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诗经》中战争诗特征的探索

对《诗经》中战争诗特征的探索（精选5篇）

篇1：对《诗经》中战争诗特征的探索

对《诗经》中战争诗特征的探索

内容摘要 ：《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歌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滥觞。《诗经》包罗万象，记录了远古时期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政权兴衰、劳动生产、祭祀燕飨、婚恋嫁娶等社会现象在《诗经》中都有描述和反映，而对于战争这一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亦有不少诗篇加以记录和描写，这些诗篇不仅成为后世研究先秦时期征战历史的宝贵材料，更以其极高的思想价值和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而传关战争内容的诗篇所透露的情感特征与体现的军事战略思想倾向 ,有助于人们认识我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深刻内涵及其特色 ,正确理解我国古代丰富的军事战略思想。对《诗经》中的 战争诗的理解是很重要的。探讨研究《诗经》战争诗的内容、当时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学习探讨《诗经》战争诗分类及主要描述内容；第二部分结合具体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诗经》战争诗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第三个部分论述《诗经》战争诗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词 ：诗经

战争诗

特征 唱千古。战争是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之一。《诗经》作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宝典 ,其有

一、导言

人们对战争诗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在开始的时候，大家只知道《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间的诗歌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当我们逐一对《诗经》的了解时才发现，《诗经》的内容各不相同。现我就对《诗经》中战争诗特征谈一点认识。

二、探讨《诗经》战争诗的分类及主要描述内容 战争诗是《诗经》中重要的诗歌类型之一，《诗经》全书共收集诗歌305首，其中战争诗就有30多首。主要反映了西周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主题，以参与战争的士卒将领(包括君王)为表现主体,歌咏、抒写他们在战争生涯中的生活状况和情感体验的诗。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朝代的变迭，总少不了大大小小的战争，而处于战争之中,就势必面临死亡的威胁,就必须考虑和关心生命价值的问题,重点对其中涉及生命价值观的某些表现及其特征等问题进行探讨,根据表现内容和情感倾向上的不同,《诗经》战争诗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

（一）、缅怀、赞诵诛锄暴政、建立新朝的 “颂歌型”战争诗；

（二）、表现天子、诸侯、将帅士卒在平定叛乱、抵御入侵、扶弱抗暴等正义之战的 “军歌型”战争诗；

（三）、表现战争给士卒将领带来的忧思祸难和常年战争中的哀伤之情的“悲歌型”战争诗；

（四）、表达嘲讽、批判之情的“批判型”战争诗。

由于中国古代宗教思想等原因，《诗经》中战争诗的描述大多没有残酷的，鲜血淋淋的战争场面描述，相反，更多的则是中华民族崇尚德义牺牲小我成全大我舍弃精神。自武王讨纣到幽王失国(前11世纪到前771年),西周王朝历时300余年。为了王权的集中，西周王朝采取了家族式、卓越战功能臣式的分封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各诸侯变得逐渐强大，与此同时，西周王室的奢淫和残暴也激起百姓的强烈不满，各诸侯之间开始不满足于自身原有的土 1 地，各自逐渐向外扩张，西周王朝为了集权的统一，由此开始了西周的年年征战。例如《江汉》：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

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旟。匪安匪舒，淮夷来铺。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江汉之浒，王命召虎。

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就是写在西周时期，周边诸侯骚扰，侵犯时，为了国家的安定而发起的战争。在《诗经》中，大多的战争诗都是描述战争给士兵带来的疾苦和思恋家人的哀伤，但迫于王权的统治压力，不得不参加战争的无奈。通过战争诗的描写，反映出当时士兵和老百姓的无奈、凄凉。其

一、自西周建国，不断受到外来侵扰，为了政权的稳定，必须对周边民族进行镇压。北方的戎狄，东南的徐戎、淮夷，南方的荆楚。同期，还有许多类似的作品产生，如：《小雅·采薇》《秦风·无衣》、《大雅·常武》等战争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如《小雅·采薇》是出征戎狄的士兵在归途中所赋。北方戎狄侵犯周朝，士兵为保家卫国而出征。疾呼“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说明其所怨恨者是玁狁而非周天子。诗人对侵犯者充满了愤怒，诗篇中洋溢着战胜侵犯者的激越情感，但同时又对久戌不归，久战不休充满厌倦，对自身遭际无限哀伤。其

二、对内镇压叛乱。武王灭殷之后，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国，并让管叔、蔡叔、霍叔监督武庚。武王死后，周公当政，武庚、管叔和蔡叔及徐国、奄国相继背叛，周公率兵东征。经历了三年的激战，最后平定了叛乱。《豳风·东山》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作品。反映的就是士卒的厌战情绪。出征三年后的士兵，在归家的途中悲喜交加，努力的想象着家乡的景况和回家后的心情。久征不归，现在终于脱下戎装，穿上平民的衣服，再不要行军打仗了。归家途中，触目所见，是战后萧索破败的景象，田园荒芜，土鳖、蜘蛛满屋盘旋，麋鹿游荡，萤火虫闪烁飞动，但这样的景象并不可怕，更令人感到痛苦的，是家中的妻子独守空房，盼望着士兵的归来。遥想当年新婚时，喜气洋洋，热闹美好的情景，久别后的重逢，也许比新婚更加美好？这里既有对归家后与亲人团聚的幸福憧憬，也有对前途未卜的担忧，整首诗把现实和诗人的想象、回忆结合在一起，极为细腻地抒写了士兵的兴奋、伤感、欢欣、忧虑等心理活动。由此可以看出，《诗经》中战争诗大多数都是通过对士兵心理活动细腻的描写，2 反映出无论是怎样的时代背景、发起战争的原因，他们更多的则是表现出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对人生的哀伤和失望。

三、描述战争作者的不同，论述战争对各自利益主体的作用

自西周周文王到周幽王的王权衰落，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制度由奴隶制逐渐演变成封建制，到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最终瓦解，与此同时，宗教思想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化领域出现了诸子百家学术争鸣之状态。儒、道、墨、法、等各家学术争鸣。到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一个最主要的话题就是兼并，各诸侯国相互战争，以大并小，以强并弱，在王朝的兴衰变迭过程中,总是伴随着战争。然而，对不同的利益主体，战争的意义对他们是不一样的，统治阶级为了政权的统一，而士兵则是战争的附属品，他们的牺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现简要从官方和民间的角度出发，论述他们眼中的战争诗：

《诗经》战争诗主要反映了周王朝时期的战争描述。自周王朝兴起开始，便与毗邻的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发生摩擦；终周朝一代，西北戎狄频繁入侵，南方荆蛮间或离叛，山东诸侯亦不时作乱，对中央王朝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虽有文、武、成、康盛世威慑戎狄，有周公平叛、穆王伐戎以及宣王中兴，但周幽王还是被犬戎攻杀于骊山之下，强大起来的诸侯国亦时刻觊觎着京畿地区的丰腴土地与统领天下的权威。严峻的边患和无止无休的征伐成为周王朝时期重要的社会主题，战争自然被详述、生动地反映在诗篇中。

首先来看《大雅·常武》、《大雅·江汉》、《大雅·皇矣》及《颂》诗中的一些篇目，辞采华美，气势宏大，这类诗篇多是对统治阶级、上层将领征伐武功的赞美。《大雅·常武》以激昂的文辞夸耀王师的兵强马壮与士气高昂，气势撼人心魄，《大雅·江汉》更是以不吝笔墨、近乎矫情的夸耀直陈功业的辉煌，这种 “主旋律” 式的风格体现在许多同类的篇章中，多是对君王、诸侯王、将领平乱讨伐的歌颂。显而易见，这类诗歌更多的是出于政治需要，或出于仕宦之手，或经过史官乐官的润色加工，也由此可以发现，战争对于统治阶层，是建立荣耀与功绩的机会，记录并反映战争的诗歌必定会着力表现国力的强盛、胜利的辉煌、王师的威武与浩大，这便形成了审视战争的官方视角，在此视角统御下的战争诗，呈现出壮丽雄浑的艺术格调，折射出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和审美要求。

