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乡愁的美文：一棵通神的古树（精选8篇）
篇1：表达乡愁的美文：一棵通神的古树
奥地利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说：“像是蜜蜂酿蜜那样，我们从万物中采撷最甜美的资料，来建造我们的神”。
里尔克是我喜欢的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诗人，他具有鲜明的布拉格地方色彩和波希米亚民歌风味的神，永远存活在他的诗意里，存活在他的文字中。而我的神，则一直存活在大地上，存活在岁月中。
父亲是个彝族毕摩(祭司)，他是我们部族与众神沟通的代言人。他经常告诫我，万物有灵，有灵便有神，所以神无处不在。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树有树神，河有河神，桥有桥神，路有路神。对万物的尊重，便是对神的尊重。所以，我们敬畏神灵，敬畏万物。
在故乡，我们的部族一直遵从着一个古老的传统，就是敬重古物，敬重老旧的东西。我的族人们一直坚定地认为：凡是上了年岁的东西，都是神物，都有神灵附体，必须虔诚地加以尊重和敬畏。
我们寨子门口的那棵上了年岁的老黄莲树，就是一棵神树。
这棵神树，是我们这些离开了故乡，离开了出生地，在异乡的漂泊与风雨中“借土养命”的游子，永远也割舍不下的乡愁。
记忆中，那一道低矮的山脉，永远赤裸着血红色的背脊，由北向南盘迤而来，荒凉、空旷、贫瘠。老黄莲树就生长在这条山脉半月牙形的环抱之中。
在1963年冬末的一个早晨，我降临人世张开眼睛的第一眼，我就看到了它。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象它就是一条龙，即使不是龙，也应该是龙的化身。因为在许多个风雨晦暝的日子里，变幻莫测的云雾总是笼罩着它。在隐约的雾霭中，我仿佛看见它一直在腾挪，一直在躁动。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担心它会在某一天突然乘风就雨，化形飞去。这样的担心，一直伴随我度过了整个童年。
一条细小的山路，正对着矮山脉一道凹陷的山丫。这条山路的形制，总是让我联想到老祖母手中那永远也纺不完的麻线，瘦骨嶙峋，坚韧无比。山路的尽头，散落着一座座简陋而古朴的，灰褐色的垛木房，那就是我的寨子。
在这块干旱少雨的红土地上，找不见雄峻的山，怪异的石，秀丽的水。有的只是一堆堆杂乱无章地隆起的小土岗。有的只是痤疮般散布于矮山脉那粗糙而充满皱褶的“脸庞”之上的红色丘陵。
尽管，在那些过往的岁月中，盐巴客、布客，还有那些神秘诡异的，“走夷方”的马帮，也曾像候鸟般在那条通往我的寨子那条古老的红泥土路上来来往往，使得那些早已远去了的时光片断，充满了某种巫术般的悬念。但是，这一切并未能给这块平庸的红土地，带来什么值得骄傲的嬗变。在我的寨子，能够让我们骄傲，让我们在人前人后人五人六地张扬的东西，实在是寥寥无几。唯一让我们在其他寨子面前深感骄傲的东西，就是寨门口的那棵老黄莲树。
那是一棵已有千岁年纪的古黄莲树，孤独地站立于寨子的山丫口上。它巨大的树冠，醒目地铺展于一片血红色的背景之上。远远地望去，极像一朵墨绿色的蘑菇云。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每天一打开院门首先见到的就是它雄健的身姿，坚定不移地屹立于荒凉的山岗。它粗壮的主杆，它繁茂的枝叶，它久远的浓绿，在那荒凉的红土背景的烘托之下，显现出一种大气磅礴的巍峨与壮观。不过，寨子的族人们谁也不把它当作一道壮美的风景来看待，而是把它当作寨子的地标，部族的族徽，这块被称为“家园”的，大地的守护神。
父亲说，从遥远的古代开始，自从有了这棵老黄莲树，我们的寨子便风调雨顺，人口平安，五谷丰盈，六畜兴旺。
打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老黄莲树下是禁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祭坛。没有闲杂人等会在树下来乘凉，闲聊。甚至连寨子里那些十分顽皮的伢崽们，也在大人的再三吓唬和告诫下，只敢在远离古黄莲树的地方，玩老鹰叼小鸡、老虎戏猎人的游戏。
我的父亲，是唯一有权随时进入树下禁区的人。他时常主持召集全寨子的族人，在树下举行各种祭祀活动。或祈祷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或祛鬼去病，禳祸消灾。甚至求财祈福，娱神祭祖，无一不在树下进行。那老黄莲树的枝干上，也便时常粘满了一撮撮带血的鸡毛，悬挂着一条条长短不等的彩布。
