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路径研究

第一篇：社会管理创新路径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一、问题提出

“要完成乡村振兴这个宏大战略，需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事实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和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新旗帜、总抓手，本质上是一项高度复杂、任务艰巨的系统工程，不能仅依赖于单一主体的参与，而必须倡导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合作。其中，社会组织作为具有高度社会属性的多元主体之一，是乡村振兴社会参与领域一个不可或缺的建设性力量，能够在组织引领、资源配置、能力建设等方面发挥显著作用。基于此，2018年和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要“发挥农村社会组织在服务农民、树立新风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残联等群团组织的优势和力量……支持农村产业发展”，“要把组织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参与乡村振兴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同时，《关于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通知》更是明确规定，“参与脱贫攻坚是社会组织的重要责任”。此外，多次强调，“社会组织既是民众参与公共事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解决我国新时代主要社会矛盾的有生力量……要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国内经济社会建设”。可见，社会组织作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一股重要力量，其地位和作用在公共政策层面获得了较为普遍的承认。然而正如有学者所言，“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延续’，也是公共政策达到预期功效、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需要同时关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依据和实际执行等不同层面的情况，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结合公共政策的实际执行层面来探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议题显得更为重要。

结合既有研究来看，学术界关于社会组织和乡村振兴的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积累，普遍承认国家、市场和社会是实施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可或缺的三大主体，因而重点关注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参与的机制研究。其一，在国家层面，大多数研究者强调政府在乡村振兴进程当中承担着“总指挥”的角色、具有统筹全局的作用，因而需要激活政府的内在潜能以实现“优势治理”。同时，也有研究者认为，在发挥政府(尤其是县级政权)的主导作用时，应当规避其全能运行倾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其二，在市场层面，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研究者重点探讨的内容，侧重强调二者作为市场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农村产业兴旺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致认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完善农业结构、促进乡村振兴的微观基础和重要保障，需要按照“贯彻改革、激活要素、激活主体、激活市场”的要求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积极总结“小农户生产扶贫”等有效经验，尝试反贫困治理创新;第三，在社会层面，涉及农民、乡村精英、社会组织等参与主体，但大多数侧重探讨农民主体性、新乡贤等议题。比如，有研究者梳理了农民主体性的内涵、特征和激活路径，并认为激活农民主体性是最为关键的策略。同时，也有研究者分析了新乡贤在乡村振兴当中的角色和作用，并强调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是后乡土中国社会知觉1的一个重要表征。可见，学术界在探讨乡村振兴的多元参与主体时侧重于国家和市场层面的探讨，而对社会层面的关注度不足，尤其是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议题较为忽视。

同时，就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这一具体领域来看，目前仅有部分研究者采取宏观分析策略进行了初步探讨，涉及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理论依据、主要作用、发展路径等内容。具体如下：其一，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理论依据较为多元，主要涉及结构功能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其二，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社会组织是农村社会基础的网络面向，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组织保障和坚实堡垒，因而需要及时探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创新机制和培育路径;其三，部分研究者结合乡村振兴的具体领域(如乡村文化振兴)或者社会组织的具体类型(如社会工作机构)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议题进行了探讨。

综上所述，第一，学术界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关注度较为不足;第二，研究处于较为初步的理论探讨和政策分析阶段，尚未有在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等视角的同时专门基于田野调查而展开的实证研究;第三，对社会组织参与留守型村庄和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研究较为薄弱。事实上，深度贫困地区大多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于一体，主要位于我国的中西部，拥有大量留守型村庄，面临着贫困人口多、发展滞后等问题，这使得以留守型村庄为代表的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成为一场“硬战中的硬战”，需要积极动员社会组织等力量“万众一心、攻坚克难”，从而“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打赢脱贫攻坚战”。因此，“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何以可能和何以可为?”构成了笔者最初的问题意识来源。

基于此，本文尝试探讨以下问题：第一，何谓社会组织和农村社会组织?包括哪些主要类型和服务领域?第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具有哪些理论契合和内在逻辑?第三，留守型村庄面临哪些乡村振兴困境?这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何种可能空间?第四，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振兴进程当中具有哪些典型经验?应当采取何种可行路径?

二、分析框架和案例选择

（一）农村社会组织的主要类型和服务领域

所谓“社会组织”，也被称为“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民间组织”等，它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社会团体，是在社会转型过程当中由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自发成立的，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等特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社会组织得以迅速发展，而且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村社会组织也获得了相应发展，呈现出发展迅猛、活动多元、类型多样的特征。因此，为有效了解和把握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应当及时探讨农村社会组织的主要类型和服务领域。

目前，学术界有关社会组织和农村社会组织的类型学划分尚未统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组织是指远离国家和市场的外延部分，主要包括社区基层组织、农村专业协会、工商注册非营利组织等。狭义的社会组织则主要指民间组织，包括根据现行法规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同时，对于农村社会组织的类型学划分，大多数学者主要结合服务主体、服务领域、服务类型等维度着手进行探讨。从服务主体来看，主要包括党组织、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草根组织等类型。从服务领域来看，主要包括文化体育组织、扶贫慈善组织、专业协会、环保生态组织、医疗卫生组织、女性团体、家族团体等类型。此外，从服务类型来看，主要涉及公益服务、知识普及、宣传教育、经济互益、维权、特殊群体服务等类型，而且结合现实发展情况来看，农村经济互益类、维权类、特殊群体服务类的社会组织较为缺乏。同时，有学者提出，“为进一步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激活不同类型社会组织活力，促进其有效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应处理好传统社会组织与现代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发展型社会组织与保护型社会组织的关系......”。可见，关注农村社会组织的主要类型、协调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组织的关系是保证社会组织有效参与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深入分析农村社会组织的主要类型，能够使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服务领域有更为明确的划分。

第一，文化体育组织和家族团体主要能够服务于乡风文明目标。事实上，丰富农村文化体育生活、形塑良好家风是有效推动农村乡风文明目标发展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一方面，农村文化体育组织旨在开展贴近农村生产生活、符合农民现实需求的文化体育活动，有助于提升农民文化水平、丰富农民精神世界，从而形塑文明乡风。另一方面，家族团体延续了“乡土中国”的重要传统，是依托于血缘、地缘和祠堂文化等要素而得以形成的社会组织，包括村庄老人协会、红白喜事会等类型。由于家族文化是一种调节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能够形成具有“礼治”特征的乡村治理模式，提倡守望相助的乡村互助精神，强调“尊祖敬宗睦族”的团体意识，从而为农村家庭发展和乡村建设提供有效的价值规范和道德引领。

第二，扶贫慈善组织主要能够助推农村生活富裕和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扶贫慈善组织是参与乡村振兴和实现“扶贫济困”目标的生力军之一，旨在通过社会救济、慈善帮扶等组织化形式来保障农民基本生活水平、改善农民日常生活状态，从而促使农民“脱贫致富”和加快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可见，扶贫慈善组织的直接目的在于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实现生活富裕目标，而终极目的在于避免因贫困问题而导致乡村治理危机的出现，保障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和谐与稳定，从而促使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第三，各类专业协会旨在推动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等目标的发展。它是指以农牧渔业等农副产品的生产、流通以及科技推广、基础设施建设等专业经济活动为纽带，由相关从业者自发组成的非营利性会员制组织。例如生产合作社、养殖协会等，能够有效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提升农村生活富裕程度。其中，就产业兴旺目标而言，专业协会能够在技术指导、产业引领、人员培训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促使农村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协调发展，进而保证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等目标的实现。

第四，环保生态组织能够有效助推农村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等目标的发展。农村环保生态组织主要通过执行环境保护法律和法规、积极宣传环境保护理念、营造良好的生态治理氛围等具有组织化特色的形式来推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落实。事实上，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是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因而需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发展观，从而推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有序发展。可见，农村环保生态组织的直接目的在于推动生态宜居目标的实现，终极目的在于实现治理有效目标。

第五，医疗卫生组织主要服务于治理有效等目标。培育和发展农村医疗卫生组织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不断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综合能力的重要枢纽，能够在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水平、提供较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等方面发挥关键效用，有助于缓解农村“因病致贫”等问题的发生，进一步保障农民生产生活的有序进行，从而促使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第六，女性团体主要参与农村乡风文明、生活富裕、治理有效等领域的活动。事实上，留守妇女和女性团体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和有效实现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战略目标的重要力量，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受益者，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者，和乡村柔性治理存在高度契合。比如，留守妇女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当中，并具有独特的女性优势，因而是乡村振兴的一股重要力量，需要进一步探索女性团体引领农村妇女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路径，从而有效实现乡风文明、生活富裕和治理有效等目标。

（二）案例选择：一个典型的西部留守型村庄

调研地A村属于典型的西部留守型村庄，地处四川盆地中南部，总人口2008人，其中外出务工650人、留守妇女165人、留守老人289人、留守儿童158人，留守人口比重高达30.5%。此外，残障男性64人，残障女性48人。目前，该村拥有10大社会组织，其中，村内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女当家养殖专业合作社、志愿服务队、巡河队、村妇联、巾帼文艺宣传服务队、老人协会等6种，村外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县妇联、乡镇抽粪队、乡村妇儿促进会、国际小母牛组织中国项目等4种。同时，也正是由于内外部社会组织的协同合作和共同参与，该村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工作当中表现突出，多次被授予省级、市场荣誉称号。可见，A村属于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程度较高的留守型村庄，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因而具有典型代表性。

