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日战争的评价（共8篇）
篇1：对抗日战争的评价
中国在1842年对西方开放之前的八十五年中，广州是唯一的对外贸易开放口岸，这段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基本上是关于广州贸易。
广州自唐代起一直是对外贸易的中心,明末清初时期，广州的贸易实际上由葡萄牙人垄断，他们占据了澳门。其它国家的船舶和商人不得前去广州，只是极偶尔才获准进入。英国商人受阻于广州后，在其它地方寻找机会，他们与台湾的大明遗臣国姓爷及其子发展了关系，并且出售军火以换取在台湾和厦门经商的权利。在宁波、厦门和上海的贸易并未正式禁止，但实际上，1757年之后，广州成了唯一对洋商开放的口岸，因此对北方港口贸易，则为『不禁之禁』。
中国人的对外贸易态度是衍生自封贡心态，因此，通商是一种特权，中国可以因洋人的任何过失取消这种特权。此外，由于广州贸易是在外国私商和中国臣民之间展开，所以无需任何官方的外交关系，只要有非官方的生意往来即可。这样，洋商与中国官府之间不允许有任何的直接接触；洋商只能通过指定与他们做生意的中国特许商人，向总督、巡抚和『户部』转呈禀贴。
广州贸易的主要特征：朝廷授权『十三家』称为行(是洋行的变音)的商号，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代理人。开办这些行的主人，即所谓的『行商』，向朝廷捐呈大笔钱财，以保证他们的垄断性特权。
十八世纪时广州贸易的收支平衡非常有利于中国，因为它不需要什么外国产品，而西洋商人则购买了大量的茶、丝和大黄。外国船舶必须带着银锭来买中国产品。因为中国人对西方的工业产品无所需求——正如乾隆皇帝对英王乔治三世所称的那样：『天朝无所不有』。这种有利于中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才趋于平衡。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逆差进一步扩大。
中共成立
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社会掀起思想解放的潮流。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给东方被压迫民族以巨大鼓舞。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选择马克思主义。同时，中国工人阶级伴随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壮大。
1919年5月4日 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掀起反帝爱国运动即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 1920年3月 李大钊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北京的研究会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等地及海外的先进分子逐步建立联系，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4月 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来华，先后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等，帮助开展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8月 陈独秀主持在上海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起草的宣言，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
9月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创办的《新青年》改为党组织的公开理论刊物。11月，又创办《共产党》月刊。
10月 李大钊主持建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共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参加会议。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1922年7月16日-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
1923年6月12日-20日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会议。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4年1月20日-30日 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选举产生有李大钊等10名共产党员为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925年1月11日-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全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1926年10月-翌年3月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起义在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周恩来等参加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周恩来为起义总指挥）取得胜利。随后，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
1927年4月6日 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28日被杀害。
1927年8月1日 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占领南昌城。3日开始，起义部队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对鸦片战争的评价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根本改变了我国悠久深厚的社会和文化，它给我们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即历史智慧，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总结出、消化掉。正如历史学者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自序中所言：“中国的现代化一日未完成，鸦片战争的意义就一日不会减”。所以，仍有说说它的必要。两个原因：一个是根本原因，即英国要打开中国的大门，获得侵略利益；一个是直接原因即清朝政府禁烟，损害了英国利益。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第一，从政治上看，首先这场战争及随之而来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贸易等独立主权受到严重的破坏，清政府再也不能象鸦片战争之前那样完全行使自己的主权；其次清政府在这场战争中腐朽性也暴露无遗，表现为对英国的无知、对外战和不定，由初期支持林则徐禁烟到最终向侵略者屈服，甚至压制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活动，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中，包围了在广州四方炮台的英军时，清军将领奕山应英国人要求，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压制群众解散，使英军得以撤退；再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国人民革命的主要任务发生了变化。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封建社会，主要矛盾只有一个即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中国人民的主要革命任务是反封建斗争。而鸦片战争后，由于列强的侵略不断加剧，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突现，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而原来的阶级矛盾则演变为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两大主要矛盾。民族矛盾在中国近代史中较长时间占主要地位，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影响较大，因此，它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主要的矛盾。
