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财政收入

2024-04-20

如何提高财政收入（精选6篇）

篇1：如何提高财政收入

如何提高我国财政收入

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

财政收入是财政分配的第一个阶段，即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凭借一定的权力，将一部分社会产品集中起来所形成的各种货币或实物资产收入。作为一个过程，它组织收入、筹集资金；作为一定量的货币资金，它是国家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渠道集中起来的货币资金。

影响财政收的根本性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所以只有大力发展经济,使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财政收入才能增加。增加财政收入要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的关系。财政收入的增加是财政支出的前提，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的基础。虽然从长远来看，国家实力的增强必然会给每个企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机会，但是，它毕竟与企业和人民的希望不完全相等。所以，必须把握财政收入增长的度。

如果国家财政收入过多，就是财政资金分配不当的一种表现。它的结果是会直接减少企业和个人的收入，这对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个人购买力的增加产生不利影响，最终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背离财政收入增加的初衷，反而导致财政收入增加困难。如果国家财政收入过少，其直接后果则是减少财政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降低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最终也将不利于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从而影响财政收入稳步增长。

所以，增加财政收入要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的关系。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步增长的基础上，使企业生产得到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应该看到，同其他国家相比，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偏低，国家掌握的财政收入偏少，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因此，我觉得国家应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在处理调整工资与国家财政的关系上，既不能单纯地为了保证财政收入而使工资长期冻结，影响职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又不能脱离国家财力的制约而任意提高工资，而是必须把财政收支的安排同工资增长的幅度密切结合起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处理好调整工资与国家财政的关系，保证工资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增长，这就要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采用高科技生产手段，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开展市场竞争，以达到财政收入的增长。

除此之外，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也同样影响财政的收入。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他的发展状况会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产业也是我国国民收入的基础。民以食为天，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的发展，也就没有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财政收入的增长就会受到制约；第二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对财政收入的增长起决定性的作用。第二产业主要指工业。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现代化的技术装备，是促进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物质基础，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是由工业创造的；第三产业主要指除农业和工业之外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包括商品流通业、交通运输业、旅游服务业等，是沟通生产和消费的桥梁。第三产业对其他产业财政收入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为第一和第二产业提供科技服务与咨询、信息、购销存储、交通运输以及融资服务等。

篇2：如何提高财政收入

一、我县财

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情况

笔者搜集了2001-2007年全县财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统计资料如下：

表一： 2001-2007年文秘杂烩网县财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对照表

指标名称

计算单位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gdp

亿元

41.2

12.9

46.84

14.8

55.32

16.1

67.36

16.3

80.44

16.8

93.96

14.5

110.86

15.0

财政总收入

亿元

1.29

8.8

1.62

15.7

1.96

20.8

2.19

12.2

2.55

16.3

3.2

25.5

4.07

27.2

税收总收入

万元

11525

7.87

14404

24.9

16005

11.1

19761

23.5

21980

11.23

26682

21.4

34588

30.0

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

3.1

3.5

3.3

3.2

3.4

3.68

税收总收入占gdp比重

2.79

3.08

2.89

2.93

2.73

2.84

3.13

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

89.34

88.91

81.65

90.23

86.19

83.38

84.90

注：税收总收入等于地方税收收入与上缴中央的国税收入之和

上述数据显示，我县的财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呈平稳均衡的变化态势。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县税收收入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财政收入的增长高于gdp的增长，而税收的增长出现曲线型回落现象，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一直保持在3%以上，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一直保持在80%以上，为文秘杂烩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可靠的财力支撑。

表二：2006-2007年南昌市各县区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对照表

县区

2006

2007

财政总收入（亿元）

gdp（亿元）

比重

财政总收入（亿元）

gdp（亿元）

比重

东湖区

8.76

169.9

5.16

10.72

200.0

5.36

西湖区

10.2

173.2

5.89

12.44

203.47

6.11

青云谱区

5.22

100.8

5.18

7.06

110.56

6.39

湾里区

2.01

15.1

13.31

2.58

18.03

14.3

青山湖区

11.35

165.5

6.87

13.56

187.5

7.23

南昌县

10.2

153.1

6.66

13.64

184.3

篇3：如何提高财政收入

新常态的到来意味着我国经济转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近年来,为促进节能减排,各地主动淘汰落后产能,力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由此也带来了低效劳动群体被市场边缘化、国民经济中劳动收入占比低位徘徊的窘况。在经济增速下滑的大背景下,财政增收的压力持续上升,投资依赖型发展路径受到挑战,公共财政如何通过增加劳动收入打破消费不足僵局,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1. 劳动收入低位徘徊已成为经济转型的明显约束。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的基本路径是通过深化市场改革提升产业发展效率,最终目标是人民公平分享发展成果。“十八大”后改革进程明显提速,通过重拳反腐和简政放权加速政府职能转变,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和成立亚投行等加快“走出去”步伐,通过国企重组与资本混合释放市场活力,通过“互联网+”战略力促产业创新。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成效显著,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增速大幅加快,经济下滑趋势有所减缓,2015年GDP增速稳定在7%上下的水平,经济发展显现出逐步筑底企稳迹象。然而,推进供给侧改革必须有合理的需求结构相配合,金融市场动荡的风险还在继续累积,市场创新的体制性障碍仍有待进一步破题,而这些问题背后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困局——劳动收入增长的约束。

