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教育论文范文

2022-05-09

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母语教育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当前，世界各国均采取多项措施提高教育质量，其中对本土通用语言的教育已经上升到展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层次。基于此，文章拟从中美两国母语的共性切入，结合实例，对比其在课程标准的制定，价值观念的体现与授课模式的选择等方面的差异。

第一篇：母语教育论文范文

双语教育与母语文化传承

在人才培养、民族文化传承及少数民族权益保护等领域，民族语言文字具有显著作用，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双语教育。双语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养适应民族地区发展需要的少数民族人才，开发少数民族学生智力，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民族地区的教育改革，根本出路在于双语教育。语言能力分为口语交际能力和逻辑思维判断能力。人的母语交际能力在10岁左右时完成，但逻辑思维判断能力的形成要到16-17岁时才完全定型。重视少数民族儿童的母语受教育权益，其基本理念即出自语言能力有两个层次的区别。在民族地区，要充分保障少年儿童的母语受教育权益，就必须拥有适合当地社会环境的双语教育模式。

要大量培养适应民族地区发展需要的人才，双语教育是不可或缺的教育模式。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客观存在的实际困难以及民族地区语言文字情况复杂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对民汉双语教育的认识还存在种种误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不少人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作用不理解，甚至以为推广民族语言文字无用，会贻误民族地区的儿童学习汉语汉文，甚至会拖累经济文化建设。

社会上形成这种误解，跟民族语文工作的宣传力度不大、人力及资金投入不足、应用领域狭小等因素相关。其实，民族语言文字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其社会功能是不可取代的。特别是在人才培养、民族文化传承及少数民族权益保护等领域，民族语言文字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显著。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双语教育

民族地区需要双语并举并用的语言文字和谐状态。要让少数民族共享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不通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将寸步难行；要让少数民族在社会变革之中保持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没有民族语言和文字，文化传承的纽带也会断裂。

通过双语教育培养民汉兼通的双语人才。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在民族地区，仅有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还不够。任何时候，民族地区都需要民汉兼通的双语人才。现代化的双语教育能为民族地区培养优秀的、长期扎根本地工作的人才，这是双语教育最主要的目的。

通过双语教育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少数民族语言和经典里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知识，假如没有精通民族语言文字的双语人才将它们继承并翻译出来，这些珍贵的知识就会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保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特别是保护濒危语言和弱势语言，实际上就是保护人类的文化知识财富。要传承民族语言文化，就要培养本民族的双语人才。

通过双语教育促进民族平等与社会和谐。语言平等和谐是社会平等和谐的润滑剂。在多语言的地区，假如日常生活中做不到语言平等和谐，处在弱势地位的人群就不可能跟其他群体同心同德，一起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可以说，语言文字平等，在政治领域里绝非一句简单空洞的口号，这是关系到社会安定的大事。

许多国家都在多元文化保护方面对主流语言之外的少数民族语言给予高度重视，下大力气振兴这些珍贵的语言文化，使它们得到赓续，从国家层面上在法律、政策、行政、教育、翻译和影视广播等领域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帮助。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就特别显著，给全世界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

根据教学目的划分出的几种双语教育模式

从非主流社会用语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模式大致有三类：第一种是母语文化保持型，第二种是双语并重型，第三种是母语过渡型。这是从教学目的来分类，每个大类下边还可以细分为许多小类。

母语文化保持型。在小学基础阶段，学生以学习母语为主要课业，教师用学生的母语来传授传统文化知识。随着学生年龄增长、接受能力增强、知识增多，再逐步学习主流社会的通用语。这种类型也有许多不同的课程安排方式。一些地方按“三七开”的课时比例安排课程：70%的课时是传统文化知识，使用学生的母语授课；数学、科学等现代科技知识课程则使用主流社会通用语来授课，课时比例占30%。一些地方在小学一二年级全部用母语授课，三四年级时逐步引进主流通用语授课，以后再逐年增加通用语的课时。这类学校对学生的母语水平要求很高。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的同行告知笔者，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主要采用这种教育模式，高中毕业时学生的母语能力要达到国家规定的相应水平，才能参加全国大考。据考察，加拿大的印第安、因纽特等原住民的不少小学也采用这种类型的双语教育模式。那里的小学生在低年级以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化为主要任务，三年级时才加入英语课程的学习内容。这类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对本民族文化往往有精深的理解和深厚的感情。

双语并重型。是指学生母语和社会主流通用语并行教育，两者兼顾，并行不悖，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双语兼通的人才。加拿大的多数双语学校就采取这种教育模式。英语和法语是加拿大的官方语言，但人们普遍接受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其原因在于加拿大是移民国家。加拿大政府要求母语不是英语和法语的人除了学习这两种官方语言之一外，最好掌握本民族语言。包括英—法、英—阿、英—俄、英—西、英—汉、英—日、英—韩等，双语教育涉及的语言有38种之多。加拿大视各种语言为重要的文化资源，若具有双语能力的人才多，则在国际经贸往来中处于有利地位。同为双语并重型，各学校的课时比重安排、第二语言教学的引入时间也不完全一致。这一类型学校的学生既精通母语，又能掌握通用语言文字，工作能力和协调能力特别强。

母语过渡型。即最初的基础教育阶段适当采用民族语言文字进行启蒙，之后逐步加大社会主流通用语的教学比重，最后向單纯的目的语学习转换，完全放弃学习母语，以掌握目的语为最终目标。我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多属这种类型。采取这类模式的学校，儿童入学之初一般不会主流的通用语，他们只能依靠日积月累，通过学校教育慢慢熟悉陌生的知识，进而逐步掌握通用语。自身的母语知识在学习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通过母语知识的对应去理解全新的知识。这类学生有自己的母语文化背景，掌握通用语后，也是双语人。但他们中只有那些语言能力特别强的人可以做到两种语文并举并用，多数人最终放弃自己的母语，只用通用语言文字。这些人以融入主流社会的文化生活为目标，所以国际上也有一些学者称这一类型为“母语放弃型”的双语教育。

