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法学行政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基于社会法学与概念法学维度，以我国行政法律文本的“第一条”为分析对象，对规范所彰显的法学理念进行了分类统计。在统计材料之基础上，对两大理论在各阶段的行政法律文本所表现出的影响行政立法的特点和规律进行分析并阐释原因。
第一篇：法学行政论文范文
行政法学教学理念的思考
摘 要：在法制全球化，国家推行法制社会的背景下，为应对国家高速发展下出现的众多行政法治问题，法学人才稀缺成为了我国法制需要重点攻克的难题。而法学教育作为国家培育优秀法学人才的炼钢炉。其传统行政法学教学存在部分思想陈旧，案例与时代脱节的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应对社会发展层出不穷的法学问题。因此，要满足新时代的人才需求，必须改革教学。本文从教育高度上确立人才培养理念、巩固教学机制、完善案例教学、理论界和实践、培养法制观念等方面简要阐述一些思考，提供建议，以供参考。时代在不停的发展，只有针对时代变化设计教学内容，迎合事物法治社会改革的变化，才可能实现不断输出卓越法律人才的目标。
关键词：卓越法律人才;行政法学;教学理念;模式设计
作者简介：周紫阳(1978-)，女，汉族，湖北天门人，研究生，博士，武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从事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
新时代的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法制社会，推行法治国家的改革，那么卓越法学人才的储备尤为重要。作为人才输出的教学机构无疑要对教学任务面临更为严苛的要求。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国域民族复杂引起的地方性公法私法标准不统一，法典缺失，案例陈旧等问题，成为设立规范教材的挡板。在实际教学中，因为具有覆盖的教材和统一的法典参考，严重阻碍了培养人才的进度和质量，偏离了新时代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旧模式的教学已经很难跟进时代需求的步调，培育卓越人才。因此，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加入迎合新时代的教学理念，应对社会发展需求自我更新，达到真正为当代社会及未来培养卓越人才的目的。
一、传统教学的弊端
(一)行政法自身局限
相较其它立法过程，行政法起步较晚，属于新生法学体系，缺乏能够作为基准的参考、学习法典。在执行过程中，法律规范存在不同程度的界限问题，加上我国实际国情，民族和习俗分布，使得法章行使不具备通用性。因此在教学选材中，往往只能根据大众立法，实施教学。法理依据缺乏，论证支点不足，中央和地方的同一性缺失等问题严重。尽管在后期的改革中孕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但是后续各个环节的补充法律都不够完善，没有形成完整的行政法学链和自身体系。在这种背景下，针对爆发式的行政需求，地方和个体根据自身情况拟定数量繁多的规章，且其中部分存在界定模糊、上下位法冲突、脱离实际等问题[1]。因此，在进行实际教学时，缺乏可以依附的教学材料，在学习和教学过程中带来很大的影响。
(二)教材与缺乏实践验证
由于行政法自身的立法的局限性，注定其在法学实践中会存在偏离社会要求，无法全貌体现行政法的公用。行政法本身涉及范围广泛，内容跨度大，现行的高等法学教材不能全面涉及覆盖的各方各面，基本都是围绕理论的教学展开政法关系的关联，没有得到实际案例的分析和实践经验指導，加之与其它体系法学的交错融合，主体立法部门与地方立法部门的立法基准脱节，在理论教学中无法全面覆盖到。如今，一些交错的地方部门所立规章已经大行其道，但是作为法学传授部门，却无法提供实践意义的例子，充分的教材支点，完善行政法教学的系统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行政教学理论。没有得到实践验证的教材，等同于将未经验证的知识传输给未来可能立法、用法、执法者，而他们也会将这种不成熟的法治理论传导给下一代，恶性循环。这种情况无论是对人才培养还是对法治社会的进步都是不可取的。教材应该取材于法学案例，成型于社会实践，才能普法育才。
(三)教学模式单一短浅
传统的行政法教学单一，多年重复利用陈旧法典案例教学，课堂设计呆板僵硬，缺乏灵活性。更严重的是传统的教学缺乏对未来社会行政法律的研判和分析案例，对老旧案例照板搬豆腐，禁锢了学生的思考和创新能力，也使教学缺少对当代和未来的讨论，将一些已经过时甚至与时代脱节的理论奉为圭臬。导致枯燥乏味成为法学课堂的代名词。法理的严谨性不应该受制于旧典、教纲，要挑出鸡蛋里的骨头，将原有的立法拿出来分析讨论，让学生参与到立法或法案的分析中。原有的教学缺乏学生的讨论参与，生硬无趣，即使学生能够按期望交出一份按设定好的标准答案，但是未必就真有对法理的研判、分析能力。忽略未来的教学，注定是跟不上时代节奏的。
二、确立人才培养理念
(一)在国家大力推行法制的背景下，对于“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就越显重要。受制教育、社会的影响，卓越的法律人才如今凤毛麟角，万里挑一[2]。国家也因此专门提出对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方案，并于2011年专门做了解释。当前，我国的整体的法治理念不够强，多年来依靠高等教育机构的输出为社会主义法制输送人才，但是没有真正贯彻要确立培养卓越人才的长远目标，原有的培养模式培养的人才已经无法满足当前更加多元复杂的社会。因此必须要提高法治理念的认知，明确对于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
(二)理念融入教学。追求卓越，才能创造卓越。明确了卓越人才培养的理念，下一步就要将理念融入教学。要将这个崇高的理念作为教学展开的核心，千方百计地围绕人才培养开展教学，设计教材。只有将培养卓越人才的理念作为教学的指导思想，才能让教学活动有源可循。因此，从教学体系各个环节融入理念，才能让教学有计划性、有目的性、有时效性。
