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

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通用4篇）

篇1：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

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连载一)

90年代初,一位文艺界人士告诉我:1983年11月初,有人看望丁玲,发现她特别高兴。来人自然感到诧异。丁玲开始笑而不答,后来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来人还是不解,她才神秘地说:“等着看这几天的《人民日报》吧!”来人困惑不解而去。11月6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周扬答新华社记者的文章。该文实际上是周扬对他所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的自我批评。那时,正是党内对周扬的“人道主义与异化论”猛烈批评之际,也是周扬在文艺界大权旁落之时,同时也是丁玲再一次为自己的历史问题结论向中央申诉、中央正在审理之际。

就在11月6日这一天,丁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认真学习,开展批评,整顿文坛,繁荣创作》的讲话——这显然是经过有关人士刻意安排的。讲话中,丁玲指责周扬领导下的文艺界存在着“散发着臭气,污染社会,毒害青少年”的“支流”。为此,丁玲郑重地向文艺界发出了“扫除邪气,整顿文坛”的号召。

以“清除精神污染”为契机,丁玲与周扬以往的“历史碰撞”——此语是丁玲研究专家袁良骏提出的,再一次引起文坛的关注。

丁玲与周扬本无多少交往,但因爱屋及乌,冯雪峰对周扬的看法深深地影响了她

丁玲与周扬从来没有亲密合作过。他们的分歧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这里不能不提到冯雪峰。冯雪峰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1932年,他将在上海寻求革命的周扬吸收进“左联”,并委以重任——“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的主编。但其后两人除了短时间的友好相处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严重对立的状态。1933年冯雪峰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后,周扬继而成为上海左翼文化界的领导人。1936年5月,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返回上海,在上海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但因以前与周扬的对立关系,他没有找周扬,这引起了周扬等人的极大不满;其后因为“左联”的解散、“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的不同看法,两人的关系更加紧张。

而相比之下,冯雪峰和丁玲则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早在1927年,丁玲和同在北京的冯雪峰就相识了。尽管那时丁玲已与胡也频是夫妻关系,但她仍然对冯雪峰产生了超乎朋友关系的感情。她坦率地承认,冯雪峰是她“第一次爱过”的“男人”。之所以没有结合是因为在丁玲看来,冯雪峰缺乏胡也频一样的热情和勇气。不过,没有结合也并未影响两人之间的信任和感情的沟通,彼此的那份深深的牵挂甚至贯穿了他们的一生。

由于与丁玲有这样的关系,冯雪峰对周扬的看法,客观上也影响了丁玲对周扬的看法。

1942年4月初,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遭到了一些高级干部的批评。在心情郁闷之中,她写了一篇借题发挥的悼文:《风雨中忆肖红》。文中写道:

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过,他对于名誉和地位是那样的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

袁良骏据此分析说:“这段话,明褒雪峰,暗贬周扬,明眼人一看便知。”

除了为学者所说的这一原因外,周扬和丁玲在30年代的“历史碰撞”还有着更深刻的原因。

周扬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丁玲是一个革命作家,不同的价值取向,在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上留下了痕迹

丁玲尽管在20年代末就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与当时的中共党员冯雪峰、瞿秋白等人有很深的交往,但是,丁玲并未想到加入中共组织。“直到„一·二八‟之后,我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在此之前,丁玲大致还是以一个作家的面目出现的。1932年成为党的一员之后,丁玲担任了很短时间的“左联”党团书记,随即被自己的丈夫冯达出卖,被国民党逮捕。直到1936年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陕北。

比丁玲小4岁的周扬,1925年秋季考入上海南方大学,1926年又转入大夏大学。在大学时期,周扬非常醉心于尼采主义。尼采的“上帝死了!”“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名言,使周扬受到鼓舞。在扫荡了“脑筋”中的“传统、权威”的同时,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于1927年加入共产党。

1931年底,周扬加入“左联”领导下的“剧联”,随后又转入“左联”,在冯雪峰的安排下,担任了“左联”《文学月报》的主编。而在丁玲被捕后的1933年5月,周扬则担任了“左联”党团书记。

从时间上来推算,这一段时间,周扬与丁玲应该有所接触。但是,不管在丁玲留下的完整的回忆录中,还是周扬所留下的零零散散的回忆中,我们都看不到一丁点儿双方交往接触的记载。这或许说明,写小说的丁玲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周扬本身就没有沟通。

周扬是首先作为一个革命者而进入中共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他所做的一切,首先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而丁玲在革命队伍当中则首先是一个作家,作家所拥有的创作的欲望,使她所能想到的首先是用自己的作品来为革命服务而不是放弃这种欲望来做职业的革命工作。用美国学者夏志清的话来讲是:“丁玲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一个忠于自己的作家,而不是一个狂热的宣传家。”而周扬恰恰是一个被同时代人称之为的狂热的宣传家。这一点,从他们各自所走过的历史轨迹来看,是十分清晰的。而且,也对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有着深深的影响,并进而会发生“历史的碰撞”。

周扬坦言:延安有两派:以我为首的“鲁艺”派,以丁玲为首的“文抗”派

丁玲是在抗战前夕第一个从大城市到达陕北苏区的名作家。1936年,丁玲初到保安,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对她的到来,给予了极高的礼遇。毛泽东不但在“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而且称赞她是“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样的礼遇也超过后来任何一位来到延安的文艺界人士,包括周扬。

从丁玲的回忆中我们知道,丁玲与毛泽东私交甚好,在毛面前可以无拘无束放谈阔论,她曾是极个别不必相约、通报便闯到毛的住处拜访的人之一。当时毛泽东亲自过问丁玲工作的安排,她想要到军队,毛就亲自写委任状让她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其后,丁玲又调换了多个岗位。到1942年3月离开《解放日报》。此后,丁玲除了有“文协”(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和“文抗”(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副主任的职位之外,基本上是以作家的面目出现,写下了一系列杂文和小说。

周扬是在1937年9月来到延安的。周扬到延安的初期,不但没有丁玲那样风光,而且他还要就与鲁迅之间的矛盾向毛泽东作出解释和自我批评。他首先在中宣部工作了一段时间,也许连职务都没有。但是,时间不长,随着与毛泽东等领导人交往与接触的加深,他所拥有的组织才能和理论素养也被党中央所看重,并被委任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以周扬的年龄而言(不到30岁),以其初次来到中央工作的资历而言,说这项任命是中央对他“委以重任”,是没有夸大成分的。

