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领域渎职犯罪的成因及对策

拆迁领域渎职犯罪的成因及对策（共6篇）

篇1：拆迁领域渎职犯罪的成因及对策

拆迁领域渎职犯罪的成因及对策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撤乡并镇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有力推动了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拆迁工作成为当地政府的一项重头工作，但是随之产生的腐败现象，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也呈明显的上升趋势。2009年以来，常州市拆迁领域渎职犯罪案件10件10人，占立案数的31%，造成经济损失2100余万元。其中滥用职权9件9人，玩忽职守1件1人。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拆迁领域的渎职侵权犯罪，不仅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更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隐患。由于拆迁引起的被拆迁人暴力对抗、集体上访事件不断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使拆迁安臵成为了一个社会热点领域和敏感话题，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其中的渎职犯罪也成为了老百姓议论的重点。

本文结合常州市检察机关近年来查办拆迁领域渎职犯罪的经验，从发现问题、分析原因入手，对征地拆迁领域的渎职犯罪进行有效的预防犯罪对策调研，切实杜绝这一领域渎职犯罪的发生，服务保发展、保民生、保稳定。

一、征地拆迁领域渎职犯罪的危害性

征地拆迁工作中的渎职犯罪直接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给党和国家、整个社会和人民群众带来的后果和严重性已经触目惊心。其主要体现在：

（一）直接或间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一是在征地拆迁中导致国家资金大量流失；二是拆迁成本增长，使得投资商开发的土地成本增长，最终转嫁到获得使用权的群众的身上。

（二）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由于征地拆迁工作中的不公开、不公正，群众利益受损，使得村民与开发商、政府机关之间产生重重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引起突发事件。

（三）直接导致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征地拆迁工作中的渎职犯罪行为，使得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职的廉洁性、公正性有所质疑，从而对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信任度下降，由此产生抵触或反对情绪。

二、征地拆迁领域渎职犯罪特点

从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在征地拆迁领域滋生的犯罪，集中体现在滥用职权、行受贿、贪污等犯罪上。

（一）从犯罪构成来看，征地拆迁领域的渎职犯罪具有以下三性：

一是犯罪人员的广泛性。涉案人员包括国土部门的相关行政负责人、下属拆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村、乡负责人和干部，相关拆迁项目负责人等等。

二是犯罪罪名的多样性，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犯罪、受贿犯罪，有国家工作人员伙同他人的共同贪污犯罪，有行贿犯罪等多种犯罪。

三是犯罪情节的严重性。其突出的表现在涉案金额巨大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往往由于滥用职权或其它职务犯罪造成国家或 者企业损失几千万元，个人从中收受巨额贿赂。

（二）从作案的方式或手段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1、国土部门和拆迁人员在拆迁工作中，利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现场调查核实、支付征地补偿安臵费用等职务之便，收受被拆迁村民、村集体、企业贿赂，并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犯罪。

2、国土部门和拆迁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变更补偿项目及标准获取非法补偿款，但未从中收受贿赂，涉嫌滥用职权犯罪。

3、国土部门和拆迁人员与村基层组织成员、基层政府征地负责人员等相互勾结，以虚增、虚列的方式套取补偿款后私分。

4、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本身经手管理本村范围内补偿款的职务之便，贪污村集体补偿款。

5、政府拆迁指挥部相关负责人或拆迁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直接套取补偿款后侵吞。

（三）从危害结果来看，主要集中在非法套取补偿款方面 拆迁领域渎职犯罪案件作案手法具有多样化：一是重复补偿征地拆迁项目，骗取补偿款；二是凭空虚构征地、动迁项目，骗取补偿款；三是动迁人员与被动迁人相互勾结，虚增房屋、建筑物、附着物的数量或面积，骗取补偿款；四是对拆迁红线内的项目，违规建筑、违规转让，骗取国家补偿款。虽然作案手法各不相同，但大都是“共同作案、内外勾结”，多发生在拆迁员与被拆迁人之间、开发公司与土管部门之间，以及拆迁公司与开发公司 之间，并且都伴随着受贿行贿行为。

1、滥用职权，明知是虚假协议而签字认可。拆迁安臵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对拆迁安臵协议不严格审查，或者明知是虚假协议而听之任之，导致国家损失。例如2009年常州市政工程管理处副科长夏军，明知被拆迁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而作出同意补偿的决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

2、玩忽职守，对补偿协议不认真审查。2004年至2005年，被告人周建林在武进区湖塘镇拆迁组工作期间，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对被拆迁企业常州金球轴承厂提供的相关资料不认真审查，常州金球轴承厂虚构在岗职工人数103人，骗取停工损失补助费43万元。

3、滥用职权，违规审批，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林炳全担任钟楼区任拆迁安臵办公室主任、张康红担任安臵办公室工作人员期间，明知常州贻成塑料制品成在拆迁期间违规搭建了一批简易房，审批是按照商品房进行补偿，造成国家损失42万元。

4、滥用职权，擅自为违章建筑补办手续，提高补偿标准。钟楼西林街道东岱村党委书记，擅自为被拆迁企业违章建筑补办建房手续，使违章建筑补偿时享受有证房的补偿标准，造成国家损失360万元。

5、滥用职权，擅自变更房屋用途，骗取国家补偿款。天宁无房管局督导员李海金，擅自将被拆迁企业一般用房变更为公有住房，致使国家补偿款损失200万元。

6、拆迁领域渎职犯罪，一般都存在受贿行贿犯罪事实。在 查办的10起拆迁领域渎职犯罪案件中，有6起涉嫌受贿犯罪。拆迁领域渎职犯罪普遍存在内外勾结，康国家之慨，中饱私囊的情况，数罪并罚是拆迁领域渎职犯罪的重要特点。

三、征地拆迁补偿过程中渎职犯罪产生的原因

从查处的案件分析，产生渎职犯罪有以下原因：

（一）相关工作制度规定存在漏洞，工作公开性、透明性不强，监督机制欠缺。

1、工作制度规定不细，审核把关的内部监督形同虚设。在拆迁办内部，按照制度规定由拆迁人员进行实地丈量、计算面积和金额，同时必须制作相关资料报事务所审核人员审核，再报国土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最后报主管副局长审核。对于审查的具体内容、审查的方式，制度规定模糊、不具体。而在一系列的内部审核把关中，审核人员仅仅以签字了事，内部监督几乎形同虚设。如常州武进区312国道南移征地拆迁补偿中，拆迁办工作人员周建林对被拆迁的厂房未进行实地考察，对提供的资料未认真审查就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字，导致政府多支付补偿款43万元，周建林因玩忽职守和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2、拆迁内容对外公开性不强，外部监督欠缺。其一，拆迁补偿工作往往由政府组织成立的指挥部负责或国土部门下属机构负责，出资方往往无法介入征地拆迁工作中，对补偿工作无法从外部进行监督。其二，关于征地拆迁补偿三次公示的原有规定存在漏洞，对整个项目的补偿款额、所有实际补偿费用情况、尤其是集体补偿情况，仍然存在制度规定上的漏洞，没有完全做到公 之于众、告之于民，事后监督机制仍然有欠缺之处。

（二）政策性规定不够细化，导致工作人员可操作的空间过大，权力空间过大。

政策对于征地补偿中的一些情况如合法面积的补偿标准等等规定得很明确，但对于某些情况的补偿规定则没有明确和细化，政策规定的不足给了决策人操作的空间，导致拆迁人员现场自由裁量的权力过大，给相关工作人员徇私情、徇私利进行犯罪以可乘之机。另外，地方政府为了加速拆迁进度，消化拆迁矛盾，往往特事特办、大开口子，也给拆迁工作人员留下了“操作空间”。