当然，这是大致的划分。在国外，比如在澳大利亚和缅甸等国，侨居异国的华人为了不让子孙忘记根本，也开办华文学校，以夜校或周末班的形式开展华文教育，教学生学习汉语普通话、中国书法或国画技能。在政府公立学校里，华人学生跟当地居民一样学习官方规定的各种功课，放学或放假后，到华文学校里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知识。这也是一种双语教育，从教育目的看属双语并重型，但跟一所学校教两三门语言文字的双语并重型在教学和管理方面都不相同。

双语教育的功能：培养人才、开发智能、传承文化

民汉双语教育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培养适应民族地区发展需要的人才。处于弱势语言环境中的少数民族，人才成长非常不易。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很缺乏，优秀的少数民族行政管理干部也不多。究其原因，少数民族儿童的母语与学校教学用语不一样，他们的思维工具和表达机制需要转换。人类可以学习和使用多种语言，但思维机制的控制中心只有一套。这种思维和表达能力的转换，需要长时间的训练与知识积累。如果少数民族儿童在适龄时段得不到母语教育，而直接使用第二语言来接受知识，无论怎么努力，其效果总比以母语来接受知识的同龄同学差。这种差距绝对不是三五年的时间就能够弥补的。根据我们观察，壮族地区的学生，普遍要到初中毕业时才能完成这种思维和表达机制的转换，他们的汉语文章和汉语口头表达才会逐渐消除语病。

二是用母语教学来开发少数民族儿童的智能。语言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语言能力分为两个层次：口语交际能力和逻辑思维判断能力。根据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育学院专家的研究结果，儿童的母语交际能力在10岁前后基本成形。儿童10岁时已经能够完全理解他人的日常交谈内容，各种句型、一般关联词都能自如运用，但逻辑思维判断能力的形成要到16-17岁时才完全定型。

因此，在儿童母语交际能力尚未完全成型时就中断母语交际训练，而转用第二语言来学习各方面知识，其难度与效果是可以想象的。不少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常常抱怨少数民族儿童的基础知识欠缺、汉语表达能力差，其实这是语言使用上的不平等造成的。让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儿童跟以母语为学习工具的儿童作比较，他们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无论如何都是没有可比性的。

国际学术界重视保护儿童通过母语接受教育的权益，强调启蒙教育阶段用母语来开发儿童智能，训练母语思维判断能力，其基本理念即出自语言能力有两个层次的区别。会说另一种语言，并不等于就能自由驾驭该种语言来进行深层次的思维与判断分析，更不等同于能用该种语言来顺畅地吸收知识和表达复杂的思维结果。

在少数民族地区，要充分保障少年儿童的母语受教育权益，就必须拥有适合当地社会环境的双语教育模式。没有有效的双语教育手段和模式来培养少数民族儿童，就很难普遍提高民族地区劳动者的素质。民族地区的教育改革，根本出路在于双语教育。

三是传承少数民族的文化精华。传承各民族的文化，让世界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实现文化繁荣，这是人类美好的理想。要实现这个目的，前提是少数民族语言能够存在并正常发展。语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载体。缺少书面文献的民族，其历史文化知识大多存留在语言之中。语言能够传承，文化才能赓续。要保持民族文化精华的传承，首先要保持语言的繁荣和发展。学校教育是语言文字传承最有效的途径，双语教育是少数民族传承自己语言文字的必由之路。

民族文化精华还存在于各种技艺之中。比如壮锦和云锦、湘锦、蜀锦并称四大名锦，壮锦目前依旧有人在纺织，但技术水平普遍下降，其中最精华的堆绣手法甚至接近灭绝，只有一些80多岁的老人还知道这种技能。随着热兵器的兴起，壮拳、壮族强身健体的军事技能也濒临灭绝。现代医药科学发达，民间的壮医和壮药也遭遇冷落，许多常见而且有效的医疗保健手段也日渐衰微。伴随高科技手段的娱乐活动进入壮乡，如电影、电视、光碟、录音笔、手机等，依歌择偶的歌圩也失去了昔日的盛况和相应的文化功能，那些悠扬的旋律和优美的歌词也被年轻人遗忘。与此同时，古壮字也不再受到年轻人的重视。

要调查、挖掘、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离开了民族语言文字是无法实现的。有了掌握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文化传承人，民族文化才能世代延续。双语教育的功能就体现在这些特殊的文化领域里。

破解双语教育困局的关键点

社会舆论工具要大力宣传双语教育的功能和意义，宣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国家文化宝库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宣传民族语言文字在和谐社会生活中维系民众感情的纽带作用，让公众知道民族语言文字是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同时，可以借助现代化手段将各种民族传统技艺和民族文化艺术精品展示给社会大众。当社会公众都明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特殊意义与价值时，也许双语教育的阻力就不会太大了。

教育部门和民族工作部门应该大力宣传双语教育工作成效突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让勤勤恳恳在第一线奋斗的双语教育工作者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荣誉。此外，教育管理部门应着力打造一批优质的双语实验学校作为样板，在师资培养、课程安排、教学方法、日常管理等方面形成良好的范例，供同行观摩学习，拿出过硬的教学质量来显示双语教育的效果。一旦有成功的双语教育范例作为榜样，人们自然就会相信双语教育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要讓少数民族保持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特色，又要让他们从社会进步中获益，关键是帮助他们尽快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有能力参与经济发展，创造财富。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拥有足够的人才。而要把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做好做强，各地都需要适宜的双语人才培养模式。

以长远发展的眼光来看，双语教育必须从儿童抓起。青少年有母语能力，一个民族的语言才有活力。若青少年换用语言交际工具，该民族的语言就会濒临消失。由于少数民族语言普遍处于弱势地位，社会应用条件不充分，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手段加以大力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流失将会更加迅速。