同时，结合来看，A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呈现以下特征：第一，从总体数量上看，该村社会组织种类繁多，主要涉及文化体育、扶贫慈善、环境生态等多种类型，但缺乏医疗卫生等类型的社会组织。第二，该村既注重村庄内部社会组织的培育，也注重村庄外部社会组织的引入，从而形成了内外部社会组织共同合作参与乡村振兴的良好局面。其中，村妇联和县妇联的合作关系就是一个典型表现。第三，结合服务领域和组织类型这两大维度来看，该村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进程当中主要服务于乡风文明、生活富裕和治理有效等目标，这也反映了社会组织在上述三个服务领域能够发挥更具针对性、更为有效的作用。第四，该村十分注重环保生态组织的培育和引入，从而促使该类型社会组织数量较多，并有效助推了生态宜居目标的完善。第五，该村存在一定数量的残障人士，但尚未建立相应的特殊群体服务类组织，这实际上也是留守型村庄社会组织发展普遍薄弱的地方。第六，注重留守妇女和女性团体在乡村振兴当中的作用。比如，巾帼文艺宣传服务队、乡村妇儿促进会、女当家养殖专业合作社、村妇联、县妇联等组织均是以留守妇女为主要行动主体或服务对象的组织，这实际上是该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一个鲜明特色。

三、理论契合：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既依赖于政府、涉农企业、服务和中介机构、社会组织、农民等多元主体的参与，也依赖于丰富的社会资本等力量的支持，从而有效解决农村产业发展滞后、环境污染严重、乡风文明衰弱、城乡发展不均衡等现实性问题。同时，从本质上来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农村发展不充分和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的必由之路，需要重点分析和应对社会资本缺失的问题，并尝试通过重建社会资本的方式来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有研究明确表明，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是农村社会资本重建的一个重要路径，能够发挥调动资源、引入资本、激活主体等功能。也正因为如此，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认为，“在居民自治基础上形成的社区组织，能够产生更多的社会资本，而这些资本有利于提高社区治理绩效，有利于经济繁荣和社会团结和谐”[21]。因此，本文选用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尝试分析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理论契合和内在逻辑。

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理论，最早由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所谓“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就是指一个人由于拥有某种持久性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使得其具有的实际或潜在的社会资源的总和。这种社会资源的总和即是一个人的社会资本量，它不仅受到关系网络规模的影响，还和关系网络中各个成员本身所具有的经济、文化、符号等资本容量存在必然联系。可见，社会资本并非是一种天然形成的关系，而是需要通过持续的、有目的的交往、协调、经营才能得以构建和维系，并且它的再生产依赖于“那些促进正当交换活动、排斥不合法交换”的各种制度。同时，皮埃尔·布迪厄强调，“一个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就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特别根源于场域中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即社会资本)”。因此，无论场域变化的形式如何，也无论行动者抱着何种动机引起场域冲突，社会资本都是场域变化最为重要的原动力。同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也强调，“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重要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可见，由于社会组织具有社会资本等内在属性和特征，因而成为建立社区信任、形成社区合作网络、增加社会资本的重要力量，能够通过建构社会网络、完善社会规范等方式来实现社区社会资本的重建，从而有效推动社会运行和经济发展效率的提升。

基于此，有学者明确提出，“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社会资本属性能够为我国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以及生活富裕等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同时，结合罗伯特·帕特南社会资本定义中信任、规范和网络这三个维度来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具有高度的理论契合、符合相应的内在逻辑。具体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社会组织有助于提升农村社会信任、完善农村行动规范、增强农村信息流通，从而有效解决农村“三产”融合不深、生产要素不足、农业利用分享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第二，社会组织有助于平衡农村环境治理参与主体之间的矛盾，通过挖掘“熟人社会”所具有的丰富资源，能够助推农村利益诉求的一致化进程的发展，从而有效提升农村整体环境的治理水平。第三，社会组织有助于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即可以通过完善社会道德规范、强化道德宣传网络、增强村民间信任程度等方式来提升农村整体文明水平。第四，社会组织能够为建立健全农村“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基础，即可以通过健全农村社会网络的形式扩大乡村治理的范围，可以通过健全农村社会规范的方式提升乡村治理的效率，可以通过健全社会信任的方式缓和乡村治理所面临的众多矛盾和冲突。第五，社会组织能够为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生活富裕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机会，即农村社会资本越强，能够促使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增多、农村经济行为的规范性更加稳定、农村信任机制也更为完善，从而有效促使农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四、可能空间：留守型村庄乡村振兴面临的现实境遇和主要困境

所谓“留守型村庄”，是指在村人口以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等群体为主的村庄，大多属于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主要面临留守问题较为严重、基层党组织“老软散”现象突出等发展困境，这既给乡村振兴造成了一定挑战，也在某种程度上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可能空间。因此，必须明确的是，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不仅具有高度的理论契合，也具有充分的现实必然性，是解决乡村振兴现实境遇和主要困境的必然选择。

（一）在产业兴旺方面，面临产业结构单一、人才紧缺等问题

“农业兴、百业旺，乡村才会有活力”。产业兴旺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和工作重点，也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保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束缚，包括留守型村庄等在内的农村产业发展依然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具体如下：

1.

农村产业结构单一，生产同质化的现象较为严重

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就已经步入产业结构深化发展的阶段，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是在农村产业经营方面取得了较为不错的成绩。但是，由于农村产业结构的长期不均衡发展，当前不少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仍然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第三产业发展较为缓慢，而且村庄特色产业的类型也较为单一，生产同质化的现象较为严重。比如，就调研情况来看，A村主要养殖售价较高的名贵鱼种，但由于获得一定经济效益后，周边村庄也开始跟风养殖，使得养殖呈现同质化，进而导致市场饱和、售价急剧下降，对A村养殖业等特色产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其他村也开始养殖这个品种，我们村市场份额被分割，不少农户出现了赔本的情况”(访谈记录：20180718HFL3)。

2.

农村新兴产业人才紧缺，产业培训的成效不够显著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只有不断培育农村新兴产业人才，才能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支持，从而促进乡村振兴进程的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农村产业面临新兴产业人才紧缺、产业培训成效不显著等问题。一方面，我国仍然处于人口大量从农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的趋势在短期内不可避免，使得“打工经济”异常活跃，并导致青年产业人才外流现象在留守型村庄、深度贫困地区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在留守型村庄，能够参与到农村产业创新、互联网知识学习等活动的人员大多数为留守妇女，该群体受教育水平有限、知识观念不易更新，导致农村产业人才培训面临成本过高、难度较大、成效不够显著等问题。“村委一直比较希望在村里发展电商，但是人才方面比较紧缺，之前推荐了年轻女性去培训，但收获不大”。

（二）在生态宜居方面，面临环保观念薄弱、主体相对弱化等问题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是农村发展、建设最大的优势和最为宝贵的财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农业边际产能过度开发，农业农村领域的生态环境欠账问题突出，导致乡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目标的实现面临诸多挑战。具体如下：

1.

农民环保观念较为薄弱，农村生态治理的集体合作机制尚未形成

当前，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放缓、收入来源普遍较为单一等问题是制约留守型村庄乡村振兴进程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由于留守型村庄大多位于我国中西部深度贫困地区，长期受到历史地理和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得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进而导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另一方面，大多数留守型村庄的产业结构单一，同质化现象明显，主要依赖于传统的种植业，这使得农民收入来源也较为单一。“G村有专门的椪柑基地，而我们A村的话就很少，主要产业是冬枣种植、青蛙养殖，但种类还是较为单一……中间有差价，农产品销售时经常被中间商赚一笔”。

另一方面，农民集体合作的观念不强是阻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事实上，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农村呈现出从“乡土中国”向“后(新)乡土中国”转变的趋势，“公私游移”的现象明显，导致农民的集体合作观念不强。而且，这一状况在农村环境保护领域表现尤为明显，不少农民对包括环境保护等在内的村庄公共事务表现出“各扫门前雪”的态度，导致农村生态治理面临诸多发展困境。“我们A村是一个整体，所有村民要一起把卫生搞好，不能靠村长、生产队队长天天拿一把扫帚去扫大街”)。

2.