每年的大年初一，寨子里还要专为老黄莲树举行盛大的祭祀，俗称“敬树神”。据说，那棵古老的黄莲树倒也挺灵验，总是有求必应。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玄，越传越诡异。以致邻乡邻寨的村民，也不惜走百余里的山路，赶来祭拜。
寨子里靠贩羊皮、做箐鸡枞生意发了财的阿木顺一直认为，自己的生意之所以红火，完全是仰仗了老黄莲树的护佑。为让树神保佑自己赚更多的钱，专门花大价花大力从大理弄了块石碑，镌刻上“有求必应”四个朱漆大字。又高价雇了八个大汉，翻山越岭，硬是把上千斤重的大理石碑给弄回了寨子，选了个黄道吉日，将石碑直挺挺地竖到了古老的黄莲树下。
说来也怪，那古老的黄莲树日夜享受着人间香火的供奉，竟然比先前更加精神，更加茂盛。在又一个春天到来的季节，老黄莲树那纵横交错的枝条，竟然爆发出无数嫩绿的新芽，使得整个树冠竟然比原先扩大了差不多一倍。
不久后，寨子里修公路，架输电线路，那棵古老的黄莲树桩由于挡道碍事，施工队开着轰鸣的挖掘机想把它连根铲去，是父亲率领族人拼死将它护住，古老的黄莲树才免遭刀斧之劫。
前不久，我在回老家的时候，还去看望过这棵古老的黄莲树，树冠依旧像一朵墨绿色的蘑菇云，傲视着高远的穹庐。树下依然香火旺盛，诵祷声声。
公众号：咱们村
篇2：表达乡愁的美文：一棵通神的古树
全诗四节,从情感脉络上看,可以粗分成前后两个部分,一、二节为第一部分,三、四节为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说,虽离家尚可回。“小时候”出门(求学),想家了,可以给母亲(家人)写信, 通过书信往来,“我”与家人互相了解情况。在这里,“邮票”(书信)就成了“我”与家人紧密联系的纽带,有了它,离得再远、再久,我们也始终紧紧联系在一起。正是,貌似分离实未离,小小邮票 (书信 )表衷肠。“长大后”成了家 ,为了生计,“我”不得不离开新娘,飘荡江湖, 想家了, 可以坐船回家。这里,“船票” (其实还包括“车票”“机票”等 )就成了联系“我”跟家人的纽带。有了它,离得再远、再久,也还可以回家。正是,貌似分离实未离,小小船票把线牵。这个部分有没有一般意义上的“乡愁”? 有,但决不只是为写乡愁而写乡愁,而是为第二部分作铺垫。第二部分主要写什么呢? 写有家却再也回不去了,表达的是一种强烈的怨恨之情。“后来”母亲去世了,矮矮的坟墓让“我”与母亲阴阳两隔,这时,“邮票”也好,“船票”也好,都已失去了实际的意义, 也就是说, 这时“我”与家乡才真正分离。大家知道 ,家也好,家乡也好,都是以有亲人为前提的,没有了亲人,便会渐渐疏离,最终再也回不去的,鲁迅先生《故乡》《祝福》里的“我”的遭遇就生动地表明了这一点。但母亲走了还不是最惨的,因为还可以回去扫墓,可“现在”比没了母亲更惨, “浅浅的海峡”硬生生地将“我 ”彻底搁在了大陆之外,家乡彻底回不去了! 这就是“我”现在的处境! 所以,“我”对这“浅浅的海峡”强烈不满 , 怨恨自然而生! 在它面前,什么“邮票”“船票”,统统都没有了实际用处! 由此看来,第一部分思乡的“忧愁”实在是为第二部分的怨恨作铺垫的,怨恨才是全诗的真正主旨。
这种怨恨之情正是当年远离大陆的台湾游子的普遍心情, 人心思归,两岸统一也就成了时代的最强音。这就是后来两岸能够实现“三通”的群众基础。
篇3：一棵进城的古树
突然，来了一群人和一些车。几个人围着它指指画画。还没等它明白是咋回事，挖掘机就轰隆隆开过来，围着它开始一铲一铲挖土。不一会儿，它四周就被挖空了，自己深扎在泥土里的根渐渐暴露出来。
它害怕了，大喊着：“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但没人听见它的喊声。
当它所有的根都被暴露出来时，挖掘机将巨大的铲子伸过来，插入它身下，将它连同它身下的部分泥土铲起来，恶狠狠地把它摔在了地面上。接着，又有人用塑料袋裹住它的根部，然后再用绳子将它的枝干绑起来。吊车呜呜开动，钩住它，颤悠悠地将它吊进一辆大车里。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它大喊着，但始终没人听得到。
它终于躺倒在车里，全身战栗着，流下了伤心的泪，尽管这泪，没人看得到。
汽车颠簸着，驶出了这片原野，驶出了它曾经站立了上百年的土地。
它看见车驶上铺着黑油子的路，风驰电掣，驶向未知的远方——它离故土越来越远了。
车驶进了高楼林立的城市，在一处宽阔的厂区广场上停了下来。等在那里的吊车伸出长长的手臂，鲁莽地将它从车里吊了出来，放进一个早已挖好的树坑里。
