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变形计有感

看变形计有感（精选6篇）

篇1：看变形计有感

看《变形计》有感

新朗小学六（1）班黄海华

人生，都有许多第一次，也遇到很多事，只有经历过后才知道自己的对错。——题记 在每一次响起语文课的铃声时，语文老师就拿着语文书或者是拿有成千上万种知识的语文书一步一步庄严得走进教室，而这次不一样，老师手上并没拿书，而是两手空空很有绅士风度得走进教室，说给我们看《变形计》，全班同学高兴得都跳了起来。

在开始刚看不久时，我们都觉得很好笑，总觉得里面的主人公吴宗宏很黑、很脏。而里面的二号主人公易虎臣很好、很幸福。越看到后面就越想哭，当我们老师放到变形第七天的那感人的一集，我那如珍珠般的泪水禁不住往下滑落……我感觉到了他们的友谊，他们虽然相识只有短短七天的时间，但这短短的七天让他们成了一辈子的好兄弟……

在看完《变形计》的一大部分后，我感受到自己的幸福，感受到自己有非常非常多不足，感受到自己不够坚强。

看完《变形计》我学会了坚强，学会怎样去克服困难，学会了学习是多么重要……学会了非常多东西。

看完《变形计》，我感受到山村的孩子想去上学、吃东西等是多么困难，山村那上学要走几个小时的山路，而在城市上学都是有校车到自己家门口来接送;山村那一天只能吃两餐，餐餐都是那讨厌的洋瓜，在城市里每一天都是三餐，有时候还多过两餐，每餐都大鱼大肉……，从这里就可以感受到山村的生活里多么辛苦，而我们又是多么幸福！

人生，不能处处都有爸妈的保护，我们要向山村的小孩学习，学习他们的坚强，学习他们那刻苦学习的精神！

篇2：看变形计有感

A来到了青海，村里的人热烈欢迎他，使得孩子心中发生了莫名的变化。面对即将生活一个礼拜的恶劣的环境，朴实好客的村民。他会改变吗？B第一次坐汽车，然后乘飞机去长沙。这对一个高原上的贫困孩子来说，是个奇迹。看到A的父母开着车来接他，看着城市的繁华，镜头捕捉到了B的泪水，他的泪水是对自己不是生活在大城市的悲伤宣泄还是不甘呢？他会改变吗？节目有个互动，第一天，大多数观众都认为A不会戒掉网瘾，不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一半观众认为B变形结束后不会想离开大城市。其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变形的第1天，A把B父母为他精心准备的“晚餐”给吐出来了，晚上也睡不好。B在A父母家吃了顿丰盛的晚餐，睡的应该很不错吧！

刚看完第2集，顿时有想哭的冲动。A去B的学校上课了，做了自我介绍，回答了同学的提问。有个小女孩问他对上网的看法。他首先说了上网的一些好处，但是大多数都是说上网的坏处。记者问他为什么一直说上网不好。A回答说：“因为我经常上网，知道上网不好，不想他们走我的后路。”看到这，我笑了，真是个可爱的孩子。第一天上课就犯困了，好不容易熬到放学回家。()第二天上课，一节微机课，对于两三天没碰电脑的A来说，是个挑战。老师让A来上，A尽职的教他们用电脑，并督促他们不让他们玩游戏。今天一天，A都认真的把课听完了，放学后和同学打闹着回家了。B在A家的第一天，A的父母就给了他200元作为这个礼拜的零用钱。因为习惯，B早上5点办就醒了，就跑出去玩，谁知，门锁上了，父母在睡觉没发现。进不去的B在门口又哭了，编导说这是他来到这里第7次哭，我们都不知道这7次哭是不是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们都去上班了，只剩下B一人在家，他的一天就在电视剧和泡面里面度过了，把A父母给他买的名人传记给忘到一边了。画面切换到几天前采访B，他说“我喜欢看名人传记”。第2天，找了亲戚的小孩来陪他，表弟在玩游戏，B很感兴趣，学会了。小孩要B请客，他声明只能吃20元，点了臭豆腐，他不喜欢吃，就把那块臭豆腐扔了。第3天，他鬼使神差的进入超市，找到了付款处，买了一堆零食。节目中用了3,4个鬼使神差。记者问他花了多少钱，他说花了20多。有人说到，你这一吃就吃掉了你家一年的电费，孩子笑笑，是啊，花多钱了。看到这节目互动出来，一半的人认为A能戒掉网瘾至少能改变生活态度，大部分人都认为B是不想回自己的家了。明天应该就出结果了吧！