农村生态治理主体呈现出主体相对弱化、参与积极性不高的特征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政府、市场和社会应当协同合作、共同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然而结合现实情况来看，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三大主体均呈现出相对弱化的倾向。首先是政府层面，基层政府和村两委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当中面临着严峻的考核机制，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应对上级部门的检查，导致在实际的政策执行过程当中较少能够综合考量农村生态环境发展的现实需求。其次是市场层面，由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对培育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主体的重视程度不足，进而制约了农村生态治理水平的发展。最后是社会层面，大部分村民环保意识较弱，尚未认识到自身在村庄生态环境治理当中所承担的主体角色，片面认为政府和村两委需要承担主要责任，从而在村庄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呈现参与积极性不高、行动较为消极的特点。“我们尝试通过参观和培训等方式来倡导绿色生态发展的理念，但是情况并不理想……经常有村民缺席”。

（三）在乡风文明方面，面临彩礼较重、家庭纠纷频发等问题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当前，随着我国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和农村社会风尚发生了可喜变化。但是也应当注意到，由于农村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潮的蔓延，导致农村人情往来负担较重、家庭矛盾纠纷频发等问题日益显现。具体如下：

1.

农村彩礼和人情往来的负担较重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民收入有效提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部分农村的成规陋习泛起，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其中，高价彩礼问题在留守型村庄表现明显。一方面，近年来各大新闻所曝光的“高价彩礼”事件大多集中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另一方面，“婚姻成了买卖”等内容成为中西部贫困地区百姓日常讨论的重要话题，“因婚致贫”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给农村发展和建设埋下了隐患。“我觉得衣服和酒肉都是应该的，属于人情礼貌，但十几万的彩礼就太多了，是在压榨我们老人的所有积蓄”(访谈记录：20180720WJH)、“我在村里的每月工资是1100元，但现在人情往来最低就得200元，去年有个月人情往来就2000多元，压力很大”。

2.

家庭纠纷、情感矛盾和离婚现象频发，导致农村家风面临挑战

家庭是构成社会最为基本的单位，对于社会发展和稳定而言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家庭暴力的出现和婚姻观念的变化，使得包括农村地区等在内的整个社会离婚案件数量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对传统家庭结构的维持产生了严重冲击。事实上，农村家庭纠纷、离婚现象频发等问题不仅是个人抑或是家庭问题，而且还是社会风气问题，关系到农村地区家庭风气的形塑、社会的稳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良性运行。同时，结合调研情况来看，A村属于离婚率较高的村庄，这在一定程度上和西部留守型村庄经济落后等原因有关，因而需要高度重视。“婚姻情感、家庭的矛盾倾诉大概会占到70%，特别多濒临离婚的妇女找我们求助”。

（四）在治理有效方面，面临治理难度大、农民的社会知觉不足等问题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事实上，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不断深入、农业政策不断完善，有效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农村社会结构、农业经营体系和农民思想观念受到了冲击，也使得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着“新老问题交织”的重要挑战，从而影响和制约了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主要面临以下困境：

1.

农民心态嬗变、群众纠纷频发，导致农村治理工作难度较大

一方面，由于农村社会心态的嬗变，农民的被剥夺感、不公平心态愈发明显，导致乡村振兴战略在治理有效方面面临一定挑战。事实上，因为农村贫富分化的长期存在，使得根源于比较心理的“仇富心态”或“仇穷心态”在农民群体当中蔓延。同时，因为部分农村公共事务的公开性、透明性不足，使得部分农民认为村庄利益分配存在不公平的情况，从而加大了农村社会治理的难度。“比如低保，不管是分给你还是分给他，大家都会有意见，因为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自己就是比其他人穷”。

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群众矛盾和纠纷日益多元、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依赖愈发严重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对农村社会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要求愈发严格，导致农村基层治理工作难度加大。事实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发生了重要嬗变，各类社会问题愈加突出、矛盾纠纷交织，同时，由于农民对基层政府的期待和要求与日俱增，导致农村基层工作负担较重，面临着众多风险和挑战。“现在农村基层工作实在不好做，老百姓的期待太高，依赖思想又太严重”、“你怎么和他们解释都没有用，是听不进去的，甚至说要去投诉”。

2.

农村社会治安较为松散，骗局增多，导致农民利益受损

近年来，各种骗局在农村蔓延，种类层出不穷。一方面，相较于城市，农村社会治安较为松散，防控力量较为薄弱，农民的法律意识也相对淡薄。另一方面，留守型村庄在村人口大多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等，他们的鉴别能力、防范能力较弱，缺乏相应的农资知识和打假能力，导致不少偏远地区的农民容易被不法分子蒙蔽和利用，导致农村骗局等违法、违规现象高发。事实上，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给基层治理工作带来了一定挑战。“现在农村老年人特别容易被骗，别人随便拿点东西给你就把钱骗走了，以前经常有推销净水器、内裤什么的，都是一些假冒伪劣产品”。

3.

农民的社会知觉不足，导致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较弱

“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必须来自广大农民，只有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充分激活，乡村振兴才有可能”。正如有学者所言，所谓农民的主体性是指农民在社会知觉这一要素的综合作用下，对个体状态、个体发展、群体凝聚、社会互动等内容的主动感知的过程。因而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激活农民的主体性和社会知觉，必须充分保障农民的主导权、参与权、表达权、受益权和消费权，并促使广大农民群体自觉参与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等工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农村在环境保护、政治参与等方面面临着农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社会知觉不足的问题，部分村民存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进而导致乡村振兴进程当中农民主体性和社会知觉并未得以充分激活。“说老实话，现在乡村振兴首要任务就是要把农民的思想整好了”。

（五）在生活富裕方面，面临收入单一、“因病致贫”等问题

“乡村振兴，生活富裕是根本”。相较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将“生活宽裕”升级为“生活富裕”，就是要让农民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生活水平有更大的提高，从而有效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事实上，尽管在各大政策的支持下农村面貌得以显著改善，但是由于基础设施薄弱等因素的影响，留守型村庄还有不少贫困人口亟待脱贫，导致脱贫攻坚任务依然严峻。具体如下：

1.

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较慢、收入来源较为单一

当前，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放缓、收入来源普遍较为单一等问题是制约留守型村庄乡村振兴进程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由于留守型村庄大多位于我国中西部深度贫困地区，通常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于一体，受到历史地理和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得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另一方面，大多数留守型村庄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产业发展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单一、同质化现象明显，主要依赖于传统的种植业，这使得农民收入来源较为单一。“G村有专门的椪柑基地，而我们A村的话就很少，主要产业是冬枣种植、青蛙养殖，但种类还是较为单一……中间有差价，农产品销售时经常被中间商赚一笔”。

2.“因病致贫”现象频发，严重制约了农村家庭生活的可持续发展

“因病致贫”现象频发仍然是中西部留守型村庄、深度贫困地区需要重点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农村家庭生活的可持续发展。事实上，尽管近年来医疗保险、大病救助等政策得以普及，城乡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但是由于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较于城市更为缓慢，导致在医疗卫生保障等方面尚显薄弱，这也使得包括深度贫困地区等在内的农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情况较为明显。“至少有二十几个得癌症的，最恼火的是没钱进大医院，村里有个尿毒症的需要换肾，四十多万，根本没有办法，当地的医疗水平太低。”

五、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典型经验和可行路径

（一）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典型经验

1.

积极培育村庄产业组织，大力发展农村“留守经济”和特色产业

针对农村留守问题，有学者提出，不能单纯将农村留守人口视为一个问题群体，还应当从优势视角出发，正确看待留守人口在促进农村“留守经济”的发展等方面的正向价值。的确，尽管农村留守群体在很多场合被称为辅助或边缘的劳动力，但事实上该群体依旧能够充分利用农村现有的资源，开展丰富多样的经营活动、创新农业生产方式，从而使得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背景下农村经济不至于凋敝。基于此，调研地A村积极培育村庄产业组织，大力发展农村“留守经济”和特色产业。具体如下：

其一，成立女当家养殖专业合作社。女当家养殖专业合作社由该村前任村支书和9位留守妇女、女性能人等共同发起成立，主要从事林下鸡养殖等活动，目前合作社会员共有103名村民，其中女性成员98名。此外，合作社共有5位技术人员(由生产经验丰富的农村中老年妇女担任)，为当地农业生产免费提供技术服务和资源链接等帮助。因此，该合作社成员不仅积极分享产业发展经验，也积极带动周边村民发展，从而有效推动了村庄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建设。其二，积极发展竹编等村庄特色产业。由于村庄妇女大多数为留守妇女，需要负担赡养老人、儿童的责任因而不能长期外出务工。而该村所在县的竹编产业享誉全国，这使得发展竹编产业、参与竹编加工成为农村留守妇女提高收入的重要选择，也是农村产业兴旺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协助下，将县城的一个竹编企业引入村庄，在对当地村民进行基础业务培训后开始组织村民进行竹编生产和加工，并形成了相应的产业组织，使得大多数村民每月能够获得1300—1500元的收入，从而有效促进了村民收入的提升和村庄整体经济的发展。其三，积极培育农村青年人才，尤其是农村互联网电商人才。为了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A村积极探索农村电商及其产业的培育路径，在村妇联等社会组织的协助下，多次组织年轻妇女到北京等地学习互联网、电商等知识，尝试为村庄新兴产业的发展培育青年人才。

2.

