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侵犯名誉权的案例

第一篇：最新侵犯名誉权的案例

对互联网上侵犯名誉权行为的法律思考

陈枫

近几年来，随着现代高科技电脑数字技术及国际互联网产业的兴起和快速发展，网络渗透许多方面，在人类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它甚至成为了一部分人新的生活方式展，对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和社会行为的变化产生了广泛影响。与此同时，与网络相关联和各类纠纷也日渐增多， 1998年以前，在我国，鲜有因“网事”提起诉讼的，而1998年院受理的网络纠纷案件开始逐年增加，并呈现出了跳跃式的上升态势，案件的性质涉及到了民事、经济、知识产权和行政等多个法律门类(注1)。如何处理此类案件，已经成为了的十分突出和紧迫的问题，正如北京海淀区法院的一位法官所言：“从网络案件的审理，略到了网络时代的风采，不过同时也发现网络发展对我国尚未健全的法制带来了冲击。”首例涉及消费者在互联网上侵犯商家名誉权的“恒升电脑纠纷案”，随着上诉审的开庭，法律界、IT界和其他社会人士的关注焦点。现本人拟结合该案，就互联网上侵犯名誉权问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对在互联网上实施的侵犯名誉权行为应采取什么样的司法态度。

以何种法律原则和司法态度对在互联网上实施的侵犯名誉权行为进行责任追究，这是影响确审理的关键问题。目前法律界对此有两种比较对立的看法。在“恒升电脑案”中，这两到了充分展现。该案双方争议的一个焦点在于被告发表在网络个人主页上的文章是否使用语言。一些法学专家和相当部分的“网友”认为，网下的语言环境与网上的语言环境大不络特定的氛围里，语言具有即时性和随意性的特点，通常在网下可能被认为是名誉侵权的络上可能是非常普通的语言，因此，原来对侵犯名誉权的认定，在适用网络上的情况时，宽容的规则，一些法官也表述了相同的观点(注2)。然而，从该案一审情况看，显然合们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一审判决认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互联网侵犯国家的集体的利益和公民的合法利益，不得利用国际互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侮辱他人或诽谤他人的信息。王洪在国际互联网络上设立名称为‘声讨恒升，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个贴《过程》一文，„„其目的并非是善意的解决纠纷，而是主观上明显存有毁损恒升集团意。......在其主页上开设留言板，收有大量侮辱恒升集团的文字，其行为足以造成恒升的社会评价的降低，故王洪已构成对恒升集团名誉权的侵害„„”。这里，法官们并没有名誉侵权与一般的名誉侵权在语言表现形式的认定上做区别对待，而是采取了与一般侵权的评判标准，要求侵害人承担严格的过错责任。那么，哪一种观点更适合于网络侵权纠纷本人更倾向和欣赏该案一审判决中法官们所采取的严肃查处态度。因为网络上侵犯名誉权管与传统的侵权行为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仍不失普通侵权行为的一般特点，我们不法律未对以网络这种新的传播方式侵犯名誉权行为做出界定而放宽了对新形势下自然人、有力保护。而且，从网络传播方式上看，这种侵权行为更具有隐蔽性、快速性和广泛性的害性更大，侵权行为一旦产生，其损害结果比传统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更为严重，人承担严厉的法律后果，使被侵权方得到有效的法律救济是必须的。同时，对这种侵权行有利于网络的健康发展。其实，由于对网络纠纷法律规定的滞后而带来的诸多司法困惑：的确定、法律的适用、行为的认定、损失赔偿的计算等问题，不仅在我国，其他国家也同不久前法国法院判定的雅虎案(注3)，也面临着适用法律冲突的问题。这些困难的解决立法的进一步完善，而不应该成为对网络侵权行为实行宽容规则的理由。

二、在线服务商和主页所有者是否应当在其所提供的服务范围内对第三人的侵权行为负责网络上有一句名言：“在网络上没有人知道我是一条狗”，由于网络具有的这样一种高度地域性的特点，要真正追究直接侵权行为人的责任是十分困难的，从而就涉及到在线服务有者是否应对第三人在其所经营和提供服务的网站或主页上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问也是众说纷纭，争议比较大。持不应追究责任观点的人依据的典型理由是“网站老板说，了一个传播的场所，好比开酒吧，有人喝醉酒骂人，难道要酒吧老板负责吗?”此外，一士也认为，网络快捷的特征决定它不能等同于传统的信息传播，“其承担法律责任的条件为止最为宽松的责任条件，其权利也应是迄今为止最大限度的权利”(注4)，因而对在主页所有者的责任不应做过多的规定。而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立法上看，对这个责任不同的做法，一种是采取宽容的原则，如欧盟1998年颁布的与电子商务有关的法律草案，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负有监控其所传输和存储信息的义务。一种是采取严格责任原则。如瑞专门颁布法令，规定电子布告板系统经营都负有在合理限度内监督其所传输内容的义务;已经有了网络服务商为他人在网上的诽谤言论承担责任的判例。还有一种是采取分别责任1997年德国的《信息与通讯服务法》就提出了网络提供服务者的三种责任方式，一是对自网络信息内容负完全责任;二是对网上他人提供的内容，在明知违法而未加阻止的情况下任;三是对仅提供通道的网上信息和内容不负责任。本人认为，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司法传错责任原则，对在线服务商和主页所有者的侵权行为分别情况进行处理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可分为以下几种基本情况。一是在线服务商和主页所有者因自己本身的故意或过失制作、行为造成他人名誉权损害的，应依据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来认定和承担责任;二是在主页所有者与第三人基于共同的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名誉权的，在线服务商和主页所有者一起承担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三是在线服务商和主页所有者与第三人虽无共同侵权行上造成了无过错联系的共同致害结果，在线服务商和主页所有者应根据其本身的过错形态三人的言论违法却未加阻止，或由于疏忽未尽到审查义务等)，承担与其本身行为相关的四是在线服务商和主页所有者仅提供纯粹接入(超链接)服务的，因其本身无法知悉和控信息内容和发表言论行为，对侵权结果的发生没有过错，故不承担责任。当然，由于网络有它的特殊性，为不至于因法律的严格规定而过分增大在线服务商和主页所有者的责任，网的发展受限制，在法律规定上和司法实践中，要将网络上侵犯名誉权行为与一般的侵犯有所区分，本人认为，区分的主要体现是在对受害人进行主体界定和对受害人提出一定的法首先是对网络侵权受害主体要有所限制，即要将普通受害者与社会公众人物、国家公务人的保护进行区别对待;其次是要设定受害人的提醒义务，即当受害人发现网络上侵权行为行必要的提醒，如果因受害人对自己利益保护疏于注意而未尽提醒义务或受害人可以但未措施而导致损害结果扩大的，则应当相应抵消或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三、网络上的言论自追究侵犯名誉权行为存在冲突。