（2）第二，从经济上看，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尽管从明朝中期开始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清朝前期也有所发展，但由于封建主义的异常顽固，资本主义在中国一直没能发展起来，所以经济上仍以家庭为单位的“男耕女织”式的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随着国门被打开，五口通商的开辟，外国商品开始倾销，同时大肆掠夺中国原料，中国逐渐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在通商口岸甚至出现了外国人新式企业。其结果使中国经济逐渐失去了独立性，手工业（包括那些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纷纷破产，给中国封建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从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了。
（3）三，从外交上看，鸦片战争使明朝中期以来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遭到了沉重打击，再也无法推行，日益增多的“洋夷”不断涌入，使清政府不得不改变以前对待列强“理藩而已，无所谓外交也”的轻视的态度，鸦片战争后，由于对列强的恐慌、“夷务”不断增多，对列强的要求，逐渐改变了以前由理藩院和礼部处理的方法，派政府大员处理，直至后来设置了总理衙门。
（3）在思想观念方面 鸦片战争也使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鸦片战争前，清统治者极力推崇程朱理学，造成中国思想界“万马齐喑，死气沉沉”，鸦片战争引起的民族危机和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使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他们开始摒弃虚骄自大的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索新知，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他们掀起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潮流，尽管由于受当时客观条件限制，学习西方也只处于“器物”层次上，但在当时撕开了旧思想帏幕的一角，给思想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激励后人不断寻找救国之路。
鸦片战争带来了先进的说法是偏激的，虽然它让中国统治者意识到自己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的落后。但是要从根本上吸取别国的先进文明，中国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更何况，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垂涎的猎物。中国要想摆脱现状并不是短时间可以实现的。中国经历苦难的过程才刚刚开始，更确切的说鸦片战争带来的是中国人民的开端。
篇2：对抗日战争的评价
甲午战争前的清政府，看到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在一系列的军事对抗中，已经不像鸦片战争时那样，洋人几艘炮舰就应付不了，所以不免有些飘飘然。又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意识到西方人并无意吞并国土，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甲午战争的惨败,虽然清政府认识到加强军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经太晚了,但给全体中国人民敲响了警钟,无论是以后的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都以此为前车之鉴，对中国海军的成长有催生作用。
对鸦片战争的评价
中国的大门被强制打开，外贸被强制进行，虽然有很多是被迫的，但是也开启的中国近代的新纪元。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等方面发生全方位的剧变。
（1）政治上，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战后，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贸易等大量主权丧失，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革命任务、革命性质都发生了变化，中国历史从此进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在社会矛盾方面，由于巨额的赔款，劳动人民负担加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聚合而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并由此把旧式的农民战争发展到最高峰，同时赋予新的时代内容。
（2）经济上，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西方列强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向中国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进行早期资本输出，沿海和长江流域直接受到列强经济入侵，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开始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3）在思想观念方面，封建传统观念受到冲击，对“夷夏”关系有了新的认识。鸦片战争首先使一些爱国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开始关注世界，学习西方，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显示了“向西方学习”思想观念的变化和“西学东渐”的趋势，开启了学习西方的脚步。
战争影视作品及文学作品
就文学作品而言，有经典之作如《苦菜花》、《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林海雪原》、《吕梁英雄传》、《风云儿女》、《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等等。这些作品都要一个共同特点，人物个性突出，情感丰富。有英勇善谋的勇士，有鲁莽豪爽的仗义之士，也有私欲熏心，狡猾贪荣，贪生怕死的小人、汉奸败类；更有凶残、野心勃勃的侵略者形象。作者在人物刻画下笔相当有份量，从语言上看，作品文字朴实无华，富有情感，既能平铺直叙，按情节递进，又曲折变化，引人入胜，吸引读者心理，给读者回肠荡气感觉。就风格而言，作品酷似寻根文学，着重乡土、山村、平民百姓、自然风光描写，贴近农村现实，向读者展现的不仅是对勇士的敬爱，对侵略者的憎恨，更展现了祖国大好河山风景，巍峨凶险的山脉，一马平川的平原，莽莽的山林，茂密的青纱帐、芦苇，还有苍凉的陕北黄土高坡，湿润的江南水乡，炮火中求生的苍苍民生。很明显，作者在表达个人对战争的思考的同时也在有意识地唤起读者爱家卫国情怀。跟经典作品相比较，无论在选材、情节构造还是人物塑造，现代作品很明显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如近年来发表的作品《狼毒》、《龙门山武工队》、《喋血长江口》、《一彪人马》、《梅花上将》、《八月桂花遍地开》等等。尽管还是抗战题材，但无论在语言上，还是情节都已经非常现代化，基本上这些作品已经不再局限于乡土文风，略过环境描写，重点手笔放在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描述方面。在立足于历史前提下，增加动作虚构语言特技。之所以有这样的风格变化，其影响因素及结果是必然存在的。一是读者的阅读需求不再拘束于旧文风，二是商业利益的推动，要求作家在文笔上必须有所突破，迎合读者、出版商口味，更加现代化。经典作品与现代作品共同特点是：历史事件、决策、人物、情节忠于史实，个别次要事件、情节不拘泥于历史，这一点在创作上完全忠于原则。由此看来，抗战题材作品有两方面的过渡，即是从质朴的语言风格向现代文风转变的过渡，二是从原始的事件情节向历史事件及虚构事件多元化相结合过渡。相对文学作品而言，影视作品更加直观、形象化。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商业利益是推动影视发展的主要原因，但是优秀的影视作品中所展示的审美视野、教育涵义远远比文学作品更加有力度和时效性。毫无疑问，影视作品与文学作品发展道路大致相同。提起抗战电影电视剧，我们很自然的想起七八十年代那些经典之作，比如电影《小兵张嘎》、《风云儿女》、《地道战》、《地雷战》、《烈火金刚》，电视剧《吕梁英雄传》、《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些影视作品局限于当时电影制作成本和拍摄技术，场景较为逼真，没有多少道具辅助，更不讲究特技效果，相对而言比较老土。从情节上看，这些作品非常贴近原作及史实，没有明显的“插曲”；就电影艺术方面审视，六、七十年代的抗日影视影片顶其多只能充当观众低级精神消费品，但也恰恰符合当时社会文明状况。很明显，影视作品质量的提升需要更好的发展环境。第五代导演在审美上很自然，也很必须地向前迈进了一步，不再按部就班式地套用前导演的制作方式，摆脱大场面，多人物场式，更加注重视觉和细节，进行新的尝试，突破传统。
