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源分析

根源分析（精选8篇）

篇1：根源分析

二、问题根源不可忽视

涉农资金监管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涉农资金管理部门的职能交叉重叠。从目前情况看，涉及政府财政部门、计划管理部门及扶贫办、农业综合开发办；行业主管部门又涉及农业、林业、水利、畜牧、农机、民政、科技等部门。这些部门对同一类型资金或项目实行多头管理，如果协调不好、缺乏科学统筹，就成了“都管都不管”的空白地带，造成资金投入分散、难以集中办大事，影响使用效果。

二是地方财政困难，农业投入力量不足。目前，大多数农业专项资金都规定了各级财政配套资金的比例，而很多市级以下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运转困难，难有财力配套。地方政府为了争取上级对农业的投入，只得采取虚报地方财力、编制虚假报告。为应对上级的检查和验收，也只得搞虚假配套、虚假自筹、虚列工程支出等活动。

三是资金管理监督机制不健全。由于政府管理部门自身资金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等投入都依赖于上级财力，部分单位想方设法争取项目，取得资金。一旦争取资金成功，就挤占、挪用来弥补机关经费不足，导致管理出现问题。这主要在于没有建立严格的资金或项目管理的监督检查机制，缺乏一整套全程的监控措施。

四是行政干预影响监管执法的独立性。涉农资金监管工作中所涉及的问题，也是社会上的热点问题，各级政府、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极为关注。但由于受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影响，过多考虑当地利益，怕给当地政府和领导捅漏子，对问题不能如实上报和公开，往往内部消化、内部处理。或者是对违法违纪问题不以为然，认为“法不责众”，只要截留、挤占挪用的资金不落入“个人腰包”便不予处理处罚，即便做出处理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缺乏力度，影响执法的公正性、严肃性。

三、方法对策值得探究

涉农资金监管中存在着矛盾和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各地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解决的方法和对策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应着力强化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强化思想认识，确立涉农资金监管工作的基础地位。涉农专项资金是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解决“三农”问题、实施强农惠农政策的具体体现，做好涉农专项资金的安排使用，确保涉农资金切实发挥效益和安全运行，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经济问题，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政治问题。这就要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加强领导，高度重视涉农资金，严格按照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强化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确立涉农资金监管工作的基础地位。

二是强化前瞻性，填补涉农资金监管的“空白”地带。对涉及国家农业资金的非国有经济组织，只要存在涉农资金分配

制约关系和涉农项目审批监督制约关系的，必须开展延伸监管。要从涉农资金分配拨付的源头查起，或从资金使用的基层单位、个人逐级核查，资金运行到哪里，就追查核实到哪里。同时还可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按照政府的要求进行监管，或者委托社会中介组织进行查证，填补涉农资金监管的“空白”地带。三是强化源头管理,拓展涉农资金监管领域。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源头为抓手，按照分级负责和条块管理的原则，分别建立涉农资金和项目档案，对其实行备案制、公示制和责任追究制；涉农项目、资金的管理部门应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切实加强系统内的层级管理和监督，形成监管合力。同时，针对涉农资金结构性变化的新情况，要以国家预算安排的农业专项资金为主线，延伸监管其他涉农资金。在确保监管覆盖面的基础上，要抓住资金源头，从“大”处做文章，在“细”上下功夫。要按照使用范围和流向跟踪，对那些掌握涉农资金数量多、项目多、资金活动频繁，与农村农业关系密切的部门和单位，进行重点监管，促使涉农资金的安全正常运行。

四是强化督办力度，确保涉农资金的安全完整和规范高效。对涉农资金中发现的违法违纪行为要加大查处力度，做到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各级政府对查出的问题要不捂不漏不袒，必须坚决纠正，整改到位，防止屡查屡犯。如对挤占挪用涉农资金的必须如数追回；对查出问题未落实或未完全落实的，应要求有关部门收回国家投资、核减下年拨款或取消扶持；对个人行为、长官意志造成的决策失误、损失浪费等，必须追究个人责任。同时，还要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从根源上找原因、查漏洞,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尽量减少资金运行中的“跑冒滴漏”。同时，建立健全审计与财政、监察等有关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协作，进一步发挥合力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广泛开展警示教育，逐步完善涉农资金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从而提高涉农资金监管的规范性和实效性，确保涉农资金真正发挥作用。

篇2：根源分析

资本是投入到生产过程中追求自身增值的剩余劳动价值，它是通过生产要素的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资本也是具有二重性的，资本作为剩余的劳动价值，表现的是一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市场上表现为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而在生产中表现的是资本家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资本作为使用价值，是物质的生产要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统一。资本被纳入社会的领域，它不仅仅是自然的物资，而有社会关系的成分在里面，成为社会性财富的象征。

资本逻辑表现为劳动力市场上对劳动者的自然力的购买与占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者成为失去生产资料的无产者，而资本家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于是劳动者会生存的物质资料的依赖才不得不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生活的物资必需品，而资本家就在劳动市场上占有拥有对劳动力支配的权利。

资本逻辑表现为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者拥有的自然力的支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通过物资生产资料的所服从的自然界的规律所表现出来的，而自然物质所执行的社会规律就是在资本的竞争中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劳动力只有把剩余最大化，才可以获得生活的资料，在这样的情况和规律下，劳动者职能把自己的劳动力源源不断的卖出去。

篇3：二元性失业的根源分析

作为人口大国,解决就业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在过去的5年间,城乡新成长劳动力年均达2 000万人,把离退休等退出劳动力市场情况考虑进来,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1 000万人,加上需要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其他人员,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达2 400万人。但高速的经济增长缓解了就业压力,以2002—2007年这段时期为例,全国城镇的新增就业5 100万人,年均超过1 000万人,2007年城镇新增就业1 204万人,而且,城市还接纳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镇转移就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从2008年开始,由于一些新现象———二元性失业———的出现,就业问题又一次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所谓二元性失业,指的是知识性就业难和体力性就业难的并存的经济现象。过去经常有学者指出,中国就业压力大的原因在于劳动力素质较低,存在着农民就业不足和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困难,进而指出提高劳动力素质、发展教育是解决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但是,目前中国却出现了二元性失业现象,这种新现象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应该如何解决这种新出现的问题成为必须要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一、中国的二元性失业现象

中国目前表现出比较典型的二元性就业难问题:

(一)体力性就业难

第一,农民工的就业难,从“民工荒”逆转为“返乡潮”。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约有2.3亿农民工,其中外出人员约有1.3亿。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农民工的需求急剧上升,甚至出现了“民工荒”,农民工找工作很容易,而企业招工却比较困难,“民工荒”现象最早出现在南方一些主要城市,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其他省市也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行业几乎一直在为“用工短缺”而犯愁。

但是,半年时间未到,从短缺2 000万工人到失业2 500万工人,出现了大规模农民工返乡现象。国家统计局对四川、河南、安徽、湖北、湖南五个劳动力大省进行了快速调查,得出的数据是提前回流的农民工占整个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7%。农业部根据固定观察点最近对10个省市的数据调查,得出农民工提前回流量占农民工总量的6.5%。因此,如以6%的回流量估计,全国1.3亿外出农民工中已有780万人提前返乡。国新办2009年2月2日举行的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在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大约2 000万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这一2 000万失业农民工的数据还没有包括那些失去工作但仍留在城里寻找工作的人,这一部分冗余人员的数字也将高达1 200万。

第二,城镇劳动力再就业难。多年来,城镇失业登记率一直较为稳定,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城市人口失业率保持在4%左右。但稳定的城镇失业率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估计,2009年该数字将会增加到4.5%。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社会蓝皮书》公布的数据称,中国城镇失业率已经攀升到9.4%,比政府公布的截至第三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的统计数据多出两倍。

(二)掌握较先进技术和知识的大学生就业难

高校扩招后,中国高校大学生增长数量呈井喷式的增长,从2001年的145万,一直到发展到2008年的560万,这样的增长速度是扩招前的6倍。大学生就业难,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也是社会上的一大现象。大学生就业有多难,看看下面的数字就知道了:2007年实际上有495万的毕业生,但是还有100万没有就业,2008年560万毕业生,还有150万没有就业。到2009年,中国将有610万大学生,根据人力资源部的目标,力争就业率达到70%,专家估计可能还有200万大学生不能如期就业。在社科院发布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中,大学生就业率最低的专业为艺术类、生命科学类、医学、生物学和农学专业。会计学、英语、法学、工商管理、电子信息工程等10个热门专业半年后就业率在90%以上,但这10个专业的失业人数达6.7万,占本科总失业人数的三成,其中专家指出当前大学生的失业率超过12%,是登记失业率的3倍左右。

综合看来,当前面临就业压力有着显著的二元性特征,产生这种新现象必然有其独特的根源。

二、二元性失业的表层原因分析———世界性的金融危机

当前的就业压力是全球经济危机的直接后果,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开始席卷全球,蔓延到全球各个经济体的各个领域,给中国的就业市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中国经济扩张和就业增长中,外向型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本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中的重灾区美国、欧盟,恰恰是中国外贸最大的出口国家。随着危机的演化,这些国家已相继出现经济衰退、收入水平下降、失业人口增多的情况,进口需求减少,虽然一些生活必需品的进口需求对收入的弹性较小,那些与进口国产品价差较大的产品甚至可能出现负弹性,但对中国产品的总需求必将由持续高增长转为低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中国经济高度依赖的外需显著减少。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11月份,中国出口额同比出现7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幅度达2.2%。东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日荣透露,根据东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节前所作的调查,全市今年的外贸订单数量比正常情况下减少了30%~50%。出口下降导致东南沿海大批出口型中小企业停产、关闭,中西部部分中小企业生存形势不容乐观。

中国外向型经济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下降对就业的影响很大,虽然部分出口产品可以转为面向内需市场,但必将加大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无论怎样扩大内需都不可能抵消外需下降对就业的负面影响。部分企业将可能停招、少招新人甚至裁员以缩减成本,这些无疑将减少就业岗位。一般讲,中国外贸出口每波动1个百分点,将影响中国18万~20万人的就业。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兼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说过,受此次危机尤其是出口下滑的影响,中国可能失去2 500万个就业岗位(周华,2009)。

三、二元性失业的深层次原因分析———分工受阻

分析当前的二元性失业问题,好像是由于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契机,进而蔓延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导致对出口行业的影响导致的,但进一步思考,却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经济发展中的分工受阻而导致的体力和脑力就业不足。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失业理论从分工角度探讨了失业产生的根源,认为失业是与分工相关联的一种经济现象。杨小凯(1999)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社会中失业的机制与劳动分工演进的一些特点有关。如果没有分工,整个社会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时,也就不存在失业;当整个社会处于完全分工状态,每个人都进行专业化生产时,社会也没有失业;因此,失业发生在一定水平的分工阶段上,当分工演进机制受阻,原来的专业化生产不能进行时,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劳动力既不能重回自给自足状态,也不能跃进到新的分工水平状态,失业便会产生(杨波,2006)。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失业理论,对认识与探讨中国的就业压力问题具有极其深刻的启示。造成中国现阶段的就业压力的具体原因可能十分复杂,但分工受阻,分工不足却是其中的根本原因,分工演进机制受阻是中国的就业压力增大的根本原因。

(一)分工不足导致体力劳动就业受阻

已转移出来的部分农民工难以返回到农业中去。出于预期的,人们会按照前期最优分工水平或者分工演进的速率来规划自己,当分工出现阻滞,人们再也难以回到自给自足(或以前的低水平分工)状态,于是失业产生了。

一方面,近十年中国耕地面积减少1.25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仅有1.38,根本不可能容纳已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重新进行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已转移出的农村劳动力多为80后和90后,这些劳动力由于社会分工的变化,一部分人已经丧失了从事农业生产所必须的经验和技术,难以返回到农业中去,从而成为了游离于农业之外的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这部分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劳动力既不能重回自给自足状态,同时由于分工不足又不能进入到其他产业,成为了当前亟待就业的主力军。

而且,对于城镇劳动力而言,大部分集中于各种企业和专业化的经济组织,分工水平较高,但是由于大分工网络造成的协调失灵、风险高、加上转业的困难等原因,使得一部分游离出来的城镇劳动力就业受阻。全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分析显示:各技术等级的求人倍率均大于1,而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人员却无业可就。就业不足与岗位空缺并存的结构性失业正说明分工受阻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受阻。