从此，它在这个地方安下了家。脱离了原野故土的滋润，它水土不服，一直病恹恹的。几位穿绿色衣服的人天天围着它转，给它打上了吊瓶输液。后来，它知道，他们都是负责厂区绿化的工人。
渐渐地，它的枝叶开始复苏。
它开始打量这个叫作繁华都市的地方：座座的高楼、穿梭的轿车、五彩的灯光、络绎不绝的人流……真是一派热闹繁华的景象。但是，它始终有“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
它开始想念那片原野了，想念那里的草地，那里的野花，那些常栖息在它身上的鸟儿，还有那只经常奔跑过它身边的野兔。但，已经回不去了……从今以后它再也听不见林中的鸟鸣，也闻不到原野的芬芳，只得默默地、孤独地将根扎在异乡的泥土里了。
每天，廣场上都会来很多人，唱歌的、跳舞的、散步的，干什么的都有。有些人会围着它看，指着它苍劲的枝、幽绿的叶，称赞着什么。
一天一天，它对自己被强行移植的抱怨，渐渐少了些。有时它也想过：一棵树，不论站在哪里，都有其存在的意义；或者是做家具，或者被当作柴烧，或者仅仅是为这个星球增添一些绿意。然而，它还是每天都在尽力地将目光越过层层高楼，深情地眺望着故土所在的方向。
有一天早晨，一个小女孩围着它拍照，看著镜头里的图像，小女孩兴奋地向身边的母亲嚷着：“妈妈，看啊，树叶上有露珠，多美啊！”
也许，小女孩永远都不会知道，那晶莹的露珠，一滴一滴，都是它思乡的泪。
（选自《文苑·经典美文》2013年第4期，有改动）
灵犀一点
文章采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了“古树”以真实的灵性。这棵古树虽然被强行移植，有过绝望、无奈和怨恨，但最终还是以乐观的精神鼓舞我们：抱怨改变不了命运，不论在哪里，都应该发光发热，在现有的位置上实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同时，文章也给我们以反思：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们不要违背“树”的意愿，强行改变“树”的命运，否则我们可能会顾此失彼。
【靳 强/供稿】
篇4：表达乡愁的美文：一棵通神的古树
《记住乡愁》以“关注古老村落状态, 讲述中国乡土故事, 重温世代相传祖训, 寻找传统文化基因”为宗旨, 展现传统村落优美和谐的自然环境、布局合理的人文景观、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独具特色的乡土之物以及深沉丰厚的文化积淀;梳理传统村落的历史发展脉络, 通过传承千百年的村规民约、家风祖训, 找寻、探索民族文化的精髓, 深入挖掘和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
1. 主题集中, 同中求异。
《记住乡愁》旨在唤起海内外华人记忆中的乡愁, 凝聚亿万中国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体悟, 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因, 激发全社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烈共鸣。而这些都寄托在古村落蕴藏的传统文化中, 即“忠、孝、勤、俭、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诚、勇、睦、和、善”这二十个字中。虽然一百多集系列片都围绕这二十个主题, 但是一集一个古村, 一村一个传奇故事, 由不同的地域风情、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物来演绎和呈现, 即使同一个主题也有不一样的内涵和外延。比如“和”, 有江苏明月湾村的“讲和修睦”, 有贵州勐景莱村的“贵柔尚和”;同是“崇文重教”, 既有江苏周铁村的“积钱不如教子”, 也有浙江新叶村的“读可修身”;都为“礼”, 既有福建培田村的“敬畏之心不可无”, 也有河北于家村的“守礼德自高”。
2. 突破常规, 直面当下。
《记住乡愁》的主旨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整体系列构架上并没有采用分门别类或主题策划的方式, 在节目内容上也没有惯用的摆事实讲道理、直击主题的做法, 而是把表现的主体落在了古村落上。这些古村落大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布局合理的人文景观, 以及众多中国人难以磨灭的乡愁。如此生动具象的载体, 接地气和故事化, 使大主题有了小落点。