而反观保存在《国风》中的一些诗篇，诸如《邶风·击鼓》、《王风·扬之水》、《秦风·小戎》、《豳风·东山》、《豳风·破斧》等，这些诗篇的字里行间则散发着浓郁的离愁别绪与厌战悲苦。且以《邶风·击鼓》为例，这首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是鲁隐公四年宋、陈、蔡、卫联合伐郑，这场统治阶级间的权谋利益之争给参战的士卒带来了灾难：“不我以归，忧心有忡”，面对国家强加给士卒的战争，“爰居爰处？爰丧其马？”战士们的心情糟糕到极点，因为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战争在民众心中毫无意义。厌战与畏死不是因为懦弱，而是战士们心中有家庭、妻子的牵挂，而这种柔情在随时会为不义之战送命的情境下更显温婉凄恻。“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流传千古的诗句现在多被用于婚礼祝福，充满了喜乐与温馨，而当面临绝境、生死难料的士兵们在 荒凉的郊外想起新婚时的情景，想起与爱人海誓山盟的这句誓言时，却是那样的苦楚与悲伤！“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这近乎歇斯底里的哀号令人寸断肝肠，唏嘘落泪。这类诗篇代表了下层士兵、平民百姓们的呼声，战争对于他们来说，荣耀与胜利毫无意义，而死亡与流离，却能带来致命的打击与难愈的伤痛。这类源自民间的战争诗，多是表达凄恻的相思、幽怨的愤恨与无边无际的怅然与伤感，这便是审视战争的民间立场，以其真挚深厚、感人肺腑的情蕴，呈现出悲伤的情调。

不难理解，战争的胜利是要以无数士兵的牺牲作为代价的，而普通士兵大都来自平民百姓，广大民众对战争的体验无疑是悲苦深重的。正义的抗敌也好，不义之战也罢，战争带给人民的永远是家庭的破碎、亲人的离散和生命的消亡。而作为统治阶层，他们眼中是权威与荣耀，功勋与利益，“一将功成万骨枯”，君王将领更在意丰功伟绩带给自己的流芳百世，无数死难士兵的亡魂只是他们通往成功的阶梯，这两种视角的分歧与对立可见一斑。而且这种对立是恒久的。

四、简要论述《诗经》战争诗风格对后期作品的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无论是在形式体裁、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诗经》战争诗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现就《诗经》战争诗中最主要的写作风格进行探讨：

（一）、赋、比、兴的手法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是《诗经》战争诗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赋运用得十分广泛普遍，能够很好地叙述事物，抒写感情。

（二）、句式和章法

《诗经》战争诗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三）、雅、颂不同的语言风格 《诗经》战争诗的语言不仅具有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当时，汉语已有丰富的词汇和修辞手段，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其中数量丰富的名词，显示出诗人对客观事物有充分的认识。其中某些具体的描绘，表明诗人具体细致的观察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

《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诗歌中仍有表现。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都可以在《诗经》里看到萌芽。后代的民歌和模仿民歌的文人作品中，以兴句起头的很多。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以及魏晋时期许多文人的创作中，都不乏其例，这明显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而兴句和所咏之辞融为一体，构成诗的意境，则是《诗经》比兴发展的更高阶段。

参考文献：

①褚斌杰主编的《＜诗经＞与楚辞》［M］ ②洪应明主编的《诗经》［Z］

③夏宇全和郭超主编的《诗经》［Z］

④裴金华主编的论《诗经》中战争诗的特征［Z］ ⑤徐烨主编的《诗经》中的战争诗［Z］

篇2：对《诗经》中战争诗特征的探索

中国《诗经》中的战争诗在世界各国的战争诗中独具特色，这些战争诗以其丰富的历史内容与民族精神、民族传统密切联系。

一、以民族战争为题材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的观点，战争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民族之间的战争、阶级之间的战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争。通观《诗经》三百篇，我们发现《诗经》中战争诗所描写的主要是关于第一类战争即民族之间的战争。所有周代的重要对外战争在《诗经》中几乎都有表现，而另两类战争却没有直接的反映，也没有形成一篇反映这两类战争的战争诗。

《诗经》中关于民族之间战争的诗歌主要反映周天子和诸侯的对外战争。周王朝自从经过厉王的放逐，王室的统治力量大为削弱;而各地的诸侯随着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倾向于各自为政的局势，于是便引起了围绕在中原四周的各部族都向华夏族进攻，造成了长期而剧烈的种族斗争。所谓各部族主要的是指西戎、北狄、南蛮、东夷。西戎是居住在西北的一个部族，它原为周族的西北近邻。北狄是居住在今山西北部的一个部族，它又称玁狁，也就是殷代的鬼方或土方、混夷，战国以后的胡或匈奴。武王革命时，西戎和玁狁随同内徙，武王克商后，他们便成为周族的敌人。周公和成王虽曾用兵把西戎赶回西北，把玁狁赶回晋北一带，但一直没有征服它们。南蛮居住在江汉流域，其中最大的是荆楚。西周时期，荆楚子孙不断扩大土地，造成独霸南方的形势。昭王、穆王都曾加以征伐，均无大的战果。东夷原是殷代贵族残余，由于反对土地的封建收夺，后来转徙盘踞在徐、淮一带，继续反抗周朝的新秩序，仍保持着与周族对抗的局面。

周宣王时，他们乘着中原正当大灾旱和共和政变之际，纷纷向华夏进攻，其间以玁狁的声势来得最为浩大。于是在公元前827、826年，宣王便展开了四面八方的战争，使尹吉甫伐玁狁，使秦仲伐西戎，使方叔征荆蛮，使召虎平淮夷，自己亲征徐戎。各方面的战斗皆很剧烈，终于驱走了西戎和玁狁，赢得了“蛮荆来威”和“徐方来庭”。经过这些战役，周民族一方面巩固了西北的国防，一方面扩充了江汉徐淮的疆域，因此，宣王又赢得了中兴周室的称号。

上述战争都反映在诗篇里。如《大雅》里就有：

《江汉》：

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

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常武》：

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铺敦淮渍，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

王犹允塞，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徐方不回，王曰还归。

《小雅》中有：

《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

《出车》：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六月》：

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织文鸟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采芑》：

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

这几首诗把天子的威德、武臣的战功，渲染得有声有色、冠冕堂皇。

周王朝诸侯对外民族的战争在《诗经》中也有所反映。秦襄公十二年(公元前766年)，秦国针对西部入侵，出兵征伐西戎。这些战争反映在《秦风》中。比如《小戎》：

小戎俴收，五楘梁辀。游环胁驱，阴靷鋈续。文茵畅毂，驾我骐弁。

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駉骊是骖。龙盾之合，鋈以觼軜。

侥驷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镂膺。交韔二弓，竹闭绲滕。

此诗是一首妇人思念征夫的诗，着力描写了妻子看到的秦师出征时壮观的兵阵阵容和她对征夫在外情景的联想，用华丽的词藻表达了她对征夫的浓烈思念。

再比如《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此诗描写秦军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战争热忱，着办渲染的是朴素真挚的战斗情谊和勇武豪迈的英雄气概。

为什么《诗经》中战争诗仅描写民族之间的战争?其原因可能是这些战争诗的原创者(多为史官)和《诗经》的编订者对于诸侯之间的内部战争怀有偏见——认为这类战争对于周天子不体面而不写和不选的结果。后来广泛流行的“春秋无义战”的说法可为佐证。

