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网络法律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作为规则和秩序安排的网络制度法规，对网络行为主体的网络品性和网络实践活动有着很强的规范和形塑效用。对比北美地区、西欧地区、亚洲地区发达国家的网络法律法规，我国应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坚持广大网民的主体性地位，提升公民网络法律意识。制定网络制度法规应内涵合乎人类价值理性，体现人文关怀，具有普遍性价值意义的道德因素。
第一篇：网络法律论文范文
关于网络反腐的法律探究
[摘 要]网络反腐已经成为司法腐败领域一个严峻的问题。网络在改进我们生活的同时，也逐渐成为民众打击腐败的有力武器。它作为新兴事物，在现实中不可避免的面临着诸多矛盾和问题。如何通过法律和制度规范和完善网络反腐，使其健康发展成为一个亟须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网络反腐;制度反腐;人肉搜索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一种群众监督的新方式应运而生，网络以其广泛透明、高效便捷、直观互动的优势，成为“全天候的反腐利器”。网络反腐作为打击腐败的新兴手段，已经成为传统反腐方式的重要补充，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反腐的过程也出现侵犯个人隐私、恶意诽谤、网络暴力等违法问题，因此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和完善网络反腐，充分利用互联网流畅的监督和问责功能，克服其自身缺陷成为当前迫切的课题。
一、网络反腐概念及特点
网络反腐指的是通过网络技术及所引起的社会舆论效应对执政行为的监督和对权力的约束，从而达到有效预防、遏制、惩戒腐败行为的一种全新方式。网络反腐具有与其他反腐方式不同的优势，网络的公开性、透明性将涉及机密外的一切信息公布于众，自觉接受民众的监督;网络的快捷性、高效性为反腐工作赢得了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网络的隐蔽性、低风险性可以隐藏举报人的信息，保护其人身安全;网络的广泛性、互动性可以提供更加具体直观的证据，实现双方的沟通与交流，推动反腐工作的进展。网络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反腐斗争的新形势和新战场。回顾过往，云南的“躲猫猫”事件、南京房管局长“天价烟”事件、公务员“天价出国旅游”事件、湖南广电局长公款奢侈消费事件等等，都是通过网络监督及时地被反腐机构发现，最终得到有效治理的。
二、网络反腐在现实中的困境
网络作为一种新的媒体受到有关部门乃至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被网民“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受到查处的速度越来越快，力度越来越大。从亿万网民奋起反腐，到中央纪委倾力协助，整个社会都剑指“问题官员”。网络反腐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反腐热情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它毕竟是一个新事物，又处在发展初期，还存在着一些不合理、不成熟的因素，严重制约着网络反腐效能的良好发挥。
(一)网络信息真伪难辨
由于网络上信息发布的便捷性以及信息审查制度的空白致使各种虚假信息和谣言在网络上大量聚集，种种负面评论或损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虚假信息接踵而至，对政府以及政府的决策加以诽谤和诋毁，混淆视听，既影响网络反腐的效果，也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干扰了网民的正确判断。各种虚假举报信息恶意举报不仅会浪费国家相关部门的财力和精力，还会对被举报者造成伤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打压对手的工具和途径。比如有网民在网上发帖说南京市原国土局长、现栖霞区委书记臧正金在南京拥有4套房子，价值600万元，这些房子的具体信息一应俱全，臧正金及其家属的私人信息也在网上曝光。后来通过臧正金本人澄清和组织查实，臧正金并没有腐败问题，但是这次事件已经对臧正金及其家属在隐私权和名誉权方面造成了严重的侵害。
(二) “人肉搜索”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
人肉搜索作为反腐工具和手段，具有检举便利、曝光及时、隐蔽性强的反腐优势，给了公众检举揭发腐败现象更大的信心和鼓励。由于当前的网络反腐没有成熟的制度规范和法律保护，当某一事件上升为社会热点时，网民为了行使自己所谓的自由权力，便通过“人肉搜索”对事件的当事人进行追踪调查，这一方式极容易造成对当事人隐私权的侵犯。如果行为过激不仅会对被检举人及其身边的亲人朋友造成巨大伤害，甚至会由舆论监督演化为网络暴力。目前网络上的人肉搜索已经存在私刑化倾向，受害人不断收到恐吓信件和短信、失去工作、甚至影响了正常工作、学习、生活。“人肉搜索”从法学角度看主要涉及两方面的法律问题，一方面是侵犯了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和言论自由，另一方面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扰乱了他们的生活安宁，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地方出台法规，严令禁止“人肉搜索”。
(三)网络反腐缺乏法律和制度保障
目前网络反腐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一些西方国家已经把网络作为打击和预防腐败的有力工具。网络反腐在我国虽然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高度重视，但是关于网络反腐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依然滞后。首先网络反腐缺乏系统的法律支撑，当前相关法律制度的制定跟不上形势的需要，对网络举报、网络监督、网络反腐行为没有系统的法规和条例进行规范约束，虽然有些相关规定散见于各部门法规当中，但实际可操作性差，不能很好地对网络进行法制化、规范化的监督。至今我国还没有专门的保护网络举报人的法律，网络反腐可能被利用成打击报复的工具，举报人遭到打击报复被诬告的事情屡有发生。其次网络反腐未能与高效的制度建设有效衔接。在网络安全的维护、对网络举报人的保密和保护、举报网站的监管、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制度建设都比较滞后，网络监督信息带有局部性和片面性，有的地方、有的官员漠视网络监督, 对网络声音置若罔闻， 忽视网络反腐制度建设，阻碍网络反腐进程。
