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王朝历史

英国王朝历史（通用9篇）

篇1：英国王朝历史

英国王朝及英国部分历史大事记

Early Settlers（史前时期）

Iberians, 3000 BC Stonehenge before 2000 BC]

Beaker Folk, 2000 BC

Celts, 700 BC

Roman Britain(55BC-AD 410)（罗马人统治时期）

J.Caesar invaded for the fist time in 55 BC.The successful invasion by Claudius, AD 43.Queen Boadicea rebelled in AD 61.The Roman built the Hadrianl’s Wall and the Antonine Wall, and they also brought Christianity to Britain.The Anglo-Saxons（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Heptarchy, 449-828

Augustine became the first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in 597.Egbert Egbert became the fist king of England in 829.Viking and Dane attacked England from the 8th century.Canute, the Danish leader, became king of England in 1016.House of Normandy（诺曼底时期）

William, 1066-1087

Norman Conquest, 1066

Domesday Book was completed in 1086.William II, 1087-1100

Henry I, 1100-1135

Stephen, 1135-1154

Henry II married Eleanor of Aquitaine in 1152, thus acquiring all western France from Normandy to the Spanish border.House of Plantagenet（金雀花王朝，又称 House of Anjou,安茹王朝）

Henry II, 1154-1189

Thomas Becket was murdered in 1170.Richard I, 1189-1199

John, 1199-1216

John was forced to accept Magna Carta in 1215.Henry III, 1216-1272

Simon de Montfort summoned the Great Council to meet at Westminster in 1265, which is seen as the earliest parliament.Edward I, 1272-1307

Wales came under the English Crown in 1284.Edward II, 1307-1327

Edward III, 1327-1377/ 3

Black Death swept through England in 1348.Hundred Years’ War, 1337-1453

Richard II, 1377-1399

The Peasant Uprisiing of 1381

House of Lancaster（兰开斯特王朝）

Henry IV, 1399-1413

Henry V, 1413-1422

Henry VI, 1422-1461

England was defeated in the Hundred Years’ War in 1453.(Wars of Roses, 1455-1485)

House of York（约克王朝）

Edward IV, 1461-1483

Edward V, 1413-1483

Richard III, 1483-1485

Richard III was defeated by Henry Tudor in the last battle of the Wars of Roses in 1485.House of Tudor（都铎王朝）

Henry VII, 1485-1509

The end of Wars of Roses in 1485 & the beginning of English Renaissance

Henry VIII, 1509-1547

Henry VIII established Church of England in 1534 and became its Supreme Head in 1535.Mary I, 1553-1558

Calais, the last British possession on the Continent was lost to France in 1558.Elizabeth I, 1558-1603

The destruction the Spanish Fleet “Armada”

House of Stuart（斯图亚特王朝）

James I, 1603-1625

Gunpowder Plot, 1605

The Authorized Version of the Bible in 1611

Pilgrim Fathers founded New Plymouth in America in 1620.Charles I, 1625-1649

English Civil War, 1642-1649

The Commonwealth（共和制王朝）

Council of State, 1649-1653

Oliver Cromwell, 1653-1658

Cromwell became Lord Protector of the Commonwealth of England in 1653

Richard Cromwell, 1658-1660

House of Stuart(continued)（斯图亚特王朝续）

Charles II, 1660-1685

Restoration in 1660

James II, 1685-1688

Glorious Revolution, 1688

William III and Mary II, 1689-1702

They jointly accepted the Bill of Rights in 1689.Thus the age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began.Anne, 1702-1714

The name Great Britain came into being when in 1707 the Act of Union united England and Scotland.House of Hanover（汉诺威王朝）

George I, 1714-1727

George II, 1727-1760

John Kay’s flying shuttle in 1733

George III, 1760-1820

Industrial Revolution, 1836-1848

James Watt improved the steam engine in 1765.George IV, 1820-1830

William IV, 1830-1837

Chartist Movement, 1836-1848

Victoria, 1837-1901

William Booth founded the Salvation Army in 1865.Queen Victoria became Empress of India in 1877.House of Saxe-Coburg-Gotha（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

Edward VII, 1901-1910

Labour Party became a major party after the election in 1906.House of Windsor（温莎王朝）

George V, 1910-1936

The Parliament Act was passed in 1911, establishing the Commons as the supreme legislative body.The First World War, 1914-1918

Edwards VIII, 1936-1936

George VI, 1936-1952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9-1945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was established in the U.K.in 1948.Elizabeth II, 1952-

A full member of the EEC in 1973.Mrs.Thatcher became the first woman P.M.in 1979.

篇2：英国王朝历史

都铎王朝（Tudor dynasty）第二代统治者亨利八世（亨利七世的次子），是一位才华横溢且私欲膨胀的英国国王，一生娶了六个妻子，在历史上曾留下无数瞩目的争议。也是英国历史上宗教改革——基督新教的创立者。

亨利八世的第一任王后是西班牙公主凯瑟琳，要娶其嫂子身份的凯瑟琳为妻，和当时的天主教教义伦理相违背，于是费劲心机说服教皇，使凯瑟琳变成了王后身份。但凯瑟琳只诞下一个女儿玛丽（英国历史的第一代女王，血腥玛丽），苦无子嗣继位的亨利八世对她不再宠幸，转而爱上女侍官安妮-博林。由于安的家世在朝中势力强大，强迫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离婚，取代王后位置。

由于与凯瑟琳的结合、分开都是有违天主教教义伦理，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对抗，最后脱离罗马教廷，自封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这就是后来的基督新教。

安妮也只生下了一个女儿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比凯瑟琳更为悲惨的是被亨利八世以通奸罪名送上了断头台；“此生真爱”的侍女简-西摩是亨利八世的第三任王后，诞下了儿子爱德华六世后的第12天去世了。