尽管在目前的统计条件下精确测算劳动收入还有一定困难,但无论是官方抽样调查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工资收入,还是企业资金流量表反映的劳动收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都呈现下降趋势。李稻葵等(2015)的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是消费率同向变化的主要动力。消费率持续下降并保持低位徘徊导致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出口和投资,当出口受到外需不足抑制时,投资成了经济增长的唯一推动力。但作为引致需求的投资增加势必带来产能累积,供求失衡大幅度压缩了企业利润空间,企业在生存压力面前难以将创新动力转化为现实行动,大量过剩产能成为产业升级道路上的巨大阻力。

2. 劳动增收需要公共财政发挥积极再分配功能。

关于劳动收入占比下滑的原因探讨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之一,人均产出、二元经济结构、就业压力、三次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等因素都被作为解释变量加以讨论,而且大多数结论都能互相印证。问题在于,不论是何种原因导致劳动收入下滑,这些因素都是在我国既有资源分布和体制背景下市场力量自发作用的结果,或者说是长期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格局所致,而当下劳动力收入偏低已经反过来成为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优势的阻力,因果关系转向决定了经济持续发展必须有外部力量介入,公共财政应当积极发挥宏观调控和再分配功能。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当种种客观原因导致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下降,进而影响到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时候,对劳动增收的内在需求实际上也就形成了对公共财政的现实依赖。

3. 公共财政在本质上具有平衡收入的内在要求。

通过财政体制变革和财政政策实施增加劳动收入不仅是我国经济转型的现实要求,而且在理论上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公共选择理论因倡导理性逻辑的一致性而招来对政府行为的诸多质疑,但公共权力在事实上承受的舆论压力明显高于个体权力,这成为干预主义者反击的有力武器之一,在普遍性的民主化改革浪潮和随时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面前,公共理性仍将是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绝大多数凯恩斯主义者眼里,财政仍然是平衡社会公共需求的必要手段,当劳动收入增加成为经济转型的公共需求而市场力量无能为力时,财政调节理所当然地成为理性的选择。

财政介入经济调节和社会治理既是经济平稳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稳定的要求。在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就经济增长的动力和过程争论不休时,关于经济增长的目标却基本是达成共识的,即通过财富创造和消费提高人类的生活品质,这才是支持公共理性的根本原因,也正是财政的本质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如今劳动收入增长不能与财富创造速度同步,已经让相当一部分人的幸福指数开始下滑,对劳动收入的测量和成因分析应当让位于对理性财政与劳动收入关系的探讨,即公共财政通过哪些路径才能有效增加劳动者的收入,这也正是本文的立足点所在。

二、理性财政收入与劳动者境况改善

改革开放37年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年均增速接近15%,财政收入规模的大幅扩张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对于改善包括广大劳动者在内的全体居民生活状况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新常态下财政收入增速已连续三年下滑,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收入政策变化与劳动者境况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如何操作才是理性选择需要仔细分析。

1. 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

静态的国民收入包括政府财政收入、企业(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三部分,且三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下滑时期正是财政收入和资本收入占比上升的时期。但从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考察,财政收入增加构成政府主导下市场改革的前提条件,不仅为资本增收扫除障碍,而且通过国民收入整体增加为劳动增收拓展了空间。这种通过财政收入快增间接带动劳动增收的路径建立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之上,这种路径的作用机理在新常态下已经被打破。

经济减速后要继续保持财政收入高增长只能扩大财政分配比例,即提高税率和费率,这在经济学上被视为紧缩性财政政策,其结果可能是经济下行通道被放大。在资强劳弱的大格局下,经济上行周期劳动者受益有限,而经济下行周期劳动者则受损惨重,财政直接增收可能导致经济发展和劳动收入雪上加霜,不仅难以保障劳动收入的增加,劳动者甚至还面临失业的风险。

为规避上述风险,政府还可通过举债增收并配合支出扩张的办法来稳定经济增速,尽管不少自由主义者借李嘉图等价定理反对政府借钱干预经济,但事实上,政府发债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常见现象,不少国家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超过100%。2014年末,我国中央财政债务余额达到9.6万亿元,合并地方政府债务后的债务总量估计占到GDP的一半左右。按照国际警戒线标准,我国政府债务还有增长空间,举债增支也就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稳定经济进而增加劳动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重点则是地方债的规范和改革。