(四)网络反腐可能影响司法公正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更多的是从情感、道德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网络传媒对腐败现象进行揭露时，可能侧重片面报道，如刻意的突出某些事实，偏袒一方当事人来陈述事实和表达观点、对调查结果猜测性报道、未经调查为案件定性，对被告人进行有罪推定等。而网民由于只看到事物的表象，看不到事情的真相，网络民意向一边倾斜，网民极可能会从网络走向现实，结成群体，给网络反腐案件的处理施加压力，容易出现以讹传讹、民意审判、媒体审判等问题，可能导致“网络暴力”甚至演变成大规模群体性治安事件，影响正常司法程序和司法公正。再者当网络监督和网络反腐在网上大张旗鼓地公开问题官员的腐败行为的同时，举报信息及可能提前曝光，使腐败分子提前布局,事前通过串供或销毁证据,转移财产来对付反腐机构和司法部门的调查，加大了案件查处的难度，导致很多事情无法深入查证，使反腐工作陷入困境，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额外的难度。
三、网络反腐的法律思考
网络反腐让每个公民都能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监督国家机关的权力运行。网络反腐虽然存在着的缺点，但这只是新事物初期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只要加快网络反腐的法制化和制度化建设，加大网络反腐倡廉文化建设，形成政府和社会有机互动的良好局面，这些缺点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一) 加强思想教育, 提高网络反腐主体的素质
由于网民层次、知识水平参差不齐，互联网上存在着发布虚假信息、传播低俗和淫秽色情信息等不良现象影响着网络传播秩序。目前首要任务就是加强网络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与职业素质的培训，增强社会责任感, 提高其业务水平。尤其是培养网络编辑理性分析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其次政府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形式加大对公民的网络道德教育, 利用传媒普及网络法规, 提高公民的法律素养和参与素质。通过宣传平台积极向广大网民宣传国家有关反腐倡廉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公开网络反腐已取得的成果, 增强广大公民网络反腐的信心和决心。作为网民要能够自觉抵制歪曲的信息、危害公共安全的信息,不主动传播、不随风跟帖，发现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能理智地对待网上一些偏激言论,合理适度的发表自己的言论，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正确使用自己的合法权利，避免引发网络暴力或群体事件。通过思想教育，提高反腐主体的素质，让每一个网民都成为成熟、理性、有法律意识、有责任心的网民。
(二)加快网络反腐的立法进程，营造依法有序的法治环境
完善的法律环境可以促进网络反腐健康有序的开展。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反腐方面的法律法规，如 《行政许可法》、《信访条例》、《公务员法》、《反洗钱法》、《物权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廉政准则》、《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但网络反腐法律化程度仍然很低, 仍存在许多法律空白，这就使得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有了可乘之机。正如专家所言“缺乏法律规范已经成为网络反腐的最大硬伤”，影响了网络反腐功能的正常发挥。目前亟需出台一部关于网络反腐的专项法律，对网络反腐涉及的行为和环节进行规范，对参与网络反腐的公民的合法权利加以保护;准确界定知情权与隐私权、言论自由与人身攻击、社会监督与诽谤造谣的界限;规范网络反腐的行为，采取法律方式严惩那些恶意中伤他人、散布虚假信息的非法行为，以及对网络反腐进行抵制、打击和报复的群体和个人;进一步疏通网络举报渠道，完善网络举报人安全立法，充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今后还可以制定《举报法》、《证人保护法》，然后再在成熟的基础上推进国家层面的《财产申报法》、《网络举报法》、《新闻监督法》等有关网络反腐的法律出台，这样才能使网络反腐能够在法律的规治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加强网络反腐的制度化建设，构建制度化机制
网络反腐若要发展成为能够与时俱进的预防、克服、惩治腐败行为的利器，需要建立健全一系列监督、保障制度来适应形势的需要。首先, 我们要积极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才能为公民监督和揭发政府的腐败行为提供途径。此外还可以通过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与公开制度，进一步加大政府信息公开的步伐，为群众了解和监督政府提供平台。其次要加强管理，完善网络举报的制度建设。网络举报是网络反腐的一个重要环节，正确利用网络举报可以为网络反腐提供主要线索，节省反腐败的成本，提高反腐的效率。尽快建立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真正为群众提供一条便捷、畅通的监督渠道。通过规范网络举报的办理时限，细化工作方法和程序;建立网络反腐举报信息保密制度、举报奖励及补偿制度来保障合法权益。当然，网络反腐的制度化还需要立法、司法、执法机关的职能配合。通过“制度创新”，通过建立完善的监督纠错机制、广泛的社会监督机制、严厉的问责机制，把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张“网”织得更密、更细，方能让中国式反腐“渐入佳境”。
网络反腐走向成熟理性，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我国立法机关和相关部门应加快建立网络反腐法律法规，将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有效链接起来，把反腐工作推向新的阶段和更高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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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郝敬京(1981—)，女，河北保定人，中共保定市委党校讲师，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法、经济法;梁斌(1975—)，女，河北保定人，中共保定市委党校讲师，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学、政治学、心理学。
作者：郝敬京 梁斌
第二篇：发达国家网络法律对我国网络立法的启示
