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忆范文

第一篇：文革记忆范文

寻访“文革”的记忆 ——“忆苦思甜”篇

寻访“最后”的记忆 ——"文革"时期“忆苦思甜”篇 2016-03-12 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寻访“最后”的记忆

——“文革”时期“忆苦思甜”篇

“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心头，止不住的辛酸泪挂胸……”

这是当年忆苦思甜活动中流传最广、最能打动人心的一首歌曲。对于许多中老年人来说，可谓耳熟能详。

一曲《不忘阶级苦》，钩沉人们记忆深处的陈年往事，仿佛尘封了已久的记忆碎片，在一瞬间从支离破碎变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过去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神奇，那样的不可想象;但对于曾经沧海的人来说，永远都有絮叨不完属于自己那个时代的陈年旧事。

记者 刘剑

“忆苦思甜”那些事

忆苦思甜是“文革”期间城市农村常搞的一项思想教育活动。就是学校把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请来，给大家讲他们在“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挨地主欺负的悲惨日子。

65岁的周光明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生，他回忆说： “如今的孩子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不知道忆苦思甜为何物，而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小的时候大都受过忆苦思甜的教育。”

1970年，吕青在老附中(现在的天宁寺内，后并入衢州一中)读初二，学校组织忆苦思甜大会，会前，与会者每人发一块用糠和野菜做成的馒头。“我第一个 吃了一口，谁知嚼在嘴里咽了几次都没咽下去，那叫一个难吃。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看看革命老前辈’。想到这，我硬是 将一只馒头咽了下去。”

礼堂里的高音喇叭，播放着《不忘阶级苦》，以烘托会场气氛。

接下来，来自下张公社官庄大队的老贫农朱水亭作忆苦报告。印象中，朱水亭老大娘穿了一身比较破旧的衣服，讲述自己家乡闹灾荒，地主老财仍然收取租子，然 后出去逃荒，差点饿死在半路上。声情并茂的讲述，讲到高潮时，许多同学眼中流出了同情的泪水，一些女同学更是禁不住跟着老大娘失声痛哭起来……

这时，主持人举起拳头高喊“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万恶的旧社会”，老师和学生们都随声高喊着。会场内，群情激奋。

“说实话，当时的教育确实起到了令新社会成长起来的学生们，对旧社会充满恨、对新社会充满爱的作用。”吕青这样说。

然而，有的学校在搞忆苦思甜时，曾闹出一些笑话。

汤先生是当年红旗学校四连一排的学生。他回忆说：“1970年，我正好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忆苦思甜’活动如火如荼。一次，学校请来石梁小沟生产队一位 叫王呆子的老贫农作忆苦思甜报告。这位老大爷雇农出生，从小给地主家放牛，做长工，没有什么文化，是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孤儿，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 写。”

这位老贫农在回忆了一通“旧社会”的苦之后，竟这样“诉苦”：旧社会最苦的时候，就是“三年自然灾害”(1960年前后)。你们知道，那时候村里人吃什 么?吃糠，吃野菜，实在没东西吃，就剥树皮吃。说到这里,坐在后排的高年级学生用手紧紧的捂住嘴，强忍着怕笑出声来，个个憋得满脸通红。学校“革委会”的 毛老师见此赶紧走下主席台，关掉“扩音器”……

有关“忆苦思甜”趣事的版本很多，至今仍是许多“过来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文革”年代“荒唐事”

“在那个时期，家庭出身贫苦的头抬的高高的。家里够不上贫农成分的就觉得抬不起头来，成分不好的更是要‘夹着尾巴做人’。”邓力红由于家庭成分不好，被同 学们起了个外号，叫“小地主”，“那个年代，出身不好很受歧视的，不仅红小兵组织加入不了，连读初中的资格也被剥夺。”

“家庭成分”让邓力红痛彻心扉，时至今日，每每提起仍耿耿于怀。

那时，学校经常布置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访贫问苦。王秀琴回忆说，为了丰富对地主的认识，她回家问爸爸妈妈，你们村上的地主是不是每天都举着鞭子，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他们没有正面回答。她又悄悄地问奶奶，你小时候，要过饭吗?有没有被地主家的狼狗咬伤过?奶奶吱吱唔唔地说：“哪有这事呀。”王秀琴一脸失望，觉得“很没面子”。后来，在“学校的阶级教育展览会上，隔壁班的同学，从家里拿来一件据说是他爷爷解放前要饭时穿过的破棉袄，这让许多同学羡慕不 已。”

那个年代，大家都觉得越苦越光荣，越穷越革命。财贸系统有一位姓李的女干部，整天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裤子，被当做“艰苦朴素”的典型，后来被人揭发出来，那些个补丁全都是假的，“造假者”被“揪”了出来，接受群众批斗。

听忆苦报告时，不挤出点眼泪都怕别人说你没有阶级感情。 “‘文革’时期，‘没有阶级感情’是顶很大的‘帽子’了，再往上就发展成了‘现行反革命’。”刘牧野作为“过来人”，提起“文革”满腹都是故事。“其实，那时听忆苦报告时的哭声，也不排除作秀的成分。”

刘老师讲起了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记得还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忆苦会。学校请来杜泽公社碧溪(音)大队的老贫农作忆苦报告，台上的那位满口都是乡下土话，谁也听不懂在说些什么。奇怪的是，报告刚刚开始，台下就响起了一片抽泣声。

这是咋回事儿?我压低身子，好奇的左右环顾，见左前的一位女生，双手捂着脸，不时轻轻地揉着眼睛，身子有节奏的微微颤动，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等那位女生挪开手，我才发现，她根本没有哭，只是两眼被搓得绯红。

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可以这样子“悲痛”的。于是，以后在听忆苦报告时，我也学着“作秀”：先准备了一块手帕，进入会场前用水淋湿，然后攥在手里，一 边听报告，一边也学别人，悄悄地搓着眼睛。等报告结束后，就当着工宣队、贫宣队和老师的面，拿出手帕用力地拧，还真是拧出了几滴水珠。

甭说，这一招还真灵。因此得到了学校领导和老师的表扬。 犹记当年“忆苦饭”

“文革”时期，许多学校都改了革命化的名字，鹿鸣小学改名 “红旗学校”，衢师附小则挂上了“工农‘五七’学校”的牌子。每所学校都有工宣队、贫宣队或军宣队派驻，学校的组织机构也模仿部队建制，实行半军事化管 理。年级改称连，班级为排，年级组长被称作连长，班长成了排长。

在杜建波儿时的记忆里，“忆苦思甜”与“忆苦饭”就是其中之一。

儿时的我还不知道“运动”为何物，只能从父母以及其他成年人的表情中看出他们内心的痛楚和无耐。在学校里，除了每天的功课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业余活动”。这些“活动”的中心内容也是“阶级斗争”。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等口号几乎成了小学生们的口头禅。

方力平是当年“工农‘五七’学校”的学生，曾经当过二连一排的排长。那时，班干部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每天早上守在学校的大门口，检查同学是否背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学校有规定，没有带‘红宝书’是不准进学校大门的。”

上课钟声响过，排长喊口令“起立”，然后，带领大家“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致敬!”接着，大家挥着“红宝书”齐声高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或许是有些人认为我们这些孩子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苦’和‘罪’，长此以往就会忘记旧社会的苦，也记不得新社会的 甜。为了防止革命的下一代被‘和平演变’，必须开展教育活动。在我的记忆中，学校每一学年，特别是过年过节前都要组织学生吃忆苦饭，让我们通过吃‘忆苦 饭’达到‘思甜’的目的。”赵建新这样评价说。

所谓的吃“忆苦饭”，就是豆腐渣里面掺一些米皮糠，再加上点菜叶或野菜(马兰头、荠菜等)熬成的稀粥。

“忆苦饭”一般都是放在忆苦会之后吃。开吃前，先是学校领导讲一通吃“忆苦饭”的重大意义，希望同学们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好革命的接班人。”接下来，大家就端着自己家里带来的碗，到放在礼堂门口的几只大木桶前面排队，炊事员 为每人舀上一铁勺“忆苦饭”。

“吃忆苦饭也是有讲究的，这里涉及到‘阶级感情问题’。谁看上去吃的香甜，吃的津津有味，说明你对无产阶级有深厚感情，对万恶的旧社会有刻骨的仇恨，吃不下去，证明你思想深处阶级觉悟有问题。”