二、没有具体战斗场面的`描写

没有战争血腥场面的描写，而着重于英雄人物的意气风貌以及声威表现，是《诗经》战争诗的又一个突出的美学特征。一般说来，战争诗以描写战争特别是双方交战的战斗场面为重点。在世界著名的史诗中，对于双方的战斗场面无不用浓墨重彩加以具体描绘。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始终把以赫克托耳为主帅的忒洛亚人与以阿伽门为主帅的希腊人之间的大规模的战争作为表现的中心。其战斗场面声势浩大，惊天动地，为这部作品主赢得了巨大的艺术魅力。印度史诗《玛哈帕腊达》描写班度和俱卢两族争夺王位的斗争，深刻反映了民族内部自相残杀的悲剧，再现了公元前十二世纪以后数百年间古鲁族和班扎拉族之间的长期的残酷战争。当时印度北部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卷入了这声旷日持久的厮杀风暴，作者选取了其中最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加以精心描绘。此外，日耳曼人《希尔德布兰特之歌》、法国《罗兰之歌》和德国《尼伯龙根之歌》等也是如此，它们对于双方战斗场面绝不回避，而是作为作品的重点加以精雕细刻。我国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反映以岭国王子格萨尔为首的众英雄与邪恶势力之间的斗争，写了很多战斗，其中最重要的霍岭大战，时间长达九年，出场人物众多。描写这场战争竟用了几十万字的篇幅，可以想见它对于战斗场面的描绘是多么具体详尽，其中又包含了多么丰富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

可是《诗经》中战争诗根本没有具体战斗场面的描写，而多用笔墨去进行军威声势和气势的渲染，叙写中心和重点完全在其它方面。它写敌人的失败和自己的胜利，但却从不突出残酷的厮杀和呻吟，只有周王朝的军马腾骧，却见不到敌人的干戈;只有凯旋和欢庆，却没有死亡和流血。比如那首著名的《采薇》，这首诗写一位远征战士罢战归来，在回乡途中，他抚今追昔，回想自己在军中的情况与心情。诗的前五章都是回忆，首章写岁暮不能归家的缘故;次章写征战中无法给家人音信;第三章写征战劳苦，恐无生还。以上三章着重写怀乡思家，情调较低沉。第四、五章侧重表现紧张的战斗、军队的声威以及取得的战绩。最后一章写归途中的复杂心情，感时伤事，情景交融，历来誉为写景抒情的名句，一直为人们所传颂。

不具体描写战斗场面、多叙士卒“勤苦悲伤之情”的《采薇》自不必说，即使是专用以弘扬宜王武功的《六月》、《采芑》、《江汉》和《常武》也是如此。

《采芑》叙写宣王命大臣方叔伐荆蛮之事，共四章：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呈此菑亩。方叔涖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乘其四骐，四骐翼翼。路车有爽，簟茀鱼服，钩膺鞗革。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乡。方叔涖止，其车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约軝错衡，八鸾玱玱。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

鴥彼飞隼，其飞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钲人伐鼓，陈师鞠旅。显允方叔，伐鼓渊渊，振旅阗阗。

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

此诗突出写方叔所率队伍车马之威，军容之盛，号令严明，赏罚有信。他雄才大略，指挥若定，曾北伐玁狁扬威，荆蛮因此闻风丧胆，皆来请服。朱熹《诗集传》谓“方叔盖尝与北伐之功者，是以蛮荆闻其名而皆来畏服也。”

其他几首，《六月》赞周宣王臣尹吉甫奉命出征猃狁，师捷庆功;《江汉》是写宣王命召虎领兵平定淮夷，班师回朝后册命召虎，赏赐他土地、圭瓒、秬鬯等;《常武》赞美宣王平定徐国叛乱的战役，突出了军队阵容之整齐、气势之盛大以及宣王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这些诗通过兵马旌旗的描写来宣扬君威国力，轻易战胜敌人，而不作或很少作具体战斗叙写。战争诗不直接描写具体战斗场面，这在世界各国的战争诗中是罕见的。

三、反映崇德尚义、“胜残去杀”的战争思想

《诗经》中的战争诗呈现出以上两个特点并不是偶然的，其创作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我国古代关于战争的特殊思想观念——崇德尚义、“胜残去杀”。“胜残去杀”即消除暴刑、没有死刑。《论语·子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朱熹注：“胜残，化残暴之人，使不为恶也。去杀，谓民化于善，可以不用刑杀也。”

“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大雅·江汉》)，“不留不处，三事就绪”，“赫赫业业，有严天子”(《大雅·常武》)，这种文德教化的宣扬是《诗经》战争诗中的重要成分。战争诗中突出这些，无非是说王者之师不靠暴力杀伐，而是以德服人，不战而胜。除此而外，诗中又多有车马旂服之盛和军行纪律之严的描写。战争诗中不去直接写战争，而以大量篇幅写这些，使之成为篇中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显然在宣扬王师军威，以其威慑力量使敌人不战自屈，是我国古代所向往的“舞干戚而有苗平”的具体化而已。

对《诗经》战争诗所写战争的性质，历来学者大都持肯定态度，认为宣王时代，“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汉书·匈奴传》)，周朝兴师，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

王安石论《采芑》末章云：“此章美其成功，言以宿将董大众，荆人自服，不待战而屈也。”但在《诗经》研究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并论述战争性质问题的是朱熹。朱熹在《集传·小戎》中说：“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国人往而征之(指西戎)……盖以义兴师，而虽妇人亦知勇于赴敌而无所怨矣。”认为“以义兴师”会得到国人的积极拥护。朱熹论《常武》末章云：“卒章反复其辟，以归功于天子。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非独兵威然也。”对于《无衣》，他虽不无微词，但对秦人同仇敌忾、抗敌御辱的精神还是肯定的，他从当时的民族关系、政治形势以及“定都立国之计”出发，肯定秦人是为正义而战。

又姚际恒《诗经通论》论《采芑》云：“一、二章言军容之盛;三章言节制之严;四章归功于大将，而谓其北伐之声灵可以不战而来服也。”

赵良澍《读诗经》论《常武》云：“身归日来，心归日同，以徐戎之叛服无常，非有惠南国，省三农之盛德，何以怀之?其曰“天子之功”，功在王猷，不在王旅也。而诗顾以《常武》名篇者，岂谓对致治以文，拨乱改以武欤?亦欲其战胜于庙堂，如古圣人之神武而不杀也!”

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出车》云：“观其二章，先叙出军车旂之盛，旟斾飞扬，仆夫况瘁，已将大将征伐声势赫赫写出……早使敌人丧胆，玁狁慑服。故不烦一镞一矢，但城朔方而边患自除。非“赫赫南仲”上承天子威灵，下同士卒劳苦，何能收功立效之速如是哉?不但此也，方议回军，复事西戎，故以得胜王师加诸一隅亡虏，更不待衄刃而自解矣。此尤见南仲恩威并著，谋国远略有非他将所能及者。”

以上诸家都指出《诗经》中的战争诗写周王朝的胜利，不是靠“兵威”，而是靠“王道”、“盛德”，它强调的是敌人“自服”，“不战而屈”。

崇德尚义、“胜残去杀”的战争思想在历史、神话传说和其他有关论著中也有所表现。对此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诗经》战争诗的思想特点的上述深刻认识：

《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蚩尤最为暴……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尚书·大禹谟》：“帝(舜)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尚书·武成》：“武王·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孔融《圣人优劣论》：“尧作天子，九十余年，政化洽于人心，《雅》、《颂》流于众听，是以声德发闻，遂称为首。《易》所谓圣人久于其位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必后世而后仁者也。”

这些记载所记事实虽不相同，但都贯串着一个共同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修明文教，崇尚德义为治国之本，恭行此道则不劳征伐而万民归服，天下自然臻于至治。所以司马迁对于先“振德”抚民而后诉诸武力消灭蚩尤的轩辕氏仍给以高度的赞扬。至于舞干戚，宣威明德，使敌人不战而屈，如同舜“久喻教而有苗有请服”那样，则更为上策。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理想的政治是崇德尚义，垂裳而治;理想的战争则是“胜残去杀”，战胜于庙堂。黄帝、尧、舜在这两个方面都是理想的典范，所以才受到后人的景仰和崇敬。

篇3：对《诗经》中战争诗特征的探索

关键词：《诗经》 汉乐府 情感倾向

《诗经》现存305篇，其中有八篇学界公认的战争诗，汉乐府现存45篇，其中表现战争的诗歌有《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篇。两者在情感倾向上自然有相承之处，但有明显的发展，体现不同时代人们的内在精神的变化。

