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肿瘤科士论文范文

2022-05-13

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护肿瘤科士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近年来，在临床带教模式中责任管床广泛应用，该方法主要是对当班所分管患者的治疗区域、护理进行负责，并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予以患者心理、生理需求。据多项研究表明，责任管床可以加强与患者之间的交流，同时可以获取患者更多的信赖，从而使护理质量显著提升[1]。而临床带教反馈，护生在责任管床工作的开展中有诸多方面的问题，如专科知识缺乏、沟通障碍、独立工作的能力欠缺等。

第一篇：护肿瘤科士论文范文

何兹全：士不可不弘毅

一对幸福老伉俪

“老头，电话，光明日报的。”电话那头传来何兹全先生夫人郭良玉的声音，铿锵有力，爽朗圆润，从中分明能感觉到，两位年过九旬的老人生活得那么健康、滋润，那么祥和、幸福。

初夏的一天，我如约来到北京师范大学那片低矮的红楼区。走进书房，正在伏案看稿的何先生轻轻松松站起来。满头白发，面色红润，真可谓鹤发童颜。如果是初次见面，你定想不到他已是一位96岁高龄的老寿星。

记得2000年初夏的一天我来拜访时，正巧碰上何先生站在小方凳上换灯管。他穿着一双白色运动鞋，显得格外精神，干起活来非常麻利，三下五除二，一会儿就换好了。当时的我，看到一位年近九旬的著名学者，还能干一手漂亮的家务，真是看傻了眼，佩服得无话可说。提起这件旧事，何先生乐呵呵地说：“没啥，没啥。”一旁的郭老师倒忍不住了，幽默地对何先生说：“老爷，您辛苦，我给您沏茶去。”片刻，郭老师进来，递给我一罐椰汁，“命令”道：“喝，必须喝，人的身体七分都是水，所以要不断地补充水。人一天啥也不吃不会死，但一天不喝水肯定不行。”郭老师说话像放连珠炮，听得你想不乐都不行。如此幽默诙谐的话语，如此开朗豁达的性情，还有什么坎儿过不了的呢?这样的老人不长寿，还有什么人能长寿呢?真是一对可敬可爱的好老人啊，真是一对让人羡慕的幸福伉俪!

以首倡魏晋封建说名世

“我这一生没什么成就，教了半辈子书，成果也很少。你看人家季(羡林)先生，那是真正的大家，真正地有学问，成果汇总起来多达三十几卷，不易啊。我的那点东西，扒来扒去，也才六卷，不值一提。”面前的何老就是这样谦恭、坦诚，但史学界谁人不知，在当今史林，要推泰山北斗式的人物，实在非何兹全莫属。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名师云集，学风自由。1931年，一个时年21岁的山东菏泽青年考入北大，他的名字是何思九(后因与人同名而改为“兹全”)。在北大四年，他师从陶希圣、傅斯年、钱穆等先生，刻苦自励，勤奋好学，深得诸先生嘉许。1934年，还未毕业的何兹全就在当时颇为有名的《中国经济》杂志上发表了成名作——《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在学界引起了一定反响。

当时，关于中国社会形态的论争正在史学界轰轰烈烈地展开。在20世纪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中，可圈可点的事固然很多，但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恐怕还是这场争论。尽管到现在，史学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社会或帝国时代，没有经历典型意义上欧洲式的封建社会，但谁也无法否认这场中国社会史和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因为它不但长时期地吸引着史学界的注意力，影响着新史学的发展进程，而且还对20世纪的中国革命，甚至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直接影响。

那时，不光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史学家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感兴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一样感兴趣，于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解读五花八门，仁智互见，有主张西周封建说的，也有主张春秋战国封建说的，还有主张秦汉封建说的，当然，也有主张中国无封建说的。何兹全作为一个热血青年，躬逢其事，也醉心其中，并第一个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提出魏晋封建说，在各种封建说中自成一家。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就此在中国现代史学界崭露头角。

随后，何兹全又应《食货》杂志创刊人陶希圣之邀，为该刊写了一篇《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此后，他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不断丰富、深化和完善这一观点，即使在学风不那么自由甚至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岁月，他也从未动摇过。这种刚正不阿的人品、独立不二的学风，无疑是时下新一代学人应当效法的楷模。