篇3：看变形计有感

1 消费文化对综艺节目的影响

我国向消费社会转型的事实逐步点燃了公众的消费欲望,也培育了电视节目的娱乐消费精神。电视综艺节目运用多种叙事及影像手段,使受众在视听符号的体验中获得快感,实现精神消费。消费文化的兴起促使电视工作者以受众为本,调整节目设定以满足其差异化心理诉求。《变形计》是湖南卫视自主研发的角色互换类纪实节目。节目通过城乡少年为期40天的生活互换,启迪农村主人公的生活愿景、引导城市主人公换位思考。依据法国学者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变形计》通过将主人公及周围群体媒介化,为受众构筑了一个青春镜像世界,观众通过看节目这种镜像体验来构建世界与关照自我。该节目自2006年开播以来已播出12季,收视率多次位列全国网同时段第一,在网络上也保持着极高的点播热度。

2《变形计》青春镜像的呈现

在消费文化影响下,《变形计》紧紧抓住目标受众青少年的窥探心理、崇拜心理与同理心,构建了如下镜像。

2.1 农村主人公

“留守儿童、家庭极度贫困、自立上进、懂事敏感”是农村主人公的典型特征。节目致力于捕捉他们的暖心举动及新环境下遭遇的困境冲突。吴忠宏被同学扇耳光,却为对方弄好蚊帐以缓和关系等。

2.2 城市主人公

城市主人公无疑是几种镜像范式中的焦点。从外表看,他们大多时尚光鲜,如接受过韩国艺人培训的李宏毅、被誉为“阳光暖男”的杨桐等;从言行方面看,顶撞父母、无视老师、痛恨学习及炫耀性消费是他们的共性;从变形结果看,城市主人公多在互换结束的那一刻经历涅槃,与家人相拥痛哭并选择重返校园。青春靓丽的外表、倔强叛逆的性格和大团圆式的结局内在契合了青少年受众的偶像消费诉求和情感宣泄期待。尽管他们知道这是节目经策划编辑而塑造的“媒体奇观”,他们身边或许永远不会有这样一群帅气个性、经历颇丰的伙伴,但他们仍然会痴迷于这些镜像,在看节目的同时参与其中,并获得内心满足。

2.3 城市同学与乡村伙伴

《变形计》所呈现的镜像之城中,农村主人公的城市同学以及城市主人公的乡村伙伴同样不可忽视。他们往往悉心陪伴刚来到陌生环境的主人公并加以帮助。此类情景的呈现有助于增强受众的代入感,即可以“借他人之手”帮助困境中的主人公。这种满足自身同理心的精神体验能够提升受众的自我愉悦感。另一层面,这些镜像本身的行为闪光点也极大地感染着受众:《化不开的网》中陈玉林小姑为了给爷爷治腿决定放弃学业、乡村少年盘江龙的同桌吕易城劝说他不要说脏话而动情落泪、独自生活的十岁小女孩月秀寒冬里靠着蚊帐取暖等,这无疑是主人公之外的另一种力量源泉。

3 消费文化语境下对青春镜像的思考

对受众诉求的精准挖掘与有效满足,使《变形计》收获了稳定的受众群体和较高的用户粘度。但“造星”“过度参与”“渲染暴力”等问题也成为观众们质疑的焦点。这些问题根源于消费文化的内在矛盾,平衡商业诉求与媒体责任成为节目实现突破的有效路径。

3.1 镜像设置的失衡

对镜像群体设置的失衡体现在主人公数量、呈现时间以及宣传推文上。节目从最初的“一对一”互换变为“1农+2城”再到现在的“1农+3城”,且出现过两期三个城市主人公为“1女+2男”的模式;镜头聚焦城市主人公变形生活的时间几乎是农村主人公的两倍,且时常运用长镜头、重复、特效等技术手段对城市少年生活上的放荡不羁加以凸显;而在芒果TV视频提示语中,几乎全部以城市主人公的新奇经历或人物冲突来诉说,如“张翰文何沛函掀‘爷们’大战”“庄梁二少剑拔弩张怒打食堂阿姨”……从受众出发,青年观众们确实偏重于关注城市主人公的“肆意青春”及“下乡生活”。