与丁玲相似的是,周扬也与毛泽东有着很深的私交。周扬后来回忆说:

一九三七年我到延安后,认识了毛主席,此后经过整风到解放之后,我写的文章基本上毛主席都看过、修改过。这不是工作上必须要审查的,而是由于个人的关系,也是一个领袖对工作人员的关系,我很怀念。

当然,周扬所回忆的只是与毛泽东交往的一个侧面。从中至少透露出两个事实:

一、与丁玲回忆中喋喋不休地唠叨与毛的私人交往相比,周扬所看重的是与毛泽东志趣上的一致而不是纯粹的私人交往;

二、周扬之所以要把自己的文章送经毛泽东“看过”或“修改”,是组织上的观念:尽管不是“必须要审查的”,但周扬仍认为,经毛看过后修改的文章,才能体现党的文艺政策。

1938年4月,在发起成立鲁迅艺术学院的名单里,在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之后,周扬也名列其中。1939年11月,周扬担任副院长。从现今披露的史实来看,毛泽东对鲁艺非常重视,他委派周扬担任副院长(吴玉章为院长)并兼任院党团书记也可看出,他对周扬是多么重视。

这两位同样为毛泽东所倚重的人物,因前边所提到的不同价值取向,再一次开始了“历史的碰撞”。

1978年春天,周扬在接受赵浩生的访谈时,谈到了在延安与丁玲的分歧问题:

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对此,当1979年丁玲勉强以党员的身份参加第四次文代会时,即在一个有周扬在场——此时周扬已经回到文艺界的领导岗位上来——的会议上,即对周扬的这种说法公开提出驳斥: 一名外国记者,赵浩生先生写过一篇访问报告,说延安嘛就有宗派,一派是“鲁艺”,为首的是谁谁;另有一派是“文抗”派,“文抗”派是以我为头子,还有艾青。事实上,当时我恰恰不在“文抗”。“文抗”有七个负责人,他们是萧军、舒群、罗烽、白朗、艾青、于黑丁、刘白羽,他们七个人轮流主持,没有我。

周扬的讲话,是从思想上归“派”——即“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而丁玲则回避了思想问题而从组织上归“派”,因而强调的是“宗派”问题。至于当年在延安是否有周扬所说的有“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之争的问题,丁玲则巧妙地回避了。

1982年,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的回忆录中,则对此完全否认:

为了准备这次会,毛主席分别找了很多人谈话,我也是被找去的一个。这次毛主席和我谈话内容只是有关批评的问题。毛主席和其他同志交谈中是不是谈到了后来为一些人所宣扬“写光明”与“写黑暗”,或“歌颂光明派”与“暴露黑暗派”的问题,我不知道。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

事实上,丁玲是完全知道当年对这个问题是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的。这有她在1942年6月写的《关于立场问题我见》的文章为证。

这篇文章是丁玲在学习了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发表的感想。她不但提到了“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争论的例子,而且把这种争论提高到“立场与方法”的高度来认识。

在丁玲去世、周扬也去世后的1993年,丁玲的丈夫陈明又在《丁玲在延安》为题的文章中,对周扬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丁玲“不是主张暴露黑暗的代表人物”。有意思的是,陈明并没有对周扬所说的延安存在“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之争予以否认。

如此说来,抛开丁玲是不是“暴露黑暗”的代表人物不论,周扬所言的延安存在这两个派别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丁玲与周扬对延安的不同的视角

以作家面目出现的丁玲,和以中共在文艺界的领导人面目出现的周扬,对延安的视角迥然不同。

1941年10月23日,丁玲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上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文章《我们需要杂文》。这其实也是一篇杂文,丁玲以杂文呼吁杂文,这本身就是一个号召。在发出这一号召的前后,丁玲身体力行,写出了一系列杂文:《真》(1940年4月)、《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1941年2月)、《战斗是享受》、《反与正》、《材料》、《讽刺》、《“三八节”有感》、《〈新木马计〉演出前有感》、《干部衣服》等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丁玲写出了这么多的杂文,这说明她的确是有意为之的。

丁玲究竟为什么在延安期间如此热衷于杂文?《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似乎就应该是现成的答案:

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生活,伟大的建设。

以当时丁玲的身份和威望,她的号召也的确产生了影响。在此期间,延安一些文艺家,尤其是聚集在“文抗”的一些作家,陆续发表了一些杂文。丁玲主张为了真理而敢于说话,不怕一切。艾青指出作家不是百灵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罗烽也认为在“光明的边区”,同样有“黑暗”、“脓疮”、“黑白莫辨的云雾”。王实味以更激烈的态度表明看法:“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客观地说,在上述杂文中所论述的“歌颂”与“暴露”问题,都在陈述自己的意见时注意了问题的两面性。丁玲也是承认“进步”、“民主”在先,说明她并不否认那些对这种“进步”、“民主”的赞扬。罗烽既然已经承认“光明的边区”,其用意也就只是希望通过批评使得边区更光明。王实味将描写黑暗看得特别重要,那是在他看来,“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王实味也是为了追求光明而主张暴露黑暗的。

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的语境下,显然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如果放在当时延安的历史场景下,放在当年毛泽东所倡导的语境之中,我们恰恰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仔细阅读丁玲延安时期的杂文,多篇都体现曲折的写法,并且其“曲”中所“隐”的东西在延安的语境中显得十分不协调、不入时、不合流。《真》文先是用许多笔墨强调对“没有民生保障,民主自由的地区”(非解放区)的抗日宣传要实事求是,结尾处笔锋突然一转,尖锐地指出:主题、典型都好的作品,也有可能“不是真的东西,不是人人心中所有的东西”,“粉饰和欺骗只能令人反感”。在《干部衣服》一文中,丁玲以典型的杂文方式对延安的等级观念提出批评:“有人告诉我在延安骑马的重要,因为这不只是代步的问题。”再如《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一文则直接提出“到大众里去”和“群众化”不能“取媚群众”。丁玲在文中很小心地回避了究竟是谁要避免“取媚群众”,而代之以含糊的“我们”。但熟悉延安时期语境的人都明白,和“群众化”对应的只能是那些当时被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而在那时毛泽东对文艺工作最重要的提倡话语,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老老实实地接受工农兵群众的改造。丁玲倡导知识分子不能“取媚群众”,要做群众的“师长”和“依赖的人”,这和毛泽东所倡导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位置是相左的。