史学大家尚钺先生也是魏晋封建说的代表人物之一。问及此时，何兹全展示了山东汉子当仁不让的良士风范。他耐心地解释说，尚先生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魏晋封建说的。斯时，何兹全因为参加过国民党，发表学术言论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何况当时在所谓历史分期的大讨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毛泽东主席支持的以范文澜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说，此外是郭沫若提出的春秋战国封建说，所以他没有太张扬。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置身事外，还是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和《魏晋之际城市交换经济向自然经济的变化》等文，坚持己说。“文革”前，尚钺先生因为坚持魏晋封建说而受到批判，有人挖苦尚钺，说他是共产党员，但和共产党的同志走得并不近，而和《食货》余孽的关系倒是近得很。这个“《食货》余孽”指的不是别人，正是何兹全。

“我和尚钺先生虽然都主张魏晋封建说，但就异同言，差别还是有的。”何老说，尚先生更多地是从生产力即生产工具、生产手段等方面考察魏晋时期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而他则更多地从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演变角度，证成魏晋时期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他还特别谈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进步学人为弄清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转而深入探讨中国历史问题，也就是社会史和社会性质问题。当时很多人都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历史，马克思主义者如此，非马克思主义者也一样，因此出现了一股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学术思潮。而他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研究魏晋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并提出魏晋封建说的。正如他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中所说：“汉魏之际，社会经济有变化，这大约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能看到的，因为这是历史事实。但认识到这变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的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又给它以系统的理论说明，并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成其说的，大约我是第一人。”

在“文革”后的新时期，何兹全又发表《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长文，对他首倡的魏晋封建说在若干方面作了补充，使之更趋完善。但经历了“文革”风雨的他，不再与人争辩，而是埋头做自己的学问。用他的同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守常先生的话说，何先生治学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你说你的，他说他的。他不喜欢与人争论，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从正面驳你，而是用史料说话，通过史料表明自己的观点，让读者去分辨谁说的更有道理。在学术之路上，能够做到这一点，一定是有十足的自信，也有十足的功力;否则，哪来这份底气?

爱国一书生

在“文革”中，何兹全曾被当作国民党反动派、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批斗。这种无限上纲的批判令何兹全非常不解，也让他记了一辈子。后来，他终于慢慢地悟出点味道来。他说：“我不会做官搞政治，但我有强烈的爱国心，关心国家的前途，关心国家的政治发展。我们这一代读书人，生在一个外有帝国主义侵略欺侮、内有封建军阀残暴统治的黑暗年代，用鲁迅的话说，这是一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代，看到祖国备受欺凌，心里不好受，非常希望祖国能否极泰来，政治能日渐改良。因此，即使是做学问，也天天关心政治。”这是何老先生的肺腑之言。因此，何老先生晚年在写回忆录时，就以“爱国一书生”名之，真是贴切之至。

何兹全生于1911年，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高潮中参加了国民党。他说，当时的国民党是革命的、进步的，也讲马克思主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在思想上日趋右倾，淡化甚至禁止马克思主义宣传。

这一时期，何兹全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又受考茨基和第二国际的影响比较多，所以虽然信奉唯物史观，向往社会主义，但还是害怕第三国际宣传的阶级斗争，与中共在政治上是有距离的。抗战开始后，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特别是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时期，民主气氛很浓，各党派可以自由言说，自由出版。当时共产党的抗战宣传很有力量，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与中共比起来，国民党简直不是对手。这时，何兹全的老师陶希圣也主办了一个《政论》杂志，宣传国民党的抗战主张。何兹全帮他办刊，在《政论》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在该刊《发刊词》里，何兹全强调，“真理不怕辩论，真理愈辩愈明。”“大家都把自己的观点摆出来，通过争论与比较，对与错就能分辨出来。”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何兹全把问题想得比较简单。他总是直抒胸臆，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始终相信真理不怕争论，真理愈辩愈明。也正因为如此，在国民党时代，他不受当权派的欢迎，有时甚至要遭受他们的强烈批评。但何兹全处之泰然，宠辱不惊，不为物喜，不以己悲。

