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教案

文革教案（通用5篇）

篇1：文革教案

反思文革，重新认识毛泽东！

任继愈先生说，文化大革命提高了中国人的鉴别力和抵抗力，对于没有法制的“民主”和没有纪律的“**”有了免疫力，对于各种外来思潮有了抗干扰能力。因此，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暴风雨”般的洗礼，是一个必要的历史阶段，文革以后，“反正”干部轻装上阵，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其中的历史玄机，印证了毛泽东“不破不立”、“大乱而后大治”的战略思想。文化大革命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准备和思想动员，其中的因果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文化大革命是官僚体制的“自我革命”，是彻底清除贪污腐败、防止干部队伍思想僵化的一次实验。对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提高了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剂“防疫

有了“文革”的大调整和大清理，邓小平的时代就显得干净利索、一帆风顺，成本很低、代价很小。跳出具体是非的纠缠，抛开一时得失的计较，丢掉个人恩怨的包袱，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用“整体历史观”的方法审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可以肯定的是，对比“法国大革命”、英国的“光荣革命”以及苏联“解体”式的“历史调整”，“文革”的历史代价在过渡阶段的“政治**”中是比较小的。在“文革”中打倒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上山下乡”、“深入群众”、“改过自新”，一旦“文革”结束，全部平反上岗，成为改革开放的“生力军”，他们富有活力、思想解放，他们精力充沛、具有“空闲”多年的积极性爆炸性地释放出来，成为毛泽东为中共保留的“战略预备队伍”，这又是多么英明的远见？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近代的“历史传奇”，它与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局势相呼应，共振、共鸣，在那个狂热的年代，演绎了“荒诞”、“怪异”的“革命戏剧”。对比当时的美国和欧洲（法国为典型），中国的事情绝非偶然。“文革”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中国特色”的一场政治革命和“思想解放运动”。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洗礼，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其中的因果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现在，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许多荒诞、怪异的事情并不亚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体制僵化、贪污腐败、堕落变质，这不是执政党的内在危机吗？“利益集团”只能上不能下，怎能不脱离群众？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错误和重大失败，我们应该历史地看、辩证地看，只有心平气和地检讨和审视，才能避免重蹈覆辙。相反，那些幼稚的见解、偏激的观点和极端的评论不正是“文革遗风”吗？

在十年“文革”期间，领导干部被“整顿”和“清理”，积习难改、高高在上的“精英阶层”下台以后“深入基层”，无非是“劳动改造”、体恤下情，而“工农兵”上台、“草根阶层”翻身执政，陈永贵、吴桂贤等毫无靠山和“背景”的“劳动群众”成为国家副总理，这种角色转变给整个中国的思想观念造成了怎样的冲击？纵观历史变革，“工农兵”上台执政都是在“血雨腥风”中完成的，而“文革”却是如此“和平”过渡，这不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吗？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他们以牺牲自己和“中共领导集团”的利益为代价，保全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广大劳动人民并未受到“文革”的“伤害”，相反，“统治阶级”被打倒，劳动群众“扬眉吐气”，这有什么不好呢？“文革”适当地延缓了中国经济的“发热”过程，保全了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这不是国家之福吗？要知道，20世纪60年代的“环保运动”和“生态学革命”正是随后大规模经济开发的警告。如果考虑到六十年代欧洲“绿党”的影响和“绿色和平组织”的历史意义，60年代的中国，发展放缓一些并非坏事。现在，检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成败得失，许多事情已经追悔莫及。“文革”的经济迟滞，或许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因为刘少奇集团被“打倒”，所谓的“刘邓路线”被拖延了10年，这就给整个中国经济调整和飞跃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从长计议，莫非天命耶？

仿照古风，吟成几首，抛砖引玉，欢迎斧正！反思文革 张正春

文化大革命，主席一声令。打倒当权派，批判刘和邓。反帝反封建，批林批孔孟。九州狂风起，一枕黄粱梦。人间大民主，世上照妖镜。欲观众生相，工农商学兵。善恶现原形，大浪淘沙净。烈火炼真金，明心见真性。天雨洗红尘，世界真清静。改革一身轻，开放能稳定。

毛泽东赞 张正春 其一

楚人毛泽东，生在韶山冲。赤心救中华，壮志斗群凶。弱势战强敌，根基立农工。推翻旧社会，新华第一功。乾坤换日月，齐唱东方红。长征行万里，跋涉何匆匆？ 声东又击西，大闹玉皇宫。出没鬼神愁，开合风雅颂。纵身波涛起，美帝怕惊弓。揭穿纸老虎，羞煞北极熊。团结亚非拉，四海共尊崇。全民大跃进，天下皆为公。改造旧山河，豪气如长虹。文化大革命，造反最光荣。精英落魄后，草根是英雄。自由无纪律，民主乱哄哄。九州无宁日，万世有孤忠。阴阳相颠倒，上下相贯通。思想大解放，风雨随蛟龙。尘埃落定时，寒霜送秋鸿。寂寞赏红梅，大雪压青松。冬去春又来，鸟语百花丛。轮回多少次，善恶相始终。浮沉千古事，往来一时空。中华兴礼教，法制守正宗。大乱思大治，国运日兴隆。和谐呈祥瑞，大地尽包容。全球一体化，世界归大同。其二

国庆六十赞毛公，中华千古第一雄。群凶争霸无宁日，独立乾坤学悟空。西行路上多磨难，爬山涉水取真经。人定胜天多壮志，天下有谁能识君？ 其三

大庆虽六十，文明续五千。精神昭日月，中华换新天。评毛泽东与蒋介石

从长计议莫伤悲，来日方长断是非。水火不容双虎斗，阴阳互补四海归。刚柔相推成大器，往来不穷比翼飞。尘埃落定有真相，众生平等无尊卑。

篇2：文革教案

一、写在前面的话

“走五七道路”、“上山下乡”、“知青”这样的名词，对于我们这些八零后的年轻人来说，应该是相当的陌生，即使略知一二，恐怕也有如听隔世之语。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现在看起来甚至有些荒谬的事情和相似的经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竟会在一个又一个家庭里发生。

在没有接触这段历史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五七道路”，身边的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也没有几个知道“五七道路”的具体含义。其实这也不怪，三四十年前的事对于当时还没有出生的我们这一辈来讲确实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但这些词汇对于千百万当年风华正茂的上一辈而言，却是刻骨铭心的。这些用他们青春、理想、汗水、无望诠释过的词汇，已永远印记在他们心底，并伴随着他们走过了大半生。

说来惭愧，直到真正开始准备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才知道邻居家已去世的爷爷在文革期间也曾是一名“五七战士”，老爷爷生前很喜欢讲述自己以及家庭的故事，可我那时年纪小不懂事，从来没有想过认真去聆听，现在想起这些，真的十分后悔。我只知道邻家叔叔在很小的时候全家下过乡，过过几年苦日子，至于个中细节，从来没有认真地了解过。这次的作业给了我一个机会去真正意义上接触那段特殊的岁月，揭开表层的面纱审视文革留下的烙印。在这次不算是正式的“采访”中，我惊讶地发现平时乐观且总是面带笑容的叔叔在讲述那段历史时脸上时常会露出伤感、深沉的表情。叔叔在全家下乡的时候只有八岁，文革在一个孩子的记忆里都已经留下了如此伤痛的记忆，可想而知，对于老爷爷来说，下乡那近四年的时光是怎样的痛苦和艰难。这次，我想要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这位叔叔亲身经历的文革岁月，算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来自于我的专业，它推动我去了解、深入这段充满血与泪的历史。

二、关于“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是中国近代文革时期《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的简称。这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致林彪的信。

信中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既能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信中以此为基础，做了广泛的类推，“工人也是这样”，“农民（包括林、牧、副、渔）以农为主，也要兼„„”，并且谈到对教育革命的设想：“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封信的论述，远远超越了对部队农副业生产作批示的范围，而对军队的社会角色和功能（预示着军队统摄全局的社会稳定作用），甚至对范围更为广泛的社会模式、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有构思宏大的设计。如果说《给江青的一