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邓力红，吃 “忆苦饭”比谁都积极，常常是一碗吃完，还要再来一碗，吃得肚子涨涨的。这样的举动，在他看来象是在“自我救赎”。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以后，忆苦活动开始渐渐地“降温”，而吃“忆苦饭”却还在继续。只是变成了由学校统一组织，以班级为单位进行。

如今的孩子们，对于“忆苦饭”的认知，只能从一些回忆文章中略知一二。 在徐卫东的记忆中“那玩意儿确实不好吃。但心里想的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吃‘忆苦饭’，重在‘思甜’。”

杜建波说，那时的“忆苦饭”，并不像一些回忆文章中所写的那样“难以下咽”，或许是学校食堂的炊事员，爱护他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学生们。

76岁的退休工人毛金发，七岁就给地主家放牛，割猪草。印象里的 “忆苦饭”，比他小时候在地主家吃的饭菜，好下口多了。

不能忘记的《收租院》

那时，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到“阶级教育展览馆”(现在的南宗孔庙)参观大型泥塑《收租院》，看反映周扒皮罪恶的动画片《半夜鸡叫》。对此，刘牧野记忆犹新。

60年代出生的人，也许还记得大地主刘文彩庄园和泥塑《收租院》的故事。

大型泥塑《收租院》于1965年10月在四川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完成首创。据市二轻总公司退休干部姜育华回忆，1971年，当时的衢县文化馆组织人员开 始创作，由林国镇牵头，特地外地调来了毕业于浙江美院雕塑系的胡锡乾担任主创。这组由114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构成的泥塑群像，用艺术的形式再现了旧中 国农民的苦难生活，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具有极为强烈的教育意义。“只可惜当时没有影像资料留存下来。”浙师大艺术学院原院长胡锡乾教授不无遗憾的说。

姜育华参加工作时就在衢县文化馆，最初在杭州担任衢县高家公社水利建设成就展的讲解员，曾为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作过讲解。她回忆说，1972年，“收租 院”开放后，她负责第一部分的讲解。当年他们总共有10多名解说员，每天分组轮流解说都忙不过来，常常说得口干舌燥，嗓子哑了都不能歇。

“由于泥塑《收租院》在全省仅此一家。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个时候不仅周边县市的工厂、农村、学校和机关都要组织人员来参观学习，就连金华等地也经常 组团前来。展览馆内经常可以看到，居委会的老太太，工厂的女工们扶着围栏失声痛哭，讲解员站在一旁边流泪边讲解的场面。”重提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回忆那 种如火般无私的激情，姜育华无比感慨：“展览馆平均每天要接待几千人次，那场面足以用‘火爆’来形容。”

“那是一个夏天，老师带着我们去孔庙参观‘泥塑《收租院》’，听讲解员按照场景逐段的动情讲解，逼租、验租、过斗、算帐……”旅居美国的江女士记忆最深刻的是，《收租院》里的水牢，“看了后，激起了我们对恶霸地主刘文彩的阶级仇恨。”

后来，“文革”谢幕了，“阶级斗争”成了历史，刘文彩也就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很多年以后，刘牧野在网上看到了刘文彩孙子刘小飞为其爷爷“翻案”的文章，说要还原一个真实的刘文彩。文章说，《收租院》里水牢是假的，收租院也是虚构的。

“翻案”文章完全颠覆了人们的“记忆定式”：刘文彩从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霸地主，摇身变成了“乐善好施”的绅士。

第二篇：文革邮票图片大全

文化大革命”邮票(简称“文革”邮票)记载着特殊时代镌刻下的特殊烙印。从1967年4月19日发行的第一套“文革”邮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起，至1970年1月21日发行的最后一套“文革”邮票《革命青年的榜样——金训华》止，这期间共发行“文革”邮票19套80枚。

“文革”邮票具有以下特点：

1、发行邮票没有志号;

2、发行量大，但存世量小;

3、未发行票扑朔迷离。

现如今，文革邮票大全价格已过20万，文5珍邮票要上千万了。 (文1)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发行背景

1966年5月和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这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中国的邮票设计与发行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1967年4月19日，各报刊登新华社发的一条消息：“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纪念邮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于20日起在首都发行。这套邮票是邮电部为庆祝北京市革委会的成立，为满足亿万人民的渴望，决定提前发行的。”这套邮票是我国取消志号后发行的第一套邮票。

第1枚是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检阅红卫兵的照片。毛泽东身着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一手拿军帽，一手向百万群众游行队伍挥手致意。其余各枚均印有毛泽东的语录。

整套邮票有浓烈的政治色彩，采用非常耀眼的红色和金黄色象征革命。邮票上“中国人民邮政”六字也为毛泽东文稿中的手体字，而且置于画面之外。

1966年起，中国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切都受到了冲击，邮票志号也在所难免。本套邮票是志号取消后发行的第一套邮票。邮票上虽然未印志号，但在全版邮票的边纸上仍印有编号。

(文2)毛主席万岁 文2发行背景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同年，毛泽东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上作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随之，红卫兵运动也开始迅速遍及全国。1966年8月18日，百万群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先后在1966年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5日至26日，共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万群众和红卫兵。

本套邮票共8枚。

8-1为“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摘录”。邮票上写的是：“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8-2为“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主图为毛泽东正面头像、

2 红旗的海洋及毛泽东的手迹：“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8-3为“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身穿军装，头戴军帽，满脸微笑。胸佩毛泽东像章、高举毛泽东著作的中国、越南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在前进中。

8-4为“毛主席和红卫兵在一起”。画面上是身着军装，头戴军帽，臂戴“红卫兵”袖章的毛泽东在手持毛泽东语录的红卫兵簇拥下招手致意。 上方印着：“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

8-5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画面是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的照片。身着军装的毛泽东凭栏远望，身旁是副主席林彪。

8-6为“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画面是身着军装、笑容满面的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向红卫兵挥手致意的照片。

8-7为“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画面是毛泽东远眺、充满兴奋的神情。

8-8为“毛主席和林副统帅在一起”。画面是毛泽东神情严肃地为林彪指点讲话稿的照片。

整套邮票具有浓烈的宣传色彩，突出了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关心和期望，林彪以副主席、副统帅的身份和毛泽东在一起。后4枚边上都印有“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字样。

3 (文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 文3发行背景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以下简称《讲话》)是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界整风时发表的，分“引言”和“结论”两部分，现收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这部著作总结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的实际状况，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为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方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毛泽东的《讲话》在此后解放区文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艺工作中成为了纲领性文件。 延安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开始到5月23日结束。

(文4)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文4发行背景

1967年6月2日，中国邮电部向中共中央文革小组上报《关于拟发行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邮票的请示》。其主要内容是：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我们拟发行一套“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邮票，图案是毛主席侧面军装像(木刻)。这套邮票名称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两天后，中央文革宣传 4 组办公室批复“同意”。

(文5)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 文5发行背景

1964年至1967年，各地文艺团体创作并演出了一批现代题材的戏剧。这些戏剧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都有所创新，影响很大。1967年5月至6 5 月，《红灯记》等八个现代戏在北京汇演，随后在全国得到迅速推广。

(文6)毛主席与世界人民 文6发行背景

1967年8月8日，邮电部《关于拟发行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纪念邮票的请示》连同邮票图案两幅送中央文革小组审查。这套邮票名称印在第一图上，发行日期拟定在1967年10月1日。中央文革宣传办公室批复通知：“第一图没有意见。第二图毛主席像不象，请再画一下。其它同意照来函意见改，修改后再送审”。于是，设计人员先到外交部征求意见，后又到亚非司征求意见，并参考1967年7月《中国建设》杂志上的照片改画邮票上的外国人形象和衣服。8月22日，邮电部再次上报“请审核，如可以，请批示”。中央文革宣传办公室批复“纪念邮票第二图中的毛主席像仍不准确，特别是面部画得不像，请再加修改。”于是又在人物形象、服装等细节处反复核实、修改。直到9月1日，中央文革宣传组办公室才发出“同意”的批文。9月30日，新华社发出一则新邮消息：“邮电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决定于1967年10月1日起陆续发行下列两套纪念邮票„„”这两套邮票即“毛主 6 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和“毛主席诗词”。

