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经多少篇

孔子诗经多少篇（通用11篇）

篇1：孔子诗经多少篇

孔子诗经多少篇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诗经》原本叫《诗》，共有诗歌305首(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因此又称“诗三百”。从汉朝汉武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因此称为《诗经》。汉朝毛亨、毛苌曾注释《诗经》，因此又称《毛诗》。《诗经》中的诗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

《诗经》所录诗歌多来自民间，据说，周朝设有专门的采诗官，采集民歌，以体察民俗风情、政治得失。《诗经》中大部分诗歌都出于此。另一部分则为公卿、士大夫向周天子所现之诗，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其中，部分诗歌曾有人考证其作者，有臆断者，有有理有据者，不过不很重要。至于《诗经》编撰者，有以为周公者，现在看来无法成立。另有孔子删诗的说法，也没有说服力。

《诗经》所录诗歌时间跨度长，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直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500多年的社会生活，涵盖地域广泛，黄河以北直至江汉流域的都有。汉时，先有鲁、齐、韩三家时，立于学官，后有《毛诗》。《毛诗》盛行后，齐、鲁韩三家诗先后亡佚。历代解《诗经》者颇多，较好的有宋朱熹《诗集传》、清王夫之《诗经俾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慊《诗三家义集疏》等。

《诗经》存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是西畿正音。《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及《五经》(无《乐》)之一。

《诗经》作品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黄河流域，西起山西和甘肃的一部分，北到河北省西南，东到山东，南到江汉流域。

成书过程《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初期，根据《尚书》上所说，《豳风·鸱鸮》为周公姬旦所作。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据郑玄《诗谱序》，是《陈风·株林》，跨越了大约6。

关于《诗经》的收集和编选，有“王官采诗”和“孔子删诗”的说法：王官采诗《汉书·食货志》中记载，周朝朝廷派出专门的使者在农忙时到全国各地采集民谣，由周朝史官汇集整理后给天子看，目的是了解民情。

孔子删诗这种说法见于《史记》，据说原有古诗3000篇，孔子根据礼义的标准编选了其中300篇，整理出了《诗经》。

现在通常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

体例分类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

风、雅、颂《风》又称《国风》，一共有15组，“风”本是乐曲的统称。15组国风并不是15个国家的乐曲，而是十几个地区的乐曲。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桧、齐、魏、唐、秦、豳、陈、曹的乐歌，共160篇。国风是当时当地流行的歌曲，带有地方色彩。从内容上说，大多数是民歌。作者大多是民间歌手，但是也有个别贵族。

对于《雅》的认识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有“正”的意思，把这种音乐看作“正声”，意在表明和其他地方音乐的区别。也有人说“雅”与“夏”相通，夏是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称呼。还有观点认为，《雅》是指人人能懂的典雅音乐。《雅》共105篇，分为《大雅》 31篇和《小雅》74篇。《雅》多数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民歌。其内容几乎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有赞颂好人好政的，有讽刺弊政的。只有几首表达个人感情的诗。但是没有情诗。

《颂》是贵族在家庙中祭祀鬼神、赞美治者功德的乐曲，在演奏时要配以舞蹈。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认为可能是西周时的作品、多作于周昭王、周穆王以前;《鲁颂》4篇，认为可能是鲁僖公时的作品;《商颂》则认为是春秋以前宋国的作品。

赋、比、兴“赋、比、兴”是诗的表现手法。“赋”是直陈其事，描述一件事情的经过。“比”是打比方，用一个事物比喻另一个事物。“兴”是从一个事物联想到另外一件事物。

毛诗序西汉初年，传授诗经的主要有四家。一是鲁国人申公，一是齐国人辕固，一是燕国人韩婴。但是这三家著作除《韩诗外传》，都已不存。另外一家就是毛诗。即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现存的毛诗每篇都有一个题解，叫做“小序”。其作者大部分已不可考。现在一般都认为解说文字除少数几篇可信以外，大部分都不可信。但是毛诗序对后人的影响非常大。古人做诗、写文章用典都爱用里面的解释。