封信》、《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之于文革“破”的纲领，“五七指示”就是“立”的纲领。⑴“五七指示”勾勒了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配大体平均、自给自足、限制商品生产、逐步消灭社会分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大致轮廓。这同1958他年设想的人民公社差不多, 但增加了“ 批判资产阶级”的内容。⑵

同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审阅过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摘要公布了这封信，并第一次对此进行了权威的解读，比较敏锐地触及到了毛泽东遐想的核心。文章说，“五七指示”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答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社论还认为，按照“五七指示”去做，那么，就“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⑶

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文革前对理想国的一次展望。除了紧迫的现实政治目标和生存需要外，还有他心目中的美好新世界驱使他投下赌注。这个美好新世界，是以所谓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封闭自足为特征的，政社一体化的农业文明的典范。这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取消社会分工，自给自足、限制并消灭商品生产，把低水平公平当成最高目标，不以效率为价值取向的社会模式。这就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文革时的许多现象，诸如五七干校（建立之后又经历了它自己的演变）、战备学校，校办工厂，工厂、街道的农场，在校生的学工、学农、学军等等“新生事物”和社会实践，都是在这一指示精神指导下孕育、产生的。⑷

三、采访内容

说明：此部分内容为录音整理，采访对象是从东北移民来广州的邻居家叔叔，转换成文时省略部分与主题不相关语句，并交与当事人校正。采访时间为2009年5月20日，地点在邻居叔叔家中。为方便记录，以下内容所涉及人物，本人简称为我，叔叔简称为叔。1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年轻时候的您父亲与母亲—老爷爷及老奶奶吧。

叔：我父母都生于一九二几年，你老爷爷在伪满时期的长春财政局工作，你老奶奶奶在邮政局工作。当时他们俩都算是知识分子了，尤其是你老爷爷，年轻的时候在伪满时期的日本商科学校的财政专业毕业，成绩非常好，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在学校的时候就读了很多书，还经常写写诗、演演话剧什么的，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挺小资的人。当时他们学校有个日本老师，特别喜欢你老 1． ⑴⑷王禄林《初探》，《党史研究》1987年第2期。2．⑵黄瑶：《毛泽东为何把“五七指示”写给林彪》，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

3．⑶《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人民日报》1966.08.01 [1]。

爷爷，也很器重他，他们俩的关系很好，后来日本投降了，那个老师就回日本了，但是你老爷爷和他一直都有联系，经常写信交流，文革后才停（止来往）的。

我：老爷爷毕业以后是不是一直都在财政局工作？

叔：没有，你老爷爷毕业以后先在财政局工作，后来转到建设银行了。不过他一直都是搞财务工作的，他上学学的就是这个嘛。而且我爸爸专业学的很好。刚解放的时候，那会儿国家不是搞企业公私合营嘛，他作为专业工作组（的成员）经常去上海那边儿参加这些工作，后来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是公认的专家了，尤其是在基建会计和核算方面，经常发表些文章啊什么的，他们单位的人也总是有什么不懂的就都问他，你老爷爷还带学生，前几年他生病的时候还有学生来看他呢。咱们家你大姑（注：叔叔的大姐）受你老爷爷的影响特别大，所以她现在也是会计师嘛。

我：那后来文革开始了以后咱们家受到的冲击有哪些？

叔：还是相当大的。66年到69年吧，文革刚开始，各方各面的冲击就都有了。有说你老爷爷出身不好的，因为他那辈是经商的嘛，（当时）就有人说你老爷爷是资本家的后代，你知道资本家在文革的时候是要被批的多惨的。还有说你老爷爷是为伪满政府效力的，伪满政府是日本人建立的，你帮日本人做事，那还得了？！而且后来日本投降了，他和那个日本老师还一直有联系，这事儿也被人当成把柄了，说你老爷爷是日本特务，唉，说什么的都有。你老爷爷吧，做人特别老实，发现怎么解释都没用，后来也就没再怎么解释了。你想想，这些原因，你老爷爷在文革的时候能不被批吗？后来到了69年，咱们全家就下放到东北农村去了。

我：下乡的时候你多大啊？还记得刚下乡那个时候的情景吗? 叔：记得。我那时候才八岁，你大大爷（注：叔叔的大哥）十九岁，你老姑（注：叔叔的小妹妹）最小，才五岁。好像是69年12月吧，忘了是二十几号了，好像是二十六号。你老爷爷你老奶奶、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们一家八口坐了一天的车才到的那个村，当时后面跟着三大卡车，一辆装家具的、一辆装衣服啊、锅啊这些生活用品的，另外一辆装的全是你老爷爷的书，后来那些书也几乎全没了，太可惜了。我记得那几天下大雪，一下车的时候眼前全是白茫茫的一片，别的什么也看不到，那片地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一大片沼泽地，夏天长满草，冬天被雪一盖，就是一片白色，当时觉得那真叫一望无际啊！我和你大爷、老姑他们一看见那么一大片雪，就想着往雪里冲，小孩儿贪玩啊，一冲可到好，没走两步就走不动了，雪那么老深，根本动弹不得，后来还是那儿的村民把我们弄出来的。那地方好像是吉林省九台县的一个叫二道的小队，反正就记得（那里）特别穷，整个村子都没有电，你知道最穷的家是什么样吗？最穷的家里什么都没有，最多就有一口锅。那时候农村里面的房子窗户都没有玻璃，只有窗框，玻璃这种东西，想都不敢想。大多数人家里都是拿塑料啊、牛皮纸啊什么的往窗户上糊一层，塑料都算得上是高档品了，再差一点的就只能用报纸。你想想啊，牛皮纸怎么能挡风呢？吹吹不就破了？更何况是报纸？！所以你说那时候的日子（有多苦）„„我记得咱家对面有户人家，家里穷的就剩一床棉被了，东北啊，冬天的时候那个冷啊，他那一床棉被一家好几口一起盖，有时候孩子冷了还得从（棉被）里面掏点棉花出来补棉衣，你没经历过，什么叫做刺骨的冷啊？那时候我就知道

什么叫做刺骨的冷了，风“呼呼”一吹，是真的能把棉衣穿透啊，把人冻得生疼生疼的„„

我：天啊，完全想象不出来（那个场景）。那你们家当时住在哪？条件怎么样？

叔：咱家刚到的时候车开不进去那条村子，就在路边把我们放下来了，后来是那些村民带我们找到要住的“新家”的，我记得那个房子是租一家姓李的，我们管他叫老李，那房子是个土房，土房就是用土坯建的房，房顶用茅草铺着，一共有五间房，老李家住两间，咱家住两间，中间那屋公用，放两家做饭用的灶台啊、杂物啊什么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刚到那个家门口，你老姑就“哇哇”大哭，她才五岁嘛，什么都不知道，看见不是自己家，就说什么都肯进屋，缠着你老奶奶说要回家。

我：那当时爷爷奶奶在刚下到农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叔：那他们的心情肯定是很难受的了。以前听你老爷爷说过，刚接到通知说要下放的时候，他和你老奶奶哭过好几回啊。为什么呢？当时我们小啊，不知道将来要面对的是什么，他们不一样啊，他们知道农村的条件是怎么样的，而且那个时候（他们）以为一去就回不来了，永远都得待在那么一个小地方，过那种苦日子，再加上头上被人挂了那么多罪名，你想你老爷爷能不郁闷吗。

我：跟我说说下乡后家里的生活吧。

叔：恩，下乡以后你老爷爷就帮县里做一些工作，他们知道你老爷爷原来是搞财务的，就让你老爷爷帮公社啊、大队啊这一级的单位做一些指导还有检查的工作，所以那时候你老爷爷经常要在各个公社、大队之间来回地跑，你老奶奶也帮队里做一些工作。大大爷和二大爷在队里参加劳动，你大姑、大爷还有我就上学。上的是什么学校我现在记不得了，反正就记得上学要走很远的路，每天早上五点多就得爬起来，那个路特别难走，都是那种泥泞的小路，有的地段连路都没有，就不能算路了，得穿过一堆草才行。我们穿的鞋都是很差的布鞋，鞋底啊，鞋面儿啊，都很薄的，走着走着鞋就被露水给打湿了，然后到下午放学了（鞋）差不多干了，每天都是这样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穷嘛，什么都得省着用。我刚才不和你说了你老爷爷拉了一卡车的书都没了吗？那时候冬天柴草都是湿的，下雪嘛，没有东西烧啊，你老爷爷就把他那些书点了来引柴火，那些书现在都很难（在市面上）找到了，大部分都是线装书，现在想想啊，如果当时没有下乡的话，这些书估计都能保留下来，肯定非常珍贵。