《“三八节”有感》这篇杂文是丁玲在延安时期写作的一系列杂文中最尖锐的一篇。尽管对《“三八节“有感》,丁玲在晚年不仅一再把它解释为普通的、正常的批评活动,甚至轻描淡写地说“那时主要批评它攻击了领导,诬蔑了边区。其实我说的只是一个妇女问题,只不过是离婚再结婚嘛,那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当年延安的语境下,却完全不像丁玲所说的那样简单。

如果考虑到有类似言说行为的知识分子,在延安不只丁玲一个这一事实,丁玲等人的观点深深刺激了毛泽东等高层领导,并受到了普遍的责疑,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而多年后周扬还是以“歌颂”与“暴露”派作为“鲁艺”和“文抗”的评判标准,并把丁玲作为“暴露黑暗”的头头来看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更进一步地说,毛泽东在1942年发动整风运动之际,还特别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也确实不是偶然的。

与丁玲不同的是,周扬一贯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意义,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尤其到了延安以后,他坚持创作内容以“歌颂”为主,这与毛泽东对文学的作用的看法是相一致的——这也是毛泽东倚重周扬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观点也深深地影响了他所领导下的鲁艺。

毛泽东在为座谈会上的发言做准备而广泛征求作家的意见时,对应邀前来的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人说: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的委屈,就是教育还没有受够。毛泽东还分析了为什么会有“暴露黑暗”的问题。他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这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鲁艺”当然是“歌颂光明”派了,这个“派”的头子自然就是周扬了。

毛泽东虽然承认歌颂和暴露同样重要,却体现了强烈的倾向性

毛泽东是政治家,但同时也是文人。作为一个文人,毛泽东很注意与文艺工作者的联络,延安不少重要的文艺团体和单位,像中国文艺家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艺、边区文化协会、抗战文工团等,都是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支持下成立与开展工作的。同时,毛泽东对来到延安的文学艺术工作者都给予应有的尊重。在现今留下的回忆录中,曾经在延安的不少作家和诗人或艺术家,大都津津乐道地谈起过与领袖交往的一些细节,其中所弥漫的温馨与感怀之情是让他们铭记一辈子的。当然,这些回忆录中也提到了毛泽东的另一面,那就是,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更关注的是文艺工作在整个革命队伍中的作用,更注意的是文艺的政治功能而不是纯粹的私人交往。

在毛泽东看来,尽管经过成百上千的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有了蓬勃发展,文艺作为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的政治功能,已在各根据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挥,但是,在欣欣向荣的背后所存在着的诸如“歌颂”与“暴露”的问题的纷争,同样值得引起高度的警惕。

1943年4月22日,延安的党务广播中播发了《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了延安整风前文艺界存在的问题:

如对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上,或者脱离政治。如对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如对写光明写黑暗问题,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

这些问题中,关于“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歌颂与暴露”等问题,可以说是主要的问题。正是从解决这些问题的目的出发,毛泽东才觉得整风在文艺界进行是极为必要的。

正因为如此,在1942年4月前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文艺界的关注也多了起来。在4月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康生把“王实味、丁玲的形式”作为需要反对的三种不好的形式之一提出来;在4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建议,对“文协”的丁玲、萧军等,采用个别谈话最好。

由此可见,尽管丁玲、陈明对周扬关于“歌颂”与“暴露”两派的说法加以否认,但是,在当时中共中央、毛泽东眼中,这两派在延安存在则是不争的事实。而从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提到王实味、丁玲、萧军以及“文协”的问题来看,周扬所谓的“暴露”派丁玲为首的话,则大致是有所本的。另外,尽管丁玲以信誓旦旦的口气说“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但是,从毛泽东在稍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特意将这一问题提出来看,当时“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的确是不容讳言的事实。这也反证周扬的话所言不虚。

毛泽东是这样论述歌颂与暴露的:

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那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

毛泽东的这一论述,似乎是综合了周扬与丁玲等人的观点,承认歌颂与暴露同样重要。从实质上看,毛泽东又体现了强烈倾向,他论述的着重点是在歌颂方面。如果结合《讲话》彻底改造知识分子的整体语境来理解,人们不难感到毛泽东实际上是要求作家们放下知识分子架子,去歌颂人民,歌颂政权,在歌颂方面应当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歌颂与暴露的另两处说明就充分透露了这种意图。其一,他明确划定了写缺点,写反面人物的界标:“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的一半对一半。”因为“一半对一半”的描写,会使得敌我力量显得势均力敌,不利于鼓舞人民的斗志,会使工作中的缺点显得过分而不利于歌颂人民,故在其反对之列。其二,他强调指出“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这种“非此即彼”式的划分方式表明,作家在歌颂与暴露的立场问题上,任何的游离都是不允许的。对此学者林贤治有着精辟的分析:

一部《讲话》,把文学从发生到接受的全部过程纳入一个政治军事阐释系统。在那里,作家是一支军队,文学描写和新闻记者的对象一样被分为“人民”和“敌人”互相对立的双方,于是“歌颂”和“暴露”也就成了“拥护”和“反对”的同义语了。

对丁玲回忆录中一条材料的辩证:4月初,毛泽东不可能说出“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在延安整风开始后,丁玲担任“文抗”的整风委员会主任,而周扬则在鲁艺担当了这一职务。但是,与周扬在整风中的处境不同的是,丁玲则处于检讨过关的位置。

在丁玲关于这一段的回忆录中,对自己在整风中的处境语焉不详,偶有涉及,其重点往往在毛泽东怎样保护了她,在她和王实味之间作了怎样的区分等等。这样的回忆,一方面让读者难以了解当时的历史真相,另一方面由于掩饰的成分较多,其回忆中不免存在一些错讹,需要进行认真辩证才能搞清楚真相。

这里,我简要地就在4月初毛泽东是否真的说了“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的话作一说明。