(文7)毛主席诗词 文7相关背景

毛泽东是一位在20世纪影响过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人物。毛泽东不仅是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还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精湛的理解，对中国古典诗词、书法艺术造诣尤深。中国历代丰富的书法艺术是毛泽东研习书法取之不尽的宝库。他青少年时曾临写过晋唐楷书和魏碑，使他有扎实的功底。历代书法中对毛泽东影响较大的是唐代僧人怀素。怀素的书法如笔走龙蛇，飞转圆动，神采飞扬。毛泽东的书法博采众长，气势磅礴，纵横潇洒，斜正呼应，错落有致，一气呵成，成为独具一格的“毛体”书法。毛泽东诗词在 7 中国人民之中广为流传并深受喜爱。

(文8)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文8相关背景

1967年11月29日，林彪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

林彪(1907——1971)，又名育蓉，湖北黄冈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叶挺独立团任排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随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到井冈山。1930年后，历任红四军军长、第一军团军团长，参加长征。1937年任红军大学(后称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全国解放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

8 文8正常厂铭是金色的，价值500元，红厂铭是组外品，但是非常珍贵，要上万

元一枚

(文9)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文9发行背景

从本世纪50年代中期起，美国黑人连续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如1955年蒙哥马利市黑人抵制公共汽车运动;1957年阿肯色州小石城事件;1961年自由乘客运动;1963年有25万人参加的向华盛顿“自由进军”。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了第一个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

60年代， 美国黑人的斗争进一步高涨。1964年，纽约哈莱姆区黑人的抗暴斗争是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的前奏。1965年，黑人抗暴斗争发展到9个城市，1966年为38个城市，1967年为128个城市，1968年4月，一个月内就席卷了美国的160多个城市，成为美国一百多年来最严重的国内危机。

1968年4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文10)毛主席最新指示 文10发行背景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语录广泛地流传于群众之中。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邮电部门发行了几套以毛泽东语录为主题的邮票，这是其中的一套。此套邮票构图单一，均为上面是毛泽东军装像，下面是毛泽东语录，有浓烈的宣传色彩。

(文11)林彪1965年7月26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邮票题词 文11发行背景

特74邮票在1965年8月1日“八·一”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发行，时任国防部部长的林彪为此套邮票的发行而专门题词。题词原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因而是战无不胜的队伍。——林彪”。

(文12)毛主席去安源 文12发行背景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回到湖南，于1921年10月建立了中共湖南支部，随后又建立了湘区(包括江西安源)委员会，毛泽东担任书记，并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于1921年到安源调查工人劳动和生活状况，启发工人的觉悟，播下了革命种子。安源路矿(株萍铁路和安源煤矿)是德、日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官僚买办企业，有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近两万人，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毛泽东经过考察认为，在安源路矿工人中，蕴藏着无限的革命潜力，应立即开展工作。

邮票画面选用油画家刘春华的原画“毛主席去安源”。画面为青年时代的毛 11 泽东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文13)毛主席最新指示

文13发行背景

邮票画面内容的主体是毛泽东于1968年8月初发出的一段最新指示。具体内容是“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

12 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到1968年8月，“文化大革命”中大规模社会运动已基本过去。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主要任务转入“斗、批、改”的第三阶段，重点转入上层建筑部门，运动的主体力量也由青年学生转为工人阶级。由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纷纷进驻学校和文化机关，发挥领导作用。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出的。

在当时的特殊政治形势下，中国邮票直接承担着政治宣传的职能，因而带着浓厚而强烈的政治色彩。这枚邮票无论从画面内容还是从设计的构思上，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上述特点。 .

(文14)南京长江大桥胜利建成 文14发行背景

1949年以前，万里长江上没有一座桥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先后在长江上修建了三座大型铁路公路两用桥。继武汉长江大桥和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之后，又修建了南京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是中国自行设计、施工及安装的双层钢架桥梁。铁路桥全长6772米，公路桥全长4589米，行车道宽15米，两侧人行道各宽2.25米，1960年1月正式动工，1968年10月，铁路桥正式通车;12月29日，公路桥正式通车。它的建成将津浦、沪宁铁路接通，可从北京直达上海，进一步加强了我国南北的交通联系，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

(文15)热烈欢呼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的发表 文15发行背景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毛泽东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他认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

13 报告》，并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文16)钢琴伴唱《红灯记》 文16发行背景

《红灯记》是一出描写中共地下党为保护和安全传递一份密电码而与日本侵略者机智周旋、勇敢斗争的现代京剧。这是一部“文化大革命”期间流传很广的戏剧。它在当时文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68年，中国京剧团和中央乐团根据它改编创作了钢琴伴唱《红灯记》，并于六七月间在北京首次上演，反响很大。

(文17)知识青年在农村 文17发行背景

19世纪60年代初，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数以百万计的城市初、高中学生响应毛泽东号召，上山下乡，奔赴中国各地农村，特别是黑龙江、内蒙、云南、新疆等边远省区。这些青年在农村和人口较少的边疆地区的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农村科学文化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77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停止执行，除已在当地成为骨干或建立家庭的人外，大都回到原来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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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17还有一张漏印农民衣服上的纽扣，价格也不贵，大概要300元。

(文18)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文18发行背景

1969年，中国和原苏联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发生严重军事冲突，原苏联 15 方面出动了坦克、装甲车、飞机，但被中国方面击退。这套邮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行的。

文18的第一枚邮票有一种“无刺刀”变体，这种变体的特征是：邮票图案中军人和民兵所背负步枪的刺刀由于邮票印刷质量问题(漏色)，看起来好像没有刺刀。这种“无刺刀”邮票目前的市场价格在200.0-700.0元/枚(新)，80.0-120.0 16 元/枚(旧)。

(文19)革命青年的榜样-金训华 文19发行背景

金训华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位到东北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在1969年的一次特大洪水中，他为打捞被洪水卷走的电线杆而牺牲。新闻界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这套邮票就是为了纪念和宣传金训华而发行的。

文19有2种板式：“白水版”和“黑水版”价格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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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文革” 时期的样板戏

X 1.样板戏的发展历史

样板戏是“文革”时期以戏剧作品为主，加上少量音乐作品的大中型舞台艺术作品，统称为“革命样板戏”或“革命样板作品”，俗称“样板戏”。“样板”和“样板戏”之称，最初分别见于1965年3月16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的署名“本报评论员”赞扬《(京剧)红灯记》的文章，以及1966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两位上海工人赞扬《(京剧)智取威虎山》的文章。此后至1966年底，报刊上又出现了“革命样板戏”“革命艺术样板”“革命现代样板作品”等称呼。

“革命样板戏”这个称呼被叫响，始于1967年5月至6月。当时，江青扶植的舞台艺术作品会集北京，在六大剧场反复上演。同时，《人民日报》等“两报一刊”多有报道和评论，称其为“革命样板戏”，或者临时称其为“八个革命样板戏”，并列出如下名单：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

1968年7月1日，《(钢琴伴唱)红灯记》上演，立即被大力宣传和高度赞誉。它被称为“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革命文艺的新品种”，并与先前的“八个革命样板戏”相提并论。此后，《人民日报》在1968年9月26日和1970年2月10日的《工农兵英雄的壮丽颂歌——赞革命样板戏》和《革命样板戏鼓舞着我们奋勇前进》等重要文章中，列出了含有《(钢琴伴唱)红灯记》的九个作品的名字。1969年，在

北京参加国庆20周年游行的革命样板戏方阵里，新华社报道所称的“九个革命样板戏的舞台彩车”中，有《(钢琴伴唱)红灯记》的舞台彩车。

70年代，从1970年到1973年，又逐年推出了《(钢琴协奏曲)黄河(5月1日推出)》，《(京剧)龙江颂》《(京剧)红色娘子军》，《(舞剧)沂蒙颂》《(上海交响乐团的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舞剧)草原儿女》《(京剧)平原作战》《(京剧)杜鹃山》等作品，使样板戏的数目增加到了十七个。这十七个样板戏，除了最后一个音乐作品外，都在这几年被拍成电影或投入拍摄。这些影片和《(京剧)磐石湾》的影片，先后参加了文化部在1974年5月以及后两年5至6月举办的“革命样板戏影片汇映”，和其它地方另外举办的汇映。 1974年，一些报刊文章中公布了样板戏新的名单和数目。例如，5月23日，新华社在《人民日报》上报道了《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指引下，我国革命样板戏进一步普及和发展》，其中列出了上述十七个作品的名字。7月，江青直接控制的文艺评论写作班子“初澜”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京剧革命十年》一文，碍于《(钢琴协奏曲)黄河》实在不是“戏”，宣布“革命样板戏，现在已有十六七个了”。另外，两文中分别提到的“第一批八个革命样板戏”以及后来的“一批革命样板作品”中的“批”，是“些”的意思。“一批革命样板作品”是指从钢琴伴唱《红灯记》开始，逐个推出的“一些”样板戏。文革后的样板戏研究中，把它们称为“第二批”样板戏，或者把它们再分批的作法，都是不对的。