（三）对现有的政策规定执行不严，给渎职犯罪以滋生空间。

国土资源部对于土地的开发使用包括流转都作了明确规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由于客观或主观因素影响导致对政策性规定执行不严。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土资源部的相关规定，生地必须变为熟地后方能进行使用权流转。实践中，由于政府资金压力过大，往往是由开发商与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协议后，由开发商负责征地拆迁补偿费用的支付。在这种方式下，必然存在政府监管力度不够、各种犯罪滋生，直接导致开发单位所付款超出预算数千万元仍无法完成拆迁补偿工作。而开发商对于超额部分，理所当然转入土地开发使用的成本计算当中，而这一部分成本，最终转嫁到社会和老百姓身上。如常州北大街东侧地块是外商投资项目，预计拆迁费用3亿元，从2006年到现在，增加了7亿费用才拆迁完成。

（四）拆迁工作的组织机构不统一，管理欠规范和科学

在征地拆迁补偿的实际工作中，有的项目几乎由国土部门单独负责，而国土部门又无精力过多关注，具体的工作任务就由几名下属事务所拆迁人员担负。有的项目由县区政府成立的征地拆迁指挥部负责，或者由乡、镇一级政府的土地拆迁指挥中心负责，缺乏国土部门的专业介入与管理。机构不统一，管理不统一，政府管理与专业职能部门管理的衔接不够甚至脱节，导致管理不科学、不规范，直接影响政策标准的实际执行。

（五）拆迁人员、乡村干部素质偏低，政治、法制观念不强

从查处的情况了解，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临时聘用人员，文化程度低，无正式职业多，缺乏应有的政治和法制教育。而相关部门在聘用拆迁人员时没有经过正规筛选录用程序，基于人情关系的原因，有征地拆迁方面的工作经验一般要求即录用。由于拆迁任务中，拆迁工作繁琐，常州地区一般把拆迁工作委托给拆迁公司办理，拆迁办公室仅仅负责报送资料的审批，拆迁公司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社会闲杂人员，素质普遍不高。

四、预防征地拆迁中渎职犯罪的对策研究

分析犯罪产生的原因，我们认为，要有效遏制征地拆迁领域中的渎职犯罪，应当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机制、加强监督，切实做好征地拆迁中渎职犯罪的预防工作。

（一）统一机构、细化职责、统一标准，堵住拆迁人员自由调控的空间

1、建议政府牵头成立拆迁指挥部后，根据工作需要从不同职能部门抽调多方力量开展拆迁工作，做到细化职责、责任到人，而不是均由临聘人员一统其责。如派出所与社区或村组织负责住户及人口把关，临时聘用人员具体负责丈量，财政专人负责审计等。

2、对于补偿标准，严格执行政府令，一视同仁，不可随意大开口子，给工作人员徇私情、徇私利以权力空间。

（二）建立、健全制度，强化内外监督机制

1、严格内部审查审核制度，对抽样检查，应当由审核人员、上级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等组成专门小组，会同基层代表进行实地抽样检查审核。对检查出现问题的，应当及时调查，如有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2、组成村民居民代表、拆迁人员、出资方代表的现场实地勘测小组进行实地勘测，加强对现场实地勘察的监督力度。

3、加强拆迁补偿审计工作的透明度。征地拆迁指挥部应当以多种形式将审计的具体情况公布于众，以确保拆迁工作的公正、公平、合法。

4、进一步完善增设事后公示程序。对于事后监督，应当细化到不仅仅是公示村民居民的补偿情况，要对项目拆迁资金的整体情况、补偿对象、补偿具体事项、补偿标准、补偿金额等进行明细公示，并将公示内容分户制成项目补偿手册分发到户，加强群众对补偿工作的监督，杜绝国土部门人员及村委干部从中滥用职权、贪污、行受贿犯罪的空间。

（三）加强人员素质教育，规范管理

1、严格拆迁工作人员选用制度。这些人员不仅包括具备一定 征地拆迁工作经验的无固定职业人员，还应当包括政府一些职能部门抽调开展工作的专业人员，如财务审计人员、纪检监察人员等，保证被选用人员具备较高政治素质。

2、组织拆迁工作人员集中开展学习培训，培养正确的时事观、大局观和法制观念。

3、对工作人员明确纪律和奖惩制度。坚决执行劳动合同条款，发现违纪违法问题不论大小，一律依合同予以坚决解聘。

常州市检察院

赵志强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六日

篇2：拆迁领域渎职犯罪的成因及对策

时间：2013-04-15 15:38:00作者：罗国勇

新闻来源：正义网

【摘要】近年来,涉农资金领域渎职犯罪呈现高发态势,在资金的使用、审批上渎职犯罪犯罪多,同时存在贪贿受贿、挪用公款等涉财型职务犯罪,作案手段隐蔽等特点。侦查中,涉农资金领域线索发现难;侦查难度大、成本高、时间长;法律适用难度大同时伴随着检察机关对涉农资金领域渎职犯罪的查处。为此在侦查中应加强与涉农部门和监管部门的联系,全面了解涉农资金现状;找准切入点,从摸排损失入手;以点带线,以线盖面挖掘线索;紧抓资金流向,摸准发案节点;注重证据,锁定因果关系,加大对涉农资金领域渎职失职犯罪的查处力度，【关键词】涉农资金领域渎职犯罪特点 原因 侦查规律

涉农资金是指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扶持资助对象所进行的各种财政支出。从资金使用的目的来看,涉农资金包括支持农业生产资金类、对农民的补贴类、支持农村社会发展类。从涉农资金使用的实践来看,分为长期性、固定性资金和短期性、临时性资金。资金的管理上,长期性、固定性资金如粮食综合补贴、良种补贴、“五保户”最低生活补助等,由于属于经常性补贴,农户对补贴标准及发放政策比较了解,且一般直接发到农户“一卡通”折子上,这部分资金在申报、审批、发放领域渎职失职问题较大;而短期性、临时性资金管理比较薄弱,如土地有偿使用费、扶贫款、抗旱救济款等,尽管制定了一些资金使用管理规定,但由于运行时间短暂、透明度较差,给付环节简化,缺乏必要的审批、发放监督程序,往往容易在失职渎职中伴随着贪污挪用和受贿等犯罪行为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保国家惠民资金资金的安全使用?是摆在县区、乡镇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涉农资金领域渎职犯罪主要特点

涉农资金涵盖的部门多、范围广、涉及资金量大,涉农资金渎职犯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往往会出现涉案数额巨大、损失后果严重的情况,动辄就会出现数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国家损失。具体而言涉农资金领域渎职犯罪呈现下列特点:

(一)串案、窝案现象明显

为确保涉农资金确实落到实处,国家在出台、实施涉农惠民政策过程中有意识地对涉农资金的申报、管理、使用、发放等环节部署于不同的部门进行把关、监管,实现权力平分与制约。由于这每一个环节是由不同的部门具体负责,且每一个环节都是在前一环节基础之上实施的,所以案件就表现出串案现象。对每一部门内部而言,涉农资金大审批、发放、管理等各个环节一般都是部门领导总体负责,具体人员具体操办,要想享受相关涉农资金就需要部门领导与具体人员的共同认可,所以就表现出窝案现象。在怀宁县院所立案查办的涉农项目资金渎职犯罪案件中窝案串案有4人,窝串比例高达92.5%。

(二)徇私舞弊使用涉农资金致使贪污挪用资金时有发生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各类涉农资金在管理和使用中均要求专款专用,但在实际中,一些监管部门负责人员徇私情私利,常常违反规定截留、套取、挪用涉农资金。一是弄虚作假、挤占挪用资金并造成损失。涉农资金,顾名思义就是指定专门资金或专门用途的涉农资金,涉农资金的管理一般都有“实行专款专用,单独核算,不得截留、套取”的相关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有关部门弄虚作假套取资金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在某些部门、某些领域还比较严重。二是违规将涉农资金拆借给私人使用或经营。各类涉农资金均为专款专用资金,严禁私自拆借或挪作他用,但一些管理人员往往为徇私情私利而非法将资金借出,造成重大损失。三是直接挪用涉农资金或以资金银行存单为质押向银行贷款,进行盈利活动或用于赌博、1 个人日常开支等行为。