《记住乡愁》展现了中国传统村落的地缘文化和建筑特色, 探寻古村落的由来和发展, 以带着浓浓乡愁的村落之物和民风民俗将古村落的文明传承细致入微地呈现出来。除了过往的历史, 《记住乡愁》更是大篇幅地探讨古老家风民俗以怎样的形式“活”在当下, 以及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怎样对人们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以第11集重庆四合村《诚信赢天下》为例, 四合村内一条一千米的明清商业街上, 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将诚信经营作为做人做事的首要准则:坚持不涨价的糍粑店老板, 一辈子只做良心称的廖家, 药材货真价实的百年药铺九龄堂……通过生动的人和事, 直面当今社会严重缺失诚信的话题, 发人深省。
3. 风格鲜明, 真实记录。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传统村落里大都有着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表现的内容很多, 《记住乡愁》在主题相对集中的情况下也与传统的风光片、旅游片区别开, 多用真实记录的手法形成特色鲜明的纪录片风格。《记住乡愁》的制作团队主要来自央视中文国际频道的《走遍中国》、《流行无限》和《远方的家》三个栏目。不同的团队, 平时栏目拍摄制作的风格有些差异, 而在《记住乡愁》中, 大都以主持人或记者实地走访的形式, 真实记录古村落的整体风貌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事。这些人可以是百姓, 可以是有着千百年传承历史的大家族。作为寻访者的主持人和记者, 带领观众找寻村落里的传统文化, 聆听古村里的故事。第14集福建东风村《同舟共济》的开头, 渔民郑声金的渔船搁浅在海滩上, 几十位村民自发前来帮忙, 将他的渔船重新推下水。短短两分钟的内容, 没有过多的解说, 真实的现场同期和摇晃的记录镜头将本集的主题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记住乡愁》很少采用端端正正的坐式采访, 而是注重在生活中记录, 更增强了真实记录感。节目中大量使用生活在古村落里的人, 或与古村落相关联的人的同期声, 通过他们的真实讲述和感悟, 传递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
4. 内容厚重, 情感细腻。
《记住乡愁》表现的主题是深邃的, 但古村落的载体却是生活和灵动的, 将表象的载体通过电视元素的表达, 呈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与力量。《记住乡愁》通过史料的运用, 对祖谱、家训、族规、楹联、牌匾等进行深入挖掘和阐释。每一个古村都会有一到两位专家对表象的村落文化进行深度解读, 这些专家大都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等, 通过他们对现象的理论解读, 深入探讨各种不同形式古村落文明的价值和意义, 追溯中国传统文化世代传承的历史渊源, 探究其发展脉络, 展示千百年来人们在传承、发扬中华优秀文化和精神内涵方面所做的贡献和取得的成果。
篇5：400万护古树，护的是乡愁
襄阳市在旧城改造当中，为了保护一棵古树，居然不惜花费400多万元。这种在拆建过程中尊重历史和乡愁的做法，无疑是做出了典范，树立了标杆。
为了保护一棵古树，花费400万元之巨，很多人质疑值不值？让笔者来说，不仅值，而且超值！值的理由至少有以下几个：
一者，保护古树的行为，实则是在保护城市的记忆和乡愁，留住了记忆和乡愁，也就留住了城市的根和魂，留住了市民对城市的感知和爱。由此来看，这400多万花得一点不冤。
二者，保护古树的行为，传递出了城市建设的理念：既要现代更要不忘历史。这样的理念不仅能避免千城一面，更能挽救众多岌岌可危的历史记忆。就此来说，这400多万花得一点不多。
三者，当年香港为保护一棵榕树曾花费了2389万港币，而这个地方最终成为香港一景，作家舒乙还曾专门写了散文《香港：最贵的一棵树》。襄阳市的护树行为，同样是在造就一个景点，到时候每天人来客往，所带来的收益远不止400多万。有鉴于此，这400多万元花得超值。
四者，花巨资保护的不仅仅是一棵古树，更重要的是保护了一种意识。什么意识？爱绿、护绿的意识，尊重自然、尊重历史的意识。如果花400多万能让这种意识逐渐深入人心，那这钱真是花得千值万值。