篇2：孔子诗经多少篇

诗经共多少篇

诗经共多少篇

《诗经》共分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三部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此外还有6首只有题目并无内容不在计中。

诗经精选内容

○ 宛丘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

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翿。

○ 东门之枌

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鬷迈。视尔如荍，贻我握椒。

○ 衡门

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

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

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

○ 东门之池

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

东门之池，可以沤纻。彼美淑姬，可与晤语。

东门之池，可以沤菅。彼美淑姬，可与晤言。

○ 东门之杨

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昏以为期，明星晢晢。

○ 墓门

墓门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知而不已，谁昔然矣。

墓门有梅，有鸮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

○ 防有鹊巢

防有鹊巢，邛有旨苕。谁侜予美？心焉忉忉。

篇3：从《诗经》看孔子“明述实作”

虽然自现代疑古史学出现之后, 孔子治“六经”这段历史遭到了质疑[3]26, 然而随着对疑古史学的批判审视, 孔子述作六经的传统观念反而得到重视, 很多研究和文献确定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3]27, 比如廖名春就在其研究中明确指出:“从《论语述而》篇、《子路》篇到《庄子天运》篇、《天下》篇, 从《礼记》到《史记》, 从以《要》篇为代表的帛书易传到郭店楚简的《六德》、《语丛一》诸篇, 传统文献和出土文献一再证明:六经的形成, 源于孔子[4]58。除此之外, 无论疑古史学界针对孔子定“六经”这一事实有着怎样的质疑, 这都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书写的历史与评价, 是不可撼动的, 后来的历史研究学者能做的只是打补丁式的纠错性考据, 而不能更改这即成书写的事实[2]4。因此, 本文从孔子治理过的“六经”之一《诗经》去考据孔子的“明述实作”是可行的。

一、从“古者诗有三千余篇”的彼《诗经》到“三百五篇”此《诗经》

《诗经》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是周代王侯为了解各地民情风俗而命有关官吏到各地采风并编纂而成, 《礼记 ·王制》记载:“命大师陈诗, 以观民风”[5]781。《诗经》反映周代社会生活的千姿百态, 应周王命令而编纂。因此, 《诗经》在先孔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即在春秋社交场合中著名的“赋诗言志”。 在《论语 · 季氏》中, 孔子曾经说过“不学《诗》, 无以言”。[1]2536他还曾讲过:“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 不达;使于四方, 不能专对。虽多, 亦奚以为?”。[1]2522可见, 孔子极其看重《诗经》。但是, 我们必须清楚认知, 孔子看重的《诗经》是经孔子本人“述而不作”阐述后的此《诗经》, 而非周代王侯为了解各地风俗民情被春秋士人用来“赋诗言志”的彼《诗经》。据司马迁在《史记 ·孔子世家》中记载, “古者诗有三千余篇, 及至孔子, 去其重, 取可施与礼义。上采契、后稷, 中述殷周之盛, 至幽、厉之缺, ……三百五篇, 孔子皆弦歌之, 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 以备王道, 成六艺。”[6]438无论史学界对于这段关于孔子治“六经”的记忆性文字怎样质疑, 这都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书写的历史:孔子在“周室微而礼乐废”的时代以“追迹三代之礼”为目的治“六经”。“古者诗有三千余篇”根据孔子的“取可施与礼义”删至“三百五篇”, 何谈“述而不作”?