我：那吃的呢？是不是全是玉米碴？

叔：呵呵，有玉米碴，窝窝头，有时候摘点儿野菜啊什么的，咱们家相对来讲算好的，你老爷爷还能想办法弄到一点儿肉啊、鱼啊、白面儿馒头啊，不过那（机会）也是很少很少的，而且你想，咱家那么一大家子人，每个人也就能分那么一小点儿，不过能有肉吃，那就像过年一样啊，那可真的是营养品了。

我：我听说您二哥是在下乡的时候没的，当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叔：你二大爷是在70年冬天没的，死的时候才十八岁，特别突然。有天早上，吃完（早）饭后，我二哥说他肚子有点儿疼，你老奶奶就劝他别去队里干活

了，你二大爷（注：叔叔的二哥）怕队里的人说闲话，说城里人娇气，就说没事儿，后来还是去队里干活了。当时他们干的活儿就是把冬天堆的化肥运到田地里面，春天的时候要用，东北冬天冷啊，那些肥料都结冰了，冻成一块儿一块儿的，就得有人用镐头（把肥料）弄碎才好（搬）运，你二大爷就是在那块儿负责弄碎肥料的。他当时来回不停地抡镐头，得用力啊，就刺激到肚子疼的那块儿了，后来他实在疼的是受不了，就告诉你大大爷，（大大爷）找来了队里边唯一的一个医生，现在看那哪是什么医生啊，就是稍微懂一点点医疗常识的人，这个“赤脚医生”看了一下，说问题不大，吃两片去痛片就好了，可是（吃了以后）一点儿作用都没有。到了中午的时候，你二大爷已经疼的不行了，吃什么药都不管用了，那个“赤脚医生”还是说没什么大碍。

一直拖到下午，人都已经疼的昏过去几次了，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队里就派了一辆马车要把你二大爷送到县里的医院去看，你大大爷和另外一个赶马车的人一起送他过去。其实吧，那路不是特别远，也就四五十里，相当于现在二十多公里吧，主要是当时那路吧，特别难走，地上都是雪，坑坑洼洼的，人走的可能都比马快。你说谁能想到你二大爷这就回不来了呢？走了不到俩小时，天就黑了，你二大爷已经疼的没有意识了，就马车的那个速度，可能还没到人就不行了，你大大爷着急啊，就在周围到处打听，后来有人告诉他附近有个部队，里面应该有医生，你大大爷就骑着马车的那匹马往部队赶，那匹马身上什么缰绳啊、马鞍啊都没有，在路上就把你大大爷给颠的摔下来了，当时地面刚好有块儿大石头啊，他的后脑勺就撞在那个石头上，当时就晕过去了，后来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醒过来，一醒又重新骑马往部队赶，到了部队以后找了个医生过来，你二大爷那时候已经死了，你大大爷不相信啊，坚持要把你二大爷送到县里的医院，到了县医院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那时候，医生再怎么看也没用啦，人已经没了，后来查出来你二大爷得的就是普通的急性阑尾炎（穿孔），要不是在路上耽误那么久，肯定能治好的，及时动手术就行„„

你二大爷吧，特别爱学习，很聪明，如果他能高考的话肯定是上清华北大的料，可惜了呀„„而且吧，因为你大大爷不是（在途中）从马上摔下来脑袋磕到石头了吗，可能这就留下了病根儿，你大大爷回城里不久就检查出得了脑瘤，医生说这可能和剧烈撞击有关，回城后过了两年，你大大爷就又没了。当时你老奶奶一听到你二大爷死了，当场就昏过去了，醒了以后就跟疯了一样，就完全精神失常了你知道吧，人就崩溃了啊，（那段时间她）经常趁我们不注意就跑出去大叫，又笑又哭，总得有人去找她把她领回家，你老爷爷也是，一夜之间头发就白了，愁的啊。

到了七零年五六月份的时候，当时县里面换了个县长，原来（在长春时）和你老爷爷是在一个系统的，都在财政局工作，你老爷爷还给他上过课，他叫你老爷爷老师，这不有了这个关系吗，他就给咱们家安排到另外一个好一点儿的生产队了，也是因为你老奶奶的精神状况，一直住在原来那个地方可能精神就好不了了，新搬过去的地方条件就好了不少，住的啊、环境啊各方面都比原来强，你老奶奶到了71年初的时候慢慢就好起来了。

我：之后的日子是不是就好过了许多？是不是一直就挺平静的呢？

叔：哪有，后来又有两件事儿，现在想想也挺危险的啊，差点儿你大爷和你老姑也回不来了。

就那年秋天，有一天我和你大爷去地里采向日葵，向日葵都很高的，得有东

西割啊，你大爷当时手上拿着把镰刀。去采向日葵的路上吧，得翻过一堵墙，你大爷翻过去的时候不小心就翻到墙对面的一个沟里了，他的右手吧，就按到左手拿的那把镰刀上了，当时就把手切开好大一个口子啊，那血流的啊，衣服啊、鞋啊上面都是血，不停往外冒啊，大拇指和手掌这块儿差不多都被切掉了，我当时都被吓傻了，边哭边往家跑，到家以后你老爷爷你老奶奶马上就去队里找医生，医生赶过去的时候也被吓着了，那血止都止不住，没办法啊，（队医）就用一条塑胶管子把受伤那只手扎紧，然后叫人用马车送到公社医院去，你老奶奶当时被吓的不行了，死死抱住你大爷啊，生怕再有个孩子有个三长两短的。到公社医院以后吧，医生看看你大爷说这孩子的动脉被割断了，他们救不了，要救的话就必须得送到县医院。你大爷不停流血啊，不能再用马车送了，之前你二大爷那件事儿就是教训啊，速度慢成那样„„后来你老爷爷就想到县长了，他不是你老爷爷当年的学生吗，你老爷爷就想看看能不能托他帮帮忙，后来联系上了以后，县长就派了他的车把你大爷送到县医院了，还找来（县里）最好的医生(给他治疗），做了一晚上的手术才抢救回来，就是这样你大爷的命才保住了。你大爷现在右手的大拇指这儿都不灵活，就是当时留下来的后遗症。

你大爷出院以后，你老奶奶就把他送回长春，送到你太爷——就是我爷家里了。那时候你大大爷也已经回长春工作了，在机车厂工作，就剩你大姑、老姑还有我和你老爷爷你老奶奶继续待在农村，他们（指老爷爷奶奶）可能也真是怕了，怕再出点儿事儿什么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几年，接二连三地出事儿啊。你大爷刚救过来，你老姑又病了，我记得是春节的时候吧，（她）身上突然冒出一个一个紫色的斑点啊，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叫紫癜，就是毛细管出血症，那种病当时也是很危险的啊，治不好也是要死人的，你老爷爷你老奶奶把你老姑背到县医院，医生看了以后说治不了，让他们送回长春治，你老爷爷你老奶奶又连夜往长春赶啊，你老姑问你老奶奶会不会死，你老奶奶一下就哭了，急的啊！到了长春以后马上就找医院给你老姑治病，过了半年多吧，才给治好的。你想想，这么多打击，你老爷爷你老奶奶的精神得脆弱成什么样？换做是任何人啊，都是很难承受的。

我：是，我知道。然后呢？咱们家是什么时候调回长春的？

叔：72年十月份搬回长春的，九月份的时候你老爷爷接到的（调回）通知。下放以前咱家住的是伪满时期的房子，日式的，挺漂亮的一个二层小楼，煤气、暖气啊、地板啊都有，还有卫生间和小院子。调回长春以后不能再在那儿住了，你老爷爷你老奶奶就花钱买了个小平房，那房子条件就很差了，没有煤气，也没有暖气，得烧那种煤炉做饭和取暖。冬天的时候晚上不敢烧煤炉啊，怕煤气中毒啊，所以（冬天）每天晚上都是冻的直哆嗦，厕所还离家特别远，得走几十米才能到，我那时候最烦的就是冬天上厕所了，本来就冷得不行，还得走那么远，吹着风，可难受了。不过和下放那个时候比，已经算很好的了，起码一家人能在一起，也比较安全。你老爷爷又回银行工作了，你老奶奶也回邮政局工作，然后你大大爷在机车厂干的也挺好，你大姑、大爷、我和你老姑在附近上学，一家人在一起，挺高兴的。