三、教学机制巩固
法学的教学机制从学理上来说是指与法学相关的教学环节或教学系统。一个好的系统必定是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这样才能实现系统的优越性。而打造一个良好的法学教学机制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教学的功能，合理调动资源，高效的完成人才培养目标。对于行政法学的教育的机制的巩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要从教育源头上进行改革，突出行政法学的教学地位，增加课程时间，制定理论与实践的课时配比;其次，要明确培育“卓越”的思想导向，设立对课程有完整检验检讨的教学机制，对典例，教案要严格筛选，坚决杜绝以次充好的行为。以保证教学教案的高质量和高水平，促进教师从思想和行动上自我进步[3];第三，要求教师定期“回炉”参与社会行政法学实践，深入实践理论的可行性，提出符合时代的观点，研讨分析，一方面加强自身的法学素质，另一方面可以将学习的广度最大化;第四，多元化课堂教学，增加模式辩论、推导、演示、案例分析等环节。将理论全面推向实践，发散思维，彻底将“填鸭式”课堂变成人人参，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对法理的推理和研判能力。
四、完善案例教学
由于缺乏参考法典，加上老旧教学模式的原因，我国案例教学能力极其匮乏。而案例教学恰恰是可以直接让学生将理论对应实际案例进行讨论，剖析法理的最好方法，也是最能锻炼一个人的机会。因此，在教学中必须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彰显案例讨论为主的根本原则，激发学生在案例中对法理的思考和兴趣。
教材案例选择决定着教学讨论的重要方向，因此在案例选择上必须要有足够的思考，不能胡编滥造。要坚持符合教学大纲、符合时代特征、符合有研讨代表性的原则。案例的圈定，奠定了教学的基础。教中可以通过设计的多元方式，深入挖掘案例的体现的法理，推动学生有意识地运用理论知识解答实际问题。
五、促進法学实践
总体来讲，学习的目的是要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际生活。作为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其理论知识更应该放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接受千锤百炼，不断的修正才能正式实施，成为让社会接受，让民众遵从的律法。因此，法律人才培养过程中，不仅要将实践带到课堂，还要将学生其带出课堂，走向社会，让所学理论接受时代筛选，实践的考验，辨证总结形成结果，逐渐成为真正的专业、符合社会和时代要求的卓越人才。
例如加强与法学机构合作，让学生亲身参与行政案例的执行，抑或通过创造模拟案例进行案例执行演习等方法，强化学生作为一个法律人的职业意识和法学思维，教会学生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打破学习思维惯性的局限。此外，在实践中要注重巩固学生的职业能力，充分发挥实践探索的能力。鼓励学生单独承担案例处理等方式建立法学自信，不断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磨合，高效提高法律人才的素质。实践教学的目的就是要革新理论教学枯燥乏味的弊端，多维度多角度地将理论抛入实际去检验、讨论、验证、总结。
关于实践渠道的建立。第一，可以制定课程要求，让学生参与网络或国家发布热点行政案例的讨论，根据自身掌握的法学知识，提出思考建议。第二，教学机构需要整合资源，将学生安排到可以实施法学理论知识的行政机构实习，并适当安排接触实际案例，验证学习成果。第三，组织学生定期出到社会，履行作为一名法学职业者的义务，服务社会的同时，可以收集更多的社会热点问题，把思考维度放宽放远，拓宽对未来行政立法方向的探究能力。
六、培育国家法制观念
如果说法学教育的目的是培育卓越法律人才，那么法制推行目的就是要他们服务社会，服务未来。仅仅拥有出众的法理知识和实践能力，将精力放在争取个人名利上，对于整个国家的法制是无意义的。因此，只有在培养高端人才的同时培养他们的法制观念，从思想上认知法制的根本，从而将精力投入关乎时代发展、关乎社会需求、关乎民众呼吁中去，才能真正为中国法治社会贡献力量。此外，还需要对行政法学人才进行严格的职业道德考核，要求在执法、用法过程中秉持中立态度，坚守职业道德不能利用所学所长危害社会公共利益，伤害民众。当然，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和法制观念之外，卓越的标准还应该包括：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知识能力和符合国家发展需求的专业素质。
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只有把国家法制放在第一位，崇尚法律尊严，严守职业道德，才能成为真正的“卓越人才”。
七、结束语
我国人口众多，民族习俗各异，在行政立法上要做到真正符合当代国情，符合民族特性，照顾地方习俗，切忌照本宣科。因此，在法治社会的人才严重缺失的背景下，培育行政法卓越法律人才是我们势在必行的任务。各大教学机构必须结合国家政策、社会发展、民众需求，立足未来，设立健全教学机制，建立具有革命性的教学方法，迎合时代的发展，将行政法学教学推向新的高度。作为人才培育的教育机构，要秉持事物是发展的本质，针对教学进行有计划，有远见的筹划架设，不能只停留昨天的案例，要提前布局，未雨绸缪，将未来可能发生的行政法学提前预判，在教学中讨论验证。另外，要摒弃为满足市场要求或就业率而设置的功利性课程教学，坚持基于法理法学的教学原则，坚持理论与实践并行的原则，坚持多角度多维度开放的教学原则，在建立法治理念的高度上，统筹教学计划，规划教学进度，以培育“卓越法律人才”为最终目标，推动行政法教学的革命。
[ 参 考 文 献 ]
[1]庞雨欣.论近代中国行政法学的起源[J].法制博览，2017(31)：218.