1927年就加入国民党的何兹全也算是“老革命”了。他当时希望多灾多难的祖国能够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统一起来。抗战中，他满心希望国民政府能振衰起弊，奋发图强，战胜日本侵略者。但随着抗战的深入，随着国共摩擦的日渐激化，随着国民党独裁本质的暴露，何兹全的政治理想破灭了，这使他深感痛苦。在痛苦与彷徨中，他决定重返书斋做学问，于是向恩师傅斯年先生求援，傅先生答应调他到史语所工作。在今天看来，这次决策对何先生的一生影响非常之大。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和一生命运有关的决策，1930年去北京读书是一次，1944年决定去史语所又是一次。”

1947年，何兹全争取到一个赴美留学的机会，远渡重洋，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院，主修欧洲古代史。但即使是在留学的日子里，他也关心祖国政治的发展。当国共较量局面已定时，摆在何先生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去台湾，那里关系比较多;二是留在美国，当时他已有了工作;三是回大陆，建设新中国。何先生心向祖国，义无反顾，怀揣着一颗热血沸腾的心回来了。他想，久历战乱、百废待兴的祖国，需要建设，需要人才，自己应该早日回来，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何兹全1950年回国时，正赶上抗美援朝战争，他把自己积攒的19两黄金全数捐给国家。后来，因为极“左”思想的影响，因为他的国民党身份，他的境遇难免有些别扭，心情也偶感凄凉，但他无怨无悔，勤恳工作，总是想着事物的光明一面，以乐观的心态应对时代的风雨。回国时，给他的待遇是“副教授”。这“副教授”的帽子，他一戴就是三十年。心中虽有委屈，但他并不气馁，还笑对记者说：“三十年副教授，全国恐怕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士不可不弘毅

士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过去如是，今天大致也还如是。他们承担着传承中国文脉的责任，反过来，可大可久的中国文化也培养了他们独立不羁的品格。何先生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也颇多感慨。他说，我们这代人受传统的影响多一些。根深叶茂的中国传统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但好的方面影响总是大一些，不然中国文化就不会源远流长了。

“士不可不弘毅”，“管仲之器小哉”。

“择善而固执之”，“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

“人海身藏焉用隐，神州坐看可无言”。

这是何兹全最喜欢的三句古语。何先生说，就个人而言，如果说这一辈子多少还有点成就，那真是得益于传统文化之赐。他把上面三句话念给我听，怕我写错了，又写给我看。他说，这三句话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对他的影响也最大，如座右铭般伴了他一生，时时对他起着鞭策的作用。第一句出自《论语》，孔子的话口气很大，我们不一定做得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拿它来警醒自己总是可以的;第二句出自《中庸》和《荀子》，表明为人处世，要择善而固执之，但同时也要有开放、宽广的胸襟，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第三句则是小时候在山东老家门墙上看到的对联，说的是在茫茫人海，只要脚跟站稳，不为名利所困，就定能神清气闲，用不着另寻世外桃源。前两句是儒家的用世心态，最后一句很有点“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境界，蕴含着道家的气息。

何先生一生坎坷，但遭遇挫折总是等闲而过，不能不说与他心里惦记着的这三句话有关。这三句话使他受益一生，因此，他常把这三句话讲给学生听，希望后生小子也能从中受益。何先生强调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一个人只要能从中汲取那么一点，就一辈子受用不尽。

作为学界前辈，何先生对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更是寄以厚望。他说，每一个时代都应有每一个时代的大师，近代以来就出了不少大师，梁启超、王国维堪称大师，胡适、陈寅恪、傅斯年也堪称大师，我们这个时代也应该有大师，只可惜这半个多世纪大师出得太少了，这是很悲哀的。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气候小气候也比过去好多了，年轻一代学人只要沉得住气，甘愿坐冷板凳，一以贯之，二三十年后，就很可能出现梁启超、王国维那样的学术大师，甚至还要超过他们。“士不可不弘毅”，年轻人应该有这样的气魄。