一.《诗经》中战争诗的情感倾向

对《诗经》中战争诗的界定，学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广义和狭义达成共识的篇目有《国风》中的《无衣》《小戎》，《小雅》中的《采薇》、《出车》、《六月》、《采芑》，《大雅》中的《江汉》、《常武》。《诗经》中战争诗的篇目虽然不是很多，但内容非常丰富，呈现出对于战争的情感倾向也非常丰富，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

1.以积极的情绪来描写战争的诗歌

李山认为“通观《诗经》的战争作品，从国家到个体，从征夫到家人，普遍地对战争报以厌弃的态度。”其实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小雅”中的《六月》和《采芑》，“大雅”中的《江汉》和《常武》以及《秦风·无衣》这五首诗都没有表现出厌战情绪。相反，这些诗篇都气势昂扬，充斥着王者之师的正气、威武。

《六月》、《采芑》、《江汉》和《常武》这些都是属于雅诗中叙述宣王征伐四夷而中兴的诗篇。这些诗或是描写精良充分的战前准备，比如“比物四骊，闲之维则”；或是描写激烈壮阔的战时情景，比如“伐鼓渊渊，振旅阗阗”；或是抒发奋勇杀敌的爱国热情，比如“共武之服，以定王国”。《秦风·无衣》是秦地的军中战歌，用重叠复沓的形式渲染慷慨激昂的气氛。“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抒发了战士同仇敌忾、上下一心的斗争精神。

和上面洋溢着爱国热情的诗篇相比，《小雅·采薇》表现出的情感倾向则相异。这是一首戎卒返乡诗，全篇都流露着对亲人、家乡的无限思念和对战争生活的厌恶。前三章都有“曰归曰归”的诗句，表达了征夫强烈的思乡之情。“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表明征夫对战争使他们离开家乡的厌恶。“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抒发对参战的无奈和忧愁。但是也有对战争性质的认可：离家远征显然是外族入侵的结果。

2.充满矛盾的情感倾向

《诗经》中有些作品的情感倾向显出矛盾现象。一方面是征夫与家人的彼此牵挂，从心底对于战争的恐惧和对失去生命的担忧，另一方面又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是在车马之盛，战事之急面前想要慷慨出征的迫切心情。这种儿女情长和英雄气概的纠结交织，更能正确反映当时战争背景下大部分将士的心境。《小雅·出车》和《秦风·小戎》虽然是在不同的视角下来描写战争的，但是所表达的情感其实是相似的。《出车》是从征夫的角度来写的战争诗。朱熹在解释“忧心悄悄，仆夫况瘁”时运用东莱吕氏的观点：“古者出师，以丧礼处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夫子之言行三军，亦曰‘临事而惧。”“未见君子，忧心忡忡”妇人对于男子的思念，何尝不是男子对妇人的思念，感叹“岂不怀归”，又想到“王事多难”，只能放下心中的思念，投入战争之中。《小戎》是在思妇的视角下写的战争诗。朱熹《诗集传》总结：“先夸车甲之盛如此，而后及其私情。”在每章的后半部分，妇人“言念君子”，从“乱我心曲”到“方何为期”再到“载寝载兴”，从心绪烦躁变为起居不宁。虽思念之深，哀愁之盛，但妇人亦知勇于赴敌，而无所怨矣。

二.汉乐府中战争诗的情感倾向对《诗经》的发展

较之《诗经》，汉乐府中的战争诗在数量和内容上相对少一点，但所表达的对于战争的情感倾向更为深刻和集中。

1.比较明显的反战情绪

从汉武帝时期到东汉末年，内外战争频繁不断，无数百姓为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人们的思家和厌战情绪不断积累，形成了强烈的反战情绪。比如《战城南》和《十五从军征》。

《战城南》是一首带有明显的诅咒色彩的战争诗。这首诗通过遍地死尸、乌啄兽食和水深草长、战士有出无归的荒凉恐怖的画面暴露了战争的罪恶。“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战事纷乱，稻谷无人收，统治者哪里有粮食？平静的生活被扰乱，社会秩序遭到破坏，表现人们对于统治者勤于战事的愤怒，更是对战争的厌恶反对和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十五从军征》从一位从军六十五年的士兵的视角来揭示战争与兵役的罪恶和带给人们的痛苦。从战场归来，“羹飰一时熟，不知贻阿谁”老无所依的他只能独自感叹“泪落沾我衣”。全文虽然没有一句话直接诅咒战争，但是对战争的厌恶与反对已经通过老人的悲惨经历流露出来了。

2.明晰的相思情绪

《诗经》中的思乡或思家相对较为含糊，而乐府中的情绪则相当清晰。如《饮马长城窟行》是从思妇的角度来写的战争诗，“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诗歌一开头就奠定了全诗苦闷忧愁的情感基调。全诗从留守妇女角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对远征在外的丈夫的思念和忧愁。这种情绪比《诗经》中宽泛的思家要明确得多。“父母忧愁，妻子咏叹，愤懑之情发于心，慕思之积痛骨髓。”（《盐铁论》）战争激起的不仅是家人之间的相思，更是百姓和国家之间的矛盾。

从整体来说，汉乐府中所呈现出的情感倾向较为统一，不管是士卒还是思妇，对战争的情感倾向都由厌恶上升为怨恨和反对，战争不仅是各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人民和国家间的阶级矛盾。汉乐府中的情感倾向，缺少了为国赴难的责任感，更多的是追求平稳安定和谐团圆的个人生活。而《诗经》中的情感倾向虽然包含对战争的厌恶和对离家的忧愁，但是这种情感并没有流露出明显的反战思想，这也是两者的情感倾向中最大的不同。

《诗经》是汉以前的乐府，乐府是周以后的《诗经》，这两者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从厌战发展为反战，从服从国家到追求个人情感，战争诗的情感倾向也是一种发展。

三.《诗经》和汉乐府中对于战争不同情感倾向变化的原因

《诗经》和汉乐府都以现实主义为主要的写作手法，其中的情感倾向便是当时社会的产物。西周处于奴隶社会，实行井田制，土地归国家即统治者所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井田制下受田的人，在战争时具有服兵役的义务。作战用的粮草、牲畜等作为军赋，也由国家规定的井数来承担。同时实行宗法制，规定天子是天下的大宗，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宗法体系。也就是说，尽管普通的百姓和贵族在礼乐制度下有明显的等级差异和利益冲突，但是本质上他们属于一个宗族，依靠血缘关系紧紧联系，都为同一个天子服务。所以，人们生活在统治者的土地上，在经济政治制度的影响下，社会组织思想日趋成熟。周人，成为了一个共同体。这也导致战争中士卒洋溢着浓烈的爱国热情，因为此刻的他们不仅是为个人而战，也是为国家这个共同体而战。

汉朝，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但是当时土地问题并没有解决，富者田联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贫富差距悬殊。汉时的兵役制度又要求全民皆兵。汉代中央的两支军队，一支南军，待遇优惠；另一支是北军，也就是戍卒，要求费用自理。普通的百姓往往会成为后者，这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种种不平等的待遇堆积，导致百姓表现出强烈的反战倾向。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在大一统的背景和经济政治制度下，人们逐渐树立了完整的个人观念。个人的“私权”在社会化中得到了满足，所以“它变成了个人利益的形式在反对爱国情感”（《历史哲学》）因此，在汉乐府中所表现出的反战的情感倾向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是人们思想逐渐成熟，由“为国”转变为“为己”的体现。

宣王时期是一个边患关系严重的时期，《诗序》中也提到“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西周的战争在人们眼里是属于正义之战，所以，士卒将自己的热情投入战争之中，并没有过多的反映出厌战情绪。汉朝的战争则不同，汉代主要是和匈奴等产生冲突，尤其是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战争虽然奠定了西汉全盛时期的版图，但是消耗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使得民心涣散，民生凋敝，导致“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汉书》）戍卒远离家乡，常年征战，哀怨四起，自然而然的对战争产生了反对和愤怒。