各级政府应该从行政角度考虑提高民族语言文字的社会地位和应用范围。比如，划拨一定数额的经费来扶植民族电影电视节目制作，用民族语言表演文艺节目，在电视、广播等传媒里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借助现代化科技手段提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社会地位。在职称评聘、就业入职和干部提拔任用等方面把双语技能当作一项工作能力来考核，让双语兼通的干部得到相应的实惠。特别是在高考这个具有特别意义的领域里使用民族语文，让少数民族考生真正享受到学习母语的好处，人们才不会忽视民族语言文字的社会价值。

在澳大利亚，母语非英语的考生参加高中毕业考试，所用的英文试卷是另外命题的，其难度与母语为英语的考生所用的试卷差异相当大。非英语背景的考生要加试自己母语的语文试卷，然后再把这些分数计算进考试的总成绩里。假如我们在高考等考试里不是仅仅给予少数民族考生加分、降低分数线录取等优惠，而是通过加试民族语文来促使他们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民族语言文字的社会地位肯定就能迅速提升。也许我们不必对全体少数民族考生加试民族语文，但我们可以考虑在民族地区的师范类、民族文化类等相关专业加试民族语文，或用民族语文置换外语，让民族语文学习者任选其一来考试。通过民族语言文字考试而获得就业机会，通过政策显示民族语文的社会地位与作用，人们自然就不再纠结“民族语文是否有用”这一问题。

归根结底，破解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工作的困难局面，要解决“通、懂、用”三个关键环节。“通”是思想认识要通，入学渠道要通，就业门路也要通。“懂”是行政主管领导要懂民族语文的重要作用，民族语文从业人员要懂业务，公众要懂语言文字平等的社会意义。“用”是要在社会上形成民族语文使用的氛围，要拓展民族语文的应用领域。只有政府相关部门使用民族语文，社会精英力量使用民族语文，双语教育才能收到良性循环的效果。

只有重视双语人才的培养，切实解决双语人才的出路和使用问题，双语教育的前景才能明朗。否则，在利益的驱动下，有能力的人会努力向民族地区之外流动，而急需人才的民族地区会因人才短缺而长期发展滞后。在资金有限的现实情况下，可以考虑从师资培养的角度切入，在高考招生时加试民族语文，定岗定向培养双语师资，给有志于民族教育事业的考生相应的学费和生活补助，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然后到民族地区工作若干年后方可流动。

当务之急是，民族地区师范院校应该重点考虑怎样为民族地区培养合格的双语师资和紧缺专业的高端人才。目前国家很重视民族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民族语言文字问题也非常关注。要紧紧抓住这一机遇，以双语师资培养为契机，打造各行各业兼通民族语言文字的干部队伍，这对民族地区的长期稳定发展都很有必要，意义重大。培养民族地区用得上、留得住的實用型人才，双语教育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宽。

（作者系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广西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广西民族教育研究专项课题“广西民汉双语师资培养机制研究”（2015ZMJ008）的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蒙元耀

第二篇：中美母语教育的比较研究

摘要：当前，世界各国均采取多项措施提高教育质量，其中对本土通用语言的教育已经上升到展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层次。基于此，文章拟从中美两国母语的共性切入，结合实例，对比其在课程标准的制定，价值观念的体现与授课模式的选择等方面的差异。根据两国的具体国情与传统民族文化特点，既客观分析中美母语教育的优点与不足，又在此基础上指出完善我国母语教育还需要进一步细化课程标准的设置，更新当前的评估模式与考评制度。

关键词：中美课程标准;价值观;教学模式

目前，对母语的理解是“不借用其他语言进行(如翻译等方式)学习而学会的语言”。事实上，母语的实质早已超乎了简单的交流与沟通的工具性功用，而更多承载着文化传承与国家战略等体现国家软实力的作用。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近年来无论是军事、政治还是经济与教育都在迅猛发展;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自二战后就一直处于世界科技与经济的领先地位，对于教育与技术的重视无须赘述。而汉语和英语分别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与范围最广的语言，本文所研究的母语指的是汉语普通话和美国的标准英语，且拟从中美两国在推行母语教育过程中的课程标准，价值观念与教学模式三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并提出完善我国母语教育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的课题，以期开拓我国相关工作人员的思路，扬长避短，强化我国的母语教育的目的。

一、中美母语的共性

中美两国的显著特点是民族众多，文化各异，语言与文化的包容性强。中国56个民族中有许多都拥有自己的本族语言，广袤的国土也产生了一些地域性的方言，此外一些民族由于历史源远、早期文字记录不及时等原因正在逐渐成为濒危语种。因此，政府相关机构与科研人员正展开积极的努力，帮助这些语言继续存留。也有一些语言拥有众多的本民族或本地域语者，他们在熟练使用汉语普通话的同时也在族群或地域内部用本民族或本地域语言进行交流与沟通，是技艺高超的“双语使用者”。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人员构成比较多样，传统英语的语法规则、发音标准与表达习惯受到不同时期皮钦语(Pidgin)的影响，以及美国人性格不墨守成规，注重实用性，因此传统英语的一些词汇与规则已经做了个性化的改变。而不同地域或民族的语言使用者聚在一起的时候也广泛使用相应的内部通用语。但是在推行通用母语教育的过程中，中美两国又存在较大差别。

二、中美母语教育的差异

(一) 课程标准的差异

为推动本国的教育改革，我国教育部于2011年12月公布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并于2012年秋在全国实施，可见中国的母语教育一直较为统一与规范，并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完善与更新;而作为联邦制的美国则于2010年6月才公布了首份全国统一的语文课程标准，在此之前都是各州自行制定课程标准，即便如此，由于美国的课程标准更注重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与各年级具体课程目标的把控，每个州在教学实施与评估标准及评估模式方面还是享有很高的自由度。中美两国最新课程标准都体现了步入新世纪以来对母语教育的重视，虽然初衷一样，但是二者在课程设计的理念与思路，内容与目标等方面还有一定的差异。

