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精神和浙江发展

浙江精神和浙江发展（共6篇）

篇1：浙江精神和浙江发展

读《浙江精神与浙江发展》有感

说到浙江，除了淘宝包邮你还能想到什么？是江南水乡还是断桥残雪？是勾践的卧薪尝胆还是鲁迅的弃医从文？自古以来，浙江便是一个人杰地灵，人文荟萃的地方，她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孕育了优秀的区域文化和独特的精神品格。作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浙江人民奋发向上的内在动力。言及浙江精神，我就想起了习近平的一段阐述：“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从大禹的因势导利、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朗、开放；无论是百年老店胡庆余堂的戒欺、诚信，还是宁波、湖州商人的勤勉、善举，等等，都给浙江精神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浙江精神从而凝练成了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观念，求真务实、主体自觉的理性，兼容并蓄、创业创新的胸襟，任我共生、天人合一的情怀，讲义守信、义理并举的品行，刚健正直、坚贞不屈的气节，和卧薪尝胆、发奋图强的志向。”从这段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浙江精神包含万千，底蕴深厚，其发展道路也是漫长曲折的，并非一蹴而就，同时她也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们共同努力的结果，非千千万万人的智慧不可得。

《浙江精神与浙江发展》从浙江精神的内涵及特征出发，通过分析浙江地域环境、浙江文化传统、浙江人的品格、浙江经济发展、浙江政治建设、浙江文化繁荣、浙江社会和谐、浙江生态文明等元素与浙江精神的关系，辅以丰富的实际案例，充分论证了传承和践行浙江精神的重要性。“浙江精神充满着地域文化个性与特色，彰显着特有的价值取向与内在风貌，具有悠久的历史根基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浙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经历不够丰富的情况下是无法系统地阐述浙江精神的。

“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土地资源是为短缺，再加上亚热带季风型湿润气候台风肆虐、灾难频发的自然条件，因此，在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浙江人的生活条件实属艰难。因此，浙江人为了生存而做出种种努力，修塘筑坝，疏浚河道，变沧海为桑田，形成精耕细作的农耕形式，同时也形成了不畏艰险，开拓创新，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再者，艰难的自然环境使浙江人明白，物质需求比空泛的意识形态更加紧迫，于是求真务实的精神追求深深烙印在浙江人的头脑中并一代一代的传承。他们明白，只有依靠自己的双手，运用自己的智慧，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地劳动，才可以获取美好的生活。

同时，多山临海，河流纵横的地域环境也让浙江人比其他各地的人们先一步有了商业发展的头脑和机会。由于田地稀少贫瘠，农业发展不利顺，矿产资源匮乏，工业发展不利，浙江人本着务实思想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商业发展上来。“浙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吴越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早在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浙江就有原始人类‘建德人’活动；境内有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和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拥有杭州和绍兴等7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被称为‘丝绸之府’、‘鱼米之乡’和‘文物之邦’。”唐中晚期后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使得江浙地区的文化愈发繁荣，从而丰富了此处地区人民的精神世界。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流派成为浙江精神的主要来源，并在此基础上不断适应不断发展。同时，浙江经济的发达也使资本主义萌芽在此先全国发生，为浙江精神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历史进入近代，自嘉道以后，中国学术界出现一股由虚浮向求实方向转变的新风气，‘经世致用’、‘通经致用’成为当时学术潮流。”“甲午战争前后，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严重。汤震、汪康年、章炳麟、陈虬、宋恕等一批浙江维新志士引领维新思潮。”“新式教育的崛起和西学新知的养成，加速了知识分子革命化进程。”近代西方文化被引入中国后，中西方实力的巨大差距迫使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并积极寻求解决途径。在剧烈的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浙江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传承发扬、吐故纳新，一直在全国占有领先优势”浙江精神也在此时逐渐转向务实，并更加注重民生。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间，浙江教育、文化、体育、卫生事业在复苏中取得初步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教、文、体、卫各项事业在恢复、整顿中踯躅前行”“跨入21世纪，浙江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进入了经济转变、社会转变、体制转轨的重要时期。浙江文化发展出现了机遇与转折。”“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浙江文化建设出现了大繁荣景象。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第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在文革时期浙江文化遭受了极大的打击，但总体来说文化是往靠近现代先进科技文化的方向不断发展的。同时，浙江精神也在不断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靠近。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人为本”、“创新创业”的浙江精神的核心，“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最鲜明的标识，“务实、守信、崇学、向善”的浙江精神的价值追求。

浙江文化源远流长，从旧石器时代的萌芽和生成，到古代时候的嬗变和成熟，再到明清后来的繁荣和转型，浙江文化经历沧海桑田，成为历史留在浙江人民身上的烙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浙江人，同时也影响着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在浙江精神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浙商的作用不容小觑。浙江多山临水的特点使得本地人民无法通过农业发家致富，从而使他们要冲破地域束缚，离开祖居之地，冲破重农抑商的传统，造就了浙江人求真务实、敢于冒险的精神品质。

史纲第十组

王金亮

篇2：浙江精神和浙江发展

作为一个北方人，在大学之前我对浙江的印象并不多，大抵不过就是绍兴鲁迅的故事，杭州的西湖，江南的水乡，仅此而已。然而作为浙大的一名学生，应该对浙江，尤其是对其精神，有一定的了解，不然自己也名不副实。不得不说，浙里真的让我改变了很多印象。

自古以来，浙江就是一个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的宝地。浙江灵秀的水土滋养了有灵性的浙江人，他们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踏实务实。习近平就曾说：“千百年来，浙江特有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历史上的多次人口迁徙和文化交融，造就了浙江人民兼有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质，锤炼了浙江人民兼容并蓄、励志图强的生活气度，砥砺了浙江人民厚德崇文、创业创新的精神品格。”从鲁迅、秋瑾，到王国维、竺可桢，一位位大师让我肃然起敬，从阿里巴巴到网易淘宝，一个个企业让我赞叹不已，浙江这片水土上发生过太多太多的故事和奇迹，浙江的发展曲曲折折，浙江精神也与时俱进，日久弥新。

从新千年2000年开始，浙江精神被提出并发展至今，从“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到“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再到“创业创新”以及“务实、守信、崇学、向善”，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良好地继承了过去，又有所创新，这既是浙江人民对昨天的总结与传承，更是对今天的鞭策和对明天的引领。浙江人一直很注重浙江精神的总结和提炼，这也成为自己的精神动力之一。

浙江精神中最打动我的就是浙的创新实干。从比较的视野来看，浙商重人情，讲情义，重合作，视野开阔，敢于尝试。其中不同的地域的浙商也有不同的特点，温州人灵活变通，台州商人踏实实干，宁波商人毅力非凡，金华商人海纳百川。同时浙商有很强的抱团意识，对“熟人经济”有强烈的偏好，但是也不会局限于此。在体制改革和开放的过程中，浙商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篇3：浙江精神和浙江发展

