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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法学学术论文范文
调适法学研究的学术性与政治性
摘要：学术研究需要足够自由的内在心智和外在环境，但常过度受制于政治因素。我国理论法学研究存在着泛政治化现象，制约了法学研究的水平提升和路径拓展。因此要调适法学研究的学术性与政治性，其中去泛政治化是我国法学研究迈向创新的关键，这不仅需要学者在遵循学术规律背景下有研究的自由与能力，也需要学者在法律保障下有为学术自由权利而斗争的责任、信心和勇气。
关键词：学术研究；法学研究；泛政治化
文献标识码：A
学术研究包括法学研究有其自身的学术性特质，过分受制于政治因素的泛政治化情况下很难有学术自由和学术创新。长期以来包括我国改革开放后的法学研究总体上存在着泛政治化的倾向，国家尤其是执政党的政策过于影响法学研究的形式与内容。如果说这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实对法学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服务于政治的理论法学也曾有其辉煌的历史，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这种体制和路向越来越有碍法学研究水平的提升和路径的拓展。因此，要调适法学研究的学术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关系，去泛政治化是我国法学研究走向创新的关键，这需要学者有研究的自由与能力，也需要有践行去泛政治化的勇气。
一、学术研究去泛政治化的理论求解
学术研究应该具有摆脱约束尤其是政治过度约束的内在自由规律，“若要对学问自由加以限制，原则上这是‘学问’本身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即必须由与学问研究有关的人或机构自主地解决，绝非由任何的外力(特别是政治权力)加以干涉、限制，否则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将会受到阻碍与损害”，诸多经典作家对此规律有深入求解。
韦伯对“以学术为业”者的活动进行了专门化研究，他把科学与信仰严格区分开来，鄙弃了以往将学术研究是达致真理和信仰的传统理论，使寻求知识的过程由“天职”变为了“职业”，人类学术活动因此不再具有神圣性，科学研究不再以实用目的为指针而应该为科学而科学，应该有着自主的自由创造理念，注重探求学术研究自身的轨迹和规律，“一位科学家，他若是确实想为自己的职业寻求一种态度，那么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他坚持说，自己是‘为科学而科学’，而不是仅仅为了别人可借此取得商业或技术上成功”。他认为科学的进步是理智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现代社会是一个理性化的除魅社会，这种过程科学既隶属于其中又是其进步的动力。因此，韦伯的“以学术为业”中对人类学术和科学活动进行了再认识，其中心问题是知识与价值的二元对立，“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学术界应排斥“先知”，学术界的先知所能创造的只会是狂热的宗派而绝对不会是真正的共同体。因此，学术应与政治分离，因为政治会把自己的价值嵌入到学术活动之中，而其实价值是具有多元性的，一种价值的渲染很显然是片面的，“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既然在价值上已不存在普遍性，寻求价值统一性便已毫无必要，而必须奉行起多元主义立场，尊重相对和差异，知识已经不宜像以往一样仍然充当价值和意义的代言人，学术就是学术，应与价值判断需要拉开距离。为此，无论是对于学生还是教师来说，就其学术而言，“课堂里没有政治的位置”，因为实际政治问题所持的意见同政治结构和党派地位的科学分析完全是两码事，“这里所用的词语，不是科学分析的工具，而是将其他人的政治态度争取过来的手段。它们不是为深思熟虑疏松土壤的铧犁，而是对付敌手的利剑，是战斗工具”，因此讲台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应呆的地方。韦伯的这些思想虽然有些偏废或者过急，学术与政治的彻底分离显然是不可能的，但他无疑是在为学术研究厘定和扩展自由空间，使其免受价值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干扰，使知识传播、知识创新和学术活动回到其本身固有的逻辑中来，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并在此基础上获得知识的不断创新和科学的迅速发展。
哈耶克认为对科学创造自由的负面影响主要来自于政府或强力集团对教育和研究的过分控制，这种控制在某种意义上扼杀了自由创造能力的发挥。正是那种高度集权化的且由政府支配的教育制度，将控制人们心智的巨大权力置于了权力机构的操握之中，几乎所有的基础教育都有可能被某一特定的群体所持有的理论观点所支配，这种格式化的教育模式形成了对自由的最大威胁。为一定政府或专门化机构所控制的，带有一定指定性或针对性目标的研究，由于失去了选择研究问题的自由，难以产生新知识的主要源泉，而在为拓展知识领域所作的开拓性基础研究中通常并无固定的论题或题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步通常都是由于否弃传统的学科分工而带来的，因此，“在知识的普遍进步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且不可预见的重要成就，一般来讲并不产生于对具体目标的追求之中，而是产生于对各种机会——亦即每个个人所具有的特殊知识、天赋能力、特定环境和社会交际等因素之间的偶然性组合所创造的机会——的把握和运用之中”。为此，学术研究自由之于创新活动的开展和创新成果的出现就显得至关重要，以最有效的方式支持知识进步的问题，乃与“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ra)的问题密切相关。这种学术自由的获得在现代社会主要表现为摆脱不必要的控制和干扰，使得每个被证明为具有研究资格的人都能够致力于他自己认为最有利于其作出贡献的那些工作，那么知识就可能得到最快的发展，“我们不仅有极为充分的理由反对由外行的政府机构对所有的研究做任何单一统筹的规划和指导，而且也同样有极为充分的理由反对由一些具有最高声望的科学家和学者组成的学术评议会对所有研究进行这类指导和规划”。还涉及到研究经费的控制问题，因为研究经费对于科学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研究经费仍然是由政府等机构所控制的，这种经费的不合理流向也构成了对研究的重大威胁，因为其可以通过资金流向的掌控而安排研究的指向，“当下的危险与其说在于显而易见的外部干预，不如说在于那些掌管金钱的人因研究对经费的日益需求而谋取到的越来越多的控制权。这种对经费的控制权，对于科学进步来讲，可以说构成了一种真正的威胁”。此外，赋予人们的自由应该是开放或扩展型的，要能够为未知之事项或偶然之事项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自由应释放出更多的能量，“为了给不可预见的和不可预测的事象提供发展空间，自由乃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之所以需要自由，乃是因为我们经由学习而知道，我们可以从中期望获致实现我们诸多目标的机会”。
德沃金在《为什么学术必须自由》一文中认为，学术自由是宪法性言论自由权利的具体表现且更为有力，“学术自由要求的却是，无论人们如何著书，如何论述，如何授课，某些机构都必须支持
并帮助他们，这显然比一般的言论自由更有力”。学术自由不仅是学者寻求真理的工具，“如果我们能够使我们的学者和学术机构在最大程度上独立于外部控制，那么我们就具有更佳的契机发现真理……当科学摆脱政治控制或商业支配时，科学和大学里其他学科的研究会获得更大成功”，这种工具主义不是学术自由价值的全部，而且学术自由还展现了个人伦理主义的理想境界和对社会进步的意义，前者为学术探索创造明智的环境和鼓励个人信念之上的理念，后者表示没有学术自由会削弱独立性文化，而这对所有人都是危险的。接受伦理主义的人们也接受随之而来的责任，在自由主义社会里这种职责得到一种良心权利的保护，这种良心权利禁止强迫人们自愿地表明某种宗教的、或道德的、或政治的态度，“作为公民，我们皆具有责任，当我们的社会必须作出集体决策而我们又相信我们的信息和意见应该得到考虑时，那么，保持沉默便是错误的。即使我们知道我们的意见不会被采纳”。而政治家和大学官员们的行为时常阻挠学者们履行这样的责任，因此，学术自由必须达到两个层次的隔离：大学、学院以及其他高教机构既要与立法机构和法院这些政治机构相分离，又要与大财团等经济实力相分离；学术自由将大学的行政人员与大学的学者们相分离，大学官员任命教授，给各系分配预算，通过这种途径有限度地决定学校的课程设置，但是他们不能越俎代庖决定被任命的教授的教学方式以及教学内容。从学者个体对于这种对学术自由干涉的态度来说，“我主张我自己的职业——一群赢弱无能的大学教师——对维护一种恢宏博大的伦理传统负有极大的责任，而且主张我们必须因此而带着激情并以我们的毕生的力量来捍卫我们的自由”。德沃金认为，近年来这种激情和责任心在减退，已经让学术自由看起来显得苍白、抽象甚至虚假，我们确实负有一种伟大的责任，而且现在正是我们重新骄傲地承担起这一责任的时候了。
二、学术研究去泛政治化的法律保障