鼓励社会工作机构对接村庄治理，从而有效服务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助人的专业服务活动，它的终极目的在于助人，因而具有科学性、专业性等特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在战略目标、工作内容等方面呈现出一致性。因此，政府购买农村社会工作服务以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选择。基于此，A村积极鼓励外来社会工作机构介入和参与该村的乡村振兴进程。具体如下：

其一，积极对接村庄外部社会工作机构等社会组织。在县妇联的帮助和协调下，村庄获得了国际小母牛组织中国项目的资助，为当地村民提供了生产技能、环境保护、乡风文明和社区和谐等方面的培训，因而有效促进了该村乡村振兴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等目标的发展。其二，积极鼓励村民参与县妇联孵化的社会组织所提供的各类服务和培训。当地县妇联孵化了乡村妇儿促进会等一批社会组织，并在各村庄积极开展模拟法庭、法律援助、互助小组等活动，及时调解农村家庭纠纷和情感矛盾，并有效增强了村民的法律意识和合作精神，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该村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3.

充分发挥妇联的引领作用，重视留守妇女在乡村振兴中的正向价值

留守妇女作为一个全国总数高达5千多万人的特殊群体，其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不容忽视。有学者提出，“三留守”群体不仅是乡村振兴需要重点帮扶的对象，也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能够发挥正向价值。因而2018年全国妇联印发的《关于开展“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的实施意见》指出，“妇女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是乡村振兴的享有者、受益者，更是推动者、建设者”，这实际上为农村留守妇女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政策依据和行动指南。基于此，A村注重发挥留守妇女的正向价值，并通过组织、动员等形式激活该群体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该村乡村振兴的发展。具体如下：

其一，充分发挥县妇联的引领示范作用，注重孵化和培育乡村社会组织。县妇联积极发挥其作为党和群众的联系纽带的作用，在县、乡、村倡导成立妇女小组、互助小组，从而为当地农民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源链接网络。同时，围绕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等群体积极开展相应的“赋权”、“增能”活动，比如，对农村妇女进行维权意识的培训，侧重增强该群体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等观念。此外，县妇联积极培育和孵化乡村妇女促进会等农村社会组织，旨在进一步延伸妇联的“手臂”，从而有效促进了乡村振兴的发展进程。其二，推动农村妇女代表大会改选，指导成立村级妇联，设立专职村级妇联主席。为了有效提升农村妇女地位，保障农村妇女参政议政的权益，县妇联积极推动村级妇联组织的发展和建设。具体来说，凡是村支书或者村主任为女性的，县妇联要求她们兼任村妇联主席，而原来的村妇女主任则担任村妇联专职副主席，主要负责计划生育、协助村妇联主席等工作。其三，积极发挥妇联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培训、倡导作用。为有效促进农村生态宜居等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县妇联指导当地村庄推出了“农村最美庭院”、“好风尚评优评先”等活动，并且通过集体参观、小组培训等方式倡导绿色生态的发展理念。

4.

注重发挥社会组织的优势，探索“一元多核”、“三治并进”的治理模式

事实上，由于农村社会组织是一种内生型的社会组织，具有草根性、志愿性、互助性等鲜明特征，因而能够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加快脱贫攻坚工作进程等方面发挥一定的优势。基于此，调研地A村充分挖掘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和农村社会治理当中的优势，积极探索“一元多核”、“三治并进”的村庄发展道路。具体如下：

其一，注重发挥农村社会组织在“一元多核”治理模式当中的作用。所谓“一元多核”，是指以村两委为核心，群团组织、村民自组织等社会组织以及其他多元力量共同合作参与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其中，村庄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一方面，积极培育本村的社会组织，比如重点发展女当家养殖专业合作社、志愿服务队、巡河队、村妇联、巾帼文艺宣传服务队、老人协会等村级内部组织，从而有效提升农村自组织能力和社会组织水平。另一方面，积极引入外部力量参与乡村振兴，比如县妇联、乡镇抽粪队、乡村妇女促进会、国际小母牛组织中国项目等，为留守型村庄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外来社会资本，有效提升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了社会组织为村庄“赋能”的行动目标。其二，以农村社会组织为行动主体，推动“三治并进”治理模式的有效发展。所谓“三治并进”是指通过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方式，进一步实现农村在“自治”、“法治”和“德治”等三方面的有机结合。首先，在“自治”方面，主要是在制定村庄自治规则、村民自治章程以及完善村规民约等过程当中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用。其次，在“法治”方面，在村两委召开相关会议前举行“会前学法”活动，并由德高望重的离退休老干部、老教师组成老人协会(“和事老协会”)，主要负责协调村庄纠纷、宣传法律知识，注重缓和农村彩礼问题，及时介入离婚等家庭冲突，积极提倡文明家风的培育，从而有效避免村庄矛盾和家庭冲突的恶化，进而促使“乡风文明”目标的实现。同时，该村也注重发挥妇联的作用，举办了诸如模拟法庭、法律知识下乡等能够有效宣传法律知识的活动，并通过现场演绎的创新方式来普及法律，使得当地农民的法律意识和观念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最后，在“德治”方面，村庄通过开设道德讲堂等形式来宣传和弘扬良好家风，提倡互帮互助的乡镇精神，并成立了村级的志愿服务队，积极鼓励和引导当地村民参与村庄志愿服务活动，从而促使村庄道德文化氛围愈加浓厚。

（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和综合策略

应当从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目标着手探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注重挖掘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组织的差异化优势，采取协同合作、多元参与、精准施力的主要原则，构建一个较为系统、科学、全面的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综合策略，从而有效实现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和可持续发展。

第一，在产业兴旺方面，应当以农村产业组织为抓手，综合施策、激活资源、加大培训，进而有效促使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其一，在外部社会组织和村两委的指导下，积极培育村庄内部产业组织，充分挖掘、激活农村留守人口的潜在资源和独特优势，以留守妇女为主要动能和行动主体，不断发展“留守经济”，进而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二，结合地区优势，围绕特色资源，及时组建村庄特色产业组织和多类型的专业合作社，不断优化和升级农村产业结构，积极推进“一村一品”、“一村多品”等工作的发展，注重引导村民科学、合理地从事种养殖活动，从而避免农村产业发展的同质化现象，并有效构建具有村庄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其三，注重农村新兴产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及时引入外部有关农业科学和技术等方面的社会组织，进一步加强农村电商及其相关产业的培训力度，注重吸纳和动员农村青年的力量，不断提高留守妇女等群体的产业知识和生产技能，从而有效促使新兴产业在留守型村庄和深度贫困地区得以真正落地。

第二，在生态宜居方面，应当由农村环保生态组织牵头，鼓励村庄内外部多元社会组织的协同合作、共同参与，进而有效促进农村生态治理水平的提升。其一，由村两委、党员、德高望重的老人等牵头成立农村环保生态组织，并注重引入外部环保组织，吸收和借鉴先进的农村环境保护理念，从而将原子化的村民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和合作的农村生态治理模式;其二，需要坚持因地制宜的理念，尊重当地农民的生活习惯和文化风俗，尝试创新农村社会组织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宣传手段和培训方式，尽量采取演绎式等新型的、农民易于接受的方式宣讲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等方面的知识，从而有效提升农民的环境保护观念;其三，应当充分意识到，农村环境保护并非仅仅是环境生态组织这单一主体的责任，需要采取不同社会组织协同合作、共同参与的方式，即由农村环保生态组织牵头，积极和村两委、外部市场、群团组织、社会工作机构等主体进行合作，形成一个新型的农村环境保护联盟，在农村环境保护方面实现资源共享、多元合作，进而有效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的目标。

第三，在乡风文明方面，应当注重发挥农村文化体育组织、宗族团体等社会组织的作用，以协调村庄矛盾和纠纷、强化家风和乡风等为主要目标，不断提高农村现代化程度和文明水平。其一，积极发展农村文化体育组织，注重结合当地特色和农民的文化习惯，进一步创新农村文化形式，不断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提升农民的精神世界，从而引导农民形成良好的家风、乡风;其二，进一步加强农村老人协会等宗族团体的建设和发展，充分发挥德高望重的老人在农村治理、乡风塑造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及时引导村民形成合理的婚姻观、社会交往观，从而有效削弱农村高价彩礼、人情往来过重、家庭矛盾纠纷和离婚现象高发等农村问题的发生;其三，尝试村级妇联的建设和推广，积极挖掘农村妇女在农村治理等方面的潜在优势和积极作用，形成相应的农村妇女情感咨询室，鼓励和支持留守妇女通过推荐、选举等流程进入村两委班子，进一步彰显群团组织在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从而有效缓解农村家庭纠纷和社会矛盾等问题;其四，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当积极采取“送法下乡”、“组建法律宣讲小组”等创新方式，进一步提升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相应的维权能力，从而不断提高农村的文明程度。