八、九十年代优秀的抗日影视大多来自第五代导演的创作，这些作品像其语言及内容的创新成为中国抗日影视史上的里程碑。其中知名度较高的有陈凯歌的《黄土地》；吴子牛导演，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的《晚钟》；张艺谋导演，连获十二个国际大奖的《红高粱》。像《红高粱》这样的作品，没有炮火纷飞、杀气腾腾的战斗场面，只有一小群被日本侵略者压迫、凌辱，最终忍无可忍站起来反抗的民间壮汉。更为巧妙的是，张艺谋在这种题材作品中插入一段鸳鸯戏，以婚嫁开幕，在悲壮的搏斗中结局，非常强烈的对比。原本应该美满收场的红花轿、唢呐声、高粱酒、野合慢慢演绎为鲜血、刺刀搏斗的进程。我们不敢忘记，小鬼子用枪逼着徒弟紧握牛刀剥师傅的皮时的惨景，相信每一个中国人此时都会热血沸腾。张艺谋很巧妙地捕捉视觉效果，结合中国人心理，以小见大，促成《红高粱》这么一部史上大作。利润的驱动，明星大腕的加盟大大提升抗日影视制作成本和影片质量、可看度。《苦菜花》、《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小兵张嘎》、《太行山上》、《茶马古道》、《狼毒花》等红色经典先后在个卫星频道、央视热播，反响强烈，收视率居高不下。由王新民总导演的《新平原游击队》一面沿袭刘知侠的原著，另一方面加入许多新元素，增加动作特技，无疑是抗日电视剧创作的一个新亮点。影片围绕刘洪、李正两人在枣庄、临城一带开展游击活动，破坏沿线铁路，分散敌军对山里八路扫荡势力。导演结合观众喜爱武术动作影片心理，增加打斗场面，是一大看点。电视剧《小兵张嘎》大大地拓宽了早期电影《小兵张嘎》情节套路。以三个年少无畏的小孩为主人公，帮助地下武装与敌军周旋斗争，充分展示小八路机智、胆大个性，同时也似乎过于贬低敌军血腥、凶残、狡猾一面，剧情近于戏剧化，不够符合史实。类似的作品还有潘长江的《举起手来》，表面是抗日题材电影，实质完完全全是喜剧搞笑片子，仅仅只是，也只能满足观众无厘头心理需求，与艺术审美偏差甚远。相反，明星加盟的《狼毒花》、《太行山上》、《茶马古道》一度火热卖好，促成其热播的原因不乏影帝梁家辉的演技魅力和动作明星于荣光实打身手。美中不足的是，近年投影的影片几乎不怎么反映当时国民党与日军正面交战，除了《血战台儿庄》（1986）、《七七事变》（1995）、《亮剑》（2007）之外，很少片子涉及到这一题材。我们不否认这其中有一定的政治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导演没有把审美视野高度、全面化，毕竟电影无疆界，现实的，虚构的，都可以制作。正视现实，注重大众化口味的片子才能赢得高票房。中国电影能立足本土，走向世界是因为背后有灿烂的地域文化和武术文化，中国电影不管发展到何种程度，只能够不断挖掘新元素，而不可能脱离本土文化而另立门户。这同样要求作为导演，审
篇3：战争效益审计评价体系建设研究
1、战争效益审计
战争效益简单来说就是战争投入和消耗与战争的获得进行比较的结果。战争效益审计则是由军队审计部门或审计人员,在一定时期内进行的一切军事活动所产生的军事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政治效益等的全面、规范和有效的审计基础上,评价其效率、效果及有关方面的责任,进而提出建议,改善管理及提高效益的一种监督管理活动。
2、战争效益审计评价
效益的高低、业绩的优劣必须经过评价才能回答。审计评价贯穿于战争效益审计的全过程,是战争效益审计工作的核心内容。战争效益审计评价形成的评价结论是对战争目标实现程度的判定,通过对战争活动进展过程偏离目标程度的分析,引导军队建设。
3、战争效益审计评价体系
战争效益审计的核心是对战争效益进行的评价,而进行效益评价的关键是建立健全一套完整可行且行之有效的评价体系。战争效益审计评价体系指运用科学系统的审计评价方法,结合战争效益审计评价标准,审查、衡量、评价战争效益优劣的各有关指标及指标之间的逻辑联系的体系。
二、建立战争效益审计评价体系的必要性
1、提升战时军队审计能力的需要
我军审计机构于1985年才正式恢复,未曾参加过一场战争的审计工作,缺乏战时审计工作经验,战时审计能力得不到验证。近几年来通过参与抢险救灾、远洋护航、维和行动等非战争军事行动,积累了不少经验,审计工作能力也得到大幅提升,与此同时,也暴露出我军审计能力的不足,无法充分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战争效益审计评价体系是在信息化战争背景下提出建设的,能够较好地与现代化战争接轨,有效地弥补我军审计经验的不足,提升我军战时审计工作能力。
2、丰富军队效益审计内容的需要
长期以来军队长期处于和平时期,军队审计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平时审计的合法性、真实性范畴,效益审计也只是刚刚起步,战争效益审计的理论研究更是迟迟没有展开或仅限于某些局部的粗浅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目前军队效益审计体系不完善、不健全。建设战争效益审计评价体系是在当前环境下的实践中检验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充分借鉴国外优秀理论成果,结合我军实际情况,加强审计创新,不断推动审计理论的发展,更加丰富军队效益审计的内容。
3、完善军队效益审计评价体系的需要
目前,我军审计理论和实践工作中没有可用的的统一的审计评价体系,存在评价标准单一、多重视定量评价等情况,造成了审计结果不全面、准确性差。战争效益审计评价体系建设作为军队效益审计评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质就是军队效益审计评价体系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军队效益审计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战争效益审计评价,从深层次对战争活动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提出对策,建立防范措施、预警系统,实现军队效益审计评价的科学发展。
三、战争效益审计评价体系的设计构想
1、设计战争效益审计评价指标
指标既可能是一种量化的手段,表现为一种可数值化的东西,也可能是通过一定的定性方法来确定,反映事物非计量性的某种因素特征。评价指标就是衡量效益的尺子和工具,没有指标就无法比较和分析,也就无法评价。
我们通过专家评分、评议和问卷调查,初步设置了两级指标,第一级指标,包括军事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环境效益指标、政治效益指标。
(1)军事效益指标。军事效益,是指战争所占用和耗费的劳动与所取得的战争成果及其实现战争目的程度的比较。该指标包括四个二级指标。
“战争目的实现程度”。评价军事效益,建立在实现一定预期作战目的、满足预期的作战需求的基础上,必须首先评估作战目的的实现程度,否则无法判断其作战有无效益或者效益的高低。“战争成果效益”。评价作战成果的类别与大小。“战争投入效益”。评价作战中实际投入的人力、 物力、财力是否符合作战的实际需求数量和要求。“战争消耗效益”。作战消耗同样要评价其作战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是否科学合理。
(2)经济效益指标。战争经济效益是指战争行为给国家经济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既能给经济发展创造发展机遇,也会对经济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该指标包括两个二级评价指标。
“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指战争造成的社会财富的减少,表现为实物资产的损失。“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表现为战争造成的社会生产的下降程度,可用战争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程度来衡量。
(3)社会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战争在社会层面上对人民造成的影响。该指标包括两个二级评价指标。
“人力资本损失”。战争人力资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于战争伤亡而导致人员数量的减少。“社会发展状况”。 包括失业率、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等方面,主要反映战争对社会发展综合效益的影响。
(4)环境效益指标。环境效益指战争对环境的影响,其实质就是评价战争对环境资源作用的效域和效度。该指标包括两个二级评价指标。