学术研究自由一方面需要摆脱泛政治化的过度干预，另一方面确也离不开政治的保驾护航，经由国家法律保护的学术自由才能得以实现，主要在于法律授予学者们学术研究的诸项权利。因为“权利就是由自由意志支配的，以某种利益为目的的一定的行为自由”，人们享有学术研究的权利就意味着拥有了意志表达、发明创造的自由空间。自由是作为主体的人自我支配、自我追求和自我实现的内在条件，自由的环境使人们的创造才能得以充分发挥，所以必须确立科学研究的自由原则，使人们充分享有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权、创造自由权，拥有自由权利的人们就能够勇于创新大胆创造，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能得以正常进行和持续发展。要使研究主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就必须极力弘扬主体的权利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在法律中充分赋予人们广泛的自由创造权利，严格保护权利的正当行使，创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国家法律的任务在于必须保护研究者以使它们免遭政治集团或经济集团的较粗蛮的干预，把更多的自由创造空间留给创造者自己。法律是自由的基础，法治下的自由理想正是以这样的法律观为基础的，“当我们遵守法律(亦即指那些在制定时并不考虑对特定的人予以适用的问题的一般且抽象的规则)时，我们并不是在服从其他人的意志，因而我们是自由的”。而现实中真正的自由因为会给政治统治者带来诸多“麻烦”，因而经常受到符合统治者意志的法律的束缚，尤其是在集权专制的国家，法律往往起着限制学术自由的反面作用，想方设法通过政治强力压制甚至扼杀学术自由，在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中，真正的学术自由是不可能获得的。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用十分形象生动的笔调对普鲁士当局限制出版自由的检查令指出：“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我不应当用自己的风格去写，而应当用另一种风格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但首先应当给它一种指定的表达方式!……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马克思认为出版法理应是出版自由的表现，“出版法就是出版自由在立法上的认可，它是法的表现，因为它就是自由的肯定存在”。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凡是反映自由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否定自由的法律是专制的法律，是形式上的法律，“书报检查制度和出版法间的差别就是任性和自由间的差别，就是形式上的法律和真正的法律间的差别”。出版法才是人类自由权利的确认和保证，“检查法只具有法律的形式。出版法才是真正的法律”。
当然，在法律上维护学术研究活动的自由也屡见不鲜。115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颁布一项法令，以保证学者不因学术活动而招致惩罚。但学术自由首先由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42条所明确肯定，1966年联合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载明；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自由，与之紧密相连的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关于思想自由，第19条关于主张自由和发表自由的规定。现代国家更是将学术研究自由作为法律的重要内容，我国法律中也不乏这样的规定。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构成学术自由在中国的宪法基础，我国还有科技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也在维护学术自由和发明创造自由。当然，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这些法律保护的措施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落实，而且相关法律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科学研究自由是科学研究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活动过程中享有的选题、研究和表达的自由，它既是思想的自由，也是行为的自由。我们今天需要认真对待学术自由权，不仅在考察学术自由问题时，需要一种权利视角，而且需要提升学术自由权在现代法律所保障的权利体系中的地位。从我国当前的情况看，认真对待学术自由权，关键要尽快完善学术自由权的法律保障制度，促进和维护创造者的自由权利是我国目前乃至今后法治建设的重要使命，一方面，国家、学术机构以及学者，要积极推动法律、法规、规章、行政决定和命令以及学术机构的内部制度对宪法之学术自由权条款的贯彻落实，使学术自由权不至于仅仅停留于宪法条文的宣告；另一方面，要尽快拓展对学术自由权的司法救济渠道。在违宪审查制度得以确立完善之前，至少要使行政诉讼救济机制畅通无阻，民事诉讼救济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有关学术自由案件的受理、程序设置、判决说理等方面致力于权利保障和结果公正的目标。此外，法律还应该保障和鼓励公民通过结社等方式积极实施自力救济，以弥补司法等公力救济在效率方面的不足。
三、法学研究去泛政治化的权利诉求
法学是一门天然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的学科，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的推进和支持曾经给法学研究的繁荣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这种背景下的法学研
究成果也为政治的进步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但我国法学研究从20世纪中后期受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种情形虽然已大有改变，但有些方面还遗风尚存，只是表现形式已有很大改观。我国当今法学研究的主要阻力之一仍是来自强势权力机构，其表现形式已经主要不是高压和专制，而是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审批学术、等级学术的“共谋”文化霸权。这种现象的形成并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政治控制造成的，学者们自身的明哲保身、缺乏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是重要原因，诚如邓正来认为这种现状无异于是一种文化霸权，且这种霸权中文化人自身已被广为吸纳并已成为体制中的一部分抑或已成为体制中人，“文化霸权的形成在当代并不是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被动者’成为‘主动者’之后才获得其实现之可能性的——亦即在学者与这种文化霸权进行‘合谋’以后才导致这种结果的”。诚然，我国当今许多与法学研究相关的成果发表、成果鉴定、成果统计、职称审批、项目审批、奖项评审、机构设立、经费来源、人才标准、学者计划、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课题研究、教材编写、学术评价、岗位设置、研究主题、会议安排等等都与政治权力相关，许多学者也安于且受惠于这种指令性或指导性学术研究模式，成为体制化了的“学人”而饱尝政治的恩惠，只是这种法学研究的泛政治化严重地制约和阻碍了法学研究的创新，主要是失去了学术研究最基本的批判性功能与使命。而“知识通过批判和创造而增长”，这种失去了批判背景下的知识也就大致没有了创新的机会，创新的窒息和学术的停滞便是毫无疑问的了。尤其是不加任何反思批判地就将政治家们进行社会政治动员的“口号”转化为学术的话语，其必然结果是，一方面，我们无法看到这种理论研究的知识构成与知识架构。另一方面，它使我们无法真正看到理论所应该揭示的对象的结构反而将应该深入呈现出的对象的信息遮蔽起来。这种“研究”就不仅不可能在理论上知识上有什么贡献，而且它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这种政治正确的思维方式严重地浸蚀了包括法学在内的知识场域，从而使得学术的研究完全成为政治的一个附庸，这就远不是学术了，或即使有也只能是被体制化了的“政治法学”、“规划法学”、“利益法学”、“指标法学”、“诗外法学”、“边缘法学”等。这样说并不是说学术与政治没有关系，恰恰相反，学术与政治有着内在的联系。问题不是学术要不要关心政治，而是如何关注政治。简单地将政治口号移植成法学的命题不是学术研究，因为这种所谓研究是将政治作为标准，从而将学术研究降低为政治的注脚了，从而使得学术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学术研究当然要关心政治，但它对政治的关心是将政治问题化或对象化，不是将政治(表现为政治家的活动)当成既成的事物，而是将政治作为拷问的对象，从而将政治放到学术的祭台上。当然，即使在这样的氛围中，也有部分学者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诸如当下一些学者们注意甚至揭示出了诸如西方化法学范式的合法性危机问题，注意到急需引入新的知识系统、中国法学的自主性构造、中国法学流派的催生等等纯粹学术性努力和贡献。但是如果不能正面回答和解释现实社会中影响法治建设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这些知识上的引入或修补仍然不能从根本上促成中国法学的发展与壮大，因为没有更多意义上的学术自由环境，即使那些具有很多见地的法学研究成果也难以为人所知，更谈不上付诸实施，总是“闭门造车”使得研究的价值大打折扣，或者是使得法学这门本是经世致用的学问成为坐卧象牙塔中的学者们孤芳自赏的把玩，或者是为了生活不断为政治口号做无休止的注解而迷失自我创新的价值选择。
