《史记》，从今天看来《史记》也的确发挥了它的作用，成为先秦到两汉这段历史的忠实记录者。

（二）儒学独尊的文化背景

儒学自产生始就作为一种社会的文化对整个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创作《史记》虽然是史学家的行为但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学的影响。汉初刚刚经历过战争百废待兴，为恢复社会秩序，统治者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这种政策直到汉武帝时期国力上升才有所改变。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生活的时代主要是在汉初黄老之学影响下的社会，所以在其《论六家要旨》一文中有明显的尊崇黄老的思想。虽然司马谈去世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已经有25年了，但其基本思想早已成型，所以司马谈在思想上主要还是尊道的。司马迁曾经师从董仲舒，而且其生活的时代几乎与儒学独尊同时，所以司马迁的思想上儒学色彩较为明显。这一点从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篇章中有很好的体现：司马迁不仅把孔子列入世家，而且为孔门子弟做传，还有《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等，一部史记简直就是一部儒学史。司马迁开了专记“儒学”的先例，而且对书中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论大都以儒家思想为依据，可见司马迁对孔子及其儒学的尊崇，梁启超则有“太史公最通经学，最尊孔子”的说法。

虽然说司马迁创作《史记》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社会大环境下，但是司马迁对儒学的推崇并不是完全遵照董仲舒的儒学思想的。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并在全国推行，这里的儒术是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适应统治需要的思想，具体说来是适应封建大一统社会需要的“公羊学”学说。董仲舒的儒学“天命神权”“天人感应”色彩浓厚，但是司马迁所尊的儒学更加注重人事，更接近先秦时期的儒学。虽然其在《孔子世家》中记载了许多神话传说，但总体而言司马迁更强调人事的作用。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对项羽将自己的失败归罪于天给予批判：“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责过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在这里司马迁强调人事对国家兴亡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和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理念是相通的。可见司马迁所尊崇的儒学主要是对先秦时期儒学的继承和发展，当然也不能排除董仲舒对其的影响。

三、总结

综上所述，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观动因和客观环境来看，《史记》在很多方面受到儒学的影响。儒学在两汉时期逐渐成为正统，自此儒学就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史学当然也不能免受其影响。从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来看，司马迁虽然受其父尊道思想的影响，但其尊儒的色彩更加浓厚，这主要是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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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李陵之祸对司马迁创作史记影响

司马迁（前145—不可考），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六、七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司马谈成为太史令，成为宫廷里、帝王身边的一名身份低微、却又不可或缺的史官，他也因此随父进京（长安），启蒙读书。司马迁从小聪明伶俐、酷爱读书，十岁时他便能诵读史书，二十岁开始探幽访古之旅。《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侍为郎中”，以后又奉使出差，侍帝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扩大了胸襟和视野，接触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体会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为以后创作《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武帝东巡，封禅泰山，司马谈却因病留在洛阳。作为一名太史令，却无法亲身参与这一千古盛事，打击可想而知。病中的司马谈流着眼泪，拉着儿子的手，倾述了自己长久以来著述历史、保存典籍，成为彪炳千秋的一代史家的理想和愿望。他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于官事。……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司马迁强忍悲痛接受父命。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公元前一0四年，开始草创《史记》，立志实现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武帝原本希望李陵在兵败绝路之时，战死全节，给汉朝挣回一点面子。后来听说李陵率军投降，极为震怒。司马迁以为，李陵投降是权宜之计，必将寻机报答朝廷，并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在为李陵辩解，借机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更加不满，一肚子怒气发泄在司马迁身上。司马迁被捕入狱，判处死罪。当时刑法规定：“判处死刑的罪犯可以用钱赎罪，或受腐刑。”司马迁官轻家贫，拿不出钱买命，唯一的生路就是受腐刑。公元前98年，司马迁48岁，终于被下了“蚕室”受腐刑。司马迁出狱后，作了中书令，这是一个掌管机要的显职，能够亲近武帝，实际上等于一个宦官，一个打扫宫廷、听候使唤的奴隶。