五者，保护古树也是一种遵法守法的行为。1992年5月20日，国务院第104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绿化条例》提出古树名木的含义和范围，同时规定“对城市古树名木实行统一管理，分别养护。应当建立古树名木档案和标志，规定保护范围，加强养护管理”，并严格强调“严禁砍伐或者迁移古树名木”，对“砍伐、擅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管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要严肃查处，依法追究责任”。所以，这400多万不仅花得值，而且是必须要花的。
不过，与襄阳市的巨资护树相比，一些城市则要短视得多。城市发展中只瞄准“高大上”，只奔着眼前的利益冲，不仅古建筑被破坏殆尽，一棵几十年的树都难寻。这样的城市看上去虽年轻有活力，其实却往往根基不稳，市民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
更为可笑的是，一些地方将真的历史遗迹拆除，反过头来又新建“古迹”、再造“景点”。这不仅无知和浅薄，还愧对于创造文明的先祖，更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弄巧成拙就成了画蛇添足。
400万护古树，护住的是乡愁，护住的是根和魂，如此做法不该被质疑，即便真的要质疑，质疑的点也应该是钱都花在了哪里，而不是钱该不该花！
———摘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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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表达乡愁的美文：一棵通神的古树
一、五通神的称谓流变
五通神形象常见于古代通俗小说, 最早应在唐时开始流传, 江南一带尤其敬奉, 其神像来源杂乱, 与佛、道及民间信仰密切相关, 历来多被目为邪神。有关五通鬼神的最早称谓记载应见于文言小说集《龙城录》, 托为唐代柳宗元所作。经考证, 该书的编造年代大约在五代后期到北宋前期[1]。尽管作者至今仍存疑, 但其文献价值从宋后多有推崇与印证。其中“龙城无妖邪之怪”条录有广西柳州的五通信仰, “旧有鬼名五通, 余始到不之信, 一日因发箧易衣尽为灰烬, 余乃为文醮诉于帝, 帝垦我心, 遂尔龙城绝妖邪之怪, 而庶士亦得以宁也”, 乃中国民间五通神称谓及信仰的最早记录。
宋代, 五通神的受祭始于婺源, 后流布江南 (福建、广西) 甚至北方[2]236。宋以后, 有关五通神故事的记载增多, 受佛道盛行的影响, 五通神信仰掺杂佛道等诸多宗教元素, 其称谓逐渐与五显、五圣、五灵、五猖、五帝、五路等相互交杂。南宋洪迈的《夷坚志·丁志》记载当时五通因地域不同而称谓各异, “二浙江东曰‘五通’, 江西闵中曰‘木下三郎’, 又曰‘木客’”。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记载五通最初来源于隋代江西灵顺庙, 当地人称之为五王庙, 唐代御赐“五通侯”匾, 与佛教的华光菩萨相掺合。
明代中期, 五通被巫觋利用邪化为五圣阴教。明末清初, 《太郡宝卷》的五通故事情节视其与当地的五灵公有关。明清江南五通神还因当地经济发展而由边缘神祗变成五路财神。清代福州则称为五帝。康豹《台湾的王爷信仰》, “另有三种不同的神明———五圣、五显及五通, 虽然也以五为单位, 但是与五瘟使者、五瘟皇扯不上关系。因为这三种神明的称号有时会重叠, 加上信徒的误解, 因此使不少明清以来的学者认为他们名虽异而实同。其实, 五通原是一种妖怪, 尤其是猴精;五圣为元末明初阵亡之厉鬼;五显原是徽州的一种英灵信仰”。文学作品中, 如《警世通言》记载“五显即五通”, 必是五通神道无疑, 五个贵人。
五显本指民间信仰中“无时不显”的五位神祇, 宋时封王, 且每位封号的第一字皆为“显”, 后加封为“五通侯”, 其神庙曾先后称“五通”或“五圣”。明清时期, 五通信仰隆盛, 其神格亦正亦邪, 民间将“五通”与“五显”、“五圣”混同为一体。
二、五通神的神格演变轨迹
由于五通神信仰源流较为复杂, 学界观点不一, 其神格也正邪各异。但这一争论从侧面反映了“五通”信仰及其发展过程中的杂糅性。
唐时, 柳宗元与郑愚《大沩虚佑师铭》[3]将五通神定格为妖邪鬼怪, 并未成祀, 从“发箧易衣尽为灰烬”看, 多为木石之怪或山魈, 类似于北方的狐祟, 其神格近恶, 属鬼灵精怪类信仰。