当今中国法学的创新当然有待于学者们遵循法学研究自身的逻辑和规律，勤奋耕耘才能出精品，淡泊才能明志、宁静方可致远。关于中国法学自身的固有缺陷及其解决路径，以邓正来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近年来通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设问与解答已有诸多宝贵论述，无论广度深度都已成体系，且限于文章的篇幅，故而本文对于法学自身学术内容的知识增长方面不再赘述。但笔者觉得目前的核心问题和当务之急当是“工夫在诗外”，即要解决法学研究中的去泛政治化问题。那么，如何才能去泛政治化?拥有并实现法学研究中的学术自由权是唯一正确答案和实现路径，这种权利不仅包括学术交流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学术思想表达方式的自由、学术成果传播渠道畅通的自由等等。从应有权利和法定权利来看，我国现行法律已经对学术研究包括法学研究的自由权利进行了形式上的保护，主要问题在于应有和法定权利没有能够化为现实权利，目前的现实学术自由权可能只是限于学术交流的自由，其它的即使有也是大打折扣。形成这种现实权利缺陷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法律实施、政治氛围等问题，另一方面也在于诸多学者被体制化后的对权利诉求的冷漠。因为许多权利是等不来或等不起的，而要靠主体权利诉求的主张和行为来争取。要达致学术研究的本相，学者们要能够通过自身的欲求和行为来争取学术研究的自由权利，排解现实政治因素中阻碍法学研究进步的过度约束，从而摆脱对传统泛政治化法学研究的路径依赖。学术研究的本质和功能在于其批判性，如果不能突破政治的过度影响，这种批判性是无法体现的。其功能和价值也无法得以实现，无论法学研究还是法律进步，都需要为权利而斗争。“处于必须主张自己权利的立场上，无论何人都将参加这一国民的实践，把各自的绵薄之力投入到实现这世间的法理念之中去”。一切正当权利从来都不是一个静态的、始终在“那里”的自然的东西，而是一个在对其维护和推进与对其侵犯乃至取消之间永不停止的抗争过程，只有经过人们前赴后继不断地为权利而斗争的实际行动努力，应有权利才能转化为法定权利、法定权利进而才能化为实际权利，“权利的历史反复表明：任何现实权利都得以主体的积极斗争才能赢得。一部权利史就是一部人类斗争的历史。孰不知，在每一种现实权利的背后都铭刻着人为之付出的代价，谁说权利的花环不是用血染红的”?。因此，一些法学学者走出书斋宣传学术成果、影响社会实践的为权利而斗争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其学术成果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所以，在目前这种现实条件和政治背景下，并不能排除且十分需要法学家们为学术自由而斗争的激情和勇气，这也是知识分子的实现个人价值和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体现。但是，我们不能指望学者们总是像斗士一样为推销自己的学术思想而奔波呐喊，学者们最重要的使命乃是生产学术思想，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向社会实践必然会影响其主业的发展，最终可能导致其得不偿失的思想和实践的双双平庸。因此，将法学家的研究成果付诸实践更多的应是政治家的推行，政治家不仅应有给于法学家充分研究的自由空间和表达途径的胸襟和勇气，也负有对法学家的研究成果进行适当筛选付诸运用的义务，为此需要在学术资源和政治智慧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和互动。而现在大抵还是政治影响学术的，而学术对政治的影响则微乎其微，法学资源和政治智慧相互交流的渠道还不通畅。此外，还要重点解决大学学术自治的问题，因为学术思想主要是大学教师们产出的，而现在大学的管理体制的政治化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教师们的学术自治。著名法理学学者蔡定剑教授走过了一个从官员到学者的历程，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从政府官员转变为学者，深有感触的是我们的大学太官僚化了，我原来从没认为大学校长、下面的那些处室是什么官，但是一到大学里，发现他们确确实实是官，而且相当多的人拼命争这种官。教育主管部门把学校完全纳入行政体系，大学成了教育部的一个下属部门”。他认为大学自治就是大学有权力来管理学术问题，司法和行政都不应干涉，如果没有大学自治，就不可能有国家的自由、民主和法治。
结语
总之，调适法学研究的学术性和政治性关键是要处理好法学研究与国家政治的关系。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法学研究不能完全离开政治因素而成为特立独行和世外桃源的精神贵族，这不仅因为该学科具有天然的政治色彩，而且其归根到底也是一门经世致用的治国学问，适当关注、解读甚或批评政治应是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不能将法学研究搞成少数精英把玩的文字游戏和思维畅想，政治冷漠会消减法学研究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尤其是要能够对国家的立法、执法等法律运作产生必要的影响，去泛政治化并不是去政治化；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法学研究应坚守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知识系统和研究方法，保持学科特有的纯洁性和纯粹性，法学研究不能被政治因素牵着鼻子走，要走自己的路，必须耕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丢弃法学研究的根基和灵魂的泛政治化倾向不仅损害了法学自主性品格，也损害了法学研究者作为学人应有的人格尊严，去泛政治化已成为繁荣我国法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责任编辑 鋐云)
作者：蔡宝刚
第二篇：论影响法学学术研究能力的若干因素
摘 要 要提高法学学术研究能力，不可忽视对相关影响法学学术能力的因素的了解。而在影响法学学术研究能力的诸因素中，研究领域的确定、“问题”意识的养成、学术材料的占有以及各种相关知识的储备尤其应引起法学研究者的注意。
关键词 法学学术研究 研究方法 研究能力
Som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Law Academic Research Ability
CHEN Min
(School of Law,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30)
Key words law academic research;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 capacity
影響法学学术研究能力的因素是多样的。清醒地了解这些因素，进而明确努力方向，无疑对提高研究能力大有裨益。否则，方向不明，仍可能只得在黑暗中徘徊而寻不到光明，研究能力的提高也就无从谈起。笔者认为，在影响法学学术研究能力的诸因素中，研究领域的确定、“问题”意识的养成学术材料的占有以及各种知识的储备尤其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1 研究领域的确定
所谓研究领域要专，是指在法学学术研究中，术业有专攻，研究领域不可过泛。
不可否认，在人类学术研究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关数量的百科全书式的鸿儒巨匠。这些杰出人物往往在诸多领域都有令人震惊的贡献，如达芬奇不仅是画家，还是寓言家、雕塑家、发明家、哲学家、音乐家、医学家、生物学家、地理学家、建筑工程师和军事工程师。马克思是学法律出身的，但其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却是在哲学、经济学等领域。然在当代，人们不难发现，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虽未绝迹，但少之又少。在法学研究领域，能谙熟法学发展脉络，纵横各部门法的大学者更是屈指可数。缘由何在？