[摘 要]作为规则和秩序安排的网络制度法规，对网络行为主体的网络品性和网络实践活动有着很强的规范和形塑效用。对比北美地区、西欧地区、亚洲地区发达国家的网络法律法规，我国应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坚持广大网民的主体性地位，提升公民网络法律意识。制定网络制度法规应内涵合乎人类价值理性，体现人文关怀，具有普遍性价值意义的道德因素。调整扩大网络犯罪的定性范围，增强网络法律的针对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健全社会网络社会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确立网络私权利法律关系，政府在网络私法法律关系范围内以其为依据，保证网络个体私权和隐私权的实现，强化“网络人”在网络空间中的自控和自治。增设网络犯罪的“法人”主体，完善网络犯罪构成的法律设计，使网络犯罪行为认定科学、有法可依、执法有据、司法公正。通过制定网络法律法规来监控、审查、规约网民的网络行为，使网络法律得到民众广泛认可、遵守和践行，完善与网络相关的行政法律和民商法律，使其与《刑法》处罚顺利衔接，强化网络司法实践，营造良性的网络生态环境。
[关键词]发达国家网络法律;网络立法;启示意义
任何一种制度都含有一定的人性基础，都是将基于某种人性假设作为制度设计的逻辑前提，而不同的制度法律，又会呈现出不同的人性特点和发展水平。专制制度轻视社会个体的自由和权利，禁锢和压抑人们的思想、个性，使个体逐步丧失独立意识和自主创造精神，从而沦为一种“社会共同体”的依存物，即个人的品性和信仰必须附属和趋同于“共同体”的性质。作为规则和秩序安排的网络制度法规，对网络行为主体的网络品性有着很强的规范和塑造效用，网络制度法规不仅规范着主体的网络行为和网络交往实践活动，影响和调节着他们的网络社会关系和现实社会关系，其本身就蕴含着一定的文化价值理念和伦理道德精神，也对主体的网络品性具有潜移默化的形塑作用，即网络制度法规的制定和建设，应吸纳和内涵合乎人类道德理性的价值理念。换言之，网络制度法规中应该蕴含具有道德性的道德理想、道德目标追求、道德判断和道德原则，强调合乎人类价值理性和道德理性是网络制度法律的权威性与合法性的不可动摇之基础，表现为一种人类社会生活和网络生活的底线伦理。
一、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网络法律发展状况
1923年，在维也纳召开了由世界各国派出的138名代表所组成的“世界刑事警察大会”，会后，诞生了世界上首个“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1977年，“国际刑事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国际形势警察组织”，通过合作来加强各国政府、警方及执法部门之间的协作互助，并互相交换信息。2013年1月，欧洲网络犯罪中心在荷兰海牙正式成立，其主要任务是协助成员国追查散落在其国内以及流窜到世界各地的网络犯罪。在全球网络化的进程中，人类的交流与交往、生存与发展，再也不能拘谨于一隅之地，互联网技术的横空出世、快速发展和普及应用，使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大步跨入了历史性的发展阶段。世界各国普遍高度重视建设各自的网络制度法规，加强网络立法和执法工作，遏止和打击愈演愈烈的网络犯罪。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西方发达国家先后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计算机网络制度法规。
一是北美地区。美国是世界上计算机、因特网最为发达和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也是网络犯罪最严重的国家，其国内网络立法较其他国家也较为完善。1965年，美国政府以总统行政办公室发布内部通知的形式，来保护其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信息安全。1977年，美国发布《联邦计算机系统保护法案》。1978年，美国佛罗里达州通过了第一个计算机犯罪法——《弗罗里达计算机犯罪法》，该《犯罪法》对网络侵犯知识产权、侵犯计算机装置、设备，以及侵犯计算机用户等多种网络犯罪做出明确分类和相应的惩处规定。紧随其后，美国50个州中的47个州，相继颁布了《计算机犯罪法》。1981年，美国成立了“全美电脑安全中心”来对本国的互联网进行统一管理和规范。1984年10月12日，美国历史上第一部“联邦计算机犯罪成文法”由里根总统签署颁行，它也是一部惩治计算机网络犯罪的专门性法律《伪造连接装置及计算机欺诈与滥用法》，其后又分别于1986年、1988年、1989年、1990年、1994年、1996年，多次对《滥用法》做出修订。1986年，美国政府颁布了《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
1988年，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实施《计算机安全法》，自该法实施至今，已发展和确立的与信息安全相关的法律主要有：1988年，《计算机安全法》。1990年，《电子通信秘密法》和《中小企业计算机安全、教育及培训法》。1991年，《高性能计算机及网络法案》。1994年，《计算机滥用法修正案》。1995年，《数字签名法》(犹他州)。1995年9月，美国知识产权工作组，公布了有关知识产权和国家信息发展的最终报告《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该报告指出美国的多媒体与数字化作品的有关版权法保护存在诸多不适应问题，并对此提出和制定了相应的对策和规定。
1996年2月，美国提出并通过了旨在提高全球电信服务质量，促进电信行业有序竞争的《传播通信法》。在《通信法》中，《通讯正当行为条例》明确禁止利用Internet来传播与黄色、色情有关的读物和画面。1996年，《电信法》《全球电子商务框架》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法案》。1997年，《域名注册规则》。1998 年，《保护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总统令颁布。1998 年年底，美国制定了《信息保障技术框架》。1999年，《统一电子交易法》，等等。
“9·11”事件后，美国发布与网络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2001年，《爱国者法》。2002年，《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案》《国土安全法案》。2003 年2 月，美国发布了《网络空间的国家战略》。2007年，美国加入了由欧盟委员会于2001年制定的《网络犯罪公约》，促进国际网络安全。2009年，《美国网络安全评估》。2010年2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授予总统 “宣布网络安全的紧急状态”权力的《2009网络安全法》，允许“关闭或限制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信息网络”。此后不久，美国国会陆续通过了《保护网络资产法案》《信息安全与互联网自由法》。2011年，陆续颁行了《可信网络空间身份标识国家战略》(正式稿)和《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等等。