何先生说这话时，语重心长，格外带感情。“士不可不弘毅”，古来如此，近人亦然，在中国文化走向伟大复兴的今天，在学术界翘盼大师的时代，年轻人的确要有这份气魄。

(7月9日《光明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作者：危兆盖

第二篇：提升肿瘤放疗科临床护生责任管床能力的教学探讨

近年来，在临床带教模式中责任管床广泛应用，该方法主要是对当班所分管患者的治疗区域、护理进行负责，并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予以患者心理、生理需求。据多项研究表明，责任管床可以加强与患者之间的交流，同时可以获取患者更多的信赖，从而使护理质量显著提升[1]。而临床带教反馈，护生在责任管床工作的开展中有诸多方面的问题，如专科知识缺乏、沟通障碍、独立工作的能力欠缺等。

1基本资料

将2019年1月至2021年10月在我科的实习护生共60人，女性58人，男性2人;年龄18～22岁;大专学历。

2肿瘤放疗科临床护生责任管床能力缺乏的原因

2.1 肿瘤放疗专科知识缺乏护理专业教育中，尚未专门开设肿瘤护理学课程，有关肿瘤护理的知识零散分布在内、外、妇、儿等主要临床护理课程中，各专科护理中编排的肿瘤护理内容相对简短、范围局限，缺乏系统性、连贯性和整体性，而各科又有各自的侧重点，教师所处专业和知识的局限，导致护生肿瘤护理知识掌握不足[2]。

2.2 对肿瘤病人责任管床认识不足临床护生认为责任管床是带教老师的事，与自己关系不大、不予关心，自己的定位在于会打针发药各种治疗，特别热衷于学习各种注射、静脉穿刺和维护技术及专科操作等。

2.3 责任管床时沟通技巧缺乏面对肿瘤放疗的病人，不知如何与病人交流，怕讲不对，故对责任管床呈现出不太热情心理。肿瘤放疗病人随着放疗剂量的增加，及有些病人同步放化疗，故放化疗副反应的出现，如呕吐、食欲下降、脱发等往往会使病人的情绪非常低落、悲观、绝望、甚至丧失放化疗的信心。通过责任管床，一对一与病人沟通，使病人能正确认识肿瘤疾病和治疗的目的，主动配合放化疗，达到提高治疗效果，促进康复，必须在教学中确立教学目标，重视责任管床，强化职业能力。

3临床护生责任管床能力提升的系列教学活动

3.1做好进科教育，首先通过心理疏导，消除临床护生对肿瘤病人和癌症病房的恐惧心理。其次向临床护生介绍带教老师、医院环境和科室环境，介绍医德规范、病房管理及各项规章制度。熟悉环境、物品放置、每班职责及本科实习任务，按照实习大纲完成教学任务。具体的方法如下：第1周将科室的个案病例合理引入到教学过程中进行讲解，从入院到出院。病人的入院介绍医院环境、医务人员;病区生活设施使用方法及规定;规章制度(安全、陪护、离院);诊疗时间、开饭时间、作息时间;标本留取方法及放置的具体地方。住院期间放疗化病人的心理健康护理、皮肤护理、饮食护理、及放化疗的不良反应的观察与护理。同时做好防跌倒坠床防压疮护理、PICC带管维护等。对于出院病人，讲解办出院手续的流程、并指导用药、休息、营养及功能锻炼与自我训练;复诊时间、所需资料、途径等。帮助护生更好地了解基础知识，特别是肿瘤放化疗专科知识，让临床护生根据自己对基础知识的理解、掌握，合理制定责任管床计划。第2、3周带教老师可根据学生的实际能力情况，让护生对2个病人进行责任管床，带教老师在临床护生旁，对其责任管床不到位的地方进行协助管理。第4周对临床护生进行出科理论和操作考核;临床护生对带教老师进行评价。