[2]余睿，覃兴升.行政法与社会治理创新——广西行政法学研究会2017年学术研讨会综述[J].广西警察学院学报，2018，v.31;No.143(03)：25-30.
[3]关保英.行政法典总则的法理学分析[J].法学评论，2018(1).
作者：周紫阳
第二篇：社会法学和概念法学影响中国行政立法之实证分析
摘 要：基于社会法学与概念法学维度，以我国行政法律文本的“第一条”为分析对象，对规范所彰显的法学理念进行了分类统计。在统计材料之基础上，对两大理论在各阶段的行政法律文本所表现出的影响行政立法的特点和规律进行分析并阐释原因。总体看，中国行政立法经历了侧重以社会法学理念为指针到概念法学理念与社会法学理念兼具，进而呈“两者”统一发展之趋势。
关键词：社会法学;概念法学;行政立法;行政法律文本“第一条”
一、引 言
立法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因而不能离开一定的理论指导 [1 ]，从立法活动能窥视其立法理念的存在，而透过彰显立法目的的法律文本第一条分析更有窥一斑见全貌之功效。我国行政立法经历了初步成型、蜕变及成熟的发展历程。行政法研究服务于什么目的?为此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方法?行政法的主要思想、基础性的范畴与概念及行政法学在法律体系中的角色，亦称行政法学研究的自身定义问题，可以总结为行政法学的研究方法论问题，即行政法学的框架与立法思想问题。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国家愈发重视立法工作的语境下，探寻隐藏在立法背后的理念和思维具有重要现实意蕴和方法论意义。
从对行政法律文本①“第一条”(以下简称“第一条”)的初步观察情况来看，其或追求法与法之间的协调一致，或表达立法之目的和关注社会生活，也就是说，行政立法体现和反映了社会法学②和概念法学③的相关理论。概念法学体现在行政立法中，就是依据宪法原则从上而下以一个统一的行政法律体系建立起来的金字塔形构架，它将社会生活与之分离开来，抽象地形成硬性的法律制约。普赫塔曾用形式逻辑的方式建立金字塔谱系，将所有法律都形成一个由上衍生的法律体系，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彼此间价值目标的一致和避免冲突，也使得行政法律法规存在一种有效的规制性。而社会法学作为一种“活的法”，则更多地为了适应社会的多样性与变化，因此它是以治理社会、服务社会为目的，以社会生活、司法活动为重点，这也是行政立法的内在本质体现。而社会法学、概念法学与我国行政立法活动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及规范与理论的契合呢?基于此，本文采取实证数据分析的方法，以中国立法史上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为阶段划分④，试图通过纵览六十多年来中国行政立法中“第一条”的立法情况，展示社会法学和概念法学理论在行政法律文本中的领域分布、年代分布情况，探寻各时期行政立法反映两大理论的脉络、趋势和特征，并试图从中总结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而以此视角研究中国行政立法问题。
二、研究對象及行政法律文本“第一条”归类标准
1. 研究对象
本文以行政法律文本“第一条”为分析对象，“通知”、“请示”、“批复”、“决定”、“决议”等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在本文考察范围之内。当然，本文的统计可能并不全面，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本文只是立足于“第一条”所体现的行政立法理念之研究，并非法律规范本身，总体上不构成对分析的影响。整体看，有些虽不具备“第一条”之形式，而实质上亦能反映立法理念之条款，亦为文本分析对象。据统计，此类条文为数不多，并不会影响数据所反映出的概念法学和社会法学之整体趋势，为了统计和行文之便，采取以“第一条”形式出现的和体现第一条之实质内容的条文为分析对象。
2. 数据来源
本文用以分析的数据来源是中国法律法规信息库⑤。时间跨度从新中国成立至2016年12月31日。
3. 行政法律文本“第一条”的分类标准
分析材料按照时期、行政制度之效力等级进行安排，对“第一条”进行了归类，分别为“概念法学”、“社会法学”、“两者兼有”及“两者皆无”四大类。对于“第一条”所反映何种理论的判断，本文按照概念法学和社会法学的相关理论来进行判定，大致判定标准有四：(1)追求下位法与上位法或有关精神、原则之间的一致，注重体系之协调与完美，则归为概念法学类。如：《国务院关于审计工作的暂行规定》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制定本规定。(2)表达立法之目的，注重社会发展之适应，则归为社会法学类。如：《城市交通规则》第一条：为加强城市交通管理，便利交通运输，维护交通安全，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制定本规则。(3)以上两种情况皆有之者，则归为两者兼有类。如：《公司登记管理暂行规定》第一条：为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保障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的基本原则，特制定本规定。(4)以上两种情况都不存在者，则归为两者皆无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船舶吨税暂行办法》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行驶的外国籍船舶和外商租用的中国籍船舶，以及中外合营企业使用的中外国籍船舶(包括专在港内行驶的上项船舶)，均按本办法由海关征收船舶吨税(以下简称吨税)。当然，也有模糊难以辨认的法条，但此种情况甚少。
本文的判定标准只是追求概念法学与社会法学之理论的相关性或相似性，这也是本文论述的一个预设。或许本文所采用的标准与这两大理论的真实内涵并不能完全吻合甚至是存在一定距离，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或相似性却客观存在，“形似”也好，“神似”也好，只要有助于我们的研究并给我们带来启发，那就可采纳并运用之。
三、社会法学与概念法学在中国行政立法中反映之数据变化及其分析
1. 新中国的成立至法制建设方针的提出期间(1949年10月—1978年11月)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行政立法中包括行政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所反映的社会法学的比重较大，占这一时期整个行政立法比重的56%，概念法学仅占11%，且在五种行政立法形式中，社会法学所占比重均高于概念法学;既反映概念法学又有社会法学(下简称“两者兼有”)和既未反映概念法学又无社会法学(以下简称“两者皆无”)的比重相当，同为16.5%(见表1)。