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的问题可能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带来的间接增收需要较长时间,如何平稳度过阵痛期对政府和民众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二是需要慎重考虑政府债务的偿还问题,高福利国家都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希腊债务危机则是一个极端的警醒;三是财政扩张需面对“国进民退”和改革回潮的质疑,退出时机选择不当可能导致市场活力下降,影响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2. 财政整体性减收面临着很大风险。

在不改变现有约束条件的前提下,财政减收将产生积极的让利于民的效果,假定其对于劳动收入的直接带动系数保持稳定,财政减少的部分按照原来的比例在企业和居民之间进行分配,这与不少学者提出的“化税为薪”的思路基本一致。但这种方式往往使得高收入群体从中受益更明显,而低收入群体则受益有限,其结果会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被拉大,进而引发全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下滑的风险,导致收入增加的部分更多转化成储蓄而非消费。

财政减收作为另一种扩张性政策,还能通过企业投资增加间接带动劳动增收,但这种效应与政府投资乘数一样会产生时滞,政策需要实施一段时期才能看到效果,而且在经济不景气时企业投资系数往往也会有所下降。自2012年第三季度以来,我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一直低位徘徊,尤其是制造业PMI连续下滑,2015年个别月份已降至50以下,表明市场整体投资意愿偏弱。在这种背景下,财政减收很难真正撬动市场投资,企业少缴纳的税额更多地被用于弥补亏损甚至预防性储蓄,而劳动收入增长的空间非常小。进一步讲,与个人支出相比,财政支出具有一定刚性,财政整体性减收会给财政支出带来持续性压力,为保持适度财政支出规模,举债就成为唯一的选择,其影响与前文的分析相同。

3. 财政针对性减收是相对可行的选择。

财政针对性或结构性减收或许是相对现实的促进劳动增收的办法,减收领域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针对中低收入劳动者的税费调减,如调减个人所得税,调减小规模投资者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等;二是针对中小生产经营单位的税费调减,如针对初创业者的税费减免、中小企业的经营性收入税费减免等。财政结构性减收不仅不会带来太大的财政压力,而且能在经济降速大背景下有效稳定劳动收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从直接针对中低收入者的税费调减来看,我国逐级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原本就体现出平衡收入分配结构的原则,且设有明确的免征额度。自2011年9月1日起,中国内地个税免征额已上调至3500元,相当于当年城镇居民月均可支配收入的两倍,针对工薪收入的个税缴纳人群仅有两千多万人,继续上调的空间很小。此外,出于劳动增收目的的针对性减税与出于税制结构优化的结构性减税存在一定的差别,依据工业化进程中税制结构变动的国际经验,随着一国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以体现结果公平为原则的直接税比重有提升趋势,而以体现效率为原则的间接税比重将趋于下降,继续调减个税与此改革方向也存在冲突。

整体来看,真正有利于劳动收入增加的现实路径是针对初创业者和中小经营单位的结构性税费调减。在2015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成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双引擎”之一。近年来针对初创业者的工商登记手续在不断简化,相关的税费减免力度也在明显增大,未来有必要根据收入水平进一步增大支持力度,确保大众创业能够真正惠及百姓增收。此外,试点多年的“营改增”工作也已全面实施,但在服务行业整体税费下降的同时仍有部分中小企业税费上升,没有完整会计账册的小微企业无法享受增值税抵扣带来的税负减轻,未来应有针对性地出台其他财政扶持政策。

三、理性财政支出、劳动参与及分享

在财政收入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支出的方式同样对劳动收入存在着重要影响。财政支出方式通常分为消费性购买支出、投资性购买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三大类,购买性支出遵循市场等价交换规则,对资源流动方向和配置效率都会产生一定影响,并间接影响不同地区和行业的收入水平,为节约公共成本和避免造成市场扭曲,发达经济体的政府购买大多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因而出于劳动收入保护目的的财政支出更多属于转移性支出的范畴。

1. 财政支出结构要与国民收入结构同步优化。

按照发达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变化的基本规律,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升,财政用于民生改善的转移性支出比重相应增大,而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则会明显减少。美国公共财政用于社会福利的支出比例在整个20世纪扩大了五倍,由7%增加至40%以上,而用于经济发展的支出比例则由30%左右压缩至不足15%。因此,财政支出要能有效优化我国国民收入结构,首先要对自身支出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压缩财政管理支出的份额,合理确定国防支出和政府投资的比例,为更多民生支出腾出空间。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行政管理的比重长期呈上升趋势,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5%增加至近年来的20%左右,大大超过市场化国家平均6%~8%的水平,各级政府提高行政效率的任务十分艰巨。

财政的公共属性决定了财政支出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能,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需要综合考虑人口、就业、劳动参与等因素,在弥补市场失灵的同时引导国民收入分配调整的方向。实践表明,即便很好地进行了产权分离改革并引入了现代管理制度,国有企业也很难成为完全独立的市场主体,为国有企业设定“做大做强”的目标本身就值得慎重考虑。国企改革必须在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下进行,有必要把积极吸纳就业困难群体、增加劳动收入分配比重、引导社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指标纳入考核的范畴。