“自然资源损耗”。该指标主要反映战争造成的自然资源储备及自然资源质量变化所引起的资源价值量的减少。 “生态环境破坏程度”。该指标主要从战争对空气、水质、土壤、大气等自然生态环境方面的影响作出评价。
(5)政治效益指标。政治效益指战争行动给国家在政治上带来的影响。该指标包括两个二级评价指标。
“政府支持率”。战争的结果如何将直接影响人民主观上对政府的看法,对国家、民族、人民有利的战争结果将使政府获得人民的支持;反之,则会受到人民的反对。该指标主要反映人民对政府支持率的变化程度。“国家地位变化”。军事上的胜利将使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幅提升,国际威望也大为增加,也进一步表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 该指标反映战争对国家地位变化的影响。
2、明确战争效益审计评价标准
战争效益审计评价标准是衡量、考核、评价审计对象效益高低、优劣的尺度,是与审计判断直接相关的,是提出审计意见、作出审计结论的依据。
假定战争效益审计评价总分值为100分,根据各指标的具体权重,确定具体评分标准再组织专家对每一项指标进行集体打分。具体标准如表1所示。
经过专家评分,并计算平均分数,最后汇总得到总分数,再作出具体评价。
3、遴选战争效益审计评价方法
(1)目标评价法。主要通过结果与标准的比较,来确定被审计对象是否实现了预期的要求和目标,以此来评价被审计对象效益的高低和目标的实现程度。
依据事先建立的效益审计评价体系和标准将审计实际所得与之比较,检查被审计对象既定目标要求是否达到,进而作出审计评价。
(2)模糊综合评判法。该方法主要利用模糊集和隶属度函数等概念,应用模糊变换原理,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从多个方面对事物隶属等级状况进行整体的评价。评价结果不再是一个确定的数,而是一个能够用语言表达的模糊概念。
(3)数据包络分析法。该方法是按照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对同类单位进行有效性评价的一种新方法。它使用数学规则模型比较决策单元之间的相对效率,对决策单元进行评价,其评价的依据是决策单元的输入数据和输出数据。
四、战争效益审计评价体系建设应把握的问题
1、要紧紧围绕战争目标实施评价
指标和标准时为评价服务的,是审计目标的具体化, 也是实现审计目标的工具。围绕战争效益审计评价目标来确定需要的评价指标,是选择和设计战争效益审计评价指标的最基本要求。审计目标是逐步分解、细化和明确的,因此战争效益评价指标和标准也应该一步步分解、细化,形成一一对应关系。
2、要把握评价的全面性和简便性
战争效益的综合性特征决定了评价体系要全面,既要从军事、政治、经济、环境、社会等主要方面反映被审计对象的效益状况,也要反映被审计对象管理过程和最后结果等方面。另一方面,评价指标要力求简便、易于理解和操作,要能通过指标来说明问题。
3、要注意效益之间的相互结合
篇4：论抗日战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国历史发展；意义
抗日战争虽然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伤害，却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彻底打败外来侵略者取得反侵略勝利的战争，但它的意义决不仅仅是一次战争的胜利，而是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改变了中国国内各派政治力量。这一改变奠定了战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奠定了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决定了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的根本选择，从而产生了对中国历史发展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抗日战争改变了近代以来世界列强联合对付中国的不利局面，中国形成了同盟国，为新中国创造了良好的国际条件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来侵略者为了侵略中国，或联合侵略或妥协牺牲中国利益，因此外国列强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新的亡国危机，但也提供了新的机遇，那就是迫使美国、英国和原苏联等强国站在中国一边，支持和援助中国抗战。中国与部分世界列强成为同一战线的盟友，第一次出现了联手对付日本侵略者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中国面对的敌人不再是全部世界列强，而只是一个国家——日本。中国与美英苏结盟，大大加强了中国抗日的力量，使中国对付外来侵略的抗日战争处于前所未有的有利的国际环境中。
二、抗日战争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力量的成长壮大带来了良好契机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虽然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但国民党政府却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集中力量围剿工农红军，使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挫折。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将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关头，国民党政府被迫走上了联合抗日道路，从而形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局面，国共两党并肩作战，随后形成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随着日军步步侵入，敌后战场逐渐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得到了巨大发展，形成了与国统区对比的两个世界、两个中国的局面，为新中国成立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抗日战争引起了中国各阶层重新分化组合，为后来“国”退“共”进奠定基础
在民族危机面前，各个阶级、阶层都会作出判断和选择。由于各个阶级、阶层立场和力量不同，导致了各个阶级、阶层的重新分化和组合。代表中国革命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力量日益扩大，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显著增强。民族资产阶级从国民党阵营中分化出来，形成了自己的政党，并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者。国民党阵营也进行了分化，形成了汪伪政权，其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遭到了极大削弱。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对中国历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力量和发展道路，为新中国诞生奠定了基础，为
中国的历史转变埋下了伏笔。
参考文献：
[1]何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王真.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国际地位[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篇5：韩国人对朝鲜战争的一些客观评价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凌晨４时（朝鲜时间），朝鲜内战爆发。从２５日至３０日，美国政府做出了一系列军事干预的决定，并逐步升级，最终全面卷入朝鲜战争。朝鲜战争是南北双方为了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而进行的一场内战，美国武力干涉别国内政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侵略行为。
韩国人称朝鲜战争为“韩国战争”或“６•２５战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韩国从权威主义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化，人们开始反省权威主义时代的历史，在这种背景下，韩国人对朝鲜战争也有了新的认识。
关于朝鲜战争的起因，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是：