(二)分工不足导致脑力劳动就业受阻

知识是分工的中间产品,而教育是随分工演进产生的人们获得知识组织形式和手段,因此,知识的累积和教育的发展最终还是决定于交易效率。如果没有交易费用的降低,分工演化无法启动和加速,不仅会抑制知识的产生,而且已有的知识也没有了用处。有人一直质疑近年来大学所谓扩招。但相比之下,中国大学生占劳动人口比例确实不高。美国为47.5%,澳大利亚48.5%,日本30.6%,中国仅为7.2%,低于泰国11.2%和马来西亚10.5%的水平(新华网,2007)。从这个角度,中国的大学生占劳动人口比例不高,即便按照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和发展余地。数据显示,中国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甚至低于1%,而在美国,这个比例可以达到23%~25%。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一个观点,即大学生就业不足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分工不足,而与教育没有必然的关系(郭永清,2003)。因此,大学生就业受阻从根本上说不是由于大学生太多,而是分工不足所导致的需求减少,进而造成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增大。

由于分工受阻,市场机制所能起到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也是低效的,经济增长的速度虽然较快,但其质量水平却不高,体力和脑力劳动吸收能力不高也就不可避免了。

四、导致中国分工受阻的因素分析

对于总体分工水平还相当低下的中国来说,这些就业压力完全可以通过提高分工水平,充分利用分工经济的网络效果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缓解。但是由于中国现阶段市场机制所需要的制度环境一直没有建成,这直接制约了分工的自发演进,就业不足的产生和社会制度环境有内在的联系。

(一)所有制结构的限制

所有制结构直接关系到了市场化进程中竞争与垄断,虽然经过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已经形成了主要由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部分构成的所有制结构,但是由于三种所有制在经济中所处的地位还未完全平等,特别是民营经济的作用和地位问题还有待解决,国有经济的调整还未结束,这些都限制了三种经济形式在社会分工中的定位,进而限制了社会分工的深化。例如,许多中间产品市场,如金融、通讯等行业由政府垄断,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无法卷入有效的分工,导致产品供应不足,提高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限制了分工的深化,社会只能选择低水平的均衡。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限制

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还未形成,社会保障制度在不同所有制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别,这会影响要素的自由流动性,提高了交易费用,影响了交易效率,阻碍了分工的进行。以大学生就业为例,由于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在社会保障,主要是社会保险,提供方面的不足,导致其不愿加入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宁愿千军万马挤“公务员”这个“独木桥”,形成“自愿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而这种类型的失业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三)经济增长方式的限制

三十年的发展,经济增长方式一直都是以“粗放型”增长为主,这虽然是由中国的资源环境所决定的,但是粗放经营为主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技术壁垒不强,行业进入障碍不大,因而极易引致低水平的企业重复建设。在这种基础上构建的生产供给极富弹性,需求微弱的变动都可能引发生产的大量增加。因而,这种状态下的生产增长是大量投入的产物,而不是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提高使生产率增长的结果,生产的全能性质显著。富有全能性质的生产由于专业化水平不高,交易需求自然不多,因而无法产生出对有助交易的中介服务的需求,独自循环的路径依赖进一步加深,反而成为了阻碍分工的力量。

(四)劳动用工制度的限制

中国的户籍制度和一系列歧视性的劳动用工制度依然存在,这些制度限制了人员在地区间、城乡间的自由流动,使得人力资本的交易成本大为提高,不但直接收入差距显著,而且人员流动所带来的隐性成本太高,如在购房、子女就学等方面的困难太多,劳动者难以按照自己的能力选择岗位就业,这就阻碍了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难以获得专业化好处,直接阻碍了分工的演进。

总之,上述因素使中国分工演进机制受阻,严重制约了中国现阶段分工水平的提高。而随着对外开放和30年市场经济实践的尝试,人们对于高效率的分工组织选择意愿大大地加强了,人们已不满足于自给自足或低水平分工状态的现状,当制度约束形成的高交易费用阻碍分工的向前演进时,人们失业的可能性增大了。

启示和结论

分工受到抑制,是因为要从低水平的分工均衡状态跳到向较高分工水平均衡状态,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贾明德,等,2001)。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环境通过影响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影响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从而影响着市场化程度和就业规模。因此,要解决当前的就业压力重点就是通过创造易于交易的制度条件,降低交易费用,为分工的扩张创造空间,在各个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分工深化,为分工的自发演进创造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

(一)加强竞争,打破垄断

杨小凯(1999)指出,交易效率的提高,是与经济自由化程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一过程是依靠市场自动调节的,并且市场的发展可以大大减少内生交易费用,这就需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进程:

一方面,打破市场各种形式的垄断、地区封锁,促使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无障碍地自由流动。打破要素流动在地区、部门、城乡之间的各种制度性的障碍,消除要素市场的各种行政性分割,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如2007年通过的《劳动合同法》,主要目的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规范企业用工制度,即使带来了用工成本一定程度的增加,也是在工人生存状况极其低下的基础上低水平的增加。如果一家企业仅仅因为增加了一定的用工成本,就导致倒闭破产,只能证明企业本身的生产经营存在问题。因此,即使有企业说由于用工成本上升而破产,也不应以此为理由阻碍《劳动合同法》的进一步实施。

另一方面,解除对关键中间产品市场的垄断。老子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政府过度地介入经济活动中反而成为深化社会分工的障碍,因此,政府尽快放松对金融、教育、医疗等服务业部门的管制,刺激民间资本的相关投资。“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要防止市场主体垄断,促使其自由充分竞争,不论市场主体来自于国内还是国外,要一视同仁,实行国民待遇,公平竞争。政府提供宽松而又规范并且一视同仁的政策环境,解除过去只有国有经济才能进入的金融、通讯等行业的垄断,让各种经济组织在市场机制下自发演进,创造一系列就业岗位。

(二)促进产业链的延伸和演进

从一般意义上讲,充分利用分工经济的效果,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分工的深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提高;二是不同专业种类数目增加,它与产品种类数目有关;三是生产的迂回度加深,即迂回生产链条的民度。其中分工的第三种情况,是指当初始资源与最终消费品之间的中游产业层次增加,或迂回生产的链条加长时,生产率得以改进,例如:劳动—机床—拖拉机—粮食。由于迂回生产链条的加长,从而获得了迂回生产经济效果。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迂回生产部门的专业化水平提高,随着生产迂回程度不断提高,卷入分工的要素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这会使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同时扩展,产业链不断加长,促使中间产品专业生产者人数增加,从而增加就业。产业链的延长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产品的多样化和互补化;二是延长产品价值链。