这一时期是破旧立新的初创阶段，中国的行政立法体制经历了由中央与地方分权发展到由中央高度集权的变迁过程;对地方行政立法而言，则经历了兴废、起伏的过程。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废除国民党旧法统的基础上，构建起以“五四宪法”为统帅的社会主义行政立法体系框架。这一阶段，伴随着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的召开、宪法的诞生和一批重要法律、法令的出台，中国行政立法获得了较大发展和许多成就。但这一阶段的立法理论，社会法学的比重占据了较大优势，因为当时的立法须立足于当时的中国国情需要，正如社会法学派的创始人埃利希在其《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一书的序言里说：“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法学，也不在司法裁决，而在社会本身。” [2 ]相比之下，这一阶段概念法学理念明显缺位：如中央与地方各自立法权限范围及中央各立法主体之间立法权限范围不明，失职和越权问题都明显存在;立法程序各主要环节未能以法的形式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法与法之间相互倾压，上位法与下位法衔接不够，出现法律体系的矛盾。
2. 法制建设方针的提出至依法治国战略的确定期间(1978年12月—1997年8月)
由于“文革”期间法制建设完全停顿，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开始恢复重建国家法制并构建法律体系⑥，以适应改革开放和新时期的需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次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方针，在这一阶段的行政立法工作也得到加强⑦。这一时期是中国行政立法飞跃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和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与发展、民主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形成与巩固，中国行政立法的理念已经发生且正在继续发生着重大的变革和进步：行政法治观念日益增强，保障公民权利的行政法规不断增多，行政法基本理论不断变迁和发展。
社会法学从社会现实的视角来观察法律现象， 十分重视法在具体社会中的实施效果与目的 [3 ]，虽然当时的法制建设必须“保障建设和改革的秩序，使改革的成果得以巩固”，行政立法仍带有很强的社会法学色彩，但随着法学学科体系的重建和法典化，中国大陆地区重新开始讨论概念法学的功能，有人主张“超越概念法学”，有人为“声名狼藉”的概念法学正名 [4 ]，行政立法更加呈现注重上位法和下位法之间衔接之趋势。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第一条”中反映概念法学的总比重(“概念法学”的比例与“两者兼有”的比例之和，本文有关“总比重”的计算方式相同)从27.5%上升至89.1%(见表2)，地方性立法的“概念法学”所占比重分别为96.4%、89.6%，均高于社会法学的比重。与此同时，“社会法学”单独存在的比例由56%下降至10.3%，“两者兼有”的比重由16.5%上升至76.4%，可见，社会法学和概念法学理念两者兼有的比重在行政立法中大为提升。
3. 依法治国战略的确定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期间(1997年9月—2011年2月)
统一的多民族的单一制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实行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20世纪末，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宏伟目标，1997年9月至2011年2月这一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时期⑧。一个体系的构建需要考虑其结构的完整合理和各子体系相互之间的协调，法律体系要考虑统一、系统、分层的要求，注重法律体系上下衔接、结构严谨，这一时期我国的立法机关始终固守“宪法”国家根本法理念，保证作为“第二位阶概念”的法律以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规章等其他位阶概念不同宪法相抵触，保证各“概念”相互之间衔接协调、不相互抵触和矛盾⑨，这为立法所珍视。统计数据反映，在这一时期概念法学的总比重进一步提升至92.8%(见表3)。同时，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需要，行政立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社会稳定的社会功能效应更加强化，社会法学的比重由前一时期的86.7%上升至94.2%(见表3)。
2000年《立法法》颁布以来，我国立法活动逐步走向科学化和民主化。自1999年11月开始的针对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以及其他行政政策措施进行的清理活动，实现了行政法律规范的公开化和透明化。这一时期的行政立法理念体现出来的不再单纯是社会法学或者概念法学流派，而是趋向两大理论的结合，“两者兼有”的比重亦有较大增幅，增长了10.8个百分点，这一趋势在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中表现得尤为显著，表明行政立法既追求法体系的严谨性，又注重发挥规范、引导、保障等法的功能性，我国行政立法正在蓬勃发展中不断走向成熟。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至今一段时期(2011年3月—2016年12月)
就概念法学而言，早期，所有体系化的行政法尝试——从奥托-梅耶(Otto Mayer)到沃尔特-耶利内克(Walter Jellinek)，从汉斯-彼得斯(Hans Peters)到恩斯特-福斯托夫(Ernst Forsthoff)——都反映了形式抽象化的張力。这就是类型化行为的教义学。即，我们应当形成一个形式性的抽象概念，并发展出清晰的内涵，再逐步演化成各种法之分支。“概念法学”理念的作用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但概念法学过于注重抽象概念和逻辑推理， 相对忽视法律的目的、效果、利益及其他实际问题， 脱离社会实际 [5 ]。虽然在我国的行政法学发展和研究过程中，视角与方法从来都不是排他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适应社会大变革和中国政府转型的需要，一段时间“概念法学”曾一度明显占优，影响着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来，“概念法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因为“法律是根据人们欲实现某些可欲的结果的意志而有意识地制定的。” [6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新的16字方针，这表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了新阶段，我国的立法工作已从“有法可依”向“科学立法”转变，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中国立法指针的重大调整。它要求法律体系既要注重立法的目的和社会效应，又要注重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层次性、逻辑性以及相互协调性。社会法学和概念法学高度融合更能推动中国立法在“科学”的轨道内愈行愈远。