关键词：摄影创作,时代精神,地方特色

2009全国第十三届国国际摄影艺术展刚刚落下帷幕。我们感到近年来浙江的摄影事业发展是健康、繁荣和积极向上的, 在全中国也是走在前面的。以入选获奖而言, 据统计, 自2004年至2009年, 全省入选获奖国展和国际展的作品达400多幅, 占到全国的15%左右的比例, 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入选获奖大省。还有多名浙江中青年摄影家荣获中国摄影界最高成就奖“中国摄影金像奖”, 这些收获让每一位浙江摄影人感到欣慰与喜悦。我们如果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的话, 我们便会感到浙江乃至全国的摄影界还存在着种种问题与不足, 从而我们深深地感到肩上的责任很重很重, 要走的路还很远很远。

我们知道, 一张好的摄影作品不仅让人得到快乐和享受, 而且会影响人的一生, 甚至会影响几代或几十代人。早在1890年, 纽约刑警记者里斯出版的《另一半人怎样生活》摄影画册, 由于如实地揭露了纽约贫民窟的生活实际, 震撼了美国人的良知, 终于迫使政府通过改造贫民窟的立法。里斯认为:他的摄影目的就是“帮助完成社会的改革”。1937年, 中国著名摄影记者王小亭在美国《赫斯特新闻》任职期间拍摄的1937年8月28日日冠轰炸上海车站的照片, 真实地反映了1800多人中劫后余生的不到300人的凄惨场面, 送到美国发表后, 罗斯福向日本提出了抗议, 使日冠的罪行暴露在世界人民面前。这年10月中国人民革命摄影事业的开创者沙飞, 针对当时的斗争需要, 倡导了摄影是暴露现实帮助人理解自己、改造社会的“最有力武器”的观点, 并亲身付之实践。之后, 摄影武器论的观点在革命战争年代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即使在那时原来追求“纯美”的一些摄影家也开始接受社会需要和影响。在摄影题材上逐步转向表现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如我国著名摄影家张印泉就以明朗、简洁、生动、有力的风格, 拍摄了他一生中最满意的得意之作《力挽狂澜》成为我国摄影艺术史上的传世之作。几十年来哪一代人都是爱不释手。一张好的摄影作品不仅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还会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 正如中央提出的文化也是生产力的论断。香港摄影家陈复礼《黄山烟雨》摄影画册引发港人及世界各地游黄山的热潮, 给黄山市带来了数亿元的综合经济效益, 一部作品带动了若干产业。我们从事摄影创作的摄影工作者, 大家的劳动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劳动, 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脑力劳动, 是在生产一种全社会共享的特殊产品。摄影作品如果真正搞出精品, 它不是简单地给个人带来影响, 而且给一个地方带来影响, 增强软实力。比如《平遥古城》这一系列摄影作品, 使我们山西知名天下, 平遥古城景点的门票收入也由过去的几百万元一跃升为四千多万元。

浙江省委、省政府对摄影十分重视, 省里主要领导多次带摄协到国外举行文化交流和展览活动。政府为何对浙江摄影事业的发展如此看重呢?就是因为它给浙江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很难估量的。对当代的摄影事业究竟如何看, 对近代以来的摄影事业究竟如何看, 对近一百年来中国的摄影事业究竟如何看, 我和一些智者曾经也作过一些讨论。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在当代国际竞争中还没有显示出其应有的优势, 在我们大文化的格局中,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以来, 摄影高等专业教育如雨后春笋, 迅速发展, 全国有100多所高等院校设立摄影系, 有近千所高校开设摄影选修课程, 北京摄影函授学院还在继承传统教学方式的基础上开设了网络教学。摄影教育的普及, 为开展理论研究进一步拓展了空间, 但是浙江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不多。近年来, 浙江摄协为提高我省的摄影水平做了大量卓有成效工作, 我们在摄影领域为什么还是出不了世界级的大家, 为什么缺乏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摄影大作, 很值得大家思考。我们作为一个地市的摄影创作者, 我们生活在浙江这样一个4800多万人的圈子里, 要想出大产品、出精品, 摄影工作者应该具备世界眼光。你不仅应该了解中国的, 也应该了解世界的。这里, 我想详细谈的一个主题, 就是摄影创作如何体现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

一、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期, 这种沸腾的社会生活为摄影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生活源泉

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期。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 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都在9%左右, 应该说是一个奇迹。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全世界的第四位, 不久将很快进入第三位。未来二十年,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摄影界置身于前所未有的大好环境中, 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中国所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历史变革, 为摄影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也为摄影的繁荣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 我们也面临诸多挑战, 如摄影人如何把握时代脉搏, 做先进摄影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如何在创作中坚持自己的民族特色, 实现摄影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如何利用新的科学技术成果为繁荣摄影创作服务;如何把尊重市场价值规律和尊重艺术创作规律统一起来, 规范和培育摄影艺术作品的市场, 都是我们必须思考和实践的重大课题。党的十七大以来的摄影工作实践, 加深了我们对新形势下摄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我们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发挥摄影的独特作用, 开展大型摄影活动;必须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推出好作品, 服务大众;必须坚持与时俱进, 增强服务意识, 提高服务水平, 尽可能多地团结和凝聚广大摄影工作者, 努力在摄影界发挥服务和引导作用;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尊重摄影创作规律, 充分调动广大摄影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促进摄影的大繁荣。

二、我们正处在一个改革开放和思想多元的时代, 摄影创作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 我们不仅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 同时也使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分配方式、生产资料占有的形式多种多样, 必然带来人们的价值取向、判断是非的标准、对事物认识的角度也是多种多样。我们的摄影创作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 我们不仅应该对意识形态当前的这种复杂情况有所认识, 而且应当特别注意把握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

当前的改革是亿万人民所关注的中心, 它广泛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状态、价值观念、伦理标准乃至精神走向等各个层次、各个领域。人们都希望通过摄影作品看到改革在各个层面的显现, 希望通过摄影作品来表现在改革和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中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结构的变化, 希望通过摄影作品来揭示矛盾, 抨击时弊, 鼓舞进取, 焕发力量。摄影作品表现这样的内容, 就不再是空洞的说教, 而是能联系创作者和观众心灵之间令人折服的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 这些摄影作品具有的高品位和高格调, 就能生动、深刻地切入现实生活, 并能用动人心弦的审美力量去打动人心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 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范围不断扩大, 层次提高, 这就要求中国的摄影艺术创作必须不断繁荣发展。我们要不懈努力, 多出精品, 多创作一些富有高品位、高格调的优秀摄影作品。