在保护儿童免受互联网侵害的工作方面，美国也走在世界前沿。1996年1月，克林顿签署了《电信改革法案》，该《法案》首次规定：禁止通过网络等信息通信技术和设施，向未成年人传播含有淫秽色情内容的有害信息，违者将受到重处。1996年，制定了《通信内容端正法》。1998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儿童网上保护法》，并经时任总统克林顿签署成为法律。该《保护法》规定：在网络上向未成年人传播“有害于未成年人”的商业性行为要被当作犯罪处理，强制要求商业网站在允许用户浏览对未成年人有害的内容之前提供年龄证明等障碍。2000年，美国发布了《儿童互联网络保护法》，在《保护法》中，美国国会采取间接管制的办法保护未成年人的上网权益，该法规定，未成年人上网时电脑不得连接到含有色情淫秽内容的网站，同时，要在中小学、公共图书馆等地的网络服务程序上安装信息过滤器，确保未成年人接触不到含有色情内容的网站，否则图书馆将无法获得政府提供的项目补贴资金。
此外，加拿大颁布的网络制度法律主要有：1983年，《信息访问法案》。1999年，《统一电子商务法》。2000年，《个人信息保护和电子文档法》。2012年，《加拿大网络安全对关键基础设施威胁的评估》。2013年初，《反垃圾邮件》新法案，等等。
二是西欧国家。1991年，欧共体12个成员国在共同合作协商的基础上，批准通过了《软件版权法》。同年，第一届“世界计算机安全法律大会”由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IFIP)计算机安全法律工作组努力呼吁并获得召开。1995年7月，欧共体公布了重点倾向于版权人和邻接权人的《信息社会中的版权和邻接权》。西欧国家中各国的网络法律法规建设现状大致为：
(1)德国。1977年2月，德国联邦参议院发布了《德国数据保护法》，对信息存储、传送、修改和去除(数据处理)过程中，存在的滥用人事档案数据等问题做出规范。1996年夏，德国出台了被认为世界上第一部规范Internet的法律——《信息和通讯服务规范法》，即《多媒体法》。1997年8月，德国公布《信息与通讯服务法》，该《服务法》明晰了网络内容提供方、服务提供方和网络搜索服务提供方等主体的法律责任及其职权界限，对含有种族主义言论、色情暴力、谣言等信息内容，由法律强制性规定做出限制和禁止，严禁与纳粹有关的思想言论与图片在互联网上传播，同时，采取“不能容忍原则”来制止在Internet上展现“淫秽”和“纳粹宣传”资料。在德国，很多电脑商在出售电脑时会安装能屏蔽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的过滤软件。图书馆、学校、政府等各种机构的电脑上都装有各种色情过滤软件，不安装的机构将无法获得由政府提供的技术补助资金。德国政府专门设立了负责媒体信息安全的机构“德国联邦危害青少年媒体检查处”，自2003年起，该处开始负责识别和检查所有互联网内容，目前超过6 000个媒体被该检查处列为青少年不宜接触的媒体，被列为青少年不宜的网站将不会在主要互联网服务商的搜索引擎中出现。
2003年，德国公布适用于手机通信领域的《联邦反垃圾邮件法案》，该《法案》规定，广告短信要征得用户的书面同意才能发送，否则将受到处罚。2009年，德国联议院和联邦参议院批准和发布了一部旨在反儿童色情的《阻碍网页登录法》，联邦刑警局以《登录法》作为依据，建立每日更新的要予以封锁的网站列表，并以此作为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用来“封锁”和“删除”含有儿童色情网页的依据，为最终出台一部以“删除”为重点的反儿童色情法作基础。
(2)英国。1981年，英国颁布了《伪造文书及货币法》，该法将“伪造文件”概念予以新的诠释，将利用电子信息技术等手段来伪造磁盘、录音、电磁记录等行为定性和纳入“伪造文书罪”范畴。1984年，英国颁布了经修订的《数据保护法》，此《保护法》规定经电脑处理后的数据将会受到保护。1984年，英国颁布了《治安与犯罪证据法》，该法规定警察可根据计算机中的情报作为证据，明确了电子记录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1985年，英国通过修订的《著作权法》，该法将复制计算机程序的行为视为犯罪行为，给予相应的刑罚处罚。1990年，英国制定并出台了《计算机滥用法》，重点打击那些未经许可而故意访问计算机，并获取他人和单位、团体等信息资料的行为，在《滥用法》里，重点规定了三种犯罪：一是未经授权存取，非法侵入计算机罪;二是未经批准，企图犯罪或为进一步犯罪提供方便，以及有其他犯罪企图的非法侵入计算机罪;三是未经批准，非法修改计算机程序或数据资料罪。1995年，英国制定了《信息安全管理操作条例》，该《条例》用以保护军事与政府部门的敏感信息。1996年9月，英政府颁布了第一个网络监管行业性法规——《3R安全规则》，所谓“3R”，分别代表“分级认定、举报告发、承担责任”。1996年，在英国贸易和工业部的号召和组织下，其国内主要的电信服务商、网络服务提供商、网络内容服务商和警界代表，一起讨论如何通过行业自律和信息内容分级来管理和监控网络虚拟世界纷繁复杂、良莠不齐的信息内容，会后以官方形式通过和成立了互联网行业自律组织——“网络观察基金会”，“基金会”对网络信息内容进行分级标注，并接待网络使用者的投诉，解决和惩治网络道德失范和违法犯罪问题，尤致力于解决儿童色情等严重违背道德底线的违法犯罪问题。1999年，英政府公布了《电子通信法案》的征求意见稿。
为避免未成年人受到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影响，2006年，英国政府发出了对色情网站和暴力网站的禁令。2009年，在英国的手机网络领域里，手机网络运营商又联合通过了自律条例，规定手机运营商必须对他们所能影响的手机网站的商业内容进行分级标注，标明哪些内容涉及色情或暴力，不适合年龄在18岁以下的青少年观看，采用技术手段过滤那些不适合青少年观看的内容，只有在购买手机卡时出示年龄证明，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证明自己超过18岁，才能获取受限内容的访问权。除《3R安全网络协议》这个网络监管行业性法规外，英国还在2001年开始实施《反恐怖主义法案》，将严重干扰、中断和破坏电信基础设施和电子信息系统运行的行为规定为违法犯罪行为。
(3)法国。1992年7月，法国汇编整理产生了世界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中第一个法典——《知识产权法典》，随后，又对《法典》进行了12次的修改增补，使其始终处于世界前列。1995 年，规定了“静电复制权”。1996年6月，法国提出《菲勒修正案》。1998年，法国出台《未成年人保护法》。1998年7月，法国知识产权吸纳“数据库制作者”。2006年，法国出台了《信息社会法案》。2009年，法国出台了《创作与互联网》。2006年，颁行《信息社会法案》。2009年，出台《创作与互联网》等。法国出台的一系列网络法律法规在严厉打击各类非法下载行为和侵犯知识产权方面卓有成效。