第四，在治理有效方面，以激活农民主体性为根本宗旨，充分发挥多元社会组织的引导作用，形成“合作治理”和“优势治理”等新型发展道路。其一，加强社会组织对村庄事务的参与力度，比如，需要发挥相应的职能，对农村各类矛盾和纠纷加以协调，对村两委等有关部门的工作加以监督，并尝试和其他社会组织形成联盟，共同参与基层治理，从而实现所谓的“合作治理”;其二，注重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差异化优势，针对农村治理问题的不同方面，协调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乡村振兴参与路径，各显优势，综合发力，从而有效实现“优势治理”的目标;其三，加强社会组织在农村心理建设、社会心态调整等方面的作用，及时关注新时代农民社会心态的嬗变，尝试以增加农村治理工作的公开度、透明度等方式来提高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其四，注重发挥农村留守妇女等群体的作用，以妇联等群团组织为外部动员力量，以留守妇女为关键引导者，加强思想动员，不断提高农民的主体性，从而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第五，在生活富裕方面，应当注重农村医疗卫生组织、特殊群体服务组织等的培育和发展，从而有效缓解“因病致贫”、“因残致贫”等问题。其一，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医疗卫生组织，鼓励辖区医院和周边农村形成一种医疗合作联盟，并建立相应的医疗小组，为有需求的农村居民提供义诊和一对一服务，及时宣传相应的保健和医疗知识，从而有效缓解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其二，积极发展农村特殊群体服务社会组织，比如有关残障人士的社会组织。目前，农村较少关注到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需求，因而为避免“因残致贫”等现象的日益严重，可以倡导农村留守妇女等具有较强行动能力的村民和村两委、外部社会组织(如社会工作机构、国际NGO)等合作，共同推动特殊群体服务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从而有效关照农村弱势群体的现实需求;其三，积极形成村庄产业联盟，并在多方合作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议价机制，为小农户的收益提供相应的团体保障，从而有效实现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六、研究展望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基于典型案例，运用田野调查、个案访谈等方法对社会组织参与留守型村庄乡村振兴的理论契合、现实境遇、可行路径等内容展开了系统研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2020“后脱贫时代”的到来，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第一，进一步比较村庄内部社会组织和外部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振兴进程当中的差异。

第二，及时把握不同类型、层次的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振兴时的角色与定位。

第三，注重分析和比较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振兴时所呈现出来的地区化差异。

第四，进一步区分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新乡贤等多元主体在参与乡村振兴时所承担角色的差异。

第五，尝试创新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模式，积极构建一条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农村社会组织建设和发展的道路。

第二篇：推动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

2011年10月14日 02:41 来源：郑州日报 热点专题 手机看新闻

社区是社会管理的基石，是社会管理最主要的基层载体，加强社会管理已成为当前社区党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创先争优活动中，惠济区以社区物业管理党建联建为抓手，创新活动载体、拓宽服务领域、打造党建品牌，构建起联系广大党员和服务城镇居民的工作体系，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党建活动和提供多种服务，增强了社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一、选好创新社区社会管理的切入点。一是走访调研寻找突破。创先争优活动启动初期，开展了“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到全区102个小区、楼院逐一进行了走访调研。针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结合落实党建工作任务、转变干部作风建设等，在全省率先提出了开展社区物业管理党建联建，着力破解社区物业管理难题，增强社区社会管理的针对性。二是制订方案明确任务。在多方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邀请有关领导、专家学者进行论证，经过反复酝酿，制定了《关于加强居民社区物业管理党建联建工作的意见》，明确了联建标准、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和具体要求等，明确把社区物业管理党建联建作为加强社会管理的有效抓手。三是强化责任狠抓落实。层层召开动员会进行安排部署，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做到相关部门责任明确、具体到人，形成了齐抓共管、协调推进的工作格局。镇、街道明确党(工)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实行责任追究、工作问责等，切实把创新社会管理落实到开展联建的工作中、服务群众的实践上。

二、把握创新社区社会管理的关键点。一是建立联建网络。围绕强化基层党组织功能，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加强社会管理、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全面推行了“1+3”社区服务模式，建立了在镇、街道党(工)委统一领导协调下，以社区(小区)党支部为核心，以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居民议事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为主体的社会管理服务体系。同时，还建立了社区、小区、楼院、楼栋、楼栋长五级网络新格局，服务社区居民群众。二是畅通诉求渠道。围绕转变干部作风，落实“提高三个效率”、“建立七个机制”、“落实十个不允许”具体要求，主动了解社会动态，积极回应群众诉求，着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完善社区问题协商解决机制，建立了畅通的居民诉求反映渠道，社区楼栋长每周征求居民意见，社区党支部对居民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梳理归类，镇、街道实行分级负责、归口解决，建立整改台账，实行销号管理，使群众生活更有幸福感。三是扩大组织覆盖。惠济区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加强基层党建的经常性工作，不断扩大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鼓励党员主动参选业委会、竞选楼栋长，严把业主委员会“代表推荐、党员比例、主任人选”等关键环节，已有27名党员当选业主委员会成员，3名党员当选业主委员会主任，发挥出党组织对业主委员会(居民议事会)的政治领导和思想引领作用，实现党的工作在群众中的全覆盖。

三、找准创新社区社会管理的着力点。一是提升服务能力。坚持从联建实际和党员工作特点出发，加强素质培训，深入开展岗位练兵和各类物业服务竞赛活动，使不同单位、不同行业之间的党员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打造社区物业管理党建联建服务品牌。二是实行分类管理。围绕“群众满意、破解难题”，结合联建内容，发动广大党员深入讨论、建言献策，使每个基层党组织在创新社会管理中都有一个鲜明的联建主题。社区党支部定期组织法律法规、服务技能等专题培训，提高物业服务企业党员服务技能;采取定期谈心、发送生日贺卡等形式关心业主委员会(居民议事会)中的党员，激励他们在设岗定责服务活动中为居民办实事、做好事;到社区报到的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中的流动党员，主动认领公益岗位，实行双重管理。三是创设活动载体。结合创先争优活动中的公开承诺，全面推行了党员挂牌上岗、党员示范岗等活动，广泛开展党员志愿服务，让党员身份亮出来、旗帜树起来，营造出党员参与社会管理的浓厚氛围;先后建立了167个党员责任区、成立了36支党员志愿者服务队、设立了86个党员特色岗等，开展了“亮身份、作表率、树形象”、“党员奉献在社区”、“金牌服务、满意物业”等主题活动，更好地发挥了党员在创新社会管理中的先进模范作用。

四、明确创新社区社会管理的落脚点。一是创新服务模式。开展社区物业管理党建联建，既是区域化党建的具体举措，又是创新社会管理与党建工作的有机融合，有利于形成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党建工作合力，构建起共驻共建、共创共赢的区域化党建新格局。着力打造了“联合党委统领一会六部”的联建体系，即：街道党工委成立驻街道联合党委，联合党委建立由辖区单位党组织组成的党建理事会，理事会设立“两新”组织、驻区单位、党员帮扶、党员志愿者服务、流动党员和文明共建六个联络部，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制度完善，打造出区域内党组织共同参与社会管理的新模式。二是搭建服务平台。围绕服务群众、改善民生，创设多种形式的服务载体，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推行街道建同心家园、社区建党员服务站、企事业单位建党员服务点，建成“园、站、点”36个，形成立体化、全覆盖的区域化党建体系。同时，打破党员隶属单位、行业和党组织的局限，建立了党员向居住社区报到、党员社区表现评价等制度，形成了“工作在单位、活动在社区、奉献在岗位”的党员管理新机制。三是着力改善民生。解决民生问题是加强社会管理的根本，社区物业管理党建联建牢牢把握改善民生这个核心内容，坚持不懈地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让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使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广大居民。 王雅伟

(作者为中共惠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第三篇：唐山探索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路径

2011-05-04中国妇女网

2009年6月以来，唐山市妇联紧密结合新形势下妇女群众工作实际，在全市探索推行了妇女信访代理模式，经过近两年的工作实践，探索了一条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路径，妇女信访代理模式被全国妇联确定为妇女维权七大示范模式之一。两年来，在已成功代理2000多起案件中，有28.5%是影响大局稳定的集体访、越级访，有31.8 %涉及拆迁、环保、土地延包等热点难点问题，先后使24名侵害弱势妇女儿童的犯罪嫌疑人落入法网，支持107名妇女摆脱家庭暴力的阴影，为214名妇女协调解决涉及土地、劳动权益问题，帮助离婚妇女赢得婚后共同财产900多万元。“有事就找妇女信访代理员”成为在妇女中广泛流传的口号。

一、紧密结合实际，创新探索妇女信访代理工作的有效切入点

推行妇女信访代理，妇联究竟能够代理什么、应该怎么代理，才能使工作切入得准、推进得好。围绕这个问题，市妇联成立专门工作组，利用3个月时间，深入调研，向基层干部群众和相关部门求策问计，精选10个不同类型的案件进行代理试验，反复研究具体操作方法和推进路径。实践中，我们紧紧围绕“党政所急、妇女所需、妇联所能”定向、定位，创新形成了以三种代理方式具体切入的方法路径：

一是以主导代理方式，着力解决一批涉及妇女权益的个性案件。针对婚姻家庭纠纷、家庭暴力、未成年人保护等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信访事项，严格按照办理、督办、终结的程序进行代理，并规定一案一代理、一案两月结、一案一报告的时效目标，确保代理的每一个案件都有始有终，提高了案件解决效率。