3.2 镜像的刻板印象

《变形计》在镜像选取、镜像呈现等方面遵循着一定模式。主人公是有帅气外表的城市镜像和历经生活磨难的乡村镜像。对于城市主人公的变形记录,常呈现“变形前生活-不适应环境-被爱包围-悔过不舍”这一过程;环境方面,学校场景、家庭场景、劳作场景及游乐场景反复出现;冲突形式也趋于类型化,如殴打导演、父母患病、主人公逃跑及牲畜破坏他人庄稼等。这一方面使栏目组深陷“过度参与”的质疑中,另一方面符号化的主人公形象和固定的节目模式也会使观众忽视镜像的个体差异,进而对节目关注度和社会影响力造成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万美容,彭红艳.青春镜像:中国好声音的文化意义解读[J].中国青年研究,2013(4).

篇4：企业组织变形计

2014年9月9日，李克强总理与参加“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企业家代表对话。谈话中，李克强向企业家们提到了国家政策中心向“促改革”转变的大趋势。在回答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Rich Lesser的提问时，他表示，国家会“把已有的存量货币和增量货币向农业、小微企业、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倾斜”，从而促进经济结构和企业结构的调整。

这些句子引起了人们的猜测：在整个经济环境处于调整期的中国，企业的自身结构是否也面临着调整？

近段时间，关于新形势下企业组织结构改革的讨论一直是一个舆论热点。但事实上，无论在企业层面，还是在国家政策层面，组织结构调整的提法都并不新鲜。

尽管不新鲜，却因阻力重重而难以实现。

一个历史故事或许比现代的商业案例更能给人启示。英国议会在1714年曾设立经度奖，向民间“广撒英雄帖”，征集改善航海测量的技术。果然高手在民间，来自英国乡下的木匠兼钟表匠约翰·哈里森发明了采用三角测量法的高精度航海经线仪，赢得了1.5万英镑的大奖。这种“利他主义”的组织形式，最终反过来实现了利己。

——遥远的历史案例是否会为今天陷于组织改革困境的企业提供某些启示？

当然，残酷的现实远比一个历史故事要复杂、具体得多。今天的企业组织改造，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对他人的“嫁接”或者“模仿”就能实现的事情。它既涉及到整个企业运作模式的重塑，也涉及人们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调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员创新”的时代，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华为、海尔等线上线下巨头不约而同地透过重组与调整，以期赢得快速演变中的生态系统的主控权。巨头们不约而同的动作说明了网络时代的企业组织必须顺势而变，有充分的弹性与应变能力。

那么，这些年来，中国的企业在组织结构改革上，有哪几种路径，有哪些借鉴对象，日后的方向又具备什么可能性？我们试图为读者梳理出一幅详细的全景图。

综述：改革企业组织的源动力

传统企业组织结构的“魔咒”

在达沃斯论坛召开一周前，北京中国大饭店的会场中心，李彦宏的身后是科技感十足的蓝黑色幕布。当镁光灯聚焦到这位1968年出生的、曾经是中国最富有的互联网冒险家身上时，台下观众听到了他演讲的主题：“传统产业如何拥抱互联网”。当他讲话时，背后的蓝色幕布随即闪现出彩色字体：寻找服务。

听众大部分是传统企业主。他们屏息凝神，竭力用耳朵从谈话中寻找着某些关键信息。台下有人感慨，时代变化太块，连一度站在潮流尖端的李彦宏如今也开始谈论传统产业转型的问题。李彦宏讲话中出现频率第二高的词汇是“转型”。并不快的语速带有一种紧迫感。当他滔滔不绝地希望把百度的新产品和新理念介绍给那些传统企业主时，不少人仍表达了不解。讲台上的演讲者和台下的听众共同构筑的谈话空间，传达了一种普遍的焦虑：在商业逻辑迭代更新如此频速的今天，传统行业冗余的组织结构让它们难以应对新的形势。但具体如何做，人们一脸茫然。