西周的农耕文明已经成熟，也为千百年来的农业大国奠定了基础。无论是周朝还是汉朝，安土重迁的观念都根深蒂固，多数百姓都渴望有一种安稳的生活，所以在西周人们对于战争的情感倾向中还存在厌战情绪，但是这种情绪并没有转化为反战，相反，他们将厌战转变为了耐战，这可能也是为何周宣王时期的军队常常带有所向披靡、势如破竹的力量。

篇4：分析《诗经》中的战争诗

《诗经》中存在不少以战争为题材的战争诗，战争诗与爱情诗所描写的爱情，祭祀诗所写的祭歌，农事诗所写的农耕文化，政治讽刺诗中写的政治形势相比，战争诗中的战争要复杂和有吸引力。

战争是“解决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诗中凝聚的文化内涵要比单纯的爱情诗歌要深厚，内容更加宏大，反应的社会现象更加深刻。在阅读战争诗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得到审美意境的提高，而且可以发掘那些非战争的文化。这些战争诗在记录历史的同时传递出其特有的的民族精神，融入民族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总体来说表现的三大特征是：题材以民族战争为主;不具体描写战斗场景;推崇德义、以德化民的战争思想。

从社会发展史看，一种社会制度发展到它已走向顶点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制度发展走向自身否定的开始的时候。西周末期由于奴隶主贵族残暴的统治，激起了“国人”的暴动，加速着西周王朝的灭亡。春秋时期是周王朝没落新的封建制度产生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内诗的风格倾向不同于西周初期的“正风”、“正雅”，在《诗序》中，产生了“变风”、“变雅”，风气和习俗都大为改变。待到周宣王伐异族而中兴，这是战争诗集中产生的年代。战争是频繁而残酷的，但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不多，没有正面战斗场面的描写，没有战士们厮杀的场面，还没有塞外风雪，还未见血流成河的残阳。诗经里写的都是兵马强壮，武器精良，士气的高涨和英勇善谋的将军。这不能仅仅归纳为描写范围的局限，我们应当看到诗经中战争诗里透露出的浓厚以武功显示威望、以礼法治理国家的思想。

一、《诗经》中战争诗历史背景和概况

周族以农立国，周武王伐纣建立了第三个奴隶制国家周，到西周的灭亡，周王朝始终陷于四周落后种族的侵扰困境中。严峻的边患和无休止的征伐成为周王朝时期重要的社会主题，战争被反映在战争诗中。这些诗篇主要反映了周朝八百年来的杀伐攻掠，不仅成为后世研究先秦时期战争历史的宝贵材料，更以其丰富的艺术感染力和人文内涵传承至今。

战争诗受到战争本身的影响从而表现出特有的时代特点。周民族对农业十分重视，人民渴望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的农业社会，因此在大部分战争诗里我们看到了人民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渴望，这些诗自然而然得带上了一丝忧伤的情绪。战争诗内容丰富、性质复杂，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有政治、经济，而且体现在思想道德观念上，甚至在民族关系上也有所反映。《诗经》是周人的兵役、徭役及战争生活的百科书。兵役是统治者强加在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大量诗篇通过服役者的长号及对亲人的思念，反映出他们的反抗精神。从而再现了那个危机四伏、矛盾重重的时代特征。《诗经》中部分战争诗，非常重视战争的记述，这些诗没有短兵相接的搏斗，没有血肉成山的凄壮，只有对天子、诸侯功绩的歌颂，表现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踌躇满志。自然，这与周人以修明文德、崇尚礼仪为上、杀伐征战为下的思想方式有关，同时这也是周人推崇谦恭和顺、温柔敦厚的理性精神的反映，鲜明的表现出与世界其他民族古代战争的不同风格。

二、《诗经》中地域战争诗的研究

《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描写战争的诗篇，众所皆知周在八百年王朝史上不断经历抵御外敌入侵和内部诸侯征战。这是一个战争频发的时期。《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2]所以《诗经》中关于战争的诗歌跨越时间长，对整个先秦时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古代兵书杂谈》上指出：“《诗经》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诗篇是直接或间接描写战争的。”[3]内容上既有歌颂保卫家园抗击侵略的正义战争，也有对发动战争者的讽刺;其作者有从征士兵，战士的妻子，也有记录战争的史官;在体裁上，有抒情歌唱的部分，也有大量叙事性的篇章，在艺术手法上，运用丰富的笔法再现了战争。在研究《诗经》中战争诗的过程中，按照诗歌所叙述的主要内容和创作背景对其进行分类研究能合理而有效的了解和丰富自己的知识，从而更深层次理解和掌握战争诗，体会人类和平的美好和来之不易。

本文结合了《诗经》中所有诗歌的叙述内容和创作背景进行研究，分析整理出来的直接或间接反映战争的共四十一首诗歌大致分为四种类别进行研究，分别是：周王室征战诗歌、秦国战争诗歌、楚国战争诗歌和其他地域抒发战争情感的诗歌。

(一)、关于周王室征战的诗歌

“雅”是《诗经》的组成部分。“雅”是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有“正”的.意思，在周人眼里这种音乐和其他地方音乐的区别在于是否正统、合乎规范。周王室对外征伐的事件多记录在在大雅小雅中。比如《大雅》中的《常武》和《江汉》，《小雅》中的《六月》，《采薇》，《车攻》，《采芑》和《出车》。周厉王起，政治腐败，国事渐微，异族伺机入侵中原。周宣王即位后，以尹吉甫为主帅发动了对N狁的战争。其中《六月》是赞颂尹吉甫率部取得自卫反击胜利，赞扬他的功绩。《出车》是赞美周宣王的大将南仲领兵出战N狁得胜，并使N狁安居在边疆不再叛乱这件史实。《常武》是宣王奋发用武以压倒性趋势平定徐国叛乱。《采芑》描绘的是周宣王卿士、大将方叔指挥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从而达到对荆蛮威慑效果的非战斗场面。《江汉》记述周王命令召虎讨伐淮夷，这是周王扩大影响范围增强王室影响力的努力。《车攻》描述的是周宣王派兵南征北伐后东行狩猎，会盟诸侯炫耀武力。《采薇》借一位守边士兵在归途中唱的歌中反映了诗人的爱国热情和诉说戍边辛苦的复杂思想感情。 战争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涵盖了自上而下参与战争的各个社会阶层，按身份和地位可以分成以下三类：一是以《采薇》为代表的普通戍卒;二是《采芑》、《江汉》、《六月》中的军事将领，如方叔、召虎、尹吉甫;三是《常武》和《车攻》中意气风发的周天子。从这四类人的角度来表达各阶层对战争的看法，这对战争诗来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研究意义。《采薇》、《出车》、《六月》、《江汉》、《常武》等五篇诗歌都是写战争取得胜利，凯旋而归，事件虽相同，但是诗人从具体人物的具体境况出发，真实地再现了战争胜利带给人们的不同感受和反应。《江汉》写召公率师沿汉水、长江而下讨伐淮夷一举获得胜利而受到周王的赏赐的豪壮气势;《常武》写了周宣王派大将南仲和尹吉甫共同平定徐国叛乱得胜回朝的事迹，由此颂扬天子的英明和王师的军容军威。诗中描述他们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宏伟抱负，逼真地传达了这些王公贵族建功立业的心声。自古以来君权神受，在人民心里周天子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周天子，王师出征取得胜利，其实就是以周天子为首的统治阶级的个人的胜利，是他们个人功业的体现。战争的胜利代表了统治阶级又一次有力的维护了自己的统治，因而他们的喜悦和欢乐是发自内心的真实写照。

我们可以看到，《诗经》中战争诗揭示人物的内心情怀，不是作抽象的描述，而是结合具体境遇进行，所以，表现看来似乎与内心情怀无关，实际上恰恰正是在写内心情怀。这种通过“心外”反映“心内”的更深一层的写法，使诗歌更加含蓄，更加隐微，因而也更加耐人寻味。