二是以协作代理方式，推动破解一批涉及妇女权益的共性问题。针对妇女土地权益、劳动权益、经济权益等政策性强、涉及群体利益诉求的信访事项，通过代理，帮助信访妇女与有关方面进行协调沟通，推动重点、难点案件列入同级信访联席会议，以召开信访听证会等多种协作形式，共同解决问题。通过协作代理，在一些案件解决中突破了瓶颈约束，帮助214名妇女解决了涉及土地权益、经济权益的难点问题，在妇女群众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是以疏导代理方式，担当化解一批影响社会稳定的信访事项。立足服务维稳大局，着眼团结稳定信访妇女、化解矛盾纠纷，重点围绕拆违拆迁等中心工作中出现的矛盾问题、基层一些苗头性问题和影响稳定的越级访、集体访三个层面，主动跟进工作，与信访妇女进行真情沟通，正面疏导，开展法制宣传，协助党委、政府控制事态、解决问题。妇女信访代理员特别是乡、村等基层妇女信访代理员在大量的疏导化解中，锻炼了素质、树立了形象，得到了各界的充分肯定。有417名妇女信访代理员因工作突出、维稳效果显著，受到党委、政府的表彰奖励。

三种代理方式的创建和实践，推动妇女信访代理工作迅速起步出成果。已成功代理案件2249件，其中主导代理1026件，协作代理508件，疏导代理715件，分别占代理案件总量的45.6%、

22.6%和31.8%。

二、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着力构建妇女信访代理工作网络

把建好四级代理机构、建强代理员队伍，作为推进妇女信访代理工作的重要基础，从三个方面加强了工作网络建设：

一是统一阵地建设。统一配备建立市、县两级妇女信访代理服务中心19个，建立乡镇妇女信访代理服务站222个、村(社区)妇女信访代理室3842个。

二是明晰层级职责。市、县两级妇女信访代理服务中心主要负责统筹指导，制定工作规范，代理重点案件，帮助基层协调解决问题，搞好督导考评。乡(街)、村(社区)妇女信访代理服务站(室)，主要发挥基层防线作用，按照妇女信访问题“大事不出乡、小事不出村、纠纷不激化、矛盾不上交”的要求，代理具体案件，推动解决问题。乡(街)、村(社区)基层代理解决的案件占全市代理案件总量的59%，有的村级妇女信访代理员一个人已成功代理案件26件，大量矛盾在基层得到化解。

三是建强工作队伍。面向妇联干部和社会维权志愿者，陆续招募四级妇女信访代理员5213名。其中，各级妇联干部占83%，律师、法律工作者、老党员、老干部等维权志愿者占17%。自上而下层层建立了岗前培训、持证上岗、岗位培训和月上站制度。截止目前，全市累计举办妇女信访代理员培训班325期，培训2万多人次;有23名妇女信访代理员通过进修获得律师、心理咨询师等资格证书。

三、突出创新创造，不断丰富妇女信访代理操作方法

随着信访代理工作推进的不断深入，我们注重从自上而下的示范推进，逐步推动重心下移，鼓励基层发挥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在方式方法上实现创新突破，基本形成了一个上下贯通、充满活力的可持续工作系统，基层妇联组织和妇女信访代理员创造实施多种实际管用的操作方法，取得了明显效果。

在丰润区率先试点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对接方式。主要对适宜调解的婚姻家庭类案件，征得当事人的同意，由人民法院授权，妇女信访代理员进行人民调解，并通过司法程序确认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既减少了当事人司法程序的奔波劳顿之苦，也减轻了法院的诉讼压力，同时，加大了妇联为妇女主张权益的工作力度。

在迁西首先发起妇女互助小组方式。引入社工工作理念，以“打捆”解决信访问题的形式，把面临同类问题的妇女组织起来，通过开展培训学习、倾听倾诉等活动，引导妇女群众互助自助，使大家化解困惑、积蓄动力，增添信心和勇气。首次组织的反家暴妇女支持小组，就使7名信访妇女成功走出家庭暴力阴影，获得了新的生活。

在市、县两级广泛开展公益维权志愿服务方式。招募近百名律师、法律工作者，设立志愿接访服务日，定期轮流到妇女信访代理服务中心接待咨询，并帮助分析理清一些重点案件解决的思路。

四、着眼可持续推进，创新完善妇女信访代理工作机制

妇女信访代理工作能够启动起来、坚持下去，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和保障。围绕着可持续推进，突出加强长效机制建设。重点建立了五项机制：

一是统筹纳入机制。市、县、乡三级分别成立了由党委分管副书记任组长的领导小组，明确妇联主席兼任代理中心(站)主任，在市委的重视推动下，实现了“三个纳入”：将妇女信访代理工作纳入党委工作部署，将妇女信访代理的重点案件纳入同级信访联席会议，将妇女信访代理工作经费纳入信访代理专项资金或财政预算。

二是高效联动机制。争取综治部门支持，在市、县两级8个主要职能部门设立妇女维权岗，进一步畅通妇女信访代理案件的沟通、协调渠道，提高了协作代理的工作效果。

三是规范办理机制。依据三种代理方式，分别制定统一的信访代理流程，实现封闭运转。

四是督导推进机制。通过组织推进会、经验交流会和调度督导等活动，建立定期交办案件、典型案例交流通报等制度，及时沟通情况，发现和解决存在问题，形成持续有效的工作推进系统。

五是激励保障机制。建立百分考核评比制度，在全市开展优秀妇女信访代理机构、“十佳”妇女信访代理员、优秀妇女信访代理员评选，并兑现奖励。

第四篇：试析西部地区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路径

试析西部地区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路径 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攻坚阶段，历史表明，社会的黄金发展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往往是交织并存的。随着社会转型不断深入，不仅过去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凸显，而且又出现新的复杂社会矛盾，与旧有社会矛盾交织，构成风险社会多重矛盾与冲突的背景。西部地区因为经济欠发达更容易积聚矛盾，社会管理面临巨大挑战和危机。西部地区必须重视各种社会问题的研判与化解，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一、西部地区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

西部地区具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政治环境，同东部地区相比，在社会管理方面既存在共同性也有其特殊性。

(一)民族与贫困问题突出，针对性地方性法规严重缺失

西部地区是全国民族与贫困问题最集中的地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达307个。由于产业结构、交通通讯、对外开放、科教文化等明显落后，使西部发展长期受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而且民众观念保守，认识接受新生事物缓慢，形成了一种“贫困的恶性循环”态势。

西部民族与贫困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缺乏有针对性的地方性法规。一些地方政府受传统“人治”观念影响，容易忽视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同时立法技术低下、执法不守法、红头文件大于法等现象仍然存在，导致社会管理拥堵不堪，效率低下，最终导致民族和贫困问题积重难返。

(二)经济竞争力低下，制度严重障碍

西部地区传统农业与不发达工业并存，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政府在各项制度、

政策供给和取舍上，优先偏好农业，导致农业发展缓慢，工业发展也缺乏市场竞争机制。当前我国区域经济竞争加剧，东部地区受惠于经济体制优先改革，同时充分利用市场规律的体制优势和灵活的经济手段，迅速增强了本区域竞争力，而西部地区在区域竞争中一开始就处于劣势，东西部差距将不断拉大。

东西部发展差距很大程度是制度障碍造成的。东部地方政府在推动地区发展中，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提高政府对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灵活制定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济制度，使地区经济得到飞速发展。而西部地区的制度供给需求不均衡，尤其是政府提供的制度无法满足经济主体的需求，如法律实施变异严重，制度创新绩效不高，习惯用传统管理办法管理经济，直接插手生产要素配置等等。

(三)社会管理模式僵化，矛盾化解机制不健全

西部社会管理多为一元模式，刚性的管理手段较多，柔性的管理手段较少;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缺乏有效的平台;社会管理习惯搞运动，制度化常态化欠缺。社会管理手段存在着“行政方法不能用、经济方法不好用、法律方法不会用、思想教育不顶用”的尴尬。

当前西部地区社会运行机制不完善，特别是矛盾冲突的化解机制很不健全。政府正处于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之中，旧的运行机制正在解体，新的运行机制正在确立，特别是矛盾冲突的化解机制，正在探索建立阶段，政府在矛盾化解时还常常处于缺位、越位、错位的境地。

二、推进西部地区社会管理创新应当依靠法治

社会管理是社会良性运行的调控活动，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关系和谐，形成更好的社会秩序，产生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创新社会管理，是在现有社会资源和管

理经验的基础上，为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引入先进的社会管理方法和理念，对传统社会管理方法和管理模式进行改进。

在当下中国，“依法治国”已是普遍共识。社会治理模式从传统的全能政府的控制模式逐渐转向公共导向性的法治模式，社会自治、人权保障和法制变革更加重视。在法治规则下，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广泛权利，所有公民和组织必须依法行事，必须承担法律规定的法律义务;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部门依法律产生，受法律约束，对法律负责，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有序运行。同时，法治通过对权力界定、规范、约束和控制，使社会管理具有合法性、权威性和操作性。

因此，西部地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应当依靠法治。要逐步完善西部地区相关地方性法规和制度，通过法规和制度来规范和促进社会管理和社会管理创新，实现解决问题和创新发展的最终目的。