(三)失职渎职审批各项资金导致资金被骗取现象严重

涉农资金的发放工作应严格遵从法定程序和条件,但一些监管人员在核报、审批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或徇私舞弊,负责资金发放管理人员在审批过程中,不严格遵从法定程序,不依照法定条件认真审核,导致不具备申请条件的人员非法获得资金,致使资金被骗取,造成重大损失。

(四)“弄权卖法”的主观故意性犯罪较多,“疏于职守”的玩忽职守类犯罪较少

从目前查办的涉农资金渎职犯罪案例来看,涉嫌罪名大多集中于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其中又以滥用职权罪居多。在该领域渎职犯罪案件当中,大多数情况是属于主观故意型犯罪,是因为循私情私利而故意违规违法操作,从而导致经济损失出现。真正因为水平能力不高或者工作中疏忽大意导致出现损失的情况并不多。这一点实际上也非常符合客观实际,一方面,能够成为掌握支配大量资金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没有哪一个是水平能力比较差的。另一方面,大额资金的收取、支配使用往往需要经过严格复杂的多重手续,一个人疏忽大意、玩忽职守往往不会导致大额资金出现损失,只有在处心积虑的违规使用资金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情况下,出现资金损失的情况,从而导致渎职犯罪案件的发生。

(五)作案手段较为单一,作案跨度较长

从怀宁县院查办的粮食补贴领域渎职犯罪来看,主要作案手段是虚增耕地面积,利用权钱交易,相关部门对申报粮补材料把关不严、监管不力,从而造成涉农资金被人恶意套取;同时,一旦虚报耕地面积套取涉农资金一次成功,这块虚报耕地将继续在后面相继出现,造成恶性延续,因此作案手段较为单一,但作案跨度较长。

二、涉农资金领域渎职犯罪原因分析

涉农资金领域渎职犯罪的原因是既有主观上相关部门人员法律意识淡薄、放纵欲望致使徇私舞弊、失职渎职等引发渎职犯罪,但主要还在于涉农资金在管理、实施和监管上制度的漏洞。为渎职犯罪提供了空间。

(一)在管理上,多元化和权力集中化易引发渎职犯罪。一是涉农资金使用分散,目标多元化、管理多部门,为犯罪提供空间。初步统计,怀宁县涉农资金多达40余项,参与资金管理的部门有20多个,每个部门负责分配的资金少则一两项、多则四五项,部门里每个资金又有一个具体管理的机构和分管领导,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涉农资金管理队伍。加上部门间政策要求不统一、信息沟通不流畅,部分资金职能交叉,立项、实施、验收和资金拨付属多个部门多头管理,从而加大了监管难度。二是政策不透明、信息不对称,让犯罪有机可乘。目前有些资金分配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中,各类涉农资金申报、审批分配政策的知情权仅限于相关部门和基层组织,大部分农民个人对涉农资金的种类和操作程序不是很了解。这种不公开、不透明助长了部分领导干部的侥幸心理,容易诱发犯罪。三是权力过分集中致使犯罪易发、高发。一些部门领导权力过于集中,在一个单位一个地方往往形成“家长式”作风。尤其是来自不同渠道的涉农资金供小于求,僧多粥少,在使用方向、实施范围、建设内容、资金安排等方面存在资金和资金分配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因此一个涉农资金的分配与领导意图的关系愈加紧密。一些单位和个人为争取资金,不惜重金向某些领导干部行贿,进行钱权交易,致使某些领导干部渎职行为的发生

(二)在实施上,随意化和形式化提供了渎职犯罪空间。一是部分涉农资金审批监管不严。各部门在计划管理方式及资金管理上各自为政,在资金申报和管理上不从实际出发,存在很大的随意性,从而出现“领导资金”、“人情资金”。二是资金分配和管理缺乏严谨性。一些资金主管部门和单位只管拨付资金,对资金管理使用不进行跟踪督促检查,将违规问题发现和制止在萌芽状态,而是听之任之,放任自流。三是一些资金主管部门在项目项资金实施过程中没有按要求进行招投标,存在转包现象,或是采用邀请招标和指定承包的方式进行,甚至为了逃避 2 招标,将部分项目化整为零,使项目标准降低在招标标准以下。四是验收流于形式,走马观花,主要采取抽查和跑面的验收方式,不能深入到每个资金施工现场对项目质量进行深入考察验收。

(三)在监管上,部门化和手段软化为渎职犯罪提供了温床。一是由于政府领导的分工多为各管一块,互通信息情况沟通不够,政府及其领导很难掌握本地涉农资金的总体状况和真实情况,政府在认真加强领导、组织协调、资金调度、加强资金监管和确保资金安全有效的责任上难以到位,甚至个别领导批条子、打招呼插手资金分配,破坏资金资金的管理原则。二是财政、审计、纪检等监管部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多头监管、责权划分不明确、部门配合不协调、责任落实不到位。绝大部分资金由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业务、技术上指导,资金项目实施单位负责具体施工,财政负责资金拨付,基于责、权、利等原因影响,各主管部门相互掣肘、推诿扯皮现象时有发生,给监管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从而给为渎职犯罪提供了温床。三是对重点环节、重要人员的管理和监督缺乏必要的管理监控手段,以致于形成部分涉农资金管理干部个人专权,容易诱发渎职犯罪。四是涉农资金透明度低,缺乏完善的公示和举报系统,社会公众舆论的监督作用发挥不充分。

三、涉农资金领域渎职犯罪的侦查困境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加大了对涉农资金的渎职犯罪的查处力度,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保障了资金的安全。但是,在实践中也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具体为:

(一)线索发现难。涉农资金透明度低、处于下流的农民对涉农资金的运转和操作情况更是无从知晓,致使案件线索来源狭窄、渠道不畅,加上渎职犯罪本身就比其他职务犯罪更具隐蔽性,人民群众不易掌握犯罪标准和了解情况,主动向检察机关反映有关涉农领域渎职犯罪方面的情况相当少。

(二)侦查难度大、成本高、时间长。涉农资金是自上而下的流向,在侦查中往往要深入农户家中询问取证。农村地区地域的广阔和住户的分散以及分到每户的资金量少、户数多,这就导致了侦查成本高、时间长。加上涉农领域渎职犯罪主体大多是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活动能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手段具有多样性、隐蔽性、智能性的特点,反侦查能力较强,关系网厚,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易订立攻守同盟、转移侦查视线、涉案的当事人也不会轻易谈及案情,这些都为涉农领域渎职案件的取证增加了不少难度

(三)法律适用难度大。涉农资金领域渎职犯罪的发生大多存在责任人众多、介入因素较多、因果关系链条复杂导致因果关系证实难度大。另外,在损失认定上,对于涉农资金被截留挪用用于盖楼、购车、发放临时工工资、发放奖金、吃喝招待等,这些被挤占挪用的资金是否能够认定为渎职犯罪中的危害后果?以上因素给案件查处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四、加强涉农资金领域渎职犯罪查处力度的对策

通过对涉农资金监管中渎职犯罪行为特点的分析,结合工作实际,就查办涉农资金中渎职犯罪案件提出几点建议:

(一)加强联系,全面了解涉农资金现状

要加强与各类涉农资金监管部门的联系,加强与农业、移民、扶贫、水利、林业、民政、交通等相关涉农管理部门的沟通,特别注重与财政部门、纪委、审计等有关部门的联系与沟通,全面系统地收集有关的法律、法规,文件规定,及时了解和掌握涉农资金的资金类别、法律依据、主管部门、使用对象、工作规程等情况,并认真地逐条学习,熟悉资金的用途及使用资金的审批手续等,分析研究其内在规律,探索发现易发案部门、环节,努力发现各类资金监管中渎职犯罪案件线索。