李彦宏极力推辞掉了在太原举行的晋商大会，才得以把自己留在了北京的百度讲台上。山西的那些传统企业，其共同特点在于组织结构庞大臃肿，并且与地方政府机构有千丝万缕的暧昧联系。当中的一部分甚至被山西省的政坛人事震动波及，剩下的，则在焦虑与自我内部改革的尝试中消耗着时间。显然，这一部分企业并不希望自己也落入传统大企业的某种宿命。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大败局》里描绘的那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那些“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企业，至今令人印象深刻，它们当中的不少就是倒在了企业经营理念和组织结构僵化的问题上。即使到了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企业组织结构的魔咒似乎仍在奏效。

从新世纪的第一年加入WTO，到GDP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中国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迅速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经济明星，但中国的商业组织似乎表现平平。进入全球五百强的中国公司大多是行政命令拼凑的产物，有时候，它们就像是李鸿章组建的北洋舰队，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规模和装备，却无法应对真正的挑战。传统的组织方式并没有把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有效调动出来。和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一样，中国企业组织多年来的自我改革似乎总是误入歧途，不得要领。

中层没有未来

不过，企业自我改革的探索与努力仍在持续。中国白电企业的代表，海尔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张瑞敏9月在回答记者关于海尔裁员过万的传言时，屡次提到了企业的“扁平化管理”，并解释说，所谓的裁员不过是将企业的部分中层转化为了小微创业团队。作为国内知名的“理论型”企业家，张瑞敏的谈话总是离不开西方最时髦的管理理念，凯文·凯利、克里斯·安德森等管理学界的“大咖”是他的座上宾。然而，这一切并不足以在实际层面保证企业的转型具有可操作性。

著名的组织变革领袖汤姆·彼得斯曾经提出一个论断：中层没有未来。理由很简单，在公司全球化运营的时代里，传统的科层架构将会大大妨碍信息的流动、增加沟通成本，从而降低企业运营效率。因而，流程变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扁平。这个看似简单的理论运用到企业的实际改革中会面临不少具体问题。例如海尔集团大张旗鼓要“砍掉中层”，以及全集团的小微化组织改革，一度在一部分老员工心里产生了抵触情绪。

传统企业在新的商业环境下为了生存，焦虑地寻求着组织改革的路线图，它们期望将那些冗余、难以发挥作用的企业组织剪裁掉，保留那些健康的、高效运转的部分。愿望很美好。然而，在今天的现实环境下，受制于企业的传统、既定思维和既得利益，企业的基因改造工程会遇到各种挑战。适者生存物竞天择，在商业市场中的那些史前时代的“恐龙”，已经因为无法适应环境而遭遇了灭绝，这逼迫幸存者们开始了痛苦的自我改造历程。毕竟，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企业成为濒临灭绝的白鳍豚或者藏羚羊。

前三十年，驱动中国企业形成今天格局的“源动力”，直接来自于物质上的饥渴感。商人们大多来自于社会的边缘，不被主流话语认可，企业的经营始终被一种改变贫穷状态的愿望驱使着。它们所面临的现实境况，几乎与前不久去世的好莱坞明星罗宾·威廉姆斯演出的电影《幸存者游戏》如出一辙：要想赢得最终的大奖，首先你得活下去。活下去，这成为了贯穿游戏的唯一规则。

权力重组

活下去谈何容易。企业组织转型的焦虑就像一团浓郁的阴影，时刻笼罩着这些企业。就短期来看，那些先行的改革尝试者似乎并没有从主动的改革中获取显著的收益。例如苏宁，这家知名的企业在2013年就明确了以互联网零售为主体、以线上线下模式和开放平台为两翼的互联网路线图。苏宁老总张近东曾发下狠话，“苏宁转型不成功，我就不退休”。

这条充满荆棘的转型之路带给苏宁的是2013年净利润下跌86.32%。今年7月底，苏宁公布的2014上半年度业绩财报显示，苏宁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7.87%。苏宁的转型之路正面临全面困境。至于一向对探讨新商业模式极富热心的海尔，在实行扁平化的企业平台以后，财务年报似乎也受到了波及，以至于其内部的公关部门需要通过发稿的传统方法消除负面舆论影响。

如果放宽历史的眼界，我们会发现，除了我们提到的海尔和苏宁，近些年来包括华为、宏碁、用友等等企业都在拷贝不少西方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寻求变革——柯达、谷歌、3M、富士通、松下等企业都是它们乞灵的对象和样板。内部创业、计划书、开放式管理等理念被人们反复谈论并模仿，但它们在中国的商业土壤上实践的结果并不是十分理想。企业宣称要达成的目标总是和现实有着明显的差距。这个事实有点让人沮丧，中国企业这些年的平台化自我改造竟然无法获得起码的“及格”分数。