三、实现西部地区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路径

(一)创新地方性法规

西部地区应当加强地方性法规的创新，使社会经济关系能动地决定和配置社会权利义务关系，更好地调整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具体而言，以下几个方面应作为重点：一是创新民生立法。西部地区应当通过创新地方性法规，加大投入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改善民众居住生活条件。当前，户籍制度改革是改善民生的一个重要环节，户籍改革的出路在于实现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良序互动。如成都、重庆正通过创新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尝试打破二元户籍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试点一旦取得成功，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必将大大加强，有利于维护西部的社会稳定。又比如可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将一些有益的政策固定下来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在法规上明确责任主

体、确定权属、完善操作程序，使社会保障有法可依，使有限的社保资金得到合理有序使用。此外，可以尝试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城镇的医疗、养老保险向农村开放，使农民也有参加社会保险的权利。

二是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当前体制下，农村土地是难以改变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因此，创新现行西部土地制度，关键要确认农村土地的性质与权属，充分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固化权利期限、丰富权利内容等形式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通过明晰产权的方式激励农民脱贫。在地方立法上确认家庭承包经营权为独立完整的物权，包含使用、占有、处分、收益等权能，该物权可以依法转包、转让、互换、继承、入股等等，与使用权紧密结合，由土地承包经营者掌握。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各项内容都由物权法予以明确，在法律上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当事人不得通过合同加以改变，在承包期内不得随意调整承包土地，承包方不得擅自收回承包土地。

三是创新教育立法。创新西部教育，义务教育是根本，职业教育是关键，所以应当创新西部职业教育立法，大力加强西部职业技术教育。通过职业技术教育培训，让城市贫困人口和失地农民以及少数民族群众逐步适应社会形式的发展，获得更多更好的谋生技能和手段。虽然我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颁布了《职业教育法》，但由于条文笼统概括，只提出了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要求，没有切实有效的程序保障，至今仍然没有一套完整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因此，创新职业教育培训法势在必行，西部地区可以将职业教育培训的责任主体、资金渠道、实施程序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明确下来，规范教育投资市场，加大公益性职业教育投入，放开教育市场限制，鼓励民间投资职业教育，逐步形成以国家投入和民间筹资相结合的投资模式，使职业教育培训多样化、多元化。

(二)强化依法行政

西部地区民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环境与东部地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西部地方

政府在实施社会管理时更要依法行政，否则民众不仅不会遵循依法办事的原则，反而在制度之外去寻找潜规则，导致地方政府执法公信力严重下降。为了避免发生这种现象，必须加强依法行政，要明确要求社会管理工作应当按照实体合法和程序合法严格进行，要从主要依靠政策操作转变为主要依靠法律操作，真正实现由行政手段到法律手段的改变。

同时，西部地方政府要在社会管理中发挥正确作用，逐步还权于社会，自觉约束和限制对社会生活的不合理干预行为。社会资源应由市场机制而不是由政府来配置，特别是对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社会管理活动尽可能以市场化运作，不能以公共利益为名与民众争利，减少因滥用行政权而导致不正当竞争行为，避免由此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逐步形成公平竞争、非歧视的的社会环境，保障社会的公平交易权，为社会活动提供最基本的信任基础。通过强化依法行政，就能增强主体对社会对未来的预期信心，促使其依据社会普遍规律果断长期决策，这将有助于西部地区吸引投资并形成良性的经济发展局面，有助于从整体上实现社会和谐。

在依法行政的同时，还需明确政府承担责任的形式和程序，《国家赔偿法》的颁布和修订就是在明确政府承担责任、维护公民权益上的一大进步。但具体到西部地区，应当出台相关的地方性法规，使《国家赔偿法》更具有操作性，例如根据西部地区经济状况制定赔偿标准，或者进一步明确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的操作流程，使公民的权益受到公权力非法侵害后可以便捷地得到应有赔偿。

(三)畅通诉求表达渠道，引导公民依法参与社会管理

媒体经常爆料一些地方政府以维护稳定为名阻碍民众诉求表达，这种压制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矛盾，反而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突发公共事件的“蝴蝶效应”，社会稳定更不容易维护。因此，西部地区应尽力畅通正当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尊重和发挥

良性的社会力量，用法治化的形式让社会利益群体表达意志和权益，引导公民和社会组织依法有序协助政府管治社会，着力实现社会秩序的法治化、民主化，促进社会整体和谐稳定。

西部地区应当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将公民依法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途径、内容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使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同时，重大行政决策应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制度，所有与公民利益相关或者间接相关的重大决策部署，都应当通过协商、辩论、听证、谈判等渠道，面对面直接听取民众意见，让公民向立法机关、行政机关通过正规渠道提出建议和意见，使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执法机关良性互动，为公民依法参与自主管理、行政管理、社会管理提供更多更宽的选择机会，务求避免类似“什邡事件”②的发生。例如，西部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区域广阔、社会管理薄弱，社会管理的合理程度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基层管理的前进路径和发展水平。建立健全村民自治管理，引导村民依法参与自治管理，是西部农村最终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必须迈出的关键步骤。但是，完善村民自治管理的同时，也要维持村民自治和政府管理的平衡，防止自治偏离正确方向。

四、结语

社会管理创新在于依法推进，既要强调依法建构相应的机制和制度，又要强调依法确立相应的管理模式。西部地区只有树立正确的法治理念，用法治程序、法制体系作为支撑，以方法创新、机制创新逐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充分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并使之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建构自治型、互动型、参与型社会管理，最终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

第五篇：高校教育管理社会化路径及对策论文

摘要：目前我国高校正在实施教育体制改革，并开始尝试使用“社会化”的模式，来作为新的高校教育管理形式。本文将以高校体质社会化的分析为切入点，通过对社团、后勤、公寓、思想政治教育、校园网络、社会实践活动以及社区等七个方面的社会化管理方式展开详细的论述，进而探索出“社会化”高校管理开展策略以及途径。关键词：实践活动;社会化;社区;教育管理

为了提升学生各个方面的综合能力，保证学生毕业之后可以顺利融入到社会之中，国内各大高校一直在对自身的教育模式与管理模式，进行着不断的调整和完善，而教育管理社会化这一模式也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为了对学生进行更好地管理与服务，高校工作者必须要探索出符合本校实情的社会化高校教育管理途径。想要达到这一目标，各高校必须要对体制社会化进行全面的了解。

一、高校体制社会化

自上世纪起，我国高校一直在对自身的教育管理体制进行着改革，形成了中央与省级政府两级管理的新模式，而进行本次体制改革的主要手段，就是“共建”。为了保证共建工作的顺利实施，中央以及地方都加大了对高校教育的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并在学生公寓以及校园网络等方面的社会化改动，提供了多项优惠政策与扶持方案。并将一些地方高校纳入到了中央管理的范围之内，形成中央与地方共同管理新模式，使这些学校的办学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实际上无论是中央直属高校还是地方高校，都是在地方进行创办的，所以地方政府必须要加大对高校重要性的宣传力度，使各级领导以及社会群众都能认识到高校在本地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各高校也要本着“为民服务”的理念，来发挥出自身的作用与价值。

二、高校社会化教育管理开展策略

1.社团管理社会化

(1)提高社团各项待遇学生社团活动是学生自我展示以及自我培养的重要平台，对于学生的教育与管理而言有这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社团活动也是高校进行社会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学校一方面要加大对社团重要性的宣传力度，使高校领导以及学生够正确对待社团，并积极参与到社团的各项活动之中;另一方面要对社团活动提供更大的支持，无论是在活动场地方面还是在活动经费方面，都要加大投入力度，保证学生社团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2)明确社团价值方向高校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要在党中央决策的指导下，使学生明确进行社团活动的价值方向，在校园内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并要加大对校园文化的建设力度，要按照校园实情形成特色化校园氛围，使学生可以在这种气氛的熏陶之下，心灵以及心智能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对于学生的成长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社区管理社会化

在对社区进行社会化管理改革时，学校可以从三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对学校社区这一概念进行充分的认识，明确社区管理模式以及责任分配方式，只要属于同一区域内，就属于一个社区，就要严格遵守社区内的各项规章制度进行生活与工作。而社区管理者也应在加大区域内部学生管理力度的同时，增强学生的社区意识，是他们也能够自觉加入到社区的各项工作之中;一方面，要对社区内的每一项活动与文化宣传进行精心的设计，要保证活动内容的积极性与向上性。同时要对社区内的硬件设施以及软件设施进行不断的完善，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社区环境;另一方面，要提高对服务与教育结合原则的重视程度，要在工作中始终坚持为学生进行服务的理念，按照学生的性格特点以及其他综合情况，来实施个性化社区服务，进而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实践活动管理社会化