(三)引导经济组织间进行分工协作

杨小凯(1999)指出,交易效率的提高不仅可以通过技术变迁而达到,还可以通过寻求有效率的企业组织结构和有效率的企业所有权结构来实现。历史经验和改革的实践都表明,发展和转型问题不只与资源和技术的投入有关,还与决定如何使用这些投入的经济组织的效率有关。改革的过程不只是一个实现资源配置市场化的过程,而且是一个组织和制度自发创新实现市场化的过程,从自给自足到分工状态的跳跃,其实就是对不同组织形态的选择。或者说,分工的演进就是对不同组织型态的试验和选择。

从自给自足到分工状态的跳跃,其实就是对不同组织形态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大企业可以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小企业也可以有很好的经济效益。一个市场的扩大,厂商生产规模的扩大,结果市场效率提高了,厂商的利润增大了,其实是分工经济。因此,要根据该行业内的其他厂商规模,而该行业的规模也同时取决于其他相关行业的规模,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进行分工协作,形成分工合理的企业网络,形成由少数大型企业带头,大量中小企业配套的企业网络,这样既能降低交易成本,又有利于分工。

(四)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进一步转变

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进入中期成长阶段,特别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之后,原来的数量型增长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不转变,我们就永远不能走出资源消耗高、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低的怪圈,就无法参与国际竞争,就只能永远处于落后地位。因此,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是深入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在要求,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紧迫的。

(五)提供降低交易费用的公共产品

政府要增加就业,不一定要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而是通过改进“交易效率”使经济活动在一个较高的交易效率环境下运行。在一个静态模型里,当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经济体系就会从自给自足向完全分工演进。因此,为尽可能获得分工带来的效益,政府就需要通过不断改进经济制度来降低种种交易费用,促使分工更加细化,这反过来又会导致交易费用进一步降低,最终二者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带来就业。

改善交易条件,提高交易效率是分工和专业化得以发展的前提。交易条件的改善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交通条件、信息获取渠道、允许生产要素跨地区、跨国界流动等,还包括高效廉洁的政府管理体系,透明公开的司法和税收体系,公平有信的创业环境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的软环境。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给予我们的其实可以使我们对于该如何应对目前的就业压力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从一个新的角度解释了就业压力产生的原因以及给中国解决就业压力以许多有益的启迪,为分工扩张创造更大的空间,提升分工水平是解决就业压力的基本途径。对解决当前的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从2008年开始,中国又一次面临比较沉重的就业压力,这次的就业压力具有其突出的特点,是在劳动力供给数量并未出现大幅度增长情况下的二元性失业。从表面上看,沉重的就业压力是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起点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结果,但其深层次原因却在于分工受阻导致的劳动力吸收能力下降,因此,为分工扩张创造更大的空间,采取以深化分工为导向的政策措施,提升分工水平是解决当前二元性失业问题的基本途径。

关键词：二元性失业,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专业化

参考文献

[1]周华.金融危机下劳动合同法面临软着陆[EB/OL].法律与生活,http://news.sina.com.cn/c/2009-02-04/103817146971.shtml,2009-02-04.

[2]杨小凯,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杨波.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看中国就业促进战略[J].商业时代,2006,(5):12-13.

[4]百万大学生无法就业,是大学生多了,还是就业机会少了-[EB/OL].http://czmg.home.news.cn/blog/a/01010001F86004CAA895F9C7.html.

[5]郭永清.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解读中国的失业现象[J].理论探讨,2003,(6):35-38.

篇4：信用缺失的根源分析及对策

１、信息的不对称。信用问题的产生源于信息不对称，实际上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也就是欺诈性地追求自利。从这个角度来说，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是相互加强的，换言之，信用缺失很容易陷入制度经济学上有名的“锁入效应”。这就是关于斯密的经济学假说，认为经纪人都是“自利的”，但是斯密那里经纪人为了“自利”却未必会损人，相反还能在“利己”的同时“利他”，威廉姆森的“机会主义假说”也认为：在只要有可能的情况下，经纪人为了自己受益最大化，就不惜一切代价，即经纪人呈现机会主义特征，而只有在机会主义不对称的时候，这种机会主义行为才最有可能得逞，导致交易双方对真实情况把握不一致，因此，我们总会怀疑对方。

２、社会普遍缺乏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规范。虽然诚实守信始终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倍受推崇的美德。但是，由于我国近代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信用经济发育较晚，市场信用交易不发达，建国后又长期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真正的社会信用关系十分淡薄。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信用关系，而只是完成财政拨款的一种出纳形式。因此，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个人，都普遍缺乏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观念的培养。加上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不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失信惩罚机制不健全，导致社会上信用缺失行为盛行，不讲信用的企业照样可以生存和发展，坑蒙诈骗者也有一定的市场。

３.信用问题的产生是由于非正式制度不具有自我实施的性质。制度经济学表明，如果一种机制为了达到某种社会目标被设计出来却无法自我实施，那么就需要附加一种额外的实施机制，这样才能改变博弈形式，从而改变后果函数。之所以要附加这种额外的实施机制，无非是为了让失信者的外部性内部化，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中国需要探索并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信用体系和信用制度，政府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在这方面作出一些努力可以说是正当其时。

４.体制的原因。信用问题大量发生在国有企业之间和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之间，是有其体制原因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一方面经济中借贷行为大量发生，另一方面作为借贷主体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又没有成为产权明晰的企业。由于产权不明晰，很多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认为，企业、银行都是国家的，欠的都是国家的钱，这是导致欠债不还的重要原因。

５.制度的原因。信用缺失更重要的原因来自于制度缺陷。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和法制经济，社会运行的基础之一就是信用体系。相对于资金和人才来讲，我们更缺乏的是制度。信用缺失本质上是侵害对方权益或财产权利的行为。而交易的本质是互利互惠。所以我们说没有信用，就没有交换、没有市场，经济活动就难以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存在。与此不相适应的是，在经济运行中，社会信用不足，或者说社会信用紊乱的状况正一步步危及整个社会。广信事件、郑百文事件等等，警钟已一次次向人们敲响。

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的信用体系还不完善，违约不能得到惩处，有时虽然受到惩处但所付出的成本很小。这样等于助长了不讲信用行为的存在。如何用法律保护契约关系？如何建立失信惩罚机制？其执行主体是否应当是政府？如何将信用制度的建立提上日程？这一系列的问题必须尽快提上日程。

６.缺少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独立的资信评估机构。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就很难有完善的市场信用体系。虽然两者相辅相成，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要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信用体系，必须要更加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随着中国加入ＷＴＯ，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将会更加完善，同时，外国公司的进入将有助于提升我国的信用意识。