(二)找准切入点,从摸排损失入手

根据现行《刑法》关于渎职犯罪的有关规定,没有损失就没有渎职犯罪,所以深入排查掌握是否存在损失是我们摸排任何渎职犯罪案件所必需开展的工作,查办涉农资金领域渎职犯 3 罪渎职犯罪案件也不例外。在涉农资金领域渎职犯罪的查办中,首先落实资金的使用是否落到了实处。如退耕还林补贴资金,我们要落实该部分资金是否真正用在退耕上,对于退耕还林补贴,我们要落实这部分资金是否真正补贴到农民手中。如果查实这部分资金均没有落到实处,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资金的真正用途和去向,看这部分资金是被截留挪用了还是被侵吞了。需要注意的是,摸排该类损失,不能简单地去看看账目是否做平了,不能仅仅根据帐面记载的用途来确定资金的真正用途和去向,而应当通过实地调查确定。

(三)以点带线,以线盖面挖掘线索

以点带线就是要通过对已掌握的某一线索进行初查,在初查中尽可能扩大线索,以促进线索的滚动发现,力争挖出窝案串案的线索;以线盖面就是以“系统查、查系统”的模式,对某线索所涉及的整个系统领域进行全面地收集线索,特别是已查办的某一类涉农资金领域渎职犯罪,认真分析剖析,从中发现这一涉农资金领域渎职犯罪发案环节、犯罪手段、特点、规律,对这类线索,不能就事论事,而要触类旁通。要注重经营线索。对一些有价值的线索,不宜马上初查的,要进行必要的经营。对这类线索,不能局限于眼前的利益,而要注重长远的发展。

(四)紧抓资金流向,摸准发案节点

当前涉农案件涉案数额小、取证成本高、查处难度大、隐蔽性强的实际情况,在查办案件中把梳理资金流向,定发案节点,作为发现、查处涉农犯罪案件的主渠道。针对基层领导、站所负责人和村级干部对支农惠农资金的发放有着得天独厚的决定权,且相互间存在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加之资金审批、资金发放及使用、工程承包和验收缺乏监督,管理漏洞大,极易造成渎职失职现象。重点采取从资金下拨源头与抽查受补农户对比,摸清资金发放情况,对资金每个发放环节进行清理,查找资金是否被“抽血”、是否存在失职渎职行为。

(五)注重证据,锁定因果关系

在审讯、取证的过程中,要注意通过供述和证言准确证实因果关系。通过供述和证言要明确:一是渎职行为触犯违背的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制定的目的,即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这样做不能那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是防止出现什么危害后果;二是渎职行为对于危害后果的出现起了什么作用,即证实渎职行为是不是导致危害后果出现的必要条件,渎职行为结合哪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出现;三是依法正常履行职责,就不会发生该危害后果,即如果没有该渎职行为,危害后果是否就不会出现等。

参考文献:

1、吴云、陈兴才、秦 瑜:《建立涉农资金整合的长效机制研究》,载《经济研究参考》2011年第5期第52页

2、朱光宇:《涉农补贴领域职务犯罪不容轻视》,载《检察日报》2009年2月1日第3版

3、宫新军:《中国“村官”职务犯罪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4、陈荣飞:《涉农职务犯罪生成机制剖析及应对策略》,载《企业家天地》2009年4下旬刊

5、胡渝:《涉农职务犯罪现状及对策研究》,载《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第9卷第1期

篇3：拆迁领域渎职犯罪的成因及对策

(一) 免刑、缓刑适用比例高是轻刑化的重要表现

2005-2011年, 江西省检察机关查办的渎职侵权案件共判决753人。其中, 不满三年有期徒刑166人, 占22.1%;拘役23人, 占3%;管制12人, 占1.6%;免刑475人, 占63.1%;缓刑180人, 占23.9%;而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77人, 比例仅为10.2%。

(二) 法院在量刑时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认定较多

司法实践中存在对涉及职务犯罪的被告人自首的认定条件掌握过松、自首适用非常频繁的现象, 法院认定具有“有悔罪表现”情节的及认定自首情节的被告人, 都被判处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2005-2011年, 江西省检察机关查办的753名渎职侵权犯罪人员中有近80%被法院认定有“有悔罪表现”情节。

(三) 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范围过宽, 存在大量低于法定刑判决的情况

根据刑法规定, 对具有悔罪表现、积极退赃的, 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而少数法官在自由裁量过程中, 对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一律予以减轻处罚, 适用缓刑, 导致低于法定刑的现象时有发生。

(四) 上诉、抗诉比例相对偏低

尽管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数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但是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上诉、抗诉比例却明显偏低。对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所作判决的上诉、抗诉比例, 历年都在10%以下。

二、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成因

(一) 法律法规不健全, 相关司法解释不明确

一是我国现行刑法对渎职侵权犯罪规定的法定刑偏低, 处罚范围窄。二是刑法将渎职侵权犯罪的主体缩小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虽然后来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对渎职侵权犯罪的主体有了一些补充, 但范围、内涵的界定仍不够明确。三是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悔罪表现”并没有任何描述性或者列举性的规定, 这样规定过于粗疏、缺乏明确性和可操作性。

(二) 检、法两家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

自首、立功、退赃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情节问题是渎职侵权案件控辩双方辩论的焦点, 也是渎职侵权犯罪最容易导致处罚较轻的节点。尽管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认定和处理进行了严格规范, 但是适用到实际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还远远不够, 审判机关对于“立功”、“自首”等证据的审查认定还是过于宽泛。

(三) 目前检察机关的侦查手段落后, 采取的法律强制措施过轻, 给渎职侵权犯罪分子留有串供、翻供机会

大多数渎职侵权案件犯罪嫌疑人是一些智商较高、社会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 有些本身就是司法人员, 对侦查的方法、手段、程序等较为熟悉, 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一旦侦查措施、法律强制措施不适时、不适当, 极易给犯罪嫌疑人串供、毁灭证据提供机会。另外有些案件本身并不复杂, 但因侦查时间拖的太长, 事实及证据极易发生变化。

(四) 办案干扰多、阻力大, 执法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当前社会群众对反渎职侵权工作认知度不高, 对办案工作支持不够;经常有部分领导干部以教育挽救干部、维护单位形象、发展地方经济等理由到检察机关说情, 甚至给检察机关施以压力。同样, 法院也面临许多来自各方面的干扰。最突出的就是要求给犯罪嫌疑人保留公职, 行为人甚至其单位领导都会去做各方面的工作, 结果移送到法院起诉的人多数被判处免予刑事处罚。

三、解决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对策和建议

(一) 完善立法和司法解释, 使之易于操作, 更加协调

一方面可以适当提高法定刑。随着法治建设的日益完善, 社会对依法行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严重亵渎职责的渎职侵权犯罪也越来越难以被容忍。另一方面, 要进一步明确量刑标准, 使之和立案标准相一致。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后果固然多种多样, 但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是最常见的两种, 立法上完全可以将这两者明确化, 明确规定造成多少数额的经济损失和多少数量的人员伤亡对应的量刑标准, 再用一个概括性的规定来涵盖其他形式的危害后果。

(二) 建立渎职侵权犯罪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判前调查制度和听证制度

建议法院对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 在判前对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一是对被告人的犯罪与违法行为调查;二是对被告人的素质和所在环境进行调查。实行听证制度, 即凡拟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 必须经过听证程序, 听证后, 充分听取人民陪审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的意见, 以作判决之参考。实行听证制度可以为防止司法人员利用职权以案谋私提供监督和自律渠道, 也可以为作出公正的判决提供外部参考意见。