１、从深层次来分析，朝鲜战争爆发的外部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和美、苏两国军队的分割占领；朝鲜战争爆发的内部原因则是民族社会内部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南北实力的差距。
２、李承晚政权对引起那场战争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承晚为了摆脱政治危机，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在南北关系上推行恐吓政策，在公开场合大肆鼓吹武力“北进统一”。李承晚政权的这种恐吓政策不可能不给朝鲜北方以强烈的刺激。
３、５０年来，一直有人在议论是谁打响了朝鲜战争的第一枪。其实，这是一个没有多大意思的问题，因为在战争爆发前的一段时间，“三八线”上大大小小的武装冲突一直没有间断，南北双方互有进退和得失，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的全面战争只是一系列武装冲突的扩大和升级。
韩国国立汉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金贵玉在１９９９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披露，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９日，一支隶属于韩国军队的虎林大队，就有２５２名队员越过“三八线”，袭击了靠近雪岳山和金刚山的一些村庄，有些甚至还渗透到位于北纬３９度的元山市附近的安边地区。
４、韩国学者认为，美国对诱发朝鲜战争负有责任。郑镕硕博士在《美国的对韩政策》一书中指出，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２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时声称，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卫线北起阿留申群岛，经过日本本土、琉球群岛，南达菲律宾，韩国和台湾均不在美国的太平洋防卫线之内。朝鲜北方据此做出判断，美国不会干预朝鲜半岛事务。
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将部分苏联的档案送给韩国总统金泳三，个别韩国学者根据这些残缺不全的档案对朝鲜战争的起因提出了片面的、不科学的看法。但是，也有韩国学者清楚地认识到，俄罗斯并没有将有关朝鲜战争的关键性的资料提供给韩国，而且在俄罗斯送给韩国的档案中还有被篡改的嫌疑。所以，以此为依据来研究朝鲜战争的真相是不客观的，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篇6：对抗日战争的评价
第一，国民党政府执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即不敢放手发动和武装民众，实行单纯的政府和正规军的抗战；在战略战术上，没有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而是进行单纯的阵地防御战。
第二，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
第三，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在抗战个阶段中表现不同，其地位和作用也不同。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政府积极抗战，正面战场在整个抗战中起了重要作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其实行片面抗战，制造反共摩擦，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明显下降。在战略反攻阶段，其虽坚持抗战，但对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作用十分有限。
思考：为什么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空前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团结抗日的全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特点：
①广泛的民族性和复杂的阶级矛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又包括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②有政权、军队的合作。国共两党的合作实际上是两党分别领导的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在全民族抗战总目标下的合作，但没有形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联合统帅部。
③没有正式的固定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具体的政治纲领。国共两党在共同目标之下，各自贯彻自己的纲领。涉及合作抗日的事，一般都是采取临时协商、谈判的特殊形式加以解决。
试论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中国的抗战牵制和削弱了日本的力量，使之不敢贸然北进，从而使苏联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德国，避免东西两面作战；同时也推迟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并使之在发动和进行战争时由于兵力不足而不能全力南进，从而减轻了美、英军队受到的压力。
中国坚持持久抗战，抗击和牵制着日本陆军主力，大大减轻了其他反法西斯战场的压力，为同盟国军队实施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阿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啊。中国作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记得，还为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
总之，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第一，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动员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着。
第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制定、实施了一套完整的抗战策略和方针，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对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中国共产党通过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牵制和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也为抗日战争的战略返攻准备了条件。
第四，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最富于献身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进行合作的动因、合作方式及其意义。
两党再次合作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导致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促成的，包括国民党政府内部一部分先进人士在内的抗日民主力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为了民族大义决定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合作，共同抗日，是关键因素。同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各族人民要求抗日的推动之下，被迫停止内战，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也是值得肯定的。
两党第二次合作是党外合作，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和军队承认接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领导，承认蒋介石是最高统帅，但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包括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独立领导权。