到了七四年，你老爷爷恢复了原来的工作，年底又分了新房，新房条件比原来好很多，全家搬进新家，家附近有个大果园，可漂亮了。直到这次搬家，（我们）才觉得是真的安定下来了，才真的是摆脱了原来（的日子），过上了新生活。

我：最后一个问题了，你觉得文革这段经历给你带来的最大感触是什么？ 叔：恩，在文革那个年代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生的命运不能自己掌握，因为个人的命运是与国家的命运密切相连的，国运不济，还谈何个人的命运呢？那时候什么都要高度统一，不能有自己的个人意见，人人自危，精神受到压抑，文革的悲剧不仅使国家停滞不前，也使无数（个）象我们这样的（家庭）深受其害。我们成了文革后的第三届大学生，是赶上了时代的进步，看看文革，再看看今天，就觉得今天的生活是真的不容易啊，我们确实该珍惜。

以上为采访内容，在整理采访内容时，我另外用自己的方式以第一人称尝试站在叔叔的角度重新把他所叙述的内容以一个类似个人回忆的形式呈现出来。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使我更切身地去体会那段历史。在我写的过程中，仿佛真的有种参与到当年那段岁月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从任何一本书本上都得不到的一种新的体验。既然我们这一代没有真正地经历那段历史，就用我们的心去一点一点感受当事人的情感，用文字尝试把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无奈和泪水尽可能地展现出来，个人觉得这种再体验的过程要比我们单纯了解那段历史来得更加有意义，毕竟，历史是由人创造的，经历过文革的人或许更多需要的是真正层面上的理解。

“五七道路”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也可以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历史无不留有所处时代的历史痕迹。

就从文革时期说起吧，1966年整个中国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的十年为中国的文革时期，现在也称十年**和浩劫。文革十年不仅是对整个国家的浩劫，也是对我的家庭的浩劫，文革使我的家庭失去了亲人、留下了太多的创伤和心酸，那真实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

我的父母亲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父亲解放前在长春伪满时期的财政局工作，母亲在邮政局工作。我的父亲毕业于伪满时期的财政学校，由于当时是日伪政权统治东北，学校大多由日本老师授课，因此父亲日语非常好。父亲按现在的讲法是一个好学生，学习刻苦，喜欢读书，成绩非常好，并深得一位日本老师的喜爱，日本投降后这位老师回到日本还一直与父亲通信联系，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父亲一生都从事其自己所学专业，一直在财政及银行工作，在其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也做出了很多成绩。解放初期曾参加由国家组织的企业公私合营工作，作为专业工作组远赴上海等地参加此项工作。解放后，在财政局、银行系统工作期间，是公认的财务方面的专家、学者和老师，撰写和翻译了许多专业书籍和文献，也为解放初期培养了许多财务方面的骨干。但正象中国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一样，父亲也没能逃脱文革对自己命运所带来的一劫。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9年期间，父亲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有来自家庭出身方面的，因为父亲的家庭是商人出身。有来自解放前在伪满时期工作过的经历方面的，说是为伪满政府效力。还有来自父亲解放后一直与日本老师通信方面的，说是父亲可能是日本特务等等。这些冲击给父亲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痛苦，也带来了无尽的苦恼和委屈。父亲生性老实本分，平时除了工作就是读书，工作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解放后也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大量的贡献，为什么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受此不白之冤呢？

1969年，父亲作为第一批所谓响应毛主席“

五、七指示”的“

五、七战士”被下放到农村去锻炼，即走“

五、七道路”。1969年12月的一天，我们一家8

口，父母，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还有我，最大的哥哥19岁，最小的妹妹5岁，我仅8岁，3部解放牌大卡车载着我们全部的家当，从城市奔赴那未知的陌生村庄，其中一部卡车满载着父亲多年节俭省下的钱所购买的各种书籍，这些书籍不仅仅是书籍，而是父亲的精神世界。在那一时刻，父亲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6个子女是父亲的未来希望；独爱的书籍是父亲的精神世界；而此刻命运却将父亲的未来希望和精神世界推向了无法掌控的茫茫荒野，等待他的是什么只有苍天知晓。

北方的12月已是严冬，气温零下二十多度，几天前刚刚下过鹅毛大雪，我们经过数个小时的路途颠簸，终于在傍晚到达了我们的“新家”。这是一个北方的偏僻乡村，我记得是吉林省九台县的一个叫二道的小队，这个小队在当时是非常穷的小队，没有电，村子的对面是一片沼泽地，当时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眼里看，那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荒野。我们的新家是队里安排的，可能是租借一家李姓人家的土房，房子是用土坯建的，房顶是用毛草铺的，总共五间，李家住二间，给我们家住二间，中间是公用的，作为二家做饭的用的灶台、杂物堆放等。我们乘坐的客车无法开到“新家”门口，只能停在公路边，而公路离“新家”还有一段不算长的路，我们下车后首先看到的就是一望无际的白茫茫的世界，作为孩子刚开始还有一些好奇之心，下车后就想到处跑，由于刚刚下过大雪，地下的积雪很厚，没走两步就被陷在深雪里无法行动，就这样在村民们的帮助下，我们一家8口深一脚浅一脚的来到了新家的门口，我清楚的记得，我五岁的妹妹在新家门口放声大哭不肯进“新家”的门，闹着要回家，我虽然不记得我的父母当时是否眼里满含心酸的泪水，但我现在想来，即使他们当时没有流泪，心里也一定被刺痛的在流血。就这样，从那天起，我们开始了长达3年半的“新生活”。

我们一家在二道小队生活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期间我的父亲帮助县里对公社、大队等一级的单位进行财务方面的指导和检查等工作，经常跑各个公社、大队。母亲也帮助队里做一些工作。我的大哥、二哥参加队里的劳动，姐姐、三哥和我上学，但我记不得他们上的是哪所学校，我只记得我上小学要走很远的路，要很早起床，沿着不固定、也不叫路的路走去学校，清晨草地的露水经常是将鞋子打得透湿，到了放学才基本上干，第二天又重复湿而干。虽然在这个偏僻而贫穷的小村的“新生活”充满困难和不习惯，但我们的父母还是挣扎着使他们的孩子们尽可能过的幸福。冬天柴草湿无法点燃，父亲就将其心爱的书籍用来做引火的燃柴；因当时物资匮乏，父亲无论走到哪儿都想办法带回一些在现在看来根本不是好东西的“好东西”给孩子们增加点营养。

最初的一年农村生活尽管清苦，但总还算平静，可是70年的冬天，一件突发的事情打破了这清苦的平静。那一年的冬天，天气好像格外的寒冷，连空气好像都要冻结。一天早饭后，我的二哥说他肚子有点痛，母亲说那你不要去队里干活了，但二哥说：“没事还是去吧，不要让人家说城里人娇气”。当时队里是将堆积的有机肥料在冬季运到地里，以便春天播种时用，由于严冬将堆肥冻结，需用镐头将肥料刨碎才能运输。二哥就是负责刨肥料的，由于不断的抡镐头，使他的肚子越来越痛，后来二哥实在挺不住了，大哥找来了队里唯一所谓的“赤脚医生”，实际也就是穿着鞋的有一点点医疗常识的人给二哥看看，这位“赤脚医生”说肚子痛不算病，吃点去痛片就好了，就这样吃了二片去痛药片。但到了中午二哥肚子已经痛的不行，接连吃去痛片也不管用，直到下午3点多，二哥已痛得几次昏厥，才感觉严重，这时队里才决定派一挂马车将二哥送到县里的医院看看。从我们的驻地到县里要四五十里（20多公里）路，如果按现在有汽车及好的公路算，那是不远的路程，可那时都是凸凹不平的土路，加上大雪的覆盖，马车比人走路快不了多少，甚至还要慢。就这样，我大哥和一位赶车人载着我二哥上路了，对于我正值青春好年华的二哥，这就是一条永远不归的路。在走了不到二个多小时后，天就黑了，这时我二哥已经不省人事，我大哥心急如焚，当他打听到附近有一个部队后，解下套车的马匹，飞身上马，顾不得这匹马没有马鞍等任何骑马的条件，疯狂的向老乡指的部队方向飞奔而去，由于马跑的太快，我大哥在途中摔下马来，头部撞到地下，顿时昏厥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他醒来后重新上马狂奔，到达部队驻地后，请来了一位部队的医生，当他们赶回到原地时，部队医生说我的二哥已经死去。后来很晚到达县医院，经医生判断二哥是急性阑尾炎穿孔，主要是耽误的太久，如果是在今天这只是一个绝对不会死人的小病，只要动一个小手术就可以治好。一个十八岁的鲜活生命就这样突然的消失了，永远的消失了„„。