我们的摄影创作, 要大力宣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好形势, 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我们祖国的光明前景, 热情讴歌人民群众创造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时代精神和光辉业绩, 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呼声和要求,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既体现时代精神又具有艺术魅力的摄影精品, 激励全国人民以更大的热情投身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我们要多多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最基层, 用手中的照相机去多多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创造、精神面貌的变化及风土人情……更好地弘扬民族优良传统, 激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创作出更多有较高思想性、艺术性和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繁荣社会主义的摄影事业。为摄影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和道路。历史地看, 我们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 摄影事业的发展都取得了非凡的业绩。但是, 在文化事业发展中也出现了两个不相称:一个是我们在国际间比较, 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灿烂的文化底蕴和当今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不相称;另一个是文化事业向人民群众提供的文化产品与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文化需求不相称。经济发展了, 人们有钱了, 要求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而现实是, 不仅农村文化生活贫乏, 城市的文化设施、文化活动场所, 文化消费的内容也欠账太多。我们现在的摄影作品, 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够走出国门, 或是在全国能够产生轰动的摄影作品数量少、比例小。美国的《国家地理》在全球的发行量已接近千万。国家地理杂志数年来坚持的千分之一的选片率, 虽然显得有些苛刻, 但却由此而诞生了一大批充满理想和浪漫主义的优秀摄影师, 同时国家地理杂志所选中的那些有灵魂、有激情的摄影佳作也已经成为了摄影作品的一种标准, 几乎全球的摄影师们都以能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刊登自己的摄影作品为摄影生涯的极大荣誉。

三、我们正处在一个摄影事业大发展的时代, 摄影创作要充分体现精品意识和创新意识

当前我国摄影发展创作队伍迅速, 全国级会员已达1万多人。一次全国影展投稿数就突破10万张, 目前全国各地的各类影展特别多, 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每年达数百个之多, 老百姓喜欢看的没有几个。有特色的作品太少, 吸引人的精品更少。有一个朋友讲, 香港地方虽小, 各类影展也特别多, 但看的人却比中国内地要多的多, 有些还自己买票观看。影展不吸引人, 因素很多。其中, 与摄影创作精品少有很大关系。现在我们摄影创作上有几种现象值得注意。

一是浮躁, 或者叫急躁。为参加比赛而临时创作的作品, 深入社会、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很不够。过去, 我们的一些老摄影家住在一个村子里几年甚至几十年为了一部作品体验生活, 甚至反复推敲、精心打磨。现在我们这样的摄影相对少了一些, 快餐式摄影创作的人多了一些。到我们的书市上去看, 反应很快。今天搞这个那个活动, 过不了几天书市上就会出现大本的摄影集。我感到这种做法有些浮躁, 产品过于粗糙。摄影创作有它的规律, 我们中国流芳百世的摄影作品没有一张是可以一天、半天时间创作完成的。浙江著名摄影家徐永辉跟踪拍摄黄岩农民叶根土一家五十多年来的变化, 最后成为存世之作, 一个很好的例子。

二是功利。搞摄影创作也应该考虑成本和效益的, 这是符合经济规律性和社会规律性的。如果说搞摄影创作完全是为了承担社会责任, 然后把一生的精力投入进去, 一生穷困潦倒, 那也不现实, 摄影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我们过去历史上这样的人很多, 但是现在是一个现实社会, 不讲成本和效益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要出一些的摄影作品, 功利的程度占得大了, 效果就不会很好。仅仅是为了一个什么目的出一本摄影画册, 就不可能是大产品。

三是雷同。摄影创作本应是千姿百态, 各有新意。然而我注意到有一种“八股式”的现象。雷同重复的现象日趋严重。今天西南风, 明天西北风, 今天黑土地, 明天黄土地;一会儿和尚喇嘛成群结队, 一会儿妙龄丽媛弄姿作态, 一会儿日落、沙漠、驼铃, 一会儿边塞、孤雁、荒野甚至弄出许多空灵、荒诞的怪影;破窗、陋巷的败舍, 晦涩难懂的影子, 也算是一种时髦作品。显而易见, 这种滑向脱离生活、回避现实。空虚无聊的倾向, 不是中国特色的摄影之道。我感到以上提到的这些情况都不是浙江摄影发展的主流, 是支流, 甚至是偶然的现象。但是我们要提升摄影水平, 是不是应该规避一下这些问题。我特别想强调, 我们浙江摄影创作队伍应该保持我们摄影创作的老传统: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深入人民群众中。落实中央提出的“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四、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和国际接轨的时代, 创作既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主旋律, 也要吸收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是一个国际间、多民族、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 中华文化要走出去, 就要靠我们的作品。为什么韩剧在中国的收视率那么高, 热情那么高, 甚至高烧不退, 深层的原因就是韩剧的一些思想情结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中国人的一些精神追求, 实质上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儒家之道的向往和认同。比如韩剧不仅让中国人爱看韩国的电视剧, 甚至吸引中国人去韩国旅游观光。大力弘扬时代主旋律, 要着力组织好弘扬主旋律的摄影精品的创作, 用高品位、高格调的作品繁荣文化市场, 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要精心规划、精心设计、精心组织, 鼓励创作者深入生活, 深入群众, 遵循“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 积极创作出更多的反映我们时代精神, 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作品来。我们要力图使拍摄的摄影作品生动活泼, 雅俗共赏, 能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

大力弘扬时代主旋律, 要继承发扬民族文化传统。因为任何时代的主旋律, 都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抹煞了民族性, 时代性则为无本之木;忽视了时代性, 民族性就难以升华。主旋律本身, 就是民族文化传统与进步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因此, 我们在创作中, 要多创作一些反映民族性的摄影作品, 努力使广大观众在欣赏、娱乐的过程中, 受到民族文化、传统美德、高尚情操的教育和陶冶, 增强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 激发人们的爱国意识和进取精神。

大力弘扬主旋律, 要多多讴歌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精神风貌。要坚持“贴近基层, 贴近群众, 贴近生活”的方针, 把照相机对准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 准确反映广大群众的火热生活和先进典型, 反映社会生活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为群众解疑释惑, 排忧解难, 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擂鼓助威, 推波助澜。弘扬主旋律, 提倡多样化, 两者相统一, 应是中国摄影艺术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具体体现。能使人民群众得到教育和启发, 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的摄影作品, 都应受到欢迎和鼓励。反映主旋律的摄影作品, 思想内容要健康向上, 表现形式也应多种多样, 生动活泼, 精益求精, 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感染力。我们的摄影创作不能因强调主旋律而忽视多样化, 更不能以强调多样化来冲淡主旋律。而是要互依互促, 互激互惠, 使之相得益彰, 共臻崇高, 为摄影作品创造出一种美好的境界。

我感到, 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的特征, 无论怎么创新, 都不能把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丢掉。所以, 我想在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的摄影创作首先应该把握如何传承中华文化的优秀的成分, 同时, 我们也要强调在改革开放的今天, 摄影事业的发展同样要改革开放, 吸收他人的优秀成果。