(二)、《秦风》中秦国的战争诗歌

《秦风》共十篇，记录了秦人、秦地的地方风俗乐歌。周幽王执政末年，政治腐败，内讧不断。幽王被杀，周地大部沦陷。这时秦襄公举兵抗击，秦地人民纷纷奋起有力地反抗犬戎。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秦风无衣》就是秦地的战争军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袍。”《无衣》诗中表现了秦地人民捍卫国家的热情和责任感。诗篇节奏明快、旋律激昂，充分显示了秦国将士在大敌面前同仇敌忾、热情互助的精神和积极备战、慷慨从军的紧张气氛。令人感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4]《秦风小戎》不同于一般的思妇之作。我们可以将它定义为颂战诗。诗中的女主人公的形象与《卫风伯兮》不同，丈夫出征后妻子很想念他，她夸赞丈夫“厌厌良人，秩秩德音。”不难看出这是一个贤妻。这与《伯兮》中的思妇不同，她没有因为对丈夫的思念而消沉而是乐观的期待丈夫的胜利归来。这首诗的不同之处还在于通过对兵车的描写与思妇的柔弱心态对比，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思妇柔中带刚的性格，有力地映射出秦国人民的强悍民风。正是由于秦国好战的民风最后推动产生了秦灭六国而统一天下的局面。

(三)、楚国的战争诗歌

楚国在商朝已经存在，但是周灭商后，对南部地区的统治力不足，至于江水、汉水流域与楚国交界，离楚国政治中心越接近，西周王室对此更谨慎。因此周王分封了许多同姓诸侯小国，作为对楚国的防范。周成王时封楚熊绎于荆蛮，建都丹阳。楚子不满意，于是楚国“不奉周礼”，所以在周初采《诗》中就没有《楚风》。《左传》记载，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曾率兵伐楚，他把发动战争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楚国进贡周王室的包茅没有交纳，二是对周昭王南巡致死事件做调查。这件事说明楚国不向周王朝按时进贡很长时间了。春秋时，楚灭“汉上诸姬”有四十二国，孔子修《春秋》，特别是贬之称为“楚子”，以示微言大义。周楚敌忾气氛一直很紧张。《汉广》由三章组成，每章各有八句。第一章两句说：“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接连两句“不可泳思，不可方思!”强调不能对游女产生感情。在周人眼里，楚国男女恋爱自由的蛮夷行为叫做“淫”，所以禁止和游女发生感情，正面表示禁止，反面却反映了周人仍有追逐民间少女的行为。反映了追求者追求不到的怅惘心情。第二章和第三章写“之子于归，言秣其驹。”写男子与周女结婚于是不能再和游女产生感情了。之所以汉水南北的男女不能自由恋爱，是国家政治上统治形势的不同啊!

(四)、其他地域抒发战争中情感的诗歌

《诗经》中因战争而产生情感波动的诗歌主要集中在《国风》和《小雅》，约有17首(见附录表4)，

表1周王室征伐战争诗

小雅《采薇》、《车攻》、《六月》、《出车》、《采芑》5

大雅《大明》、《皇矣》、《公刘》、《常武》、《江汉》5

豳风《豳风东山》、《豳风破斧》2

周南《兔D》1

表2秦国战争的诗歌

国风《秦风无衣》、《秦风小戎》2

表3关于楚国战争的诗歌

国风《周南汉广》3

表4其他地域战争的诗歌

国风《郑风清人》、《邶风击鼓》、《周南卷耳》、《周南汝坟》、《王风君子于役》、《魏风陟岵》、《唐风鸨羽》、《桧风隰有苌楚》、《曹风下泉》、《卫风伯兮》11

小雅《m杜》、《鸿雁》、《瞻彼洛矣》、《采绿》、《绵蛮》《彤弓》、《大东》、《渐渐之石》、《何草不黄》

鲁颂《泮水》

商颂《殷武》

在抵御外敌和平定内乱的无休止战争中普通民众逐渐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厌战、思乡等各种情绪，不难看出频繁的战争在服役的战士以及家人心中添加了深深的伤痕。这类情感主要集中在士卒、役夫和思妇三种人物形象之上，但是这三者的情感有不同之处。

三、结语

本文在学习和汲取前辈学者对于《诗经》尤其是战争诗所作的大量研究工作的基础之上，综合整理前人的思想观点，对诗经中的所有直接或间接反映战争的诗歌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究。从《诗经》中战争诗歌的叙述内容和思想情感两个方面对战争诗进行较为细致和深入的整理，并划分为周王室征伐的诗歌;秦国的战争诗歌;楚国的战争诗歌和其他地域关于战争诗歌情感研究等四类。

《诗经》中战争诗反映了周人的兵役、徭役和战争生活。兵役和徭役是人民沉重的负担，是周代生活的一面镜子，我们从《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意识的提高，证实了《诗经》内容的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深入探讨的内容涉及文化背景、审美观念、语言风格、思想内容等方面。这对于《诗经》战争诗的发展和创新，这对于我们重新审视《诗经》对于后世各国家间关系处理、增强世界和平力量有重要意义。

篇5：《诗经》战争诗的几个问题探讨

以战争为题材的战争诗是《诗经》中的重要一类，[1]同时也是《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诗歌类别之一。战争诗的种种特点归根结底来源于战争的特殊性。与人类社会中的种种其它事物相比，残酷的战争确实是异乎寻常，令人惊骇，有的政治家因而称之为“怪物”。[2]与爱情诗所写的爱情，祭祀诗所写的祭祀，农事诗所写的农事，宴饮诗所写的宴饮等诸事物相比，战争诗所写的战争显然要复杂得多。不管那些诗歌的内容如何丰富和深刻，其性质毕竟显得集中而单纯，而战争诗则完全不同，它的性质复杂，内容宏富而涉及面广：不仅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而且涉及到思想、道德、民族关系、阶级关系乃至家庭关系。就人来讲，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庶民、士卒，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卷人了战争惊涛骇浪，没有哪个阶层能够逃避开——哪类诗歌能像战争诗那样地面对整个民族和社会呢?由此不难看出，战争诗的特殊性和重要价值。

本文拟从诗歌形象塑造的特点，思想倾向性和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力争对战争诗有一些新的认识。

一、战争诗形象塑造的特点

战争诗的抒情主人公都是各次战争的出征者，即周王朝军队中各阶层人物的形象。这些出征者按身份和地位可以分成以下四类：一是《采薇》中的下层士卒;一是《出车》中的普通将士;一是《六月》、《采芑》、《江汉》中的最高统帅，如尹吉甫、方叔、召虎;一是《常武》中的周天子即周宣王。这四类人从上而下地涵概了周王朝军队的整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战争诗准确而巧妙地塑造了他们的形象，反映出他们不同的面貌和内心情怀。其方法除了通过细节描绘和环境气氛渲染之外，还有以下特点值得注意：

一般说来，诗歌抒发感情，塑造形象，总是从作者的角度出发交代背景，摄取外物，构成诗歌形象而成。这样写出的作品都具有大致相同的内容和结构，而且诗歌形象也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诗经》战争诗则不然，它们虽然有着相同的背景和题材，彼此之间的差异却很大。这是因为它们不是从作者的视角出发去观察环境，交代背景，塑造形象，而是作者隐藏起来，由抒情主人公自己去观察、感受和体验。同时作为一个能动的人，又由他自己去干预客观环境，影响事变的进程，最后在主客观统一中完成形象的塑造。显然，像这样从抒情主人公的视角出发而最终形成的诗歌作品，是一个带有浓重“主观”色彩的艺术世界。这就是说，同一场战争，同一个战争进程，由于抒情主人公及其所见所闻和对客观世界影响的不同，最终形成的诗篇也有很大的不同。

《六月》从朝廷重臣和全军统帅的角度来写，自然是站在高处总观全局。写形势抓住总体特点：“玁狁孔炽，我是用急”;写出征突出重任在肩：“王曰出征，以匡王国”;写进程反映全局变化：从敌人人侵一直写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即赶走敌人，转败为胜，再现了战争的完整过程。诗歌摄取外物人诗，一无例外地带有全军统帅的“主观”特征。