目前，中国的许多信用评估机构依附于政府某个部门，缺少独立的权威的信用评估机构，更不要说建立全国性的信用评估网络体系。因此，摆脱政府干预，允许自由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让信用评估机构相互竞争，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

解决信用缺失问题须采取的措施

１、培育良好的信用文化，提高全民的道德修养和信用意识。为了培育良好的信用文化，必须从消费者利益出发，一方面要加强宣传，造就诚实守信的社会秩序，养成重合同、守信誉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要通过信用机制的实际运行，使消费者切实意识到信用是财富，自觉树立公平竞争、诚信为本、互惠互利的价值观，从而引导个人信用的良性循环。

２、建立个人信用制度所必备的法制化环境。加强立法建设，建立公开、透明的司法制度，以法律作为社会信用恢复重建的坚强后盾。法制建设是信用建设的基础和保障，信用建设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要加大执法力度，倡导司法公正，肃清司法机关的腐败，用法律手段恢复市场交易的信用秩序。

３、严厉制裁逃赖债行为，提高失信成本。社会各界要通过法律手段及制度建设，联手打击逃赖债行为，加大对失信者的制裁力度。如美国有一个为全美８０％的银行分支机构提供服务的全国性数据库Ｃｈ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ｓ，这就是美国金融界赫赫有名的“黑名单”。使用该数据库的大多数银行一旦发现某人有信用问题，就将拒绝为其开立支票户。而在银行信用高度发达的美国，失去了银行的信任和支持将会寸步难行。

４、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构建合理的产权制度。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信用的体制保障。要通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解决国家股的产权主体问题，改变国家股过于集中、有名无实的现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培育多种形式的持股主体，不同经济成分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关系，要给予相同的待遇，都要按商业化的原则运作，激发管理人和经营者积极进取的理性，培育诚实守信的良好品德。

５、加快社会信用评价体系的建设。目前一些商业银行对客户的信用进行等级评定，这虽然对完善本行的信贷管理，提高信贷质量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评价方法不尽科学，手段简单，范围狭窄，仅仅局限于本区域的信贷业务，不具备社会服务性和权威性。因此，应当通过立法，制定一套科学完整的社会评价方法，并由独立的评价机构来组织进行。这一体系应面向全社会提供信息服务。

６、重复博弈可以很好的解决失信问题。博弈论认为交易双方达成某种契约，但未必能保证契约得到遵守，当其中任何一方首先毁约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收益时，他就会选择毁约，因此必须找到某种方法使交易双方能守约。这种方法就是能将一次博弈变成多次博弈，当双方不再是一次性交易时，如果在第一次交易过程中欺骗了我，那么，我可以在以后的更多次交易中增加你的成本。总之，只要以后我们还有打交道的可能性，我就有办法使你不敢擅自毁约。

因此，只要重复博弈存在，卖假的再也不敢卖假。并非他们自己天然的讲信用，相反，只要有可能他们甚至也会通过“作假”，这样的损人行为使自己赚更多的钱。但因为一方面他们害怕一旦卖假后，在以后的“打交道”中被买者造成更大的成本，得不偿失；另一方面他们也想通过“卖真”后长期“打交道”，使自己获得了更长期的稳定的利润，因而，他们不敢造假。

篇5：根源分析

“四风”问题的根源分析和破解设想

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就严厉指出过党内存在的各种不好风气，并通过整风运动成功地净化了全党，不仅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精神支撑，而且开创了执政初期的一代党风、一代政风、一代军风和一代民风，造就了以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为代表的伟大时代精神。

随着执政日久，为不断清除党内日积月累的不良风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下了很大决心，花了很多心思，也想了很多办法。特别是从1956年整风运动，到后来的“四清”，再到“文化大革命”，最后几乎是用政治革命的方式来保证党不变质，保证党永远保持革命的优良作风和本色。后来的事实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清除党内不良风气的办法是不成功的，其代价太大，得不偿失。

因此，改革开放以后，毅然放弃用群众运动方式整党整风的决策是正确的。但问题是新的、更好的办法呢？存在的问题总得解决呀？我们总不能说毛泽东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无事生非吧？我们也不能说1956年整风运动是空穴来风吧？更不能说黄炎培先生1945年与毛泽东“窑洞对”时警示中国共产党不要重蹈历史周期律的覆辙是杞人忧天吧？“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和做法是错误的，但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解决的很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高度关注并想办法下决心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初衷也是值得肯定的。1956年整风运动动员时，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担忧，进城7年了，军队住进了营房，干部住进了高楼大厦，我们这个党已经变得不那么好了，我们的很多干部开始脱离人民群众了，这次整风运动就是要让人民群众给我们党提意见，给我们的干部挑毛病，以此重新整好我们党。

不靠运动的老办法，新的更好的办法是靠制度，靠民主，靠法治。取向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靠什么样的制度？靠什么样的民主、法治？具体怎么建设怎么操作？具体依靠谁来设计、建设和操作？如何确保这种制度办法既不需要付出群众运动方式的代价，又能切实解决毛泽东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回答和解决，党风建设就将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旧的办法不能用，新的办法想不到，或者所谓的新办法不管用。

历史告诉我们，结束过去仅仅意味着结束过去，并不一定意味着开辟未来﹔批评过去的错误容易，超越过去的错误却很艰难。

我们经历过的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整党，的确没有再搞群众运动，但改进党风的效果并不理想。包括后来又搞的一些“活动”，也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现在我们党存在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种危险，以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不良风气，与长达30余年来我们党一直还没有摆脱这种尴尬局面有直接关系，与一直还没有真正找到科学的管用的制度办法来有效促进党的作风建设有直接关系。而且时间越长，党风积累的问题就会越多，甚至一些小问题会演变成大问题，一些局部问题就会演变成全局问题，个别干部的不良习气会演变成大的风气。换句话说，目前党内严重存在的“四风”问题，其根源主要是新近30余年来党风问题长期积累，但一直没有找到管用办法得到有效遏制的结果。

当然，期间国内外发生的一些事件又催化了“四风”问题的膨胀。一是苏东剧变对当时全党带来的集体性信仰焦虑问题，比如共产主义还是值得奋斗的目标吗？如果说苏共那么多共产党的领袖都不再相信，我们还要继续相信吗？苏共的失败是不是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失败？等等。这种信仰的焦虑如果得不到及时治愈，一些党的干部后来出什么问题就都不足为怪了。现在看来，这种信仰危机的持续影响并没有消