五、浙江是一个内容资源非常丰富的富矿, 浙江摄影要根植于浙江的文化沃土

浙江地处东海之滨, 物华天宝, 历史悠久, 人文渊薮, 积淀深厚, 各种艺术门类和艺术人才在浙江这块文化沃土上孕育发展, 硕果累累。至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 浙江大地更是集聚了国内摄影界的大批精英, 佳作迭出, 推进了我省乃至我国摄影艺术的不断发展, 饮誉海内外。浙江内容资源丰富。这个资源是一个看不见的资源, 不仅是一个文化资源, 也是一个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我们搞摄影创作的内容太多了, 如浙江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等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创作源泉。特别是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这些创作源泉距我们时间和年代比较近的, 能够挖掘和展观的东西很多, 我们浙江的摄影作品要走出浙江, 应该充分展示体现浙江的文化特色, 甚至有些非常土的文化, 我们都有可能做好。如果我们花几天时间到北京拍北京人的生活, 或者到纽约拍美国人的生活, 那就只能浮浅的记载。没有生活的土壤, 也就没有浙江的生命力。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多元的时代, 人们在文化上的消费也是一个多层次的消费。文化消费, 如同人们的食物消费, 北京人特别喜欢吃我们的西湖龙井, 我们的人特别喜欢吃北京烤鸭。这个多层次的文化消费时代就是不论什么文化, 只要有特色, 就会有市场、有读者。浙江人如果在浙江创造出本土产品, 对外地人就是一种文化的差异和补充。做生意要捕捉商机, 摄影创作也要捕捉摄影的空白。

要善于继承借鉴、勇于探索创新, 吸纳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义, 创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摄影精品, 使摄影更好地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要树立崇高的职业精神, 倍加珍惜时代提供的舞台, 弘扬正气、潜心艺术, 努力成为德艺双馨的美术工作者, 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参考文献

[1].论文学创作的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刘志宏

篇4：浙江省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和发展

【关键词】百工 传统文化 文化遗产

一、前言

百工——中国古代主管营建制造的工官名稱，以后沿用为各种手工业者和手工业行业的总称。《论语·子张》中有“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表明百工已成手工业者的通称。以浙江省、安徽省的百工为例，就有至少34项传统民间手工艺，如养蚕、榨油、黟县小调、做火桶、打斗笠等等。而日本早在1950年就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对国家文化遗产进行细分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走在了世界的前沿。中国拥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由于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步晚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不足之处。

二、我国百工的现状

（一）中国百工的保护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既有以物质形态为主的“有形”文化遗产，如文物、典籍等；又有主要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下来、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艺技能等。

在中国，手工艺百工保护在很长时间里是在民族民间文化概念下进行的。进入21世纪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逐渐取代了民族民间文化概念。20世纪中叶，我国政府组织专家学者对部分传统文化遗产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工作，使许多濒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抢救。文化部、财政部从2003年起，正式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4年8月，我国政府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批准，正式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建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开展普查工作，对具有重要价值且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的保护。同年12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由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正式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十多年来，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历从概念的译介、保护原则和方法的讨论、保护法规的颁布以及实际的探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相对而言起步较晚，需要拓宽眼界，需要借鉴其它国家的实践经验。

（二）以安徽歙县的“碧山计划”为例

我国安徽拥有众多的古村落，比如宏村、西递这两个世界文化遗产，这些古村落保留了这种已近消失或者已经发生改变的中国传统农村聚居全貌。古村落中有大量明清时期的建筑和景观，这为后人了解当时的建筑风格、装饰艺术、风水学说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案例。更重要的是，古村落中重视教育，尊重文化，崇尚读书等风习在徽州地区乃至整个江南都有良好的互动。

对于保护当地的百工，乃至整个古村落目前有一个非常好的“碧山计划”。安徽省黟县碧山村是众多著名的徽州古村落之一，村内现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古民居和祠堂百余座，具有非常大文化遗产价值。“碧山计划”计划在碧山村创建“碧山共同体”，让古村落不仅仅只是作为一个观光旅游的地方，更要让它成为一个传承古村落文化的地方，从物质到精神得到新的体验。“碧山计划”的成员一方面在碧山展开共同生活的实验，尝试互助和自治的社会实践，同时也着力于对碧山这个区域的历史遗迹、乡土建筑、聚落文化、民间戏曲和手工艺进行普查和采访，在此基础上邀请当地人一起合作探讨，进行激活和再生的设计，除了传承传统，更希望把工作成果转化为当地的生产力，为农村带来新的复兴机会。

“碧山计划”通过一系列活动让古村落保持了它的活态性，也让民俗、语言、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如养蚕、榨油、黟县小调、做火桶、打斗笠等。让民众对于古村落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欣赏，更激发了对古村落以及它所承载的文化的探究和传承。

这是目前我国国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很好的探索。

三、日本百工的现状

（一）日本百工的保护

日本在1950年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中，将国家文化遗产细分为“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民俗文化财”、“纪念物”和“传统建筑物群落”五大类。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无形文化财”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日本是第一个意识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国家。《文化财保护法》的颁布拓宽了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同时也首次提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工艺技术和戏剧、音乐等古典表演艺术为对象的“重要无形文化财富”及民间艺人的指定工作，首创了“人间国宝”的保护体制，在抢救和保护无形文化遗产方面取得显著效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力推广，被纳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的整体框架中。

（二）以日本铁壶为例

铁壶的起源于江户时代天朝期，随茶道的推行，铁壶的使用更加普遍，众多精美且雕工精细的铁壶也是在此时期产生，所出现的堂号，著名工艺大师及工作室也如雨后春笋般孕育而生。

老铁壶采用的是一种脱腊技术，每件铁壶铸好后，必须敲碎模具，才可取出。而且老铁壶是纯手工制作，所以制造出来的壶绝对不会出现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它具有外形的全球唯一性，是百年难得的珍贵古董，亦是一件带有艺术价值与实用价值的水器。但是在日本不仅出于对古董或精品的收藏，作为对传统手工铸造的铁壶，日本的民间力量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众多藏家的追捧，更是将老铁壶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

四、我国对民间百工的保护与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民众保护意识的缺乏

民族群体才是文化保护的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仅靠传承人和政府显得势单力薄。例如，在我国的云南少数民族，北川羌族等地存在着这么一种现象，当地一些少数民族人都不知道在他们有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也不知道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目前来说，在中国还是较少的，人们没有保护的意识，就拿传统的祭祀节庆在当代价值观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精神内涵，蜕变成商业营销的现代节假日。这种现象令人堪忧。

（二）我国的百工保护传承机制有待完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保护传承，但是就我国现有的保护传承机制来看有待进一步完善。

1、对于传承主体的保护缺乏应有的制度保障，致使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断代，濒临灭绝。一部分传承人由于年事已高，传统艺人不断减少，技艺的传承后继无人。如我国曾有2000多个剧种，现存于舞台的仅有几十个；又如“藏历”，在农牧民中沿用千年的“天文历算”目前只有8人会进行推算。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监督机制缺失。一些地方政府受不良政绩影响，只重申遗，不重保护，一旦申遗成功，对文化遗产及传承人不闻不问，既无科学的保护措施也无严格的管理，让遗产完全市场化，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面目全非。