这可能与人类知识总量增长有关。有人发现，在1900年以前，知识总量是每100年才有一倍的增长；到了20世纪初，差不多是50年一倍；而在最近几年，知识总量的增加速度非常惊人，增长一倍大概都用不了五年。知识总量的激增，使得学术研究领域更加精细化，门类学科更多。法学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经济的全球化，为适应法制发展的需要，法学的内容也不断扩展和膨胀。法学所包含的部门法学主要有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经济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环境法学、国际法学等，而每一部门法学又由一定数量的子部门法学构成。比如国际法学，就可分为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经济法学。对法学任何一领域要有精深的研究，都需要具备相应的能力和花费极大的时间及精力。而对于绝大多数的法学研究者而言，光阴流逝，人生苦短，实难以有充足的时间及精力在诸多领域展开研究。可以说，在当代要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才，将困难重重，出于各种机缘，只有极少数的人或许能在多学科有所成就。故而，法学研究者应持续专心于某一特定领域进行研究，这可使其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收集与研究对象有关的信息，对所研究的问题给予全面、透彻的思考，如此的话，研究能力的提高自然是水到渠成。相反，那种多领域出击，浅尝即止、蜻蜓点水的研究，只能是万金油式的研究，研究能力提高只能是空谈。总之，法学研究者确定适当的研究范围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是必要的，研究的初期，范围小些为宜。范围确定之后，研究者就应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不懈地耕耘。而此，必然会使研究能力得到逐步提高。
2 “问题”意识的养成
一般认为，所谓学术，是指较为专门、系统的学问。梁启超就指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至于学与术的关系，则是“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认之术也。”基于学术的含义及“学”与“术”的关系，不难发现，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学术研究中一定要有“问题”存在，这个“问题”或是纯理论问题，或是实践问题，或许是理论运用于实践的问题。缺乏“问题”的学术研究，为无病呻吟，是假的学术研究，价值甚微，只能孤芳自赏。故而，对于法学研究者而言，不论是研究对象的确定，还是研究结果的显现，都应当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存在；研究的对象须是一个“问题”，研究的结论，也应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法学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是多样的。可以是全新的，即前人从未触及过的问题，也可以是研究方法问题，甚或是研究资料的丰富问题，等等。新的问题提出，往往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价值极大；方法得当，则事半功倍，故方法问题也是法学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研究材料问题的解决，则有助于深化研究，弥补先前结论的不足。
较之解决“问题”，发现“问题”或许更重要和难度更大。爱因斯坦就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此番话虽针对自然科学研究而言，但对法学学术研究不无启示。研究成果是建立在“问题”发现基础之上的，“问题”发现了，才会有接下来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发现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找出“问题”，这需要研究者熟知诸家观点，明了理论动态；二是在现实生活中探寻，这要求研究者对社会生活的变化有较强的感知性。
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法学学术研究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要提高此方面的能力，法学研究者就应注意自身“问题”意识的养成，使自己具有一双锐利的能够发现问题的慧眼。
3 学术材料的占有
学术研究中的材料，多指为了特定的理论研究和论文写作，所搜集的各种用以产生观点和论点的材料。由于材料是研究的基础，因而材料的占有对学术研究极其重要。首先，材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对象。利用材料的目的，就是要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学术的开拓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确立自己工作的出发点，明确自己的研究目标，真正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其次，材料是观点赖以形成的基础。在研究中形成的观点，不应是空穴来风，或凭空想象所得，而应是在拥有材料的基础上深思熟虑的结果。学术大家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末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再者，材料是研究观点得以成立的支柱。研究所得到的观点要有说服力，能够经得起推敲，就须以翔实的材料作为支撑。对此，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之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具体到法学学术研究，同样离不开材料。充分地占有材料，不仅是发现问题，获得有价值的研究对象的需要，也是对研究的问题给予充分地讨论，使论证具有说服力，得到令人信服结论的需要。研究材料占有的越全，法学学术研究才可能视野开阔，立意高远；也才可能在已有成果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避免重复。因此，研究资料占有的多寡必然对研究者的学术研究能力产生影响。
而法学研究材料占有，离不开对古今中外有关资料的全面搜集。在重视间接材料即文献搜集的同时，不可忽视直接材料即通过社会观察、社会调查等形式所获材料的搜集。需要强调的是，法学学术研究中域外材料的搜集相当重要。在一些法制比较健全国家和地区，往往有大量成熟的及新的法学学术研究成果，对此，研究者的了解和借鉴，可使自己的研究少走弯路。为能够尽快地搜集及直接运用第一手域外法学材料，法学研究者应努力使自己具备一定的获取域外法学学术材料的能力，尤其是阅读他国和地区法学文献的能力。就此而言，法学研究者至少应精通一门外语。
4 各种知识的储备
法学学术研究领域虽要专，但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在知识结构上具备了相关的法学知识即可，相反，知识储备的广，能极大地提升研究者的学术研究能力。
首先，知识储备广有助于研究者发现更多的有研究价值的问题。随着知识的激增，研究的细化，介于学科边缘的问题层出不穷。对此，法学研究者若不了解其他学科的知識，既不能在学科边缘发现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也不能胜任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比如，缺乏经济学知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就无从谈起。
其次，法学研究者较多的知识储备，有利于其对研究对象给予深入、全面的分析。法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集合，法学是关于法的学问，因而法学的研究对象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及生产等活动息息相关，所涉及的问题面广且复杂，同经济、政治，乃至自然环境等有着密切联系。对研究对象的探讨，往往需要研究者利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展开分析和论证，如此，方能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获得全面、客观的答案。香港学者麦高伟、崔永康就指出“人们现在已普遍认可利用社会学、政治科学、经济学、心理学、历史和女性主义等其他学科进行法律研究的优点及相关性。跨学科或社会法律研究模式拓宽了法律论证中指导研究方向的理论和概念框架，它独特的研究方法论可生成实证证明，以回答所研究的问题。”