1.教育理念。教育理念上，美国的学段目标与年级目标制定的较为细致，详细地规定了不同年龄、年级的学生应该达到的语言能力与标准，其覆盖范围还包括残障学生和母语非英语的学生，并明确规定要向他们提供必要但额外的设备和技术支持，并在考核标准方面也做了具体的说明，体现了其对教育公平的重视。我国的课程标准也明确提出“必须面向全体学生”的观点，但在细化处理方面没有进一步的论述。而事实上，我国有专门针对残障儿童的学校和母语非汉语学生的双语学校，在管理与运营的过程中重视学生的个体感受，教学理念先进、教学模式规范，考评制度严谨。其课程标准也应纳入我国统一的课程标准中作为补充与完善。

2.学科目标与责任。美国的课程目标更注重学以致用的实用性，强调学科间的相互协调与合作，但宏观上缺乏对于能力的把控与培养方向的指导性。受此目标的统摄与指导，教师在母语教授方面更强调跨学科学习，须相应的专业教师予以学科知识性和表述性方面的专业指导，其教学任务的完成是各学科协调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教师、学生、家长及社会可以据此因势利导地进行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

相比之下，中国更注重知识与能力、教学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宏观规定上，其总目标围绕上述三方面一共10条，既体现了对学生学习能力及过程的重视，也反映出对学生道德品质的重视，着重社会本位与人本位相结合的价值取向。只是目标设置稍多，偏向于纲领与方向性的指标，执行时缺乏明确的统摄目标。

(二) 价值观念的体现

中美两国的母语教育都是在坚持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强调多元价值观的体现，但在深度挖掘作品内涵和对思维能力培养方面还存在差异。以《美国语文》为例，教材在内容选择与设置方面以历史为纲，按照国家发展的历程把教材分为几个章节，每个章节都选择了既能体现时代特点又经典的文章作为课文，其章节统摄的核心一元价值观是鲜明且坚定的，但同一章节的选文和提示会展现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侧面，这些选文所体现的价值观很可能与该章节的核心价值观相矛盾甚至相悖。旨在向学生灌输核心价值观的同时，还原当时原生的历史背景與繁杂的信息和观点供学生思考、对比、质疑、批判与总结，进而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与创造能力。多角度提供事实，让学生在繁杂的现象中体会与总结，既有利于对真理的体会，又利于创造力的开发。

与中国相比，美国把母语课程重点放在了思维能力的锻炼与培养上，而对文本中蕴含的语文价值分析挖掘不足。其具体表现为对文本意义及语用价值的体会与分析不到位，对基本的字词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练习不足，一些需要反复练习与记忆才能建构的基本功不扎实，从而导致美国青少年的读写能力一直为世人诟病。美国语文课本引用了林肯的经典演讲，但只针对使用语言的正式程度进行说明，明确指出liken的演讲属于正式用语，却忽略了：“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三个people连续出现，并由普通的介词of、by和for引出，是一个既简单又典型且较为口语化的排比句。林肯这篇只有三百字，又极具鼓舞性的讲稿中，排比部分堪称文章的点睛之笔。其原因就在于此篇选文是演讲稿，属于现场表述。从语用学的角度看，越是身份地位高，有自信的人在现场表述中越倾向用明显的、辨识度高的排比句以加强自己表述的公信力与说服力。据此，我们可以把握演讲稿既行文正式又表述口语化的特点，也一定可以体会到林肯作为领袖其演讲用语的朴素和精炼。众多疑虑的消除都涉及到语用知识与语文能力的应用与拓展，而单就文本的正式程度进行分析，着实浪费了如此经典的文本。

我国语文教材重视学生字词句的掌握与运用，各类练习与背诵任务完善且多样，学生基础知识扎实，在文本与语用分析方面充分考虑中国语言的言内之意与言外之力，无论是课上环环相扣的深入分析还是评估中设计精细与缜密的考题，都保障了我们对所读文章的多元化思考与较为全面的理解。

(三)教学模式评析

中美教学模式的比较与评述早已受到社会各界学者的重视，完善教学模式还必须考虑到不同国度的实际国情，如教学班级人数、教学评估模式、国家教育政策以及本民族的历史传统等。美国母语教学方面的亮点主要有二，以项目为中心的自主学习与发散思维模式的培养和实现了翻转课堂，课上以学生为中心。教师把即将教授课程的主旨告知学生，并设置相对灵活的任务，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即将展开研究的任务做具体分析，再有针对性地搜集有效资料或数据。这种教育模式更强调学生的自主性，但却对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教师在任务实施前的任务设计，实施中的监督与指导及实施后的评估都是学生们学习效果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任务式教学模式对每位学生学习的收获与评估的客观性还有待商榷。

三、启示与建议

我国无论是教育理念的建构还是学习行为的标准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严谨认真的学风中强调中庸——排斥特立独行，提倡调和适中。在母语教学，教材编写、文本与语用分析以及对基本功的要求及训练方面颇具优势，只是在细化课程标准时，注意多元思维价值观的引导则更为完善。任务式或过程式的教学模式固然有其不可辩驳的优势，但是对于我国考生数量众多，考核制度严谨的国情而言并不完全适用，如若把这些活动作为第二课堂，或者学期任务来执行，可能会更适合，但如何把任务做到实处，扭转学生“唯分是图”的现状，心无杂念、全身心地投入到任务完成中仍须我们进一步完善教学模式与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黄宇新.大学语文“对话式”教学的意义与实施[J].黑龙江教育(理論与实践)，2015(6)：31-32.