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国共两党的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和核心保障。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合作，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实现，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政治保证。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
日本：
根本原因：蓄谋已久，既定侵华政策发展的必然.——从大陆政策到国策基准 现实原因：摆脱经济危机的需要 中国：
有利条件：国内政局是国共十年对峙。国际：
英美帝国主义国家长期以来的“绥靖政策”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篇7：对抗日战争的感悟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曲满浸悲伤与凄怆的哀歌。其间，中国人民饱尝了法西斯势力的非人侵略和残暴的强盗行径。中国国土不全，主权不满，经济、政治、文化，无不遭到严重的摧残。然而中华儿女怎能让侵略者肆意乱为，他们时刻在做着抵抗和反击，抗日战争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其间，中国人民不畏强暴，顽强抗战，用鲜血和生命为代价，谱写了波澜壮阔、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不仅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也为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的和平与正义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开始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四个月，便肆意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中国共产党立刻号召人民武装反抗，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开始了与日本侵略军艰苦卓绝的局部抗战。随后，全国工人、学生和各界民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然而此时，国民党方面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指导思想，对共产党进行了残酷迫害。危机时期，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决定以国家利益为重，扣留蒋介石，控制西安，协助中共中央实现了“逼蒋抗日”的方针，而后国内和平初步实现，进而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1937年“七七事变”拉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并在世界的东方吹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号角。中国共产党首先举起抗日的旗帜，号召全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9月，蒋介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作了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因为国内形势在此时相当复杂，所以国共两党也提出了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国民党方面从大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提出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坚持国民党***，反对发动人民大众和全民族的人民战争。共产党则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实现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但国共都有抗日目标，都愿维护民族利益，故而也形成了以国民党正面御敌，共产党敌后扰敌的两个战场。在此期间，国民党先后进行了平津、晋北、淞沪、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这些战役中许多国民党爱国将领和士兵为国殒身，表现了强烈的抗战和爱国热情。共产党在敌后全面侵扰，炸机场、毁弹药，使敌军力量不断减弱。平型关大捷和敌后游击战争的屡屡胜利更体现了共产党军队的灵活与英勇。在抗日战争进行中我党屡次面对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干扰和阻拦，但在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和我党具有远瞻性的先进分子的不懈努力下，我党的思想和目标才得以统一。但国民党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屈辱卖国行径随即暴露，他们大肆制造反共摩擦、支持和鼓舞反共活动，使我党处境危噩。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时局的好转，促使国共两党团结抗战，与国民党反共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认识到了共产党最大的敌人不是国民党，而是日本侵略者。虽然敌后战场中国军民死伤惨重，但依旧坚持联合抗日的政策，给了敌军以沉重的打击。从1943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不断趋好。苏联已转入全面反攻，给德军以重创。英法联军登陆西西里岛，击败意大利。1944年，英美联军又登陆法国诺曼底，开辟了第二战场。反法形势一片大
好，中国各解放区也依次拉开反攻，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此时，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经济、政治、军事问题相继而至。在国统区内，民怨高涨，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悄然而至。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开展争取民主的斗争。他们反对专制，宣扬民主，力讨国民党損民权、违民意的种种行径。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而国民党却不予理睬，依旧坚持反共政策，并鼓动美国介入支持国民党反共。于是，中国内战危机进一步加深。
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然而，作为战胜国，中国却没有得到战胜国可以得到的好处。在雅尔塔会议上，中国大连港、旅顺、千岛群岛几经易手，但终不为中国所有。中国与苏联共营的两条铁路的所属权也都转到了苏联。中国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忽视和侵扰。
抗日战争胜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军队、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令世界赞颂。抗日战争无疑使中国承受了难以计量的破坏，八年的炮火对本来就贫穷落后的中国造成了难以想象的损失。但是，这场战争使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得到了充分的提炼，百年受辱的中国人民终于从团结合作、齐心协力的抗战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力量所在，正是这种可贵的民族精神。中国何以取得抗战的胜利，两个不可忽视的通则就是团结协作和坚持必胜的信念。团结才能生力量，合作才能出智慧。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将维护团结合作视为关乎民族利益的最重要的工作。许多事实表明，团结合作在抗日战争期间始终受到各种挑战。从统一战线内部来