二、从“周公的礼乐制度”到孔子的“去其重, 取可施与礼义”之礼义

如前文所示, 孔子删诗的标准是“去其重, 取可施与礼义”。一方面, 将那些内容重复、意义不大的诗篇删去;另一方面, 注重诗篇的思想性, 在整理诗篇时将那些内容合乎礼义的诗篇留下, 而将其所认为的“淫诗”、不合诗教的诗去除。删诗标准的第一点很好理解, 第二点就比较复杂了。孔子在《论语 · 八佾》中宣告:“子曰:‘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2485是为了表明自己遵循周代礼乐制度、“述而不作”的客观立场, 但是什么才是周代礼乐制度?在《论语》中孔子曾经评价《韶》“尽美矣, 又尽善矣”, 评价《武》“尽美矣, 未尽善也”。[1]2486孔子作此评价的标准为:《韶》所歌颂的对象舜道德完善, 是文治武功皆完美的圣人;而《武》所歌颂的对象周武王却曾经以臣子身份伐纣, 虽是替天行道却难免美中不足。但在《尚书 · 泰誓上》中, 周武王誓曰:“商罪贯盈, 天命诛之。予弗顺天, 厥罪惟均。”[7]148又见《尚书 · 泰誓下》:“予克受, 非予武, 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 非朕文考有罪, 惟予小子无良。”[7]151以及《尚书 ·武成》之中, 都可以见出周代王侯并不认为以臣发纣王有伤美德圣明, 反之, 在周武王看来不讨伐纣王救其子民出水火才是罪孽。可见孔子的 “取可施与礼义”的标准是他自己的而非周代礼仪标准。除此之外, 既然是“述而不作”, 难道不应该是绝对遵循古典文集去“述”以方便让后世之人能像孔子一样阅读未经删减的“六经”原貌而有机会宣称“吾从周”, 而不是阅读着孔子治理后的“六经”只能“尊儒从孔”。因此, 真实的境况应该是孔子在晚年之时, 终于发现自己的经世策略不能为当世所用, 所以退而整理古代典籍, 通过治“六经”梳理出自己的治国方略、阐释出自己的治世理念, 托古改制, 以待后人。

三、从“礼崩乐坏”到孔子的“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其次, 孔子治《诗经》文本的目的, 是为了使《诗经》的思想内容符合孔子自己主张的礼乐教化之道, 而非其宣称的绝对真理——周公的礼乐制度。孔子对当时流通的《诗经》文本极为不满, 认为其内容过于庞杂, 反映的思想杂乱无章, 据《论语 · 子罕》中载:“吾自卫反鲁, 然后乐正, 《雅》、《颂》各得其所。”[1]2506在孔子时代, 乐是同诗相结合的, 孔子所讲的使“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显然是自述《诗经》被其整理后的效果。这里就隐含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孔子认为《诗经》在经过他的整理、删定之后, 才实现了“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效果。《诗》分《风》《雅》《颂》三大部分, 后两部分多是反映上层社会的诗篇, 有固定的乐章、乐谱和音律, 是“雅乐”的重要内容。几百年下来, 周礼、周乐只在鲁国还较好地保存着, 但后来也“礼坏乐崩”。《论语 · 微子》记载:“大师挚适齐, 亚饭干适楚, 三饭缭适蔡, 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 播鼗武入于汉, 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1]2543孔子“正乐”便是纠正上述错乱, 使《雅》《颂》各诗篇回归原来的乐章, 恢复原来的乐谱, 排除错讹的音律, 从而达到“乐正”。那么, 这里就有一个悖论出现:在周室衰微、礼崩乐亦坏的境遇下, 而孔子又一再宣称要“述而不作”的绝对遵循周公礼乐制度, 孔子自卫返鲁后是依凭的什么礼制标准去使“乐正”?使“《雅》、《颂》各得其所”?在礼崩乐亦坏的这一境遇下, 又是什么样的标准和谁的标准来衡量什么样的乐才正?怎样才算《雅》、《颂》各得其所?这一悖论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孔子笔下的“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孔子根据自己厘定的礼制标准使“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而非他口中宣称的遵循周公礼乐制度的结果。

四、从“述而不作”到“明述实作”