2. 以财政补贴的形式改善劳动者状况。

除国际通行的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和劳动法律保护以外,公共财政还可通过转移性支出的方式帮助低收入群体改善生活境况,但补贴的方式和力度仍是一个带有争议性的话题。最简单的操作就是划定收入标准线,对低于标准的群体直接进行财政转移补贴,使其基本的生存支出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只要收入统计误差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这种有针对性的收入直补方式能有效覆盖困难群体,但马尔萨斯眼中的低收入群体同时存在理性和道义缺陷,他们可能更关注补贴本身而不是对补贴的使用,如果补贴不能有效转化为消费,其生活质量改善程度便是有限的。不仅如此,直接补贴方式还存在效果单一的不足,难以发挥产业调控和市场管理等其他方面的效应,专项补贴在各国的应用更为广泛。

扩大消费需求的财政补贴政策大致有两类:一是作为特定人群消费支付凭证的消费券形式,如我国一些地方政府针对大学生的教育消费券、针对困难家庭的食品消费券,各级工会组织针对转移农民工的培训券等;二是针对特定消费行为的补助支付形式,如家电下乡补贴、汽车下乡补贴、租房补贴、粮油补贴、交通补贴等,实际上类似于一种隐形的消费券,只是不能单独使用,消费者还需要自付一部分费用,称之为打折券也许更为贴切。如果不考虑政府财力的支撑,用于扩大消费的财政补贴直接效果通常都比较明显,但政策设计不合理有可能造成一些潜在问题:一是发放数量过大有可能引发局部的物价波动或产业扭曲;二是有可能形成透支消费,造成补贴取消后消费大幅滑落的现象;三是补贴比例不当可能将真正困难家庭排除在外。

出于产业扶持目标的财政补贴政策与劳动增收的关系较为复杂,最终效果取决于劳动的参与程度和市场的反应。种粮补贴在我国实施多年,对于稳定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国际经验和许多学者的理论分析看,政府生产资料价格的调控必须配套进行,否则农民很难真正从中受益。新兴行业补贴有利于扩大就业,这可以看作是对劳动的间接保护,但新兴产业往往需要的是高技能人才,普通劳动者收益有限。至于覆盖面相对较大的住房补贴,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刺激效果是显著的,但不少劳动者似乎变成了高房价的受损者。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财政究竟如何真正成为劳动增收的有力保障,对于政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理性财政的基本要求是公共性,只有不断深化市场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起科学规范的现代财政体系,才能构筑起有效提高劳动收入的机制,塑造劳动者稳定收入的市场环境,真正达到劳动增收的目的。

1. 政府改革是劳动增收的前提。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保护所有劳动者的利益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在经济和社会形势变化导致劳动增收受到抑制的背景下,政府首先应当采取必要措施深化自身改革,构建起适应新的市场需求的财政体系,在促进宏观经济稳步转型的同时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

(1)发展理念应逐步从经济建设向民生改善转变。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过去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是为改善民生积蓄力量,财政资金也更多地向经济建设倾斜。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让民众公平公正地分享发展成果日渐成为政府工作的重心。未来要积极转变发展理念,把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创新驱动和内需拉动,把居民增收作为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的重要任务,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2)不断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社会治理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其核心是政府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的提升。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仍旧是劳动持续增收的制约因素之一,尤其在居民消费结构逐渐从衣、食等低层次生存性消费向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等更高层次的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转变的背景下,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仍有一定差距。完善社会治理必须以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和均等化为重点,加快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以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和能力的现代化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2. 构建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的机制。

提高劳动收入是一项事关民众福祉的长期任务,不能仅仅依靠财政的临时性救济和补偿措施,必须进行系统化设计,建立起能够促进劳动就业和增收的长效机制。一方面,收入是劳动创造价值的合理回报,提升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效率是劳动增收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加快劳动保护的法规建设和体制改革,增强劳动自我保护的能力,确保劳动者公平参与市场活动和分享发展成果。

(1)建立多样化的劳动力培训的长效机制。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市场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也相应提高,劳动收入与劳动者素质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要通过财政有针对性的扶持构建起多元化的劳动力培训机制。正规教育要立足于人的持续发展,在劳动者思想品德、社会适应、学习创新等领域下工夫;各级工会和人力部门要根据市场需求提供带有普遍需求的就业技能培训,同时要对非正规就业者加大教育培训的帮扶力度;财政部门要通过税收调节引导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专项培训。