宋时, 五通的神格特征大致定型为“好据妇女, 招引钱财, 逆意致灾”之类, 因此多被视为邪神、淫祀。当时有关五通的记载渐多, 尤其是通俗小说。五通神具有操纵财富、喜好淫乱、施药治病等神职, 其中尤以操纵财富受民间迎奉。在商品经济发达和繁荣的东南沿海地区, 五通财神因此备受崇拜, 并由此形成富有地域性的重商重利传统。许多宋代笔记小说记载有因五通神而获得巨额财富或被其夺去财产的故事, 也印证了五通财神在东南沿海地区民间的盛行。如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8《伍生遇五通神》有记载:“取笔写帖付生曰:‘持此于梳行郭家, 取十千钱。’……遂持诣郭家取钱, 郭如数与之。”[4]41但是, 因五通神获得财富的故事, 通常具有共同特征, 即所获财富绝大多数都是不义之财, 因此当地的五通神信仰多数是小人“好迎致奉事, 以祈无望之福”, 而为当时正直的士大夫所不齿[5]32。五通神信仰开始将金钱财富与道德相关联, 其道德属性趋恶。
但另一方面,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记载五通神来源于隋代驸马张蒙打猎所遇五通神, 并引导其发现银矿, 后人始建庙祭祀。唐代御赐“五通侯”匾额, 宋时加额“灵顺”, 嘉靖时封王。因指点银矿所在, 因此而富而为之建庙祭祀。是为五通神的财神神格的最早来源。因引导开掘银矿而受祀, 是中国白银崇拜之始, 也是通过寻求信仰的正统化而对金钱财富道德属性趋善的形塑。
宋以后, 五通神的故事愈多, 其神格主要是诱骗奸淫妇女、施医舍药、应祷科第等, 并与佛教的华光菩萨等宗教元素相掺合, 金钱与道德之间的关联更为凸显, 其实质是对金钱流通性的双重解读, 官方与民间的财富观存在的歧异性。因为钱能通神, 通神后能干好事也能干坏事, 与金钱的流通性等特性一致。在《初刻拍案惊奇》与周晖《金陵琐事》中有相关故事表明人们对白银珍贵价值的认同[6]70。与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相对应, 此风俗所反映的应是资本主义萌芽后, 义利观的冲突而造成五通神亦正亦邪的矛盾对立神格。民国《北平风俗类征》记载北京清末的五通神信仰中, 信众有向五通“借”、“还”纸锭的做法, 从侧面反映五通神掌有的货币流通职能。
因两宋经济中心南移, 五通开始出现财神神格。东南沿海地区“向财重商”, 关公神格在北方社会由忠义转为财神, 而远离中心的东南华南等地则重塑五通财神, 其中隐含了南北社会大小传统的差异性, 同为财神的关公与五通呈现了官方与民间有关财富观的较量。因此, 明清时期五通的主要神格为偏财神, 其地位亦尊亦卑, 存在淫祀与正祀两种矛盾对立现象。由于自古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多淫祀, 明清时期的“五通神”信仰被视为典型的淫祀现象[7], 因此五通祠在清时常被毁, 但又屡禁不绝。当时中国的白银流通普遍, 五通神被民间普遍认可为财神。民间开始为奉如财神的“五通神”重塑正神神格, 开始由边缘神祗变成五路财神。万志英从政局变动、货币制度、经济环境、生活水平、民众心理等多种因素相交织, 考察了明清江南五通神信仰去边缘化研究[8]。但是, 期间又伴随大量针对“五通神”信仰“士大夫毁, 民间誉”对立的文献记载。如清初江宁巡抚汤斌毁五通神事件应该与康熙推崇儒学教化相关, 但五通神的屡毁屡兴表明民间信仰的复杂性[9]。另一些学者则将之视为清初政治精英打击通俗文化的典型案例, 民间改“五通神”为“五路神”[10]67, 并在部分地区奉为正祀。清人曾指出江南民间的风俗好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即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畏五通神, 其中五通神信仰为正祀[11]21。由此更印证了明清时期有关财富观的官民对立、大小传统对立、南北对立等矛盾现象。
三、另类的新教伦理:五通神信仰的文化隐喻
五通神灵错综复杂, 以五显、五通、五帝、五猖等多重来源整合而成为鬼怪邪神、火神、财神等多样化神格形态。五通神信仰的流变与多元神格特质其实就是中国命题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民间表达。不同于传统的文武财神“取之有道”的财富积累方式, 而是经济理性策略的非理性表达。五通神崇拜, 是一种实用理性的神灵观, 其信仰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社会消费等密切相关。宗教现象不仅是一种精神关怀和伦理动力, 也是一种经济伦理、生活秩序。