丁玲说,自己在整风中受到批评的只有《“三八节”有感》一文。受到了怎样的批评呢?丁玲回忆说: 因为这篇文章,第一次对我提出批评是在4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这时延安各机关已经开始了学习整风。这次会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讲了几句开场白。第一个发言的是曹轶欧。她很有条理地批评了《“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第二个发言是贺龙同志。……最后,毛泽东作总结,毛泽东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丁玲的丈夫陈明补充说:《“三八节”有感》当年受到最严厉的批评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面对面的也仅仅是这次会。

丁玲的很多研究者,都把丁玲这段回忆中毛的话,说成是毛把王实味和丁玲是区别对待的,其意无非在说,毛对这两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而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就目前材料这是关于王实味托派问题最早提出的一次”(陈晋:《文人毛泽东》,第221页)。

但是,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在4月初,毛泽东是不可能说出“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的话的。

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时,毛泽东是主张让群众“大鸣大放”的。这样,很快引出来几个热衷于冷嘲热讽的墙报。由此又引出来丁玲主持的《解放日报》第四版上一些尖锐批评老干部弃旧娶新、生活待遇搞等级制等问题的杂文,诸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三八节”有感》等等,矛头所向,大都也是冲着各级领导和老干部的。这虽然多少符合毛泽东的初衷,却不免在一些领导人当中,包括在一些军队领导人当中造成了很大反感。

这种情况虽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也亲自出面在各种场合批评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和在批评中冷嘲热讽的态度,并同意由党性较强的艾思奇领导《解放日报》第四版,但是,毛泽东最初仍然认为这种“大鸣大放”是正确的斗争形式。即使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他也并没有看得多么严重。在此期间,他还让他的秘书胡乔木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这说明毛对王实味等人的作用是看重的,要其注意提意见的立场和方法,不要走偏,颇有爱护保护之意。

4月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康生提出,王实味、丁玲两人文章风气不正,并且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主张对青年要注意引导,提倡积极的批评,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文章最好不登。对此,领导人之间看法不一,一些人认为暴露暴露有好处,只有乱起来,才便于有目标地开展斗争和教育新干部;另一些人则认为放得太过,搞不好会出现莫斯科当年清党斗争的情况,为托派所利用,闹成分裂,难以收场。即使在这时,毛泽东的态度也仍然明显趋中。他一面强调不能放任自流,肯定新干部发生毛病是必然的;一面仍主张要“放”,强调对工作人员的不平之气,要让他们发泄,肯定各单位墙报的积极作用,相信除个别坏分子外,大多数都是好的,不是反领导的,只要领导得好,先纵后收,揭露问题,不会闹出大乱子的。

会后,中宣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四三决定》,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它一面肯定墙报的作用,提倡讨论;一面要求各机关领导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引导讨论方向。很明显,毛泽东相信,这种办法有利于对领导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有利于揭露问题。

4月上旬,在听到中央研究院领导人对院内墙报的一些激烈批评意见之后,毛泽东专门去中央研究院等单位看过墙报。但直至5月底,毛泽东仍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5月28日,毛泽东在高级学习组作报告时,明确告诉党的高级干部,你们所说到的“所有发生问题的作品,我们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那些同志根本都是革命的,都是在外面或根据地来的,他们在外面城市也是做革命工作的,有许多,时间还很长,现在也是做革命工作的,某些时候或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可以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

当然,毛泽东这时也不能不承认王实味确实比较过分一些,称“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但也仅此而已。毛泽东这时即使在政治局内部也不过就是把王实味称做“落后分子”罢了,不仅还是称其为“同志”,而且特别提醒政治局同仁,不要轻易对过分批评者上纲上线,强调落后的不都是反革命,甚至提出“要争取落后分子”。这也就是说,一直到5月下旬,毛泽东还多少认为,不能因为王实味的问题严重些,就把他推到反革命一边去,更不可能产生“托派”的想法。

从5月底开始,到6月上旬,中央研究院正式召开批判王实味的大会。结果,王实味早已向组织交代过的过去曾与“托派”分子密切往来的历史,被当做新问题“揭发”出来,其问题的性质立即转变。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艺界举行座谈会并形成决议,一致认定:王实味在政治上是敌人。第二天,即6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才明确表示了赞同的意见。他同时指出,现在看来,王实味的有系统不是偶然的,这个人多半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抓住时机,利用矛盾,进行托派活动,向党进攻。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可能在4月初就认为“王实味是托派”的。(未完待续)

摘自：《文史精华》2005年06期 作者：徐庆全

篇2：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

贾平凹曾就历史传统文化和当代世界潮流的发展谈论到, 迄今为止, 散文界发生重大变革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而文体形式的变革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散文的改革方向应该顺应时代的、世界的标准。在贾平凹的散文创作理念中, 他时刻践行着对五四以来开创的中国文学新时代散文、杂文、美文的继承, 而且在鼓励传统散文思想的同时, 紧跟时代的步伐, 在创作中求新求变, 汲取现代思想, 使其散文在横向的时间和纵向的空间方面不断地扩充。

一、儒道文化的忧患意识

从贾平凹新时期的散文来看, “栖心释梵, 浪迹老庄”是其进行禅思散文创作的理念规范。而“上遵周孔训, 旁鉴老庄言”更是作者在创作中遵循传统道德礼数和借鉴老子庄子习文的经验。这样的创作理念是儒家和道家的糅合与互补, 体现在《坐佛》、《三目石》、《树佛》等篇章, 不仅使其艺术眼光更加开阔, 而且显示了他对禅思散文的一种内容拓展。关于贾平凹的儒道文化的理解, 从另一个侧面足以看出, 就是他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静虚村”, 一种静谧、闲适、超然的人生境界的体现。贾平凹的散文总是能散发出古老的气息, 让人感受到是一个教书师傅在给自己的弟子吟诗颂词。谢有顺曾对于贾平凹新时期的散文创作中史学眼光的发展这一点说过 , 贾平凹的散文创作, 总是能够把现代感的思想意识, 装进他所能把握到的传统文化的逻辑里, 透过语言的物质外壳, 创作出传统系列的当代意识的散文, 体现着一种超越自身文体的力量。