再者，研究者知识面的拓展，也是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的需要。基于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法学学术研究需要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此，刑法学者陈兴良的一段话给予了精确的描述：“我们法学，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当中，处于下游。法学的研究当中，总是要用到经济学的方法、史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伦理学的方法等研究我们的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学处于一个被动的、比较消极的地位、劣势的地位。”充分地采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无疑可使法学研究者开阔眼界，拓展研究思路，进而促进自身研究能力的提高。
概而言之，法学学术研究不可固步自封，应积极地从其他学科吸收营养。为使法学学术研究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研究者应尽可能地丰富自己的知识面。除了研习法学文献外，读一点其他社会科学，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伦理学方面的书刊，以及自然科学的书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如此，可促使研究者的学术研究能力提高。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学与术.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下.中华书局,1989．
[2] 爱因斯坦著.物理学的进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66.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23.
作者：陈岷
第三篇：论我国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的基本关系
摘要：我国经济法学理论研究与发展过程中须正确认知和处理好学术研究中的几个基本关系。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应及时回应经济法治实践问题并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倡导经济法与部门法功能组合研究；注重经济法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协调发展；尊重经济法学的学术研究共识的基础上推崇创新研究；坚持经济法学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正确厘清和阐释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基本关系，有利于经济法学研究向纵深方向拓展并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切实有效的学术理论资源。
关键词：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经济法理论；经济法治
经济法学是研究经济法及其发展规律的学问，是现代法律科学中的重要学科。近30年来，我国经济法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和多方面的长足发展，其中包括经济法理论研究、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教育发展等。在经济法学诸多方面的发展中，学术研究是学科发展的核心内容。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发展，就其本质而言，它是经济法学者认识经济法现象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从而积累和形成经济法学的理论和知识。就其形式而言，它既体现为经济法学研究重心、主题、领域、内容和方法的发展，更体现为经济法学思想认识和理论内容的进展。因此，经济法学的学术研究，本质上是经济法学科的精神理念和学术灵魂的研究。作为学术研究和认识活动，经济法学的学术研究在学术活动和研究实践中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由此形成了经济法学研究进程中的多重对立统一关系。这些关系及其影响涉及经济法学发展的全局，贯穿于经济法学发展的全过程，规定着经济法学的学术发展方向、内容、领域、功能和进程，影响着经济法学的有效发展进程。
一、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与经济法治实践的关系
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与经济法治实践活动的关系，是我国经济法学发展的基础关系。法学研究的价值和生命力在于其对现实和实践的指引作用，而法律实践对法学研究也具有反馈作用。衡量经济法学学术价值的高低，一个重要的标准是看它对法治实践发生作用的大小；而衡量经济法治实践科学与否，关键是看它能否自觉接受经济法学理论的指导。经济法学学术研究承担着法律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其中包括经济法学理论的论证、法律框架的设计、具体规范的拟定、法律实施的纠偏，对经济法的精髓及法的理念的把握；經济法实践承担着法律实施的重要任务，涉及经济法的精髓、法的理念及法律制度在社会中发挥有效的作用。学术研究和法律实践相生共长，法学理论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两者并不矛盾。法律工作者所从事的法学理论研究，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论文本角度)开始、延续、深化实践者所进行的法律实践中的理论争议。其所产出的法学知识，正可视为内在于法律实践中的深度阐述。因此，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者应当紧紧围绕实践中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将研究成果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提高经济法学研究的可应用性和法律实践的准确性。
经济法学研究的发展过程表明，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的关系，关键在于积极发挥学术研究对于法治实践的能动作用，努力运用学术研究为法治实践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建构起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的良性互动关系，实现经济法学研究的实践价值，为经济法学研究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和丰富的空间和途径。转型期的中国，其经济法治建设和发展，更迫切需要学术研究积极回应经济法治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近年来我国经济法学学术研究提出的诸多理论命题和许多制度构建都适时地契合了中国经济法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对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从改革开放30年来看，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从整体上仍缺乏一种对现实问题或规则进行学理化、法理化甚至哲理化的深度思辨，对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问题仍停留于甚至满足于一种对策性的个案分析。特别是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许多关联性问题或事件，经济法理论研究没有从规范性的对策机制中抽象或提炼出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具有规律性的原理。如金融危机发生的国家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由主义市场推崇极至而排斥国家对市场的正当干预，将这些问题上升到法治角度，这便触及到经济法的本质和价值问题。因此，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应当对经济法治实践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理论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将理论转化为对策性工具。