失。二是改革开放以后价值多元对主流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冲击，特别是在我们发展中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社会差别、分配不公、环境恶化、食品安全、政府和社会诚信的双重缺失等等，如果不能理性对待，也会使一些人在信仰这个根本问题上产生动摇。三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读、误导为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提供依据。似乎市场经济就必须物欲横流，人就必须自私自利放荡不羁，甚至有个别专家声称腐败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理直气壮为腐化堕落摇旗吶喊，极力宣扬中国最大的进步就是以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代替了特权的不公，有钱就有一切比有权就有一切文明得多。这些话让所有市场经济的鼻祖国家都目瞪口呆，殊不知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所需要的不仅是法治的保障，更需要的是市场主体必备的价值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不是对私欲物欲的放纵，恰恰是教徒一样的克勤克俭，是高度的自我克制和社会责任。四是一些腐败大案要案在网络媒体上的极度渲染，使人们对公权拥有者产生了妖魔化的倾向，似乎所有官员都与抓起来的腐败分子一个德行。所有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党的一些干部的信念信仰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信仰一旦迷失，防线不攻自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一直注重思想建党的大党来说，思想防线不牢，对作风的影响就会更大。

当然，说到底，导致“四风”问题最根本的要素还是权力问题，是我们党执政后还没有在制度上成功解决如何授好权、掌好权、管好权、用好权、换好权的问题。这个根本课题解决不了，党风建设问题的尴尬困局就破解不了。而一旦这个艰难的课题有了解决的希望，全党就会燃起越来越多的信念信仰的希望，燃起越来越多党风刷新的希望。现在是到了必须下大决心解决这一课题的时候了。这也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八大以来最让全党振奋和信赖的原因所在，从八项规定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让全党重新看到了重整纲纪党风的决心和信心。

如何在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机制层面为人民授好权、掌好权、管好权、用好权、换好权，让人民委托给我们党的执政权力为人民做最大的好事，而不犯或少犯错误，一旦犯了无法避免的错误，也能够在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政治体制的纠错机制中及时得到解决。这是破解作风建设困局的关键，也是超越运动模式依靠制度改善党风的关键。所以，就具体机制和方式而言，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党管干部与发展民主的有机统一。而实现这种统一的具体机制是否应首先从以下三个方面突破。

一是通过党内民主选举制度与人民民主选举制度的互动理顺权力授受关系机制。具体来说，首先要通过党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和党内民主选举制度的完善，保证通过真正的党内民主制度安排，选举出各级各类国家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候选人，然后通过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宪法和法律制度程序，把这些候选人作为人事议案提交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议决，从而合理合法地进入国家政权机构，并赋予他们明确而充分的权力以掌好权。

二是通过党内监督制度与国家监督制度的互动理顺权力运行关系机制。随着党内民主监督制度的完善，人大方面也需要依据《监督法》相应地建立和完善政治问责制度，并且，随着依法治国力度的不断加大，还要进一步建立不信任投票制、人大的弹劾罢免制以及主要责任人的引咎辞职制等，以增强人大监督的问责手段和力度，从而达到管好权的预期，真正把权力拥有者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此基础上，要为国家权力执行机关营造有利于提高执行力和执政效率的政治生态环境，以让他们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施政才华和潜力，从而达到用好权的目的。

三是通过党内权力理性代谢机制与国家权力理性代谢机制的互动理顺权力自我更新的机制。应着力建立健全党内理性的政治代谢机制，实现“不换党换人”的预期，并且不是通过“七八年一次的大民主”方式“换人”，也不是用过去政治路线斗争的方式“换人”，而是通过真正的党内民主选举和人大选举以及严格的任期制度来实现“换人”的政治代谢，以从根本上走出中国政治“治乱循环”的人治怪圈，从根本上走出靠领袖人物挑选“接班人”或变相选接班人的非理性政治代谢机制，真正从科学的制度安排上实现党的“吐故纳新”和“更新换代”，实现党和国家制度的长治久安。

篇6：根源分析

乳品产业链整体涉及原料奶生产、乳品加工及贸易和终端消费三大环节。未来如何使中国乳业保持健康、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是亟待需要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乳品产业链的危机表现

我国乳品产业链危机产生的根源分析

2.1 进入门槛较低，退出壁垒较高

一方面，从必要资本投入角度来看，中国乳品产业进入门槛较低，显然不利于产业集中度的提高和市场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受资产专用性、沉没成本及地方政府保护等因素的影响，较高的退出壁垒导致中国乳制品产业组织结构分散，产业集中度较低，产业竞争力较弱。

2.2 乳品产业链各环节利益分配失衡

由于乳品产业链缺乏良性运转机制，各环节利润空间缩水，严重影响产业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产业基础优势形成与发挥。在整个产业链中，原料奶生产、乳制品加工贸易及终端销售三个主要环节的成本投入、利润分配以及风险承担严重失衡。其中，原料奶生产环节成本最高，风险最大，但利润最低，因此没有更多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奶农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扩大规模、改良品种、提高生产管理水平；而对于乳品加工企业，包装费用以及流通环节的商超费用分别占其销售成本的40%和10%－20%，极大地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产业链各环节利益分配的失衡成为产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2.3 进口乳制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

篇7：根源分析

0 引言

直接生产作业由于生产现场多、危险性较大、涉及人员多，所以一直是生产管理的难点，统计资料显示，90%以上的事故发生在直接作业环节，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大多也是在直接作业过程中发生的。加强直接作业环节的管理，促进直接作业环节安全措施落实，保证作业安全进行，是生产的实际需要。直接作业违章行为的根源分析

动火、破土、进入受限空间、高处施工、起重、临时用电等作业,很容易发生涉及人身安全的伤害事故，因为这些作业都是由人直接实施和参与，所以统称为直接作业。通过油田直接作业违章分布规律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直接作业施工现场人员违章分布比较广泛，安全生产的难度和压力比较大，结合日常监督检查情况分析，主要是安全生产的基础工作不扎实，现场执行力不强，本文从人、物和管理因素的角度，对原因进行了分析：

1.1 人员是直接作业过程中确保安全的首要因素。通过安全管理现状调查，人员的因素占有很大比例，通过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有的管理者不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定、制度，对安全管理人员配备标准、培训要求不清楚，注重对物的不安全状态对安全的影响，忽视了对人的不安全行为的研究和管理；有的安全管理人员责任心不强，没有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和进行检查；同时有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存在侥幸麻痹思想；有的员工盲目自信，迷信自己的技术和经验，忽视工作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有的员工没有预感到危险，盲目作业，对于安全培训过程中的再三强调置之不理，粗干、蛮干，从而导致违章；部分员工成分新，工作经验少，安全意识较差。这些不安全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往往直接作用于已经存在的隐患而造成事故。