爱德华六世、简·格雷

爱德华六世九岁即位，舅父萨默塞特公爵爱德华·西摩摄政。坚持其父亲的英国国教政策。1549年萨默塞特公爵在宫廷斗争中失势，诺森伯兰公爵约翰·达德利摄政。由于国王年轻病弱，在位六年便去世（据说英国王室血统携带有血友病基因）。由于爱德华并无遗下任何子嗣，便由他祖父亨利七世的外曾孙女——简·格雷继承王位。其在位只有9天，还有传说这位Jane国王没有王室血统，她的继位违反了英国的议会法令，是英国历史上不被承认的国王。

玛丽一世（血腥玛丽）

亨利八世的长女玛丽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其童年的成长经历极为曲折，同时由于简·格雷继承王位的不合法性，当时英国很多天主教徒拥护玛丽推翻了登基九天的简·格雷，成为都铎王朝的国王。自然，玛丽登基后的头等大事就是恢复天主教，为此，她曾处决了差不多三百个反对者。而被称为“血腥玛丽”(Bloody Mary)。

玛丽继位后嫁给了西班牙王子飞利浦，由于妹妹伊丽莎白是虔诚的新教教徒，为了天主教能够长期流传，玛丽防止将王位传给伊丽莎白，对伊丽莎白长期关押软禁在伦敦塔内，并想尽快诞下子嗣作为合法继承人。但最终玛丽没能如愿，终生没有子嗣。

在玛丽弥留之际，大臣们要求其指认一位天主教贵族作为国王继承人，但玛丽几次召见伊丽莎白要求她皈依天主教，并传位给妹妹，而伊丽莎白都没能顺应玛丽的要求。最后，玛丽也没有指认继承人，在信仰和亲情中选择了后者。

伊丽莎白一世（童贞女王）

伊丽莎白继位后，迎来了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她即位时英格兰处于宗教分裂的混乱状态，不但成功地保持了英格兰的统一，而且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后，使英格兰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英格兰文化也在此期间达到了一个顶峰，涌现出了诸如莎士比亚、弗朗西斯·培根这样的著名人物。为此，伊丽莎白终身未嫁，被称为“童贞女王”。这也是历史对伊丽莎白最大的批判，没有给自己提供一个继承人。

伊丽莎白登基后和西班牙关系恶化，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向英格兰发动进攻，多次交锋，战争持续到1604年双方几乎打得平手。同时，英格兰经历多年的海上战争，取得了海上霸主地位。

但是，伊丽莎白时代不齿的两件事，第一，伊丽莎白支持海盗事业，从中获取暴利；第二，贩卖黑奴。

伊丽莎白的继承人是她时任苏格兰国王的侄子詹姆士六世，后来继任英格兰国王，改为詹姆士一世，结束了都铎王朝时代。

篇3：英国王朝历史

一、从接受动机看《康熙王朝》和《成吉思汗》的帝王形象塑造

历史对现实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 历史剧尽管不是历史教材,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教”的作用。但是, 程式化和理论化的历史与现实差别很大, 更多的观众是出于审美娱乐之意去观看历史剧, 他们通过历史剧了解缺失的历史文化, 并通过真切感受历史事件来肯定或否定心中的帝王形象, 这满足了观众对历史文化的需求和历史价值的判断。《康熙王朝》中的康熙和《成吉思汗》中的成吉思汗铁木真都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帝王。他们都开创了中国的盛世, 历史学家或是普通观众都对两者具有浓厚的兴趣, 所以, 康熙和成吉思汗的形象塑造必须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 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 全面的展现其历史价值。

二、从人物塑造上看《康熙王朝》和《成吉思汗》的帝王形象塑造

《康熙王朝》和《成吉思汗》都是正剧, 两部电视剧都是围绕故事角色一生中的几件大事来再现两位千古帝王的宏伟大业。

作为叙事艺术的三个基本元素:人物, 环境, 情节, 人物是贯穿全剧的中心, 对于帝王剧来说, 更是重中之重。历史剧中的人物大都有真实的历史人物作为原型, 尤其是康熙和成吉思汗更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人物。历史是固定的, 但创作者在电视剧中塑造人物时是带有审美倾向性的, 而这种倾向性也决定了剧集应该选取什么样的历史材料。在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中, 创作者会在保证一定历史真实的基础上, 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进行多方面的构思和虚构。

在中国历史上数百个形形色色的帝王角色中, 康熙可以说是有为之君, 在他61年的政治生涯中, 创造了中国帝王史上的传奇。《康熙王朝》对康熙形象的塑造是精彩的, 全剧主要以康熙一生中的四大事件为线索贯穿始终, 即智擒鳌拜、撤三藩、收复台湾和征服噶尔丹, 该剧意识形态化的主要方式采用的是单值热显式, 将党同去异和党同伐异联合起来使用。

《康熙王朝》没有像以往的同题材电视剧一样, 对帝王树立“高、大、全”的形象, 创作者并不是简单的塑造一个无私无畏的勤政帝王, 而是把康熙放在一个充满波折的复杂的历史背景中, 通过艺术想象和虚构, 将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君臣之间、夫妻之间的宫廷生活结合在一起。虽然全剧是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展开的故事, 但对人物性格的开掘、情感冲突的渲染、人性矛盾等方面的刻画占据重要成分。无论是顺治、孝庄、还是周培功、姚启圣, 每个鲜活的人物形象都成为电视剧艺术生命的主要支撑。康熙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中心人物, 可以说是塑造的比较成功的帝王形象, 他一直处在各种矛盾冲突的焦点上, 从而能够更加深入地表现他性格的多面性和情感的复杂性。

有调查显示, 《康熙王朝》最吸引观众的就是最后一集中康熙面对容妃的死亡对魏东庭说的一番话, 这部分剧情直观地将康熙的真性情展露出来, 让观众跟随着角色一起感受康熙大起大落的人生, 同时也看到了更多的人性和生命的意义。