“恒升电脑案”之所以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不同凡响的意义，还在于它引发了一场关于新闻自由的讨论。由于网络的特殊性，使言论自由在网络上似乎有了更加充分的发展空间升公司对一个消费者的起诉，又使得这种“网络自由”的感觉好象受到了打击。因此一些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就提出了法律保护言论自由的一些质疑，如：网络用户在网上言法律的保护?服务商有权力认定言论违法吗?服务商删除公民言论的行为有法律依据吗?要受到言论指责的当事人提出异议服务商就必须删除该言论呢?这样会不会有损公民在网共事务的权利呢?如果法院的最后认定该言论是正当的批评，并未侵犯他人的名誉权，那删除公民言论的行为是否应该受到追究呢?等等。而一些法律界人士则提出，民事经济案含着宪法精义，(本案)消费者对企业的批评也是我国宪法所规定公民言论自由权的一种业或个人的名誉权相比，言论自由、表达自由这样的公民基本权利显然是一种位阶更高的基本权利的维护不仅仅让民众受益，更有利于推进我们的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的稳定，增企业的清廉(注5)。有的IT界人士还指出，目前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网络上言论自由、和权利人的利益保障问题，而不是将重点放在追究谁的责任上。该案二审上诉人王洪的代出，一审判决违背了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规定，“是明显违宪的，其消极的负面影响正在蔓延。”他说，针对本案，对于在互联网上面言论的问题，没有相关法律进行特殊规用宪法的有关规定，“宪法的言论自由，同样适用于互联网络”。而另外一些法律专家则看法，如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研究室主任何山就认为考虑到我国的国情现状，对那种以自文章、言论的行为要严格控制，一旦侵权，侵权者得承担非常重的法律后果，应受到严肃上，因网络言论的无限制发挥而带来的一些不良现象，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IT界人士的强一个“网友”最近说，“我决定戒网，因为网上的污言秽语已经到了让我忍无可忍的地步联网就是一个公共厕所。在我看来，比公厕还不如”。

本人认为，保障网络上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对网络上侵犯名誉权行为采取严厉措施进矛盾。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与侵犯名誉权之间根本性的不同就在于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真实性原则还是虚构或捏造事实，是正当评论还是进行侮辱诋毁。在合法的前提下，自由地自由地实现新闻传播和自由地行使批评、评论、监督的权利，并不可能构成对他人合法权任何意义上自由，都必须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自由权的行使，也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的毫无限制的自由，是必须受到制裁的。我们工作的目的，应该是进一步走向网络立法的规而不是在网络上以牺牲对一种权利的法律保护为代价来换取对另一种权利的发展，因为这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并没有半点益处。再联系到刚才提到的在线服务商与网络主页所有者的审查义务，应该说，当在线服务商与网络主页所有者接到受言论指责的当事人提出的异删除该言论，确实是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删除该言论，则有可能产生对言论发表者言论自不删除该言论，则又可能对受言论指责的一方当事人的名誉权构成侵害，但这并非无法解消除这种所谓的冲突，本人认为，应该做到以下两点：一是立法上的完善。目前我国法律解释中对侵犯名誉权的定义不够明确，对什么样的言论与行为才能构成侵犯名誉权，对什评论文章，什么是侮辱性言辞或内容等都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这是很大的法律缺陷，必步的立法或明确的司法解释来加以弥补，使侵犯名誉权的违法行为变得易于辨认和掌握，清楚地知道什么可能是违法的，什么可能是构成侵权的，从而在采取行动之前，知道自己后果。二是在线服务商与网络主页所有者可以通过提供协议或声明的办法，对他人上传的言论或当事人提出异议的言论，让言论发表者提供必要的材料进行审核，若不提供，则在网络主页所有者有权自主决定对该言论是否进行删除。同时，法律上也应赋予在线服务商所有者这种可自主删除的法律权利。通过上述两点，我想这个两难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第二篇：合法与非法——论新闻侵犯名誉权民事责任的构成与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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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2-03 08:22

新闻侵犯名誉权是指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所反映的内容侵犯特定的自然人或法人对其名誉所依法享有的权利。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为处理名誉侵权案件提供了根本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这为处理名誉侵权案件提供了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1993年和1998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中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的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和《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中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和第九条则具体规定了新闻侵害名誉权案件的裁判依据。其中“解答”第七条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有过错来认定„„因新闻报道严重失实，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一、新闻侵害名誉权的民事责任构成

(一)特定人名誉受损事实的存在

名誉是关于一个人品格或其他特点的共同的或总体的评价。①特定人名誉的受损，也就是社会对特定人的特征和表现的外部评价的降低。这种评价的降低———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受害人提供证据证明。但是“评价”是一种主观活动，不一定表现出来。受害人即使能感觉到外界对自己的贬低性评价或者疏远蔑视甚至排斥，也难以形成证据。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一般采用间接推定方法———由原告证明针对自己的诽谤或侮辱性内容已为第三人所知悉，在此事实基础上，由法官根据一般的经验法则推定出损害结果的必然性。大众传播媒介由于具有传播快、覆盖广、可信度相对较高的特点，其刊载播出的内容如果有损他人人格，影响更恶劣。因此，就新闻名誉侵权来说，受害人只要证明针对自己的侵权作品已经通过媒体发布传播就够了。新闻侵害名誉权还可能导致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失，但这些并非必然后果，因此不构成名誉侵权责任成立的必要条件。

(二)存在违法的新闻行为

这里的“新闻行为”是指行为人通过大众传媒，将涉及特定人的内容，以文字、图像或语言陈述等形式加以报道和传播的行为。这里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新闻侵权行为必须通过大众传媒实施并使侵权内容有效到达受众，也即通常所说的“发表”(Publication)。侵权内容以大众传媒的形式为第三人所知悉，是新闻侵害名誉权和一般名誉侵权的显著区别之一。这里的“第三人”是指不特定的读者或观众。其次，侵权新闻的内容必须有特定指向，也即“指认”(identification)。侵害名誉权的新闻报道刊载播发后，其涉及的对象应当能够被受众辨识、指认。如果不能产生此种指认就表明没有具体主体的名誉受到损害，也就不产生名誉权受到侵犯的问题。“侵权作品中所用的称呼或陈述的方式或任何其他特征和背景情况足以使一般人合理推知其所指为某一特定人时，就是有特定指向。”②内容是否指向特定的民事主体判断不应以行为人的主观意思为准，而应以内容本来所表达的实际意思为准。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一般人的合理推知”。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以侮辱、诽谤作为其主要的形式。新闻传播对他人人格的侮辱和诽谤主要以语言、文字或图形、图像的形式出现。根据“解答”的规定，新闻报道严重失实或文章的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侮辱、诽谤的内容，但只要文章事实虚假，而造成了一 1