[2]孙绍振.美国语文和中国语文：“核心价值”和“多元价值”问题[J].名作欣赏，2014(34)： 88-94.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

[4]杨晓宏，党建宁.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本土化策略研究——基于中美教育文化差异比较的视角[J].中国电化教育，2014，(11)： 101- 110.

编辑∕杨波

作者：司莉巍　刘超男

第三篇：论中小学母语教育的变革

内容摘要我国中小学母语教育一直以来受到广泛的关注,因其不仅是基础教育中最重要的工具,还关涉一代青少年精神成长的人文底色。本文就语文教材的历史、问题与出路三方面作深入剖析,以反思中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百年历程,聚焦时代变革中的问题症结,探求语文教材的建设之路。

关键词语文教材母语教育制度困境问题出路

作者金忠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062)

我国中小学母语教育一直以来受到广泛关注,因其不仅是基础教育中最重要的工具,还关涉一代青少年精神成长的人文底色。然而,没有其他学科像语文这样遭遇如此多的非议和尴尬,从1904年国文摆脱传统经学的依附地位而独立设科后,在语文教材百年发展的路途中,争论、质疑、批判、斥责之声不断,乃至20世纪末“语文教育怎么啦”成为社会流行语,中小学语文教育几成众矢之的。语文教材作为语文教育的载体和核心,首当其冲处于时代风暴的漩涡。不久前,浙江数位语文教师猛烈抨击现行中小学语文教材中部分选文的价值误区及伪造材料等,再次引起社会瞩目。

语文教材如此曲折的历史动因是什么?是哪些问题长久以来困扰着语文教材的构建?语文教材的出路究竟指向何方?

语文教材的问题症结

从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语文教育每十年左右就要“折腾”一次:如五四运动后,因推行国语、白话文教学,产生了“文白之争”;到1934年,恢复文言教学呼声大涨,从而引发了关于文言、白话、大众语的论争;20世纪30年代中期关于“中学生国文成绩低落”问题的讨论;1940年代初期关于“抢救国文”问题的讨论;1950年代初学习苏联,开始《红领巾》观摩教学的讨论;1956—1958年试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1950年代末期开始持续到1960年代的“文道之争”;十年内乱时期的“文乖道废”。1978年3月吕叔湘在《人民日报》发表《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开始了“文革”之后对语文教学的批评和讨论;1980年代对语文教育的民族化与现代化问题、语文教学的人文性与科学性问题进行探索;1990年代从“淡化语法”的讨论、语文学科性质的论争,延续到语感问题及文学教育问题等的论争,此起彼伏,最终导致语文教育遭遇“世纪末的尴尬”:《北京文学》1997年第11期推出一组文章——邹静之的《女儿的作业》、王丽的《中学语文教学手记》和薛毅的《文学教育的悲哀》,集中批评中国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羊城晚报》1998年3月27日头版头条刊载洪禹平、杨东平的文章《误尽天下苍生是“语文”》,文章在历数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时,引用一位从事半个世纪文字工作的老编辑的话说,这已不是误人子弟的问题,而是“一件误尽天下苍生的大事”,所有的教师、父母、孩子都在为语文教育的错误付出宝贵的生命,语文教育甚至沦为了“人民公敌”[1]。问题是,又过了十年,对于语文教材,人们仍然在文与道、工具性与人文性之间摇摆不定,至今尚未梳理出形成共识的基本元素,语文到底应该教什么、学什么这依然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事。百年来的语文教材,其间的所谓经典名篇,一直处于缺乏充分研究论证的虚空状态,其质料之繁杂,诡异之纷呈,犹如万花筒,依随不同时代的国家意志及社会主流思想,令人眼花缭乱。时至21世纪,我们面临的仍然是这道解不开的难题。其症结究竟何在?

1. 目的(性质、任务)不清引发长久的文道相争

纵览中国语文教材百年史,语文其实承担了两种工具职能,除了表情达意的交际工具职能外,它长期以来更多地承载着改造人心、改造社会的革命工具职能,犹如梁启超所言,欲新一国国民,必新一国小说。这一思维主导了百年语文的价值选项,其逻辑指向即:欲新一国国民,先新一国语文。变迁不居的国内外政治环境深深影响着语文教材,使其成了政治的“婢女”;阴晴不定的政治气候使得语文教材编撰者思想混乱,无所适从,从而大大影响了语文教材的质量。其中的关键,是语言文字本身与政治思想内涵两者的关系。按理文(形式)与道(内容)无法分开,但文的精细提炼自然需要相对的独立空间,所以教材编撰时的偏重自所难免。但在急剧变革时代,特殊的政治和社会要求又迫切需要语文承担传播弘扬道义的职责,这就造成道本身的歧见多变,更造成文、道的彼此冲突。

人们对“语文”的理解不一而足,有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章、语言思维、语言文化、语言人文等等。如认为“语文”是“语言”加“文字”者,则往往侧重于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如认为“语言”加“文学”者,则注重选文的审美价值、人物形象的刻画、描写及艺术技巧等;如认为“语言”加“文章”者,就会在篇章结构、选文章法上下功夫。但语文教材具有“基础工具”的性质,即要对中小学生进行祖国语言文字的最基本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养。既然是工具课,就应更多地着眼于培养听说读写的能力。教材偏离这一点,则将与语文基础工具课的性质相违背。