(三) 加强对适用缓刑、免刑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监督, 强化法律监督能力

检察机关应依法履行审判监督职责, 加大对职务犯罪轻刑化的监督力度。一是建立对职务犯罪案件的判决评价机制, 对法院适用法律明显不当, 判决畸轻的, 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二是建立法院与纪委的联系制度, 所有涉及国家公职人员渎职侵权犯罪的审判情况及时通报纪委, 由纪委加大对缓刑人员的处理监督力度。

(四) 加大渎职侵权犯罪宣传力度, 增强人们对渎职犯罪的社会认知度

渎职侵权案件轻型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对其危害程度不够了解, 认为贪污才是腐败, 渎职只是工作失职。要采取各种措施改变人们的这种认识。一方面, 建立和完善各部门的新闻发布会和新闻发言人制度, 进一步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 积极在电视、电台、报纸、互联网等媒体上揭示责任事故背后渎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严重性, 扩大社会对渎职侵权犯罪危害性的认识, 在全社会形成惩治渎职犯罪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 充分利用“举报宣传周”、“检察开放日”等制度, 加强对渎职侵权的巨大危害性的宣传, 提升反渎职侵权工作的社会认知度。

参考文献

篇4：拆迁领域渎职犯罪的成因及对策

一、征地拆迁领域渎职犯罪案件主要特点

1.从犯罪涉及的罪名上看。涉及罪名较为集中，主要是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尤其是玩忽职守占了较大比例。

2.从犯罪的主体上看。一是基层拆迁工作人员犯罪突出。基层拆迁人员承担着现场确认、丈量调查、测算、谈判、动迁审核等工作职责，这些人既熟知拆迁政策和流程，又完全掌握拆迁现场的实际情况。他们在拆迁确权、调产安置等方面掌握着决定他人重大利益的权力，发生渎职犯罪的比例较高。二是犯罪主体级别不断升高。

3.从犯罪的手段上看。一是违反规定处理公务，错误发证。有关职能部门将集体土地作为国有土地发证，使集体土地按国有土地出售，给拆迁工作造成前所未有的阻力。二是擅自出具证明导致违建房获得合法证件，致使国家巨额资金流失。有些集体用地有一些违规项目，在拆迁冻结令下达后不能再办理任何手续。但是有的人员滥用职权为拆迁户出具不在拆迁范围的证明，违法发放证照，使违建项目取得合法证照。拆迁户据此拒不拆迁，向国家漫天要价，其他拆迁户纷纷效仿，拆迁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最终导致政府拆迁成本居高不下，影响了已经拆迁的家庭回迁时间，直接侵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造成了国家财产的巨大的损失和群众不满，可能导致集体上访事件出现，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4.从犯罪的关联性上看。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往往和一般拆迁户的诈骗犯罪相互交织，政府拆迁离不开一线人员的具体工作，而一线人员的渎职往往是诈骗国家财产实施成功的一个条件。

5.从犯罪的危害性上看。一是从损失额度来看渎职侵权犯罪是贪污案件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拆迁渎职案件涉案数额动辄几十万甚至百万，“不揣腰包”的腐败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很严重的。二是重特大案件所占比例较高，给国家造成巨额经济损失。

二、征地拆迁领域渎职犯罪的原因

1.征地拆迁领域缺乏统一的征地拆迁审批管理规定和政策。目前，土地征地拆迁主要依据《土地管理法》及相关实施条例，但《土地管理法》对征地拆迁工作并无具体规定，存在着同城同区不同政策，甚至同区在不同时期补偿标准、调查测算方式不一样等适用拆迁法律法规随意性较大的问题。由于征地拆迁适用法律法规随意性较大，导致拆迁工作人员在政策把握、权属认定、测算方法、补偿款标准上有较大的可操作空间，特别是在评估面积的确定、建筑附属物的多少、最终的评估价格等关键节点缺乏有效的监督，这样就极易诱发渎职等犯罪。此外，现有拆迁制度在实践中不执行或不规范执行也是导致渎职等违法犯罪发生的重要原因。

2.征地拆迁工作管理不严，监督不力。征地拆迁工作涉及环节众多，涉及关系复杂，工作思路往往是重结果、轻过程，制度不够严密，执行力度不足。由于征地拆迁内部监督管理机制没有及时跟上，特别对重点岗位人员和重点部位监管不力，出现一些基层拆迁负责人权力过于集中，这样客观上为少数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留下了“犯罪空间”。如拆迁过程中政府冻结令下达以后，个别部門以没接到冻结令为由为拆迁户办理证照，由于制度监督有不到位的地方，导致案发后司法机关也无从追究其责任。

3.征地拆迁工作人员自身素质不高，责任意识相对缺乏。多数征地拆迁工作人员，往往都是从机关、街道、房地产企业、社区、村委会等多个单位或组织临时抽调的人员，没有受过系统的业务学习，经短期培训后上岗，有的即使参加过短期培训，但业务素质不强，政策理解水平低，法制观念淡薄，对于补偿的标准和数额理解不深掌握不了大局。同时，有的征地拆迁工作人员缺乏责任意识，疏于职守，对房屋丈量、拆迁资料、测算材料把关不严，实质审查不到位，对于证件本身的真实性、证件记载与实际建筑情况是否相符等实质情况，往往不进行审查。有的已经发现了弄虚作假的情况，或者对明显的不正常状况，出于回避矛盾，少惹麻烦，不想得罪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任心态，使得国家的征地拆迁工作遭受到不必要的损失。此外，由于拆迁工作时间紧、压力大、任务繁重，有时上级部门往往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某一处的拆迁工作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种命令式层层分解指标的工作要求，使拆迁工作人员背负着很大的压力，为了尽快完成拆迁任务，致使有的拆迁工作人员往往抱着“赶进度、完任务”的心态，不认真审核拆迁资料，不严格审查，导致拆迁户采用虚增拆迁面积，虚增补偿款，伪造产权证明等违规方法骗取国家资金现象的发生。

4.政策宣传不到位，群众无从监督。在征地拆迁补偿过程中对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不到位也是导致渎职案件频发的原因之一。部分拆迁工作人员由于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本来就知之不多，加上法律政策宣传又不到位，所以对自己的行为是否涉嫌犯罪无法作出正确判断。很多村（市）民对相关法律和政策无从了解，即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也不知道，更不用说进行监督。有的补偿标准没有公开，致使村（市）民无法清楚应补偿的具体数额，他们的监督更无从谈起。

5.刑罚处罚偏轻，惩罚力度不够。征地拆迁领域渎职犯罪频发的原因可以归纳出很多，但从司法机关的角度看，也有打击不力的问题。

三、预防征地拆迁领域渎职犯罪的对策

1.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征地拆迁管理工作规范与流程。应尽快制定和完善关于土地征地拆迁工作法律法规，就土地征地拆迁工作的主管部门、职责、土地征地拆迁许可程序、拆迁人准入条件、拆迁工作的主要内容及程序、拆迁补偿和安置的基本方法、拆迁工作的法律责任等进行明确规定，统一规范征地拆迁工作程序，减少工作随意性，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特别是要成立职责明确的拆迁管理机构，落实岗位职责;把好拆迁工作人员的审查关、聘用关，并加强对拆迁工作人员进行法律法规教育和业务知识培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廉政法制教育，增强其廉洁自律的意识，提高拆迁工作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水平。

2.健全和完善征地拆迁中的监督管理机制。一是要强化内部监督制约，严格把好审核关，层层落实责任，分解到人，达到每一个任务、每一个环节都有人负责。二是要加强上级监督审查，上级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拆迁项目进行抽查，定期进行审计，设立专门的稽查小组,加强对拆迁安置补偿工作的跟踪监督管理。三是要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邀请村(社)居民代表参与对拆迁工作中的丈量、登记造册等决定补偿金额的关键环节进行现场监督和签字认可等。