1.2 物的不安全状态是造成直接作业违章现象的直接原因。在所有的物的不安全状态，都与人的不安全行为或人的操作、管理失误有关。通过分析，在物的管理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有的岗位和设备对机械能、电能、热能、化学能、声能、光能等能量发生意外释放没有预防控制方法；部分新设备在制造时对能量意外释放没有屏蔽或约束措施，存有本质不安全现状；部分现场和设备没有防护措施，人员意外的进入不安全场所导致伤害；有的设备或建筑场所把关不严，没有严格落实安全技术措施的标准；现场执行安全技术措施时，违反或没有执行消除、预防、减弱、隔离、连锁、警告的安全技术措施优选顺序，在操作时不能实现“机宜人、人适机、人机匹配”系统合理匹配原则。

1.3 安全管理不到位是发生直接作业违章的决定因素。首先是安全管理制度尚不健全，有的领导、部门、管理人员没有明确各自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只是对基层管理指标、责任进行了要求。其次有的安全管理人员素质尚达不到要求，提高这部分人员的素质是实现安全的重要保证。三是安全管理模式达不到工作要求。要改变重事故处理轻事故预防模式，做到安全管理的重心必须前移，对待问题、隐患、违章的重视程度和整治力度，要像对待抢险那样刻不容缓、全力以赴；四是引进的科技应用技术在安全管理方面还比较薄弱。

1.4 现场监督检查是制约直接作业环节的重要环节。通过对部分现场安全管理情况分析，部分安全监督管理人员技术素质及管理方式等方面，还存在部分问题。一是部分监督人员监督检查没重点，盯住了劳保护具穿戴等相对静态和容易辨识的表观违章行为，不善于通过观察分析和预判，及时发现纠正隐藏在直接作业过程中动态的和隐蔽性较强的潜在不安全行为。二是工作方法欠妥当，说服教育不及时，检查效果差。三是个别监督人员工作定位不准、责任心不强、工作不积极，不严格按照标准和制度办事，以至于在有些违章不能及时纠正。

1.5 承包商的安全管理是直接作业管理的薄弱环节。部分承包商安全管理水平较差，安全管理人员、安全设施、制度都不到位，形成了较大隐患。主要问题是安全管理部门对承包商不能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致使承包商不能符合中心的安全管理要求。“谁主管，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责任原则不能落实，部分责任部门不能对承包商进行有效监管。2 加强直接作业环节管理的对策

直接作业违章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根源，是安全生产的大敌，需要各级安全监督和安全管理人员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合力、齐抓共管。

2.1 加强安全管理的法制意识和责任意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和以法治安全的方针，推进HSE管理体系的运行。要加强工业动火、进设备作业、吊装、临时用电、动土等施工作业过程的风险控制，严格执行操作票制度。

2.2 加强直接作业的规范行为。各级管理干部必须履行本职岗位的安全职责，不断提高敏锐的安全洞察力和安全技术素质，做到不违章指挥、不违章作业，并对发现的“三违”现象进行有效制止。要严格落实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选拔优秀干部充实到安全管理队伍，为安全生产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要建立健全班组安全管理标准，切实使职工明白什么样的操作行为是规范的，什么样的操作行为是不规范的，加强直接作业的规范行为。

2.3 强化直接作业教育培训。一是改变直接作业教育方式，采取寓教娱乐、有针对性培训方式，加强员工队伍培训。二是强化安全教育，严格考核。三是安全教育要有针对性教育，要与典型事故案例相结合，不断剖析事故根源，做到举一反三。

2.4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职责。落实安全生产职责，是安全生产工作客观规律的要求。安全生产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只有保证这一系统的每一环节、每一个部位、每一个工种达到本质安全，才能保证整个系统的安全生产。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首先要严格领导、机关部室、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考核，要责、权、利紧密结合，严把不合格品进口。其次，落实好班组长的安全责任。要定期对班组长进行安全考核，对那些不重视安全生产、不能落实安全责任制、班组安全隐患多、“三违”多、不适合从事班组安全管理的班组长要进行更换。

2.5 遏制“三违”行为。安全生产事关人的生命和国家财产的安全，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究之必狠”。职工的习惯性“三违”行为，是造成事故多发的最主要根源。要根治这些根源，就必须以严执法，才能遏制住“三违”、控制伤事故的发生，才能激发出广大职工遵章守纪的主动性、积极性，才能营造出浓厚的遵章守纪文化氛围。

2.6 强化直接作业细节管理。加强直接作业管理办法，必须从实出发，从解决问题入手，从一点一滴抓起，尤其注重抓细节，大事小事都要严肃认真对待。一要小隐患同大隐患一样对待，二要轻微事故同严重事故一样分析，三要轻微违章同严重违章一样处罚。

篇8：“小金库”产生根源分析

“小金库”的概念在财监字 (1995) 29号文中被定义为:凡违反国家财经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 侵占、截留单位收入和应上缴收入, 且未列入本单位财务部门帐内或未纳入预算管理, 私存私放的各项资金均属“小金库”。在这个定义中, “小金库”的落脚点是“资金”, 也就是认为“小金库”仅仅是指资金。但是在目前经济的发展状态下, “小金库”的概念早已经被扩大化。传统定义中构成“小金库”的资金, 有违规收费、罚款及摊派的收入;以会议费、培训劳务费和咨询费等名义套取的资金;经营收入未纳入规定账簿核算的部分;虚列支出转出的资金;通过上下级单位之间相互转移的资金。除了以上的资金来源, 现今“小金库”还可能包括一些有形和无形的资产, 比如私自占为己有的属于单位采买的物品, 私人享用的国家或者其他部门给予单位的各种优惠条件和政策等, 也都应该被列入“小金库”的概念范围当中。

二、“小金库”的整治状况概述

“小金库”在我国由来已久, 对它的治理也并不是一个新生的事物。早在1989年, 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对“小金库”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清理。第二次全国大规模的清查是在1995年。而自2009年开始, 国家进一步将对“小金库”的整治工作常态化, 中央多部门牵头成立了中央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近日, 根据工作领导小组通报的情况, “小金库”治理工作自2009年以来到2011年8月底, 全国共发现“小金库”58225个, 涉及金额266.54亿元。“小金库”问题的泛滥程度可见一斑。实际上“小金库”问题在各个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团体中广泛存在。据新华网报道, 截止到2010年12月10日, 全国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共发现“小金库”25738个, 涉及金额127.86亿元;全国社会团体和国有企业共发现“小金库”19855个, 涉及金额88.49亿元。