定的损害事实，名誉侵权依然成立。这在为树立正面典型而虚构或过分夸大事迹的“褒扬性新闻”所引起的侵权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追究行为人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因果关系应由被侵害方提出证据证明。被侵害方首先要证明自己的名誉因新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受到损害。如上文所述，名誉是无形的，因此只能通过被侵害方证明新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实施了侵害行为而由法院推定受害人名誉被降低。被侵害方须具体证明的是侵害行为的违法性、公开性和特定针对性。在名誉确被侵害的条件下，被侵害方如果有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害，则要举证证明以上损害确系由侵害行为造成，并经法院审查核实后方能确定。那么如果国家行政、司法机关根据新闻媒体的不实报道而进行执法和司法活动所造成的损失，应当由作者、新闻机构和国家机关共同承担，还是由国家机关单独承担?笔者认为应当由国家机关单独承担。例如：行政机关根据报纸上关于某公司造假贩假的不实报道，对该公司进行调查并查封账号、扣押物资，同时销售商和用户纷纷退货。对于该公司因名誉受损蒙受的营业损失应由报社承担，而公司因账号被封、物资被扣承受的损失应由行政机关依法赔偿。

(四)主观过错

过错是构成民事责任的主观条件，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故意是行为人知道其行为能够产生某种损害结果，却希望或放任这种行为的发生。过失是行为人应预见却因疏忽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预见却轻信可以避免。新闻侵害名誉权行为多数是过失侵权。对过失判断的客观标准是看行为人是否违反了对受害人所负的注意义务。

对行为人注意义务的界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注意义务的内容应当是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个人权利所必需的，同时也是行为人能够且应该履行的。但是在涉及到特定主体时，还要综合考虑其行业要求、职业背景、教育程度等具体情况，以明确其应负的注意义务。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新闻侵权行为人应该承担的注意义务有两层：第一层是与社会一般人同样的注意义务，这当中包括一般成年人都应具有的社会经验、社会常识等，还包括法律规定的“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利”的最低义务。第二层义务是新闻行业特殊的注意义务。由于新闻行业的特点和新闻工作的职业特点，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应当承担更大的注意义务。具体说来，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国家管理部门制定的新闻事业工作准则和规章制度;其次是新闻行业普遍采用的技术性规则和工作常识，比如记者对听来的消息未经调查不能予以刊登;涉及批评性稿件，应先向作者以外的两个以上的个人或单位核实并在发布前与被批评者见面;报道犯罪新闻或指责他人犯罪应有司法机关做出的法律文件作为依据等等。③这些规章制度和技术性规范是新闻工作人员行业特殊注意义务的具体表现，有可操作性，也是判断行为人有无过失的重要依据。但是，以上规定的内容以及违反情况，被侵害人一般无从了解，也就难以证明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同时，如果行为人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纪律，履行规章的要求，一般是可以避免损害发生的。所以对新闻侵害名誉权行为人主观过错的认定应当采用过失推定。由行为人证明自己在新闻活动中没有违反应负的注意义务。

行为人对只需稍加注意或进行起码的预防就能避免的损失没有加以最基本的注意和防范，或者具有特殊注意义务的行为人连一般注意义务都未尽到的，都构成重大过失。一般情况下，在新闻侵犯名誉权案件中区分重大过失与一般过失，并不影响民事责任的认定，但会影响民事责任的承担。

二、新闻侵害名誉权民事责任的免除事由

(一)证明传播内容的真实性

新闻传播内容的真实，并不要求作品百分之百的真实准确。由于新闻工作的时效性、复杂性特点，要求新闻作品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准确无误是不现实的。只要报道中关系到特定人名誉的部分基本准确就构成免责事由。这包括两层含义，首先要关系到特定人名誉。

有的新闻在主要报道某人时并无失实之处，但涉及的其他人或事却发生了基本内容的失实。这对于后一相对人来说，也属于内容失实。其次，“基本事实”的划分界限在于错误报道的比例是否足以影响到特定人公正社会评价的降低。比如将数额不大的偷税行为描绘成偷税漏税上百万元，就是将一般违法行为变成了犯罪，明显贬低了他人的社会评价，侵害了他人名誉权，属于基本事实失实。再比如，将某公司从事非法经营所投入的总金额700万元说成了非法牟利700万元，经调查，该公司非法牟利是50万元。报社对公司非法经营的报道是基本属实的，报道中牟利金额的失实，对公司的名誉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因而不构成侵权。在该案中，数字的失实就不构成基本事实失实。

(二)权威的消息来源

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及执政党组织的文件、行为、事务称为权威消息来源。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人员据此撰写发表的客观报道，不必承担对内容真实性的审核责任。也就是说，各级国家机关和执政党组织供新闻单位发表的材料应当具有使公众相信其为真实确定的证明效力，即公信力。新闻媒体的活动以满足公众知情权和实现言论自由为根本目的，是一种具有公益性质的信息传播活动，因此新闻媒介客观准确的报道有关党和国家机关的行政、立法、司法等公共事务，既是其权利也是其义务。只要报道是对党和国家机关的公共文件、行为、事务的客观引用和描述，即使内容对特定人的名誉有损，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也不承担侵权责任。当然，如果国家机关对其公布的文书和公开的职权行为做出公开纠正，则新闻机构有义务做出公开更正。

以上具有公信力的权威消息来源以外的个人、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因不具有足够的权威性，提供的新闻材料也不具有公信力。新闻单位和作者对这些消息来源提供的材料应当也能够调查核实。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即使是提供本单位内部或自身活动的材料，如果内容涉及特定人的名誉，新闻单位和作者也应进行核实。有些新闻单位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来稿只看公章，不予核实就发表，如果构成侵权，新闻单位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公正评论

新闻学上的评论是指新闻媒介结合重要的新闻事实，针对普遍关注的实际问题发表的论说性意见。从性质上分为批评(criticism)和评价(comment)。新闻媒介是社会舆论的窗口，也是社会监督的重要工具之一，更是公民行使宪法赋予的批评监督权利和言论自由的途径和手段。因此保护新闻媒介就社会关注的焦点及公众利益有关问题进行评论的权利就非常必要。