3.加大对渎职等违法犯罪的查处力度。一方面要突出查办征地拆迁领域内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犯罪，让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通过对犯罪分子的严厉惩处，充分发挥刑法的震慑作用，遏制此类案件的高发势头。另一方面要建立起与纪委、监察、土地、林业等部门的协调配合机制，统一执法标准，排除干扰阻力，形成办案合力。特别是针对渎职犯罪案件中其原案一般不是由检察机关查办，给渎职案件的查办带来较大的困难的这一状况，可以根据高检院的有关规定原案由检察机关一并查处，将两者事实全部查清，保证准确地认定渎职犯罪及其原案。此外,进一步强化对渎职类犯罪判决的监督力度，逐步改变渎职犯罪轻刑化这一怪圈，以期达到惩治犯罪的法律效果。

篇5：拆迁领域渎职犯罪的成因及对策

时间：2012-02-27 作者：刘超

来源：正义网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在政府组织、支持下,农村居民自愿参加,个人、政府和社会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互助共济的医疗制度,是帮助农村居民抵御重大疾病风险、缓解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有效途径。然而一些定点医院却把“黑手”伸向农民“救命钱”,把从医疗基金管理部门套取资金作为个人创收和医院谋求发展的“捷径”,这加剧了新农合资金的运行风险,从根本上影响了群众利益的实现。两年来,永新县检察院共立案查办“新农合”资金职务犯罪案件3件4人,占立案总数的36.3%,在查办的3件“新农合”资金职务犯罪案件中,有贪污2件3人、受贿1件1人。本文拟通过分析该院查办的多起涉“新农合”资金职务犯罪案件,来透视这一领域的犯罪特点、案发原因,以便寻求解决对策;进而维护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健康发展。

一、当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领域职务犯罪特点

(一)犯罪性质多为贪污犯罪案件

在该院立案查办的3件涉“新农合”资金职务犯罪案件中,贪污案件2件,占涉“新农合”资金职务犯罪案件总件数的66.6%,这与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的权力、作案手段以及发案环节有关。如彭某某,在担任永新县高溪卫生院院长期间,从业务收入中截留部分业务收入款设立“小金库”,之后采取隐瞒手段,个人非法占有“小金库”中业务款,在当地农村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二)一般都为共同犯罪

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过程中,需要必要的资料,且报帐程序涉及环节较多,因此,大多为共同犯罪。在侦办的3起涉“新农合“资金职务犯罪案件中都属于共同犯罪,他们分工明确,形成较为成熟的车间运行模式。有的负责联系借用农户的参合证和户口薄,有的负责购买伪造的外地就医报销凭证,有的负责到“新农合”医疗管理中心报销。

(三)发案单位一般都为乡镇卫生院

在所查办的3件涉新农合职务犯罪人员中,发案单位都为乡镇卫生院,占涉“新农合”职务犯罪立案总数的100%。其主要原因就是乡镇卫生院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主要承担单位,是涉及“新农合”领域职务犯罪的多发部位;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有很大的决策权、经济管理权和财务审批权。

(四)作案手段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欺骗性和多样性

在“新农合”资金的职务犯罪和诈骗犯罪中,其作案手段主要有两种——虚报、冒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方式:

1、采取“挂床治疗”方式。通常采取门诊治疗转住院治疗方式。从被调查的情况看,对门诊虽有一定比例补偿,但补偿比例明显低于住院补偿,也就是说,农民生病后,住院治疗发生的医药费报销比例要高;而一般来说,农民患上需住院治疗的大病相对较少,而头痛、感冒等小病时有发生,但不需住院治疗。因此,农民在缴纳费用后,认为付出了,就想有回报,而定点医院为了效益也会给患者开药,不住院回家打点滴,都按住院费用报销。

2、全面伪造或篡改住院病人和相关住院资料套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金。就是对没有在医院就诊的参保人,伪造或篡改其病名、病历、处方和费用发票,甚至给已经参加城镇职工医保的人员提供发票遗失证明,用于新农合的二次报销。并请人在住院病人报销花名册上签字盖章或按手印,达到套取保险金目的。

3、超权限手术、重复收费和多收费,虚增住院病人费用套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金。如使用价格比较高的药物,不合理检查,任意增加不必要诊疗项目的收费。擅自提高、夸大收费标准,故意串换治疗项目和结算项目,在对参合患者实施名不符实的治疗项目的同时,瞒骗患者串换诊疗项目,或套用高价位的诊疗项目,瞒骗患者虚增治疗项目同时伪造相应的病历、处方,由此虚增病人住院费和药费,达到套取保险金的目的。

4、克扣住院治疗的参保人获赔的保险金。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在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中心报销领回保险金后,在发放给被保险人时,以有的费用未能获赔为由,不支付给参保人,套取资金。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领域职务犯罪主要成因

(一)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法制观念淡薄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医疗卫生单位和医务人员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生存压力。尤其是乡镇卫生院,技术力量薄弱,医疗设备落后,经济效益较差,医务人员待遇低,大多数基层卫生院举步维艰。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为乡镇卫生院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但不少医务人员法律意识相当差,平时的普法教育流于形式,真正学法懂法的不多,法制观念十分淡薄,他们不是把握机遇,提升自己,发展自己,而是利用监督制度的缺陷和管理上的漏洞,违反规定和职业操守,采取违法手段套取保险金,非法获取小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把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作为难得的发财机会。有的甚至在法庭被告席上还不知道自己已经犯罪,错误地认为自己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吃点、占点、捞点”都是正常的,不构成犯罪。

(二)法律、法规宣传不到位,参合农民法律意识淡薄

尽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公示的项目、内容、形式和时间作了规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公示内容是按季或月度综合公示,对于一些参保人员住院、门诊新农合报销补偿的情况,没有依照医疗费用、审核同意、报销补偿一览表的形式公布,由于对“新农合“制度的宣传引导不到位,有些参合农民对其知之甚少,缺乏自身权益保护意识;少数农民法制观念淡薄,在小恩小惠的诱惑下,配合医院作假、或随意将自己的证件借给他人、或亲自造假骗取医疗保险基金,为犯罪发生提供了空间。

(三)管理监督不到位

尽管乡镇按要求成立了“新农合管理办公室”和“新农合监督管理委员会”,但是开展工作绝大多数是面上的指导工作,对于监督管理工作少之又少。另外,在人员的管理上,县、乡两级存在管理缺失的现象,造成了原则上两级都管,实际上两级都管不到位的现象。由于对“新农合”制度的宣传引导不到位,有些参合农民对其知之甚少,导致绝大多数新农合参保人对于新农合报销补偿具体的内容一知半解,不知道报销范围和报销比例,不知道如何办理报销程序和手续。能报销下来就好像意外得到的一笔钱,绝大多参保人不管能否报销补偿多少。参保人失去知情权,从而失去对新农合报销补偿的自身监督权。

三、解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领域职务犯罪的主要对策

(一)注重预防工作,加强警示教育,提高医生职业道德

新农合的实行是党中央农村政策实行支农、护农、爱农的体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均投入了大量的配套资金,为改善民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医疗补偿款被侵占是一种有害于民生、有害于社会、有害于党和政府政策正确实施的行为,是一种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不但给参保农户在经济上造成损失,而且影响国家的支农、惠农的政策实施,影响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严打涉农犯罪,维护农民利益,始终是检察机关的首要任务之一,通过打击震慑犯罪,用打击来促进预防,做到打击一个、治理一方、教育一片。但是光靠打击是不够的,检察机关要坚持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结合查办案件,分类分层次帮助发案单位积极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宣传法制教育和警示教育,不断增强乡镇卫生院医务人 2 员的拒腐防变意识,通过筑牢“思想道德和动机防线”,使人自觉放弃职务犯罪意念,自觉抵制腐败,自觉坚守道德防线、把握纪律底线、远离法律的高压线。