2. 标准不明造成中小学生的年段目标错位和考试难度

什么是“教材”?《辞海》解释为:“根据教学大纲编选的供教学用和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材料。”并指出教材包括教科书、讲义以及视听教材等。语言知识与审美文章的选材、教学及评价是有显著差异的,如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播需要相当多的冗余信息,以契诃夫的独幕道白剧《抽烟之害》为例,全篇1237个单词中有效信息载体仅71个单词,而冗余信息占了90%以上,但正是这些冗余信息,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庸俗虚伪的假学者的形象,这说明艺术欣赏依据的并非信息之新旧,关注的首要价值是美的信息,恰当的冗余信息正是美的要素[2]。但信息冗余度的裁量颇为不易,《辞海》对教材的解释是“要求学生掌握”,试图让所有语文选材都符合这一标准,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审美的多义性往往使人陷于“诗无达诂”的尴尬境地。同时,语言的工具属性又要在相当程度上剔除冗余信息,可见,作为“供师生学习、分析、研究、探索用的基本材料”的语文课本之标准殊为复杂。有学者指出,小学生可偏重于字词句篇等语文的工具属性,中学生则须兼顾工具性和文化内涵。[3]长久以来,分类、分段问题缺乏深入探究,致使语文教材与学生心理发展的序位及彼此关系一直被漠视,这就导致语文教材的年段安排与知识层度等关联始终错位。分类不清、标准不明又使语文考试的尺度弹性空间大,助长了教学过程中的题海战术现象。

3. 主体不明造成编撰、审查、批评和选用者的缺位或越位

新中国刚刚建立,有关决策者就要求中小学教材必须统一供应。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就指出:“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的政策。”1950年12月1日,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共同组建了以编辑出版中小学教材为主要任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前文言与白话之争是语文教材建设中的一个热点问题,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半个多世纪,语文教材选文的时代性与经典性之争则是一个从未间断过的话题,即我们的语文教材建设始终面临着一个对时代文化与经典文化的选择问题。”[4]但这样一种选择的权利由何种主体承担并未经过讨论和思考,权力主体依照自上而下的路径垄断了编撰、审查、批评和选用等一切环节,民众是沉默的大多数,专家学者的声音亦常常被遮蔽。

4. 程序不公造成语文教材在立项、组织、编写、采用、审核、出版等环节的混淆

中国大、中、小学教材生产的程序通常如此:中央部门成立相关教材编审领导小组,负责统揽教材总体规划、立项与资助审批、教材编写成果验收等等。教材编审领导小组下设教材编审委员会。教材编审委员会负责立项审核和组织与监管工作,或按规定邀请相关同行专家,负责对每个立项申请进行严格审议和鉴定以及对已经批准立项的同一项目的最后成稿进行质量审查、提出修改意见和是否同意送交出版社正式出版等鉴定意见。各地方部门及学校则根据教材编审委员会的要求和有关规定,负责推选教材编写主持人及评审人,协助做好教材的研究、编写、评审工作,并以中央主管部门批准的教材目录为选用教材的根本依据。中央政府的业务部门成为包揽所有教材生产环节的主事者,难免顾此失彼,且由于能力所限导致漏洞百出,或因高度垄断滋生各类腐败。在建国后语文教材这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

5. 利益割据造成国家、区域、学校及个体的博弈失范

中小学语文教材及其相应教辅材料是一个庞大的教育消费市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部门都置身于这一利益的博弈场所,所谓“屁股指挥脑袋”的商场竞争铁律在教育领域同样呈现其冷酷的一面。中央政府不愿放权,地方政府则力图争权,学校有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出版社有占领市场的谋略,教师亦有应对的计策,学生及家长面对种种规定和层层的强势推荐,对各路教材及其配套材料只能照单全收。各种升学考试过后,大量的应试书籍进入废品站,接着又是新一轮系列化教材的产业链启动。在各类群体的博弈过程中,中央制约地方,地方指挥学校,学校规定学生,而处于高位者获益自然最大。语文教材的专业水准在相当程度上屈从于利益之驱迫,即经济的功能压倒了专业的要求。而语文教材中因不同选文增删而引发的口水大战的背后,也可能潜藏着相关的利益群体的诉求(如鲁迅作品研究者与流行小说研究者的不同利益等)。

6. 指令模式下的集权和垄断造成语文教材健康发展的制度困境

众所周知,凡垄断必然会产生“质次价高”的问题,以权力为背景的教材垄断当然更不会例外。一方面是教材的编撰粗糙、错误百出,另一方面又是教材的暴利横生、市场泛滥。据悉,“要发财,印教材”已成为一个公开的行业秘密,教材的实际利润率高达45%～50%,仅2004年一年全国就有“40多个教育厅局长因教材问题落马”。国家教委1995年5月3日颁布、执行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审查和选用的规定》第一章总则规定,“国家教育委员会主管全国中小学教材(包括民族文字教材)的编写、编译、审查、选用工作。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按分工主管本行政辖区内中小学教材(包括民族文字教材)的编写、编译、审查、选用工作。”[5]但这一宏观的规定实际导致的是政府部门具体“主办”了从编写到选用的方方面面。

目前仍然高度权力化和垄断化的中小学教材管理制度——从教材的编撰、审订,到出版、发行,均由少数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出版社一手包办。这导致一方面民间力量很难参与到教材的编写、发行过程中,以形成有效的教材竞争,同时,教材渠道的垄断封闭也使教材的整个形成过程脱离了大众监督;另一方面,教材的使用主体——学校、教师、学生,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在教材问题上的主动选择权,很难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要自主选用不同教材。除非彻底祛除笼罩在教材制度之上的权力化、垄断化背景,破除其中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教材暴利以及由此伴生的粗制滥造的教材错误现象,才可能根本避免。

语文教材改革的出路何在

上文剖析了中小学语文教材的问题症结。语文教材的出路何在?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改革。