事实上，这个自我改造组织结构的过程，对传统企业而言，注定会十分痛苦。新思维和旧思维，新的平台玩法和习惯势力必然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碰撞和牵扯。传统企业中，“劳动者”和“管理者”相互对立的结构，会让任何一方都很难理解另一方看待问题的方式——这恰恰是许多公司冲突的起源。而网络时代带来的商业活动中的信息透明与权力重组，使决定权转移到了消费者的手中，企业的一个回应延迟即可能失之千里。当“顾客是第一，员工也是第一”时，企业唯有建设一个能连接员工与企业创新需求的平台型组织，才能持续产生有益于企业自身进步的创新。这正是企业组织改革的“源动力”。

在企业漫长的组织改造过程中，有一些法则是必须提及的。

法则一：摆脱习惯势力的影响

法则解读

中国的企业，普遍对于“管”字看得太重，这个沿袭已久的观念造成了企业结构普遍的臃肿、繁琐。上下级关系、业绩考核、权力争夺成了企业内部的主题。正如奥地利剧作家伯恩哈德在《习惯势利》中告诫人们的：原本合理的追求，在习惯势力之下都变成了实施专制的理由，所有的努力和坚持，都成为毁灭和失败的原因。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打破习惯的力量，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待企业，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待企业组织。

习惯势力阻碍变革

当2014年7月新的《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发布时，人们从上面获得的依然是熟悉的信息。石化、电力、通信、金融等传统企业占据了排行榜最显著的位置，在排名数百名外的企业目录中，我们才渐渐发现了为数不多的传媒、创意、科技企业的名字。这似乎暗示着习惯势力的强大，占据中国商业版图大部分的仍然是缺乏创新动力、组织结构僵化的传统大型企业。这些企业的内部组织建筑在等级森严的科层结构之上，一件简单的工作需要向上级层层汇报。庞大的组织等级加上中国社会特有的官僚作风，所有这些习惯势力让任何改变成为徒劳。

《纽约时报》商业记者杜希格在畅销书《习惯的力量》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习惯的力量，比你想象的还要巨大”。企业的管理习惯会通过组织结构深入到每个员工内心，也深入到管理者的观念。天长日久难以改变，人们开始依据大企业的习惯思维制定企业管理规则和组织结构。事实上，这并不仅仅是传统企业的忧虑，那些“留恋过去”的科技企业也会陷入习惯力量的迷思。

例如以网络设备闻名的思科，当市场环境骤变，面对谷歌、亚马逊的崛起，思科依然沉浸在暂时的设备领先地位里沾沾自喜。自从2001年并购PixStream开始，信心爆棚的思科连续十年都有大的并购。据统计，思科平均六个星期就收购一家公司，可见其并购的疯狂。众多并购的确让思科迅速成为一个跨越多个产品线的公司，成为传统意义上“做大做强”的企业。

然而，并购最直接的后果并不是激励创新，而是让公司的组织结构变得无比庞大。为了应对多元化的业务，思科精心设计了新的管理模式，由16位高层管理人员组成“运营委员会”，由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12个“理事会”向“运营委员会”报告，数十个“管委会”向“理事会”报告。过多的委员会减缓了决策速度，因为到底最后谁说了算，没有明确的说法。无穷的内部会议占用了过多的时间，消磨着员工的斗志和积极性。今年8月，焦头烂额的思科不得不宣布，裁员六千多人。

改变的力量来自何处

为什么思科的改变并不成功，而像IBM、微软这样的企业内部组织变革却相对容易？知名管理学者陈春花对此解释道：“这是因为它们都在企业的成长期做好了长期发展的准备，做好了为变革投入储备的习惯。”相反，很多国内企业并没有在变革的时候投入储备，因此只要变革就会影响到企业效益，造成波动。

改革可能会带来的代价成为了一些企业止步不前的借口。它们依然习惯用传统的观点来衡量企业与员工的关系，衡量企业组织的构造，乃至企业的本质。西方古典主义管理学的“泰勒制”被他们奉为金科玉律。严格的考核、森严的组织等级以及机械的激励机制所带给员工的是犹如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一般毫无亲和力、令人厌恶的工作环境。