《成吉思汗》主要采用的是多值冷隐式, 全剧尽可能地忠于历史事实, 通过描述成吉思汗一生中的几个重大事件, 生动的将有血有肉的成吉思汗展现在观众面前。成吉思汗是世界上公认的千年伟人, 他不仅统一了蒙古高原, 缔造了蒙古民族, 而且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做了杰出贡献。

塑造历史伟人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形象是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的, 《成吉思汗》的创作者通过对上百个真实人物的塑造来抒写成吉思汗铁木真一生的戎马生涯, 其人物的造型比较贴切人们心中的蒙古人形象。该剧在创作中的另一个特点是极尽可能地贴近真实, 全剧尽量用蒙古演员扮演, 如铁木真的扮演者巴森和诃额仑的扮演者萨仁高娃, 他们都是真正的蒙古族人, 这就在表演风格和语言上带给观众更直观和深入的感受, 《成吉思汗》用蒙古人特有的语言和交流方式, 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草原霸主的形象。

三、从两种真实看《康熙王朝》和《成吉思汗》的帝王形象塑造

客观地、准确地塑造历史人物, 是寻求历史的真实的关键问题, 而从审美的角度来说, 一部出色的历史剧应该是把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巧妙结合的典范。历史的真实, 即历史剧的主要人物和基本事件应该是历史的事实, 不允许虚构;艺术的真实, 即剧中的次要人物和故事细节可以虚构。

《康熙王朝》和《成吉思汗》都或多或少的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结合起来。《康》从结构上看, 全剧只讲述智擒鳌拜、撤三藩、收复台湾和征服噶尔丹这四大事件, 它只强调了康熙的武功, 而忽视了他的文治, 如修《明史》、编中国古代收字最多的《康熙字典》等, 从历史真实的角度上难免存以偏概全的毛病, 因此在艺术结构上, 该剧对康熙这一帝王形象的塑造存在角度失衡的问题。

另外, 剧中很多人物和人物之间关系都是无历史论证的, 如剧中的蓝齐格格和容妃就是虚构的。创作者之所以设计她们的出现, 就是为了增加电视剧的可视性, 从而由侧面表露出康熙这样一位帝王霸主的细腻面。再比如收复台湾部分, 《康》着力描写了康熙的第三项丰功伟业, 从25集到39集, 用了长达15集的时间来讲述这个对于康熙一生事业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但是剧中凭空捏造把姚启圣和施琅变成了师生关系。

《成吉思汗》中有很多部分处理的不好导致违背了自足性真实, 典型的例子就是剧中讲诃额仑是塔塔儿首领截获嫁祸也速该, 而也速该路过救下来的, 但事实上, 据史料记载, 额仑是也速该见色起意抢夺回来的。这种兼具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情节在极大的程度上为戏剧性歪曲了历史, 将成吉思汗的行为道德化、崇高化。

总的来说, 《康熙王朝》与《成吉思汗》的主要事件与主要人物都具有历史真实性, 也将康熙和成吉思汗的帝王形象塑造的生动形象。但是在创作过程中也不免将将历史戏剧化, 有些情节违背了历史的真实, 过高的帝王形象的塑造和人为的失实虚构, 对人们正确认识历史、认识帝王和唯物史观的形成带来了负面影响, 受到了来自历史学界的诸多批评。历史事实的确为历史剧留下了很大的发挥空间, 但是, 历史剧要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 在不违背人物的基本性格和道德品格的前提下, 把握一个合适的度, 以达到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学习莎士比亚化的人物形象塑造和史诗般的气势, 严肃认真地考虑历史帝王剧的社会效果, 在给人们带来娱乐的同时, 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历史观, 实现历史剧的历史价值。

摘要：近年来, 历史题材电视剧在我国广受好评, 《努尔哈赤》、《雍正王朝》、《汉武大帝》等剧集先后引起了收视热潮, 与此同时, 关于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学术争鸣也几乎成为全民的争鸣, 本文将以历史题材电视剧《成吉思汗》和《康熙王朝》为例, 从接受动机、塑造人物、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等方面浅析历史题材电视剧中帝王形象的塑造。

关键词：历史题材电视剧,帝王形象,成吉思汗,康熙王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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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董恩林.历史文献与文化研究:第一辑[M].北京:崇文书局, 2002.

篇4：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的内在原因

中国文明为什么会产生周期性的振荡？对此，毛泽东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显然，毛泽东认为腐败是造成王朝衰败的根源，而民主是扼制腐败的良方。毛泽东的回答找到了问题的实质了吗？腐败是中西共有现象，而周期性动荡则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共有现象显然不能成为特有现象的原因。那么，这一问题的本质到底何在呢？

一

人们从中国历史上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中国历代王朝的中晚期总伴有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这些农民军的主力几乎都是流民，即衣食无着被迫流亡的人。而王朝的中晚期有这么大的流民队伍出现，显然是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生计成了问题。而大量流民的出现则成了中国改朝换代的根源。

在中国古代专制体制之下，大规模流民的产生是必然的。因为传统中国一向崇尚多子多福，儒家所倡导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鼓励早婚早育、多育，以及中国社会传统的宗族观念，都使人口的自然增长几乎不能节制。按徐光启等的研究，在承平年代，大概每三十年人口就会倍增。在特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全国可耕地有限，粮食生产总有个极限。当全国人口数超过全国土地的极限供养人口时，流民的出现将不可避免。中国历代王朝的最高人口数为什么会增加，这显然与耕地面积的增加、农业技术的进步有关，但就是这样，在特定时代，可养活人口总有个上限。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一些所谓“盛世”的末期人口数实际上已超过当时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而一些风吹草动般的事件如兵变、外患、自然灾难都会成为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大规模的流民作乱爆发时，政府必然会采取镇压措施。而事实上王朝末期政府一般已十分腐朽，已无力迅速平定事变。战争的规模会扩大，而大规模的战争又会极大地破坏生产，从而制造出更多的流民。这样恶性循环下去结果是最终将帝国拖跨拖死。当一个王朝覆灭之后，参与争夺统治权的群雄中总会有一方胜出，当他基本削平群雄时，往往全国人口减了大半，这样人地矛盾由人多地少反过来变成人少地多。只要新建王朝能注意与民休息，招民拓荒，国家一般能很快安定下来。随着政局的安定，国家一般有一个人口与土地的良性循环期。这一时期，人口增加，被开发的土就更多；而被开发的土地越多，就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一时期，一般被称为该王朝的盛世期。当土地被开发到极限后，人口还是在按惯性继续增长，当人口数超过王朝所能承认的极限时，新的一轮循环就又开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的经济原因，也是根本原因。