表4的统计数据显示，五类行政法律文本“两者兼有”的比重分别为50.0%、34.8%、93.3%、90.1%、95.3%，其中除行政法规类的比重有所下降外，其他各文本均有较大涨幅，总的比重则从上一阶段的87.2%上升至91.49%，而“两者皆无”的文本寥寥无几，其比重仅为0.05% 。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立法机关将工作重心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科学立法和提升立法质量和水平成为这一阶段的工作原则和目标。
四、两大学派理论在我国行政立法中的运用及其走向
1. 概念法学与社会法学孰优孰劣
概念法学与社会法学派别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歇过。概念法学自诞生起，曾一度盛行，在法学的舞台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但概念法学理论的偏激和绝对而导致的漏洞，不久就招来由著名社会法学者耶林发起的众多学者的批评，如耶林指出法律的制定不可能做到完美，因此法律概念也不可能沒有瑕疵的 [7 ]，两大学派争论的广度和深度也让人叹服。
这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理论孰优孰劣?对于这个问题，本文无意进行学派之间那么深广的争论，也无意在整个理论的框架下对之加以讨论。撇开概念法学对于外界介入的“反感”和社会法学对于“概念”的蔑视等观点，对于这两大学派的理论，我们所要关注的是它们给我们提供的立法方法论，以及放在中国行政立法视域中如何对它们进行观察。有法谚云：法学要么是体系化的，要么就根本不存在。从开始时，法律概念体系化秩序构建就是德国法律科学分析的核心目标，划分为“总论”和“分论”的体系化行政法体系，促进了一种新的立法方法的诞生。传统来说中国属于大陆法系，这种方法促进了“概念法学”在中国的发展。同时中国行政立法始终与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等国家大政方针相伴而生、相互促进，社会法学作为“活法”，更具有针对性，能更好地反映社会的立法需求，因此，中国行政立法中更多地体现出“活法”性质，从实证数据来看(见图1)，“社会法学”略占上风⑩，但纵观社会法学和概念法学理念在行政立法中的基本动态和轨迹来看，概念法学和社会法学不相上下。单就它们对于制度创设的理论贡献来看，各有不足又各有优点，而对于这些外来理论，我们应该关注的也只是其“精华”，如：概念法学对于法律制度自身体系完美和协调的注重，以及社会法学对于“社会生活”之重视，这些对于行政立法来说非常有益，从这个角度和意义上来说，概念法学与社会法学同“优”。
2. 两者“合流”应是我国行政立法最理想选择
行政立法也是一个法学方法论的选择，对于这些外来的法学理论，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将之运用于我国行政立法中，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具体法律法规或规章的制定过程中，将概念法学和社会法学的方法论综合起来，才是一个符合我国实际的理想选择。理由有三：
其一，立法实践之佐证。前文已分析到，从总体上讲，两大流派的理论慢慢趋向合流，虽然在行政法律和行政法规中表现为以社会法学为主，但两者兼有的比重亦有较明显的提高，并且这两部分分割独占的法条只占据了极少部分。而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我国法制建设取得巨大进步，行政法律体系门类更加齐全，结构更加严谨，体系更加完美，不仅如此，行政法律规范的“质量”也得到提高，在追求法与法之间协调一致的同时，亦立足社会，关注各方利益，满足社会之需，所制定出来的制度更加具有实践性与适应性，这是两大法学流派理论糅合的理论基石。在这些日渐合流的趋势中，行政法学学科进路与规制进路的边界也逐渐消解。例如，对于行政程序法和组织法的研究之前常常为规制进路所驱动，但对这些领域的实际推进乃至研究都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教义学的形式概念工具，在动态的发展背景下，行政立法的进步与发展自发消融了行政法学的学科进路与社会规制需求之边界。为了更加全面地应对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挑战，最好的方法显然是把社会法学和概念法学的两种方法进路结合。
其二，现实之需。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制度和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当时又百废待兴，急需新的制度来加以维护和规范，因我国缺乏相应的法制传统，很难走从“活法”到“规则”的路径来创设制度，但这并不等同于在行政立法中就不能反映社会法学的一些优良品质。这是一个社会改革的时代，社会科学提出了社会工程的可能性和局限性问题，这股趋势在行政法学研究中也出现了反应，即将行政法看作一种社会规制手段，以及把法律是为通过配备完成任务的适当工具来解决问题的手段。由是，社会法学的理论应现实之需而在立法中得到体现。中国在社会转型期，走的是一条“先立再破”、“渐立渐破”的谨慎道路，始终注重秩序稳定，完全不同于俄罗斯等转轨国家的“先破后立”。新中国成立之初期，当时正处于世界行政法律体系结构性重建的时期，在域外的经典体现为爱伯纳德-施密特通过十年的年会组织相关讨论形成的三卷本行政法基础结构手册。而由于新中国打破了旧的法制，原有的法律体系荡然无存，中国的立法可以说是从头再来，而新的体系就需要借助概念法学的某些方法来进行构建，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起到了“最高概念”的作用。改革开放后至今，中国法律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新的社会生活对法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并且这一状态短时期内还不会有多大改变，两者合流的趋势将进一步增强。