我们今天几乎可以笃定，传统的组织结构与管理方法难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在习惯势力面前，甚至连激励机制都失去了作用。

管理学者乔治·埃尔顿·梅奥曾做过著名的“霍桑实验”。实验开始时，研究人员向工人说明，工人可以尽力地工作，因为在这里实行的考核是计件工资制。但出乎意料的是，工人实际完成的产量只是保持在中等水平上，没有多少提高。

即使离下班还有较为宽裕的时间，工人们也不会为了提高考核成绩而主动完成额外工作。研究者通过观察了解到工人的想法：如果他们过分努力地工作，就可能造成其他同伴的失业，公司会因此制定出更高的生产定额来。“霍桑实验”发现，工人所需的激励，不仅是金钱，还包括企业组织为他们带来的安全感、和谐、归属感。另外还取决于员工的社会生活及组织中人与人的关系。就身处其中的员工感受而言，企业与其说是一个商业组织，不如说更像一个社会组织。改善企业内部“社会环境”的愿望，就是变革的力量。

案例：“零工伤”的美国铝业

当我们谈论企业组织结构改革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美国前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给出的答案是：改变习惯。那时，他还是美国铝业公司新任CEO。

那一年美国铝业公司财年业绩大幅下滑，管理混乱，士气不振。所有的投资者、媒体、股民都在期望奥尼尔立刻拿出令人振奋的计划。然而，他在上任前的第一次媒体见面会上却这样描述自己的主张：要成为全美、全世界最安全的企业，要零工伤！

简直莫名其妙！无论记者还是从业人员都对这个目标感到吃惊。零工伤？作为铝业公司，生产事故根本无法避免，如此要求不但苛刻，而且看上去与改善公司现状根本毫不相干。有投资分析师大为惊愕，第二天就宣布抛售股票。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奇迹发生了。美国铝业当年的利润大幅上升，5年后股价翻番！奥尼尔硬是用一个“零工伤”的“奇葩”规定，将尾大不掉的传统企业拉出泥潭。

奥尼尔这样解释改革的成功：一项改革，你不能要求大家怎么做，你必须破坏一个旧的习惯，建立一个新的习惯，让新的习惯成为公司整体习惯革新的源泉。原来，“零工伤”直指的命门是公司阻滞臃肿的各级沟通体系。

要求其实很简单：一个员工受伤了，24小时内必须要汇报到奥尼尔处，同时提供改正措施。然而这个简单的新规，所带来的改变是颠覆性的：要在美铝这么一个庞大的公司，在24小时内将处于公司最低层的车间情况传递给处于公司最高层的奥尼尔。这意味着总部与分部、分部与工厂厂长、厂长与车间、车间与工人时刻保持最紧密的联系、最高效的信息传递速度。由此，一个简单的新规，重构了原来的企业信息交换体系。

奥尼尔用这个政策，重设了公司的时钟（24小时），进而改变了基层的信息交互规则（各级都重塑了沟通体系），从而塑造了一种核心习惯。最后，这种习惯蔓延开来，影响整个公司的转型。在上下信息沟通节奏加快的背景下，底层的很多经理、工人参与到公司的管理中，提出很多改变作业流程的建议，公司内参与度和士气都逐步恢复。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一个汇报流程的更改，涉及到企业组织层面的重大调整。

当美国铝业的新任董事长柯菲德2014年出现在达沃斯论坛上时，他提出了“每一个人每一个公司都能够以平等透明的方式，来获取到他们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的企业管理期望。这也是一种更好的企业组织所要达到的目的。正如美国铝业的历史案例告诉我们的，这种打破习惯的力量，往往来自于对一个固有习惯的打破。

法则二：“平台组织”的可能性

法则解读

8月底，万达、腾讯、百度三家大佬联合做电商的新闻，似乎让人们看见了在这个社区化和连接无所不在的时代，从“小而美”走向“好而强”的新商业路径。强强之间的联合，毋宁说是企业组织的平台化联合。O2O、核心业务外包、众筹聚合、优势互补……我们还可以举出一堆相关词，它们共同撬开了传统产业原本板结、僵化的企业组织结构。平台的调整，成为了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一大方向。