我国对“公正评论”适用范围相当狭窄，仅提到“新闻单位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批评和评论”。实际上，公正评论这一抗辩事由的内涵相当广泛，但其构成必须符合两个要件，一是公益，二是公正。所谓“公益”指评论的对象必须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包括：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立法和司法机关的各种政策、措施。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与公共利益有关的各种行为和决定，个人和团体在艺术上的表现，公众人物以及重大事件的真相。所谓“公正”，是指评论者依据客观事实，发自内心的诚实、公正的立场和认真的态度做出评论，对艺术作品和学术作品的评论应当对事不对人。

(四)未通过大众传媒公开

在我国，新闻机构可以将自己了解但不适于公开刊登的材料编成“内参”供领导部门参考。这些内部参考资料，显然是排除在大众传媒之外的。因此，尽管这些内部参考资料由新闻机构编印，但其刊载的内容即使有不实之处，也不构成新闻侵权，甚至连一般名誉侵权都不构成。在现实中还存在很多机关团体学术机构和企业编印的、只在本单位(系统)或其他一定范围内传播的刊物。这些刊物只取得国家“内部资料准印证”而不能公开发行，但是可以在单位之间交流赠阅。这种内部刊物的受众相对有限，但往往是与受害人接触机会较多的人，内容一旦失实也会给涉及人造成相当的影响。尽管如此，这种内部刊物跟大众媒体在制

作主体、受众范围、社会影响上都有质的差别，因此内部刊物发表的内容侵害特定人名誉的，也只能认定为一般名誉侵权，不构成新闻侵害名誉权。

(五)受害人同意

受害人同意是指被侵害人事先明确做出自愿承担某种损害后果的意思表示，在新闻侵害名誉权中，就是指被侵害人同意发表可能对自己名誉造成影响的内容。新闻作品以特定人为写作对象时，往往要采访特定人本人或由其提供材料。作者根据受访人自己的陈述或提供发表的材料写成的文章发表，应视为受访人同意，作者和新闻机构可以免责。不过在实际生活中，作者根据受访人的陈述或提供发表的材料成文发表，却常常引出纠纷。如李某某诉郝某某、《兰州晨报》社、《现代妇女》杂志社案。原告系“变性人”，在接受《兰州晨报》记者郝某某采访时，不仅向记者详尽讲述了其做变性手术的前因后果，还提供了关于自己经历的书面材料。期间，第一被告为原告拍摄了照片，随后用原告真名写成文章发表于《兰州晨报》，并配发了原告照片。第一被告后又将该文发表于《现代妇女》杂志。在原告所在地引起轰动，导致原告被迫迁往外地。原告至兰州中级法院起诉三名被告侵犯名誉权。后双方庭外和解，原告获赔。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第一被告曾提供了其通过长途电话向原告询问能否使用真名的电话记录和电话录音。但合议庭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明确同意被告使用其真名和照片。因此，争议的关键往往在于当事人在相关内容公开之前是否对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所可能涉及的事项明确表示同意。新闻采访人通常具有专业知识，在采访中处于主动地位，而采访对象在提供了相关素材之后，对采访者如何使用资料，如何制作和公布采访内容，往往无能为力。笔者认为，新闻采访人员与采访对象应当在采访之前，就采访及采访内容的制作和公布所涉及的问题等进行明确约定。例如是否允许使用本人真名和照片，是否允许引用所提供的全部资料，有关内容公布前是否须经本人审核等。还要约定，如果遇到约定以外的情况时，应当先与本人协商。另外，在采访对象同意的情况下，对于涉及其他人名誉的部分，采访人也应当征得相关人同意。

三、新闻言论自由与民事主体名誉权冲突的协调

新闻自由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是公民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领域内的实施和运用。新闻自由为人民大众所共同享有，现实中由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集中行使。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应然意义上讲，舆论监督是人民言论自由权的派生，在实然情景下它却变异为相对超然的公共权力。”④名誉权属于人格权的一种，是公民和法人享有的、对其自身属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加以保有和维护的权利。言论自由与人格权都是基本权利，在基本的性质上具有一致性。但新闻报道、评论是以公民和法人为对象的，难免出现新闻相关人的私权利与新闻监督的公权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舆论监督价值日益得到认可和推崇，而公民权利价值也不断获得张扬和关注的今天，这种冲突更加明显。《宪法》有关原则性规定显然不足以解决行使新闻自由与保护人身权利的冲突。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当选择一种合理的价值准则，作为协调新闻自由与新闻相对人人格权保护之间的平衡点，从而使不同的价值在公平的基础上达到动态的平衡。

为防止新闻机构滥用新闻监督权、保护正当合理的新闻自由，应当对新闻自由设定一定的限制。笔者认为这种限制应当具有区分性。这种区分保护，并不违背权利保护的平等原则。相反，它符合公平正义的理念，体现了法律对权利的尊重。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的对象，主要可以分为三类：1.政府机关、国家公职人员;2.公众人士和社会团体，企事业法人;3.普通公民。政府机关、国家公职人员被赋予的职责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理应受到最大限度的舆论监督和制约。公众人士，也就是享有一定名声的非官方人士。⑤他们具有说服和影响大众的地位和能力并常在媒体中出现而引起公众注意，或是在解决有争论的问题时自愿跻身于重要的公众辩论中以影响舆论。公众人士与媒体接触较多，在名誉遭到损害时，能通过多种渠道澄清事实，及时进行补救。以上两类相关人，由于与公共利益有重大关系或作为公众关

心的焦点而暴露于公众面前，应对公众的评论有所容忍。这种容忍，也是其占据较高社会地位和掌握一定社会资源的代价。在以上两类对象所提起的名誉诉讼中，国外通常给予新闻机构和工作人员“一般过失免责”和“过失推定例外”。只要不是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就不负民事责任。而且证明行为人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责任由原告承担。社会团体、企事业法人虽然未必直接暴露于公众的目光之下，但其运作和经营活动与社会公益有一定的联系，也应对舆论有所容忍。

普通公民的个人行为一般对公共利益并无深刻影响，其社会地位和掌握的社会资源不及前两类相关人。相对于强大专业的新闻媒体，往往处于弱者的地位，难以获得及时的补救。因此，法律应当严格保护普通公民的名誉，加重新闻侵权人的举证责任。只要被侵害的普通公民能证明名誉受损的事实和新闻机构的违法行为及两者间的因果关系，而新闻机构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又没有免责事由可援引，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埃德蒙·柏克曾经说过：“自由不是孤立的、无联系的、个人的、自私的自由”、“社会的自由„„，是正义的代名词，它由充满智慧的严谨法律来确定，并由建构良好的一系列制度来保障”。⑥目前对于新闻舆论监督，宪法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条文;而司法解释又过于具体和实际，缺乏理念性的内容。因此，我国迫切需要一部《新闻法》来公平合理的界定新闻媒介与社会民众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划清正当舆论监督与侵权的法律界限。这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注释：

①Henry·C· Black，the Black’ s Law Dictionary， W est Publishing Co.5th Edition，1979，p1171.