二哥的突然去世，给父亲和母亲一个最突然、最无情的打击，母亲得到消息后当时就昏死过去，待醒来时，精神完全失常，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经常在无人注意的时候，一个人跑到荒野里痛哭、呼喊、苦笑，有时要很多人花费很多时间才能找回她。父亲也因痛苦和伤悲而消瘦，原是满头的乌发也一夜之间现出了缕缕银丝。就是这样，每天还是要面对给他们带来噩梦的环境，这时一种怎样的精神摧残和精神打击呀！

过了大约半年后，七零年五六月份，新任县长得知此事，他原来也是财政系统的，父亲以前还给他上过课，他称父亲是老师，在他的安排下，我们家搬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生产队，他跟父亲说换一个环境可能对母亲的精神恢复有好处。新的生产队叫庆阳小队，条件在当时是比较好的，有电，我们家被安排在生产队队部里，住的还是新建的房子，我记得学校离我家不远，条件也好很多。由于环境的改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母亲慢慢的得以恢复，到了七一年初，母亲的精神才恢复正常，但我现在想来母亲的内心深处的这道伤口永远都不会愈合。

在那个年代，命运对我的父母是那么的不公，平静的生活还过了不到一年，新的打击又突然的来临。那是七一年的初秋，我与三哥去地里采向日葵，三哥手里拿着镰刀，在翻越一堵矮墙时不慎跌倒在沟里，一只手按到另一只手拿着的镰刀上，当时拇指连带部分手掌几乎被切断，血流如注，当时找来队医看时，队医已不知所措，在用过一些土办法止血不住后，队医只能用胶管将被割的手臂扎紧，减少鲜血的喷涌，队里马上套车往最近的公社医院送，这一情景又使我父母眼前浮现出一年多前那可怕的一幕，在去往医院的路上，母亲抱着我的三哥，不停地哀求他要挺住。到了公社医院后，医生检查完说动脉割断了，他们无法治疗，要转到县医院，如果用马车送到县医院，那我三哥的就会因失血过多而生命不保，这时父亲想到了县长，在跟县长联系上后，县长派他的专车接我三哥去县医院，并安排了当时县里最好的医生，连夜进行了抢救及手术，生命总算保住了，但由于失血过多和止血不当，尽管手被接上了，手臂却留下了一定的残疾。当我三哥出院时，母亲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儿子，命保住了就是妈最大的欣慰”。这时一个母亲多么无奈的心声啊。

接连的打击使我的父母精神极其脆弱，他们是那么的无助而无奈，三哥出院后，父母决定将他送到长春的爷爷家，而那时大哥也已抽调回长春，分配在机车厂工作，父母身边只剩下三个孩子。现在想来父母这样做是想减少孩子们在这里的风险，因为他们已疲惫的再也无法承受任何的精神打击，他们的精神基石已被无情的现实撞击得几乎粉碎。可是，命运并没有就此罢休，七二年春节前，我的

妹妹突然身上出现很多紫色的斑点，后来才知道这种病叫紫癜，是皮下毛细管出血症，如果治疗不及时也有生命危险，当时的医疗条件比较差，更不要说农村了，此时父母的担忧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冒着严寒，背着妹妹先到县医院，后来县医院建议去省城长春治疗，父母又连夜赶赴长春。在路途中，7岁的妹妹在母亲的怀里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母亲，她看到母亲在不停的流泪，就轻声的问妈妈：“妈妈我会不会死呀？我不想死，死了就象哥哥一样永远见不到妈妈了。”童稚的话语本来应该象温柔的暖风吹佛妈妈的心田，可此时却象锋利的钢刀一样穿透了母亲的心脏，母亲泪如泉涌，将妹妹紧紧报在怀里，生怕无情的病魔将妹妹带走。总算苍天没有那么无情，妹妹的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痊愈了。

一九七二年九月，我父亲接到通知，我们家可以返城了，这对于我们全家如同解放一样高兴，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同年十月二十日我们家搬回了长春。下放前，我们家住的是二层小楼，位于市中心的公园附近，是伪满时期建的日式楼房，有煤气、土暖气、卫生间、地板、院子等，条件比较好，可回城后不能住在原来的房子了，是父母花钱买了一个小平房，由于没有经济条件，房子位置及条件都比较差，没有煤气，要靠煤炉取暖及做饭；也没有卫生间，要到公共厕所去方便。夏天还算好过，到了冬天就比较难过了，晚上不能烧煤炉取暖，因为怕煤气中毒，所以晚上很冷，如果上厕所还要冒着刺骨的寒风走几十米才能到厕所。房子面积也比较小，一家7口只有二间房，好在下放的3年多我家的全部家当也所剩无几了，至少是父亲的一卡车书籍都已当柴草烧掉了，虽然很可惜，但却给人倒出了居住的地方。虽然居住条件较差，但父母及全家人还是比以前开心了，父亲又回到了银行工作，母亲也回到了邮政局工作，大哥在机车厂干的也不错。姐姐、三哥、我、妹妹分别在附近的中学和小学上学，就这样全家人总算安顿下来。

一九七四年，因为没有查出父亲有任何历史问题，父亲又恢复了原来的工作，年末父亲又分到了新房，位置比较好，是新楼房，附近还有一个大果园。我们又一次搬了家，但这一次我们全家人都感觉到这是真正的新家，不仅条件大大改善，不用再烧煤炉，不用再顶着寒风上厕所，更主要的是父母的脸上又露出多年不曾有的会心笑容，这是逃离了磨难的笑容；这是精神解放的笑容；这是新生活开始的笑容；这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笑容。

四、后记——对于“文革”的一点感想

我们为什么要谈“文革”？因为“文革”的火种，在我们的记忆中，从来没有真正地熄灭过！

任继愈老先生曾在《大家》上说，“文革”对于中国来说就象是出水痘对于人一样，出了之后就不会再出了。不知道这对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是喜还是忧？我们应该庆幸还是遗憾？这样看来，好像是先辈们为我们承担了那个沉重的磨难！

我想，如果“文革”真的是水痘的话，它必然是要出的，只是恰好出在1966年到1976年之间罢了。那么，它发生的必然原因又是什么呢？一直以来，关于“文革”产生的原因不停地被人们所探讨、所争论，似乎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我们只能说“文革”是错误的，是一根歪的标杆，或许也正因为歪，它对后世才更具有启迪意义，影响也更深远！据说，真正出版“文革”回忆录的“受难者”还不到千分之一，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就呼吁那些为别人扣过尖帽子，那些

喊着“打倒牛鬼蛇神”并往别人头上扣屎盆子的人，能够站出来检讨一下自己。其实，季老先生或许并不是想要声讨他们，只是担心那种磨难白白被承受，怕“文革”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只是水痘那么简单，出过一次就不会再出，没有反省错误何以成为教训？没有教训，我们怎么又能保证这种灾难不会再次发生呢？

提到“文革”我们都会想到集体狂热，我们对于“文革”有太多太多的疑问。集体狂热中的人们到底是怎样一种生活状态？人最根本的自我是怎样一步步消失，怎样被某种思想所奴役的？这场无声无息剥夺人们自由的运动中，始作俑者又是怎样控制人民大众的大脑的？是否对“文革”的研究应该上升到另外一种形式？我们是否应该成立“文革研究所”等机构对这段真正意义上的“不能忘却的记忆”进行理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种研究将是一种警示，更是一种启迪！