说，国共摩擦不断，政治纠纷和军事冲突常有发生。从外部环境来看，日本帝国主义的分裂破坏、亲日派和汉奸的引诱唆使、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都是对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华民族团结合作的挑衅。从抗日战争的历史实践看，帝国主义和一切敌对势力，害怕的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团结。精神团结是中华民族力量和智慧的可靠保障。坚定必胜信念在抗战中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日本气势汹汹，以“闪电战”的方式侵入我国领土时，各种混乱的思想、立场、观点和信念等方面的问题纷纷暴露出来。比较典型的倾向有两种，其一是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即“速胜论”；其二是亡国的悲观论调，即中国“必亡论”。前者易使人产生轻敌思想，后者易使人产生妥协倾向。如果任其蔓延和发展，就会解除人们的精神武装，使战争遭受失败。为此，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毛泽东从分析抗日战争双方特点入手论证了抗日战争是持久的，预见到日本帝国主义必然遭到最后的失败，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这一必胜信念在中国军民心中扎下了深根，伴随着抗战中每一个前进的脚步不断击溃敌人。他统一了全党和全国革命人民的思想，增强了人民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条件和力量保证。
然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结束留给我们的不仅是高兴和欣喜，更多的则是教训和经验。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之所以屡屡受挫、难以控制局面，是因为其没有争取到革命的领导权，只能屡次迁就国民党，致使战争中共产党军队伤亡惨重。第二，要认识到切实组建和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它关系
到中国抗战力量能不能结合起来，以最强的实力给与侵略者以反击。然而，国民党的独断和唯我意识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屡遭破坏，使中国军民饱受战争折磨，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抗战胜利的早日实现。第三，要注重抗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必须全面的联合和发动一切可联合的力量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斗争中来，充分发挥人民的力量，给予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第四，要积极的借助和利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帮助，大力争取国际援助，尽量孤立日本，加速抗战胜利的进程。
抗日战争结束至今已六十余年，但留给我们的启示却依旧深远。首先，我们要全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许他人肆意践踏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第二，在处理国家间关系、解决国家间问题和分歧时，我们要尽量在平等基础上以对话、磋商和谈判的方式进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第三，当今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必须要搞好团结，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中起来，促进国家和民族发展。第四，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要发扬抗战时期不畏艰难坎坷，勇于探索，执着追求的精神，争取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自由、民主、富强、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回眸抗日战争，也许我们眼里饱含泪水。但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段中华民族史的伤痕，更是激励和促进我们民族不断发展、不断强大的精神力量，是支撑整个中国浴火重生、栉风沐雨而依旧巍峨地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不竭动力！
篇8：对抗日战争的评价
本文的“神剧”指抗日剧中的一个类型。它的情节通常是“神”一样的抗日豪杰痛杀愚笨无能的日本鬼子。它的主角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超级战士, 基本上没有历史局限, 不受生物学、物理学原则的约束, 具有了一定的神格。所以, 用“神剧”这个词, 表示它是一种高模仿的戏剧类型。
抗日题材, 表现的是离现实非常近的历史, 也是爱国主义教育题材, 所以在创作中, 不适宜采用非现实主义的手法。因此, “神剧”被普遍认为是胡编乱造、荒唐雷人, 也有称之为“雷剧”的。但“雷剧”这个词太情绪化, 无法在学术层面使用, 故本文用“神剧”不用“雷剧”。
“神剧”的题材源于“红剧”, 但手法来自武侠剧。按创作者的设想, “红剧”题材可以规避审查风险, 武侠手法可以增加市场收益。的确, “神剧”是2010年以来最成功的电视剧类型。
对于电视剧行业的四方参与者——管理者、制作方、播出方和观众, 这个“成功”有不同的意义。对制作方 (特别是演员) 而言, 是产量 (工作机会) 巨大;对播出方而言, 是收视率丰收。上述两方就金钱而言都是获利者, 但在制作水准、社会形象、公众评价等方面就有所欠缺。代表市场的观众被动地参与狂欢, 他们贡献着收视率;但同时, 他们失去的是对电视剧类型的选择权和欣赏电视剧的快乐。管理者的态度最有意思, 前几年, “红剧”以市场取向颠覆革命传统和传统价值观时, 广电总局曾经专门发文, 表示要严格管控, 但随后却没有强力约束。比较“红剧”与重大历史题材剧, 虽然它们有许多共同点, 其受重视和受管控的程度及概念的清晰程度均相差甚远。所以重大历史题材剧仍然保持着它的纯洁性;而部分“红剧”则向前一步, 变成了红色“神剧”。
但抗日的“神剧”不一定都是“红”的, 相当突出的倒是主角不“红”的、另类的, 如罪犯、死囚、土匪、从德国归来的狙击手、女特种兵、军统特务 (特别是女特务) 、侠客, 甚至尼姑、和尚……总之, 其人物、故事往往于史无据, 其情节无视历史真实、军事常识。每一部“神剧”, 都要打死一两个日军大佐、几百个鬼子兵, 基本上是“神”杀凡人的“优胜记略”。如果抗日战争是这样的, 为什么会有八年的全民抗战!抗战又为何被称为“艰苦卓绝”, 被称为“惨胜”!电视剧给人民制造这样的假历史是什么意思!
“神剧”一方面胡编乱造, 一方面大量播出并取得相当高的收视率, 已经严重地影响电视剧行业的素质和声誉。从国家软实力的角度考察, 它已经严重损害了党、国家、军队的形象和观众的历史观。这说明, 行业的各方参与者评价电视剧的标准、角度、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 建立一个科学、有效并被各方认同的电视剧评价体系, 是保证电视剧产业健康发展的一个基础工作。
二
“神剧”既非突然出现, 也非中国独有。美国的二战剧中就有这样的类型, 比如在中国影响巨大的《加里森敢死队》。但我们的市场, 情节剧的主流类型严重缺失, 所以问题显得特别严重。正如一位编剧所说:什么是中国电视剧的现状?去横店一看, 四五十个剧组都在打鬼子。
最近的这一波“神剧”播出高潮, 始于2010年, 以《雪豹》的热播为标志。当年《雪豹》在海南、江苏、四川和成都、大连、福州、哈尔滨、海口、昆明、南宁、沈阳、太原、厦门等市场, 均进入电视剧收视率前10位。在山东、浙江和北京、成都、福州、哈尔滨、海口、杭州、济南、昆明、南宁、沈阳、厦门等市场, 均进入所有节目收视率前30位。可以说, 一部剧红遍了小半个中国。
从此“神剧”作为一个新的电视剧热门类型正式出现, 产量和播出量均大增, 并在此后的两年, 全面占领了各级播出平台。
“神剧”在总局的题材分类中, 被归于“近代革命”或“近代传奇”两类。为了反映近年“神剧”数量的快速增长, 本文根据广电总局网站公示的“全国《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颁发统计情况”, 整理出了这两个类型2007—2011年的获证情况表。从表1可以看出, “近代革命”在2008年之前还是个小类别, 2009年开始大量增加, 到2011年已经在所有类别中跃居第二, 在总量中的占比增加超过240%。同期, “近代传奇”在总量中的占比也有近140%的增幅, 在所有类别中, 跃居第三。这都可以反映出“神剧”大量生产的情况。
2011年, “神剧”对收视率的贡献, 以江苏市场为例:地面播出的四大“神剧”——《铁血使命》、《黑狐》、《抗日奇侠》、《军统枪口下的女人》全部进入电视剧收视率前10位 (而且占据了前2名) , 并一共入榜6次 (《铁血使命》、《黑狐》都是正复播均入榜) 。在全国市场, 最火的是《抗日奇侠》, 它在上海、成都、哈尔滨、昆明、太原、武汉、郑州和河南、黑龙江、江苏、山东、云南等市场, 均进入电视剧收视率前10位。
与上年度相比, 2011年播出“神剧”的卫视大为增加, 特别是黑龙江卫视和山东卫视, 为了推广《抗日奇侠》, 还特别制播了《抗日奇侠抗日奇功》晚会。有了卫视的热情加入, 2012年, 全国各频道“神剧”的播出量继续增加, 对收视率的贡献继续强势。
这是一个让许多人感到困惑的现象:1.为什么这些胡编乱造、制作粗劣的“神剧”会成为屡试不爽的收视利器?2.“神剧”的神话什么时候结束?