3.2 临床实习是护生向护理工作岗位过渡的必经阶段，临床带教质量，直接影响护生以后的工作能力。带教老师应该具备热爱护理专业、对患者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同情心、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严谨的工作作风等优秀品质。为规范临床护理带教工作，促进护理教育和临床护理事业发展，科室护士长和总带教老师根据科室实际情况安排护师以上职称或大专以上的护理人员，临床经验丰富，有教学意识、沟通能力强且经过专门教学培训且取得教学资格的固定老师带教。带教老师的基本素质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实习生的成长。带教老师对病人的倾听、微笑、抚摸等，并鼓励护生在临床实践中加以运用和体会。指导护生在各项护理活动中与病人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让病人信任护生，从而不断增强责任管床的能力。

3.3 提高临床护生学习兴趣，有效培训护生必要的专科护理知识。护生在校所学的肿瘤护理学知识掌握严重不足，特别是肿瘤放化疗知识都无法区分。想在短暂、数周的实习实践中要求护生掌握专科护理知识是比较困难的。带教老师告知护生，根据自己分管床位2名病人，每日需要了解病情，追踪病人的医嘱，思考为什么需要这些治疗和护理，让护生带着问题去看书学习;不懂就问老师。总带教老师每月定时给护生上理论课，结合临床工作设计一些常见问题，在教学中穿插学生小组讨论、互相学习、结果汇报等环节，让学生在自主快乐学习的氛围中将知识融会贯通，促进护生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更好地进行责任管床。

3.4 培养护患沟通，对护生进行肿瘤放化疗病人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专门授课，结合案例讲解肿瘤病人常见心理问题，产生原因及应对方法等，教导临床护生怎样与病人进行有效沟通交流。如放化疗病人出现了副反应，如呕吐或出现了放射性皮炎。先关心体贴病人，了解病人的感受和身体状况，呕吐的严重程度及放射性皮炎的级别度。其次从多方面原因分析，病人呕吐，护士做到提醒病人化疗前口服止吐药没有。病人出现皮肤反应，照射野皮肤保护知识的指导是否到位，病人有没有正确保护好皮肤，或是照射剂量增加所致等。然后与病人共同讨论、分析皮肤反应对病人治疗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护理的目标就是保持照射野皮肤清洁干燥，避免摩擦，促进表皮生长，皮损愈合，需要病人认识到严重皮肤反应的危害，要停止不正确的皮肤护理方法，主动配合治疗，使用放射皮肤保护剂、金因肽等促进康复。陈伟霖等三乙醇胺乳膏一直以来都是治疗放射性皮炎主要药物 [3]。在临床实践中，带教老师、护生在遇到具体病例时针对病人存在的问题，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健康教育计划，同时让护生先进行健康教育指导的演示，带教老师做出指导和补充，再向病人实施健康教育，经过多次练习，护生明显增强了与病人沟通的信心，提高了健康教育质量[4]。就实习护士而言，由于刚刚与临床接触，自身经验相对缺乏，加之沟通能力较差会对学习效果造成不利影响。通过实施责任管床，可以使患者对实习护士的信任度显著提升，同时有助于和谐护患关系的构建，护患的亲切感也会明显增加[5]。

4小结

临床实习是护理教学中的重要阶段，是由护生向护士角色转换、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时期，也是培养护理人才的关键阶段。实行临床护生管床责任制，固定班次与床位，在带教老师指导下完成所管床位病人护理工作，從而获取患者的信赖，让其满意度进行提升。

参考文献：

[1]李亚.肿瘤科护理实习生实行责任管床的带教体会[J].健康必读(下旬刊)，2013 (8)： 290.

[2] 杨雪琴.大专护生肿瘤护理考核结果分析及教学改进策略[J].护理学杂志，2009.24 (5)：63-65.

[3]陈伟霖，陈开珠，谢源福，等.三乙醇胺乳膏防治急性放射性皮炎的疗效观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癌症防治杂志，2011，3(1)：81-84.

[4] 方群，赵惠芬.模拟健康教育在护生带教中的应用[J].浙江临床医学，2004，6(10) ：928.

[5]沙玲，沈小芳.新护士阶梯式责任管床培训模式的实践[J].护理学杂志，2015， 30 (13)： 64-66.