二

那么腐败、土地兼并与王朝的衰败有没有关系呢？关系不但有而且还很大，只不过不能被称为根本原因而已。一般而言，如果一个新王朝开国时对地主、财阀扫荡得越彻底，这个王朝的寿命也越长，如唐、明、清等；反之，则较短。一个皇朝的前几个皇帝一般也有一个阶段会对豪族进行抑制，有时甚至不惜进行血腥屠杀。宽厚如光武帝为了“度田”就杀了不少官员、豪强，残暴如朱元璋更是将功臣集团一扫而空。对这些，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点什么信息呢？是不是在中国传统专制体制下，豪族与帝国存在着深刻的利害冲突呢？

事情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豪族一般隐匿有大量的地产及人口，这些隐匿的地产、人口都在私门，不对国家纳税、不为国家服役，而豪族本身却是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如秩序、和平、公共工程、社会救济等）的最大得益者。这本身就是十分不公平。如果光是土地兼并，豪族不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兼并并不见得有多大危害，但在中国的传统体制之下，地主的特权是明文规定的；不惟如此，地主往往还会利用其强势的地位进行非法的土地兼并，同时却又转嫁应承担的相应负担。如在唐朝实行“两税法”后，一些大地主往往会利用天灾人祸收购自耕农的土地，却又不向国家正式登记过户，而是用双方私契的方式约定。这样，地主得了土地，而国家的税收还是得由自耕农来承担，当自耕农无力负担时，只好成为流民，这反过来又减少了国家税收、加重了国家维持秩序的负担。因此如果豪族的势力过于强大，则国家的大量资源会落于私人之手，国家的力量会因此而遭到削弱，而国家仍然还得承担起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职责。这势必加剧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之间的矛盾。所以历史上的有为之君都会对豪族进行抑制。然而，在国家与豪族地主的博弈过程中，最终的输家却是国家。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王朝的中晚期，土地兼并都会变得十分严重，往往富者跨州连县，贫者则无立锥之地。有时即使国家亡了，地主也不见得亡。他们中有的投靠新朝成了从龙功臣，有的甚至还成了开国之君。原因何在？因为国家的各级管理阶层被地主垄断。皇帝可以抑制一些豪强，但他也不得不制造出另一批豪强。在地主垄断政权的情形下，国家资源的分配自然向地主倾斜，这还是明的；暗的如大官僚、大地主非法侵渔国家、百姓，法律也拿他们没办法。所以，对豪强的抑制只有在开国不久的强势帝王领导下才能成功，而且也是由于当时豪强并非当权派的缘故。

当人口的自然增殖在不能抑制的情形下，人口与土地承载力之间终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当政权被地主阶层垄断的情形下，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间最终也必形成恶性循环。在这两重恶性循环的作用下，王朝的灭亡是必然的，但正也是旧王朝在大规模战乱后的灭亡为新王朝奠定了基础。历史上鼎革之际的大规模战乱往往使国内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死亡，这暂时打断了人口与土地之际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大规模战乱也扫荡了绝大多数豪强，从而也暂时打断了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间的恶性循环。在这两重恶性循环被打断的情形下，新王朝可以在相对健康的基础上重新展开。

篇5：从吐蕃王朝开始说藏族历史

吐蕃王朝在公元七世纪初，西藏北部和青海西南部，分居着羊同、多弥、苏毗，西康分居着东女、附国、青海巴颜喀喇山及其以北分居着白兰、党项等诸羌部落，青海黄河源以北青海湖周围及柴达木等地居住着吐谷浑。

吐蕃社会历史的发展，给予松赞干布创造藏区社会的条件，公元七纪初，这位民族英雄征服了藏北、西康和青海的各羌人部落，在西藏高原实现统一，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娑(今拉萨)。东北与唐的附属国吐谷浑接，东与唐接，因此蕃唐间开始发生直接关系。

松赞干布在位期间，积极地吸收了印度和汉族两方面的文化，尼婆罗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出嫁于松赞干布，更大量地带进了印度和汉族中原的先进文化，给予吐蕃社会发展增加了有利条件。吐蕃此时的社会，在奴肃社会崩溃的废墟上，接受了外来文化，转入初期封建社会阶段。而吐蕃封建制的特点，是长时期内与奴隶制相结合着的，故在这一时期，奴隶制尚浓厚地残存在封建社会之内。庄园制度的建立，农牧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文字，制定法律，确立政治制度，信仰佛教，这一封建的经济结构和为封建制度服务的政治、文化、宗教的各种形态、使吐蕃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吐蕃的社会进入富有极大历史意义的新的历史阶段。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晋封为“宾王”。

松赞干布奠定了吐蕃与唐朝二百余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公元710年，唐金城公主携带绣花锦缎数万匹，工技书箱多种和一应使用器物入蕃，嫁吐蕃王赤德祖赞。金城公主入蕃后曾资助于田(今新疆境内)等地佛教僧人入蕃建寺译经，并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公元821年，吐蕃王赤热巾三次派员到长安请求会盟。唐穆宗命宰相等官员与吐蕃会盟官员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次年，唐朝派刘元鼎等人到吐蕃寻盟，与吐蕃僧相钵阐布和大相尚绮心儿等人结盟于拉萨东郊。此次会盟时在唐长庆元年(822年)和二年(823年)史称“长庆会盟”。记载这次会盟内容的石刻“唐蕃会盟碑”共有三块，其中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