文革末期，又有一些样板戏陆续出台。例如，1975年5月21日新华社在《革命样板戏剧组深入基层为工农兵演出》“革命样板戏全剧和折子戏”的报道中，所提到的1974年下半年推出的京剧《磐石湾》《红云岗》《审椅子》《战海浪》，1975年上半年推出的《津江渡》等京剧剧目。从《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指引下，我国革命样板戏进一步普及和发展》一文中的“还有一批剧目正在修改和创作”这句话来看，这些样板戏全是戏剧作品。这些作品，虽然有的已经在电台播出并拍成电影公映，但是不久文革就结束了，所以它们影响都不大。

2.“八个样板戏”之误

难以置信的是，虽然样板戏红极一时，倍受推崇，人们却普遍不知道它实际上至少有二十多个。因为，“八个样板戏”和“八大样板戏”等词，甚至比“样板戏”一词更加流行。众口铄金，这两个当年的口头词语，终于演变为习焉不察，以假乱真的伪历史名词。 换言之，从文革时期开始，很多人，包括一些高层人士，都流传“八个样板戏”或“八大样板戏”的说法，并且对其具体所指或不甚清楚，或认识不一。例如有的人，包括一些样板戏剧组成员，认为只有最早的八个样板戏才是样板戏。再如更多的人认为，只有包括《龙江颂》或者还包括《杜鹃山》在内的，影响最大的八个样板戏才是样板戏。

“八个样板戏”之说容易流传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从1967年5月到1970年上半年，样板戏中的戏剧作品只有五个京剧和两个芭蕾舞剧。这个阶段，京剧剧名的前缀有“革命现代京剧(1966年始)”“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芭蕾舞剧剧名的前缀有“革命芭蕾舞剧(1966年始)”“革命现代芭蕾舞剧”“革命现代舞剧(1969年始)”。此外，本是泛称的“革命样板戏”也常被当作剧名前缀，尤其是京剧剧名的前缀出现在报刊文章中。1970年下半年，样板戏真正得到普及，称呼自然变得规范。从此开始，作为剧名前缀，只称“革命现代京剧”“革命现代舞剧”，例如《(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另外，“革命现代”也是文革时期非样板剧目的属性，所以有“革命现代越剧《半篮花生》”“革命现代京剧《铁流战士》”之类的称呼。)总之，当时并不强调各相关作品的“样板戏”名义，有的作品甚至从来没有冠称过“样板戏”。所以，实际上人们普遍不能清楚地知道样板戏都有哪些，更想不到《(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等音乐作品也是样板“戏”。

除了有心于文艺的人外，实际上人们并不熟悉所有的样板戏。例如，很多经历过文革的人，居然根本不知道唱了五年之久的《(京剧)红色娘子军》的存在。人们普遍比较熟悉，并且容易回忆起来的样板戏，最多是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龙江颂》《杜鹃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八个左右的最优秀的作品。其中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龙江颂》《杜鹃山》等剧本被各地其它有影响的剧种如评剧、越剧、豫剧、黄梅戏等改编演出，以满足不同地区人民以当地喜闻乐见的剧种对样板戏的欣赏。 毛泽东逝世后，由于新的执政者对“文革”的全盘否定，样板戏也因其多数主要演员与“四人帮”的或多或少政治牵连而遭殃。演员坐牢，样板戏禁演，比之“文革”对不同政见的错误批判，有过之而无不及。那种对文革时期“全国人民八台戏”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失衡的宣传，使许多人尤其是文革后出生的人不知道，文革时期还存在非“样板团”创作演出的大量非样板的剧目如京剧《铁流战士》《芦花淀》《瑶山春》，越剧《半篮花生》、评剧《向阳商店》，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等。不同剧种如评剧、越剧、豫剧、黄梅戏、湘剧、花鼓戏、川剧、粤剧等对样板戏亦进行了大量的移植演出。 样板戏无论从选材、演技、音乐、道具，布景等各方面都具有浓厚的时代特点。演员们精湛的唱功和演技在那个年代也曾是家喻户晓，成为当时脍炙人口的“流行音乐”。样板戏中的经典唱段或舞姿至今亦在民间流传。当年有关样板戏的大量剧本书籍、影片考贝、唱盘、宣传画、连环画、邮票等物品，由于后来的执政者对样板戏的否定和对“文革遗物”的大量清缴，至今成为不可多得的文物，被民间怀旧者所珍藏。 饱受岁月洗礼的样板戏流传至今已经有40多年了。在这40多年里，这一批“文革”时期的作品，由于种种的因素而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痕迹。可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在文艺舞台上，甚至是街头巷尾，听到它们的声音，看到它们的身影。

3.八个样板戏作品简介 京剧《红灯记》

《红灯记》的故事取材于电影《自有后来人》，它的原创作者是黄泳江。《自有后来人》是一部以东北抗日联军为背景、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电影。上世纪60年代，电影在全国上映，不久，该剧便由上海沪剧团改编为沪剧，接着由哈尔滨京剧院率先搬上京剧舞台，当时名叫《革命自有后来人》。此剧是中国京剧院的优秀保留剧目，六十年代至今，众多艺术家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高玉倩、钱浩梁、刘长瑜、李维康、冯志孝、孙岳、王晶华、杜富珍、张岚等都曾先后参加演出。近几年来，青年团排演此剧，得到老艺术家们的指导，演出取得成功。 京剧《智取威虎山》

1958年，上海京剧院据曲波小说《林海雪原》中“智取威虎山”的一段故事并参考同名话剧改编，最初由上海京剧院一团创演于1958年夏，经历了无数次的修改和打磨，终成为上海京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也是京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现代戏代表作。编剧陶雄、李桐森、黄正勤、曹寿春、申阳生(执笔);导演以陶雄为主，李仲林、李桐协助;乐队主要成员为王燮元、赵济羹等;舞台美术设计有幸熙、周凡等;主要演员有李仲林(饰杨子荣)、纪玉良(饰少剑波)、王正屏(饰李勇奇)、贺水华(饰坐山雕)等。1958年8月首演于南京中华剧场，其后又在苏州、上海等地公演，广受观众欢迎。这一稿《智取威虎山)的剧本曾于195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在上海京剧院以后的演出中，由沈金波饰少剑波，童祥苓饰杨子荣，唱做繁重。由童祥苓饰演的“孤胆英雄”杨子荣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永恒记忆。 京剧《海港》

1963年，江青插手上海的京剧现代戏创作，以需要一出写工人题材的戏为由，决定改编李晓民创作的淮剧《海港的早晨》为京剧。1964年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市文化局副局长李太成具体负责。郭炎生、何慢、杨村彬编剧，取名《海港早晨》，杨兼导演，舞美设计幸熙等。童芷苓饰金树英，小王桂卿饰刘大江，赵文奎饰老娘舅，童祥苓饰俞宝昌。剧中主要写了人民内部矛盾，并无暗藏敌人。1965年2月1日首演于人民大舞台。江青看后，认为此本突出中间人物，要求修改为突出英雄人物和海港工人的国际主义精神，并对“风雨追舟”一场运用追光造成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大为反感，决定重组创作班子，改由闻捷、郑拾风、李晓民、郭炎生、何慢五人参加改编，要求用新诗样式代替老唱词。1965年4月2日完成试演本，将童芷苓换成蔡瑶铣，导演章琴，音乐设计于会泳。江青看后又指责“无冲突论”。此后，反复修改，于1966年5月又完成一稿，定名《海港》。剧中人物名字全作了改动，马科导演，李丽芳饰方海珍。1966年10月1日演于沪东工人文化宫。1967年春，该剧赴京参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纪念演出，于6月22日在中南海请中央领导审看。毛泽东看后说：《“海港》可以成为样板戏，但要改成敌我矛盾。”创作组又先后调张士敏、王炼、黎中城、刘梦德进一步反复修改，强调了阶级斗争，塑造了阶级敌人钱守维的形象。导演张鸣义，伴奏采取中西混合乐队。1971年12月该剧在京定稿。《红旗》杂志1972年第二期发表了此剧1972年1月演出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即播送了全剧录音。1971～1973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先后拍了两次彩色戏曲片。导演傅超武、谢晋、谢铁骊。李丽芳饰方海珍，赵文奎饰高志杨(李长春配唱)，朱文虎饰马洪亮，郭仲钦饰赵震山，周卓然饰韩小强，艾世菊饰钱守维。人民出版社1975年10月出版剧本主旋律曲谱、总谱。