在《中国经学诠释学极其释经的自解原则》中, 杨乃桥先生认为, 孔子在诠释学的方法论上是“述而不作”, 在其自我人格铸造的信仰本体论上是“述而必作”, 但是杨先生特别强调这里的“作”在词义上是指兴起而作而非制作。杨先生还指出, 孔子以谦卑的姿态去“述而不作”封闭“六经”的意义, 在这一实践活动中以去主体性完成自己圣人之主体性的铸造, 得以在圣人地位上僭越且取代周公, 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上的伟大思想家和精神导师。[2]35但笔者不这样认为。孔子根据自己厘定的“取可施与礼义”标准“述而不作”的把“古者诗有三千余篇”的反映周代社会生活百科的彼《诗经》删至“三百五篇”的“思无邪”的此《诗经》, 可见孔子不是“述而不作”而是“明述实作”。在中国经学史与古典诗学观念中, “作”与“述”之间有着明显的等级序列差异, 即圣作贤述。夫得制作礼乐者, 必须德位兼并, 德为圣人, 尊为天子者也。而孔子有德无位, 非天下之主, 而天下不畏, 礼乐不能行, 故只能“述而不作”。孔子在鲁国的仕途遇阻, 列国周游一周之后也未发现可以实践自己雄才大略的战地, 最终开始有筹谋的假托“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整理古籍来全方位阐释自己的思想, 以待后人。因此笔者认为孔子是一方面有筹谋的一再重申“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以便去强调自己阐释自己独家思想这一实践行为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又潜在策动着“明述实作”的话语实践。当然, 笔者并不认为承认和确认孔子“明述实作”这一事实有损孔子光辉的圣人形象:因为, 这仅是一种策略, 我们的旨归是好的, 与周武王并不认为以臣子身份讨伐纣王会损伤他的美名一样。

参考文献

[1]邹波.论语//十三经译注[M].北京:线装书局, 2009.

[2]杨乃乔.中国经学诠释学及其释经的自解原则[J].中国比较文学, 2015 (2) :2-37.

[3]陈赟.先王的政教实践与孔子之前的古“六艺”——孔子能够“定”六经的历史前提[J].齐鲁文化研究, 2013 (13) :24-42

[4]廖名春.论六经并称的时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论问题[J].孔子研究, 2000 (2) :47-58

[5]邹波.诗经//十三经译注[M].北京:线装书局, 2009.

[6]史记 (第一册) [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7.

篇4：孔子编辑《诗经》之历史争论述评

一质疑派的理由

唐、宋、清三朝的学者质疑孔子“删诗”的理由很多，以下四点较有代表性：

1先秦古籍引诗多出自今本《诗经》

最先怀疑孔子“删诗”的唐人孔颖达就持此理由：“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所谓“见在者多，亡逸者少”，意思是说先秦古籍所引用的诗，多数出自后来流传的《诗经》三百零五篇，即今本《诗经》。如果司马迁所说的《诗经》原本有三千余篇是真，那为什么古籍中很少引用“剩余的”二千七百余篇?这显然有违事理人情。孔颖达奉命编定五经，自当博览群书。在阅读过程中，他出于有意或无意，最终发现了上述违背事理人情的情况，于是自然而然认为司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这样一来孔子“删诗”说就不攻自破了。

清代考据之学大兴，有些学者沿着孔颖达的思路作了进一步的考证。比如，赵翼在考察《国语》和《左传》引用今本《诗经》的情况后发现，《国语》引《诗经》三十一首，其中逸诗仅一首；《左传》引《诗经》二百十七首，其中逸诗共十三首，于是断言：“若使古诗有三千余，则所引逸诗，宜多于删存之诗十倍，岂有古诗十倍于删存诗，而所引逸诗，反不及删存诗二三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诗三千之说，不足凭也。”

2孔子将“诗三百”作为习语使用

《论语》记载孔子多次声称“诗三百”，据此，清代学者朱彝尊作出如下推测：“又‘子所雅言’，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日‘诵《诗三百》’，未必定属删后之言。……窃疑当日掌之王朝、颁之侯服者，亦止于三百余篇而已。”…清人方玉润也持同样的观点：“迨杏坛设教，恒雅言诗，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日‘诵《诗三百》’，未闻有‘三千’说也。”

3季札观乐时令本《诗经》已经大致成型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乐师演奏了十五国风，其编排顺序与今本《诗经》大体相同。而孔子当时只有七八岁，根本不可能删《诗》。这则历史材料成了后人质疑孔子“删诗说”的经典证据。如清人崔述就指出：“《春秋传》云：‘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所歌之风，无在今十五国外者……不则有之而鲁逸之，非孔子删之也。”