西藏地区的分裂割据：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因王室内讧和部族之间、边将之间的混战而分裂瓦解，出现了众多互不统属的地方势力。它们各占一方，互相征战，战争连锦持续了四百余年。

十三世纪中叶西藏统一于中国十三世纪初，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在中国北部建立蒙古汗国。1247年，萨迦派高僧班智达·贡嗄坚赞同蒙古汗国皇子阔端在凉州(今甘肃武威)议定了西藏诸部归顺蒙古汗国和接受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内容；萨迦地方政权建立。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一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1260年，元朝皇帝忽必烈(1215—1294年)即蒙古汗王位，封贡嘎坚赞的侄子、萨迦派法王八思巴为国师。1264年，忽必烈设释教总制元，命八思巴为国师身份兼领院事。在总制院(后改宣政院)下，设有“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负责处理和管辖现今西藏大部分地区的军政事务。宣慰使司下面有管理民政的万户府、千户所。1265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帝师、并通过八思巴的推荐，任命了总管西藏事务的行政长官和13个万户府的万户长。1268年、1287年和1334年，元朝中央曾三次派官员在西藏清查户口，还在西藏地区设立了15个驿站，联成通往大都(今北京)的交通线，推行并确立了西藏地方的“乌拉”(意为摇役、差役)的制度。

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自十三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正式归入元朝版图后，中国虽然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十四世纪中叶，萨迦地方政权逐渐衰落。1354年，以隆曲坚赞为首的帕竹噶举派成为西藏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帕竹地方政权。1368年明朝建立后，采取了普遍封赐的政策，对具有政治实力的地方诸教派首领均赐加以“王”、“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这时，**喇嘛和**喇嘛两大**系统所属的格鲁派兴起，三世**喇嘛索南嘉措向明廷入贡，获得明朝中央封赐的“朵儿只唱”名号。明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沿袭了元朝的办法，先后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理前后藏、昌都和阿里的军政事务。其间，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部分地区建立了宗本制度，所住各宗的行政首脑，明朝皆授以官职，使其既为宗本(相当于县长)又为中央命官。

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对西藏的治理严密。清顺治皇帝数次邀请五世**进京，1652年，五世**进京入见。1653年，顺治皇帝颁赐金册、金印、敕封五世**，正式确定了**喇嘛的封号。1713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罗桑益西为“**额尔德尼”，正式确定了**喇嘛的名号。自此，**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1727年，清朝设立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区界，就是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的。1721年，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建立噶伦制度；1750年，再次调整管理西藏的行政体制，废除郡王制度，建立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规定了驻藏大臣与**喇嘛共同掌握西藏事务的体制。1793年，清朝政府就驻藏大臣的职权、**与**及其他大**转世、边界军事防务、对外交涉、财政税收、货币铸造与管理、以及寺院的供养和管理等，颁布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二十九条。此后一百余年，二十九条章程确定的基本原则一直是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和法规的规范。

篇6：历史教案－夏商王朝的统治

1、禹传启，家天下

2、夏朝的建立

3、夏朝的生产

4、夏桀的暴政

二、商汤灭夏和盘庚迁殷

1、商汤灭夏

2、盘庚迁殷

商朝统治的稳定和发展

三、商朝经济的繁荣

1、农业

2、畜牧

3、手工业

四、残酷的奴隶制度

1、奴隶主奢侈的生活

篇7：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建立者是谁

1、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三面距河，是各州贡道必经之处。(今山西、河北省境、辽宁西部。)

2、兖州，浮于济、漯，达于河。(今山东西部、河北东南角。)

3、青州，浮于汶，达于济。(今泰山以东之山东半岛。)

4、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今淮河以北之江苏、安徽以及山东南部。)

5、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今淮河以南之江苏、安徽以及浙江、江西北部。)

6、荆州，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今湖北、衡山以北之湖南以及江西西北端。)

7、豫州，浮于洛，达于河。(今河南省境、湖北北部、陕西东南、山东西南部。)

8、梁州，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今四川以及陕西、甘肃南端。)

篇8：英国圈地运动成功的历史经验

英国十五世纪末以前的农产品生产, 几乎全是由小农来生产的, 土地经营主要还是分散的小土地经营, 大规模的圈地仅仅是个别现象而已;农产品的市场供给本质上具有小宗性。这样的生产与供给是难以应对农产品市场骤然增容或不断扩大的需要的。因而, 到十五世纪末时, 随着国内外呢绒制造业的大发展, 市场上出现了羊毛短缺、羊毛价格高升的现象, 并使得“饲养羊比种植谷物能获得更多的利润”[1]117。这就为英国农村开始一场圈地兴办规模化、专业化的商业性牧羊场运动提供了市场基础。在此背景下, 一些贵族地主积极地开始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并取得了最初的成功。

进入十六、十七世纪, 在“价格革命”, 以及城镇和工商企业发展的作用下, 羊毛等畜牧商品的市场价格继续走高, 如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的羊毛价格相对于十六世纪二十年代而言, 同比增长了319%[2];与此同时, 粮价上扬也变得格外醒目, 仅在1510—1580年, 英国粮食价格就攀升了3倍[3]331。粮食、羊毛等农产品价格的扶摇直上, 既反映出其市场供不应求态势的加剧, 又反映出其市场利润的日益丰厚, 这就为十六、十七世纪英国农村圈地运动的继续进行提供了持续的市场可行性。英国部分贵族地主正是利用这些市场机遇, 将圈地运动推进到了发展阶段, 并同样取得了该阶段土地变革的成功。只不过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圈地运动, 已失去了最初的只建设牧羊场的单一性。