三
我国电视剧的胡编乱造并非始于“神剧”, 是一个老问题。早在1996年, 广播电影电视部外事司、社会管理司就指出:合拍剧存在着“不顾历史事实, 胡编乱造”的问题。其后, 总局又多次发文批评这一问题。电视剧行业长期的、普遍的胡编乱造现象, 说明创作者一心逐利, 娱乐至上, 价值观向市场利益屈服。直接面对市场利益诱惑的业内人士把拍剧当成牟利的手段, 不能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管理者对价值观的理解也不到位。比如禁播, 既然如此, 当初为什么可以立项、能通过审查?制作方、播出方如果走得太远、太偏, 终极手段就是行政禁令。但从这么多年来频频发出的禁令来看, 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市场的问题是管理者的行政调控造成的。十余年来, 管理者对电视剧的主要故事类型, 连续使用禁止播出、限制播出等行政手段大力调控。广电总局发布的禁令、限令没有准确的统计, 但2004年总局领导胡占凡的《抓住机遇深化改革确保导向促进繁荣——在2004年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会议上的讲话》对这方面有所提及:
“受到一定限制的”有武打剧、宫廷剧、古装剧和涉案剧;
“要减少的”是警匪剧和反腐剧;
“要整顿的”是婚外恋和三角恋题材。
如今, 涉案剧、反腐剧、惊悚剧、悬疑剧、帝王功业剧、戏说剧、商战剧、宫斗剧、穿越剧等曾经热播的电视剧类型在黄金时段的电视荧屏上几乎消失, 这样, 就产生了“神剧”的神话。
从市场的角度看, 垄断地位产生了垄断利润。当前我国的情节剧市场已经被谍战剧和抗战“神剧”垄断, 它们凭借垄断地位, 必然在收视率上大放异彩。
从观众接受的角度看, 爱看情节剧的观众, 他们打开电视机, 只能收看这些。这就好比食堂的饭菜再粗劣, 但是天天都会排队。
从民族性看, 中国人的民族性快意恩仇, “神剧”杀敌无数, 情绪宣泄得酣畅淋漓, 满足了低文化人群的心理需求。
同样具有垄断地位的谍战剧为什么没有“神”起来?原因在制作层面。“神剧”不需要太扎实的剧本, 也不需要一线演员;而谍战剧对剧本和演员的要求要高得多, 生产周期、成本、产量对它成为“神剧”都有制约。但是, 情况正在变化, 2012年出现的谍战剧剧本, 已有严重的“神剧”化倾向, 可以预见, “神剧”在一两年内将继续火下去, 并向谍战剧等其他类型渗透。
四
“神剧”何时走到终点?对这个问题, 我们不知道时间表, 但知道路线图, 这就是, 让市场恢复正常。
市场自身具有一定的修复机制, 当主流类型缺失, 会出现新的市场机会。2011年的电视剧市场有两个特别的地方:一是宫斗剧盛行。《唐宫美人天下》和《美人心计》, 在安徽、河南、江苏和合肥、郑州分别进入当地市场电视剧收视率排名前10名。二是翻拍剧和深夜时段的引进剧大热。据CSM的统计, 在晚间19:30—24:00时段, 在80城市进入各地收视率前20名的电视剧中, 出现频次最多的是《回家的欲望》, 在80城市有60次进入当地前20名, 其次是《回家的诱惑》48次进入, 《宫》47次进入……《宫》、《回家的欲望》、《回家的诱惑》尽管已经在湖南卫视首播时获得突出的收视效果, 但仍旧被超过50个地面频道选择二轮播出, 并依旧获得了不俗的收视效果。
翻拍剧的走红映照出国产剧的窘态。不过, 宫斗和克隆翻拍立即被管理者限制了, 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指望市场的自行修复。
要让市场恢复正常, 就要取消十余年来对涉案、武侠等情节剧主流类型的限制。因为出了一些问题, 就对整个戏剧类型使用限制播出或禁止播出的手段, 使得播出方和观众受到了株连, 而对于“作恶”的制作方, 惩罚过轻——他们不做涉案剧了, 但做起了“神剧”。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看, 胡编乱造的“神剧”比“社会效果不好”的涉案剧强在哪里?
五
为了让市场恢复正常, 为了电视剧行业的健康发展, 有必要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电视剧评价体系。它既要能体现核心价值观, 又要能指引行业发展方向;既能对已有产品作正确评价, 又能对未来的发展作出正确的预判。
收视率几乎是目前惟一的评判标准, 它是短期的、市场的、逐利的。而电视剧作为一种影响力巨大的文化产品, 它承载的社会责任如何体现, 如何进行文化建设, 如何传承民族的历史, 如何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或者说, 如何在市场利益的追求中进行文化的积累?这是我们进行电视剧评价体系研究的目的。
在建立体系之前, 我们可以设定一些指标:
1. 政治 (法律) 指标。
政治的正确与否主要以法律来规定。电视剧不可以政治错误, 不可以违法。这是一个否定性指标。
2. 价值观指标。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迄今为止最清晰的表述。有这样的价值观的指导, 将有利于我国电视剧事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3. 现代性指标。
现在许多电视剧没有法治精神和科学精神, 在表现人与人关系时为了加强矛盾冲突的强度, 宣扬丛林法则, 以恶报恶;为了营造苦情氛围, 矮化、摧残妇女儿童。现代性指标在本质上是品质指标。
4. 诚实指标。
创作者是否诚实, 可以用是否有历史硬伤来查验。以“神剧”为例, 历史硬伤多出现在狙击枪上。这个指标也是品质指标。
5. 市场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