4孔子只是有意于整理《诗经》而无意于删减

南宋时期，学者性喜思辨，疑古风气盛行，不少人对孔子“删诗”说表示怀疑。例如，郑樵就说：“上下千余年，诗才三百五篇……夫子并得之于鲁太师，编而录之，非有意于删也。删诗之说，汉儒倡之。”意思是说鲁国乐师将《诗经》三百零五篇交给孔子，孔子只是做了编订工作，根本无意于删改。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朱熹：“人言夫子删诗，看来只是采得许多诗，夫子不曾删去，只是刊定而已。”显然，朱熹也认为孔子没有删诗，只是做了一番整理工作。可见，郑朱二人都认定孔子首次接触《诗经》时，《诗经》已经是三百零五篇，因此，孔子不可能删诗。

正是由于上述四个理由的提出，质疑孔子是否“删诗”的学者们似乎找到了司马迁观点的漏洞，并进而得出结论：既然孔子没有“删诗”，那他就不是历史上第一个《诗经》编辑家了。但是不要忘了，郑樵和朱熹虽然不承认孔子删《诗》，可还是认为孔子对《诗经》做过一番编订工作，殊不知加工整理也是编辑工作的一部分。更何况这些学者的质疑理由事实上因为其思维方式的历史局限性而显得简单和片面。大致而言，他们的思维方式主要是直觉思维和初步的逻辑思维。孔、朱、方、郑和朱熹运用的就是直觉思维方式，所下结论固然有些道理，但也并非绝对可靠。赵翼和崔述则运用了初步的逻辑思维方式。前者分析了《国语》和《左传》的引诗情况，后者考察了《左传》所记载的季札赴鲁观周乐的史料，二人都企图以此作为逻辑推理的起点来否定孔子“删诗”说，思维方式较前人进步，但亦存在致命缺陷，那就是作为逻辑推理起点的这些先秦古籍的具体成书真相都还存在争议(此问题限于篇幅不展开说明，可参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版刘建国《先秦伪书辨正》等书)，而赵、崔却用它们做外证来解决孔子“删诗”的问题，结论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也难以让人完全信服。既然如此，能轻易地说孔子不是《诗经》编辑家吗?

二支持派的理由

由于质疑派的思维方式、质疑理由及其结论存在历史局限性，所以，历来有不少学者为孔子“删诗说”辩护。

宋代欧阳修就指出：“司马迁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之，存者三百。郑学之徒皆以迁之谬，言古诗虽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迁说然也。今书传所载逸诗何可数也?以郑康成《诗谱图》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余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又删《诗》云者，非止全篇删去，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显然，欧阳修主要是从两方面着手分析问题的。其一是认为司马迁所言“古者诗三千余篇”是可信的。因为根据《诗谱图》对《诗经》三百篇之所属时代的分类，竟然存在一代天子只有一篇诗的情况，似乎除此篇之外天下就没有其他的诗可以入选了，按照正常情理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因此，欧阳修断言古诗“何啻乎三千”。其二是解释“删诗”的含义。按照欧阳修的说法，删去全篇与删去诗篇某些章、句甚至是字都可称之为“删诗”。这其实是通过扩大“删诗”的内涵来肯定孔子“删诗说”。

清代学者顾炎武也主张孔子“删诗说”：“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犹古之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而季札听之，以知其国之兴衰，正以二者之并陈，故可以观，可以听。世非二帝，时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风，有贞而无淫，有治而无乱也。……选其辞，比其音，去其烦且滥者，此夫子之所谓删也。”很明显，他是从孔子“删诗”目的之角度分析问题的：孔子认为《诗经》可以“兴观群怨”，因此，在整理《诗经》时，他有意识地兼存了“善”与“不善”、“贞”与“淫”以及“治”与“乱”这样的作品，使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