3、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队伍保障机制。保护“非遗”需要大批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人才，而目前这方面的人才严重不足，特别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富集的边远贫困地方。

（三）相关法律建设相对滞后

我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的时间较晚。例如日本在1950年颁布《文化财保护法》，韩国在1962年也颁布了保护法等。就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来说，仅仅只将传承者、研究者、教育者列入对“非遗”负有保护责任，对于一般的个体没有涉及。保护“非遗”应当不仅仅是政府官员和学者的责任。

五、对民间百工的保护和发展的建议

（一）增强民众文化保护意识，普及文化遗产保护教育

如果社会没有办法真正形成一个对文物的尊重和重视，你就很难真的对它进行保护。民众意识的觉醒是文化遗产最有力的保障，文化遗产保护不仅需要文物工作者和文物管理部门的努力，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高全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

（二）政府应加大支持力度

要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和社会民间团体进行扶持和奖励，设立相关的保护基金。在省市乡镇、自治区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馆，让“非遗”传承者展示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完善相关法律保护制度，加大立法力度

健全法律保护体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得以保护的重要法律依据，合理保护开发利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宪法、法律、法规的正确指导下，积极探索地方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研究，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体系，充分发挥地方性法规及其规范性文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整合的积极作用。

（四）研究科学性的保护方法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要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保护。具体来说，一是要研究如何进行保护，研究科学、有效的保护技术与方法，否则将会因保護不当而遭受损失。二要研究如何恢复已经失传或保存不全的非物质文化，以恢复传统文化的原有风貌。

结论：民间百工是当今社会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的，无形的，所以，往往依附于其传人的继承，许多民间、民族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的传人一旦消亡，这种无形的文化也将随之消亡。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无形文化必须有继承才能得以传承发展。我们要从多方面一起努力，为这些宝贵的社会遗产的传承而努力！

【参考文献】

[1]叶春生主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十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6）.

[2]李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才是根本，中国青年报，2010（7）.

[3]许俊伦.地方立法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10）.

作者简介：陈艳（1978.05-）女（汉族），浙江杭州人、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310028，讲师，日语文学学士，主要从事日语教学研究。

篇5：浙江现象浙江经验浙江精神

“浙江现象”，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缺陆域自然资源、国家资金投入、特殊优惠政策的条件下，浙江人民不等不靠不要，坚持自主自强自立，善于“无中生有”，敢于“小题大做”，勇于创业创新，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实现了由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转变并向经济强省迈进，人民生活实现了由基本温饱向总体小康转变并向全面小康迈进。“浙江现象”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民富、省强。

——民富，主要表现为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高、增长快、差距小，生活条件极大改善，生活品质显著提高。

1978年到2007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2%，由全国第9位上升到第3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5%，由第8位上升到第3位。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已分别连续7年和23年保持全国省区第1位。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0.33、0.35，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从1978年的55.6%和59.1%，下降到2007年的34.7%和36.4%。1985年前后全省人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1999年全省实现了总体小康目标，2007年全省全面小康实现度接近90%。

——省强，主要表现为经济综合实力、区域创新能力、协调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从经济综合实力看，1978年到2007年，全省生产总值由全国第12位上升到第4位，人均生产总值由第16位上升到第4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第12位上升到第4位，外贸进出口总额由第15位上升到第4位，财政收入由第14位上升到第5位。

从区域创新能力看，科技综合实力居全国第7位，知识获取能力居第3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居第4位，专利申请量居第3位，专利授权量居第2位；全省拥有中国驰名商标居全国第1位，拥有中国名牌产品和国家免检产品均列全国第2位。

从协调发展能力看，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居全国领先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比长期保持在2.5∶1左右，差别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十五”时期，浙江在全国率先实现贫困乡镇全部脱贫目标。根据国家发改委和统计局评估公布，浙江社会发展综合水平已居全国第3位。

从可持续发展能力看，全省单位GDP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逐年下降，2007年，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下降到0.83吨标准煤，居全国第3位。据国家有关部门评估公布，浙江为全国6个生态环境状况评价优良的省份之一，浙江可持续发展能力列全国省区第1位。

“浙江模式”值得深入探讨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浙江模式”的研究日渐深入。“浙江模式”，就是立足民力、依靠民资、发展民营、注重民富、实现民享的民本型、内源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浙江人民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全民创业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民营企业成为最活跃的市场主体，民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经济体系是浙江模式的重要内涵。浙江工业化发端于农业为主的经济基础，大多数产业根植于本地，从原始资本积累开始，从家庭工业起步，从小商品生产入手，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自我积累、自行生长的历程，呈现出明显的内生工业化性质。民本型、内源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彰显了浙江的经济特色，造就了浙江的经济活力。浙江模式最基本特征是：

——“小商品、大市场”。浙江许多企业生产的大都是小商品，形成以日用轻工品为主的产品结构。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技术、资本、设备的门槛较低，符合群众的创业需求。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是浙江建设了数量众多的专业市场，作为小商品的主要销售渠道，逐步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市场大省”。目前全省已建立起以消费品市场为基础、专业批发市场为骨干、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市场为支撑的市场体系，有力地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区域经济发展。

——“小企业、大协作”。专业市场、民间资金、股份合作制共同构成小企业生长的肥沃土壤。小企业通常势单力薄，但浙江小企业以最终产品为龙头、以市场为基础、以协作为纽带，依托健全的社会化服务，形成了细密的分工协作生产体系，“大协作”的机制优势弥补了企业“小而散”的劣势，既保持机制灵活优势，又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从而具有“无形大工厂”的发展特色。这种经济组织方式大大降低了生产技术难度、企业管理费用和产品制造成本，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小区块、大产业”。与小企业裂变复制的生长方式相对应，浙江许多地方同类产品生产企业在地理上高度集聚，出现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产业布局和“块状经济”现象。这种“块状经济”既具有企业相互竞争的活力，又具有产业集群发展的效应，在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产业层次不断提升，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区域品牌逐步打响，在小区域内形成了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大产业，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同类产品的重要加工制造基地。

——“小资源、大制造”。浙江人针对自身资源不足的问题，积极创造和利用体制机制的先发优势，借助市场力量，善于“无中生有、有中生奇、奇中生优”，形成了生产原料与产品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格局。依托这种“零资源经济”，走出了具有浙江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以制造业为重点的现代工业体系逐步建立，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省，并向创造大省迈进。

——“小资本、大经营”。浙江经济最活跃的主体是量大面广的个体私营企业，企业规模小，单个资本量不大，2007年户均注册资本仅为40万元左右。他们敏于“以小见大”，善于“以小做大”，敢于“以小搏大”，实现了小资本、大经营。他们在竞争中发展壮大，不仅形成了较强的经济实力，而且大胆跳出“家门、省门、国门”，努力“走出去”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浙江人经济”现象。浙江个私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出口创汇额等4项指标，已连续10年居全国第一。