京剧《奇袭白虎团》

该剧由李师斌、方荣翔、李贵华根据中国人民志愿军侦察兵副排长杨育才在金城战役中的英雄事迹编写，参照的是《志愿军英雄传》中《奇袭》一文，后经孙秋潮执笔加工。此剧的初创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方荣翔等人作为志愿军京剧团成员，和战士们一起出生入死。在一份《战地简报》上，方荣翔看到一篇介绍战斗英雄杨育才带领尖刀班，深入敌后智歼李伪军白虎团的故事，深受感动，决定将这一事迹搬上京剧舞台。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早在1955年就进行了首演，1958年志愿军回国后，该团与山东省京剧团合并，遂修改上演此剧。1964年，为参加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进行复排，尚之四导演，孙樟、曲志刚等舞台美术设计。宋玉庆扮演严伟才，邢玉民扮演韩大年，方荣翔扮演志愿军团长，殷宝忠扮演志愿军政委，俞砚霞扮演崔大嫂，栗敏扮演崔大娘。不久，他与剧团的李师斌、李贵华、殷宝忠经过磋磨，搞出一台70分钟的京剧《奇袭白虎团》(最初名叫《志愿军侦察兵》)，在战场上为志愿军战士演出。1959年，志愿军京剧团回国后，原班人马转业组建了山东省京剧团。1963年10月，为了参加全国现代戏观摩大会，该戏进行了重新加工。

1964年6月，《奇袭白虎团》赴京正式演出。首场演出时，周总理、朱德、贺龙、陈毅等都前来观看，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与全体演员合影留念。8月，经江青推荐，毛泽东在北戴河观看了《奇袭白虎团》，并接见剧组人员，以“声情并茂”来评价这台戏。

1970年江青指示将京剧《奇袭白虎团》搬上银幕，并将这个任务交给长春电影制片厂。苏里与王炎联合导演，1972年9月28日拍摄完成。 京剧《沙家浜》

《沙家浜》的前身是沪剧《芦荡火种》。《芦荡火种》是由上海市人民沪团于1958年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一个抗日传奇。沪剧《芦荡火种》上演后，在戏剧界和观众中引起了广泛兴趣和强烈反响，仅上海一地，就有不同剧种的9个剧团对《芦荡火种》进行移植，而在全国演出《芦》剧的竟有31个剧团之多。1963年，北京京剧团接受了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的任务，创作组由汪曾祺、杨毓珉、肖甲、薛恩厚4人组成，汪曾祺作为主要执笔者，在改编过程中把功夫放在了剧本的文学性上。改编后的《芦荡火种》的京剧最初取名为《地下联络员》，由赵燕侠饰阿庆嫂，谭元寿饰郭建光。后经国家领导人审看，批准对外公演。剧名最后由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他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戏是好的，剧名可叫《沙家浜》，故事都发生在这里。”于是剧名定为《沙家浜》。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本剧是六十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创作演出的;是我国芭蕾舞按照周总理指示“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进行改革的首次尝试。1964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首演时，周总理出席并邀请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观看。1964年10月8日毛主席观看，称赞《红》剧的改革：“革命是成功的，方向是对头的，艺术上也是好的。”此后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观看，并屡屡招待来访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等。1964年由编导蒋祖慧等赴阿尔巴尼亚为地拉那歌舞剧院排演本剧。周总理在当地观看了演出。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也排演了本剧，由松下洋子饰琼花。1986年中央芭蕾舞剧团去英国、苏联和1979年中国艺术团访美时都演出了《红》剧第一场。1994年被评为“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作品”。在国内演出《红》剧的艺术单位遍及全国。《红》剧在中央芭蕾舞剧团曾复排多次。先后饰演琼花的有白淑湘、钟润良、赵汝衡、薛菁华、郁蕾娣、张丹丹、冯英、王珊等;饰演洪常青的有刘庆棠、王国华、孙正延、王才军、孙杰等。 芭蕾舞剧《白毛女》 1964年上海舞蹈学校根据同名歌剧改编。艺术指导黄佐临，编导胡蓉蓉等。主要演员有顾峡美、蔡国英和凌桂明。后逐渐发展成大型舞剧。1965年首演。舞剧塑造了喜儿、大春、杨白劳等舞蹈形象，在芭蕾基本技巧的基础上，融汇了丰富的中国民间舞蹈。是芭蕾舞和民族舞结合的典范。1965年7月19日，陪同外宾在上海的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长陈毅，观看了芭蕾舞剧《白毛女》。周恩来给予很高的评价：“这部舞剧基础很好。原来是歌剧，现在在舞剧中加伴唱很好，群众容易懂。”此后，周恩来先后16次观看过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演出，可见对其的偏爱。他还提出许多自己的意见。当年剧组作了大胆创新，彻底打破芭蕾舞剧不入“唱”的惯例，在剧中配合穿插了21首歌曲。像“漫天风雪”、“太阳出来了”等歌曲，后来都家喻户晓，街巷传唱。喜儿头发由进山后，原来是一下子从黑变为白发，周恩来提出是不是可以学四川变脸艺术，让喜儿由黑发变成灰发，最后变成白发?最后头发变色这段，是由四个女演员来串演的，这一富有戏剧性的设置后来也成为观众屡屡称奇的经典桥段。1967年晋京在人大小礼堂汇报演出，毛泽东主席等观看，并非常高兴地与演员合影留念。 交响音乐《沙家浜》

1965年前后，北京京剧院的一出名叫《芦荡火种》的戏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指示中央乐团的人去北京京剧团观摩。中央乐团的团长李凌等人看过之后觉得不错，在体会江青的意思之后决定叫指挥李德伦去“抓一抓”，看看能不能把后来改名为《沙家浜》的这出京剧改编成交响乐，只说是“做试验”。李德伦于是找来业余创作组的几个人，开始了创作。

交响音乐《沙家浜》以中央乐团业余创作组成员为主，主要执笔者有四位：杨牧云、邓宗安、谈炯明和罗忠。罗忠写出了《坚持》一场，描写的是郭建光在芦苇荡中坚持斗争的一段，有独唱、合唱，有主旋律，结果乐队一演奏，效果很好。京剧原有的气势、气氛拿大乐队一“烘”，很有感染力。于是共同构思，分头执笔，三个月后草成初稿。

谈炯明说：“虽然在创作之初就知道是江青下达的任务，但在具体创作中江青并没有指手画脚。《坚持》一场成功了，上报林默涵，就开始铺开干了。”完成后，中央乐团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礼堂进行汇报演出，经江青等审查通过，正式定名为“交响音乐《沙家浜》”。随即在北京音乐厅向公众首演，大获成功。