对于儒道文化的忧患意识, 一般而言, 老子所代表的道家文化, 侧重于研究形而上的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 ;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 则偏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贾平凹的散文正是在追求这种儒道互补的传统文化, 他生于丹江之畔, 青山绿水养成性格, 且处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交, 很大程度上潜移默化于楚风, 他又喜欢沈从文, 对自然天地常怀赤子之心, 善于吸取传统文化和古典散文营养, 散文自然别有洞天。贾平凹对秦地文化的题材能够做到信手拈来成作品的还要得益于他对经典古籍的学习和研究, 其中古代小品散文对他影响颇大。其散文中偶然体现出的大局观和全局景象就是借鉴了《山海经》和《水经注》。他清新隽永的语言, 生动的描写, 精炼的叙述基本是从《世说新语》中吸取了养料, 此外贾平凹散文所体现的流畅性基本是从明清小品中领悟到的。

贾平凹在谈到史学传统时强调到, 在现代社会, 人们把我们在民族最强盛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丢失了。时代所赋予的品格, 在同时代会被潜移默化的形成, 但之后才会让人们所熟识。贾平凹的史学传统与他继承民族传统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 受先秦诸子散文家、魏晋小品散文、《史记》的写法、明清小说特别是蒲松龄、曹雪芹等小说家的影响。也许是小时候父亲的教导, 对贾平凹的教育也是传统的一面, 他从儒家、佛家、道家中去了解中国的传统意识根源, 看清中国的国民性。

二、“现代”思想的践行

贾平凹在新时期的创作, 显示了他是一位极具现代眼光的批判者和思想者。贾平凹在散文的现代意识方面下了很大工夫。现代意识, 在人们看来就是人类所想表达的意识, 这意味着我们要关怀的是大部分人类基本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原始愿望。而作为一种自由文体形式的散文, 更要具有责任感。因其表达方式不受束缚, 所传达的内容也是千差万别的, 这些类似于其他文学艺术, 是在承担许多无可复加的社会意义。

散文创作的成功标准不在于其数量, 而在于质量。这种质量的重心是放在读者的心灵冲击程度上的, 以至于对读者产生影响。然而, 作家与所处的社会环境总是呈现出一种摩擦的状态, 这种摩擦越厉害, 说明作家创作出了人们期望的优秀作品。作品作为作家的思想承载物, 体现了社会的思想变化, 以作家独有的社会地位, 从人类的角度出发, 它不以歌功颂德、顶礼膜拜为创作目的, 其创作初衷是以怀疑批判的眼光去挖掘人性的深处和揭露世间百态, 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去给读者呈现自己所处的世界。

在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 散文形成了一股热潮。贾平凹在文坛的二十多年, 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亲历者和参与者, 是西方文学的思想、思潮极具融合与文化发展时期, 贾平凹在新时期的散文正是受这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 显示着他对中西文学借鉴、互相发展、相互传播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西学东渐”的过程中, 日本新感觉派作家川端康成的小说, 美国“新闻体”小说创始人海明威简洁的写作手法, 美国推理小说家福克纳等作家, 使贾平凹散文显示出了现代风格。谢有顺就贾平凹散文的现代行做出过评价, 在近二十年贾平凹所创作出来的散文, 他总是追寻着一种融合, 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时融入当今文坛相互矛盾的看法和理论, 但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些现象的统一。他就是这样一个这种信仰传统却又时刻追求着现代品格的脚步。

摘要：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是鲜有的积极将创作实践与理论思考集于一身的作家, 他对文学的思考是自觉的, 具备了比较系统的体系。

关键词：贾平凹,散文,创作理念

参考文献

[1]贾平凹, 《贾平凹文集全20卷》, 惠西平, 王新民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10月。

[2]贾平凹, 《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 朱玉主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年9月。

[3]韩鲁华, 《精神的映像——贾平凹文学创作论》,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1月。

篇3：历史与科技的碰撞

关键词：历史共鸣;整合知识;课堂情境

自1998年以来，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日益引起广大学者和教师的关注。已经有不少一线教师把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作为一个改变传统教学方式的新型手段进行了课堂实践。而且，这种教学手段颇受欢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对信息技术对历史课堂情境设置的影响有所思考，以下就结合课堂实例加以分析。

一、秉承“苏式”理念，打造优美课堂

叶圣陶说过，学习不只是记诵，“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因此，建构课堂，让学生成为课堂主体，可以改变往日条条框框的理论讲述，通过创设引人入胜的情境，上出一节优美的历史课。这正与现在提倡的苏式教学“灵动”“优雅”的理念相吻合。

以七年级上册《汉通西域和丝绸之路》为例，本节课重点是丝绸之路的路线及意义。这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说，一下子要记住这些陌生的地名还是很有难度的。本课由于是在未来教室上课，所以采取了活动——重游丝路。任务一：翻书，小组合作，找到地名并填好。通过合作，学生大致对丝绸之路要经过的地方有所了解。任务二：老师做导游，带大家重游丝路，体验神秘的西域风光。其中第一步：学生通过未来教室的各个电脑学生终端，“百度”查询西域相关地名，并想出三句话来描述此地的特产、风土人情等，在活动中让其他同学进行“猜谜”。第二步，配上西域风格的音乐、相关图片，重游丝路。活动进行时，若看到图片知晓地名，即由该名学生用三句话来描述，全班其他同学抢答地名。

通过未来教室的先进信息技术，每个学生都能做这一游戏活动的参与者，学生轻轻松松便“游览”了西域风光，深入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传说和特产，对于丝绸之路的意义——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也有更深入的体会。这一节优美的历史课让学生、老师都印象深刻。

二、让学生身临其境，激发历史共鸣

历史本就是一门有人情味儿的学科，教师冷冰冰地进行PPT

展示不会引起学生的兴趣，所以本课设计特别注重学生情境的带入。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以七年级下册《万千气象的宋代社会风貌》为例，我们试着建构课堂，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并利用活动课，让学生绘制自己的《清明上河图》。信息技术主要是起展示作用，通过图片扫描，学生的成果得以反馈。

比起课本，初中生更感兴趣的是自己身边的历史。为了使学生更好地学习近现代史，我们初二年级举办了历史实物展，要求学生拿出身边能反映历史变迁的物品。但后来我们担心如果实物拿过来，会不会有损坏、遗失呢？于是我们改进了活动，让学生“寻找身边的历史”，通过拍摄照片寻找到具有历史气息的文物，并配以文字说明。以小组为单位将这些成果整合成PPT，最后在课堂中进行展示。在这次活动中，学生也像小老师一样站上讲台，大家展示出了袁大头的银元、老式的手表等等，使得这个展览办得有模有样，而我也特意留出课上的时间让学生对这些“宝物”进行鉴赏、品评。