到了十八世纪, 英国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 特别是由于工业革命的进行等因素, 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大, 伴随而来的则是农产品价格, 尤其是粮食价格进一步持续上涨。十八世纪四五十年代, 英国每夸特 (quart的音译, 1英夸特=1.137升) 小麦的价格在29—37先令之间, 到七八十年代则升至50先令左右[4]48, 1813年更狂涨到109先令。这就逐步为全英国农村范围内大规模兴办生产粮食为主的大农场提供了日益充足的市场基础。英国各地那些尚未圈地的贵族地主们, 纷纷抓住时机, 以兴办粮农场为中心, 不断掀起越来越大规模的土地大农场化改造的热潮, 并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初, 将圈地运动推入了高潮阶段。据估算, 1455—1607年, 英国34个郡共圈地516573英亩[3]275;1700—1760年, 共圈地312363英亩, 而1761—1801年则圈地3180871英亩[5]149。1799—1815年拿破仑战争期间, 英国圈地运动的速度与规模更是达到了极点。经过高潮阶段, 圈地运动的历史任务在英国得以基本完成。到1830年, 英国已没有一个郡还有很多的耕地有待圈围了[6]559。1876年, 英议会通过法令, 禁止圈地。圈地运动最终胜利结束。这样, 英国农业由原来的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小农业, 变成了面向市场运作的大农业。

通过上述史实可以清楚地发现, 英国圈地运动之所以成功, 首先是因为其每一阶段的变革, 都是在有着市场可行性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的。这就表明:要对传统小农业成功实施农场化改造, 其所有变革步骤均须以具有市场可行性为前提。此乃圈地运动留下的主要历史经验之一。

二、贵族地主土地观念的更新

在早期的封建社会里, 英国贵族地主的土地观总是与生活资料、封建特权、封建义务相联系。然而, 十四、十五世纪的领主收入危机, 使收取货币地租的英国贵族地主们产生了对金钱的崇拜。所以, 当十五世纪末大规模地兴办牧羊场变得特别有利可图的时候, 一些敢于冒险进取的贵族地主, 特别是与市场联系较密切的乡绅等人, 进一步从中认识到了集中成片的土地也可趁机用来作为赚大钱的资本。基于这样的认识与观念, 他们首先抓住当时的市场机遇, 成功地掀起了圈地运动。

到了十六、十七世纪, 一方面, “价格革命”在拉升商品价格的同时, 也推动着英国贵族地主们对货币财富的欲求日益强烈。另一方面, 传入英国的加尔文教发展为清教运动, 它将工商业活动和努力发财致富神圣化, 将“商业的成功作为神选的标志”[7]6。这在英国贵族地主中赢得众多信徒。再说圈地制的好处又是那样显而易见。有人估算, 它可以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收益高达50%[8]179。加之1640年开始, 英国又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所有这些因素, 都使得圈地赚钱的土地资本观在英国贵族地主中逐步蔓延开来。这使其信奉者们也纷纷抓住当时农产品价格节节升高所带来的市场机会, 顺利地将圈地运动推进到了发展阶段。

进入十八世纪后, 由于杰斯罗·塔尔的深耕、深耙及用不断轮种代替休耕并保持地力的集约经营理论的影响[9], “许多大地主着手彻底的革新, 他们以丰硕的收获和卓有成效的牲畜饲养, 特别是由此得到的货币收益”, 发挥了榜样的作用[1]280;加之“革新的收益只是在圈地上很显眼”[1]282, 因而, 英国贵族地主们普遍确立起了“大规模集约经营, 以获取更多金钱收入”的土地理念。在此理念的支配下, 之前那些还未圈地的贵族地主们, 趁着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价格进一步走高甚至飞涨的有利时机, 也相继加入到变革土地经营模式的行列中, 使得圈地运动由此走向了最终的胜利。

从上述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到, 英国圈地运动成功的又一重要原因, 便是贵族地主们适时转变了土地观念, 从而有效地利用了每一时期土地变革的有利时机。这就意味着不失时机地变革分散的小土地经营是至关重要的。此乃圈地运动留下的另一主要历史经验。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再就业

在圈地运动前, 英国农业容纳了全国人口的多数, 土地成为多数英国人就业与生存的依靠。伴随着圈地运动的土地变革, 英国农村的自耕农渐渐地被消灭了。大量的农民在被剥夺土地后, 根本不可能受雇于农场, 成为剩余劳动力。他们只好离开农业。据统计, “在十五世纪的最后三十年, 英国将近三分之一的农业人口永远地脱离了土地。”[10]到“1751年和1780年之间, 离开农业的人每十年为25000人左右, 1781—1790年这十年上升到78000人, 1801年和1810年之间达138000人, 1811年和1820年之间达214000人, 1821年和1830年之间达267000人”[7]。这些失去农耕生活来源的剩余劳力, 他们又怎样解决其工作与生计呢?

加入海外移民行列, 是英国圈地运动后农村剩余劳力另寻工作与生计的渠道之一。“到1700年在海外生活的英国人已逾50万”[11]164。1821—1850年间, 移往海外的英国人则达到了260万人[7]109。在这些移民中, 自然包括有因土地的农场化变革而离开农业的部分剩余劳力。不过, 农村剩余劳力另寻工作与生计的主要途径, 还是转向国内非农行业, 充当其雇佣工人。“在1760年以前, 人们已经看到人们从乡村教区不断向市镇迁移, 以及从市镇向都市迁移:大批出生于乡村的人终于在大小城市, 特别是在大工业所在地的城市中选定了住所。……田地拒绝他们工作, 他们就到工场去找工作”[9]141。在整个十八世纪, 英国雇佣工人从550万增加到了900万人[12]。到1811年, 在英国职业人口中, 农业职业人口下降到了35%, 从事工商业和其它职业的人口则上升到了65%[7]108。而在兰开夏、累斯特等郡, 非农产业所接纳的劳动力早在十七世纪末便已超过农业[13]11。就这样, 通过受雇于非农行业, 加之移民海外等辅助途径, 圈地运动所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力大都重新解决了工作问题而有了新的生计来源, 从而基本上实现了再就业。