作者简介梁微(1975--)，女，广西玉林兴业人，本科，副主任护师，从事临床肿瘤护理研究E-mail：1209282229@qq.com作者单位：530021，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李晖(通讯作者)单位：530021，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作者：梁微李霞陈利冬吕清董有娣凌瑛农惠明李晖

第三篇：宋代重士政策与法律的互动

摘要：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朝代，它承前启后，且商品经济空前发达，私有制迅速发展，文化事业达到历史的新高度。在这样特殊的历史大背景下，宋代的法律制度亦出现了与以往朝代所不同的特征。本文的主旨是宋代的重士政策、法律和当时的民风之间产生了怎样的互动，这种互动关系或能为当下的法治带来些启发，本文拟对此做尝试性探索。

关键词：士阶层;重士政策;法律实践

作者简介：王红丽(1979-)，山西太原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律史。

唐宋变革时期，门阀地主阶级处于衰亡状态直至退出了历史舞台，庶族地主阶级逐渐成为统治阶级的主体。①在宋代，宋高祖“重士”政策，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因此提高，并且通过科举成为士人入仕的重要途径。门阀制度的衰落，科举制度的发展，士阶层受到社会的追捧，伴随产生了“榜下捉婿”、“厚嫁之风”等社会风气，这些民风、民俗反过来也影响法律的发展。范·李乌文的著作中有：“成文法的强制力是通过习俗及人们对这些习俗明示的或默示的认同而形成的。”②习俗到达一定的程度，通过一定的程序就有可能转化为有强制力的法律。相反，达到一定程度的风俗也有成为破坏现行法律实施体系的可能。民风、民俗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在这过程中，中央集团的政策、法律亦或有推波助澜甚至导向的作用。到了南宋末期，地方的司法制度被严重侵害时，中央控制的科举制度却能依然运行顺畅，虽不完全是宋代的“重士”政策及其催发出的特有的民俗风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还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这其中又有不少值得法律人去思考。

一、宋代社会背景及“重士”政策的提出

唐末五代时期和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多类似，是社会重新“洗牌”，重新定型的过渡时期。唐代末期从“安史之乱”后，农业生产遭到破坏，人民流离失所，传统的经济结构受到严重冲击，唐代门阀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渐渐丧失。加之“藩镇割据”，社会陷入长期的战争中，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变化，个体生命为了维持，开始注重自我利益;为了躲避战争，不得不往相对安全的南方迁移;唐代的宗族思想也渐变淡化。唐代的贱民对门阀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大为消弱，獲得了自由。经济基础、社会形势、思想观念等一系列的变化使得始于东魏时期的门阀地主阶级退出了历史舞台。

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北周一名统帅禁军的高级将领，其得天下的过程从直观的角度来看的话略显得有些简单，仅靠一次兵变就黄袍加身。宋太祖担心自己的经历再次发生，所以精心策划了“杯酒释兵权”的历史剧。宋代朝廷所面临的就是如何加强自己的政权统治。在中国的历史中对于读书人的评价历来是很高的，在春秋时期各诸侯为了能够称霸天下，都特别重视有学识的贤人。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古代的官本位思想，认为当官、学习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基础。“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甚至认为读书是达到“仁”的路径。史称的“国朝立法，以洗晚唐五季之恶习，历变多而虑患之法。”③而刚刚立国，又需要拉拢一个新的阶层力量来协助统治，由此宋太祖选择了士阶层，并且给予士人很高的待遇。开宝五年(972年)十二月，太祖对宰臣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白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④这说明了太祖重用文臣的目的即：以文治来防范武治的弊端;以文臣来监督、牵制武臣。

二、“重士”政策对宋代民俗风气的影响

(一)“重士”政策能够形成民风的原因

自太祖提出“重士”的政策后，太宗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和制度。太宗因其打破“父终子袭”的皇权继承法则，而遭到一部分官员的反对，其加紧了培植自己的亲信。因此，其一上台就扩大了科举取士的名额，并且有一些进士出身的人被太宗拔擢而进入了中央政府。如：据《宋史·张齐贤》，在太祖时期应试不第的士人张齐贤，曾遭受太祖的非礼待遇，太宗看到这点，有意拔擢。该年出任宰执的有吕蒙正、李至、张齐贤、王化基等四人，是宋代宰执出榜最多的一次。宋代的中枢机构，真正操有最高行政权者是“宰执”。“宰执”即宰相与执政之统称。⑤一个本是应试不第的士人居然在太宗时期一跃成为中央的首脑，这种身份的变化着实成为应试士人羡慕的对象，追求的理想;成为市井平民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论焦点。