外放的商业平台

传统行业在经历一场巨变，这几乎逼迫着每个企业进行自我的改革。

1960年代，阿波罗卫星的电气控制系统还没有现在最简单、最普通的一辆经济型轿车的系统复杂。但制造阿波罗卫星的电气控制系统的时间，却远远超过了制造一辆经济型轿车的时间。较之阿波罗卫星，近年来制造业的现实，足以说明新的协同合作局面的到来。在传统模式下，研发部门在开展方案设计、产品研发时需要组建设计研发团队，其间需要涉及大量的琐碎工作，加上研发环境配置等等，该模式所展开的一系列工作琐碎而费时费力。

与之相比，当今更为“时髦”的企业组织模式，是把企业内部的业务以平台化方式分派出去。《连线》杂志资深编辑杰夫·豪把它称为众包模式。

美国的无线T恤公司Threadless是平台组织的代表性样板。无线T恤是一家位于美国芝加哥的T恤衫设计公司。这家经营传统产品的公司的特别之处在于它采用平台商业模式作为经营方式，又同时兼具平台组织的形式，将设计T恤衫这种服饰公司的重要功能开放给大众参与。

在它的网站上，艺术家们可以上传自己设计的T恤图案，然后由网友们投票。得到最高票数的作品会被印在衣服上，每件售价从18到24美元不等。中标的艺术家则能获得2000美元的报酬和500美元的网购代金券。因为只生产顾客们确定会喜欢的那些东西， 所以Threadless从成立之初就一直保持盈利状态。

越来越多的传统公司已开始深度尝试平台外放的模式。2002年，玛氏公司在全球发起海选，为其M&M巧克力豆寻找新颜色，吸引了超过1000万巧克力爱好者参加（最后紫色获胜）。 2003年，至少36万名冰激凌爱好者投票，选中Primary Berry Graham（梅子饼干）口味加入到Ben & Jerry’s的冰激凌系列中。

高手在民间

通过平台，一个很简单的线上众包模式即可解决原本复杂的问题。实际上，它是让身在各处的人组成一个虚拟的团队，在网上形成一个虚拟系统，组成之后，任务自动会分到这些民间牛人手中。民间卧虎藏龙，随时都有高手出现，譬如钓鱼的姜子牙、讨饭的韩信、卖鞋的刘备，所以平台是“众包测试”最常见的载体。

2006 年 6 月《连线》的那篇《众包的崛起》，是赵嘉敏多年后还时常会提起的文章。文章提到的利用互联网将工作分配出去、发现创意或解决技术问题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他。因此，他的观点与作者杰夫·豪十分相近。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志愿者大军的创意和能力——这些志愿者具备完成任务的技能，愿意利用业余时间工作，满足于对其服务收取小额报酬，甚至不计报酬。

篇5：观《变形计》有感

小小的肩膀，厚厚的茧，承担起大大的重担。那个11岁却必须心系起全家的茶米油盐……

泪水模糊了双眼，是为了刘珈辰的蜕变？还是那些柔弱的身影？无从也不必探究。

第一个被震惊的，不只是叛逆的刘珈辰，还有电脑前的我们：那个贫穷的低矮的屋檐， 那些熟练地扛着木柴的小小身影，那些柔弱的小手，却厚厚的茧，那些黝黑瘦弱的小脸却渴望明亮的眼。

所有人眼里的刘珈辰，叛逆，堕落，脾气火爆，无药可救的15岁小女孩，却在这贫穷的云南小山村回归的最初的柔软。曾经的她，手掷千金，冷漠孤戾，却为了这个临时的妈妈贱卖了自己最珍贵的鞋。在那个贫穷的家 ，临时爸妈最朴素的陪伴，那个家里的奢侈品的蛋糕，只是妈妈为了自己的笑脸，那一件亲手缝补的衣服……击碎了刘珈辰最后的坚硬。

没有一个孩子，是无药可救的.，没有一个人，生性本坏。性本善，爱能回归所有本性，还原所有善良。当暴露在所有人眼里那个暴戾的刘珈辰的时候，没有人看到那个在不断的孤单中关闭内心的15岁女孩。那个忙碌的父母，那些吝啬的陪伴，那些无数孤单的夜晚关上了最后的柔软。