(4)俄罗斯。1995年，俄罗斯出台《俄联邦信息安全纲要(草案)》。同年，发布《联邦信息、信息化和信息保护法》。1997年，《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1998年的《国家信息政策纲要》。1999年出台《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法律保障完善构想(草案)》。2000年，《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纲要》。2000年9月，《国家信息安全学说》。2006年7月，《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法》。2008年，俄政府出台了《俄罗斯联邦信息社会发展战略》。2009年5月，《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俄罗斯明确地将《俄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俄联邦信息安全学说》和《2020年前国家安全战略》等网络信息法律规范，作为其国家安全和网络信息安全的制度指导和网络信息政策制定的依据。
三是亚洲地区。(1)日本。2000年2月，日本政府正式发布和实施《关于禁止不正当存取信息行为的法律》，该法主要是反对黑客的对策计划，加重对黑客犯罪的处罚力度。2000年6月，日本邮政省公布旨在应对黑客的信息安全对策的修正案——《信息网络安全可靠性基准》(补充修改方案)。2009年4月，日本颁布实施了《加强青少年网络环境安全法》，该《安全法》涉及社会众多主体，对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电信服务商、过滤软件开发商、网络内容服务商、行业管理协会、民间团体和未成年人监护人等，在保障青少年在安全上网方面的义务和责任做出了较详尽的规定，并要求国家和各级地方有关职能部门通过有效推广和不断升级网络信息过滤软件，来确保青少年群体的上网安全，同时，该《安全法》还规定电信商等服务机构必须要在未成年人购买的手机上安装能有效过滤有害网站和阻遏不良信息的软件。在实施该《安全法》的同时，日本政府还推出一系列针对未成年人的“上网安全套餐”。
(2)韩国。1995年，韩国发布新的《电气通信事业法》，并组建了“信息通信伦理委员会”，该《事业法》将“危险通信信息”作为管制对象。2001年，韩国公布《不当互联网站点鉴定标准》。接着，韩国又公布了《互联网内容过滤法令》，在《过滤法令》中，韩国政府明确规定了在法律框架内对信息内容过滤的合法性，引入内容分级管理制度，并严令要求在社区网吧、公共图书馆和学校等区域和场所必须安装有效的信息过滤软件，规定互联网服务商禁止接入所有被韩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网站。
2005年10月，韩国政府首先出台了“网络实名制”，“网络实名制”规定，网民在网络登陆留言和访问博客之前，须登记个人真实的基本信息，经网络服务商认证后方能注册访问，分步骤慎重地推动“网络实名制”的实施。为保证“网络实名制”得到有效的贯彻施行，韩国又于2006年年底出台了《促进信息通信网络使用及保护信息法》(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网站必须要对操作者和留言者的真实姓名等信息进行验证，否则严惩。韩国由此成为世界上首个强制实施“网络实名制”的国家。2008年，韩国政府新成立了“广播通信审议委员会”，接手1995年成立的“信息通信伦理委员会”的职责。
(3)新加坡。1993年，新加坡出台了《滥用计算机法》。1996年3月，新加坡出台了旨在保护本国文化价值的Internet管理条例。1996年7月，新加坡广播管理局(SBA)出台《互联网管理法规》，实施“分类许可证制度”。1997年，出台《互联网操作规则》。1998年6月，《电子交易法》的出台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对电子商务立法的国家，为保障该法实施，新加坡特制定了《电子交易(认证)条例》、《电子交易法执法指南》《电子证书指南》等条例。1998年8月，新加坡出台了《滥用电脑(修正)法案》。1999年8月，新加坡修订了原《版权法》。9月，新加坡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伯尔尼合约》。2007年，出台了《垃圾邮件控制法案》。2010年，修订了《1998电子交易法》，并加入了《联合国电子通信使用国际合同公约》。2012年12月，出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综而观之，梳理发达国家的网络法律，厘清其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历史流变，对我国的网络立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发达国家网络法律对我国网络立法的启示
完善我国网络空间的法律治理，不仅要充分重视网络数码技术在网络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还应坚持多管齐下策略，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网络法律经验，从国家、社会角度入手，健全完善网络法律制度。发达国家网络法律对我国网络立法的启示意义主要表现在提升我国公民网络法律意识，增强网络法律系统性、完整性，健全网络治理法规、强化网络司法实践等方面。
(一)坚持以人为本，提升公民网络法律意识。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关于网络法律法规的制定经验，第一要务就是要学习其普遍重视网络法律、法规的网络法律意识，通过制定网络法律法规来监控、审查、规约其国内广大网民的网络行为，防止网络不良信息对网民产生误导、伤害，防范和杜绝网络犯罪。其次，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要在建设我国的网络制度、法律、法规时依据我国的现实国情，坚持为国家和社会，以及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基本思路，满足广大网民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基本的文化权益，维护和实现文化公平。伯尔曼认为：“正如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确保遵从规则的素如信任、公正、可靠性的归属感，远较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有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依赖警察。总之，真正能抑制犯罪的乃是守法的传统，这种传统又植根一种深切而热烈的信念之中，那就是，法律不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还是生活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1]换言之，网络制度法规的制定应内涵合乎人类价值理性，能够体现人文关怀，具有普遍性价值意义的道德因素。