我国对“小金库”的整治从未间断, 近年来整治的力度也是在不断加强。根据中央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通报, 截止到2010年12月10日, 全国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因设立和使用“小金库”而受到行政处罚的共有842人, 组织处理、党纪政纪处分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有1827人。一方面大力度地整治“小金库”问题, 另一方面中央纪委、监察部、财政部和审计署四部门也在陆续通报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小金库”治理工作中查处的典型案例, 以儆效尤, 起到震慑作用。但是, 我们还有另一组数据, “小金库”治理工作查处的案件中, 今年以来截止到8月底, 共发现“小金库”7487个, 涉及金额27.74亿元, 这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在国家大力打击“小金库”、对“小金库”案件的处理力度不断加重的情况下, 还依然有如此之多的人顶风违纪呢?

三、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小金库”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

(一) “小金库”带来的收益分析

古人曾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小金库”之所以会长期存在, 屡禁不绝, 甚至是更为广泛地扩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违规者在其中可以得到利益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 同时也是必要的原因。这里所说的利益, 其实更确切地说是“效益”, 即扣除了成本之后的净收益。“小金库”所带来的收益有:

第一, “小金库”的私设者大多为单位的领导、具有一定权限的管理层, 因为他们对单位的大小事宜具有一定的决策权、对单位的各项资产有一定的处置权, 同时他们还是单位内部监督控制的主体, 所以“小金库”要想产生并长期存在, 就必然要得到领导者的默许甚至是支持。领导层从“小金库”中可以获得的首先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可以满足对物质的需要, 或者说是更高层次的物质需要。其次, 在有些时候这些经济利益还可以为其提供支持, 以帮助领导层利用社会的不正之风而在仕途上获得更好的发展, 满足他们在政治上的需求。最后, 在心理上, 有些领导可能会将“小金库”产生的经济利益用到本单位的所有或者部分职工身上, 这样虽然表面上看是为本单位的职工牟了福利, 但是在根本上还是破坏了国家的分配秩序, 伤害的是更多人的利益。但是这小部分因此而获利的人对领导的满意却可以满足领导在心理方面的诉求, 也就是满足了某些人的虚荣心。一个不起眼的“小金库”就可以同时提供物质精神等各方面的满足感, 这些都属于“小金库”为其设立者所带来的利益。

第二, “小金库”的直接操作者必然会涉及到单位内部的员工, 他们受意于领导, 或自愿或被迫地参与其中。一方面参与的员工也可以从“小金库”中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 较之领导可能或少, 但这些经济利益在某种意义上的“无本之利”地本质却不曾改变。另一方面, 员工受领导的指挥不仅仅是“小金库”这一件事情, 更多的还是体现在日常业务上, 员工害怕得罪领导的心态, 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小金库”的产生。而在员工协助领导通过“小金库”获得利益的同时, 员工又可以获得领导的信任。对于员工, 经济上的有形收益和良好的与领导的合作关系上的无形收益让他们也在“小金库”面前顺从下来。

(二) “小金库”存在的成本分析

上面所提到的是收益, 那么与收益相对的即是成本。成本也包括有几个方面:

首先就是保证“小金库”不受查处的成本。在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 花小钱获大收益。在单位中, 要想不被监督查处, 可以选择的就是将涉及人员也拖下水, 给与其一定的利益, 这样就可以为私设“小金库”开绿灯, “小金库”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存在于单位中而免受查处。

再有就是在“小金库”中要想获得利益, 就必须经过一个化大公为小公, 甚至是化公为私的过程, 这一过程所涉及的支出也构成了“小金库”的成本。

最后一项成本也就是违法成本, 因为“小金库”的非法性, 就注定了它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一旦发现必将受到惩罚。但是惩罚的依据却并不明确, 一直到2009年4月, 中办、国办才联合印发《关于深入开展“小金库”治理工作的意见》, 要求自当年首先在全国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专项治理, 然后再逐步扩大到社会团体、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同年8月, 中央纪委印发了《设立“小金库”和使用“小金库”款项违纪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法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对设立和使用“小金库”款项违纪行为的处理依据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这也只是党纪政纪的处罚, 在查处的众多“小金库”案件当中, 真正受到最严厉的刑事处罚的官员却是寥寥无几。这就使一部分人心存侥幸铤而走险。

(三) “小金库”的高收益和低成本的比较分析

“小金库”带来的高收益和为之付出的低成本形成了“小金库”的高效益, 经济学中假设人都是理性的经纪人, 会做出对自己来说效益最高的选择。当然这只是在一种完全的假设环境中所得出的结论。但是在如今的商品社会, 一些人的价值观是扭曲的道德和法律法规在他们来看是次要的, 责任对他们来说是可以不必要去考虑的, 对于他们来说, 利益才是真正重要的。在这样的条件下, 选择高效益的“小金库”似乎成为一种必然。

在高收益面前难以自恃, 在低成本面前跃跃欲试, 这些都构成了“小金库”产生和存在的主观条件, 而在我国现阶段依然存在的制度不健全的客观事实, 也造成了制约的相对弱化和滞后。单位的内部控制机制的建立和施行还不够全面和完善, 尤其是在全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国有企业当中, 还没有正式全面的内部控制规范来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内部财务管理行为和防控包括设立“小金库”等违规行为发生。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小金库”的长期存在提供了客观可能。

四、结语

“小金库”是社会的毒瘤, 它是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 它破坏分配的秩序, 干扰正常的经济管理秩序, 削弱财经纪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只有深刻认识、追根溯源, 才能找到症结之所在。就像大禹治水一样, 重点不在于堵, 而在于疏。所以对于“小金库”, 我们现在要做的不仅仅也不应该仅仅是表面上的整治, 找到一种长效机制保证“小金库”问题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 不用再治标而不治本才是关键。

“小金库”的根除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也是绝大部分人的共同愿望, 相信在集体智慧的思考下、集体行动的作用下, “小金库”将会被彻底铲除。

摘要：本文从“小金库”治理问题的现状出发, 利用成本效益模型主要分析了“小金库”问题产生的原因, 并对“小金库”未来的治理进行了简单的展望。

关键词：“小金库”,收益,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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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玮、卢兴杰、杨丹.实验研究下的行为财务会计综述[J].会计研究, 2011,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