(2)从制度层面切实加强对劳工的权益保护。为降低资本运营成本,分权财政下的地方政府长期对劳工保护持放松态度,其直接后果就是劳动报酬占比的持续下降,并因此积累了系列社会矛盾而反作用于生产过程,对市场秩序的负效应已经不容忽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大幅提升,让劳动者在更好的环境中体面工作并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的需求日渐增强,改善劳动收入偏低的局面需要在立法层面和其他制度建设层面加强对劳工的权益保护,明确各级政府、各类企业主和劳动者各自的职责和权益,改进企业的用工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积极加强监管,确保劳动相关法律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切实减少劳动权益受侵害的事件。

3. 营造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的环境。

劳动增收困局是改革途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政府部门要积极利用财政手段营造全社会尊重劳动和保护劳动者的氛围。

(1)通过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激发劳动者潜能。经济发展是劳动增收的基础,要让全体居民获得稳定的收入,还有赖于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未来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加大改革力度,让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让劳动者努力工作、积极创新,促使经济发展逐渐归于内需拉动的健康轨道。要着力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取消各种不合理的体制机制约束,保护私有产权,放手让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公平交换,激发非公经济的活力和大众创业的热情,避免制度性就业和增收抑制的路径依赖。

(2)通过完善社保制度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大发展严重依赖于投资的驱动,为获得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工薪阶层在自我保障不足的情况下,也被迫容忍了社会保障缺失的窘况,承受着市场化带来的更高的教育、医疗、住宅价格,进而造成储蓄不断上升和消费率长期低位徘徊的局面。真正实现劳动增收和生活质量同步改善,最终还须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同步推进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改革,以国有资本收益和公共资源收益作为主要资金来源,在增强公平性和流动性的基础上稳步提高保障水平,从根本上解除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篇4：如何提高租金收入

一、彻底打扫：最便宜和最简单吸引租客的办法是把房间内部打扫干净，当然也不要忘了外边的清扫。最好是用高压清洗房屋的外部。二、内外粉刷：室内粉刷可以遮掩住小的瑕疵，使得房间像新的一样，外面的粉刷可以吸引租客的眼球。三、更换地板：地板可以是豪华的，用市场上经济有效的新地板。房东要选择一款与其设计比较匹配的地板，使得房东的投资能够更快的收回投资。四、厨卫重做：按照房地产经纪网站（Realtor.com）的统计，85%的厨房和厕所的更新会决定这栋房屋是否能够出租或销售。即使是小的修缮，如重换喷头、浴缸、台面、或许修补橱柜，尽管不是全部更换，这个房屋的租金可以提高很多。五、修理门窗：一般来说，门远远没有窗子贵，但是却是保护房屋安全的基本因素。破旧的门窗影响租屋的形象，租客和买家都不会看上眼的。因此，门窗一定要搞好。

作为投资，在提高租金的同时，也要节省修缮的资金。在修缮和打扫一个出租的房产时，减少开支其实也是不容易。下面是节省开支的几个建议。

一、当作一个房屋，而不是家：首先，不要用和家里一样的严格标准来对待这所房子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这个说法听起来很不正面，事实上房东不能把租屋做成一个完美的家，因为租客并没有把它当成自己的家。对租客来说，它仅是一个临时的住所，他们对待租屋就是这个态度。因此，房东最的目标是，使这栋房子看起来很不错，适宜居住。

二、给租客一个愿景：明亮的房间可以帮助租客有个美好的想象。当潜在的租客来看房间时，他们会问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能够看到自己住在这里吗？房东要把房子装修的明亮。例如，假如这栋房屋看起来灰尘满布，要赶快打扫干净。如果房间黑暗，打开所有的灯光，或者把墙壁油漆成浅色。也许，房东需要增设灯来增加亮度。如果房间看起来房间较小，考虑打掉一面墙，使得房间更加开阔。

三、在更换前先维修：专业的地毯清理很有必要。许多房东，一旦房屋空出来，他们赶快清理一下，重新刷上油漆，换上部分地板，然后尽快安排房客住进来。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是整个房间维修是很费钱的。但是，下面几点供房东参考。

房东一般都有自己地毯更换的时间表，例如7年更换一次。不过，在更换新的房客之前，应该清洗一次地板。而专业的地毯清洗会让地毯像新的一样，而且收费仅有更换地毯的零头。天花板很少需要油漆。如果前面的租客不是吸烟或者做饭较多，天花板看起来还象是新的。墙壁在油漆以前，考虑使用魔术橡皮擦（Magic Eraser）去盖掉疤痕和指印。

四、重点在厨房和厕所：漂亮的厨房能够吸引高质量的租客。厨房和厕所经常起到最大的惊异的效果。一般来说，租客不愿意在老旧的厨房里做饭。假如房东想把房屋升级，我建议从厨房和厕所开始。而且，假如你计划在未来五至十年出售房屋，一个更新的厨房和厕所可以使你投资获得高回报。