(二)增强我国网络法律法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关于网络立法，虽已进入程序和公众视野，但网络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尚未形成一套较健全完整的体系，而网络犯罪的定性范围相较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发展也需作适当调整和扩大。如，我国《刑法》第285条对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限定对象就显得狭隘，其范围仅限定于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和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而对于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极为重要的，诸如医疗、金融、交通等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少有涉及，因此，网络立法的犯罪对象限定应予以扩展。现有的网络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大都散见于各种不同的法律法规之中，缺乏针对性、系统性和完整性，而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网络新生事物的日新月异，使现有的网络法律法规难以有效应对当下的网络生态环境和网民的生活实践。因此，在网络立法方面，我国应该从宪法到其他各部门法律法规等层面加以延伸和补充，增强网络法律法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三)健全社会网络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目前，我国网络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网络信息传播、网络游戏规制、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监管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也不健全。首先，确立网络私权利法律关系。网络私权利法律关系与现实的社会关系密不可分，法律关系的本原形态就是社会关系，“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指引人们的社会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联系，是社会内容和法的形式的统一”[2] 。“实际社会关系(事实关系)是第一性的，是法律关系存在的客观依据和内容本身，它决定着法律关系的性质和类别;法律关系是第二性的，它是实际社会关系的法律外衣，从属于一定的社会关系。”[3]因此，在网络私法法律关系的范围内，政府以网络私法为依据，确认并保证网络个体私权和隐私权的实现，强调“网络人”在网络空间中的自控和自治。其次，增设网络犯罪的“法人”主体。现有的法律对网络犯罪的主体仅限定为“自然人”，但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由“法人”实施的网络犯罪，同时，现有法律对网络犯罪构成的设计也不尽合理，因此，增设“法人”成为计算机网络犯罪的主体，增加“法人”犯罪和过失犯罪等设定势在必行。现有的网络治理方面的法律缺少可操作性的条款，在网络治理实践中很难得到有效的实施、监督和执行，很难依据这些法规实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以及对网络经营者及网吧的监管。
(四)强化网络司法实践。我国的网络管理办法和条例虽然对规范广大网民的网络行为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但还保守的停留在管理办法与行政条例的初级阶段，离真正意义上的网络立法和网络执法等网络司法实践尚有一定的距离，如《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不健全等。政府职能部门应注重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以确保网络法律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遵守和有效执行。这需要明确我国政府职能部门的网络监管职责，完善民法、刑事诉讼法等确保网络法律得以有效实施和执行的相关法律，在此基础上，依据现有的网络法律法规，加强网络行政执法，加大网络社会的监管与处罚力度。然而，电磁记录等并不能作为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据，同时，在当前司法实践中，电磁记录的证据效力也存在分歧。网络犯罪呈现的跨国性特征，导致网络犯罪问题成为全球性难题，加之民族、 国家之间的文化和法律上存在的差异，导致引渡难度增大。建立在行政法律和民商法律基础之上的“刑法次要原则”，也是导致网络执法效力弱效的因素之一，这就需要完善与计算机网络相关的行政法律和民商法律，使其与《刑法》处罚顺利衔接。再如，《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的未成年人禁入条款和法律责任条款，由于缺少相应的投诉、举报和监管等司法实践途径及措施，导致这些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基本得不到落实。
[参 考 文 献]
[1] [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43.
[2] 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96.
[3] 王勇飞，张贵成.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507.
〔责任编辑：张 毫〕
作者：张元
第三篇：浅析网络券商的法律风险
摘要：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与电子商务的兴起，网络券商也应运而生，并对传统的有价证券交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在电子化的网络交易时代，网络券商不仅面临着传统的法律风险，也面临许多与网络有关的新兴法律问题，如管辖权问题、交易系统的安全性与承载量问题，推介个股问题等。券商在网络时代应如何面对网络交易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也成为其须考量的因素。本文仅就网络时代券商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与相关问题加以探讨，以供业者与投资人一个参考。
关键词：网络券商;法律风险;规范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与电子商务的兴起，网络券商也应运而生，并对传统的有价证券交易产生了实质且深远的影响。此种影响，不但及于证券市场，更对投资人与证券业者影响深远，成为电子商务领域中成效最明显的例证。特别是在券商与投资人的互动关系方面，网络交易的出现，可说是颠覆了传统投资人与券商或营业员的关系，通过网络上免费提供的大量投资理财信息，投资人可以获得实时信息与市场交易信息;通过网络券商或是理财网站所提供的各种理财分析工具，投资人可以更了解自己的投资情况与风险。不过，在网络提供给投资人前所未有的便利与优势之后，也对传统券商带来更大的冲击，再加上各国证券主管机关纷纷采行手续费自由化的政策，使得传统券商纷纷拥抱网络交易机制，加入网络券商的行列。