清人赵坦则通过发挥司马迁“去其重说”来支持“删诗说”：“删《诗》之

旨可述乎?曰：‘去其重复焉尔。’今试举群经诸子所引《诗》，不见于《三百篇》者一证之。……如《荀子·臣道篇》引《诗》云：‘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与今《唐风·扬之水》篇亦相似。凡若此类，复见叠出，疑皆为孔子所删也。……然则史迁所云‘去其重，可施于礼义’者，直千古不易之论。”显而易见，这是从孔子“删诗”的方法角度分析问题。

上述学者的辩护之词有其合理之处。如欧阳修断言古诗“何啻乎三千”就很合乎常情，欧、顾、赵三人对“删诗”之内涵、目的和方法的理解，也比较符合孔子整理《诗经》并以之作为教材教育学生的史实。但平心而论，这些观点也不乏直觉臆测色彩，缺少严密的逻辑性。比如，尽管欧阳修解除了历史上对司马迁所言“古者诗三千余篇”的怀疑，但凭此仍然不能充分说明“三千余篇”古诗就理所当然应该由孔子删除的问题。

三余论

由于历史以及思维方式的局限，一千多年来，孔子“删诗”说之质疑派和支持派都无法拿出富有严密逻辑意义的论据去彻底驳倒对方。近现代学者对于孔子“删诗说”，反对派自然有，但实在也拿不出颠扑不破的确凿理由；多数人则持折中立场。不坚决肯定或否定孔子“删诗说”，只是承认孑L子对《诗经》的整理、保存和传播确实有所贡献。郭沫若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诗经》毫无疑问是经过删改的。古人说‘孔子删《诗》’，我看不单纯是孔子一人，那是经过先秦儒家不少次的删改和琢磨的。”

四结论

综上所述，既然孔子“删诗”说这个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令所有人都心服口服的结论，那么我们就应该在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之前，充分尊重生活时代更接近于先秦时期的司马迁的“删诗”成说，承认孔子作为《诗经》首席编辑家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936

[2]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8

[3]赵翼，陔余丛考[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79

[4][7][8]朱彝尊，经义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8：533，532，532

[5]夏传才。董治安，诗经要籍集成[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274(第36册)，417(第6册)，57(第21册)

篇5：诗经有多少篇？

2、先秦称《诗经》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三百篇》。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并沿用至今。

3、现今流传本有三百一十一首(其中有六首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后来为方便，就称作“诗三百”。孔门弟子中，子夏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他传诗。到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而如今世上只剩外传10卷。至于当今世上流传的诗经，则是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的毛诗。

名称由来

《诗经》约成书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孔子曾多次提及此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司马迁记载的也是这一名称，如：“《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因为后来传世的版本中共记载有311首，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作“诗三百”。之所以改称《诗经》，是由于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产生年代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为春秋时期，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产生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上古仅存的史诗。关于《大雅》这十八篇的创作年代，各家说法不同：郑玄认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生民之什》从《生民》至《卷阿》八篇为周公、成王之世诗。朱熹认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但均认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诗。

《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

《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前770年)以后。

创作者

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这些没有记录姓名的民间作者的作品，占据诗经的多数部分，如十五国风。

周代贵族文人的作品构成了诗经的另一部分。《尚书》记载，《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

创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正如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三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传承历史

据说春秋时期流传下来的诗有3000首之多，后来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诗有目无诗)。孔子编纂诗经之后，最早明确记录的传承人，是“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他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其传诗。

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流传，而今只剩外传10卷。现今流传的诗经，是毛公所传的毛诗。

内容简介

《诗经》就整体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诗经》现存305篇(此外有目无诗的6篇，共311篇)，分《风》、《雅》、《颂》三部分。

《风》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常用复沓的手法来反复咏叹，一首诗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表现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但对现实政治有所不满，除了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而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以上三部分，《颂》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无诗，不计算在内)，《风》的数量最多，共160篇，合起来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数，常说“诗三百”。

风篇

《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

篇6：诗经全书共有多少篇？

《诗经》作者佚名，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到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诗经》按《风》、《雅》、《颂》三类编辑。《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名称由来】