——“小城市、大经济”。家庭工业、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推进浙江城市化的主要力量，涌现了一批经济实力雄厚的小城市和中心镇。不失时机地实施城市化战略，联动推进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逐步形成了大中小城市和中心镇协调发展、与产业布局相协调的城市化格局。高度重视县域经济发展，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推出“强县扩权”政策，努力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促进县域经济不断做强做大。

“浙江经验”值得全面总结

“浙江经验”，就是浙江人民善于创业、勇于创新生动实践的概括，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坚持富民优先、富民强省成功做法的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浙江大地生根、开花、结果的体现。“浙江经验”最具特色的内涵是：探索了符合浙江发展实际的根本动力、根本途径、根本方法、根本追求和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发展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总结。最根本的经验就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最具有浙江特色的经验主要有：

——率先改革、敢为人先，是推动浙江发展的根本动力。浙江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社会管理创新和党建工作创新，在经济社会多个领域率先改革，创造了体制机制的先发优势，为区域赶超发展赢得了先机。率先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率先推进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构筑了内外联动、互利共赢的开放格局；率先推进城乡一体化，形成了城乡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机制；率先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区域创新体系。

——尊重群众、激发创造，是推动浙江发展的根本途径。浙江人民具有脱贫致富的创业热情、勇于探索的创新激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壮举。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始终把尊重民意、依靠民力作为推进发展的重要法宝，充分尊重、保护、支持群众和基层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和激发全社会的积极因素，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有力地推动了浙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是推动浙江发展的根本方法。浙江一直重视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注重统筹城乡发展，积极实施城市化战略，坚持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不断缩小城乡差别，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注重统筹区域发展，积极推进强县（市）扩权，促进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协调发展；注重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大力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加快文化大省建设，着力打造平安浙江和法治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以人为本、富民优先，是推动浙江发展的根本追求。坚持以人为本、富民优先的发展理念，始终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发展的首位，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同时，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改善民生、保障民生摆在各项工作的优先位置，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推动公共资源向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发展领域倾斜，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

——党政有为、科学施政，是推动浙江发展的根本保证。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保持“坚定、清醒、有作为”，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定不移地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作用，既放手让人民群众干事业，又积极引领人民群众创大业，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全面落到实处。

“浙江精神”值得大力弘扬

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是文化，“浙江精神”就是浙江人民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秉承深厚的传统文化，坚持与时俱进的要求，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区域特色的人文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浙江的生动体现，是推动浙江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到“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浙江精神的发展，再到“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浙江精神的提升，其最本质的核心就是创业创新。

——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浙江人民把强烈的脱贫致富愿望变为高涨的创业致富热情，无论在前进道路上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艰苦创业、奋发图强、追求卓越的信念从不动摇。即使在“左”倾思潮盛行的年代，浙江人仍然想方设法发展家庭副业，“资本主义尾巴”割了又长；即使别人瞧不起的艰苦行当，浙江人不畏艰辛，甘于从中干起，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即使在完全陌生的领域，浙江人也敢于摸爬滚打，一大批默默无闻的修鞋匠、泥瓦匠、理发匠、供销员、采购员，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史上的开路先锋，创业精神已成为富民强省的强大精神动力。

——敢为人先、开放图强、求真务实的创新精神。浙江人敢想敢闯、敢试敢创，敢为人先、敢冒风险，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等等。浙江人的创新观念也体现在党委、政府的工作之中，在推进乡镇企业转制、推进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实现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推行城乡统筹就业、建

立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等方面都走在前列。浙江人正是凭借着这样一种创新观念，不断实现自我超越，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浙江现象”、“浙江模式”、“浙江经验”和“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改革开放30年来的伟大创举，是浙江人民创业创新、科学发展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深入研究“浙江现象”，不断完善提升“浙江模式”，不断总结发展“浙江经验”，不断弘扬丰富“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的新使命，需要继续为之作出更大的努力和新的贡献。

篇6：浙江精神和浙江发展

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居各省前列。据统计，1978-2001年，浙江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3.3%，由124亿元猛增至6700亿元，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序由原来的第12位迅速升至第4位，人均GDP则由全国第16位升至第4位。尤为可喜的是，1997年后，我国经济增长率逐年走低，而浙江经济虽也有回落，但仍然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1998年较上年增长10.1%，1999年较上年增长10.0%），出口增长更高（1999年全年增长18.5%，今年1季度的增长率高达55%）。2001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已达6700亿元左右，2002年人均GDP预计可达2000美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一倍。如今，浙江经济表现出的旺盛活力，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有人称之“浙江现象”。以经济学的观点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领先于其他地区，必然是其较好地发挥了比较优势的结果。本文即试图从比较优势分析的角度来探讨“浙江现象”产生的原因。

经过大量的实证分析后，笔者认为，浙江与邻近沿海发达省份及全国相比，在劳动力、环境、市场扩大、特色产业和企业经营机制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具体分析如下：

一、浙江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劳动力资源也称人力资源，是国民经济的根本要素，是构成社会经济运动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成为各地区比较优势的一项重要指标。诚然，浙江的劳动力资源充沛，但在我国劳动力资源普遍充足的大环境中显不出比较优势。浙江在人力资源上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即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人口综合素质较高。1989年浙江人口自然增长率为8.79‰，仅稍高于沪、京2个直辖市，是省区中最低的。1999年则为4.29‰，高于沪（已出现负增长）、京、津、辽、苏，列全国倒数第6位，在省区中列倒数第3位。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减轻了人口负担和就业压力，对经济发展有利。虽然浙江人均受教育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浙江开发历史早，文化积淀深厚，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在全国居较高水平。相对于外省人而言，浙江人更具有崇学、敢闯、聪慧、勤奋、互助、务实等优秀素质。其优势突出表现在浙江人对现实环境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并勇于创新。江浙沪历来为我国科技人才最密集的地区。国内40%以上的科学家均出于此。根据《中国科学家传略辞典》按籍贯统计，每百万人所涌现的著名科学家，上海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22倍，浙江为4.15倍，江苏为3.49倍。特别是宁波，不仅以出商界巨子闻名于世，还是名冠全国的“院士故乡”。目前，宁波籍院士占全国1/16，在全国所有城市中位居第一。仅一所效实中学就出了13位院士，在全国未闻其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肯动脑筋肯吃苦又富冒险精神的浙江人，边干边学，素质提高更多地倚仗于“来自课堂外的学习”。在改革的实践中，涌现出滕增寿、冯根生、颜阿龙、鲁冠球、宗庆后、南存辉、陈金义等一大批勇于创新，精明且善于把握机会的知名企业家。这些企业家的存在是浙江经济腾飞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二、浙江环境的比较优势

环境资源直接影响人们选择定居点，企业选择区位，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一般认为，区位、资源、经济和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硬环境，社会、政|治、政策和法律环境为经济发展的软环境。以下仅对浙江的硬环境作简要分析。