一、网络券商的内涵
“券商”，即是经营证券交易的公司，指依照《公司法》和《证券法》的规定设立的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而成立的专门经营证券业务，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网络券商是利用互联网经营证券业务的证券公司。比较明确的关于网络券商的定义是在《互联网金融》一书中给出的：“网络券商是指通过互联网进行证券交易等相关活动。从狭义上理解，它包括网上开户、网上交易、网上资金收付、网上销户四个环节。”①这个定义基本涵盖了网络经纪业务的四个主要过程。相较而言，由于网络券商利用互联网推行有价证券的网上交易，大幅降低了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投资，能给客户提供快捷、方便的网上交易通道服务，从而能够将节约的成本回馈给客户。在竞争之初，新兴网络券商主要以提供低端通道服务为主，通过低廉的交易佣金来吸引客户。
二、部分国家网络券商的发展
网络有价证券交易的发展，虽然是始于发行市场，但却是在交易市场发扬光大，并直接影响到各国的投资人，成为电子商务成功的典范。
(一)美国网络券商的发展
就网络有价证券交易的历史而言，美国春天街道酿酒公司(Spring Street Brewing C0.)在1995年2月获得美国证管会的核准，首开纪录通过网络进行公开发行以来，证券交易就与网络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后该公司为创造其股票的交易市场，采用网络下单方式，开启了网络与证券交易相结合的新纪元，仅仅数年间就彻底改变了投资人与券商利用网络进行有价证券在线交易的态度。根据美国Gomez Advisors和Harris Interactive公司，1999年8月针对两万名投资者进行的调查，只要有适当的诱因和机会，就有超过当时交易人口三倍的投资人(约1600万人)愿意加入在线交易的行列。另外，根据美国证券工业协会的研究，在1999年第二季度就已经达到970万客户数，而交易数目也从1996年的每日不到一万笔成长到1999年第二季度每日的10多万笔。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造成如此广泛的影响，这在证券交易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二)日本网络券商的发展
日本在1996开始实施证券网络交易服务，但网络经纪业务发展缓慢，到1998年底仅有19家券商开展网络经纪业务。“自1999年10月1日日本证券交易手续费自由化政策开始实施以来，传统券商纷纷降低手续费，并推出线上交易服务，使得网络券商于2000年增加到64家，网络下单的总开户数为132.5万户，交易金额占个人户交易金额的20%。在手续费自由化与券商纷纷投入网络下单的行列后，越来越多的日本投资人开始利用网络下单，使得网络交易开户数也迅速增加，截至2000年7月已有117万户，为了争食这个网络交易大饼，美国公司也纷纷进军日本交易市场，如微软公司就与第一劝业银行成立了网络券商。据统计，前十大日本网络券商的客户总数就超过100万户，而日本最大的券商野村证券与第二大的大和证券合计有超过这前十大券商的半数，可见日本网络下单呈现出集中化的趋势。”②
(三)我国网络券商的发展
我国的证券市场相较于其他欧美发达国家而言还比较年轻，尽管如此，到目前我国已是实现交易所核心业务网络化，实现发行、交易、清算全程无纸化的国家。“1997年3月，中国华融信托投资公司湛江营业部推出多媒体公众信息网网上交易系统，这被认为是我国网络券商的发端。2000年4月，证监会发布《网上证券委托暂行管理办法》，将互联网证券交易正式纳入规范化监管。但为了保证入市资金的合法性，我国长期实现的只是网上交易、网上资金收付这两个环节，网络券商功能是残缺的。直到2012年5月，在行业的创新大会上，网上开户政策才有了松动，并在2013年1月7日，证监会发布《证券账户非现场开户实施细则》等文，进一步规范了网上开户的流程，我国的网络券商的整体功能才逐渐丰满起来。”③
三、网络券商面临的法律风险
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投资理财网站的大量出现，这些条件极大地方便了投资人获取投资信息，也更方便了他们通过网络券商进行投资，但这样的发展也导致了网络券商在面临传统的法律风险的同时，还必须面对新型特殊的法律问题，有些是过去所不曾面临的新兴法律问题(例如管辖权问题)，有些是过去已经存在但在网络的影响下，却以他种面貌出现的问题。以下作一些浅显的探论。
(一)管辖权不明确
通过网络链接，投资人可以跨越国境，在各国的网络券商或投资理财网站搜集有价证券的相关信息，还可在不同国家的网络券商下单。如我国公民可以在国内下单购买美国有价证券，旅美侨胞也可在美国连上我国网络券商网站下单购买我国的有价证券。不过，由于各国证券法规有别，再加上网络交易可跨越国境的特点，使得各国证券管理机关面临科技所衍生的新问题的挑战，同时也使得网络券商可能受到其他国家证券主管机关的管辖，而造成不可预期的法律风险。事实上，利用网络所传送的信息可以为任何有网络联机装置的投资人接触并取得。因此，利用网络所进行的有价证券募集发行买卖的行为，在任何国家都必须符合各国家相关的证券法规的规定。此外由于网络的普及与利用，不论是在发行市场或是在交易市场中，利用网络来募集、发行或买卖有价证券都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发生纠纷后，究竟哪一个国家才真正有权对网络交易行为加以管辖，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二)交易系统的安全性与充分承载量不相适应
由于网络交易的便捷获得投资人的青睐，从1997年以来就大幅增长，但是网络券商在系统容量与交易安全方面却无法配合成长，以致在市场大幅波动之际，发生了多起系统当机事件，而无法联机、塞单或无法立即执行交易等问题更是层出不穷，也因此成为了投资人申诉的最主要原因。我国《证券法》只是笼统规定了证券公司要有合格的经营场所和业务设施。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证券公司证券营业部信息技术指引》也未对网络券商的交易系统所应具备的充分承载性加以规范，而这显然忽视了网络交易实际的问题所在。由于主管机关未对此类问题加以规范，就我国网络券商而言，均采用“格式条款”的方式对系统当机、塞单等问题，在风险预告书或是开户合同中将这些问题转由客户负担。例如许多网络券商所订定的“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书”中，往往会有这样的规定：因乙方(注：网络券商)不可预测或无法控制的系统故障，设备故障，通讯故障，停电等突发事故，给甲方(注：投资人)造成的损失，乙方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因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甲方损失，乙方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三)网络券商推介有价证券的适格性问题