②W·V·H· R oger，W infield and Jolowicz on Tort，Sweet &M axwell L td，1 3 th Edition，1989，p311.

③梁书文、杨立新、杨洪逵：《审理名誉权案件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

④王锋：《舆论监督与公民权利的保护》，《法制日报》1999年12月19日，第二版。⑤美国最高法院20世纪60年代在《纽约时报》案和其他几个诽谤案件的判决中提出公众人物( public figures)的概念，指因特殊地位或表现而为公众所瞩目者，包括政府官员和公众人士。

⑥[英]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蒋庆、王瑞晶、王天成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05～106页。

(新闻传播)

第三篇：微博上辱骂他人可侵犯名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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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上辱骂他人可侵犯名誉权

核心提示：注意在微博上辱骂他人可侵犯名誉权。譬如在微博上公开发表对某人人身攻击和侮辱的言词，并直接将某人的姓名、住址等信息暴露于公共网络并宣扬其臆想的事实，造成贬损某人名义的社会评价等行为可构成侵犯名誉权。下面就由法律快车的编辑为您介绍。

注意在微博上辱骂他人可侵犯名誉权

虽然网民有在自己的个人微博上撰写文章、发表评论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权并不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微博上的言论自由同样应建立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之上，必须以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为前提。

譬如在微博公开发表对某人人身攻击和侮辱的言词，并直接将某人的姓名、住址等信息暴露于公共网络并宣扬其臆想的事实，造成贬损某人名义的社会评价等行为可构成侵犯名誉权。

相关法律的规定

《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所谓名誉，从字义上解释，就是指公民、法人的名望声誉。也就是说，一个公民、一个法人的品德、才干、信誉等在社会中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名誉权是指公民或法人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即自己的名誉，依法所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损害他人名誉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者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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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徐恺诉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侵犯名誉权纠纷案

上传时间:2007-9-16

原告：徐恺，男，44岁，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德都路。

被告：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宝泉路1号。

法定代表人：陈明，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徐恺因与被告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宝冶公司)发生侵犯名誉权纠纷，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徐恺诉称：原告于1983年8月至被告宝冶公司工作，双方签有正式劳动合同。2001年1月4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书面辞职报告，被告负责人于同年1月8日在原告的辞职报告上签字同意，原告亦按被告的要求进行了工作交接。原告离开被告处以后，在求职过程中，多次遇到用人单位起初同意录用，但随后又以各种理由拒绝录用的情况。2005年2月，原告到上海晖龙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应聘，面试合格后，该公司又以原告曾因违反劳动纪律被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为由，拒绝录用原告。原告此时才知道被告在为原告办理退工手续时，注明原告是因违纪被解除劳动合同。正是被告作出的这种不实记载，致使原告在和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后至今未找到工作，长期无法就业。另被告未按规定及时将退工单第三联交给原告，原告至2005年8月才从被告处取得该退工单。原告认为，在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后，被告对已不属于其职工的原告再以违反劳动纪律为由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是无效的，且原告事实上也根本没有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被告的上述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并对原告的重新就业、求职造成影响，使原告长期找不到工作，被告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害原告名誉权;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9 340元(按每年上海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2001年计算6个月、2002年计算12个月、2003年计算12个月、2004年计算12个月、2005年计算8个月);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被告宝冶公司辩称：原告徐恺的辞职申请应向公司劳动人事部门提出，并由劳动人事部门决定是否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原告在向其主管领导提出辞职后，被告曾两次发函通知原告前来办理有关手续，但原告未来办理，故被告未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直到2004年5月，因原告持续旷工，被告才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在解除劳动合同前，被告仍按规定支付了原告工资并为原告缴纳了养老金等。被告认为，原告在递交了辞职报告后，尚未按规定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即不来上班，持续旷工，违反了本公司的劳动纪律，故被告以原告违纪解除劳动合同是正确的，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查明：原告徐恺自1983年8月1日起进入被告宝冶公司工作。1996年12月，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宝冶公司机械设备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机装公司)根据生产需要，录用原告。合同的期限为无固定期限，自1997年1月1日起，若双方约定的解除或终止条件出现，劳动合同即解除或终止。双方在合同中还约定：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劳动合同的，双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原告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律及规章制度的，被告可解除劳动合同;原告提前 30日书面通知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并履行了劳动合同约定的赔偿、违约条款，原告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2001年1月4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书面辞职报告。同年1月 8日，机装公司副经理杨华兴签字同意了原告的辞职 1