三、帮助学生整合知识，拓展思维

情境设置不仅仅是在课堂中，学生能否学会在历史课后也形成一种历史思维，进行情境的带入，从而帮助自己掌握扎实的知识也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我们备课组尝试创新，采用了软件绘制思维导图的方式来引领学生学习本课内容。

导图与导学是历史教学中的新尝试。历史是一门非常有趣的学科，它包含广博的知识，可以让人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教会人们以史为鉴，让人变得更睿智。但是这门学科让许多学生望而却步。因为如果真正把历史作为一门课程来学习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初中三年，学生所学的内容加起来，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这么多内容，空间跨度较大，史实太多，且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非常繁琐，所以学生很容易记忆偏差，导致学的东西越多，脑子就会越乱，越是烦躁，越认为学历史就是死记硬背，怕学、厌学，把历史的趣味性全部抹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教师进行指导，教师首先必须对课本知识熟悉，条理清晰，每课重、难点的把握得当，有自己的思想，才能帮助学生理清课本知识，构建知识框架的内在联系，学生才会学得轻松。

多媒体的运用能够最大限度地创设历史情境，并能实现方便、高效的自主学习。教师真正在课堂上演示的东西很少，把课堂还给学生，引导学生自己思考。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进一步深入，能让学生改变被动、表面、形式地学习知识的弊端，从而改善教学

效果。

参考文献：

[1]白娟.美国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案例分析与思考[J].中小学电教，2004（02）.

篇4：我所认识的巴金、周扬和冰心

因此, 在先后近二十年里, 我有机会通过做翻译, 见到、认识郭沫若、茅盾、巴金、周扬、夏衍、老舍、冰心、曹禺、张光年、严文井、刘白羽、赵树理、杨朔、李季、冯牧、欧阳山、杨沫、陈白尘、梁斌、姚雪垠、杜宣、玛拉沁夫、柯岩等中国最知名的作家、诗人、剧作家和评论家。从年龄上讲, 他们全是我的长辈。从文化、知识、写作上讲, 他们更是我的老师, 其中好几位更是我十分崇敬的偶像。他们都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限于篇幅, 这里只能记述少数几位和几个真实的故事。

1.帮巴老“圆谎”

先说巴金。我上中学时就读过他的《家》《春》《秋》等长篇小说, 所以非常喜欢他。解放后, 他一直住在上海市内一幢租用的旧别墅里, 长期兼任上海市作协主席。当时, 几乎每位来华访问的日本文艺界朋友, 都会去上海呆上几天, 而上海又几乎全由他负责出面接待。他还多次把一些作家接到自己家里晤谈。所以, 我见他的机会特别多。

巴老给我最突出的印象, 是他特别谦虚、亲切、和蔼、友善, 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对日本朋友, 也是热情相待, 以心换心, 有时连句必要的善意谎话都说不圆。

一次, 巴老在徐家汇宴请几位年龄与他相仿的日本老作家, 见到其中一位因为过于兴奋, 多喝了几杯, 有些醉状, 巴老担心可能出事, 便坚持要亲自护送客人回和平饭店。没多久, 酒醉者就清醒了, 完全恢复了正常。于是大家又坐在一起, 欢谈了好一阵子。不知不觉已过了十一点。我提醒他时间不早啦, 该回家休息了。

巴老起身告辞时, 谁知几位客人都说, 今晚你请我们吃美味的上海菜, 又亲自护送我们回饭店。中国人崇尚礼尚往来。这回该轮到我们送你去底楼乘车回家休息了。

可能巴老觉得夜色已浓, 为了不麻烦已经劳累了一天的几位朋友再乘电梯上下, 便随口说了一句谎话:“各位不必送啦, 今天晚上我也不回家了。我早已在六楼预定了一间客房, 请各位到此留步。明天早晨我们再见。”

“那太好啦, 这里是八楼。我们就送你去六楼吧。”客人们高兴地表示。

这下可把巴老难住了。因为他根本没有预定过房间呀。现在客人要送他去房间, 自己该怎么办呢。见他这副尴尬万分、不知所措的样子, 我突然计上心来, 立即找来八楼服务员, 三言两语说明情况, 请他立即给六楼服务员打电话, 迅速安排一间甲级套房, 供巴老使用几分钟。服务员们都认识巴老, 不到一分钟, 就把事办妥了。巴老很满意, 客人们也完全没有觉察出来。事后巴老还笑着问我, 小周呀, 你在北京外交部工作, 如何随机应变, 变被动为主动, 大概也是一门必修课吧。

2.一个“插曲”

一次, 巴老和周扬同一天、乘同一架民航班机去日本。巴老是为了出席国际笔会东京会议, 周老是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邀请, 进行友好访问。机场贵宾室的欢迎会和当晚日方举行的招待会上, 多位日本著名作家到场, 气氛非常热烈。事前商量由谁代表中方致答辞时, 两位老人你推我让, 定不下来。周老说你比我长几岁, 作品多, 在日本知名度高, 现在又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理应由你代表。巴老说, 解放后你一直是我的领导, 写的评论多、质量高, 早年又在日本留过学, “文革”中受的苦难比我深, 理应由你代表。见两位中国文艺界的大师互相谦让, 争执不下, 日方接待单位笑着表示, 那太好啦。欢迎两位都讲, 而且一定要畅所欲言, 不限时间。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两位讲话的具体内容了, 只记得他们都十分激动, 是含着泪水讲的。台下的一百余人, 不少也是含着泪水听的。讲话时全场鸦雀无声, 讲完后掌声雷动。

这里我想讲一个当时令自己颇感意外、又十分气恼的插曲。就是访日回京后不久, 两个自称在宣传文艺部门任职的中年人来外交部, 一本正经地向我了解情况, 说根据他们听到的反映, 巴金、周扬在访日期间, 曾面向一百多个日本人, 含泪诉说近些年他们各自在国内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 明显流露出对党和国家的怨恨情绪, 造成了很坏的国际影响……希望我能认真回忆—下两位老人当天的讲话内容。