1. 明确语文的学科特性和基本功能

语文具有很多特性,诸如知识性、综合性、实践性、积累性、创造性、思想性、人文性等等,但归根结底是工具性。这工具性就体现为读写听说的语文能力。当前,语文教学的目标被定为三个维度,即“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哪主哪次,事实上,某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放在首位,这既是潜意识中德育为首的价值观在语文教材编写及讲授中的翻版,也是“道”凌驾于“文”之上的传统思维习惯使然。文字、思维、文学、文化、人文、文章,某种意义上都是交叉而又相容的,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工具性语文的定义,一般指“语言文字”,即口头语为语,书面语为文,也有人概括为“字词句篇、语修逻文、读写听说”12个字。教材编写首先要体现本学科的特点,语文就得姓“语”,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学习语言,包括学习口头和书面两种语言,这自然也包括若干文学语言和古代语言。语言有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的分野,内部语言用来思维,外部语言用来表达,但表达过程中也要思维,所以语文既是交际工具又是思维工具。

随着百年语文教材的发展演变,其目标多元化,内容复杂化,体系烦琐化,但千变万化,其工具之根不变。语文工具“实际指向的就是汉语言结构、组合、运转规律等与言语形式相关的知识的学习和训练。把学习和训练言语形式的相关知识作为语文教育的根本任务就使得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6]。

2. 制定学生语文水平和能力的分级标准及选材依据

从夯实中小学生基本语文能力的基础出发,可以通过计算机分析技术,把文字分为最常用、常用、一般、偶用、冷僻等不同级别,中小学生需要学习的主要是前三者,依次可制定3、5、8千字的小学、初中、高中标准;文体和选材在小学阶段兼顾综合实用性和艺术性,至中学阶段则可考虑分立,即在实用基础上训练语法、修辞、逻辑,在艺术和精神层面提升审美和人文涵养。如果说小学语文教材注重实用、趣味、审美等综合特性,那么中学将在实用基础上更偏重审美、广博等特性。在这方面还可参考借鉴国外的语言类教材(如《新概念英语》四册的级序标准等)。

语文学科独立之初,作为小学语文教材雏形的《蒙学读本》中,并无语文与常识科目分野,“辞章”或“中国文学”一科,大都以读写各类各体文章为基本内容。随着语文知识系统的发展、分化,如1923至1928年间中学试行分科制和选修制,国语、国文科内设置的分支课程已趋繁复,语文教材“分合聚散”的探索延续至今,未有定论。但语文教材的目的不在于选多少名家名篇或单一地采用文选方式,因为语文教材作为一种载体,是用来培养学生交流交际能力的,只要是符合教材分类和分年的相关专业标准的材料,都可以选入教材。名家名篇可以选,学生优秀作文也可以选;以往的文章可以选,现在的文章也可以选;文字可以用,图片也可以用;文学知识可以选,学习方法也可以编,一切都要以是否有利于学生语文能力的发展来定。如现行德国八年级语文教材一个年级的内容就包括文学生活类(报纸、青少年杂志提要、电视节目内容)、新闻格式、时事类书籍、广告、证词、小说节选、轶事、讽刺与幽默、寓言—比喻、传说—童话、连环画、话剧、叙事诗、诗歌、歌曲—流行歌曲、语言游戏等16种。而中国目前的语文教材相当程度上变成了名家名篇导读的固定模式,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需要训练的能力都被分解在名家名篇之中,这显然是不尽合理的。

3. 确立语文教材的编写原则和利益边界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对社会学下定义时依从如下三条途径:第一是历史的途径,追溯创始人的说法;第二是经验的途径,即当代的社会学家在做些什么;第三是分析的途径,基于理性的指示。[7]这三条途径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和分析学校教学及课程的参照标准。应该确立语文教材编写的五大原则:即历史经验、逻辑自洽、现实中国、世界文化和未来发展的五种观察维度。教材的创新首先应基于历史经验的积淀,还应呈现学术上的有理、有序、有度,同时要考量中小学教学的实际状况,辅之以国外语文类教材的参照以及整个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趋势分析。脱离五大原则,无视语文学科特点的各类花样翻新,注定是昙花一现,不足为训。应该在充分讨论形成共识的基础上,构造语文教材审查时的法理依据、基本准则和人文精神的普适价值,确立政治和道德底线,建立审查委员会备案制等,从而保证教材的基本质量;构造批评的专业依据和理想标准,引入各种学术和社会资源,以此优化教材质量;明确教材选用的利益依据,如专业水平和经济效益(价廉实用、好教好学),以知识产权维护优质教材作者和出版社的利益等。

4. 保障语文教材和教学的各类改革试验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叶圣陶认为,“语言学和文学性质不同,语言学是一门科学,文学是一门艺术,性质不同,知识体系就不同,教学任务也有所不同。”在其倡导下,“语文”分为语言部分和文学部分分科教学。当年出版的汉语和文学教材,即《初级中学汉语课本》六册和《初级中学文学课本》六册,借鉴了当时苏联语文课本分为俄语和文学的做法,这两套教材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汉语与文学教学体系,加强了语文知识的系统性,是建国后语文教材建设的一个亮点。为了配合语、文分科,教育部在1956年颁布了初、高中《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份正式的语文教学大纲。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当年语、文分科的教材存在政治化、简单化解读及照搬苏联经验的倾向,但不可否认其实验的科学化路向反映了语文教学的某种规律。张志公曾提倡“一本两线”型的教材结构,这种“双线推进结构”,既重视实用语文能力的训练,又强化文学作品欣赏能力的培养。他也主张语言与文学分科,分成两门课程,或者“一课两本”,即语文读本和文学读本。[8]语文教育专家一以贯之的教材编制思路确实值得深思。