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的关系，在学术研究对象和方法意义上，还体现为理念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关系。法治理念与实践活动，都是社会法治生活的有机构成部分，因此，经济法理念研究与经验研究，都属于学术研究，都受到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关系的约束，同时遵循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关系的对立统一辩证规定性。当然，经济法理念研究与经验研究又是针对不同对象，分别运用规范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展开的研究，因此，理念研究更多地体现为关于社会偏好和价值取向的应然研究，经验研究则更多体现为关于法律行为和法治关系的实然研究，两种研究分别反映着经济法治生活的彼岸性和此岸性，指向法治生活和法治实践的不同层面，具有不同的研究价值、学术意义和实际功能，相互之间又有矛盾关系。经济法理念，是指在特定社会中的人们，对经济法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在宏观上和整体上的一种理性把握和构建，是经济法理性的最高表现形态，也是经济法律制定和实施的最高原则。用经济法理念和思维统摄经济法学的学术研究，并以此指导经济法治实践，不仅可以厘清经济法与传统法的关系，而且可以实现经济法对经济社会关系调整达到预期的目的。经济法理念站在经济法整体的角度和发展的高度上，对现行的经济法律或者是即将制定的法律，进行认识和分析，并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预测和把握经济法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对于现行的经济法律制度，作出是否适应经济发展实践需要的评价，然后形成立、改、废的决策，从而使经济法得以补充、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指导立法者从总结的经济实践经验中抽象出对未来具有指导意义的东西，并反映到经济法立法上，使经济法立法既肯定现实，又或多或少地对现实作出创造性的规定，以便从经济法上把握现实的未来。例因此，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如何剖析和解答经济法实践中的问题，即如何具体回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理念下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矛盾问题，有待经济法学从社会本位、平衡协调和人本主义理念高度进行分析并提供具体的制度设计方案。
二、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经济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中国法学界秉承了大陆法系传统，再加之上世纪50年代受前苏联法学的影响，从而对部门法的划分及其调整对象理论推崇至极，一度使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其实，法的部门法划分本身就是遵循主客观标准而非单一的客观标准，以往那种囿于大陆法传统的客观标准试图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与传统部门法作泾渭分明的划分，从而使经济法陷入了调整对象之争的“陷阱”。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出现的“经济法与民法之争”让这种理论上的误解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无论是官方还是学术界，经济法已被
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七大法律部门之一。近些年来，法学界也在逐步淡化部门法的论战，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和讨论中也较少涉及到调整对象的理论争辩，但是，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却一直存在着一种“异民法”或“反民法”的路径情结。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问题，特别是部门法之间的求同存异及合作问题，却少有提及。以往的学术研究中，经济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只是通过简单的比较，展示他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也较多地集中在总论层次，而未深入到具体制度层次予以比较，较多地研究部门法间的区别，而忽视了部门法间的联系；较多地作表层(如法律现象)的比较，而忽视了对深层(如法律现象的经济社会基础)的比较；较多地对民商法、行政法与经济法作比较，而忽视了社会法(如劳动法)与经济法的比较。这些都是在对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作比较研究时存在的缺陷。
部门法的出现是根据各个部门法解决不同类型经济关系问题而形成的学理上的划分，但社会问题总是千变万化，初始的分类是为了实现分工，但分工形成之后却不断走向封闭，导致部门法的分类与社会现实日益脱节。尽管法律可以通过技术和程序实现分类，而具体的社会事实却只能由规律和现实决定，从而很难保证二者的整齐划分及严格对应。其实，不同的法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彰显不同的法律价值并有着不同的贡献。就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而言，放在纵向的法制变迁中考察，在市场经济发展到垄断阶段之前，以主体平等、契约自由和产权私有为原则的民法对维护和促进市场交易与自由竞争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当市场经济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要维护和促进人们的自由，必须首先反垄断，反对垄断者垄断经济、操纵社会、滥用优势，只有反垄断取得了成功，重新构建了人们之间的平等，维护和促进了市场竞争，恢复了人们的自由，为民法奠定了基础，民法才能重新发挥作用。所以，依法反垄断便成为了奠定人的平等、保障人的自由、促进自由竞争的根本前提和首当其冲的任务。经济法(反垄断法)成为了平等奠定法、自由保障法和自由竞争法。因而，现代经济法的出现，不是民法的相向物，也不应当成为民法的排斥物。两法在共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维护人权方面发挥着殊途同归的作用。
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不仅应当充分认识到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价值，而且，针对转型期各类复杂的社会经济矛盾的交错性和进发性，应当在法律机制和功能上重视和发挥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功能组合研究，根据具体现实问题的性质和特点，寻找不同法律功能组合的可能和模式，以发挥法律之间的协同效应和系统效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的交错性及连带性，使得当今社会尤其是转型期中国出现了一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断裂”现象，认为不同部门法功能的组合提供了直接的动因与契机。这一断裂的现实形态表现为：经济发展引发贫富悬殊，从而造成社会不公的心理日益普遍；经济发展引发环境污染，从而造成可持续发展的危机；经济发展的断裂现象伴随着社会主体的利益分化日益加剧，社会不满和社会矛盾日益明显，但是又缺乏合理、合法的渠道进行宣泄。这些断裂现象的产生既非一朝一夕，亦不是单一因素的作用，而是多方面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因此，断裂的修复也必然需要全面系统、综合渐进的思路。面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断裂现象，需要重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与社会发展相互关联和协调的新机制。法律制度具有的功能是修复这种断裂的社会现象的重要方式。而法律修复手段的运用，也应当包括法律功能组合的路径。例如经济法与社会法是兼有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主要法律部门，对断裂社会的修复，需要经济法学者加强对经济法与社会法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进行有机组合与运用的研究，从而使其共同担负起社会整合的法律功能。