其三，建立法治社会之要求。法治之“法”应为“良法”，塞尔苏士说：法乃善良公正之术，亚里士多德在对法治进行定义时也提出了“良法之治” [8 ]。一部良好的行政“法”无疑要求其考量创设之目的，关注社会之需，其中包括各种利益之平衡、社会纠纷之解决、秩序之维护等。尤其是我国行政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国法治建设中出现的很多现实问题尚需“法”作出回应并予以解决，这就需要依靠社会法学的指引，让“法”成为真正申明正义、推进法治、维护民权的“有用之法”。同时，法治之前提在于以“概念法”的方法论为指导制定一部良法，“有法可依”亦是法治之要义，而经制定的“法”不能随意被行政官员和法官解释甚至篡改，否则就有悖“法治”之理念并带来“人治”之恶果，而我们又不能仿效英美法系的法官“造法”，因为我们没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制传统，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须有其制法来源，而“概念”为维持法治提供了合法性的最重要标准。下位法的“概念”依据上位法这个“概念”而存在，一个“概念”产生另一个“概念”，如此整个行政法律体系逻辑紧密、上下贯通、环环相扣。以上对于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极为重要。
3. 兩大理论在我国未来行政立法中走向之预测
前文已分析过，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社会法学和概念法学理念在行政立法中趋向合流，如图1所示，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四个时期，“两者兼有”的比重分别为16.5%、76.4%、87.2%、91.49%，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那段时期两者兼有的情形最为突出，增幅达到59.9%，且社会法学和概念法学“两者皆无”的现象日趋减少，其比重分别为16.5%、0.6%、0.2%、0.05%。社会法学和概念法学的逐渐融合不仅保证了整个行政法律体系的完备性，而且使得行政立法对社会生活“随机应变”，可见，我国行政立法走的是一条健康之路。
跳出来观察，关于行政法学发展路径的争论也许看上去很激烈，但是这也可以视为学科内部分化的不同立场之间的讨论。正因为行政法学处理规范性问题，其一般自视为一个规范性学科，并因此倾向于快速做出可接受与否的判断与决定，对于内部的方法论问题也是如此。但这其中的方法论多元性允许对每种进路根据其产生洞见的能力做出评价。而这并不是某种任意的标准。事实上，对于一种现代的、多层次的行政法学发展和研究视角，多元化的方法论也是非常有利的，以概念法学和社会法学为研究视角则是一种全新的方法论。至于两者融合的趋势是否会继续下去，未来行政立法走向如何?可以预测，随着我国立法技术的成熟，行政法律规范的体系性和社会适应性将更加紧密结合，既不反映社会法学又不反映概念法学的行政立法情况将趋向“零现象”，社会法学和概念法学这两大理论在我国行政立法中将达到最终合流。
注 释：
① “行政法律文本”包括行政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五类文本。
② 社会法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主张从法学出发，结合运用社会学的概念、观点和方法研究法现象，强调法的目的、作用和效果，反对形式逻辑的绝对性，认为应该从社会生活出发来创制法律、理解和运用法律。其主要有社会连带法学、利益法学、自由法学等分支。
③ 概念法学源于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历史法学演变而来的“潘德克顿法学”，它强调对法律概念的分析和构造法律的结构体系。在概念法学派看来，法律体系是一个完整的概念金字塔，在体系的顶端有一个最高概念，其他所有的概念都位于其下，而且都能从这个最高概念中推导出来，反过来，从这一体系的某一点出发向上回溯都能够归于这个最高概念。
④ 即以中国立法史上的重大事件为节点进行阶段划分，这四个时期分别为：新中国的成立(1949年10月)、法制建设方针的提出(1978年12月)、依法治国战略的确定(1997年9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2011年3月)。
⑤ 参见中国法律法规信息库，网址：http：//law.npc.gov.cn/FLFG/index.jsp，访问时间：2016年10月至2016年12月。
⑥ 1978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再次提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
⑦ 《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为了巩固机构改革的成果并使行政管理走上法制化的道路，必须加强行政立法，为行政活动提供基本的规范和程序。要完善行政机关组织法，制定行政机关编制法，用法律手段和预算手段控制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要层层建立行政责任制，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要制定行政诉讼法，加强对行政工作和行政人员的监察，追究一切行政人员的失职、渎职和其他违法违纪行为。”
⑧ 党的十六大对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作了重申;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吴邦国委员长在2011年3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⑨ 正如吴邦国委员长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经验时指出：“我们始终坚持维护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权威地位，严格依照法定权限、遵循法定程序开展立法工作，在制定法律法规的同时，开展对现行法律法规的集中清理工作，并加强对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以保证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同宪法相抵触，保证行政法规不同法律相抵触，保证地方性法规不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保证法律法规的规定之间衔接协调、不相互矛盾，保障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⑩ 除第二个时期“概念法学”略高于“社会法学”外，其余三个时期“社会法学”的比例均高于“概念法学”，且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社会法学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其中在法律中的表现最为突出。
参考文献：
[1]陈兴良.立法理念论[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6(1)：1-6.