交响乐《沙家浜》保留了京剧《沙家浜》中几乎所有正面人物的唱腔，而在《序曲》《坚持》《奔袭》《胜利》等乐章中，曲作者还创作了大量交响合唱段落，使整个作品不但具有京剧的韵味，还颇具恢宏的艺术感染力。经过创作和演出人员不懈的努力，一部由西洋管弦乐队、京剧锣鼓四大件和从美声唱法改行而来的京剧演员所演绎的交响音乐《沙家浜》终于问世了。从艺术上来讲，它既有交响音乐的庞大气势，又保持着京剧的基本风格。这着实让当时的观众耳目一新。值得一提的是，最初被正式定为样板戏的正是交响乐《沙家浜》，而非京剧《沙家浜》，虽然后者的影响要大得多。交响乐《沙家浜》是我们民族音乐的瑰宝，其民族气质与西方古典音乐的科学技法相融合的大胆的革命性创新，与钢琴协奏曲《黄河》、舞剧《红色娘子军》、京剧《智取威虎山》等一批同时代经典作品构成迄今为止中国严肃音乐和戏剧创作的繁荣奇观，在中国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侯伯鑫参考网络资料撰写，2016年8月17日完稿于长沙)京剧《红灯记》京剧《红灯记》京剧《红灯记》京剧《红灯记》京剧《红灯记》京剧《红灯记》电影版京剧《智取威虎山》京剧《智取威虎山》京剧《智取威虎山》京剧《智取威虎山》京剧《智取威虎山》1966年演出海报音像制品《智取威虎山》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1967年演出海报京剧《智取威虎山》连环画京剧《海港》京剧《海港》京剧《海港》京剧《海港》VCD京剧《海港》电影版京剧《海港》连环画京剧《奇袭白虎团》京剧《奇袭白虎团》京剧《奇袭白虎团》京剧《奇袭白虎团》京剧《奇袭白虎团》电影版毛圭席像章样板戏系列--《奇袭白虎团》京剧《奇袭白虎团》画册京剧《奇袭白虎团》画册京剧《奇袭白虎团》画册《奇袭白虎团》扑克牌京剧《沙家浜》 京剧《沙家浜》京剧《沙家浜》电影版京剧《沙家浜》连环画交响音乐《沙家浜》京剧《沙家浜》音像制品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白毛女》芭蕾舞剧《白毛女》芭蕾舞剧《白毛女》电影版芭蕾舞剧《白毛女》连环画京剧《杜鹃山》京剧《杜鹃山》京剧《杜鹃山》音像制品京剧《龙江颂》京剧《龙江颂》京剧《龙江颂》京剧《龙江颂》连环画样板戏连环画样板戏连环画样板戏宣传画样板戏宣传画样板戏宣传画样板戏宣传画样板戏影片汇演海报样板戏影片汇演海报样板戏影片汇演海报样板戏影片汇演海报样板戏邮票样板戏邮票

第四篇：王克明编撰“文革”忏悔回忆录

王克明编撰“文革”忏悔回忆录 32个花甲老人写下罪行摘要：在王克明看来，从私下道歉，到个人反思，再到集体忏悔，是知青一代宿命的结束。5年来，共有十余位作者拒绝。

文革时期破“四旧”场景 (资料图片)在王克明看来，从私下道歉，到个人反思，再到集体忏悔，是知青一代宿命的结束。5年来，共有十余位作者拒绝了约稿，害怕“犯错误”或“惹麻烦”。作家老鬼想为母亲写一部卢梭式的忏悔录，却被家人斥之为“鞭尸”。

“90后”们的反应让陆晓娅略感宽慰：如果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那他就真的死了。

多年来，北京文化研究者王克明总会想：到哪里去寻找失去的“礼”?这位常在陕北榆林山中研究丧葬风俗的老人，得到的答案是传统的：“礼失而求诸野。”

如今，王克明也试图将这个信条贯彻于历史书写：历时5年，老人遍访民间，搜寻了一份“文革”忏悔者的名单。名单上的32个名字，都曾是“文革”暴力的一部分。

时移事往，这些人大多跨进了花甲之年，最为年长者已有74岁，这些昔日的作恶者选择写下罪行，准备结集出版，以寻求宽恕。 “文革”结束37年来，由伤痕文学的控诉，到反思文学的沉思，再至零星个体发出忏悔之声，对内心之恶的审视尤显艰难。如今，一群人选择共同向历史低头致歉，几乎是民间觉醒者所能走到的极限。

“‘我们’仍是少数，”王克明说，“真正的道歉与和解尚未到来。” “假若一切都是时代使然， 那何来个人的罪与恶?” 61岁的王克明将编撰这本书的理由归结于“赎罪”。 1971年，王克明到陕西余家沟下乡，这个19岁的知青由此迸发了“革命的激情”。在随后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王克明殴打了大队书记谷志有。挨打时，那个头戴白羊肚手巾的庄稼汉一声不吭，涌着鲜血缩头靠倒在磨盘上。

此后8年，谷志有不再提被打之事，却常帮王克明磨镰擦锄。王重病时，谷用三角针为其放血治疗。“你一个北京娃娃，落难受苦，不容易。”

王克明却羞愧不已：此后王克明十几次回到余家沟，不敢再见谷志有。如此煎熬了三十载，直至2004年，王克明终于鼓足所有勇气走进谷志有的窑洞，说出了迟到的“对不起”。74岁的老人却笑了：“嗨，运动嘛!你们那会儿娃娃家，懂个啥!”

喧嚣年代仍存于民间的善良触动了王克明，却让他陷入了对自己的反复诘问：“假若一切都说成是时代使然，那何来个人的罪与恶?” 王克明决定清算自己。2008年，谷志有去世，他在博客上发了讣告，并在某杂志上刊登文章《我打谷志有》。12月底，他与好友岳建

一、宋晓明商量，决定找更多的同时代者，征集文章，编撰一本名为《我们忏悔》的合集。

在王克明看来，从私下道歉，到个人发表文章反思，再到一群人集体忏悔，是知青一代对于自己“一刀一刀更深的解剖”——“才是知青宿命的结束。”

王克明陆续发出约稿信。得到的回馈让其惊讶——他从未想到隐于民间，有如此多的人与往事纠缠，为曾加诸他人的伤害而陷入苦痛。

66岁的杨里克，1969年，四川西昌城的武斗中，杨里克和同伴们拿着冲锋枪，在河边齐腰深的荒草里，枪杀了一名对立面的武斗成员。

“文革”结束后，往事总堵在杨里克胸口。2008年，他决定在网上写下文章反思成为“非人”的过往。他甚至开始寻找经历相同者：“谁杀过人?网上聊聊……”

施于身体的暴力之外，也有人反思带给他人的心理伤害：作家老鬼叙述了如何出卖同学宋尔仁，上交了他写满“反动话语”的日记本;丁珊回忆在最好的朋友蒙冤被批斗时，她因懦弱而选择了沉默;教师章孟杰则因憎恨父亲身份耽误了前途，将他视为仇人，任其在破草屋中孤独死去……

“记忆折磨着他们。”王克明说，“这是一代人共有的伤痕。” “那样一个年代， 谁是受害者?谁是迫害者?”

最初，王克明找到卢晓蓉时，67岁的老人愤怒了：“我是受害者，为什么是我们忏悔?”

王克明的朋友、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岳建一的话打动了她：“那样一个年代，你真能分得清，谁是受害者?谁是迫害者?” 出生于1949年的画家李斌，“文革”中是上海《红卫战报》的美术编辑。他创作的版画《造反有理》，曾在1967年4月号《人民画报》封底满幅登载。

李斌将自己视为“时代的推波助澜者”，他并不认为自己无罪。“我画过太多版画，我充当过暴力宣传机器的一部分。” 现在的李斌试图用绘画反思过往：名为《梦境》的画作里，李斌以黑色笔调画下了一千余位“文革”受难者，让其出现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他也计划将一些“文革”忏悔者的故事画成连环画，比如曾在“文革”中告发母亲、导致母亲被枪毙的张红兵。

王克明随后发觉，更多的人将忏悔延伸至更广阔的层面，从而发掘出更为复杂的思考。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杨健始终记得，1966年，还是小学生的他，作为抄家者，冲进了一对夫妻的屋子。他们从家里抄出了几十张唱片，有圆舞曲，有外国民歌。这时，一直沉默的女主人，突然悲痛地叫了起来。

女主人刺耳的尖叫，给了这个孩子强烈震动。杨健后来才意识到，他无意中夺走了一家人动荡岁月里的唯一快乐。作家老鬼也决定给母亲写一部《忏悔录》。他的母亲叫杨沫，红色经典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

那是2004年，老鬼无意中听到了母亲在1980年代的一段采访录音。采访中，母亲称想写一部卢梭式的回忆录。她说，我佩服卢梭讲真话的勇气，我想要写真实的一生，而不装扮成完美无缺的人。

老鬼想要完成母亲的遗愿，开始收集她的日记、手稿，并重新打量那个多面的母亲：“文革”中劝儿子要低头认罪、对领导奉若神明的母亲，以及“文革”后重回纯真、坦承自己怯懦的母亲。“在某一个阶段，她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她被异化了。” 沉默与遗忘

编撰者们逐渐发现：他们始终与遗忘及沉默斗争着。 2008年，作家胡健回校参加同学聚会。饭桌上，朋友李岚(化名)谈及“文革”时说，我在“文革”中没有做过坏事，没有斗过老师，也没有打过人。这时，有个细细的女生的声音响起：你抄过我的家……