《诗经》大约成书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孔子曾多次提到这个名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司马迁用的也是这个名称，如：“《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因为后来传世的版本中共记载有三百一十一首，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作“诗三百”。之所以改称《诗经》，是由于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产生年代】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已在春秋时期，整部诗经的时代，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产生的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大雅》也是西周时代的诗，是中国上古仅存的史诗。

《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

《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前770年)以后。

【创作者】

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这些没有记录姓名的民间作者的作品，占据诗经的多数部分。

周代贵族文人的作品构成了诗经的另一部分。《尚书》记载，《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

【创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宜于农业却是实情。“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宗教信仰与社会政治融为一体，这就是《诗经》中为什么会有许多祭祀性颂诗与雅诗的社会基础。

周代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年，是周代的黄金时期。昭、穆以后，国势渐衰。后来，厉王被逐，幽王被杀，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反映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诗经》就整体而言，正是这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传承历史】

据说春秋时流传下来的诗，有三千首之多，后来只剩下三百一十一首(其中有六首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孔子编纂诗经之后，最早明确记录的传承人，是“孔门十哲”之一，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他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他传诗。到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流传，而如今只剩外传10卷。当今世上流传的诗经，则是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的毛诗。

【注本】

重要的注本有《毛诗正义》、宋朱熹的《诗集传》、清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清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今人程俊英的《诗经释注》、今人余冠英的《诗经选译》等。

《诗经》现存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

《风》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常用复沓的手法来反复咏叹，一首诗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表现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但对现实政治有所不满，除了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而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以上三部分，《颂》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无诗，不计算在内)，《风》的数量最多，共160篇，合起来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数，常说“诗三百”。

风篇

《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一些地方(秦、齐、韩、赵、魏)，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

十五国风分别是：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邶[bèi]风十九篇、鄘[yōng]风十篇、卫风十篇、王风十篇、郑风二十一篇、齐风十一篇、魏风七篇、唐风十篇、秦风十篇、陈风十篇、桧风四篇(桧即“郐”kuài)、曹风四篇、豳[bīn]风七篇。其中周南中的《关雎》、《桃夭》，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秦风中的《蒹葭》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

更多相关文章推荐阅读：

1.《诗经》中人生本真的体现

2.诗经：頍弁

3.诗经：青蝇

4.诗经：四牡

5.诗经：破斧

6.《诗经：清人》全诗赏析

7.诗经：芄兰

8.诗经：泉水

9.《诗经：旄丘》全诗赏析

篇7：诗经全书共有多少篇

《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一些地方(秦、齐、韩、赵、魏)，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

十五国风分别是：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邶[bèi]风十九篇、鄘[yōng]风十篇、卫风十篇、王风十篇、郑风二十一篇、齐风十一篇、魏风七篇、唐风十篇、秦风十篇、陈风十篇、桧风四篇(桧即“郐”kuài)、曹风四篇、豳[bīn]风七篇。其中周南中的《关雎》、《桃夭》，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秦风中的《蒹葭》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篇8：诗经有多少篇诗歌

诗经有多少篇诗歌

“诗经”是我国先秦的古书,早期不叫诗经,叫“诗”，总共有305篇诗，风160篇(是15组)，雅105篇(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40篇。

诗经精选

○ 宛丘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

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翿。

○ 东门之枌

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鬷迈。视尔如荍，贻我握椒。

○ 衡门

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

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

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

○ 东门之池

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

东门之池，可以沤纻。彼美淑姬，可与晤语。

东门之池，可以沤菅。彼美淑姬，可与晤言。

○ 东门之杨

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昏以为期，明星晢晢。

○ 墓门

墓门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知而不已，谁昔然矣。

墓门有梅，有鸮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

○ 防有鹊巢

防有鹊巢，邛有旨苕。谁侜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谁侜予美?心焉惕惕。

○ 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 株林

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

篇9：诗经全书共有多少篇

B。105篇

C。300篇

D。305篇

答案：D

篇10：诗经共收入诗歌多少篇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风格的诗歌总集.《诗经》共收录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诗歌305首,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  诗经封面  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北部一些地方（齐、楚、韩、赵、魏、秦）,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是“五经”之一.《诗经》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   《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诗经》多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   《诗经》共收集了311篇诗歌(又称诗三百）,其中6篇为笙诗,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现存305篇(既有标题又有文辞的)（取其整数,成为诗三百）.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大量乐谱失传,仅存的歌词则编入《诗经》.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这些诗当初都是配乐而歌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形式,但在长期的流传中,乐谱和舞蹈失传,就只剩下诗歌了.