篇3：报刊文革体初探

一、报刊文革体及其特征探析

所谓报刊文革体, 就是“文革”期间的报刊语言变体, 是当时的词语、句式、修辞方式、体裁形式、话语结构等特点的综合体现, 反映出“文革”期间报刊语言的一般风貌。在此, 笔者主要以当时《人民日报》的部分作品为蓝本, 从词语、句式等方面探析报刊文革体的基本特征。

(一) 在词语运用上, “甚词”频繁出现

含有“批”、“斗”等语素的词以及“完全”、“彻底”、“无限”、“最”等“甚词”在报刊中频繁出现, 表现出极强的阶级斗争性和极端化倾向。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松岑曾对文革期间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社论文章作过统计, 结果显示, 仅49172字的文字中, “批”字就出现了140次, “斗”字出现了231次。此外, 对“甚词”的统计也是类似的结果, 比如单是“辩论”不过瘾, 必须进行“大辩论”;单是“批判”不解气, 还得来个“大批判”;形容词加上“最”已经到了极端, 可还感到意犹未尽, 再加上一个、两个“最”, 变成了“最最……”和“最最最……”[1]。应该说, 《人民日报》的语言比当时的造反报、战报、大字报等还是要温和一些的, 那么, 如果把这些载体的风格全部考虑进去, “文革”期间总体的报刊语言风格可想而知。

(二) 在句型上, 祈使、感叹句使用频率高

由于对“敌人”批判多, 对群众号召多, 叙述说理的成分相对减少, 陈述句的使用频率下降, 祈使句、感叹句的使用频率上升。正常情况下, 在书面语中, 陈述句的使用频率应该占据绝对的比重, 只有需要表达特殊的感情时才需要祈使句或感叹句。从新闻报道的角度来看, 客观如实地呈现事实是基本的要求, 报刊中的新闻作品更应如此, 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祈使句或感叹句。但是, 因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 报刊中类似“祝愿”、“欢呼”的感叹句以及警告“阶级敌人”、“必须如何, 不许如何”、号召群众“应该怎样, 一定要怎样”的祈使句频繁出现。

(三) 在修辞方式上, 大量使用对偶、排比、重叠等修辞

为了加强当时所谓的“造反派的语言”的气势, 大量运用对偶、排比, 甚至把排比结构和复叠手段相结合, 形成既排比又重叠的结构[2]。比如, 为了表示态度的坚决, 观点的不可更改, 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好, 好, 好, 就是好!”、“照办, 照办, 坚决照办!”、“不能!不能!绝对不能!”等习用格式。这些习用格式被广泛地运用在报刊写作中, 其武断性、片面性、绝对性一览无余。

(四) “语录”泛滥, 口号盛行

十年文革是“语录体”的时代, 是一个“一句顶一万句”、一个人的思维代替了十亿人的时代[3]。根据陈松岑的统计, “文革”期间《人民日报》十篇社论引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领袖语录高达128次。而在这方面, 小报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有一篇名为《痛斥××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文章, 全文仅1554字, 而所引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原文高达432字, 几乎占了全文字数的三分之一。

(五) 秽词蔓延, “颂扬体”兴起

文革使得骂人的秽词登堂入室, 报刊上、书册中屡屡出现。根据陈松岑的统计, 在十篇文革期间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中, 共出现“牛鬼蛇神”、“一小撮”、“混蛋”、“放屁”、“砸烂狗头”等骂人词73次, 每写323个字就要骂一次[4]。与此相反的另一极端是“颂扬体”的兴起, 当时极为流行的词汇和语句无一不是对毛泽东的赞扬和崇拜, 像“革命方知北京近, 造反倍觉毛主席亲”等。“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更是每一篇文章中必不可少的开篇词或结束语。

二、报刊文革体的报道模式

翻阅文革期间的报刊, 报道内容“假、大、空”, 报道形式千篇一律, 不外乎以下几种形式:

(一) “语录新闻”形式

即“新闻开头先引一段革命导师的语录, 然后用一个或真或假的事实印证这个语录的无比正确, 也就是论点加论据的形式”[5], 这是当时常见的一种报道形式。比如:

据新华社十四日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 走到一起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怀着强烈的革命激情, 不辞辛苦, 千里迢迢, 一批接着一批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伟大祖国的首都进行革命大串连。他们同首都革命师生固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 互相学习, 互相支持, 互相交流革命经验。经过几天的革命串连, 他们带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 带着首都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革命经验, 又斗志昂扬地返回各自的战斗岗位。他们决心要把毛主席亲手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每一个角落, 让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遍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人民日报》1966年9日15日

这条新闻是全国性“革命大串连”的始作俑者, 其中把毛泽东的一条语录作为“大串连”的依据写入。

(二) “戴帽新闻”形式

新闻开头, “在×××的指引下”、“在×××精神的鼓舞下”, 然后写出某某单位取得什么成绩或在思想方面取得空前的进步, 也就是把任何成绩、成就都归结为某种精神力量的召唤, 好似精神是无所不能的。比如:

大寨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前进

我们大寨这面红旗是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 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争的风浪里出现的, 是在斗争中前进的。我们的每一个胜利, 每一点成绩, 都是在毛主席亲切教导下, 经过艰苦奋斗取得的。有了毛泽东思想, 才有斗争的胜利, 才有大寨的今天。 (第一段)

我们大寨正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洪流推动下, 向前迈进。我们知道, 在前进的路上, 还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 还会有阶级敌人的反扑和自然灾害的侵袭。但是, 有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什么都不怕, 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大寨永远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前进! (结尾)

———《人民日报》1967年4月5日

(三) “表态新闻”形式

这是“由各色人群的‘说’、‘表示’所构成的新闻, 尤其是当高层发表一个指示或一项举措, 全国各阶层、各群体都表示‘坚决拥护’”[6]。比如:

新华社二日讯:毛主席是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全国军民热烈欢呼:毛主席同首都人民共度“五一”是对亿万人民的最大鼓舞最大支持

各地广大革命群众表示:决不辜负毛主席的关怀和希望, 一定要更高地举起革命的批评旗帜, 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臭, 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 狠抓革命, 猛促生产, 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全军广大指战员表示: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 深入到群众中去, 把支左、支工、支农, 军管、军训工作搞得好上加好, 帮助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好权, 掌好权, 用好权, 进一步增强军民团结,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人民日报》1967年5月3日

这些新闻几乎没有事实, 只有口号, 只有大话、空话、废话、套话、俗话, 号称“五话”登科。而且每条新闻长得可怕, 一个整版只有二三条新闻, 号称“老三篇”[7]。而所谓的先进典型, 是按照“高、大、全”的神的形象来塑造甚至是捏造, 一时间树立典型成了造神运动。新闻报道不是为了传播新闻, 而是为了宣扬先验的理念。如此, 新闻的真实、客观、公正皆无从谈起, 新闻报道的“真、短、快、新”的基本要求被完全背离。

三、报刊文革体遗风在当前新闻报道中的体现

“文革”已经过去多年, 中国的新闻事业经过一系列改革, 已经摒弃了“阶段斗争工具论”、“新闻为政治服务”的观点, 开始探寻新闻事业自身的传播规律, 追求新闻的专业理念, 尊重新闻的基本要求, 承担为公众服务的社会责任。但是, 长期以来形成的文革体遗风还存在于一些新闻报道中, 造成报道失真缺信, 空话套话, 千篇一律, 单调枯燥, 这应该引起新闻工作者的重视。

(一) 夸大事实, 弄虚作假

“文革”时期人们摄于权威和心理高压, 假话、谎话盛行, “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林彪语) [8]。今天我们的新闻记者应该从专业主义的要求出发, 客观地呈现新闻事实, 不能够夸大, 更不能够造假。而实际情况却是, 夸大事实、弄虚作假的行为依然存在。比如, 2007年《重庆晨报》一则新闻《秦始皇兵马俑侵蚀严重专家称百年后变煤坑》说, 由于暴露于空气之中, 兵马俑一直面对氧化、水侵的威胁, 出现“水土不服”症状, 正在缓慢风化。专家预言, 照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 最终, 兵马俑的鼻子和发型都有可能消失殆尽, 双臂也有可能从身体上脱落。这名专家还担忧, 如果不加以保护, 兵马俑百年后将变煤坑。此报道希望能够强调兵马俑的保护工作, 用意是好的, 但是在报道时将空气实验变成危言耸听的“煤坑说”, 省略专家所说的各种前提条件, 夸大事实, 以造成耸人听闻的效果, 追求轰动效应, 这是有悖于职业道德的。