记忆之门突然打开。李岚想起了那次经历：她确实曾跟随一群人，闯进对方家里。一片狼藉中，李岚还从床头柜里找到了一本“大毒草”——《外国民歌200首》。

鬼使神差地，李岚将这本书偷藏了起来。后来，插队、参军，艰苦的劳动中，严格的思想改造中，这本《外国民歌200首》都给了她隐秘而巨大的慰藉。可是，眼花缭乱的年代过去后，她却如何也想不起这本民歌选从何而来。

那次聚会，胡健目睹了李岚勇敢走向自己的女同学，郑重地道了歉。然而，当胡健受此启发，回溯往昔，竟也发现了多年来的记忆空白：“文革”中，她也曾参与抄家，在一间间房屋里搜查金条、电台，甚至将沙发拆毁，找寻其中的日记、手稿。

多年来，胡健却将这件事“遗忘了”，一直认为没干过这些“低层次的事”。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在大量访谈中发现，“文革”亲历者普遍存在着“选择性记忆”的状况，“如果一个时期的记忆过于痛苦和羞耻，往往会出现心理性的失忆”。 更为广泛的遗忘与沉默则早已开始。

5年来，共有十余位作者拒绝了王克明的约稿请求。长期的斗争经历让他们害怕“犯错误”或“惹麻烦”。

作家老鬼面临的阻力更加巨大。《母亲杨沫》写完后，他将书稿交予哥哥马青柯查看。哥哥表现出了面对历史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将批评性的语言都删改了，换上了不少溢美之词。哥哥妻子的态度则更加严厉，“这是在鞭尸”。

老鬼说，“我们拥不同的人生，他在怀念赞美过往，我则更愿意去反思。” 分歧带来的问题似乎不仅如此。这群忏悔者发觉，上一辈的遗忘沉默，导致了下一辈对于历史的漠视。

1990年代，杨健曾在大学里开过“知青文学”这门课。没过几年，选课的人越来越少，最终只能停课。这位61岁的大学教授，已不在课堂上提起“文革”，“年轻人们更关注杨幂，而非历史”。

近30年来，王友琴收集了将近700个“文革”死难者的材料，建立“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她经常会收到一些90后孩子的邮件：“我的父母从不告诉我，“文革”时家里发生了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那他就真的死了”

2010年5月，应王克明之邀，北京牧马人王冀豫写下了《背负杀人的自责》，回忆了1967年，16岁的他参与北京粮食学校与北京师院附中的武斗，用棍子打死了另一名学生。随后，王冀豫接受了凤凰卫视的采访，公开忏悔罪行。 未曾想，节目播出后，死者家属找到了他。

王冀豫最先见到的是死者的侄子。对象向他表达了三个意见：第一，希望文章里不要出现死者的名字，以免激起死者亲人的再度伤痛;第二，我们仍然无法原谅你，毕竟创伤如此之深。

最后，这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告诉王冀豫：“我个人向你表示敬意。你做的是一件对的事。” 王克明则将这次交谈视为一次良好的开始，“忏悔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13年4月，《我们忏悔》一书编撰完成，共收集了32位作者的34篇文章，至今仍在等待出版的机会——王克明找了两三家出版社，都被拒绝了，对方告诉他：“现在还不到时候。”

岳建一始终记得，一个知青聚会上，他曾提出：“我们这一代需要集体忏悔。”立刻引来了反对者的喊声、嘘声，甚至有人抢他的话筒，将他轰下台。

在另一次校庆征文中，陆晓娅决定写出自己批斗老人的故事。“我不做交代，不向老师道歉，我就无法心安。”

自己的文章却意外搅起了同学的不安，没有人再愿意想起往事，就连那些“文革”中被批斗的老师也是如此。老师们偷偷找到她：“你怎么还提那些事情?过去的事就过去了。”陆晓娅并不认同老师的说法。她一直致力于传递历史。在一所大学，陆晓娅开设了名为“影像中的生死学”的选修课，其中“社会性死亡”这一单元中，会重点讲述“文革”、三年饥荒等内容。 陆晓娅也会邀请学生用短剧、微电影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思考。最让她欣慰的，是一个小组的学生演出了短剧《老舍之死》。提问时，陆晓娅问：如果老舍先生在天有灵，看到半个世纪后，一群年轻人演绎他的死亡，会怎么看? 识别加关注、查看历史消息(往期微信)欢迎访问红色边疆荒友家园网站网址 jianzi103.com 点击下面阅读原文进入

第五篇：“性博士”张竞生何以躲过文革之祸

1912年，24岁的张竞生被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勋局选派为官费生，被选派到法国留学。赴法前，他由原名改名张竞生，取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此一改名也预示了他此后人生的诸多坎坷。

张竞生1888年出生在广东省饶平县大榕铺村。原名张江流，学名张公室。

他在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就读时，因为带头剪辫子和闹**被开除，后来在革命党人推荐下，前往新加坡见孙中山先生。此后他入读京师大学堂，并接触当时的汪精卫等革命党人。汪谋刺摄政王被捕后，张竞生曾参与营救活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汪精卫出狱后亲自写信给孙中山，推荐张竞生担任南方议和团的秘书，一同位列秘书的还有宋子文、杨杏佛、谭熙鸿等人。

一代“文妖”

张竞生1919年获得法国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国，被聘为潮州金山中学校长。他向当时的广东省长陈炯明上书建议实行避孕，结果被子女成群的陈炯明斥为“神经病”。时过80多年，张竞生的次子张超谈起这件事仍唏嘘不已。“现在想起来，陈炯明说他是‘神经病’这个说法很有代表性，陈这个人不是一个纯粹的武夫，他还是有文化的，他的诗词还是很好的，但他是封建文化的一个代表。这件事很形象地体现了东西文化的冲突，我父亲要宣扬西方的一些理念，人又生活在东方，这是一个现实困境。”

张竞生在1921年10月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直到1926年张作霖占领北京，他才离开北大。在此期间，张竞生出版了《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两书，宣扬由科学与哲学组成的“美的人生观”和他的美学思想。

张竞生的“榜样”是法国的浪漫派，他在书中提出，要成立“游历队”，认为全国成年男女每年都去游历是种权利和义务。张超说：“父亲不是标新立异，他是从哲学的角度，觉得应该提出这些问题，即便他的理念不能实现他也要提倡，他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很多东西都是为了他的美学理念，追求‘艺术的人生’。”

让他一生都饱受争议的事也发生在此时期。1926年初，张竞生在《晨报副刊》刊登《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启事，征集个人“性史”。后从征稿中选出7篇，附上序跋和各篇批语，编成《性史(第一集)》，于1926年4月出版。张竞生在序文中即表明出此书的目的：“我们不但看性为一种学问，我们尤当看它作一种艺术„„我们所提倡的乃是科学艺术的交媾法。”

这本书引起了轩然大波，出版不到半年，即首先在南开大学遭到查禁。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称该书“诲淫之书，以此为最，青年阅之，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兽”。天津市警察局和全国许多学校贴出查禁《性史》的布告。重压之下，张竞生追回已付印的《性史(第二集)》，但形势恶化已难扭转，各种假冒张竞生之名的盗版《性史》四处泛滥。张超说，

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他在香港还买到过一本《性史(第18集)》，“这么多的盗版，最后就把书的本来面貌搞得面目全非。”

张竞生因《性史》得了个“性博士”的花名。他与公开主张在教室做人体写生的刘海粟和唱“毛毛雨”的黎锦晖，被传统势力目为“三大文妖”。认可他的人，极为稀少。鲁迅先生虽然很佩服张竞生的“伟论”，却也认为：“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看后说，“觉得并没有什么，„„不觉得这些书的害甚于洪水猛兽。”然而持此种看法的人，在彼时中国寥寥无几。

1926年张作霖占领北京后，张竞生离开北大南下上海，先任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教务长，后来与潮商合作创办《新文化》月刊和“美的书店”，发行“美的从书”、“性育丛谈”等，因受当局查抄迫害，仅半年就被迫停刊关门。张竞生在回忆录中记录了此间发生的事：“曾有七八次，都由检察长起诉美的书店所出的性学是‘淫书’”。后来书店关门，张竞生到杭州避暑，又被当时的浙江省政府扣留，罪名是“到杭州来宣传性学，蛊惑青年”，幸得友人相助后保释出狱。