三、经济法学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按照法学研究不同的属性，经济法学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以探讨经济法现象的本质、研究其价值为宗旨，通过对法治现象因果的研究，揭示经济法律现象的定理、通则和发展规律。应用研究泛指经济法制度的研究，是针对特定的现实经济法律问题，探索或者创造出新的知识或者方法，从而为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提供理论依据、实际途径和可行方法的研究。就其研究内容来看，经济法基础研究是关于经济法现象本质因果联系的发现和阐明，而应用研究则是关于经济法问题与对策因果联系的分析和论证。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过程中，经济法学的基础研究，也可以称谓为经济法总论研究。经济法总论重在探求各种经济法规范和各种经济法现象的普遍规律和最基本、最一般的原理，侧重于探索和认识经济法本质特征、运动规律及发展趋势的学理性研究，意在阐明学理，属于学术理论研究。经济法学的应用研究，亦可视为经济法分论研究，一般指侧重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法的对策性研究。经济法分论研究具有特定的实际目的或应用目标以及指向明确的应用范围和领域，属于问题对策研究，通常表现为指出經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经济法对策、路径和方法，主要作用是解决经济法学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具有针对性、时效性和可操作性。
总论研究与分论研究又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总论研究可以为分论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知识基础、观察视角、分析工具和一般定理，可以在研究领域和知识体系范围内确定应用研究的方位，从而在宏观上和一般规律的层面上透视问题、剖析问题和把握问题，可以检测应用对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总论研究的重大突破，可以引发分论研究的重大变革。分论研究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关于总论研究的发展研究，是把总论研究发展为实际运用形式，把总论研究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具体问题及其解决的研究活动。离开总论研究的分论研究，是缺乏对于经济法本质性和规律性的把握、缺乏理论认识和科学方法、缺乏深刻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研究。离开分论研究的总论研究，则会演变为缺乏现实论据和适用性的空洞的抽象研究，缺乏现实意义和价值的虚假命题、思维训练和经院哲学。
我国经济法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法学是基础性和理论性、现实性和应用性兼备的学科，因此，兼顾总论研究与分论研究，正确处理总论研究与分论研究的辩证关系，通过强化总论研究来深化分论研究，通过推进分论研究来丰富总论研究，实现总论研究与分论研究的有效结合和良性互动，在两者的共同发展中提高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应用性。当然，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科学化，关键是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科学化。经济法总论不以某个和某些部门经济法或单项经济法作为研究对象，而是把经济法的各部门和各单项法律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然而，在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上，一些经济法论者轻视总论研究、淡化总论研究，怀疑甚至否定总论研究的意义。在经济法总论研究中囿于经济法视角而论经济法，没有从经济、社会、法律、历史、思想、文化的角度，更未立足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去检视与探求构建经济法学的基础，因而没有在此基础上阐析经济法的原理，以至于学术界有人认为目前的经济法理论研究出现了“总论行政法化，分论民商法
化”的论调。比如我们在研究经济法功能时，极少运用社会学知识进行创新性研究。如社会分配和社会正义，分论中的宏观调控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当下存在的贫富差距等问题，应当在总论研究中对经济法的正义价值及分配功能进行重点研究，以此来指导分论的制度建设和完善。不过，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无论是总论研究还是分论研究，学者们又多喜欢进行应然论证，而轻视实证分析。没有真正遵循“总论是分论的总结，分论是总论具体化与实现”。分裂总论与分论之间的关系、缺少实证分析的中国经济法学的研究路径，既不符合法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使得研究结果严重脱离、超然于现实。在对待总论与分论研究关系的态度上，总论的研究一方面要以分论的研究为依托，立足分论归纳出来的总论才更具有说服力和生命力；另一方面要重视分论的学理化和法理化研究，并从经济法具体制度中归纳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等共性内容，这种共性内容自然就是总论的内容。
四、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学术研究中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与实现自主创新，是具有重要区别的两种形式的学术活动。科学的学术研究活动，必然是运用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实现科学创新的研究和研究的科学创新。法学研究的创新，通常是指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引进或创造新的法律文化元素，主要进行的是制度方面的创新。同时，法学创新应当是一种全面的创新，包括法律内容的创新、法律观念的转换、法律体系的重构等方面的改革，一般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就当代整个法学的宏观发展而言，中国法学在30年的时间里以加速度的方式增长，确实有相当可观的知识增量。但是中国法学的知识增长与理论变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其他学科知识、理论、方法的移植或引进，真正属于法学自己的原创性的知识、理论、方法较少。将其放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来看，法学领域涌现的很多新话语、新思想、新方法其实并不新，大多来自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学实际上已经成为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话语、理论和方法的输出地和实验田。同时我国经济法学发展历程表明，在学术研究活动中正确把握吸收与创新的关系，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关键环节。在这其中，必须将正确地吸收他人成果作为吸收他人成果的基础，而合理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又包括合理选择和正确利用他人的成果。另一方面，了解、吸收和利用他人的研究成果，是为了实现学术的创新，这就需要在学术研究中贯彻创新精神。根据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特性和法治要求，正确把握创新的法治方向和法治功能，并以客观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和科学的学术批评，来评价和鉴别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的创新性。
学术理论研究成果的尊重与积累，有利于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有利于学术知识的积累，有利于基本范畴的形成。经济法理论的发展与知识的增长都是积累的过程，对经济法的解读过程要求将经济法理论建立在某种前期知识或语境上，从而使经济法理论可以为人们所理解。如果没有任何前期知识或者参考框架，我们不但无法解读经济法理论，而且经济法理论对于试图理解它的人而言也可能是无意义的。因此，不论是提出新的观点，还是批判他人的观点，都必须建立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然而，一些对经济法学理论的责备与批评，通常是在没有认真阅读相关的经济法文献，以及没有全面理解被批评者理论观点的前提下提出的，最终成为简单化的批评或乱贴标签。因此，有关经济法的研究和批判应当遵守以下两点约束。第一，批判他人的观点必须首先确定解读的论述框架，即前期的知识结构，厘清被批判者的理论前提与框架。第二，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必须清楚自己的理论前提与框架，否则，就将模糊自己所解释或描述的内容。经济法学理论与批判具有科学解释与人文解释的双重性质，而且科学解释是基础。对经济法理论及其命题的证明，从严格意义上讲都是一种演绎或不完全归纳推理，因而在本质意义上是一种有益的假定，这种假定将来还可能被新的知识所证伪，从而提出更逼真的命题。有人在进行研究和批判时不遵守这些最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约束，经常提出一些绝对性结论，使学术研究走向片面和偏执。㈣