(二)完善制度,堵塞漏洞

要规范乡镇卫生院的操作行为,本着具体、系统和便于操作的原则,针对容易产生不正之风的重点岗位,关键环节,建立和完善一套防范以权谋私的规章制度,把权力真正置于制度的约束之下。严格规范各乡镇卫生院的工作流程,按医疗常规建立门诊、住院病人登记薄,住院病人要有病历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项资金要确定专门人员、建立专门帐户和专门档案。要严格规范财经纪律,坚持收支两条线,做到日清月结。要加强对财务的管理和监督,制定科学的付款和记账方式。付款凭证除存根、记账外,要形成一联给报销农户,以备事后入户回访和农户提出异议;结合农户医疗补偿的实际,在补偿时及时进行电脑录入制表,与付款凭证形成对应,在出纳和主办交接时核对确认签字,在账务处理时可以以表代账,将付款凭证记账联作为附件。付款存根与农户看病凭证装订成册入档备查。

(三)完善监管体系,强化监督力度

全面实行医务公开,通过公布卫生院的经营状况,公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金发放情况,增强透明度,主动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基层政府和县(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中心要增强监督意识,落实监督措施,切实履行起监管职责。堵塞漏洞。同时,实行责任追究制,对因监管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单位和个人,要追究相应的责任,以增强监督管理的责任感,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防止失职和权力滥用。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使广大农民真正认识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党和国家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的好政策,使广大农民真正感受到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提高广大农民自觉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性。公开宣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有关制度规定,提高广大农民认知度和知情权,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要加强对镇级合管办日常工作的监督。财政审计部门要加强对县、乡镇二级“合管办”资金拨付、使用的监督,对出现的问题和不规范问题提出整改,保证资金的安全,以防出现违规、违法现象。

(四)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加大查办案件力度

惩治职务犯罪,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特殊预防措施,依法严惩腐败分子,做到罚当其罪、罪刑相符,能够起到对腐败分子本人的特别预防作用和对其他人的一般预防作用,只有惩治有力,才熊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和监督的威慑力。因此,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强信息交流,互相联系、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形成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强大合力: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对违纪违规案件的查处力度,对构成犯罪的及时移送检察机关立案查处;财政审计部门要加大对新农合资金的监管审计力度,发现违法犯罪的及时移送有关部门查处;审判机关要加大对职务犯罪案件的判处力度;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加大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力度,特别是涉案金额大、影响恶劣的案件,以及利用新农合资金实施犯罪的案件,集中力量优先查办、快办快结、严厉打击、决不手软。

篇6：拆迁领域渎职犯罪的成因及对策

近年来,党的“涉农惠民”政策面越来越宽,河池市作为广西一个“老”、“少”、“边”、“山”、“穷”、“库”和经济后发展地区，也成了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随着国家财政投入越来越大，涉农惠民资金领域职务犯罪明显有所增加。支农惠民政策落实不到位，在造成国家涉农资产流失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新农村建设与社会的和谐稳定。现结合我市检察机关查办的涉农惠民资金领域职务犯罪案件进行预防调查，对犯罪特点、原因进行综合分析，提出预防对策和建议,以期达到预防犯罪之目的。

一、涉农惠民资金领域职务犯罪的基本情况

2012年至2014年，河池市两级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48件490人，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人数连续三年位居广西第三。其中，围绕“三农”重点查办退耕还林、病害猪无害化处理、农村危房改造、家电下乡、新农合、渔业燃油补贴、低保等涉农职务犯罪案件120件210人，分别占立案总数的34.48%、42.86%。

二、涉农惠民资金职务犯罪的表现特点

(一)查办涉农惠民资金职务犯罪案件数不断攀升，案件呈逐年波浪式增长。2012年以来查办“涉农”惠民资金职务犯罪案件共120件210人，其中渎职侵权类案件22件22人，1 贪污贿赂类案件98件188人，并呈现逐年波浪式增长的趋势：2012年立案惠民资金职务犯罪案件33件，2013年立案查办38件，2014年49件，预测今后两年查办“涉农”案件有趋高之势。

(二)涉罪“两委”村官占较大比例，犯罪呈“五大”特点。2012至2014年，河池市检察机关查处村涉农惠民资金职务犯罪的“两委”村干61人（案件数39件），占所查处此类案件人数的29%，其中2012年查处6件6人，2013年查处18件21人，2014年查处15件31人，村官职务犯罪逐年增多。主要特点有：“村班子”犯罪主体明显特殊，对象单一手段直接，窝案串案多，涉案金额小，涉案人数上升。在本地引起民愤的“村官”涉农资金腐败案：宜州市检察院立案查办的该市龙头乡建立村村委副主任覃某某、村委委员兼妇女主任黄某某和龙头乡城建站站长韦某某，利用韦某某负责该乡危房改造指标的管理、分配，材料审核以及危房改造验收等工作的便利，为建立村25户不符合条件的农户办理了危房改造补助申请，套取了45万余元危房改造补助资金，收取每户5000至12000元不等的“好处费”，在当地造成极坏的影响。

(三)作案手段简单，欺上瞒下之风盛行。从涉农惠民资金职务犯罪手段上看，主要表现为：一是弄虚作假，套取公款;二是假公济私，虚报冒领;三是隐瞒收入，截留私分等行为。2013年河池市两级检察机关查办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领域职务犯罪15件52人中，案件涉及7个县（市、区），涉及商务、水产畜牧兽医和工信等多个系统，政府职能部门 监管流于形式，甚至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主动与屠宰场人员勾结，弄虚作假，套取补贴。

(四)窝案、串案较为突出，群体性腐败现象严重。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因利益而抱团合谋，以集体的方式而作案。由于国家对涉农惠民项目资金的管理、投放和实施监管措施严格，单人作案有很大难度，且容易被发现，因而涉农惠民资金案件共同犯罪的现象比较普遍。通常表现为项目负责人、具体经管人员合谋或内外勾结串通作案。查处的宜州市新农合管理中心德胜工作站站长韦某某伙同无业人员覃某、韦某等人，利用韦某某工作之便，在新农合系统中虚构了“李爱月”等人的参保资料后，由覃某、韦某等人找人伪造虚构参保人的住院材料、收费收据后骗取新农合补偿款15万余元，此案即为内外勾结串通作案的典型案例。

(五)点多、面广，惠民资金职务犯罪态势严峻。2012年以来，我市检察机关围绕涉农惠民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项工作，除了重点查办了涉及危房改造、“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退耕还林补贴外，还查办与“三农”相关的农村饮水工程、家电下乡、新农合补贴、渔业燃油补贴、低保、农机购置补贴等一大批涉农职务犯罪案件。