在宋代当官的途径不只是科举考试，还有恩荫制度。由于统治者的制度规划的一个目标就是防止政权落入一姓一族之手。限制恩荫制度，所以，宋代恩荫授官较低，升迁亦远较进士出身者缓慢，即使位极人臣的宰相之子，亦只受予一名小京官。⑥

宋代科举打破了门第，“一切以陈文去留”，加之商业发展，经济状态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宋人有“盛衰之变，何其速也”之感慨。所以，在以上原因的发酵下，都注意到中举的士人。

(二)因“重士”政策而催发的民风、世风

择婚观念上，据郑樵讲，唐代以前“婚姻必由于阀阅”，五代以后则“婚姻则不问阀阅”。⑦当然这种情况主要说的是有“门第”的家庭。但由于“门第”家庭在封建社会中的特殊的政治地位，所以说这种变化却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

古语有描绘人生四大喜事的章句“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万人空巷看状元，“科名”至上，使得登科中举是士人的梦想，百姓关注的焦点，社会舆论的中心。

科举制度起源于隋代，唐代得到延续，宋承唐制而有所发展。追求科名是宋代士人的重要的目标，虽然宋代的登科名额比隋唐时期大量增加，但相对于芸芸众生的考生来说还是较少的，登科的士人便成为众多民众追捧的对象，能够联姻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条件好一点的家庭就不惜多陪些嫁妆来获取与登科人的联姻。这些国家中的民众更多地被习惯影响而不是思想。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制于习惯规则。⑧那么宋代人在婚姻方面的习惯规则是怎样的呢?

后登科，有媒氏来告，有陈氏求婿，必欲得高科名。问其乡里，乃寿州人。文简公年少才高，欲婿名家，弗许。⑨

此处我们可以看出登科的士人对择偶的标准，亦是看女家的名頭，即女方家的经济、社会关系等状况。那么女方家庭为了能够与登科的人联姻，也会浑身解数来实现，有能力的也不惜用丰厚的嫁妆来实现这一目的。范仲淹在《义庄规矩》中规定：

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⑩

众所周知的包公的故事中，就有一段能够反映当时“榜下择婿”的世风。《秦香莲》讲述了家境贫寒的陈世美与妻子秦香莲恩爱和谐，十年苦读的陈世美进京赶考，中状元后被仁宗招为驸马……

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在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庭，为嫁女准备的钱财要比娶妇所用的钱财多，这足以表明在宋代已经产生了厚嫁的风气。并且这种风气影响到并改变了皇族宗室的婚姻观念，宗室女在选择婚姻对象时，也是从登科的士人中选择。

三、宋代“重士”政策及其催发出的特有的民俗风气与法律

(一)“重士”政策及其涟漪对北宋法律的影响

1.在立法中的表现

首先是关于宋代科举的行政法规比以往有所完善：

开宝六年(973)，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下第举子徐士廉以为取士不公，击鼓自讼。《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二记载道：(开宝)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翰林学士李昉权知贡举，合格进士宋准以下十一人。系下第人徐士廉打鼓论榜，语于讲武殿重试，通放二十六七人，贬试官李昉秩。御试自此始。殿试本来是一般性的考试，但在此事件发生之后，殿试在宋代被确定为一个考级。

在宋代殿试结束后，一律举行登科点礼，皇帝亲自宣布进士名次，并赐宴于琼林苑，故称“琼林宴”。○11

由于大宋王朝对登科士人的优厚待遇，加之民间“榜下择婿”与“厚嫁”之风的催化，士人追名逐利可谓到达了及至。

仁宗时还颁布诏令，规定士族家庭不得与佃户通婚，禁止冒充士族身份取宗室女。○12皇族宗室不可避免的受到世风的影响，与士阶层联姻。为了避免宗室被假的士人所蒙蔽，或者说为了宗室女能够与真正的士阶层联姻，仁宗发布了这条诏令，也足以证明皇族对此事的慎重。