孔子说：《诗经》一共有三百零五篇,每一篇讲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有一个道理,可以说相当多了,然而用其中的一句话就可以涵盖《诗经》中所有的义理而没有丝毫遗漏,这就是《鲁颂 駉》中说的：思无邪.它的意思是,人的思想念头,都是由天理中生来的,而不是由私欲所扭曲的,这一句话,就把《诗经》的思想、道理完全概括了.

篇11：浅析孔子与诗经的关系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是我国历史上堪称有开山之功的一个古文献学家。他对文化非常推崇，在学术上，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为原则，以传授和整理古代文化为己任，对周代古文献的研究、保存、整理和流传，做出了极大地贡献。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显示了我国古代诗歌最初的伟大成就，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颗灿烂的明珠，也是记录先秦文学文化的重要文献。

《诗经》主要收集了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订成书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生当春秋末年的孔子，曾以“搏于《诗》、《书》”贵重于世，并“以((诗》、《书》、《礼》、《乐》教弟子”。《诗经》的成书于流传，都与孔子有着一定的关系。

一、对《诗经》的整理

（一）、“删诗”说

孔子删诗最早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予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极，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桩席.故曰《关唯》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汉书·艺文志》虽未明言孔子由三千余篇删成三百零五篇，亦言由孔子选定三百零五篇。到东汉郑玄的《诗谱序》不取“删诗”说，认为孔子补录《诗》。宋代的叶适明确驳斥删诗说，根据《国语》《左传》等书的记载，认为《诗》在孔子之前已经是三百余篇的规模。这种说法言之成理，多为后代学者所附和。

（二）、理篇 就是认为孔子编排了风、雅、颂的顺序。欧阳修又认为孔子曾对《诗》作过篇删其章，章删其句，句删其字的整理工作。

（三）、正乐

《诗经》的每一首诗在周代都配有乐曲，可以诵读，可以演奏，可以歌唱，可以舞蹈。在上古时代，礼与乐是相互配合，共同起到教化作用的。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诗与礼乐是密不可分的。目前，一般认为孔子删诗的观点基本上不可信，孔子对《诗》做过“正乐”的工作，甚至也可能对《诗经》的内容和文字有些加工和整理。

二、孔子对《诗》的评价和解释

（一）、评论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是对《诗》总的评价，称“《诗》三百”也说明了当时已经编集成书，并且具备了今本的规模。用“思无邪”概括《诗经》，认为全部《诗经》，作者的思想是纯正的。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即中和之美，显示了孔子控制感情上中庸的思想，是他哲学理论上的中庸之道在文艺思想上的反映。

（二）、诗教

周代官学即把《诗》作为教学内容，孔子把《诗》的教育价值广为扩展，作为他教学的重要内容。如“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是讲修身的，“不为《周南》、《召南》”，就意味着不能自觉进行道德修养，就像面墙而立一样，寸步难行。“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讲诗歌的政治功能，即利用诗歌来巧妙的表达情意，进行政治外交等活动。又如“《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0之事父，远之事君，多是与鸟兽草木之名。”以兴观群怨涉及诗修身、交往、政治三方面的功能。

（三）解释

孔子或以诗为教，或赋诗言志，或引诗证事，他对《诗》的使用时出于多方面的使用目的的，因此便随《诗》的内容作了一定程度的引申，附会。儒家的文论系统是工具主义的，孔子基于修身、交往、言辞、政治等目的来理解《诗》，就必然使这种理解成为一个价值赋予的过程。无论一首诗的本质如何，在孔子的阐释下都会具有道德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