从世界范围看,苏、法、美、日等国,大都是把语言和文学分科教学的,苏联更明确地规定,在制定教学内容时,必须把智力活动的方式作为指导思想之一。现代科学日益综合和分化的趋势,也产生了重新划分科学知识领域之势。美国费尼克斯方案从最能提高学习效率并且对学生最有用的知识出发,把现有科学知识分为六大领域,其中审美性领域包括音乐、空间艺术、时间艺术和文学,而符号性领域则包括语言和数学。这一方案表明人们为了开发智力,正在设法研究中小学的最佳课程设置方案。[9]历史经验表明,不管课程改革是从体系入手或从学科入手,最初触及的学科总是属于线性的或者叫累积性的知识领域,而后触及非线性或者叫非积累性知识领域。数学、物理、语言属于前一种知识领域,人文科学一般属于后一种知识领域。线性的或者说累积性的,是指这一类知识的结构比较严密,序列也较严格,不掌握前一个结构,不可能进入下一个结构,不懂得前一个概念,不可能懂得后一个概念。非累积性的,结构和序列都比较松散,在掌握它的结构和理解它的概念上,前后的顺序可以随便安排。符号学和信息论是现代科学的两个领域。前者包括语言学,它是一门研究具体符号系统的科学,后者则致力于语言交际的自动化和数学化,这样,就导致了语言工程学的出现。因此,作为人们交际和思维工具的语言学,与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有着日益密切的联系,语言教学日益具有科学化、精确化、系统化的特点,分科教学确能充分发挥现代语言教学的这种特点,大大加快语言教学的效率。当然,我们更提倡各类实验和各种教材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实践中经受考验。

5. 推进中小学语文考试的综合改革

中国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指明了“语文”应包含“语”(语言和言语)和“文”(文学和文化)两部分。目前的语文教育大多重“文”而轻“语”,忽视了说话和写作等实际能力的培养,过多地向学生灌输大量的需要死记硬背的语文知识。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复杂,但高考指挥棒无疑是主要动因。在应试教育下,基础教育领域的母语教育,在其自身日趋僵化的“八股式教考”模式的影响下,越发重形式轻内容,重模式轻能力,重书面轻口头,轻视学生真正说写能力的培养、优化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精髓的吸收。[10]建国后至“文革”前的语文高考试卷大体是二维结构,即“语文知识”和“写作”两项,“写作”题则一直以命题作文的形式出现。新时期以来,语文考试有着诸多探索:语文试卷由二维结构转变为三维结构;毕业会考与升学考试分离;标准化考试以及语文能力测试;作文评分误差控制的研究以及高考“3+X”科目设置试验;网上阅卷和春夏两季招生考试试验等。[11]但目前的语文试卷基本还是从“语文知识”、“阅读”、“作文”三大板块来命题,知识与阅读的考试陷入偏、窄、难、烦的死胡同,作文考试则离不开范文套用的八股腔。鉴于此,拟建立国家层面的汉语水平考试,增加口语能力测试,加大高校自主考试中语文考试的权重,多管齐下,推进语文考试的综合配套改革,以强化和保障基础教育界的语文教改和语文教材建设。

6. 分解和制约语文教材的行政权力

应建立语文教材编写、审查、批评、选用各类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制度。教材建设的主体是广大的教育消费者,因此,必须明确社会公众,特别是每位教师和每个学生及其责任监护人都是教材的参与者,都是为教材建设作贡献的“无名英雄”,也都是教材改革的利益相关者。教材建设作为一项育人的系统工程,尤其需要广大教师在实验、研讨、评价、修订过程中具有参与意识。因此,他们永远都应当是教材建设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局外人。例如,教育部门在编选教材时,可否通过专业网站公布主事者的名单以及编写思路?可否让相关的一线教师与家长推荐教材内容?编选的内容可否宽泛一些,然后通过网络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教材可能更符合科学性,也更适合中小学实际需求。

以美国加州为例,其教材审查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社会意义、教育意义和公众评议。教材社会意义的审查主要依据加州政府从法律上对教材的社会意义提出的要求;教育意义的审查则按照当时的课程标准、教育质量及评价工具,由相应的专业委员会提供保证;公众评议则反映了教材的民主价值和社会舆论。[12]显然,政府、专业及民意的三维架构,赋予语文教材更大的创意空间和更强的平衡制约。从欧美发达国家教材出版模式来看,虽然国家对教材出版没有严格的专业出版规定,但并不是所有的出版社都出版教材,出版教材的多是在长期的竞争中发展起来的专业出版社。不少欧美国家的学校或者教师有教材的最终选择权。这一套机制由一个指定的委员会来进行运转,有很高的透明度。因为国家指定教材的弊端就是学校和教师不能直接参与教材的选定,使教材的改编很难实现真正的创新,还使教材的价格因素高于质量因素。西欧主要国家都是由学校根据自己的情况遴选教材,可谓“因教施材”。大多数欧美发达国家没有专门的教材审查制度,国家对教材出版的管理主要体现在法律手段上。[13]

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就曾对世界各国教材与其作者情况作过全球性调查,其《教材与成就》的研究报告明确指出:教材是学生成就的重要标示,教材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一个国家提供给儿童和青年的教育内容和经验,决定着未来一代将具有的科学文化素质。反思中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百年历程,聚焦时代变革中的问题症结,探求语文教材的建设之路,事关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基础大业。这并非夺人视听的盛世危言,实乃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肺腑之言!

[本文系华东师范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教师教育历史发展与实践变革研究”及“当代中国社会的教育基础及其改造”的课题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史绍典. 改进语文教学的先声. 中学语文教学,2009(2).

[2]钱冠连. 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 现代汉语,1986(3).

[3]顾明远. 语文教学与课本中的鲁迅. 基础教育课程,2009(9).

[4]倪文锦. 中国百年语文教材的文化选择. 中学语文教学,2008(8).

[5]中小学教材编写、审查和选用的拟定. 学科教育,1995(10).

[6]周敏. 语文课程人文性的知识进化论审视. 课程•教材•教法,2009(10).

[7]金忠明. 教育十大基本问题.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101.

[8]崔一良. 民族化:语文教育的根基和灵魂——学习张志公语文教育思想. 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论坛,2007(4).

[9]金忠明. 对语言和文学分科教学的探讨. 辽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4).

[10]凌德祥. 语言应用的国家战略与汉语教育的历史思考,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现代人文:中国思想•中国学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96-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