篇7：乡愁的文化表达
邹广文（1961-）蒙古族，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乡愁的文化表达》中，邹广文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把“乡愁”看作一种“现代性话语”，把“乡愁”当作“人们对现代化生活的一种反拨”，当作人们对“多元化、个性化生活”的一种憧憬。如果说，古人所抒发的思乡、怀乡之情，在那个安定的农业时代，在安土重迁的文化意识中，还只是极少数“漂泊的旅人”特有的情感体验的话，那么，在工业化、现代化时代，更多的人走出乡土，不得不参与到城市化的进程中之后，思乡与怀乡之情便成为更普遍的情感体验了。在这个意义上，说“乡愁”便成了“现代人对传统的眷顾，是对本民族精神的依恋”，似乎是有理有据的了。可是，深入到每一个乡愁表达的细节，你便会发现，乡愁具有更复杂的内涵，也更具有传统文化的特色。这是我们需要用心体会的。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乡愁是一种现代性话语，它是一种我们每个人在今天都普遍体验却难以捕捉的情绪。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大的历史节奏是在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跃升。现代性的逻辑风靡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日益标准化、理性化，文化的个性日益被消弭了。而人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不堪忍受无根的生活，总要试图以各种方式抗拒着现代性实践的流动性、多变性、快速化以及对物理距离的终结，去憧憬多元的、个性化的生活。这样，乡愁便与人类的现代化结伴而行，或确切地说——乡愁是人们对现代化生活的一种反拨。
诚然，思乡、怀乡之情古已有之。翻开中华文化史我们会看到，乡愁是古人抒发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乡愁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它所表达的或者是忧国忧民的情感，或者是对于漂泊动荡生活的感受。如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苏轼的“此心安处是吾乡”，等等，都无不生动地表达出了古人悠悠不尽的思乡感受。
但乡愁对于步入现代化、工业化文明的人来说，则具有特别的意义，拥有最真切的感受——这是一种对已经逝去的文化岁月、生活方式的追忆、留恋和缅怀。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而文化在特定的时空中展开，特定的文化形态一旦形成，便渐渐积淀成为一种文化记忆，这种文化记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心理和行为，编织起人的文化成长之路，甚至伴随人的一生挥之不去。人类生活步入现代化，但是人的文化记忆却不能连根拔起。人的心灵不能简单地被物所填充，更不能全心沉湎于物的世界而无法自拔。而乡愁就是我们串联起生命之流、体悟生活真实的最恰当方式。如果说传统意义的乡愁所指向的多是有限的乡村场景、人物和故事的话，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乡愁的所指则是一种具有人文意味、历史情怀的文化象征。
从这个意义来说，乡愁产生于距离——这既是一种空间距离也是一种心理距离。人们常说“距离产生美”，乡愁就是处在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对于曾经活过的农业乡村生活的一种顾盼。诗人北岛的著名诗句“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体现的便是对我们生命的安定之所、生命根基的找寻与眷恋。乡愁所传达的还是一种文化认同、文化归属。是一种民族文化的“集体的梦”“集体无意识”，它具有一种凝聚人心的作用。诗人余光中的《乡愁》诗歌所表达的就是台湾同胞期盼结束海峡两岸人为阻隔、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思乡情怀。