“文革”初期, 我也几次碰到过类似的情况。那时来找我的, 全是相关部门造反派掌控的“专案组”人员, 目的就是要求我这个最有发言权的翻译, 尽量多提供一些“有力的子弹”和“有价值的证据”, 用来帮助他们批判、打倒那个至今仍“死不认罪的走资派”。

想不到“文革”刚过几年, 竟又有人“重操旧业”了。我非常严肃地对来访者说, 你们听到的那些“反映”, 完全是无事生非, 一派胡言, 不值一驳, 因此自己只能“无可奉告”。如你们觉得事关重大, 硬要查个水落石出, 应该直接向两位老人核实, 也可以向我国驻日使馆和新华社东京分社询问。那天共有五六位中国同志来到会场。这里, 我只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就是当胡耀邦同志知悉周扬这次是带病出访后, 迅即通知卫生部指派一名有经验的医生随行, 精心保护周扬同志的健康不出问题。而根据内部有关规定, 只有中央少数几位领导同志出访, 才能享受这种待遇。

听我说完后, 自觉没趣的那两个来访者, 就灰溜溜地回去了, 并再三解释, 他们找我只是随便问问而已, 对两位老人、对我都没有任何恶意。

3.东京“交心”

在东京停留期间, 两位老人有过一次促膝长谈。涉及内容敏感、重要, 我至今历历在目。巴老说, 常言道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文革”一结束, 特别是小平同志重新主政后, 自己曾在几个不同场合, 有时作口头发言, 有时写书面报告, 多次向中央提建议, 希望能在北京筹建一个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 也可称“十年文革纪念馆”, 把“文革”始末、过程、它给国家各方面带来的深重灾难, 把全国人民反对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英勇斗争, 以及应该怎样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等, 用大量实物、文字、统计和图片展示出来, 使其成为全国人民的一个大课堂, 以教育和警示从普通百姓到最高领导的每一个中国人。

巴老说, 他为人一辈子谨言慎行, 这次也是经过无数日日夜夜的深思熟虑, 真正从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着想, 才提出这个建议的。然而始终得不到上面的肯定答复。为此, 他感到迷惑不解, 十分苦恼, 不知道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 究竟错在哪里?中央为什么不采纳他这个合理化建议?

周老表示, 在北京他早就听说过这件事。起初自己也觉得巴老这个建议, 很受启发, 很有创意, 很有道理, 很有必要。但后来仔细一想, 特别在与小平同志面谈后, 开始认识到这件事的方方面面, 前因后果, 都必须考虑周全, 慎重对待。周老说, 十年时间并不算长, 但中国发生的这场空前浩劫, 涉及面极广各种深层次的矛盾, 异常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目前根本不具备深刻、全面总结这场空前浩劫的主、客观条件。

对待“文革”这件事, 只能采取小平同志提出的“宜粗不宜细”这个唯一正确的方针。要求大家能在一些基本原则问题上, 分清大是大非, 统一认识, 统一思想, 就可以了。否则, 影响大局稳定, 影响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 甚至被国内外一些敌对势力所利用, 造成不可收拾的严重局面。而这些都不是你、我这些老头儿愿意看到的。

周老表示, 你在这个年纪, 还念念不忘国家大事和人民利益, 令人敬佩, 值得我们大家好好学习。对周老的这一大段话, 巴老只风趣地回了一句话:前几天我就说解放后你一直是我的领导。通过这次推心置腹的交谈, 证明今后你依然是我的领导。以后有机会去北京, 我还会再次登门求教。

4.周老的道歉

再说周老。“文革”前, 我只读过他上世纪30年代, 不满三十岁时翻译 (英译中) 的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和解放后在报刊上发表的几篇战斗性和鼓动性很强的文艺论文。还听说, 国际上和国内一些文艺界人士, 都称他为“剃刀周扬”, 意思是指这位长期分管意识形态和文艺工作的领导人, 处事果断, 笔风犀利, 从不拖泥带水, 模棱两可。少数人则认为他一贯很“左”, 历次政治运动中整过不少人。后来, 我又听说, “文革”一开始, 他就被打成“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和“中宣部阎王殿二阎王” (“大阎王”是陆定一) , 送进秦城监牢, 而且长达八年之久。

对这件事, 我曾感到难以理解、不可思议。心想“文革”在意识领域的突出表现就是极“左”。为什么要把一个原本已经相当“左”的领导人, 也要打倒, 并长期关押呢?他本人又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自己的呢?

1980年前后, 作协两次借我陪他出访日本。其中一次, 他因腰伤复发, 在我驻大阪总领事馆卧床静养, 使我有机会向他进行了详尽的“采访”。在交谈过程中, 我感到他没说过一句官话、大话、假话。对几个相当敏感的问题, 也都真诚地作了回答。要点如下:

我问:“文革”前您一直受到重用, 党的八大上还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一生中也没有被捕过等所谓“历史问题”, 为什么“文革”一开始, 就把你打倒了呢?

周老答:这也是我在秦城监狱经常想到的一个问题。释放我时, “专案组”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你的问题事出有因, 但查无实据。”八年间, 他们究竟查了我什么问题, 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查的, 自己至今仍然一无所知。细想起来, 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是江青害怕我揭她不光彩的老底。三十年代初, 二十岁上下的她, 从山东青岛来到上海, 在进步文艺界当个二三流演员, 没有太大出息, 却绯闻不断, 口碑不好。而我当时是上海文艺界地下党的负责人, 对她的情况可谓一清二楚。不过, 江青觉得我的存在对她不利, 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自从她跑到延安, 并与毛主席结婚后, 我一直看在主席面上, 人前人后从未讲过她一句坏话。包括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反对主席娶她, 来鲁迅艺术学院, 向我这个也来自上海的院长, 打探她在上海的一些丑事, 我也都装聋作哑, 守口如瓶。

二是解放后, 领导上安排她在中宣部我手下做些电影方面的工作。尽管毛病不少, 但同样看在主席面上, 我也没有得罪过她。后来主席几次约我去中南海家里谈话, 并留我一起吃晚饭。一次, 主席在餐桌上偶尔谈起他近期心绪很乱, 身体不好, 晚上常常通宵失眠。我听后心里很着急, 便一本正经地板着面孔, 以上级对下级的口吻说, 这方面江青同志责任最大。今后必须要把保护主席的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那些电影工作, 我可以另外安排其他同志去做。谁知道主席不以为然地说了一句:靠她, 能靠得住吗!?当时江青低着脑袋, 没有吭声, 但从她愤怒的眼神中, 我感到自己已经深深得罪她了。

几年后, 主席支持她带头搞样板戏, 神气多了。一次见面时, 她阴阳怪气地对我说, 周扬, 几年前你跑到我家里, 我请你同桌吃饭, 你却不怀好意, 公开挑拨我和主席的夫妻关系……你欠的这笔账, 我还没有找你清算呢!