寂然余生

1929年张竞生再赴法国。他译出卢梭的《忏悔录》，成为中国第一位翻译卢梭《忏悔录》的人。

再往后，张竞生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了饶平家乡。从法国回来后，张竞生在饶平主持修公路、办苗圃、建学校，投入乡村建设并在广州任省参议以及经济委员等闲职。这期间他深入农村做经济调查，写出《农村复兴实验谈》、《人口与经济问题评议》等调查报告。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张竞生出任饶平县生产会主任委员。随后土改开始了。张超说：“当时广东有个保护政策，就是把曾经支持过地下党的人士调到广州安置起来，1951年初，父亲奉调到广州南方大学学习，如果他还待在饶平的话，肯定会被枪毙的——1952年，因为成分是地主，我叔叔就在土改中被枪毙了。母亲当时常给我们讲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土改中的很多事让她非常沉痛，她在1952年春天自杀了。”

调到广州的张竞生也并非完全离开了危险。张超说：“1952年时，饶平县有一份材料举报到广东省方面，说我父亲在饶平修公路时打死过人。这份材料经过时任粤东行署主任的林美南，这个人曾经在我父亲修公路时被聘为技师。林美南看到举报材料就压下了，说他很清楚，没有这回事。不然我父亲肯定要被枪毙了，听说公安局的布告都准备好了。”

1953年起，张竞生开始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这期间撰有《十年情场》、《浮生漫谈》、《爱的旋涡》等自传性随笔文集，并在香港、新加坡出版。“写这些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当时农会要我家交出2000石谷子，父亲需要多赚些稿费”，张超说。

张超回忆说，张竞生对政治的东西不感兴趣，省文史馆可以请假，他就避在家里，不参加讨论，也没有参加鸣放。到1984年落实政策时，张超才得知当时父亲是“内定中右”。

1960年，张竞生从广州申请回饶平居住，志在兴办华侨农场而未果。在饶平，他先是被安排住在县城的华侨旅社，后来旅社改造，就自己租房子住。

文革开始了，“父亲作为‘牛鬼蛇神’蹲了三个月的牛棚，还被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文人’，被批斗、游街”，张超说。“父亲在游街时，有两个解放军战士跟着。当时在饶平县浮山镇的批斗已经打死了7个人，父亲以前在乡间做过修公路、办农校等很多实事，批斗他时有许多张氏宗亲参加，台上一开始批斗，台下的张氏宗亲就集体叫：‘不是这样的’，为了防止出现‘群众斗群众’的局面。两个解放军战士在旁边，防止我父亲被打死。”曾让张竞生“名声大噪”的《性史》，在文革中竟意外地被人“忽略”了。“人家找他的毛病，大都是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说修公路时‘打死过人’”，张超说，对于张竞生的著作，乡间其实了解的并不多。至于张竞生被打成“反动文人”，张超说，当时的情况是，知识分子被批斗时大多都是“反动文人”。“要说他‘反动’，他倒是的确很‘反动’的，比如他尊崇的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人家就是没挑到他这个毛病”，张超说。

1969年，林彪发布“一号命令”，进行战备疏散，张竞生被遣送到厂埔村。这是饶平樟溪镇的一个偏僻山村，“当时有几个姓张的村要他去，但是人家不让他去，担心他会得到照顾。在村里他一个人住公社安排的一间小屋内。那里有一个也是姓张的女子，是嫁到厂埔的，和我父亲同辈分，天天给他送饭。1970年6月18日，她送饭时敲门没人开，还以为人在里面睡着了，推开门发现，父亲已经突患脑溢血去世了”，张超说。

张竞生在下放到偏僻山村后，“当时我和弟弟不能自由活动去看望他。他去世后，当地人告诉我，每天早上他就朝着太阳的方向散步，‘迎太阳’，然后到山溪洗澡，在沙滩上晒太阳;傍晚他就向西散步，因为傍晚的太阳在西方，‘送太阳’”，张超说。

张竞生去世时身边没有家人，就葬在厂埔村外的一个小山头上。1980年，张超和家人和把父亲移葬到故乡大榕铺村，1984年落实政策后，才立墓碑。

一生被曲解的人

从饶平县位于海滨的县城黄冈镇北行约半小时，就到了张竞生的故乡大榕铺村。村口立有一碑，上刻“张竞生博士故乡”几个字。碑旁，是1933年张竞生主持修建的从三饶镇(时饶平县城)直通大海的钱饶公路。七十多年的时间过去，这条公路已十分破旧，但仍不时有车辆路过。当地村民说，现在从饶平浮滨镇一带去海边的钱东镇，走这条路仍是捷径。入村前，大榕铺村党支部书记张小寒先带记者参观了张竞生墓。墓地位于进村公路的旁边，沿着长满杂草的石阶走上十多米，就到了墓地边上，墓碑前放着一束已经枯萎的野花。张小寒说，几天前广州一位教授曾带其研究生来此，此花即为他们所献。

村外一片面积约10亩的地方曾是20世纪三十年代张竞生归乡后居住的旧寨园。2005年，广东省有关方面拨款在这里重修了张竞生故居，但无专人管理，居室内空无一物，室外长满了荒草。故居旁有一间陈列室，放置着关于张竞生的一些文字材料和其生前衣物，平时

亦无专人看管。有人来参观，张小寒就把陈列室门锁打开。张小寒说，平时来此参观的人“并不算少”，平均每两天就有人来参观，主要是一些潮州同乡和知识分子。

大榕铺村孩子们读书的地方——维新小学由张竞生在1936年主持创建，校门处刻着张竞生写下的校训：“凡事认真做，苦心做快做”。张小寒指着校园旁的几棵橄榄树说，那就是张竞生当年种下的。在距离大榕铺村不远的饶平五中，即张竞生创建的农校旧址，校园内有一棵青翠的相思柳，是当年张竞生亲手栽种。

在大榕铺村一带，“张博士”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几乎每一个村民都能讲出和张竞生有关的故事。在饶平五中旁拉客的摩的司机张平有说：“张博士啊，他有7个国家送的一把手枪，受7个国家保护，他还有7个国家送的一根拐杖”。在大榕铺村旁的浮山镇开店的一名妇女说起这根拐杖：“张博士修路时，一个妇女背着孩子过来，问：‘哪个是张博士?修路不能占我们家的地’，张博士就让她把孩子放下，然后举拐杖就打„„”

张小寒说，这些说法在当地很有代表性，村民记住的，都是张竞生在家乡做的实事，比如修公路、办学校、修苗圃，对于张竞生的学术方面并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个“大人物”。在村里张竞生的出生地——一座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张小寒说，按照村里流传的说法，张竞生出生时，这房子是通屋发亮;在张竞生出生前，有人在此屋后山上看到一个小孩在念书，张竞生出生后，念书的小孩就不见了。

1998年广州出版社出版了《张竞生文集》，这是建国后首次出版张竞生作品。张竞生的饶平同乡、现在广东省社科院任职的江中孝在该文集序言中说，张竞生是“盖棺已久而论未定”，当时《张竞生文集》的另一篇序文将张竞生称为“中国出版史上的失踪者”。时至今日，江中孝认为，现在说张竞生是“失踪者”已不太合适，现在对于张竞生的“炒作”已经多了起来，但是对其理解尚存在偏差和功用性的“拔高”。“不能太从实用性的角度解读张竞生，重要的是张竞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不一定非要实行，但是可以启发我们对美的追求”，江中孝说。他宣扬“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期望极美好的人生和社会;他出《性史》，启发国人“美的性欲”;他倡议城市的乡村化，乡村的城市化，但是从核心角度来说，张竞生应该是一位社会思想家，他首先是一名有着鲜明个性和蓬勃生命力的人。真性情的他，一生都执着地要将他的以美育为核心的乌托邦实践于人性蒙昧千年的中国社会。

但是，张竞生“热烈的愿望注定只能落下萧索悲凉的结局”。目前准备出版《张竞生评传》的广东作家张培忠说，张竞生绝不仅仅是出了《性史》的张竞生，他有着系统性的美学观和社会思想，首先应该将他看作一位哲学家，其次，他还是美学家、性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

在接受记者采访中，张超先生作为张竞生的后人，也一再表示应该将张竞生看作一名哲学家。在张超看来，不能以过于实际的眼光来看待张竞生和他提出的东西。

江中孝说，今天我们再来看张竞生，比“我们需要张竞生”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是否已经具有容纳张竞生的基础。他是做学问的，“不妨他极端些”，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

要容得下一些看来“怪异”的想法和做法。(原标题：“性博士”张竞生何以躲过文革之祸，作者：何书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