申请。当日，原告将工作移交给被告。后原告一直未到被告处上班。2001年5月30日，被告因原告于2001年1月提出辞职后一直未上班，也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同日，被告开出上海市职工退工通知书，在通知书上写明：因原告违纪解除，于2001年5月30日退工。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另查明，在与原告徐恺解除劳动合同前，被告宝冶公司仍向原告发放了2001年2月、3月、4月的工资。被告于2001年5月30日开出上海市职工退工通知单后，将其中一联给了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劳动服务所，但未将上海市职工退工通知单交给原告。2005年2月，原告到上海晖龙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应聘，该公司以原告曾因违纪被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为由拒绝录用原告。原告于 2005年8月从被告处领取了上海市职工退工通知单。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还查明，机装公司系被告宝冶公司下属的分支机构。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徐恺向其所在单位、被告宝冶公司下属分支机构机装公司提交了辞职报告，机装公司副经理杨华兴于2001年1月8日签字同意了原告的辞职要求。杨华兴的行为应视为被告的行为，且原告随后也于当日完成了工作移交，故应当认定原告与被告于 2001年1月8日协商解除了劳动合同。被告辩称，根据其公司内部规定，原告应向公司劳动人事部门提出辞职报告，杨华兴无权批准原告的辞职申请，故杨华兴的签字不能视为被告同意原告的辞职。法院认为，杨华兴作为被告下属分支机构机装公司的副经理，是否有权同意原告提出的辞职申请，属于被告内部规定公司领导成员分工的事项，原告作为一般员工并不知情。本案中，杨华兴应当知道自己无权批准原告的辞职申请，但杨华兴并未告知原告应向公司劳动人事部门提出辞职要求，而是自行作出批准决定，原告认为杨华兴批准后双方即可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故对被告的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被告宝冶公司在事实上已经与原告徐恺解除劳动合同后，又以原告旷工违纪为由，再次单方面解除与原告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并在退工单上写明原告因违纪被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事实依据，其行为具有过错。因被告将其中一联退工单交给了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劳动服务所，使得原告在求职市场上存在了不良记录，导致包括上海晖龙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在内的不特定的用人单位了解到原告“曾因违纪被解除劳动合同”这一不真实的情况。被告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名誉，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对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其名誉权、书面赔礼道歉的请求，应予支持。根据被告侵权的行为方式、手段、场合及所造成的后果，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并无不当，予以支持。原告诉称2005年 2月到上海晖龙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应聘时，在面试合格后，该公司以原告曾因违反劳动纪律被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为由拒绝录用原告，有原告提供的上海晖龙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通知单为证，予以采信。对原告因此要求被告按上海市最低工资690元标准计算2005年间8个月的损失，计 552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按前述标准赔偿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的损失，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不予支持。

据此，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06年8月14日判决：

一、被告宝冶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2001年5月30日开出的上海市职工退工通知单上的退工原因予以更正并向原告徐恺书面赔礼道歉(道歉内容应经本院核准);

二、被告宝冶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徐恺精神损害抚慰金 2000元;

三、被告宝冶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徐恺2005年间8个月的经济损失5520元;

四、原告徐恺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宝冶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被上诉人徐恺的辞职申请应当向公司劳动人事部门提出，且徐恺在向其领导提出辞职后，宝冶公司曾二次发函通知徐恺前来办理有关手续，但徐恺始终未来办理，直至2001年5月宝冶公司因徐恺持续旷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故宝冶公司并未侵犯徐恺的名誉权，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徐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徐恺辩称：在上诉人宝冶公司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后，被上诉人即不再是上诉人的员工，上诉人却以被上诉人违纪为由再次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并将“违纪”事由写进职工退工通知单，影响被上诉人就业，侵犯了被上诉人的名誉权，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了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的事实。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名誉是指根据公民的观点、行为、作用、表现等所形成的关于公民品德、才干及其他素质的总体社会评价，是对公民社会价值的一般认识。公民享有名誉权，法律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劳动用工单位有权对劳动者实施管理并对劳动者的劳动、工作情况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种评价也是劳动者总体社会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用工单位对劳动者作出不实、不良的评价是否构成对劳动者名誉权的侵犯，应当根据劳动用工单位的行为是否具有过错、劳动者的名誉有无被损害的事实、劳动用工单位的行为与劳动者的名誉受损之间有无因果关系等因素加以认定。

被上诉人徐恺原系上诉人宝冶公司下属分支机构机装公司的员工。2001年1月 4日，徐恺向机装公司提交辞职报告，经机装公司副经理杨华兴签字同意后，徐恺办理了工作移交。宝冶公司上诉称杨华兴无权批准徐恺辞职，徐恺尚未正式办理退工手续即不来上班，属于旷工，宝冶公司以徐恺违反劳动纪律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法院认为，杨华兴是否有权决定批准徐恺的辞职申请，涉及宝冶公司内部管理问题，徐恺作为普通员工对此并不了解。杨华兴在接到徐恺的辞职报告后并未指示徐恺到公司相关职能部门办理辞职事宜，而是直接在辞职报告上签字同意，徐恺因此认为已经与宝冶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一审认定徐恺以辞职方式与宝冶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正确，宝冶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宝冶公司在已经与徐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后，又以徐恺尚未正式办理退工手续即不来上班，属于违反劳动纪律为由，再次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并在退工通知书中记载“因违纪而解除合同”，致使徐恺在求职市场上存在不良记录，其行为缺乏依据并具有过错。

上诉人宝冶公司在被上诉人徐恺退工通知书中作出的关于徐恺“因违纪而解除劳动合同”的不实记载，是对徐恺劳动、工作情况的负面评价。该不实记载存在于求职市场，为相关用人单位所知悉，事实上降低了对徐恺的社会评价，并对其就业、求职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审认定宝冶公司的行为构成对徐恺名誉权的侵犯，并根据侵权的行为方式、手段、场合及所造成的后果判令宝冶公司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

据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06年8月14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津世纪大道营业部、中国旅游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天津

证券交易营业部、中国旅游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侵权纠纷案

上传时间:2007-9-9

上诉人(原审被告)：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第41层。

法定代表人：段强，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拉萨道8号。法定代表人：李裕汉，该中心主任。

原审被告：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津世纪大道营业部。住所地：天津市大港区世纪大道90号农业银行大厦三层。

原审被告：中国旅游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天津证券交易营业部。住所地：天津市大港区世纪大道90号农业银行大厦三层。

负责人：徐英姿，该营业部主任。

原审被告：中国旅游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新中街2号。法定代表人：冯宗苏，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世纪证券)为与被上诉人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住房公积金)、原审被告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津世纪大道营业部(以下简称世纪营业部)、中国旅游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天津证券交易营业部(以下简称中旅营业部)、中国旅游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旅信托)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津高民四初字第7-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吴庆宝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贾纬、沙玲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袁红霞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查明：2004年7月2日，住房公积金在中旅营业部开立资金账户，账号为 81000066。当月8日，住房公积金委托中旅营业部以7420万元人民币购入代码为 010405，面值为78 949 000元的国债。 2005年7月，住房公积金无法进入资金账户，经与中旅营业部交涉，对账单显示住房公积金购买的上述国债已被挪用。

2002年初，世纪证券开始整体收购中旅信托证券类资产，同年5月1日起世纪证券行使经营权和管理权。2003年9月29日，中旅信托与世纪证券签订协议，中旅信托所属的全部证券资产转让给世纪证券。 2005年7月28日，中旅营业部向住房公积金出具说明，其原总部为中旅信托，自 2002年7月原中旅信托的6家营业部的证券资产开始被世纪证券实质性的接管，现中旅营业部隶属于世纪证券。世纪证券在其宣传网页上宣传世纪营业部为协议受让中旅营业部的基础上成立。2005年8月 9日，世纪证券向住房公积金出具说明承认欠住房公积金委托国债资金7420万元，商议以相关房产抵偿债务。中旅营业部已变更为世