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再就业, 对圈地运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它极大地减少了英国剧烈的社会震荡对圈地运动的打击, 使圈地运动基本上是在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 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其变革成果的确立。对此, 已是史学界无需再加以论证的公开事实。

由上可见, 英国圈地运动成功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它所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问题的基本解决, 使其变革基本上有着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支持。圈地运动的这一成功之道说明, 要想使小土地经营的农场化变革有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支持, 必须处理好该变革所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再就业问题。

篇9：小议中国历史上最拜金的王朝

关键词：：腐败；没落；拜金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2.08.014

文章编号：1672-0407（2012）08-047-04收稿日期：2012-07-22

在国家统一的大好局面下，司马炎开始飘飘然了，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生活上由提倡节俭开始奢侈腐化，上行下效，西晋社会风气开始败坏，官僚大臣争相贪污敛财，炫富比富。社会风气变得腐败不堪，西晋王朝沦落为历史上最腐败的政权之一。

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了偏安的东晋政权。东晋从317年到420年，共103年。

以西晋历史为例，从司马懿发动政变控制曹魏大权，到晋武帝司马炎代魏建晋，再到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司马邺被毒死，西晋灭亡，司马家族与西晋政权的兴与衰紧密相连，从始至终充满了激烈的政治斗争。研究西晋的兴衰过程，可以深刻、形象地展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一兴亡周期律。我们从西晋的兴衰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居治忘危”，司马炎丧失大好局面

司马炎作为西晋的开国皇帝，在即位之初，能够以国事为重，励精图治，实行无为而治的宽松政治，使社会矛盾有所缓解。泰始四年（268），司马炎发布诏书：“永惟保■皇基，思与万国以无为为政。”意思是，为永葆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治理国家的核心。

无为，是道家的思想主张，本意是无所作为，但是运用到治国理念上，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主要是对人民少干扰，轻徭薄赋，不大兴土木，不瞎折腾，让人民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历史证明，国家在社会动荡之后实行这样的政策，会使社会安定，经济恢复。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就是因为实行了清静无为的政策。

同年，司马炎又在诏书中提出治国5条原则：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正身”，就是当政者要以身作则，起好作用；“勤百姓”，关注百姓的生活；“抚孤寡”，关心社会上老年人、家里有困难的那些人；“敦本息末”，这是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本”指农业，“末”指商业，“敦本息末”就是要重农抑商；“去人事”就是不要把人际关系弄得太繁琐复杂。

为使诏书的精神落到实处，司马炎带头遵守执行。比如，他严禁奢侈。有一年司马炎患病初愈，一些大臣带礼物前来祝贺，司马炎予以禁止。有一太医向司马炎献上一件雉头裘，精美无比。可司马炎不但没有接受，反而非常生气，一怒之下当众焚烧于殿前。并下令：朝廷内外再有人敢这样做，一定以罪论之。司马炎这样做，不排除作秀之嫌，但是对社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好作用。

司马炎在位期间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发动灭东吴的战争，实现了天下归一，三国归晋。晋武帝司马炎发动的灭东吴战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西晋是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历史中唯一的一次全国统一。国家的统一对于民族凝聚力的汇集和民族融合的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

二、奢侈、拜金、清谈严重腐蚀社会机体

在国家统一的大好局面下，司马炎开始飘飘然了，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生活上由提倡节俭开始奢侈腐化，上行下效，西晋社会风气开始败坏，官僚大臣争相贪污敛财，炫富比富。社会风气变得腐败不堪，西晋王朝沦落为历史上最腐败的政权之一。

西晋社会风气如江河日下，其中有三股风气最为突出，严重地腐蚀社会机体。

第一，奢侈腐化之风。西晋统治集团腐化先从皇帝开始。晋武帝司马炎在民间大选宫女。后宫宫女多达数千，但他仍不满足，灭吴之后，又把吴国宫中数千名宫女运到洛阳。这样，后宫宫女达到万人。由于宫女太多，司马炎不知所从，有时就坐在一辆羊拉的车上在宫里转悠，车停在哪个宫女的门口，就在哪儿过夜。

皇帝如此荒淫无度、纵情享乐，怎么能对下面进行约束？于是那些皇亲贵戚、官僚大臣紧随其后，极尽奢华，纵情声色。有的讲究吃。何曾任朝廷高官，聚敛了许多钱财，每天吃的费用多达一万钱。面对无比丰盛的食物，他居然说：“简直没有值得下筷子的东西！”其子何劭，更加奢侈，一天吃饭的花费达到两万，超过其父一倍！

西晋盛行炫富、比富之风，石崇和王恺比富斗宝的故事就很典型。在西晋，有些权势过大、财产过多的人，牛气冲天，缺乏自制，甚至以杀人当儿戏！

据《晋书·王恺传》记载：外戚王恺在宴请宾客时常安排一些女伎奏乐助兴，一次一位吹笛的女子吹得有些走调，王恺便当众把她处死。石崇也是个以杀人为乐的极其残忍的家伙。每次请客饮酒，常让美人斟酒劝客。如果客人不喝酒，他就让侍卫把美人杀掉。一次王敦与他的从兄王导一道去石崇家赴宴。王敦硬是不喝，结果石崇斩了三个美人，他仍是不喝。王导责备王敦，王敦却恶狠狠地说：“他自己杀他家里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社会自上而下崇尚奢华的现象，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大臣傅玄就向朝廷上书，愤怒指出：“奢侈之费，甚于天灾！”