当下的中国，乡愁被重新唤起，并引起大家的心理共鸣。原因何在？笔者以为这折射了我们时代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一处于急剧社会转型的中国，该如何守护我们的文化传统并找到归属感？该如何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该如何抚平人们浮躁的心绪进而拉近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告别乡村生活，人们纷纷涌入城市，虽然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拉近了，但是心理距离却变远了，然而生存环境的改变并没有割断我们的文化记忆，乡愁常常能够带给人们最温暖的拥抱与安慰。乡愁不单单是对一个地方的怀旧，真正萦绕心头的还是这个地方所承载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乡愁视为一种向后看的、消极的怀旧。莫如说，乡愁是现代人对传统的眷顾，是对本民族精神的依恋。记起“我從哪里来”，我们才能更真切地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文化身份”的确认是人的一个社会行为的基本要求，通过乡愁，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身份”，也就找到了自我。在对乡愁的回味中，感受到了本民族的文化体温，感受到了生生不息的生命涌动，并渐渐涵养出我们走向未来的勇气与信心。
篇8：表达乡愁的美文：一棵通神的古树
我想尝试着以“中国资料”作为本证, 抛砖引玉, 以求进一步的讨论, 而不至于被什么“学派”或者“学者之派”的先入之见迷了心窍。
所以有这等兴致, 正是“白银”问题吸引了我的眼球。
我是在进行一项个人研究时, 注意到中国白银文化问题的。我想起了中国民俗中的五通神。
有一部《古今图书集成》, 其中有《神异典》卷, 它提到:在江西省德兴县城东南的儒学机构附近, 有个灵顺庙, 当地人叫五王庙。五王庙由来很久。早在隋朝的时候, 有一位驸马叫张蒙的, 有一次打猎, 遇到了五通神, “指山穴双银笋, 银宝始发”, 发现了银矿。于是, 后人便为这五通神建了庙宇祭祀。到了唐朝的总章二年, 皇帝赐以匾额“五通侯”。南唐升元年间, 改封为公。到了宋朝元祐年间, 又加额“灵顺”, 嘉泰年间干脆就封王了。
这里有一个很值得回味的文化现象。五通神引导了人们开掘银矿, 继而得到人间的烟火奉祀的故事。我猜想, 这大概就是中国“白银崇拜”之始。但到了宋朝以后, 有关“五通神”的故事越来越多:有诱骗奸淫妇女的, 也有施医施药、应祷科第的, 还掺合上佛教的“华光菩萨”的, 不一而足, 倒把这神灵起家的故事迷失了。由此也让人产生了联想:钱能通神, 而通了神之后, 可以干出好事情, 也能干出坏事来。这些故事, 恰恰讲出了金钱所具有的流通性的一面。《初刻拍案惊奇》里有一篇《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的话, 讲的是宋代汴京商人金维厚将毕生所蓄的百两银子铸为八个银锭, 意欲分给四个儿子, 不曾想梦中遇见了八个白衣大汉与他告别, 醒后银锭尽失。第二天早晨, 他就循着梦中八个白衣大汉告诉的路径找寻到某县的王家, 一问, 王姓人家果然说是梦里所得。临别之时, 王家好意赠银, 后来也都失落, 于是才知“一饮一啄, 莫非前定”之理。这则故事, 明朝的周晖写的《金陵琐事》中也有《银走》一条。把银锭比拟成人, 而且使之受到神的差遣, 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接受了对白银珍贵价值的认同。民国年间, 有一本书叫《北平风俗类征》。讲到了老北京的五通神。说彰仪门外有神祠三楹, 老百姓叫它“五哥庙”。塑有五位神仙列坐其中, “皆擐甲持兵, 即南方之‘五通神’也”。有信众不断扩建加高其廊宇, 用纸做成金银锭, 大小数百枚, 堆垒于几上。向五通神祈求财富的人斋戒沐浴, 备好祭品到那儿, 算计好自己想要的银两, 怀里揣着相应数目的纸锭回到家中, 把这叫做“借”。数月之后又备齐祭品, 另做纸锭, 数量却要比上回“借”的钱加上一倍数额, 纳于庙中, 称之为“还”。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 由来久矣。
明清时期, 中国进入银本位时代后, 这五通神已焕然成为“财神”。其实有关“白银文化”的事迹, 在民间小说和民俗资料里还有一些, 但似乎一直没有进入中国学者们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