纪营业部。

2005年7月28日，住房公积金以侵权纠纷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世纪营业部、世纪证券、中旅营业部、中旅信托返还住房公积金购买的代码为 010405的04国债

(5)或赔偿相应的损失。一审答辩期间，世纪证券提出了管辖权异议。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住房公积金以侵权为由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因侵权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天津市为侵权行为地，本案被告世纪营业部及被告中旅营业部住所地均在天津市，因此其对本案享有管辖权。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该院裁定驳回了世纪证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世纪证券不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2005)津高民四初字第7-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属于委托理财引起的纠纷，上诉人并不存在侵权的事实，一审法院以“侵权行为地”为标准来认定管辖法院不正确。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案只能依据“合同履行地”或“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而“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都为广东省深圳市，因此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应当将本案移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住房公积金答辩称：住房公积金与世纪证券不存在合同关系，世纪证券及其他被告挪用住房公积金的国债属于侵权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本案有四个被告，其中两被告世纪营业部和中旅营业部在天津，挪用本案国债的侵权行为发生在天津，住房公积金有权选择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便本案如上诉人所称是合同纠纷，因世纪营业部和中旅营业部在天津，合同履行地也在天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亦具有管辖权。因此，无论是侵权纠纷还是合同纠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都具有管辖权。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

本院认为：客户在证券公司营业部开户投资，证券公司及其营业部对客户资金账户内的资金和证券，不仅负有合同约定的妥善保管义务，而且负有法定妥善保管义务。当客户账户内证券或资金被证券营业部挪用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客户有权选择违约或侵权诉由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住房公积金因在中旅营业部资金账户内的国债被挪用，以侵权为由对中旅营业部等相关被告向中旅营业部所在地的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世纪证券上诉称本案属于委托理财引起的纠纷，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关于将本案移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请求，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第五篇：关于侵犯行为的案例与分析

[转载]大学生杀人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时间:2012-03-13 01:15来源:海湾阳光 作者:香槟玫瑰 郑州律师 点击:11 127次

大学生杀人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摘 要]近年来，大学生杀人行为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通过对大学生杀人案例进行分析，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大学生杀人行为的特点和原因作了简要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

[关键词]大学生;杀人行为;对策;社会心理学

一、大学生杀人行为的特点

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杀人有四个显著特点：一是激情杀人，大学生杀人很多时候都是临时的想法，并不都是蓄谋已久，特别是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最易产生杀人行为;二是为财或为情而发生杀人行为的大学生较多。三是手段极其残忍。作案用的工具一般都是锋利的刀子，锤子，杀人方式一般是用刀捅或者用锤子砸。四是性别差异明显，男生远远多于女生，女生的杀人行为相对较少。

二、大学生杀人的原因分析

大学生杀人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是主要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探讨大学生暴力杀人行为发生的原因：

(一)主观原因 1.情绪失控

大学生正处在青年期，而青年期正是人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疾风怒涛”期。正如日本心理学家依田新指出：“青年处于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中间世界，所以内心动摇大，情绪的紧张度一般较高，对很小的刺激也容易引起强烈的情绪反应：一时陷入被打败似的悲痛里，一时又由于有希望而昂首挺胸;一时又由于是一而俯首顿足。情绪如此不稳定，是青年期心理的一个特征。”[1]艾森克认为，青年期的发展课题是自我同一性的确定。处在青年期的(大学生)的典型心理表现在内心矛盾、抱负水平不确定和易采取极端立场[2]。所以大学生的自我情绪调控问题是其面临的最主要的心理问题。而大学生中的一部分学生就是无法调节自己的不良情绪，经常体验到负面情绪，比如愤怒情绪。愤怒情景下，极易失去理智，发生杀人的愚蠢行为。还有最常见的不良情绪抑郁，这是一种典型的把情绪全部都藏在心里面，不予释放压抑的情绪。随着时间的增加，压抑的不良情绪越来多，当其达到一定的数量时，在特定的情景刺激下极易导致情绪的大崩溃，从而产生杀人的犯罪行为。比如马家爵，就是在忍受不良情绪对他的摧残，直到有一天他把它发泄出来了，然后杀死4个同学，酿造了一场震惊全国的悲剧[3]。 2.人格缺陷

调查发现，80%的杀人大学生都有人格缺陷，或者人格障碍。所谓人格障碍，就是指不伴有精神症状的人格适应缺陷。社会适应能力特别差，把自己遇到的困难归咎于命运的安排和别人的错误，没有责任感，嫉妒心强，多疑，自我意识十分强烈，行为怪癖，而且其行为往往对人造成伤害的后果。马家爵就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的人格障碍患者，他既是偏执型人格，又是反社会人格和攻击性人格，导致其产生暴力杀人的犯罪行为。 3.挫折应对及挫折承受力

挫折是指人们在有目的的活动中，遇到无法克服或自以为无法克服的障碍或干扰，使其需要或动机不能得到满足而产生的消极反应[4]。对挫折的反应，取决于大学生的社会认知归因，即使他认为产生挫折的归因。当然其中之一就是直接攻击，暴力杀人就属于攻击的最严重的方式。大学生在对待挫折时常常会有错误的归因。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社会经历贫乏，生活道路比较平坦，特别是一些独生子女家庭，更是掌上明珠，骄傲，任性，自尊心强。在调查的案例中，大都是由于个体在面临挫折情景时，没有寻找比较合适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结果采取暴力杀人的方式，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浙江大学毕业生周一超考公务员，因为身体不合要求被拒绝，于是持刀杀死杀伤各一名招聘干部[5]。

对于失败，他们不是去寻找原因，或者采取其他的办法解决问题，却采用杀人的方式，断送自己的生命。他们的暴力行为源于其不正确的社会认知与脆弱的心理承受力。认知失调是产生极端行为的重要原因，在认知失调的情况下，个体的负性情绪支配着结果。有研究表明，男大学生相对悲观的认知倾向导致了他们相对较多的负性情绪体验[6]。而这种负性的情绪体验使其在认知事物时带有偏见，逐渐形成偏执、偏激与逆反的性格特征，抱怨社会的不公平，愤恨不已，放大社会中的消极面，以一种仇恨，敌意的行为来对待他人，极易产生杀人行为。