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创新，是强调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创新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要放在整个法学理论知识体系中进行评判，而不是简单的自说自话。作为专业性的认识和探索活动，经济法学研究既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进行的，又是通过吸收他人研究成果而进行的。法律应当是现实的，法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类发展的现实问题。人本法律观也强调法律的现实性，将人的生活、人的全面发展与法律直接结合起来，让法律与公民的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解决公民新生活中所遭遇的现实问题，使法律成为公民的生活规范和生活方式；改变法学理论与生活严重疏离的现象，让法学研究从现实的生活经验出发，把法学的概念、范畴和原理建立在丰富的实证材料上，让法学成为人的生活之学。法学研究中法律观的创新和具体法律制度的创新是法学创新的兩条基本途径。“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马克思法学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在中国怎样进行创造性的运用与发展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法学如何创新，如何在法学领域内落实“以人为本”的问题。故如何在经济法学领域内落实“以人为本”，实现经济法学的创新与现代化，就是将经济法学与“以人为本”结合起来，实现“以人为本”的法律化，从而推动现代人的塑造，实现经济法制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和谐同步的发展。
五、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从我国经济法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问题具有相对复杂性，需要清楚认识和正确把握。需要明确的是，经济法学研究发展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并非经济法学研究中特殊具体性与一般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因为无论在经济法还是在经济法学的意义上，都不存在标准的国际化的经济法学，在市场竞争形态、法律文化传统、法律体系、核心价值和法治发展历程及水准迥然相异的不同经济社会法律体制之间，现实存在的只是各种不同的国家或者各种文化和法律背景下的经济法(学)。既然如此，所谓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问题，本质上并非经济法学中的中国特色与国际标准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只是中国的经济法学研究特色与其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学研究相互影响和借鉴的问题。在不同的国家或者法律背景基础上生成的经济法学，其学术性质、研究前提、研究内容、价值取向、根本立场和功能效用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性甚至对立性，无视这些差异性和对立性，无视它们之间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差异，从而把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法学理解为国际标准的通说；把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法律制度看作是普遍的示范制度；把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法学看作是世界标准经济法学，实际上曲解了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本质属性。因此，不能将西方经济法学的个性视作并代替世界经济法学的共性，也不能将西方经济法学的共性来遮蔽中国经济法学的个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学界许多学者主张在研究中将来自西方的理论体系“本土化”，研究
过程中强调用中国的本土特色来应用和修正外国的理论体系。但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经济法学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具有相互矛盾和排斥的一面。中国的经济法学学者更应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创建自己特色的理论体系和发展自身的经济法学流派。强调经济法学研究的本土化，必须反对机械套用他国相应学科的概念、方法、模型和理论，反对脱离我国国情，对我国问题采取逃避态度的本土化研究。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中国经济法自身制度发展演化规律的基础之上。当前我国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由于太注重对外国经济法律现象的研究，反而轻视了对中国经济法律现象的自身运动规律的探求。例如在反垄断法研究中，西方的立法和实践经验能否应用于中国，还需要将之置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法律制度等背景下进行深入地比较研究和转化。特别是在中国独特的体制背景下要对我国反垄断法实施所遇到的宪政障碍问题予以足够的分析和论证，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好反垄断法的国际比较研究及其本土化。因此，当前经济法学要特别重视和关注中国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对中国经济法所提出的要求，我们在对传统进行现代化改造的道路上应当寻求体现自己国情的经济法方案，这是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回归本土性的客观要求。
当然，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又具有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一面。经济法学学术的本土化研究需要具备国际学术视野，需要准确认识和了解外国经济法学的理论、制度和方法，并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分析、鉴别、扬弃和吸收；与此同时，经济法学的国际化，只有通过对本土化的关注才能得以实现。這其中，需要清楚认识到，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只有民族的，才是国际的。因此，只有深入研究本国经济法，科学探求和构建经济法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形成合乎我国国情、经济发展、法律发展规律而又具有高度解释力和科学性的中国经济法学，才能提高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国际地位。经济法学研究的国际化，首先缘于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在空间分布上的多样性，不同空间架构下的法律传统是经济法学研究重视本土性的重要理论依据。就西方而言，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上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滞胀时期、由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至今，经济法都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对经济法学宏大的理论体系认识清楚之后，我们更应该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法所面临的特殊性问题。也正因如此，经济法学研究的国际化应当关注经济法治实践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社会历史阶段所呈现出来的共性和个性。令人担忧的是，目前中国经济法学界普遍存在着一种西方至上的观念，甚少有人关注当下与国情相关的基本问题和具体制度的深层次理论洞察。显然。这往往导致了对经济法学研究所指向的对象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同特征或“个性”问题的认识上不足，因而经济法学研究的国际化偏向导致了经济法学研究的本土性根基孱弱，让国际化视野下的某些经济法共性遮蔽了本土化的经济法个性。
作者：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