第二，金钱崇拜之风。在司马炎的纵容和包庇下，西晋的官僚富豪们不遗余力地追求利益，贪婪地搜刮民财，金钱成为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东西。有了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西晋是中国古代金钱拜物教最盛行的时期。钱本来是物品流通的媒介，但是，西晋钱却成了无所不能的神物。人们痛感这一风气对社会的腐蚀，纷纷写文章予以抨击。其中鲁褒写了一篇著名的《钱神论》，辛辣地讥讽一切为钱、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现象。

鲁褒对钱的作用的论述，十分精辟，他把官僚贵族对钱的贪婪掠夺和钱的作用描绘得淋漓尽致。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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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辨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发，怨仇嫌恨非钱不解……

鲁褒的批评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钱变成了社会上一个有力“杠杆”，人们毫不隐晦地谈钱、爱钱、贪钱、掠钱，朝野上下，一切向钱看，一切可以用钱换，社会风气腐败透顶！

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如果举国上下的人都在争利、逐利，国家就危险了。如果此种现象成为社会时尚，那国家肯定要出问题了。在钱的驱动下，西晋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统治危机日益显现。

第三，清谈虚浮之风。西晋社会上弥漫着一股清谈虚浮之风。清谈又称“谈玄”“玄言”，专门讨论一些抽象的脱离实际的问题。西晋官僚们也大畅玄风。他们以“名士”自居，一边潇洒地挥着麈尾，一边侃侃而谈。故弄玄虚，如琅琊大族王衍，被誉为玄谈领袖。他历任中领军、尚书令，职务很高，却不干实事，“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他手执玉柄麈尾，“妙善玄言”。由于清谈之风盛行，使西晋的官员们“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当官的不干实事，办事又不认真去办，敷衍了事，马马虎虎，每天乐此不疲的就是清谈。

西晋官员们终日谈论玄远、喝酒放纵，不去处理和解决实际问题，这种风气必然给国家带来严重的后果。西晋灭亡时，大臣王衍被杀前，叹息道：“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这就是所谓“清谈误国”。其实西晋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腐败导致的社会动乱，官员清谈是政治腐败的表现，是表而不是本。

司马炎在统一中国后，骄傲自满，不思进取，丧失危机意识，社会风气严重败坏，政治日益腐败。唐太宗李世民在《晋书·武帝纪》中点评晋武帝司马炎说：“不知处广而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可谓一语中的。

三、西晋灭亡的两点启示

纵观西晋兴亡的全过程，可以发现，西晋由兴到亡，犹如上山下山。上山者，司马懿、师、昭父子三人。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曹爽集团，掌控了曹魏大权。为了夺取曹魏政权，司马懿父子经过16年的打拼，到265年，终于登到了山顶。司马炎继承父祖打下的江山，成为西晋的开国皇帝。但司马炎没有经营好司马氏的天下，社会风气败坏，西晋开始走下坡路。西晋衰败，如同滑坡，速度越来越快，司马炎之后的三个皇帝，个个短命，仅用了26年，就完全葬送了大晋帝国！

与强大的汉唐王朝相比，西晋缺少一个较为稳定、连续的统治群体是致其短命的硬伤。比如，西汉从汉高祖刘邦中经汉惠帝、吕后、文、景到汉武帝初期，六七十年间，推行清静无为的恢复经济的政策，国家恢复了元气，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局面，为汉武帝时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唐朝从李渊建国到唐玄宗，虽然出现动荡，甚至武则天还改了唐朝的国号，但是唐朝没有大乱，根基未动摇，几代皇帝励精图治，持续发展，终于开创了繁荣的开元盛世。

西晋社会腐败，历史闻名。腐败问题历朝皆有，但像西晋这样自上而下、大面积的恶性腐败并不多见。

《晋书·惠帝纪》讲到西晋的社会风气时这样说：“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

所谓“互市”就是交换。权与钱、权与人、权与色、权与所有有用的东西都可以交换，权钱交易，钱能通神，比富炫富，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钱臭味，严重腐蚀了社会机体。道德无底线，游戏无规则，腐败使西晋到处乌烟瘴气。

从西晋灭亡中还可得到两点启示：

一是民生最重要。在西晋社会连绵不断的动乱中，受害最深的还是老百姓。老百姓在战乱中流离失所，四处逃亡，大量人口死于战火或逃难途中。西晋战乱，究竟使多少人死于非命，无法统计。

由于战乱不已，政府无暇顾及民生，导致保障农业发展的基础建设如水利工程得不到维护，所以当自然灾害来临时，由于灾害防御能力低下，水利工程失修，卫生预防全无，加剧了自然灾害破坏程度，人民更加痛苦。

据《晋书·五行志》记载，晋怀帝永嘉三年（309年），大旱，严重缺水，“河、洛、江、汉皆竭，可涉”。涉，即徒步渡水，黄河、洛河、长江和汉江的水都干了，可以趟水过河，可见旱到什么程度！

永嘉四年（310年），闹蝗灾，“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马毛鬣（马颈上的长毛）皆尽”。这是说整个北方地区，蝗虫太多了，不仅草木被吃光，连牲畜身上的毛也被吃光了！这是多么可怕的景象！

二是生命最可贵。在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和建立晋政权的过程中，许多士人也遭到杀戮，他们自以为参与政治，可以“治国平天下”，到头来却陷入了权力之争的残酷游戏。《晋书》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士人不断被杀的惨痛教训，人口大量死亡的惨状，使他们渐渐清醒起来。他们意识到，人世间最珍贵的是生命，最舒心的生活是“贵适宜”。他们逐渐认识到“自我”，产生了与所谓“政治”的疏离感。他们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张扬个性，珍爱自我，行为举止，标新立异，形成了内涵丰富的“魏晋风度”。在文学史上，这被称为“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

总之，短命的西晋王朝给后人的启示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注民生，远离仇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