[2]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M].叶名怡，袁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前言，1-36.
[3]李晓瑞.社会法学派的学理及其在我国的运用[J].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3)：87-89.
[4]于立深.概念法学和政府管制背景下的新行政法[J].法学家，2009(2)：55-66.
[5]哈特.耶林的概念天国与现代分析法学[EB/OL].[2003-10-29].http：//www.chinalegaltheory.com/detail.asp? id=1206.
[6]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09.
[7]曲睿，古戴.耶林的理论批判与思想转型[J].交流探讨，2013(12)：218-219.
[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99.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Begriffs Jurisprudence
and Social Law on China’s Administrative Law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1st Clause of the Administrative Law
PENG Yanbing，CHEN Jiaao
key words：social laws;begriffs jurisprudence;administrative law;1st Clause of the Administrative Law
作者：彭雁冰 陈家傲
第三篇：公众参与趋势对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挑战
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世界朝着多极化格局发展，各国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也日益密切。我国由于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差异，相比于发达国家，公众参与意识无论是在具体实践中还是在行政法律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然而，随着我国民主政治进程不断发展和进步，公众参与热情也在日益高涨。公众参与作为一种发展趋势对行政法和行政法学也提出了一定挑战。鉴于此，笔者在文中通过简要地阐述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内涵以及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从而重点地分析了公众参与趋势下对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挑战，希望能够为促进我国民主化进程提供相关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公众参与;行政法学;趋势;行政法
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公众参与意识越来越强。公众参与是我国现代开放式行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在我国的各级政府的管理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对我国的行政立法提供了有益借鉴。因此，公众参与成为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建设的一种趋势，同时对行政法和行政法学提出了巨大挑战。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行政法和行政法学在面对着公共参与趋势中如何更好地发展成为了一个值得共同关注和探讨的话题。
一、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内涵分析
行政法主要指的是行政主體在行使相关的行政职能过程中和法律监督主体之间的关系总和[1]。行政法的重点是对政权进行控制和规范，从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作为国家部门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法在调节行政关系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行政法一般包括行政管理关系、行政法制监督关系、行政救济关系以及内部行政关系四个方面。行政法在行使的过程中已经以依法行政、合理行政、行政应急、高效便民、行政公开以及权责统一作为基本原则。行政法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行政法不仅有利于建立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以及行政管理秩序，而且还可以有效地防止行政违法行为的出现。同时，行政法还可以保护公民以及组织的合法权益。
行政法学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有着自己固有的研究群体和理论体系[2]。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内容主要是相关的行政法律规范、意识、关系、理论知识等等。同时，行政法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是上个世纪80年代：起步阶段;第二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初步发展时期;第三是上个世纪末期：成熟期。因此，行政法学逐渐地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在国家行政管理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行政法学在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展示了行政管理对公民合法权利的维护，同时为国家相关部门更好地开展行政管理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一)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
法国著名的政治家卢梭曾经在自己的著作《社会契约论》中明确地提出，一个国家的立法权应该是归人民所有，而且是人民所特有的权利[3]。因此，公众参与是人民民主权利在行政领域范围之内的扩展。公众参与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是行政法在对行政主体的行为进行调节过程中能够有效地控制行政主体权利，从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国家各个行政机关部门在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做出反应时要充分地按照相关法律程序来进行。例如，事先向行政相对人说明行政行为的根据;事后为行政相对人提供相关的帮助方法等等。因此，公众参与从理论上来看，各种行政行为都应该在正当法律程序范围内进行。行政在立法过程中应该广泛地吸取公众参与意见和观点。人民主权原则和行政法学中的控权论以及正当的法律程序原则是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理论基础。
(二)公众参与的现实意义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和管理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必然趋势。
1.公众参与为表达公众的意愿提供了良好平台
公众在行政立法过程中可以将相关的想法和意见直接地向行政主体进行阐述。同时，公众在参与过程中也可以加强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行政相关部门法律实施必须是以公众的认同和支持作为基础的，因此公众可以通过参与的方式将所要付诸实施的行政法律充分地表达自身的要求，同时公众的意见也可以在行政立法中得到充分合理的体现，进而提高行政立法的效率。此外，公众参与还可以及时地弥补行政立法程序中的不足，从而消除社会成员对行政权力的抵触疑虑。因为在行政立法过程中，公众通过参与如果对行政立法的相关结果表示不满，那么行政部门就可以尽快地进行修订。