（一）区位环境,浙江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首先，滨海居中的地理位置，既利于对外交往，又利于向内扩展。而且，紧邻上海这一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商品、资金、技术、信息、人才“五流”及产业扩散方面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加上北南两边邻省江苏和福建均为全国经济增长领先省份，可充分发挥集聚效应，互相支持，共同发展。

（二）资源环境
尽管就矿产资源和耕地资源而言，浙江是典型的“资源小省”，但浙江在港口、海洋和气候资源等方面却具有突出的比较优

势。浙江地处祖国东南沿海的中部，港口众多，腹地宽广。改革开放后，港口建设速度加快，至1999年底，全省沿海港口已达58个，泊位600多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39个，深水泊位数占全国8 %。宁波已跃升为全国第二大港。今年截止11月8日，宁波港的吞吐量已达1亿吨，成为国内仅次于上海的，吞吐量逾亿吨的世界级大港。而且舟山、温州、乍浦、海门等港规模日益扩大，且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浙江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能源资源在全国居领先地位。浙江海域历来是我国最大的渔场。1999年，浙江的海水产品产量为389.4万吨，居全国第3位；浙江海洋捕捞渔获量高达331.2万吨，仅次于山东的332.5万吨，居全国第2 位（表1）。紧靠浙江的东海陆架盆地是一个有着良好开发前景的油气资源区，目前正在勘探开发之中。表1：我国重点省份海水产品和海洋捕捞产量 单位：万吨 地区 浙江福建 山东 广东 辽宁 其他地区
海水产品产量 389.4 448.5 602.3 355.4 296.9 275.0
海洋捕捞产量 331.2 206.7 332.5 194.5 157.7 275.0 捕捞量占全国% 22.1 13.8 22.2 13.0 10.5 18.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
浙江虽然耕地面积少，农业却一直领先于全国。除了浙江农民吃苦耐劳，素有精耕细作的传统外，与这里农业气候条件优越也是分不开的。浙江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水热资源丰富，为农业发展多种经营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条件。

（三）经济环境
浙江开发历史悠久。隋唐时期即已成为全国居优势的经济区域，至今依然。特别高的经济活动效率，使浙江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全国处于高水平。由于浙江是全国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的省份，多年前经济实力即已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而且民间的投资意识很强，在市场竞争中已取得一定的先发优势。
1999年，浙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28元，仅次于沪、京、津3个直辖市，居全国第4位；浙江农村人均收入3948元，仅次于沪、京2个直辖市，高居全国第3位。浙江1997年即已成为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县的省份，目前的人均居住面积居全国第一。
虽然由于资源和战备方面的原因，解放后国家对浙江的投资极少，然而，浙江民间的投资意识很强。自1982年以来，非国有投资年均增长28.6%。1999年，全省民间投资额达1214亿元，超过建国前40年浙江全社会投资的总和，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达62.0%，高居全国第一（表

2）。

表2：部分沿海省份及全国民间投资情况表 地区 浙江 江苏 山东 广东 全国
民间投资额（亿元）1214.06 1389.10 1167.96 1710.45 13906.95
占全社会投资比重（%）62.0 56.9 52.6 58.2 46.6
资料来源：2000.11.29.《中国信息报》

（四）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浙江山青水秀，历史上即享有“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美名，杭州则被誉为“人间天堂”。解放后，由于几次政策失误，山林破坏严重，80年代以后工业污染又给浙江的生态环境蒙上阴影。但是90年代以来，政府下大力气，增加投入，控制污染，加上具备环境再生能力较强的先天优势，形势明显好转。最新的国家森林资源清查结果表明：浙江现有森林面积8309万亩，比10年前增长26.6%，森林覆盖率高达59.4%，比10年前增加了16.8个百分点，名列全国前茅。如今，浙江已是全国著名的竹业大省、花木大省、旅游大省。1999年，浙江的绿化观赏苗木输出量占全国出省量的32%。在昆明世博会上，有一半的花木出自萧山。至今，全省共建有11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6个国家级森林公园、40个省级森林公园。旅游收入领先于全国。浙江在城市生态建设方面也不乏大手笔，如杭州市决定投资60亿，建设“蓝天碧水”工程。
由于浙江的生态环境好，气候条件优越，因而宜居宜游，发展旅游业在全国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

三、浙江市场扩大的比较优势
贸易（包括国际贸易和地区间贸易）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基础。贸易增长，也就是经济增长在地区之间的扩散。有经济学家认为，地区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创造出口基础。
西方经济学家丹尼森认为：一个经济体系的增长就意味着企业提供最终产品的市场规模的扩大。只要市场规模扩大，就有机会提高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专业化程度，扩大企业规模。因此，随着市场的扩大与生产和销售规模的扩大，就有可能获得递增的报酬。
浙江是“资源小省”，产业结构的特点是“两

头在外”（即资源和市场主要依靠省外）。浙江生产的产品有20%销往国外，50%销往省外，仅30%在省内销售。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对商业的尊重是建立良好的商业环境最重要的因素。浙江人历来有重视经商的传统。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自发地办起了工业品市场，通过市场调节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使资源趋向合理配置，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浙江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就是商品市场的领先发育，继而引发了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甚至可以说浙江走出了一条“市场大省”通向“经济大省”的独特发展道路。在闯市场的实践中，浙江人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引进来”（在本地大办市场）和“走出去”（出外经商，或创办外地市场），如今浙江省内市场和外地市场的成交额均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
1978年以来，各类市场的迅速崛起，成为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浙江早已成为全国著名的市场大省。1999年，浙江有商品交易市场4347个，总成交额3606亿元，连续9年列全国第一。义乌的小商品、绍兴的轻纺产品、海宁的皮革、嵊州的领带等商品成交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同类市场第一。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已拥有摊位24350个，成交额已连续8年居全国榜首，成为“中国第一市”；绍兴中国轻纺城是亚洲最大的纺织面料交易中心；嵊州领带、诸暨珍珠均占全国交易量的80%。
到1999年底为止，浙江专业市场已在外地开办分市场30个，在国外开办市场3个。漂洋过海办市场，成为浙江农民“赚洋钱”的又一条捷径。至今，浙江在巴西、南非、阿联酋、俄罗斯、匈牙利、喀麦隆、尼日利亚等10多个国家已创办或即将创办自己的市场。

四、浙江特色产业的比较优势
兴旺的各类商品市场为浙江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正是以贸带工、以销促产，市场优势与产业优势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才使浙江经济如此充满活力。浙江发展特色产业有的是在传统优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有的是原来没有丝毫基础，但产品小而专，投资少、上马快、资金回收快、凭借市场信息灵即可赚钱的轻小型产业。
服装、丝绸、茶叶是最具浙江特色的传统产业。在全国纺织业普遍不景气的大环境中，浙江的服装、纺织业可说是一支独秀。如今浙江服装出口占全省出口总额近40%，浙江服装企业在中国服装双百强企业中“四分天下有其一”。浙江服装业三巨头“茉织华”、“杉杉”、“雅戈尔”同样也是全国服装业三巨头。一省有2个城市（宁波和温州）都一年一度举办“国际服装节”，争创服装名城，全国也唯有浙江。
温州和台州地区是全省特色产业发展最有特色，也最成功的地区。温州目前已建有30多个特色工业园区，如龙港的包装印刷、平阳的皮鞋、温州的服装、乐清的低压电器、瓯海的眼镜、永嘉的桥头纽扣等，其产品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均在30%以上。