2.在司法实践中的表现

地方长官必须扮演多重角色，一肩挑起今日的教化、财政、内政、司法，甚至国防等任务，例如知州负责保境安民○13由于宋代地方长官大部分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被选拔担任此职务的，所以士人这个阶层对社会的影响力是通过其履行工作职责时产生的，并且由于其职责范围广从而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就深刻、广泛了。

(二)“重士”政策及其涟漪在南宋时的法律表现

1.在立法中的表现

南宋时，中状元者均赐紫囊、金带、靴，命在其家乡立“状元碑”，州县均设宴庆贺，其荣耀胜过凯旋将帅。○14到了南宋时期，政府对登科中举的状元不仅封官加爵，并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予非常丰富的奖励。所以说，未登科中举的士人，就会把这种奖励看成自己追求的目标;政府为了让士人能够重视科举考试，也创造各种条件来吸引士人参加科举考试，政府注重物质吸引，从侧面也可反映出宋代的士人开始注重物质利益。

在唐代的时候，女子在社会中的地位就已经比以往的朝代有所提高。宋代，由于厚嫁之风，女子因为财产而在社会中的地位提高，这一现象在法律中得到巩固和发扬。在南宋的“诸子均分”中，女“合得男之半”。寡妻妾无子者“妻承夫分”。而户绝财产继承中，在室女则与亲子同。○15在“诸子均分”中，女“合得男之半”;在户绝财产继承中，在室女与亲子同，这些实属法律历史进程中女子的法律地位又一次得到提升和对传统“重男轻女”观念的突破。

2.在司法实践中的表现

司法官员的自由裁量权有所提升，在《明公书判清明集》中的熊邦兄弟与阿甘互争财产案中：“……今官司不欲例行籍没，仰除见钱十贯足埋葬女外，余田均作三分，个给其一。此非法意，但官司从厚，听自抛拈。如有互争，却当照条施行。”○16官员的个人价值观、是非观影响到司法裁判，从而影响到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取向。

四、结语

孔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老子也有“夫唯不争，故无尤。”之语。(《老子》第八章)受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的影响，士人是重义轻利，历来是很少谈利的，并以谈利为耻，然而到了北宋末年士人开始谈利。

虽有“中国文化造极于宋世”之说，然而宋代的“重士”政策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即民间的厚嫁之风和文人过度重视科举考试。

朱熹认为“正风俗而防祸乱”必需以“礼律之文为根本”。○17我们不仅要看到法律对民风的调整作用，更应看到法律对民风的形成作用，以及民风对法律的影响，当民风达到一定的“势”的话，那么法律也只有“随波逐流”的份了。从开始的立法就应该小心谨慎，如何利用传统的因素，法律和政策配合会对已有民风产生怎样的影响，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新的民风，以及这些因素对以及发展的趋势这些又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宋代社会重文不重武。当然这里也包括了进步的方面：妇女的法律地位提高，民事法律的发展。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各行各业的和谐发展，老子“无为而无所不为”，在我理解就是做为统治者不应过分强调重视某一职业或行业，而应该进行“润物细无声”的统治。那么，政策、法律、民风、世风之间是有连带互动的关系，一项政策如何配合法律或者法律怎样协助政策，会产生怎样的民风、世风，反过来产生的民风、世风对法律和政策又有怎样的促动这些都是统治者和立法者应该考虑到的，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才是最终的归路。

[ 注释 ]

①戴建国著.唐宋变革时期的法律与社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

②[英]布莱克斯通著，游云庭，缪苗译.英国法释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③范忠信等主编.中国法制史 2007年(第一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66.

④<长编>卷一三.

⑤关履权著.两宋史论[J].中州书画社出版，1983.75.

⑥何忠礼著，徐规主编.北宋扩大科举取士的原因及冗官冗吏的关系、宋史研究集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100.

⑦<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

⑧[英]戴雪A.V.Dicey 著，戴鹏飞译.公共舆论的力量：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45.

⑨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二编)[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88.

⑩铁爱花著.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09.

○11曾宪义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