《常武》写周天子宣王亲自出征，从全国最高统治者的视角去写，由于视角的转换和涉及面的不同，情况则完全不同：诗歌从命将班师写起，自有帝王赫赫气象，为一般将士所不能为。以下写整修装备、警戒动员和提出出征目标，表现出师有名。接着才写战争开始，王师进军，征服徐方，凯旋回朝。其中写王师极有气势，表现出所向无敌的巨大威力;另外，把武力征伐徐淮说成是“惠此南国”，显示王师是宣扬文德的仁义之师。这样就不仅从武事威为上，而且从道义上表现出王师的特征。天子作为一国的象征，势必给他的武装力量佩上神圣的光环。而这正是以全军统帅为抒情主人公的《六月》所不具备的。

《出车》写跟随南仲出征玁狁的一般将士，情况与此全异：他虽知“王事多艰”，形势危急，但却没有“以匡王国”的能力，而只能“忧心悄悄”，奉上司之命“城彼朔方”。从他的视角来写战争，则只有局部，而不可能有全局。

《采薇》从下层士卒的视角写凯旋而归则又另有特点。作为一个下层士卒，他的使命主要是奉命杀敌，诗中很少写总体形势和变化过程，主要是表现他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统治者的幽怨以及对于自己不幸遭遇的不平，特别突出的是“载饥载渴”的苦难和“莫知我艰”的孤独。其所见所闻和影响之所及，既不同于《常武》中的天子，《六月》中的统帅，也不同于《出车》中的将士，而是具有他所属阶层固有特点的另一个独特的世界。

可以看出，战争诗从不同抒情主人公的视角写战争，其结果，同一背景下的同一场战争在作品中却大不相同：或有天子气象，或有全局特征，或专注于一隅，或集中于个人——不同的抒情主人公分别创造了与他相应的不同世界。既然围绕着每个抒情主人公的世界各不相同，我们当然也就可以以它为中介去认识其中的主人。“人只有以社会生活为中介才能发现他自己，才能意识到他的个体性。”[3]战争诗正是根据人与其周围世界的因果关系，通过这个“中介”即围绕人的特定的世界来“发现”抒情主人公，并表现他的“个体性”——他在社会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及其内心世界，从而巧妙地塑造出不同出征者的艺术形象。

其次，战争诗形象塑造的另一个特点是着力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诗歌把握人物的内心世界比把握其外在特征更为困难，但是战争诗却轻松而巧妙地抓住它，并将它准确而传神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采薇》、《出车》、《六月》、《江汉》、《常武》等五篇诗歌都是写战争取得胜利，凯旋而归，事件虽相同，但是诗人从具体人物的具体境况出发，真实地再现了战争胜利带给人们的不同感受和反应。

《江汉》写召虎征伐淮夷胜利而归，受到宣王的册命和赏赐;《常武》写宣王命卿士南仲和皇父征伐徐国胜利而归，颂扬天子和王师的辉煌功勋。诗篇描述他们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宏伟抱负，字里行间充满了欢乐和自豪，逼真地传达了这些王公贵族的心声。在周代社会里，周天子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周天子，所以，王师出征取得胜利，其实就是以周天子为首的王公贵族的个人的胜利，是他们个人功业的体现。战争的胜利意味着他们官位的升迁和福禄的增加，因而他们的喜悦和欢乐是由衷的。《六月》写尹吉甫伐玁狁胜利后大宴臣僚就充分透露了这种心理。

《采薇》同样是写征伐玁狁取得胜利，其抒情主人公的心境却完全是另一个天地。打败了敌人，甚至是“一月三捷”，但是，胜利不但没有带给他欢乐和喜悦，反而是“岂敢定居”和“忧心烈烈，载饥载渴”，充满了悲哀和愁怅。这与《六月》所写的大宴臣僚庆功相比，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如果说王师军事上的胜利意味着王公贵族事业的成功，那么，对于这个普通的下层士卒而言，胜利的果实却充满了苦涩：“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艰。”战争给他带来的`损失比他从胜利中所得到的要大得多。

《出车》中的抒情主人公的心境既不同于《江汉》、《常武》和《六月》，也不同于《采薇》，而另是一番情景：胜利对这位跟随南仲出征的将士来说，既没有王公贵族获得巨大成功的由衷喜悦，也没有下层士卒“载饥载渴”的深沉悲愁。他的内心悲喜交加，充满了矛盾：“岂不怀归，畏此简书”，既思家欲归，又畏惧而顾虑;“王事多难，维其棘矣”，“忧心悄悄，仆夫况瘁”，既忧虑王事“多难”，又担心个人的前途，为个人的遭遇而愁苦。相对而言，他的内心情怀要比《江汉》、《采薇》中的抒情主人公复杂得多。

可以看出，《诗经》战争诗揭示人物的内心情怀，不是作抽象的描述，而是结合具体境遇进行，所以，表现看来似乎与内心情怀无关，实际上恰恰正是在写内心情怀。这种通过“心外”反映“心内”的更深一层的写法，使诗歌更加含蓄，更加隐微，因而也更加耐人寻味。

二、战争诗的思想倾向

由于“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4]同时，它又是一种政治行为，“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5]因此，战争必然是敌对双方的生死较量，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关系到阶级、阶层乃至个人的前途、命运和切身利益;对战争的观点和认识，总是直接而鲜明地反映着某个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的意志和要求。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作为文学作品固有特征的主观倾向性，在战争诗中表现得也就更加强烈而鲜明。强烈而鲜明的思想倾向正是《诗经》战争诗的重要思想特征之一，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战争诗的思想倾向表现在极力宣扬周天子至上，维护周王朝的绝对权威方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周王朝的对外战争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其目的都是要加强周天子的统治，树立和维护他的绝对权威，因此，说反映这种战争的战争诗都是这种倾向的产物也并非夸张。且不说那充斥了各篇(特别是《江汉》和《常武》)中的对周天子的歌功颂德之词，也不说对王师胜利所作的过度渲染，单单是那时时处处以天子和王朝为中心的思想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江汉》中将士们追求的是“王国庶定”，为的是“王心载宁”，战争胜利，首先要“告成于王”。《常武》中天子出征，是“王命卿士”，“王谓尹氏”;班师回朝，是“王曰还归”;打败徐方，是“天子之功”。同样，在《六月》中则是“王于出征，以匡王国”，“共武之服，以定王国”。在《出车》中则是“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可以看出，战争中的一切，无论是出征、驻防，还是战斗，还归，从不说听命于将，而是一切听命于王。其实指挥士卒的是将，而不是王，但却偏说听命于王，其目的十分明显，就是要树立一切以天子为中心，一切是天子至上的观念，以维护周天子和周王朝的绝对权威。

出于同样的目的，战争诗还极力宣扬文德思想，所谓“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江汉》)就是在武力威慑和征服的基础上，以礼乐教化征服人心，并以此来处理各诸侯国以及它们与周王朝之间的关系。周王朝统治者认为，这是最高的理想的政治境界。所以，战争诗宣扬文德思想，就是要树立充满仁爱精神的圣明的周天子的形象。一方面在行动上是武力征服，另一方面在思想上是文德仁爱，这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正是周王朝统治思想在战争诗中的体现。