(二) 先入为主, 妄下定论

“文革”时受极“左”思潮的影响, 新闻报道的话语往往表现得很极端, 随心所欲, 信口雌黄, 乱下结论。但是到了今天, 我们的一些记者也会忘记自己的角色定位, 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乱发问, 先入为主妄, 下定论。比如《北京周刊》的一篇报道:

……崔永元去东北出差, 一下飞机, 就有年轻女记者追着他问:“你能对你的妻子负责任吗?”崔永元当时反问:“我的岁数跟你的父母差不了几岁, 你回家也会这样问你的父母吗?”对方说:“我不会, 但我还是要问你, 你能对你的妻子负责任嘛?”崔永元说:“好,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你大爷!”话是有些粗口了, 但很痛快, 对付某些小人之心小人之口, 我们除此之外又能奈之如何呢?

这篇报道有两个问题, 一是年轻女记者没有了解事实的情况下, 先下结论, 然后进行道德质问。二是该文记者不负责任地以“小人”进行人身攻击, 这种侮辱性的用词出现在新闻报道中, 是极不恰当的。

(三) 无端拔高, 夸大其词

“文革”时期, 新闻报道“假、大、空”, 总是冠以各种“高帽”。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有些记者依然没有调整好心态, 还是空洞地无端地颂扬, 还是令人费解地拔高推导, 还是过分夸大的修辞, 还是要言必极至、夸大其词。比如下面的一则报道:

展纸泼墨绘春天———江北去老年书画研究会庆祝成立三十年

自成立以来, 在江北区委和政府领导下, 本着“双百方针”, “二为”方向和“三贴近原则”,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他们用手中的笔, “展纸泼墨绘春天”, 热情歌颂党, 歌颂祖国, 歌颂改革开放, 反映新时期的新人新事新风貌, 抨击社会不良现象,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重庆日报》2008年9月19日

四、结语

从本质上看, “文革体”是一种新八股, 从内容到形式均偏离了新闻本质, 在思想上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表现, 在政治上是极左思想的体现, 在表达方式和感情色彩上是狂热与粗野的结合。这种混合产物, 阻碍了中国新闻事业的正常进程, 扭曲了新闻传播规律。在当前新闻改革的背景下, 新闻工作者应清醒地认识到其危害性, 坚持新闻专业理念, 积极转变新闻文风。

参考文献

[1]陈松岑“.文革”语体初探[J].中国语文, 1988 (3) :27.

[2]林兴仁.试析“文革”广播体[J].现代传播, 1989 (Z1) :35.

[3][4]郑也夫.礼语咒词官腔黑话——语言社会学丛谈[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3:12.

[5][6]林溪声.审视与反思:新中国新闻文体的多重变奏[J].南京社会科学, 2010 (4) :101.

[7]林晖.新闻报道新教程——视角.范式与案例解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60.

篇4：文革藏品狂飙突进

36年过去，文革时期出版发行的邮票、书报刊乃至使用过的物品等成了收藏品市场的热门藏品，一股文革藏品收藏热潮风靡全球。

文革藏品三兄弟火爆经营

深圳工人文化宫收藏市场自1997年邮市火爆后，至今已日渐萧条，惟有来自武汉的三兄弟生意不断扩大，从最初三人合租一间铺位，发展到现在每人一间铺位，面积也从小到大，房子里堆满了收藏品。

他们成了文化宫收藏市场得以支撑下去的台柱子。

为何在邮币卡商都全面撤退，古董藏品店也生意冷落的时候，三兄弟却能兴旺发达？他们的成功之谜在哪里？

秘诀就在于他们经营的是文革藏品。

在三兄弟中，老三最早涉足了收藏品领域。他在文化宫租了一个门面，主要经营像章、文革书报刊等文革藏品，生意一直很好。即使是在1996-1997年邮市最火爆的时候，他也没有经营邮票，只经营文革藏品，客人之多一直让他应接不暇。

生意不断发展，老三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把他在武汉的两个哥哥也叫来，三个人一起经营文革文物。从合伙经营到分开各自经营，三人的生意都红红火火。 这说明文革藏品有大量的人在收藏，文革文物有很大的市场。

三兄弟的客人除了深圳本地的收藏者以外，还有不少香港的收藏者。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有香港的收藏者专程赶来选购藏品。

对于香港的收藏者，三兄弟格外照顾。他们会保留一些他们寻找的文革宣传画，另外为其他客户到武汉等地觅货。有时候，有些香港客户要得急，三兄弟甚至会加价买回原来卖给其他客户的藏品。很多时候，他们也为找不到香港客户需要的文革藏品而发愁。

比起深圳的收藏者，香港的收藏者是能出得起价的。

有时候，来买他们文革藏品的也会有一些是内地人，包括内地来的文物经销商。此外，不少外国人也来收购他们的文革藏品。

武汉三兄弟成功的经营说明了什么？说明文革文物走俏。透过这样一个小小的例子可以看到，文革文物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热点收藏品种。

从杨新发到樊建川

作为记录共和国特殊历史的物品，文革物品早已引起投资收藏者的浓厚兴趣。在商品经济大潮下，这些不可再生的文物，有的价值万金，炙热抢手；有的被囤为奇货，待价而沽；更有的独成系列，隐含极高的收藏价值。

新加坡著名心理医生杨新发，自幼受华文教育，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情有独钟。1993年，他前往北京出席医学会议，遇到一位美国收藏家。收藏家告诉他：“我们在收集中国文革的遗物，可你们却在收集可口可乐的瓶子。”

一言惊醒了杨新发。从此他四处收集文革文物，尤以文革瓷器为主题。数年来，他珍藏过千，卓然成为中国文革瓷器专家。

据海外报刊报道，新加坡最轰动的新闻之一，是该地出现了一间极富有中国文革色彩的大型餐馆HOUSE OF MAO(毛家餐厅)。

这间餐厅所有的服务人员都作红卫兵打扮，都佩带“为人民服务”的袖章，墙上到处挂满了文革海报和毛泽东的各种照片，在入口最显眼之处，陈列了超过200件珍贵的文革艺术陶瓷。

这些文革精品，正是新加坡收藏家杨新发的藏品。

另外，杨新发还举办了一个“火红的年代”展览，展出的200件收藏品，共分为13个主题。

被人称为“火红的年代”保存下来的艺术品，特别是陶瓷和宣传画，不仅有历史价值，而且制作水平很高，至今依然闪烁着艺术的光芒，因此很多陶瓷的价格在短短的三四年内就上涨十倍。不但有收藏的价值，且会随着年代的久远，收藏价值不断提升。

杨新发的收藏就说明了文革瓷器的增值之快。

1994年，他以9000元购得毛泽东的笔筒，４年后市场价值便飙升至9万元；1995年，他在本地的一个拍卖会上，又以5000元买了个要制作给毛泽东欣赏的芙蓉碗，1998年这个碗的身价已高达5万元。

和新加坡杨新发齐名的在中国内地也有一个文革陶瓷收藏家，他就是成都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樊建川。

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樊建川至今已收藏了文革瓷器、文革宣传画、票证、像章、传单等各类藏品2万余件，形成了以文革瓷器为主的专题系列收藏。他还在1999年9月9日正式成立了建川博物馆，以便于文革系列文物的收集、研究、保护和公开向社会展示。

该馆所收的文革瓷器共分瓷雕、瓷瓶、瓷板、碗、壶、杯、摆件、挂件、笔筒、瓷缸、坛罐、盘碟、灯座、杂件、像章15大类，每类又按瓷器装饰文图所反映的题材分组排列。大家能在网上看到的展品仅是博物馆收藏的一小部分。