司马迁因为一句话获罪入狱受宫刑，表面上是因为李陵事件，究其根源是封建专制制度和皇权至上的思想观念。古代的史官，记载国君言行和天下大事，從其职责来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社会地位卑微，人格得不到尊重，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所言：“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因主上所戏弄。”在记载天下大事时，必须依照帝王的旨意，为其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历史上那些杰出的史官，他们以纵横古今、褒贬百代而自豪，往往把事实真相原原本本反映在史书上，不为统治者饰非护短、掩盖真相，就必然与封建专制君主和统治阶级产生矛盾。其结果，不是史官在“论兴衰、评功过”时稍存曲笔以保全自身，就是史官因笔法“不虚美、不隐恶”而深陷囹圄或招杀头之祸。有史以来，有多少史官因一言之褒贬而辱于斧钺，令人叹息。司马迁就是这些史官中最杰出的一个。他年青时期游历天下，为创作史书收集了丰富的材料，继任太史令后，他牢记父亲的嘱托，立志完成第二部《春秋》，幻想着能真正行使史官“记录历史、还原真相”的权利和使命。所以在武帝面前他很坦率地谈了自己对李陵一事的看法，结果遭受宫刑。汉武帝治司马迁以宫刑，表面上是因言获罪，实质上是早已记恨他的直言无隐。陈寿《三国志·王肃传》有这么一段记载：“（魏）明帝问王肃曰：‘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肃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处宫刑的监狱）。’”从这一段记录来看，武帝对司马迁久怀忿恨，借李陵事件打击报复，发泄不满。司马迁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那种社会，被摧残、被奴役阶层的共同悲剧。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不像镜子那样机械、被动和消极，这其中还包含着作家对生活的看法和评价，这种评价又必然受作者生活经历和遭遇的影响。那么司马迁的悲剧对他创作《史记》有什么影响呢？

公元前98年，司马迁入“蚕室”受宫刑，遭受极大的摧残，内心极其痛苦，以致“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父亲的嘱托、毕生的追求成为他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惨痛的遭遇使他更加发奋创作《史记》。这时的司马迁早已不是初入仕时“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的青年史官了。严酷的现实使他认清了主上虚伪的真面目和封建王法的残酷，他变得深沉而冷静。“本纪”、“世家”、“列传”，司马迁笔下所描写的一系列人物不仅表现出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而且通过人物活动背景展现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同时，作者同情广大被压迫人民，为被损害被侮辱者鸣不平的朴素情感跃然纸上，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历史上值得歌颂赞美的一笔。

此外，武帝也成为司马迁极力讽刺的对象。《封禅书》中司马迁列举了封建帝王封禅之事，

由于窦太后反对，结果逼死了几个创意和筹备的臣子，暗示武帝“德不洽”、“功不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指出张汤、杜周之流由于善于阿谀奉承、媚上欺下，才得到主子的赏识。他们滥用刑律、迫害无辜，不择手段去替主子效劳卖力。司马迁在写到这些酷吏的暴行时，往往指出“上以为能”，用意是讽刺武帝不辨是非，重用小人。相反，历史上一些反抗强权的志士成为司马迁歌颂、赞美的对象。他把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列入“世家”，歌颂陈涉“与人拥耕”即怀“鸿鹄之志”，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反抗强权、不畏暴秦的远大志向，赞美陈涉不屈服命运的斗争精神。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司马迁在记载历史事件和叙述人物生平时，极其深刻地表现出自己的鲜明爱憎和是非观点。司马迁歌颂农民起义，歌颂反抗暴政的英雄人物，讽刺统治阶级，批判贪官酷吏，痛斥一切丑恶的现象，都是由于自身惨痛的遭遇使他尽忠于贤君明主的幻想破灭，在绝望之下的抗争、反击，从而使这部“成一家之言”的伟大历史巨著闪耀出灿烂夺目的人性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