在对高校实践活动进行社会化改革时，高校首先要认识到社会实践活动，对于学生发展的重要性，并经常组织各种类型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对大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提高，像社会调查、科技支农以及支教扫盲等对大学生身心有益的活动，都应是高校实践活动的内容;其次要将社会实践活动并入到高校教学体系之中，并设置相应的学分，以此来调动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性，使学生可以更加自觉主动的走入社会、了解社会，明确自己在社会中想要达到的目标，从而转化为自己学习的动力，增强学生课堂学习的主动性。同时还要强化对学生进行创业教育的力度。想要使学生可以在高压的社会竞争环境下得以立足和生存，高校不仅要对自身的教学模式进行不断的优化，切实提高学生的的专业技能以及综合素养，同时还要加强对学生创业教育的重视程度，拓宽学生毕业之后的生存方式，使学生能够在毕业之后运用自身掌握的各项技能，在社会中发光发热。要鼓励学生到西部分析高校教育管理的“社会化”路径及对策龙漪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3.建立科学制度体系以规范人力资源管理高校应尽快实现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健全及落实，规范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基层进行自主创业以及就业，而各地也应成立相应的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机构，帮助大学生了解各地的就业政策以及创业扶持方案，为大学生带来更加精细化的创业辅助方案，使他们可以在当地政府以及相关机构的保护与帮助下，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更好地为社会进行回馈。

4.网络管理社会化

(1)加大互联网思想教育人才的培养力度在新时代，大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随着手机以及信息网络在校园中的不断推广，各高校对学生的网络使用情况开始重视起来。为了能够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使用网络方式，养成良好的网络使用习惯，不被网络的负面属性所影响，各高校必须要加大对网络思想教育者的培养力度，使他们能够运用自身所掌握的理论知识以及实践能力，来对学校的网络意识进行正确的引导。并通过特定平台对学生定期推送健康的网络思想内容，进而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进行正确的引导。(2)强化对网络思想道德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资源获取渠道，在这些大量的信息中，不仅有积极正面的信息，同时还存在着带有不良内容的信息，对于辨别能力还处于提高阶段的大学生而言，如何辨别信息的好坏、如何正确对信息进行筛选，存在着一定的难度。针对这一问题，网络思想教育工作者必须要利用自身的技能，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正确的引导，强化学生的信息辨别能力，使校园内部形成正确的网络使用风气，为大学生提供更加适合的网络使用环境。(3)实施信息网络监督管控制度由于网络信息内容过于繁杂，单凭网络思想教育者一己之力，很难对学生的网络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的监管，保证学生信息使用的健康性以及正确性。所以高校还应加强对信息网络监管的建设力度，一方面要引进先进设备以及专业人才，建立校园内部网络管理系统，进而对校园网中的信息内容进行全面的甄别，最大程度减少不良信息出现的机率;另一方面要制定科学化的网络监管制度，要在保证学生人权的前提下，对学生的网络使用情况进行合理的控制，并通过合法、正确的手段，来阻止校园内部网络暴力以及不正当网络操作的发生。并要结合网络思想教育工作，通过及时沟通以及正能量信息传播等形式，对网络不良现象进行正面的阻击，形成正面的舆论导向，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价值观，保证校园内部网络始终处于一片“净土”之中。

5.后勤管理社会化

(1)正确选择后勤管理方式高校后勤工作涉及到的方面较多，作为高校教育管理工作中的一部分，该项工作自然也需要进行社会化改革。目前高校通常会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实现后勤社会化改革的目标：第一，“横向联合”。这种模式主要是指，在同一区域内的各所高校会结成合作联盟关系，形成统一的后勤服务体系，来满足每所学校对于后勤方面的需求。第二，“主体分离”。这种模式也被称之为外包模式，即，学校不再负责后勤方面的服务与管理工作，而是通过外包的方式，将这部分工作交与社会力量，由其对全校师生开展后勤服务，学校只是从中起到监督与方向性指导的作用。第三，“联办模式”。即学校和社会进行合作，共同进行后勤工作。双方之间会按照协议，来对自身的责任与权利进行明确，并严格遵守协议进行各项工作。这几种模式都存在着一定的优势以及问题，所以各高校不可直接套搬套用，而是要按照学校后勤工作的实情，来选择与本校实际情况相符的后勤管理模式，并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从而确保后勤各项工作的高质量开展。(2)借鉴企业管理形式实施后勤服务外包制度时，学校必须要建立配套的后勤管理机制，才能确保外包工作的顺利实施。学校可以借鉴企业管理的方式，来对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个体或公司进行约束，是实行企业化的后勤管理新模式。一方面，高校要与后勤经营单位就各自的权限以及义务达成一致，并使用书面的形式进行明确;一方面高校教育要赋予经营团体一定的权利，降低对后勤工作的掌控度，允许对方在一定范围内自由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可以实施后勤管理竞争制，使一些具有实际能力的团队相互进行竞争，而高校则按照“择优”原则，对后勤团队进行选择，以提高后勤的工作水平，带动高校后勤管理工作的社会化改革步伐。

6.公寓管理社会化

(1)设置统一管理方案，实施公寓管理新体制在对高校公寓管理实施社会化改革时，作为公寓管理主要领导者，高校各院系领导必须要对自己负责的公寓区域进行实地调查，并对每栋学生公寓的各项情况进行详细的记录。并将调查结果进行汇总，制定出统一的公寓管理方案，并对每位领导人在管理工作中的权责进行明确，要求管理者不仅要对学生公寓进行全面的管理，同时还要在公寓管理工作中，将教育管理内容渗透到工作之中。同时要通过公选的方式，选出优秀学生代表来参与到学生公寓管理的工作之中，并可让他们参与对现行的公寓管理制度进行改革，让学校能够听到学生的“心声”，切实掌握学生的实际需要。此外还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络，建立公寓管理平台，在平台上，管理者不仅会设定学生直接反馈区域，使学生能够及时将自身的需求与建议告知管理者，方便管理者及时对公寓管理方案及时进行调整，同时还会定期对公寓管理情况进行更新，进而将公寓管理工作与学生紧密联系在一起。(2)加强学生自我管理与服务意识对公寓进行社会化管理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学生能够得到更好地生活环境，服务的对象就是学生。但管理者必须要认识到，仅靠自己的力量很难对学生进行面面俱到的管理，必须要将学生的主体意识充分带动出来，使他们能够在管理工作中充分发挥出主人翁意识，使他们能够积极参与到公寓管理之中，甚至是其他学校内部的管理之中，真正将学生的建议融入到学校各项工作内，使学校的各项工作更加人性化、高效化。

7.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

(1)责任意识教育学生在进入大学学习之前，基本都会受到家庭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独立思维意识较为薄弱，在责任承担方面也缺少一定的担当，这一点对于学生的性格形成而言是十分不利的。而在教育管理社会化之后，学校提高了对学生这方面教育的重视程度，开始逐步利用高校这个小的“社会环境”，来对学生的独立能力以及责任意识进行培养。同时会在坚持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正确的引导，使他们摆脱以往只按照喜好来进行选择的习惯，让他们学会为自己的选择以及自己的行为进行负责，能够养成思考的习惯，避免盲目、冲动的事件发生。此外还要建立严明的奖惩制度，对于认真负责的学生，学校与老师要及时对学生的正确行为进行表扬，但对于做错事情的学生，老师要在保护学生自尊的原则下，对学生进行适当的批评与惩罚，避免学生产生侥幸心理，进而帮助他们养成正确的责任观，成为一名有担当的人。(2)法制意识教育国家出台相关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对青少年的合法权益以及人身安全进行更好地保护。但由于学生的学习环境以及生活环境较为封闭，学生虽然可以通过网络等途径，对法律的具体条例进行了解，但整体法律意识以及详细的法律保护方式了解程度较低，所以学校在加强对学生责任意识教育的同时，也加大了对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期望以此来提高学生的法律观，正确使用法律武器对自身进行保护。高校老师不仅要对学生进行法律常识的教育，提高学生对于常规法律的认知程度，同时还要对学生的法制观念以及法律意识进行培养，使他们学会法律法规的正确使用方式，使他们能够在维护好自身权益的同时，也能有效使用法律来保护别人，成为心系社会的合格公民。此外还要加大对学生合法意识的培养，要告知学生触犯法律的严重后果，使他们能够自觉遵守法律，不做违法乱纪之事。(3)消费意识教育与以往相比，现代大学生的生活水平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其具有的消费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但由于大学阶段的学生还处于青春期后期，部分学生的消费观还不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而购买一些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形成不良消费习惯。为了解决学生这一思想问题，高校可以从三方面入手对学生的消费意识进行更正：一方面，要培养学生的理财意识，使他们能够学会制定每月消费计划，可以在支付一些必要的开支之后，可以合理对剩余费用进支配;一方面要对学生的消费观进行正确的引导，使学生能够按照自身的实际需要，购买适合的商品，避免学生出现盲目消费以及无用消费的事件，使学生的消费观念更加健康化;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学生节约意识的引导，使学生能够摈除攀比心理以及虚荣心理对自身的消费观的影响，从容对待与其他人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降低贫富差距对学生自身消费观的影响。综上所述，实施“社会化”的高校教育管理，对高校的办学模式以及学生的管理教育而言都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因此高校必须要对自身的办学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针对各个环节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合理的高校教育管理社会化途径，进而成功带动高校教育管理的改革，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高校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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