五、经常清扫和更换设施：一个小小的设施更换常常会使房屋看起来漂亮。每次更换租客时，请专业的清扫公司打扫房间。每隔五年时间油漆一次墙壁。建议更换东西包括如下项目，门把手、漏水的马桶、1990年以前的灯具、不能使用的厨具五金、掉了叶片的百叶窗、漏水的水龙头和浴缸。

六、轻微的美化可以获大利：花朵能够使得任何房屋更宜居。因此，房东要不要疏忽室外的花草种植。

（作者为注册会计师及理财顾问）(网络综合整理）（编辑/小美）

篇5：论如何提高农民收入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中国最大的市场无疑在农村；靠九亿多农村人口消费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将是持久的和不可估量的。只有农民的收入和购买力上去了，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那么，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根本途径是要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开辟农民就业和增收的新途径、新领域。同时，要调整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价格政策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相对稳定

农业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部分，尤其是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农业收入仍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基础。农产品价格下降是近年来农民来自农业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要实现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首先必须制定合理的价格政策。事实证明，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政策在绝大多数地区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国有粮食企业的改革力度，为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提供健全的微观基础。近年来，国有粮食企业的改革有了一定的进展，如实施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直接从事粮食收储业务的人员大幅度减少。但从总体上看，国有粮食企业改革严重滞后，特别是国有粮食企业巨额亏损挂账给中央和地方财政以及银行带来了沉重包袱。国家粮改政策能否真正落实，还要看国有粮食企业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改革国有粮食企业首先要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企分开的核心是政企职能分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职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如果政企不分而又让国有粮食企业行使政府调控市场的职能，就会出现或者市场无法稳定、或者财政难以负担的状况。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政府可通过适当的经济政策来稳定市场，关键是完善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控粮食市场的有效途径是掌握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从近年的情况看，政府收购专储粮对于稳定市场起了很大作用。在市场价格关系理顺、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体系已经健全，并能有效地起作用以后，可逐步调减粮食定购量，逐步过渡到只管按保护价收购专储粮。应把现有的国有粮库办成真正的企业化经营的仓库，同时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法人投资建立并经营粮库，将部分专储粮的储存委托给持有许可证的粮食仓储企业去完成。粮食风险基金制度，是粮食专储制度必须的财力保证，要保证粮食风险基金足额到位。

增加农民收入，单靠政府的价格支持是远远不够的。目前粮食价格已达到或超过国际市场水平。到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底，我国小麦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不包括运输、保险、损耗、关税等，下同）高２６％，玉米高３２％，大米高８．６％，大豆高３８％，豆油高８６％，花生油高２３％。今后，农产品提价的潜力会越来越有限。

大力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关键是要作好以下几篇文章：第一，跳出长期以来片面重视提高农产品产量的圈子，要把提高农产品的品质放到第一位。第二，跳出小农业的圈子，做好发展大农业这篇文章。第三，打破农产品自求平衡的圈子，要发挥各地农业的比较优势，发展不同类型的专业化生产、区域性产业带，提高农业商品化、专业化、集约化水平。第四，要改变长期以来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三个环节相脱节的状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积极扶持龙头企业的发展，采取“公司带农户”的模式，带动农户从事专业化生产，实现生产、加工、销售的有机结合，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这是解决千家万户农民进入市场，推动农业结构调整的有效途径。第五，要改变过去催种催收的老办法，把工作重点

转到为调整农业结构提供指导和服务上来。大力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建立农产品市场信息、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体系。此外，要处理好国家粮食安全和结构调整的关系。在结构调整过程中，要保护和提高国内粮食生产能力，防止出现全局性的粮食供求紧张局面。

确保农产品需求稳定增长努力扩大出口和农产品加工业

告别短缺经济，我国农业增长面临的需求约束越来越大，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努力扩大农产品需求。