在海外，还有很多像杨新发这样的文革文物收藏家。

在中国，还有很多像樊建川这样创建文革藏品收藏馆的收藏家。

早在1991年，武汉就有一个热衷毛主席像章收藏的小企业家，他从外地一麻袋一麻袋地收购毛主席像章，回来在武昌桥头办起一个毛主席像章城，创造了毛主席像章的收藏数量之最。除了展览像章，他还搞经营，生意红火。

文革报刊资料的收藏价值

早在80年代初，文革藏品收藏已经在中国和世界各地萌动。在笔者身边就有一个较早涉足文革文物收藏的投资者，名叫方昭海。方昭海眼光独到，他从文革晚期就开始收集各种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等团体印发的传单、报纸和刊物，以及一些批判材料。

当时方昭海的目的倒不是为了投资，那时还没有投资的概念，而是为了写小说积累素材。到1984年，他的床下已堆满了文革报刊、传单、材料，以后逐渐有了投资意识，还刊登广告全国求购。那时很少有人意识到文革资料的价值，因而他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了大量极具价值的文革藏品。

现在方昭海已经成了作家，他出版的《中国邮坛大爆炸》曾引起轰动，集邮界的人都知道他。后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部写邮票收藏投资的《跨世纪邮票大战》，一经推出就产生畅销效应，并很快再版。

90年代初，武汉的航空路集邮市场已有文革报刊、资料卖，还有红宝书，成交热烈。现在，这些文革品的市场价越来越高，而方昭海的文革藏品价值估计已翻了10-20倍。

文革报刊、资料收藏重点是各个造反派组织印刷的小报，如《战旗红》等带有浓厚火药味的文革小报。这些小报大多印制了很多期，如果从创刊号收藏到最后一期，在拍卖市场上肯定能拍出好价钱，但收集齐全是有一定难度的。

此外，那些文革传单、黑材料，包括“走资派”、“黑五类”手写的交代材料，以及文革日记，都有收藏价值。有一个藏友热衷收藏文革时期的通令，他收藏的有“首都接待站红卫兵纠察队第一号通令”，于1966年9月15日印制，共有14项内容。其历史渊源是毛主席1966年8月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后，席卷全国的大串联开展起来，首都红卫兵专门成立了“首都接待站红卫兵纠察队”，为此颁布了无数“通令”。北京各个区也相应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分队”，同时也颁布了分队的“通令”。

收藏这些“通令”，不仅会使人回想起那个荒谬的时代，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各种文革藏品成为收藏市场热门

近几年，邮币卡市场门前冷落，价格一跌再跌，然而，文革文物中的一些品种，却逆市上扬，成交火爆。

我们看看文革文物中各个热门品种的情况∶

文革连环画，在每次连环画拍卖会上不断创出价格新高。如文革版《红小兵歌唱红卫星》，上海70版，40开，彩色，文革味浓，9.5品，80元成交。

《批判十万个为什么》 (漫画连环画，30页)，文革初上海少儿社批黑线联络站出版，横32开，文革火药味特浓，底价180元，报价达到290元以上。

《渔岛怒潮》，江西人民73年版，丁世弼绘，9品，底价20元，报价达到80元。

《战斗在红石岭上》，上海人美72年版，广东人民72年版，南汇创作组绘，9.5品， 底价40元，报价达到70元。

《红楼梦》(套/18册)，刘旦宅、董天野、张令涛、胡若佛等绘，报价达到4000元。还有《共产主义小英雄》，浙江70版，9.5品，60元成交。

《红小兵》，70年版，横32开，彩色，有毛林像，文革味特浓，9.5品，全套320元成交。

文革火花也成交踊跃，每次火花拍卖会上，只要有文革火花出现，都会成为争购的热点。其价格也不断攀升，从90年代初1元钱一枚，到现在要10元钱一枚。一套文革火花要100元到数百元。

文革邮票也是每次邮品拍卖会上的亮点，特别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即使是品相差的，也能以数万元成交。

文革红宝书在北京市场一直是外国人收藏寻觅的对象，市场价节节走高，从90年代初1元钱一本，到现在一本要数十元到上百元也不稀奇。有人说红宝书是外国人给炒起来的，这话一点也不偏颇。

文革陶瓷、文革唱片、文革样板戏、文革老票证、文革烟标、文革海报、文革袖章、文革车标等等，这些都成了收藏品市场的宠物，成了热卖品种，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对文革文物情有独钟。

文革藏品收藏投资恰逢其时

品种繁多的文革文物中，众所周知价值非凡的当属“文”字邮票。

一枚“全国山河一片红”，市场价已达数万元；而系列印有毛泽东主席形象的邮票，更是由于枚数多难以集全，被收藏者苦苦寻觅。当年发行的“文字”邮票中，有两枚印有毛泽东与林彪同处的情形以及写有林彪言不由衷话语的邮票，因曾被停售，民间数量稀少而且很少公开拍卖交易，被权威人士估价很高。

获取这些邮票中的珍品加以收藏毕竟有些难度，相比之下另一些“文”字邮票收集相对比较容易，市价也适中，能够为广大收藏者接受。像“毛主席语录”系列、“样板戏”系列等。花费一定财力与精力，集全几套类似的“文”字邮票，同样是令人欣喜的事情。作为一名投资者，要坚信邮票本身的增值潜力；而作为一名收藏者，看重的更应是那段历史而非邮票本身。

时至今日，大多数国内家庭中或许仍能找出几枚毛泽东像章，这一中国十年文革“特产”，在《文物保护法》中已列为“现代文物”，独具慧眼的收藏者早已广为收集。

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时，国内外曾出现毛泽东像章热，使得毛泽东像章收藏急剧升温，收藏者、收藏品种和数量愈来愈多。在韶山，有“毛泽东像章万枚展”的参观项目；在武汉黄鹤楼下，更有宏大的“毛泽东像章城”；在全国，收藏像章万枚以上的“大户”已达5000多人。

普通单枚像章，只需几角钱便可购得，而难得的珍稀品种和系列像章，售价尤为可观。据上海《收藏通讯》介绍，两组20枚的“红卫兵系列像章”参考估价2万元；两组20枚的“语录像章”参考估价1000元。

由于毛泽东像章制作材料各有不同，发行量也举世无双，投资收藏的首要原则应是尽可能多品种多枚数的收集拥有，待到凑成系列或看出珍品之后，炒卖更能增添价值实力。

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文革文物的收藏天地是多么广泛。

文革时期的红宝书、宣传画、红卫兵袖章、毛泽东诗词袖珍本乃至报纸，印有语录或“革委会”的实寄封，都将成为收藏者的新热点。要是能拥有一件文革时期的字画，更不知会得到多少人的羡慕。

时过境迁，这些遗物大多被毁弃，收藏难度也随之增大，但这正应验了收藏者的信条：越是稀少，越是难得，便越有价值，越值得收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收藏这类文革遗物更需要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品味，既不可盲目投资附庸风雅，也不能泛泛而集毫无个性，而应根据自己的知识水平及兴趣爱好特点，自成系列，展示一段历史，再现一个时代。

篇5：文革电影《创业》影评

剧中使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没有运输工具的情况下，钻井机械的搬运成了很大的困难，周挺山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最终在周挺杉的带领下，大家肩拉人扛硬是把机械运到了指定地点。透过周挺杉，我看到了石油工人“铁人”般的精神。白茫茫的荒原里，他们如虫蚁般前行，但他们的灵魂足以俯视整个荒原。

然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电影《创业》也注定了只能戴着镣铐跳舞，影片难逃套用阶级斗争概念，歪曲历史，丑化知识分子。《创业》中有这样一个场面：总地质师章易之对周挺山(以铁人王进喜为原型的钻井队长)说：“陆相层是不可能有大油田的。”周挺山听罢，眼睛放射出火一样的光芒，严肃而自豪地说：“我就不相信，石油就埋在人家地底下，咱们这么大的国家就没油。”从周挺山的豪言壮语中，已明白无误地表明总地质师是不相信松辽平原上有油的，而钻井队长却对地下的石油情况知之甚多。事实是，正是像章易之这样的老一代地质学家根据中国的石油地质情况，创立了“陆相生油论”，才找到了包括大庆油田在内的众多大型油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