法国著名政治家卢梭曾在《民约论》中提出：如果一个建筑师在建立一座大厦之间将其土壤进行检查和勘测，那么就可以看出土壤能否承受建筑物的重量和体积。同理，聪明的政治管理者在制定相关法律同时，也应该进行事先地考察以查看相关的立法是否顺应民意。我国唐朝时期唐太宗经常给大臣讲述君臣和舟水之间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公众参与为准确地表达公众意愿提供了良好平台。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可以为防止公民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提供良好环境。尤其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会随时给行政立法带来挑战。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也很很难得到保障，比如农村地区的“看病难、看病贵”现象、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等现象。如果国家相关行政立法部门没有建立相关的监督机制将会给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2.公众参与可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发挥各个方面的力量[4]。行政立法过程中实际上是一个多方面利益的整合和协调过程，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利益的协调和平衡，公众参与成为了一个最佳的表达途径。公众参与既是一个民意的搜集过程，又是一个利益的协调过程。公众通过参与方式给行政立法的利益协调提供了良好保证，而且还能够大大地减少行政立法实施期间的阻力。如果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得到了有效地协调，就会对避免利益冲突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进而从根本上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构建。行政立法过程中如果高度重视公众的参与感，就会极大地提高公众的参与热情，更容易得到公众的支持和认同。行政立法在实施中可以尽量地减少公众抵触心理。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对促进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3.公众参与可以给行政部门的行政立法和管理提供相关参考依据
公众在行政立法过程中可以提供大量具有价值意义的信息，从而提高政府部门行为准确性。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各大行政部门也应该积极地听取公众意见以确保行政立法的可行性。
同时，公众参与在行政立法过程中可以积极地将各种群体意见进行有效地整合，从而避免了各种不正当行政行为的出现。即使各级行政部门在进行行政立法和行政管理过程中会带有一定主观因素，但是公众的参与可以有效地将其过程进行公开，并且防止行政立法不公现象出现。
三、公众参与趋势对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挑战
(一)对各级行政主体方面的挑战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行政主体在行使相关法律法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政策失误的现象。因此，公众参与在行政立法过程中可以增加决策透明度。尤其是近年来，“阳光政府”的构建对行政机关起到了良好的监督作用。公众参与行政立法过程中会对行政立法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公众在参与过程中具有很大公开性，因此各大行政机关不得不对公众意见进行重新考虑和权衡。
公众参与行政的有效性和行政主体的态度具有很大的关联。如果行政主体对公众参与保持一种歧视的态度，那么行政立法和行政行为就无法及时地向公众公开相关具体信息，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公众的积极性。各级行政部门要想更好地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就必须做好相关的通知工作，以及做好会场布置等等程序。因此，为了能够将各种措施都可以落到实处，各级行政部门需要消耗一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从而导致行政成本的增加。如果各级行政部门只是将公众参与作为一种过场或者一种形式，那么公众参与也就失去了其真正的价值。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地域性差异，因此各个地方的经济结构都会存在一定区别。因此，公众参与的结果可能会对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受贫富差距的影响，行政立法过程中，强大的组织可能会对个人利益造成损害。公众在参与过程中往往会遵照少数遵从多数原则也会对少数部分人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5]。
(二)对行政理论方面的挑战
目前，公众参与的背景下，我国的各级行政部门对相关行政行为仍然是由行政主体来决定，同时行政主体所表达的意志已经超出了行政主体自身意志范畴。因此行政主体在行使相关行政行为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公众参与的意志。尤其是在不同的行政行为当中公众的参与意识也会有很大区别，从而行政主体的意志产生影响。行政法学则需要对相关而的行政理论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地界定，并且在此原则上对行政理论进行进一步地认识。行政法中的行政诉讼以及行政法学的研究领域都会因为公众参与的介入而发生新的变化。我国在对行政立法方面还没有完善的制度来进行规范，公众参与的领域不断延伸则会给行政理论的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因此，在实现公共职能当中，各级行政部门要充分地发挥法律的作用和效力。无论是在私法方面，还是在公法方面，公众参与都会进行不同程度的干涉和影响。
(三)对行政行为方面的挑战
公众参与的环境下，各级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方式需要与时俱进。毕竟，不同的行政法则所产生的行政行为所具有的行政效力是不同的。行政法学如果不能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将会给国家的公共政治生活造成无形的压力。因此，公众的参与会对各级行政主体和其它相关部门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尤其是行政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其自身特有规律。如果公众参与缺乏一个有效机制，那么不仅会严重地削弱公众的积极性，而且还会对行政主体的威信力产生不良影响。由于我国受到历史发展影响，人们的民主意识还有待于加强，法治观念在人们心中还需要进一步巩固。因此，公众通过参与的方式参加行政事务管理必然会对行政行为的初衷造成挑战。公众只有积极地参与行政立法才能够大力地促进我国的政治民主化建设。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公共参与成为了我国现当代行政管理中的一个趋势，也是现代政治发展的本质要求和体现。俗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虽然公众参与趋势对行政法和行政法学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但是随着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公众参与也将会发挥其有效性，从而促进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5〕马超，邢鸿飞.行政程序中公众参与的制度架构——以价格听证为例[A];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9年年会论文集(上册)[C].2009.
〔2〕方世荣.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國人民公安大学出版，148.
〔3〕田飞龙，郑春燕.“新概念行政法”的尝试——一次学术更新的预备会议(EB/OL).http：// www.publiclaw.cn/article/Details.asp?NewsId=2248&classid=2&classname=理论前沿，2008-08-18.
〔4〕[美]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徐阳)
作者：冯天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