其次，战争诗的思想倾向性还表现在描写重点的分布上，即在描写上是以我为主，而以敌人作为陪衬。

战争是敌对双方之间的事，所以反映战争往往是双方兼顾。有些民族的战争诗尽管也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但对双方都加以具体的描写，即不但描写自己一方，同时也描写敌对一方，双方的形象都具体而鲜明。当然，描写敌人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自己。不过，不管怎么说，敌人总有自己的形象。《诗经》战争诗则不然，它只是重点描写自己，以浓墨重彩塑造自己的形象，而对敌人一方则轻轻带过，从不作具体描写。通观几篇战争诗，可以说比较完整地展示了王师中各个阶层的形象：上至周天子，中有统帅和一般将士，下至普通士卒。此外，兼及统帅的僚友、将士的妻子、乃至征人、仆夫等等，都有程度不同的直接的正面描写。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战争诗乃是王师各阶层的群像图。诗中当然也有敌人，但只有其名，而无形象，并且是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才有敌人出现：一是表现敌人的嚣张气焰和造成的危害，“玁狁孔炽，我是用急”，(《六月》)“靡室靡家，玁狁之故。”(《采薇》)一是表现敌人失败的结局，“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出车》)“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采芑》)》一是作为陪衬，用以衬托王师的强大威力，“赫赫业业，有严天子。王舒保作，匪绍匪游。徐方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常武》)可以看出，战争诗中的敌人既无外在形象，也无内在精神，连是兵是将也不知道;至于如何嚣张，怎样为害，更是不甚了了。这种只描写自己，不描写敌人的表现方式，主要是出于对敌人的蔑视和鄙夷。在周人看来，玁狁、徐淮、荆蛮根本不能与自己相提并论：周王朝是天子之国，而敌人不过是四边的戎狄、蛮、夷，如果正面写他们，则有损于自己的尊严。这种明显带有民族偏见的思想倾向，在对敌人上表现得更为强烈。

最后，战争诗的思想倾向还表现在描写王师的军容、气势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采芑》写方叔奉命征伐荆蛮，出征极有气魄：“方叔涖止，其车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约軝错衡，八莺地抢。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征人伐鼓，陈师鞠旅。显允方叔。伐鼓渊渊，振振阗阗”。通过士卒众多，装备精良，军纪威严以及鼓乐喧天等极力表现王师军容强盛和气魄宏大，使人强烈感到这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队伍。全诗虽没写具体战斗便写大获全胜，仍然令人信服，就是因为从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全在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故不战而已屈人之师。”(方玉润《诗经原始》)只有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对敌人极端蔑视才会采取这种直接写胜利的方法。

《常武》写王师胜利进军，一连用了六个比喻，更是把王师的神武气概和巨大威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朱熹《诗集传》云：“如飞如翰，疾也;如江如汉，众也;如山，不可动也;如川，不可御也;緜緜，不可绝也;翼翼，不可乱也;不测，不可知也;不克，不可胜也。”诗歌从各个不同角度多侧面地表现王师的强大阵容和一往无前的宏伟气势，从而肯定征讨徐国必然取胜。

三、战争诗的艺术风格

由于战争诗所写战争地区和具体状况的不同，由于出征者的身份，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抒情主人公的不同，不同战争诗的内容存在着巨大差异，相应地诗歌的艺术风格也各放异彩，交相辉映，总体看来，可谓绚丽多姿，不拘一格。诗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及其与内容、形式之间的高度统一，是战争诗艺术成就的重要表现。

《六月》写尹吉甫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奉宣王之命紧急出征。全诗分为六章，前三章写同一内容，都是写玁狁入侵，王师出征以解危难，其重点不是写外在形象，而是内在心声，即诗中反复强调的“以匡王国”、“以佐天子”和“以定王国”的决心，其中也写了车马、军服，但都是围绕着抒情主人公的内在心理而展开。第四、五章写敌人疯狂入侵，深人腹地，王师反击取得胜利。战争迅速而顺利地取得胜利，恰恰体现了将士们“以匡王国”的坚定决心。末章写欢庆胜利，宴饮诸僚友，也是欢庆卫国成功和决心的实现。可以看出，将士们卫国的决心贯串于全诗。诗歌重在表现内在心声，故其艺术风格高亢、壮烈。另外，如前所说，前三章是同一内容的分章铺叙，在时间上是同一的，即三章之间在时间上不存在递进关系。采取这样的写法主要是为了反复渲染形势的危急和将士们的坚定决心，并为后面迅速取得胜利蓄势和铺垫。在写法上，只有这样，前后才能直接衔接，使全诗显得坚凑而精彩。

《采芑》写方叔南征荆蛮，结构与《六月》相似。前三章写王师军容之盛，大将节制之严，为后面写战胜荆蛮作了有力的铺垫。其描写具体细微，抓住特点，着墨不多便写出强盛的军容和神勇的大将以及王师居高临下，先声夺人的气势。文字色调强烈，神采飞动，详瞻而辉煌，有力地表现了王师在东南战场的开拓进取精神。全诗明写军队整体的军容风貌(如军队数量、车马、服饰和士气)，暗写统帅方叔，突出他运筹帷幄的谋略和威武雄壮的风度，这样以军队整体衬托将帅，以将帅点活军队整体，使整体与个别相得益彰。

《江汉》与《常武》都是反映东南部战争的作品，但艺术风格彼此不同：

《江汉》一诗的重点不是写战争本身，而是写战胜淮夷之后如何治理疆土、册命召虎和召虎对宣王的感恩答谢。诗中提出了在新征服的土地上推行周王朝的政治统治，即诗所谓“王国来极”，这不仅涉及到安邦治国的根本大计，而且反映了周王朝君臣“矢其文德，洽此四国”的远大抱负，体现着天子的威严，大臣的忠诚，因此，出语庄严郑重，形成了雍容典丽的艺术风格。特别是宣王的册命和召虎的答谢更是非同凡响。宣王册命召虎，为他庆功，但却没有摆出他的具体功劳，而是调转笔锋，回溯历史：“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锡尔祉。”召虎的祖先召公曾辅佐文王、武王建立周朝，是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在册命的庄严场合提起往事，实际是希望召虎继承召公的功业。为王朝建立更大的功劳。历史与现实、肯定与鞭策这诸多内容就这样通过追忆先人而巧妙地反映出来。同样，召虎的答谢词，不是简单地歌功颂德，而是别开生面地提出：“天子万寿!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这与其说是对天子的颂扬，无宁说是对他的希望，希望天子励精图治，勤修文德，振兴国家，使王朝威震天下。这事关国家基业的重大政事，却是以答谢的名义说出的。所以，这个答谢词写得与册命一样，都具有词高意远，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

《常武》一诗于大处着眼，大处落墨，突出神勇的气概和声势，而不斤斤于细微末节，因而显得大气磅礴，从容有致。同时，写战争而不硝烟弥漫，写神勇而不剑拔弩张，用语高妙浑融，含而不露，从艺术风格上也体现出天子出征的儒雅风度。诗的前两章。写命将出征，直接引用天子语：“整我六师。以修我戎……左右陈行，戒我师旅……”其中多处冠以“我”字，表现了义正词严，凛然不可侵犯的立场。另外修饰天子的用语颇有特色：如“赫赫明明，王命卿士”，“赫赫业业，有严天子”，威严肃穆，既符合天子的身份，又符合战争的气氛，具有艺术风格的高度统一性。

艺术风格最为复杂的当属《采薇》。如前所说，此诗表现了一个下层士卒在玁狁人侵，国难当头的形势下，抗敌出征的感情经历，抒写他对于侵略者的仇恨和对统治者的幽怨以及对个人不幸遭遇的悲伤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这种复杂感情成分相适应的，是其艺术风格多样化：或清丽，或低迷;或明快，或含蓄;或俊秀，或直切，形成了刚柔相济、阴阳互补、相反相成、多种因素对立统一的风格特征。正是因为如此，才取得了“绝世文情，千古常新”(方玉润《诗经原始采薇》)的艺术效果。

题材相同的诗歌作品，其艺术风格多样化并各有千秋，是诗歌艺术走向成熟并达到很高境界的重要标志。这一点在中国诗歌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诗经》战争诗按战争的范围和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映周天子对外战争的诗歌，如《小雅》中的《采薇》《出车》、《六月》、《采芑》和《大雅》中的《江汉》、《常武》等六篇;另一类是反映诸侯对外战争的诗歌，如《秦风》中的《小戎》、《无衣》等二篇。这两类作品，无论在内容、性质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不相同。为了集中起见，本文只论述前者，即反映周天子对外战争的那六篇诗歌。

[2]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154页。

[3]恩·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