五、浙江企业经营机制的比较优势
历史上，浙江企业具有“轻、小、集、加”的特点。即轻工业为主、小企业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加工型企业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多种所有制成分经济的增加，特色产业的发展，浙江企业的特点越来越表现出“轻、小、民、特”的特点。
浙江第二产业的比重在全国居第二位，属工业领先省份。浙江工业的特点首先表现为轻型工业为主，企业规模小，与市场联系紧密。浙江是工业结构轻型化最典型的省份之一。1999年全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62.8%，重工业只占37.2%，而且相当部分重工业属于轻小型的机电、金属加工业和精细化工业。轻型工业对企业规模的要求较低，因此浙江小企业地位重要。目前全省工业小企业占企业数的99.8%，改革开放以来小企业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以上。
小企业机制灵活，适应现代社会消费需求个性化、多样化的特点，更适合搞专业化分工协作，有利于提高竞争力。如今，浙江的小企业已经向“小而专”、“小而精”、“小而特”方向发展，加强了专业分工协作，许多产品的生产企业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
浙江工业的特点还突出表现在非国有工业和农村工业比重大，个私经济发展基础好。在1999年全部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工业占89%，其中个私工业占45.6%（表3）。浙江个私企业的注册资本总额、工业总产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均居各省、市、自治区首位。在全国最大私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有数量也列第一。温台地区的工业总产值中，民营经济的比重甚

至超过90%。民营经济大多决策迅速、善于抓住市场机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我省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机，从而成为全省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表3：浙江与全国工业不同经济类型所占比例比较（%）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 城乡集体工业 个体私营工业 其他经济类型工业
浙江 10.2 31.9 45.6 12.3
全国 28.2 35.4 18.2 26.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浙江年鉴2000》
1999年浙江第三产业增加值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高达54%；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更高达78.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9.8个百分点。
1979-1999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新增量的78%来自乡镇工业。1999年浙江农村工业占全省工业的比重为76%。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销售产值、利润总额、实缴税金的绝对额和增幅均居各省、市、自治区首位。
近20年来，浙江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来源于工业经济的增长。而工业经济的增长是市场带动、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民营经济的崛起、轻型工业的基础较好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制约瓶劲

资源短缺阻碍浙江经济发展

“正在建设的项目没有钱、正在投资的项目没有地、正在生产的项目没有电。”这句话在浙江企业中广为流传。

据调查，浙江现在可用于工业用地的耕地不足400万亩，按一年使用50万亩的速度计算，8年后浙江的工业用地将告罄；同时，浙江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矿产资源短缺、劳动力资源短缺等一系列瓶颈。

濒临东海之滨的宁波市，甬江、奉化江和余姚江三江贯穿市区，为名副其实的水乡，但事实上，宁波全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315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2%，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750立方米的用水紧张线。据有关部门预测，如今宁波、舟山地区年缺水总量约为6亿立方米，即使到2020年周边地区引水工程和10座水库建成，但因经济一直飞速发展，这一缺口仍将维持在6亿立方米左右，情况相当严峻。

宁波市的缺水形势可以说是整个浙江省的一个缩影。由于缺水，浙江不得不对地下水大量开采，直接导致地面下沉。到2003年底，宁波市的沉降区域总面积达175平方公里，宁波整个市区已成了一个巨大的碟形洼地。浙江省工商联的一份议案中指出，2010年，浙江省水资源需求缺口将达55亿立方米；2020年将上升到67亿立方米。

不仅是水，电力也是如此。国家动能经济研发中心总经济师胡兆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浙江省的电力短缺最为严重。据统计，从2003年上半年以来，浙江省电力供应短缺问题越来越严重。2004年夏季，全省实际最大电力供应缺口在700万千瓦以上。2004年1月至8月，全省拉限电损失电量达56.6亿千瓦时，占全国的59%。

“不到一个月诸暨城区就涌出了12家自备发电机的经销商，由于供不应求，公司仓库里放了好几年的存货也一销而空。” 诸暨市机电设备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电力短缺，去年浙江几乎每家企业，连理发店都自备发电机。在全国百强、浙江十强县(市)的诸暨，全市共有自备发电机约11655台，发电容量26.05万千瓦。

电力短缺等问题已经造成了大量浙江企业迁往外省。2005年初，国家统计局企调总队和浙江企调队对浙江596家企业的迁移问题作了调查。

根据调查，这次调查的浙江省596家企业中，已迁往省外的企业196家、有意向迁往省外的企业74家、省内迁移的企业128家、省内意向性迁移的企业48家、外省迁入浙江的企业150家。总体趋势是向省外迁移。

浙江外迁企业最为关注的前三位迁移因素是：土地资源，认同率为55.6%；电力供应，认同率为45.4%；原材料及能源供应，认同率为42.9%。企业离开长三角的理由都很简单：土地、劳动力成本高、电力、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紧张。

“百姓经济”抗风险能力不强

浙江，中小企业总数占到全部工业企业的95%以上，大部分中小企业都属于民营经济，浙江经济是典型的“百姓经济”。民营经济在浙江已经超过了“半壁江山”的作用。

“从历次经济增长周期和加强宏观调控阶段的表现看，浙江工业往往显现出上得快下得也快的特点”。浙江经贸委的一份经济运行报告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与浙江以中小企业为绝对多数有关。

浙江的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而大企业和特大企业与其他省市相比不但数量较少，而且规模也不大。这导致浙江在国家宏观调控中，企业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不强，一遇到宏观调控等形势，经济发展速度就明显下滑。

中小企业是浙江工业的命脉。2004年浙江实现工业总产值24461亿元，其中中小企业实现总产值21601亿元，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88%。中小企业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面临土地紧缺、电力短缺、水资源短缺、资金短缺等方面的困难时，中小企业处境尤为艰难。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只可能优先保证大企业。”浙江温州一位建材企业的老板告诉记者，“尽管浙江省中小企业总数占到全部工业企业的绝大多数，但仍然是并不被优先考虑的群体。”

浙江经济模式急需转型

“浙江民企以后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是粗放型，而是靠新的技术，改进产品，提高技术含量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要找出新的推进工业化方式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认为，不仅仅是企业要转型，浙江的经济模式也急需转型。

事实上，浙江模式的经济增长已经到了极限。以2003年为例，当年非典对浙江经济的影响大约在0.3个百分点，而电力短缺、拉闸限电导致的GDP损失是0.6个百分点。浙江经济模式的转型已经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