是那一颗颗柔软的心，柔软了刘珈辰的心。当热情好客的李芬牵着刘珈辰的手回家做客的那一瞬间，眼泪，便肆无忌惮。。。。从没听说过，家！是一个人的家，这个10岁小女孩。“我在，家就还在，哪怕我一个人，也守的住”所有生活的酸甜苦辣， 所有的孤单换成了最朴素的一句话。小小的身体里，究竟承受了多少的孤单？小小的肩膀上，究竟扛起了多少的重担？我们看着她一个人劈柴，一个人养猪，喂牛，一个人做饭写作业，看着这个小小身板。

究竟有多大心，才能承受这些孤独。她们明亮的眼，灿烂的笑告诉所有人生命的不屈，这些小小的孩子，用柔软的心去柔软另一个孩子。当我们，还在要着生日礼物，许着无数个愿望的时候，她们却一直有着唯一的愿望：能见到爸爸妈妈。当城市的孩子还在用叛逆书写青春的时候，她们早已用稚嫩的肩膀接下了父母留下的担子，这是一个沉重而又寂寞的重担。

刘珈辰为了满足李芬最简单的愿望，倾尽所有买下了烟花，当烟花绽放的一刹那，四个明亮的眼里噙满泪花。来自城市的刘珈辰，和善良的李芬牵着手，印上了最真诚的笑，这个笑是15岁女孩特有的真诚和纯洁。我们能听到刘珈辰心墙倒塌的声音，这是两颗柔软的心拥抱在了一起。

最初的最初，每个人都从善良开始，是什么让我们偏离了轨道，越走越远？那些叛逆，那些未经世道的冷漠，那些与年龄不符的成熟，那些个“坏”孩子，又是什么让他们开始失望。所有的坚硬都是为了保护内心深处的柔软，而这些冷漠背后是最纯真的善良。

她们在不断寻找的，仅仅是最纯真的爱和陪伴。爸爸妈妈，在一起，就是他们小小的心里满满的温暖，和全部的愿望。

篇6：观变形计有感

哎！我有一个特别爱唠叨又严格的妈妈，她总是像“唐僧”一样没日没夜地“念经”，念得我“心烦意乱”、念得我“头晕眼花”、念得我“愁眉苦脸”……早上起床，妈妈在耳畔催促：“女儿，快点起床啦！快点呀！”；上学时，妈妈在身边提醒：“女儿，红领巾、小黄帽、校徽都带来吗？再检查检查！”；作业时，妈妈又不停埋怨：“女儿，做作业速度怎么这么慢啊！”……妈妈的一声声唠叨似乎从来没有在耳边停止过，就这样每时每刻伴着我成长。说起妈妈的严格，我更是记忆犹新。为了锻炼身体，妈妈一直“逼”着我去游泳。记得那个冬日，游泳馆外寒风席卷来了一场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游泳池里的水似乎因为天气的骤然转冷而变得更加刺骨。我揉着那双被冻僵的粉嫩的小手，不住地央求妈妈：“妈妈，今天可不可以不游啊？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妈妈却一脸严肃地说：“不行，游泳贵在坚持，快点下水！”不过我如何讨价还价，但最终还是以我下水游泳为结局。摊上这样的老妈，真的是我最大的悲剧！

顿悟爱的我

春节的一天，我坐在沙发上看湖南卫视的《变形计》。节目里的一个小女孩和老祖住在大山深处。她的父母为了生计在远隔千山万水的城市打工，几年都难得记一次面。这个懂事的十岁女孩毅然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在变形中，她来到了喧嚣繁华的城市，品尝到了在她眼中人世间最美味的食物——鲜奶蛋糕。于是在变形的最后一天，她怀揣着仅有的十元钱，想为她的老祖和祖奶奶买一个回去尝尝。临回家的这一刻，她想到的还是大山深处的亲人。为了能用十元钱买到一个蛋糕，她足足央求了蛋糕店的阿姨五个小时，最终阿姨被她的这份孝心感动了。女孩捧着蛋糕哭了，电视机前的我也哭了！我和她都是十岁的女孩，当她在这样用心地感恩亲人时，我又在干嘛？在埋怨，在懊恼，在嫌弃父母对我的每一点细小的关心和呵护。我顿悟了，妈妈的唠叨原来是最伟大的母爱。于是，我跑进厨房，深情地拥抱住妈妈，说：“谢谢您！我亲爱的妈妈！你的唠叨是爱的象征！我爱你！”妈妈顿时也感动得泣不成声。

感恩爱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