三、涉农惠民资金职务犯罪的发生原因

(一)法制观念不够强。无论是政府职能部门国家工作人员，还是“两委”村官，尽管官职的大小、素质的高低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党性意识淡忘、宗旨意识淡薄、法制观念淡化。政府职能部门国家工作人员涉罪多是主观原因造成 的，重权不重法，以权谋利，权钱交易，恣意妄为。“两委”村官涉罪多是客观原因造成，长期以来，因财政困难和不重视等原因，长期得不到继续教育和必要的培训，综合素质不高，待遇低等因素使之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转轨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工作辛苦，管事不少，报酬不多，心理不平，是导致村官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二)管理模式不完善。一是涉农惠民资金领使用分散，目标多元化、管理多部门，为犯罪提供空间。每个部门负责分配的项目少则一两项、多则四五项，部门里每个项目又有一个具体管理的机构和分管领导，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涉农惠民项目资金管理队伍。加上部门间政策要求不统一、信息沟通不流畅，部分项目职能交叉，立项、实施、验收和资金拨付属多个部门多头管理，从而加大了监管难度。二是政策不透明、信息不对称，让罪犯有机可乘。目前有些项目资金分配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中，各类涉农惠民项目资金分配政策的知情权仅限于相关部门和基层组织，大部分人对涉农惠民项目资金的种类和操作程序不很了解。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助长了部分干部的犯罪侥幸心理。三是权力过分集中致使犯罪多发。一些部门领导权力过于集中，尤其是来自不同渠道的涉农惠民项目资金供小于求，“僧多粥少”，在使用方向、实施范围、建设内容、项目安排等方面存在项目和资金分配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因此一个项目的分配与领导意图的关系愈加紧密。一些单位和个人为争取项目，不惜重金向某些领导干部行贿，进行钱权交易。(三)监督责任不到位。一是行政管理部门监督最有效的形式是上级对下级实施全方位的监督，但由于政务繁忙，人手不足，即使搞大检查，也是流于形式，无法监督到位，导致上级监督不能;二是每个行政部门都制定了工作制度，但内部制约形同虚设，起不到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作用，导致同级监督不敢;三是财政、审计、纪检等监管部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多头监管、责权划分不明确、部门配合不协调、责任落实不到位，导致外部监督不力;四是农村虽然实行村务、政务、财务公开，但在执行中公开的信息不具体不全面、公开的程序不规范、公开的时间不及时、公开的监督措施不力等问题，弱化了信息公开的效果。一些“村官”乐于暗箱操作，长期奉行“愚民”政策，胡作非为，导致群众监督流于形式，下级监督不行。

(四)财务管理不严格。有一些行政管理部门不严格遵守财经纪律，财务管理不规范，专项经费和项目经费收支核算不够清晰，没有做到专款专用，并私设“小金库”，账外设账，采取收入不入账，虚报、骗取的手段，挤占、截留、套取私分专项资金。绝大多数的村级财务管理都非常混乱，一是财务账目不健全，收入不及时入账，甚至进行暗箱操作做假账;二是缺乏严格的分工制约机制;三是白条、假条据过多,条据上虽记有经手人、审批人,但真假难辨;四是政务不公开、村务不公开、财务不公开的问题时有发生，导致“村官”相互勾结、暗箱操作、幕后交易。

5(五)工作程序不规范。调查发现，支农惠农资金申报、审核程序不规范。现有的支农惠农补贴申报、审查程序不严密，只是笼统规定了上报程序，在复核上往往流于形式。工作中存在“五大”问题：一是申报把关不严。在申请的过程中，存在少部分申报资料不经审核乱签字、乱盖章，审核后不登记，致使多头重复申报。二是调查不够深入。个别调查人员接受低保申请人的吃请，不上门调查核实。三是违规徇私呈报。调查人员徇私情，把不符合低保条件的亲朋作弊上报。四是审批监督乏力。职责分工不专一，权力过于集中，财务人员和分管领导未能进行严格的审核与监督。五是动态管理未落实。惠农补贴动态管理力度不够，进易出难、进多出少的问题普遍存在。

(六)政策宣传不到位。按理说，国家的“涉农惠民”政策应该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是，调查中发现，有很多农民群众甚至农村工作者只知道有补贴，而不知哪些有补，如何补，谁来补，补给谁，对政策仅仅是一知半解。相关部门对惠农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宣传方式和手段比较单一，农民群众对相关政策知晓率不高。农村基层组织对惠农政策的认识不够，有“发钱越多矛盾越多”的思想，出现不想宣传、不愿宣传、甚至不敢宣传的现象。

四、涉农惠民资金职务犯罪的预防对策

(一)加大涉农惠民资金职务犯罪打击力度。涉农职务犯罪就发生在农村以及各基层涉农单位和部门,窝案、串案多,隐蔽性强,从各涉农单位或项目资金使用的账面上很难直接 发现案件线索,要达到揭露和证实犯罪的目的,就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只有坚持查办工作的群众路线,才能达到“办一案、查一窝、挖一串”的效果。加大涉农惠民资金职务犯罪打击力度，是有力遏制涉农惠民领域职务犯罪高发态势的迫切需要，也是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需要。

(二)强队伍建设，把权力放进“笼子”里。一是加强对涉农资金管理行政部门领导的队伍建设，重在监督。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特别是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尤为重要。二是加强管理惠农资金国家工作人员的队伍建设，重在管理。党委、政府要培养一批高素质、作风硬的管理人员，在任用“涉农”管理行政部门人员时，应积极运用科学管理手段，加强在职人员培训，提高业务素质，树立一心为民，关注民生的思想。三是加强对广大“两委”村官的队伍建设，切实让那些有爱心、有公心、有热心，同时又有头脑、有主见、有能力的村民担任村领路人。同时，注重鼓励、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优秀大学生充实农村干部队伍当“村官”，以便做到更新思想、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发展形势需要，进一步提升农村干部的整体素质。

(三)重制度建设，用制度管权，按制度管人，靠制度办事。一是建立完善涉农资金专项监督体系,确保专款专用。涉农资金要实行专账管理,其拨付、使用要严格按照制度和程序办事。有关部门应加强对涉农资金的监管,理顺各种涉农资金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涉农资金监管体系,确保专项资金及时拨 付,按规定使用和发放,有效防止中间环节截留、贪污、挪用。二是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加强监督制约。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建立严格的分工制约机制,审批、记账、保管相分离;实行收支两条线,杜绝白条子、假票子入账等现象;加强对财务人员的使用和管理,使财务人员逐步专业化;村级财务人员离任要进行财务交接。完善“村账镇代理”制度。三是加强涉农惠民项目申报管理，严把项目申报审查关。国家涉农惠民领域补贴项目的实施，一般包括项目申报、项目实施、检查验收、补贴款拨付四个环节，项目申报通常是由本人向村级组织提出申请，并上交身份、户籍及相关项目基础资料，再由村级组织将申报材料上报乡镇基层相关站所，基层站所汇总后向县、市主管部门报批实施。县(市、区)级行政主管部门应从加强项目申报管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入手，要求申报人上交身份、户籍资料的同时，提供准确的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在审查过程中应采取下乡走访和逐户联系印证的方式，确保涉农惠民项目申报环节的安全可靠，从源头上有效遏制和防范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四是紧盯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监管，防止弄虚作假套取国家涉农惠民补贴资金。五是落实责任制，加强项目检查验收管理，实行谁主管、谁验收、谁负责的责任追究制度。从检察机关查办涉农惠民资金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实践来看，往往因为项目主管人员、检查验收人员不履行职责，监督管理和检查验收走过场、搞形式，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致使部分基层站所人员和村、乡干部有机可乘，通过弄虚作假骗取涉农惠民项目款实施贪污贿赂 犯罪，因此，县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章立制，确定实行谁主管、谁验收、谁负责的责任追究制度，把责任落实到具体人。检察机关在查办涉农惠民领域贪污贿赂犯罪的同时，对严重不负责的主管人员、检查验收人员，应当追究其失职、渎职人员的刑事责任，将板子打到责任人身上，改变重贪污贿赂查处，轻失职、渎职追究的现状，确保涉农惠民项目的管理有章可循。六是实行阳光操作，发挥外部监督作用。为有效遏制和杜绝涉农惠民领域职务犯罪，要把涉农惠民项目实施全过程置于阳光下操作，将涉农惠民项目补贴政策、项目申报、资金拨付、款物发放等内容，通过村务公开栏、政府门户网站、电视台等方式进行公示、公开，实现有效外部监督。

(四)加大涉农惠民资金补贴政策的宣传力度。一是新闻宣传单位特别是党报党刊，要积极主动适应形势需要和群众需求，按照党委、政府关于“三农”工作的总体要求，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传支持“三农”发展的政策措施，营造了全社会关注“三农”的良好舆论氛围;二是采用送戏下乡、唱山歌等农民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方式加强政策宣传;三是发送宣传资料，最好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卡通、漫画形式，以浅显明了、通熟易懂的内容，让农民知晓民权、民利，了解职务犯罪的表现形成，懂得保护自已权益，有助于保障支农惠民政策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