为吸引投资人利用其网站，各个网络券商均在网站内容方面加强建设，许多券商网站所提供的内容包括实时新闻、大盘走势、个股信息、投资组合、推介买卖个股等。这其中的推介个股的行为与网络结合后，产生的影响可能甚于过去。如果券商将这些置于其网站上供投资人参考，或是将其以电子报方式提供时，由于不特定的投资人都可以接触到这些信息，其可能的影响远大于券商将这些信息影印或印刷后提供给客户。因此，网络券商是否可以推介买卖个股、应如何推介，哪种情况才构成适格推介等问题都值得探讨。在传统券商通过营业员与客户维持关系的情况下，由于营业员对其客户仍有一定的认识，因此券商通过营业员向特定的客户推介就不会有违反适格性规定的问题。但是在网络交易的环境中，连上券商网站的投资人来自各方，券商网站提供各种的投资理财信息，有的甚至只要登记就提供电子报，或是加入会员就提供会员个人化的投资理财服务，有些则是与其他理财网站策略联盟，提供投资决策服务。由于通过网络开户的客户，券商不一定都能够对这些客户的投资知识、投资经验、财物状况以及承受投资风险程度充分详细了解，网络券商如何判断这些客户适合相应推介计划，就产生了实质上的困难，因此在何种情况下可构成适格推介买卖有价证券就不易判断。
四、网络券商法律风险的防范
网络交易使网络券商面临许多与网络有关的新兴法律问题，这就使得券商面临不同类型的竞争风险。券商在网络时代应如何面对网络交易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也成为券商必须考量的因素。对这些法律风险的规范，不仅能促进网络券商在E时代下更好的发展，也能维护我国网络金融秩序的健康发展。
(一)完善管辖权归属的相关建议
自从有价证券网络交易日益兴盛之后，相关证券交易网站也纷纷出现。但是这些交易方式若跨越国境时，对各国的证券主管机关在解释、适用法规时，就带来了一定的困扰。由于我国金融领域尚未完全开放，对跨越国境进行证券交易的规定也是少之又少。如何确定管辖权的归属，笔者认为，对于外国券商来说，在与我国公民进行有价证券的交易时，应采取合理的计划措施，以确保我国相关部门不会因为其网站上的广告或是其他信息而对其行使管辖权(但不得违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网络券商应在其网站张贴明显的免责声明，明确的列出其所提供的国家或地区，或是明白的表示其服务提供的对象并不包括中国公民。在此前提下，若该券商有理由相信潜在的客户系中国公民，或该客户已表明其系中国公民时，应拒绝对该潜在客户提供经纪服务。除此以外，若券商不采取积极合理措施，以排除中国证券交易法规的适用时，就必须根据中国证券交易法规的规定完成注册登记。若外国券商未采取合理措施以避免与中国公民通过网络从事证券交易，又未在中国作必要的注册登记时，我国相关部门就可以因此对外国证券网站行使管辖权。由于管辖权问题复杂，最终可能仍需要国际合作或协商解决，而在有共同规范以前，为避免上述管辖权的风险，我国的网络券商可以考虑在国外登记取得在当地执业的牌照或资格，若不想如此大费周章，就需考虑在其交易网页中遵照各国证券主管机关的要求，加注适当的警语提示或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防止违反外国法令。
(二)完善交易系统的安全性与充分承载量的相关规定
对于网络券商交易系统的问题，相关主管部门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制定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依笔者之见，相关部门在制定具体的规则时，应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要求所有网络券商均应有紧急应变与备援计划，并随时测试评估，以确保足以应对突发状况。其次，证监会应要求所有网络券商接受定期测试，或要求保存评估测试文件。再次，证监会应考虑重新提出营运能力规定，并对网络券商的责任与义务明确加以规定。最后，应要求网络券商对新客户明确告知系统可能存在的危险与迟延，并以浅显的语言在客户资料与合约中载明。”④就网络券商将其交易系统充分承载量与系统容量等问题所引发的风险，包括当机、塞单等问题，运用格式条款的方式，转由投资者负担的，也就是将交易未完成或是取消交易的风险转由投资人负担，这种行为有违民法的基本原则。若这样的条款是有效的，就相当于免除了网络券商的所有责任，依据合同法中有关格式条款的规定，这种条款可能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或是其他规定而无效。要有效解决网络交易定型化契约所可能产生的各种争议，笔者认为，可仿效网络银行服务契约模板的方式，由证监会出面订立网络交易的合同模板，对网络交易问题做公平合理的规范，以减少争议。
(三)完善网络券商适格推介的相关规定
在网络交易环境中，网络券商推介个股行为的适格性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若客户直接从网络券商的网站下载或读取资料，然后自行决定其投资决策，并自行下单，则与网络券商毫无关联，网络券商也不会违反其适格性义务。由于此种单纯下单的客户对券商可能带来的收益有限，许多券商已经开始提供其他加值型的服务，将信息提供与下单结合起来，并以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提供给客户，此种情况下网络券商推介适格性就值得商榷。有鉴于此，欲解决此类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证券主管机关应对何种线上线下提供情形构成适格推介加以解释，但是也应考虑是否会因此而限制信息的流通问题。其次，证券主管机关应了解券商所可能采取或开发的产品与服务，并考量投资人的需求以作决策参考。
随着网络交易的快速发展，各国证券主管机关纷纷开始对证券网络交易加以规范，网络券商面临着各种新兴的法律风险，如跨国交易所可能引发的管辖权问题，券商信托承载量与交易安全问题等。网络电子交易是全球趋势，甚至进行全球化投资的目标也并非不可能。而在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仍未周延，法律风险也相对较大的情况下，除了加强网络券商的自律性，平衡券商与投资人的权益之外，还需主管机关提供适当的法律规范与明确的方向，以降低网络券商的法律风险，防止潜在的弊病发生。(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冯震宇.公司证券重要争议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罗明雄，唐颖，刘勇.互联网金融[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
[3]徐亮.网上证券交易：挑战、法律困境及出路[J]，法学论坛：2005(20).
[4]陈劝仁.网络下单之风险与因应对策[J]，证交资料：2001(475).
注解：
①罗明雄，唐颖，刘勇.互联网金融[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49.
②冯震宇.公司证券重要争议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85-286.
③缴文超.网络券商：发展模式与估值[J].证券投资.2014(4)：64-65.
④冯震宇.公司证券重要争议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05.
作者：李巧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