扩大农产品出口是增加农产品需求的重要途径。加入ＷＴＯ对中国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将产生重大影响。从中国农产品的价格走势来看，中国粮食、棉花的价格已失去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中国蔬菜、水果、畜产品的质量很低，而农产品加工和运销更为落后，“入世”后这些农产品的出口能否大幅度增加是不确定的。目前，我国水果出口量仅占水果总产量的１．２％，蔬菜出口量占总产量的比重也很低。我国花卉种植面积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总和的２０％－３０％，但出口创汇总额却只有世界花卉贸易总额的０．５％。现在政府对农业的支持能力还极其有限，“入世”以后很难期待政府对农业的投入会有很大增长。因为按照ＷＴＯ贸易规则的要求，国内实行的一些阻碍农产品自由贸易的政策措施必须废止，例如出口补贴、价格支持、对国有企业营销贷款的支持（贴息）、种子肥料等投入品的补贴等等，都在禁止之列。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政府对国内农业的支持和保护的余地。“入世”后中国的小规模经营农户与发达国家的大农场将在国内外市场上展开直接竞争，后者不仅在技术、市场营销管理和资金上优势明显，并且常常得到政府高额补贴。相比之下，中国农业生产劳动成本虽然低廉，但生产率低下，尤其是在农业科技开发和推广方面的投入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些都制约着农产品出口的增长和农业竞争力的提高。为了适应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今后应大力发展优质果、菜、花卉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增加养殖及加工品的生产；应该利用加入ＷＴＯ的过渡期，制定投资、技术、价格、税收等各种优惠政策措施，支持和帮助农民扩大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的出口。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也是扩大农产品需求的重要途径。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主要是由居民对农产品的直接消费需求和工业部门对农产品原料的中间需求两方面构成的。有关研究表明，农产品加工业的中间需求已超过直接消费需求而成为影响农产品总需求的主要因素，农业的增长日益依赖于农产品加工业的拉动。随着社会需求多样化，农产品加工业将向农业提出生产加工型专用原料的要求。目前，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装备管理水平落后，一些行业在低水平上盲目外延扩张，高档产品生产能力不足，低档产品生产能力过剩，产品滞销积压现象严重。要加快对现有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改造，鼓励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工艺，提高加工能力和产品档次，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对农产品加工业的拉动作用。金融机构要按照农产品加工业的要求合理调整贷款结构，适当增加贷款总量。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增值税税率，对加工企业进口农产品加工设备和引进先进技术，在关税和增值税上给予优惠。支持和鼓励国内农产品加工品的出口，对有条件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给予自营出口权。最后，要从大农业、大食品战略高度出发，深化农产品加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使之更加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改革城乡分割体制加快城镇化进程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１９９８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３０．４％，而世界平均水平为４５％，发达国家为７５％。有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比同等工业化国家滞后２４．２个百分点。城镇化不仅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积聚的过程，也是城镇结构不断完善的过程。要强化大中城市的承载力和辐射功能，以城市为中心，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服务性产业，以这些产业的扩张来增加劳动力就业数量。允许一部分农民进入

大、中城市就业，并使一部分具备条件的农民由常年性外出劳工，转变成稳定性移民，应当成为今后解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的一条重要途径。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和转移的重要保障。目前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还不高，特别是在劳动力供求信息收集与发布、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劳动就业服务体系、劳动就业法律法规体系和就业制度方面还不适应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要求。应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就业中介组织，逐步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在内的社会化的就业服务体系。要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建立一整套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市场组织，健全保障就业者权益的法规和制度体系。

调整乡镇企业发展战略积极发展小城镇

现在乡镇企业发展面临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新的环境下，乡镇企业不可能在所有的行业都与城市企业展开竞争，从乡镇企业自身的发展，特别是从提高乡镇企业就业容量的要求看，今后乡镇企业在产业结构上必须实施以下两大调整：一是把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下一步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目前仍主要集中在城市，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近２／３），而内地的比重则很小，尤其是西部地区只占１／１０。乡镇企业要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再次创业的突破口。要加快农产品加工企业向中西部转移的速度。二是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作为乡镇企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另一重要内容。目前乡镇企业中８０％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很小。加快发展农村第三产业，一是重点建设好农产品批发市场，积极开拓农村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二是把交通、通讯、保险、金融、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等行业作为发展重点；三是要开发农村房地产和旅游等新兴产业。

引导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是今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到１９９９年底，全国共有建制镇１９２１６个，居住在镇区的人口１．７亿人，其中非农业人口１．２５亿人。当前，小城镇规模过小，城镇功能不健全、不完善，基础设施投资成本偏高、使用效率低下，小城镇第三产业发展受阻、就业门路狭窄。小城镇建设投资巨大，资金不足成为当前小城镇发展的瓶颈。小城镇发展也面临着体制性障碍，除了户籍制度等城乡分割体制外，土地、行政管理、财税、投融资、社会保障和区划体制等都限制着小城镇的发展。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应在统一规划下，以现有的县城为骨干，同时选择部分条件好的建制镇重点加以发展。必须尽快消除各种体制障碍，使小城镇在户籍、建设用地、投融资、财政、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深入改革，为小城镇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金融机构要拓宽服务领域，积极参与和支持小城镇建设。国家应在农村电网改造、公路、广播电视、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支持。

积极推进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近几年，中西部地区、中低收入阶层、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负担过重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产生和加重农民负担的根源并未彻底根除，相反，在农产品价格下降、农业收入减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农村税费改革不是简单改革农村税费征收方式，它是中国农村继土地改革、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的又一项重大制度建设。税费改革后，要确保实现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目标。从试点情况看，由于缺乏配套措施，在农业税及其附加征收方式进行调整、税率提高的情况下，负担分摊不合理、不公平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农业为主的中低收入农户负担率可能会有所加重。应注意中低收入农业户和非农业户负担分摊问题，进一步完善税费制度改革方案，体现公平负担的原则。

税费改革还要同县乡财政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应确保基层政权组织正常运转。目前，乡村债务负担十分沉重。全国乡村两级负债总额高达３５２９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２９８万