我问:您是怎样看待和评价自己“文革”前十七年工作的功过得失的?

周老答:秦城八年, 我想得最多的, 就是这个问题。总的来看, 结论可以说是, 功过对半, 得比失多。

功, 就是自己认认真真、辛辛苦苦完成了上面交办的各项任务。比起解放前来, 在党的领导下, 自己分管的中国文艺事业, 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出现了初步繁荣的景象。

过, 就是自己长期受到“左”的影响, 严重伤害了文艺界的一些好同志、好朋友。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冯雪峰、小说《红楼梦》研究, 到打倒“胡风反革命集团”、“丁 (玲) 、陈 (企霞) 反党集团”等冤假错案, 都有自己的份。

得, 就是十七年后有机会, 以一种以前想也不敢想的方式, 彻底反思了自己的大半辈子, 真正从正、反两个方面, 得到了深刻、有益的教训。

失, 就是白白浪费了许多年宝贵的时光。在自己真正觉悟, 并下决心要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时, 健康、精力已经大不如前, 难以有所作为了。

这里, 我想插一段此前我在北京听到的一个感人的故事。就是在首都几百位文艺界知名人士聚集一堂, 欢迎他重新复出的大会上, 周老深沉地表示 (大意) :“谢谢同志们这么同情我在十年动乱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其实比起我们党的许多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来, 我受的这点苦根本算不上什么。今天。更需要向大家郑重表明的, 是自己受的这点苦, 绝不能抵消我在‘文革’前十七年所犯的许多错误。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我过去伤害过不少好同志、好朋友, 使他们蒙受不白之冤, 有的甚至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愿意借此机会, 向他们和他们的家属, 表示最深切的歉意。”

据说对这几句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会场上热烈的掌声持续了五六分钟。许多人还流出了激动的眼泪。而这是新中国文艺史上, 很少有过的感人场面。曾任文化部长的著名作家王蒙说了这样一句话:由此可见, 周扬不是一个小人, 而是一个大人。

实话实说, 我也因为从多人口中, 听到过这件事情以后, 才从内心深处敬佩这位老人, 并每次都竭尽全力, 为他当好翻译的。

5.冰心老人的特殊关爱

下面再说说冰心老人。我读过她年轻时写的一些优美、动人的作品。但一直觉得, 凭她的素养、经历、见识和文笔, 老人解放后创作、发表的作品, 实在太少太少了。

为此, 一天我曾利用上午为她当翻译、下午陪她去购置出国日用品的机会, 当面坦率向她求教过这个问题。老人说, 以往不少国内外读者也曾问起过这件事情。她觉得如果说真话,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很难回答。

首先, 这种现象相当普遍。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全都如此, 几乎没有例外。解放后, 各种政治运动, 一个接着一个, 作家们忙着投身进去, 已经十分吃力, 唯恐跟不上形势要求, 被扣上各种帽子, 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积累生活, 收集素材, 深入思考, 动笔创作。

其次, 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 无不上纲上线, 你死我活。这种情况下, 作家即使自己没有“问题”, 也很难描绘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刻画各种人物的不同心理。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勉强动笔, 哪里能够写得出什么好作品呢?

冰心老人说, 至于她本人, 更有一点特殊性。自从吴先生犯“错误”后 (我只听说老人丈夫、著名的社会学家、中央民族学院吴文藻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但从未直接问过老人) , 自己早就想就此搁笔, 过太平日子了。

“文革”初期, 一次我在中国作协举办的“学习班”里, 见她正和近二十个未被列入“牛鬼蛇神”名单的“臭老九”, 一起从事轻体力劳动, 便走过去轻声问她处境如何?她把我拉到门外, 也轻声告诉我, 幸好解放后十七年她从未写过任何政治题材的东西 (解放前也很少) , 才没被造反派抓住把柄, 把她打成“牛鬼蛇神”。

这里, 还要记述冰心老人对我个人的特殊关爱。可能她见我为作家们当翻译时, 几乎都穿着相同的衣服和鞋子。一次吃饭时她低声问我, 小周你家里经济状况是否比较困难?我笑着表示还过得去。后来, 我陪她去购置出国日用品时, 她一定要为我定做一套进口面料的西装。我再三表示感谢, 没有接受。她就把一百元人民币塞进我的口袋里, 以命令的口吻说不做西装, 那就随便买点别的日用品吧。盛情难却, 我只好收下了。那时一百元正等于我当时一个半月的工资。

在经济上热情帮助过我的还有著名诗人李季和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三年困难时期, 像李季这样级别的干部, 每月都可以从特供商店买回少许食用油、白糖、鸡蛋和鲜肉。到时他几次把我请到他家共同享用, 吃个精光。用他的话说, 就是要“有福共享”, 并帮我这个小青年“增加营养”。

1962年初春, 玛拉沁夫和我一起送日本作家去广州。按规定, 回程他的级别可以乘只需六小时的飞机, 而我只能乘需要四十八小时的火车, 才能回到北京。当他知道我妻子头胎妊娠反应严重,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时, 便主动、坚决要与我换票。我不同意, 他就说自己是作家, 需要在沿途几个火车站随便走走, 进行采访, 以便回内蒙古后写篇南行散记。因此两人换票, 与其说是他帮助我, 不如说是我帮助他。这几句话说得我哑口无言, 不好再推托了。接着他又赶去刚开放的自由市场, 高价买回二斤花生和一斤糖块, 送给我带回北京给“弟妹”吃。后来我知道, 那时要买这点东西, 也得花掉我大半个月的工资。而且除了广州, 其他地方有钱也买不到。

(选自《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