挫折承受力弱也是大学生杀人的一个原因之一。大学生犯罪案例。所谓的挫折承受力是指个体能够容忍挫折的程度。挫折承受力比较弱的大学生，在挫折面前显得十分紧张，茫然不知所措，最后选择侵犯引起自己挫折的个体，产生犯罪杀人行为。，辽宁财专本科部大三学生虞忠维，因为追求女同学不成，一怒之下将其掐死[7]。

4.人际冲突解决的策略欠妥

在人际冲突中，不良的解决策略会导致不良的后果。研究发现，“直接攻击”仍然是大学生人际冲突行为的一种方式[8]。性别角色不同可以造成男性大学生冲突状况更为激烈，更具暴力倾向。国外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人际冲突中，采取暴力杀人的方式是大学生杀人的原因之一。模仿他人杀人也是大学生在无法解决实际问题时，采取的一种极端的问题解决方式。模仿是在没有外界控制的条件下，个体仿效他人行为举止而引起与之相类似的行为活动，其目的是使自己的行为与之相同或相似，不仅儿童有模仿，成人中也存在着模仿[9]。比如案例中江西医学院的杀人大三学生薛荣华，被称为南昌“马家爵”，其杀人行为与马家爵有模仿的因素[10]。 5.畸形社会化

所谓社会化(socialization)通常指个体在社会影响下，通过社会知识的学习和社会知识的学习和社会经验的获得，形成一定社会所认可的心理——行为模式，成为合格社会成员的过程[11]。大学生社会化的过程中深受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所以不良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导致部分大学生社会化产生偏差，导致其习得一种错误的非社会认可的行为模式。而这种不良的行为模式，就会导致其杀人行为的发生。 (二)客观原因 1.家庭方面

不良的教养方式。发展心理学认为，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攻击行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有研究表明，采取“武力——专断”的教养方式的父母，常会体罚孩子或者放纵孩子的攻击行为，对孩子的需要表现得冷淡和拒绝，使孩子习得一种不良的行为模式，易把父母对待自己的行为方式转移到对其他人的身上，成为一个充满敌意和极富攻击性的个体。尤其是，对孩子缺乏感情和责任心的放任型家庭的孩子容易形成冷漠、自我控制力差、易冲动，不遵守纪律与社会规范，具有攻击性、情绪不安定等不良的人格特征[12]，从而导致杀人行为的发生。

家庭的系统环境。家庭的情感氛围会影响孩子的适应。研究表明，父母的婚姻关系不好，经常争吵，挑剔，冲突较多，父母对孩子的消极情感就越多，其子女表现出来的攻击，犯罪行为也较多，同伴关系较差[13]。 功能残缺家庭。功能残缺家庭指的是父母离异或者父母一方亡故的家庭。处于这种家庭的孩子，由于缺少应有的关爱与呵护，使得其不良的行为得不到及时的纠正，情感发展不健全，形成孤僻、偏激、仇视、冷漠的人格特征，引发暴力攻击性行为。

家庭背景。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子女，他们上学机会来之不易，父母对其也是宠爱有加，所以他们有一种自豪乃至自负的心理。在考上大学之前，都是当地学校的骄子，自尊心极强，也受尊敬。当他们进入大学后，发现自己的成绩和生活与城市的学生也没有多大优势，产生一种强烈的自卑感。但是他们的自尊心却异常强烈，于是产生许多心理问题。正如专家指出，在大学校园里，一些贫困同学身上表现出了更多的心理问题，除了封闭、自卑、缺乏自信外，偏激，悲观和仇视感也有所体现[14]。家庭社会生活背景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的心理问题更严重[15]，父母文化程度低的学生心理问题更严重[16]。 2.学校方面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落后。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没有落到实处，流于形式，没有切实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建设一支高校专业心理健康教育队伍，从而使得学生的心理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导致杀人行为的发生，酿成悲剧。，广西南宁某高校一女生发现一年多精神异常而校方却不知道，因病理性精神病发作在校园内持刀捅向同学造成一死七伤的悲剧[17]。

法制教育和生命教育缺乏。没有有效地对大学生进行法制知识的宣传，让每一个学生知法、懂法和守法。没有法律意识，容易造成行为上的放纵性。没有对大学生进行生命教育，让大学生明白生命的意义。生命教育必须使大学生懂得生命的权力性和神圣性，对大自然的一切生命持敬畏态度[18]。缺乏这两种必要的教育，会使得大学生在处理冲突或者问题时，看淡生命，采取不负责任的暴力行为，比如杀人。

学校管理的不足。大学校园的管理十分松散，自由主义十分流行，尤其是寝室管理。辅导员或者寝室管理人员很少到寝室，了解学生的生活情况，询问学生的人际关系，学习状况。学生在外边租房的事情也屡见不鲜。管理的松散，给大学生杀人犯罪提供了一个舒适的温床。

不良的校风。校风是校园文化中精神文化范畴的一部分，指大多数学校成员所共有的富有特色和稳定的行为倾向，它集中反映了学校成员总的精神面貌[19]。不良的校风会导致个体产生错误的价值观，比如拜金主义，盲目的攀比心理，自私自利，不利于其健康成长。 3.社会方面

传媒暴力的影响。传媒暴力主要是指大众传媒中的暴力内容和渗透的暴力思想[20]。传媒暴力的载体主要是电视、电影、暴力游戏、书籍、报刊杂志还有新兴起的网络。尤其是因特网，每天都有大量的暴力信息在其中出现。暴力游戏使得大学生在游戏中肆意PK(杀戮的意思)，习得一种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思维。暴力内容的泛滥，使得青少年对暴力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久而久之，导致青少年使用暴力从而犯罪。传媒暴力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可见一斑。还有就是媒体对于杀人行为的仔仔细细介绍，也在很大程度上让部分大学生学会如何杀人，并付诸实践，导致犯罪。

社会转型期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由此产生的社会失范;急剧的社会竞争让个体社会心理应激激增，心理负荷加重，社会分配的不公平，腐败问题的泛滥，贫富差距拉大，产生社会分层，以致产生相对剥夺感。所谓相对剥夺感指的是个体将自己的地位与其他类别地位的人作比较之后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也就是说，当个人把自己的情况与那些被他认为在其参考群体中占优势的人相比时，就会产生相对剥离感。

社会支持的缺少也是大学生暴力杀人的一个原因。社会支持是只能被人一般地所感受到的来自家庭成员、亲朋好友、团体组织和社会其他方面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一方面对应激起缓冲作用，另一方面对维持一般的良好情绪体验有重要意义[21，22]。缺少社会支持的大学生容易产生偏执，孤僻，极端的性格，导致杀人行为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