元，每个村２０万元。为确保农村税费改革目标的实现，中央财政每年将拿出２００亿元用于对地方转移支付，解决改革后出现的基层经费的正常开支缺口。同时，各省级财政部门也将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在综合考虑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的基础上，参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办法，制定省对县转移支付方案。随着国家税收状况的改善，国家可考虑加大对乡镇财政转移支付的额度，或将从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获得的税收按一定比例留给乡镇财政，以使乡镇财政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等公共事业。为了确保规范农村税费关系，还要加快农村税费立法步伐，强化依法管理税费，依法遏止乱收费，把农民负担管理工作完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要认真搞好乡镇机构改革，下决心精简财政供养人员。

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农民生产和生活条件

长期以来我国对农业和农村设施的投资不足，欠帐较多。应结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对农村道路、供电、供水、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这些设施的投资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制约着农村市场的开拓。

从总体上看，我国农业科技状况远不适应农业发展的要求。发展农业科教事业、推进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必须有强大的投入作保证。要增加对农业研究和推广的投入。发展农村教育是落实科教兴农方针，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关键。１９９６年至１９９８年，全国中学的教育经费平均增长率为１２．１６％，而同期农村中学教育经费的增长率仅为２．６９％。同期全国小学教育经费的平均增长率为９．５５％，而农村小学教育经费的增长率仅为６．５３％。农民的教育费用负担正在变得日趋沉重。贫困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低，不少农民很难承受相对高昂的教育费用。１９９９年全国贫困县每个学生的学杂费为５２６元，相当于当年人均收入的４０％。对于占贫困县总户数１３％、人均收入低于６２５元的贫困农户来说，仅仅学杂费就很难负担。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１９９９年全国５９２个国定贫困县学龄儿童的辍学率为７．８５％，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要逐步增加中小学公共教育经费支出的比重。要变革教育财政管理体制，以保证义务教育经费的足额、到位。

增加农村信贷资金使农民能够真正得到金融服务

如何增加农村信贷资金，使农民能够真正得到金融服务，是当前一个很大的问题。

积极促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与创新。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农村信用社已经成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到２０００年１０月末，全国农村信用社存款余额达到１４２４４亿元，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１１．９％；各项贷款余额１０３３８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１０．７％。在现有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格局下，农民贷款难的问题能不能解决、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农村信用社改革与发展状况。

作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农村信用社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对其产权和组织制度进行创新。鉴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农村信用社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和规范应该坚持“ 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原则，对其重新定位。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把它改造成股份制、区域性的商业银行。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甚至比较贫困的地区，改革的方向则应是把它变成区域性的政策性银行，或者是农业发展银行的基层机构。在介于二者之间的一般地区，则应是继续沿袭现行体制，逐步创造条件，最终将农村信用社改造成股份制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和发展，还需要注意不断改进经营管理、加强产权结构和法人体制的改革，优化其内部经营机制，加强风险防范机制建设；改进服务质量、拓展服务内容（比如开拓票据贴现业务等等）；进一步理顺农村信用社的领导管理体制，加大力度解决其现阶段结算渠道不畅的问题；加强农村信用社改革和

发展的环境（特别是法制环境）建设，实现农村信用社与其他商业银行的平等发展，促使其努力做到依法管理、依法经营。

加快乡镇企业信用担保机制的建设。乡镇企业融资难问题是农村工业发展的瓶颈制约之

一。１９９８年对占国内生产总值３０％的乡镇企业发放的贷款只占全国贷款发放总额的５．４４％。自１９９５年以来，乡镇企业得到的银行贷款占全国贷款发放总额的比重一直呈下降之势，１９９５、１９９６、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分别为１１．２７％、８．５％、７．０９％和５．４４％。在乡镇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银行、信用社贷款所占比重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已经由２５．５％下降到１８．４％。乡镇企业融资难，不仅表现在银行融资上。实际上，近年来，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有关政策的调整，乡镇企业来自其他渠道的资金增长也都面临着相当的困难。

与其他类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城镇大企业相比，乡镇企业往往难以获得平等的资金供给条件，更难以获得贷款、特别是大商业银行的贷款。这种情况使得相当一部分乡镇企业要么停留在小打小闹式的内源融资阶段，要么不得不通过民间渠道寻求高利贷，严重妨碍其发展和融资能力的提高。

国际经验表明，通过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开展信用担保业务，一方面，可以克服中小企业信用等级低、抵押物少对其融资的不利影响，保证中小企业能够获得与大企业基本平等的信贷供给条件；另一方面，可以分担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风险，提高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心。乡镇企业的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乡镇企业银行融资难的问题主要出在作为乡镇企业主体的中小乡镇企业上。乡镇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建设，可以通过两种形式，一是建立专门的乡镇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二是面向包括中小乡镇企业在内的整个中小企业，建立一般化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