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身边侵犯著作权案列的分析

2024-04-26

对身边侵犯著作权案列的分析(精选4篇)

篇1:对身边侵犯著作权案列的分析

对身边著作权案的分析

身边的著作权案例:漫步在喧嚣的街上,随处可见兜售盗版制品的小商贩,品种齐全、样式繁多。各种各样的盗版制品充斥市场,应有尽有,真正到了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程度。价格之低、仿真程度之高令人乍舌。大学生中经常购买盗版制品的人占接受调查人的大多数。而决不购买者却少之又少,这直接反映出了现在盗版制品在大学生心中的地位已日益深固。而其中不得不看到正版与盗版在价格上的差异。这也充分体现了相当大一部分学生的消费观念:花较少的钱买较好的东西。因此盗版制品大量存在。

这些侵犯著作权现象猖獗的原因:

一、正、盗版制品价格存在着巨大差距

价格,是盗版制品最具诱惑的地方,同时也是正版无法越过的鸿沟。在大多数消费者看来,盗版制品虽然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问题,但已能满足基本面的使用要求,再加上其低廉的价格,虽然比正版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二、正、盗版制品的销售网络存在差距

在全国各地,即使是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上海,走在大街上,甚至走进较正规的音像店、超市,盗版的唱片、软件、书籍、VCD、DVD等随处可见,唾手可得,可以说盗版制品已有了相当庞大完善的销售网络。反观正版制品,其出售的地方恐怕还是要寻找一下的。购买盗版比正版方便,是中国普遍存在的现象。

三、盗版制品在种类和引进速度上更胜一筹

在出售盗版制品的边摊上,商品绝对称得上琳琅满目。盗版商不必考虑版权等诸多问题,所以能以最快的速度推出最新最好的产品,而就正版来说,如果要引进,必须首先取得版权才可以,其引进速度与盗版不可相提并论,其种类与盗版相比也单调得多。

四、对盗版制品打击不实

应当说政府在“打击盗版,支持正版”的宣传上是下了功夫的,但在实施上却存在一定缺漏,同时,对制造和贩卖盗版者虽打击频繁却并未击到痛处,一个贩盗版者被抓到后大多罚款了事,其损失一天就能挽回,谁还惧怕呢。侵犯著作权的相关法律规定:

《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侵犯著作权罪】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情形之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 二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 三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 四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一条 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复制品数量合计在五百张份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有其他严重情节复制品数量在二千五百张份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对于侵犯著作权现象的看法: 盗版已成为危害国家、社会、扰乱正常经济秩序的重大问题。它严重干扰了社会的正常发展,就像一条蛀虫侵蚀着我国的音像、书籍出版等相关产业。我认为对于贩卖盗版制品的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要开展打击侵权盗版专项治理行动,提高社会公众的版权认识和著作权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形成自觉抵制侵权盗版制品、重视版权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严肃查处一些单位和个人的侵权违法行为,曝光一批侵权盗版企业,查处一批大案要案,形成打击侵权盗版行为的高压态势;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和日常监管力度,规范版权授权秩序。鉴于打击贩卖盗版制品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治理的时间长,难度大,任务艰巨,涉及的部门多,要彻底清除游商贩卖盗版制品行为,必须借助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标本兼治,疏堵结合,联合监管。我认为要从根本上遏制这种贩卖行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监管打击:

一、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各级版权管理部门要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媒体,宣传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曝光侵权盗版典型案例,形成打击盗版、支持正版的良好舆论氛围。

二、开展集中执法检查。各级版权管理部门对本地图书、音像电子制品销售领域、对从事影视、文学、新闻等作品传播的互联网企业和重点网站进行全面的执法检查,对侵权盗版行为要依法查处,集中办理一批大案、要案。

三、开展督导检查。省版权局将组成督查组,对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企业进行督导检查,检查专项治理行动的开展情况及各类案件的查办进展。

四、要主动出击,强化监管,各地版权管理部门要组织专业执法人员主动出击,加强监管力度,主动寻找案源,坚持日常现场检查。

五、要畅通渠道,形成群治联防。进一步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充分利用各类媒体、监管举报平台,加大对举报渠道宣传力度,充分调动社会群众的举报积极性,完善投诉举报制度,建立群治联防的监督机制。

六、加强对消费者消费观念的正确诱导。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传媒,改变人们的消费态度,引导人们购买正版。可以在电视里插播一些关于“盗版的危害”,“正版的优点”等题材的广告,使“打击盗版,支持正版”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在一些街头的灯箱广告上也可以做一些相关宣传啊。更可以搞一些能引起社会轰动的大型活动,如前一阵子的“反盗版演唱会”就引起过较大反响,诸如此类的宣传活动可以多举办一些。

总之,盗版问题的现状令人担忧,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布满荆棘的,但打击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是整个国家、社会所要解决的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重大举措,虽任重而道远。部分大学生对盗版制品抱有令人吃惊的宽容和好感。这里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现实:盗版制品首先是假冒产品,其次才是劣质产品。在使用中,即使你原谅它的劣质,但它的假冒所侵犯和危害的不仅仅是某些购买者,更是对著作权的侵犯,所以我们要坚决抵制盗版制品,保护著作权不受侵犯。

篇2:对身边侵犯著作权案列的分析

关键词:出版权,著作权,问题,建议

出版权, 是作者依自己的意愿将作品自行或委托他人进行编辑加工后, 经复制而问于世间的权利。从我国民法通则和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来看, 出版权是一种民事权利, 由著作权人享有, 是著作权的重要内容。但在我国刑法中, 出版权又被赋予了政治权利属性, 并且是可以被剥夺的。基于这种双重属性, 出版权一旦剥夺, 会对著作权产生哪些影响?本文以侵犯周作人散文作品著作权纠纷案为例, 对此问题展开探讨。

一、案情简介

在侵犯周作人散文作品纠纷一案中, 原告周丰一等人诉称,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未经许可, 擅自使用周作人作品出版《周作人散文》 (第一至四集) 、《周作人妙语录》、《周作人小品散文》等书, 侵犯其对周作人作品依法享有的使用权及获得报酬权。

被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辩称:我社虽未经许可出版周作人作品, 但周作人在抗战期间曾当过汉奸, 新中国成立后被人民法院判决剥夺一切政治权利, 政治权利中包括出版自由等, 因此周作人不再享有著作权, 对他的作品的使用不存在侵权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 周作人对上述作品享有著作权, 周丰一等人作为周作人的遗产继承人, 依法继承周作人作品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 广电出版社未经周丰一等人的许可编辑并出版发行周作人的作品, 侵犯了周丰一等人的上述权利, 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本案当中, 双方当事人对周作人对其创作的作品是否享有著作权持有争议。那么, 包含出版权在内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会对著作权的行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问题分析

1. 著作权, 又称版权, 是著作人 (自然人或法人) 依法对科学研究、文学艺术诸方面的著述和创作等所享有的权利。

从民法通则和著作权法的规定来看, 著作权是公民的一项民事权利, 包括发表权、署名权、复制权、发行权等多项内容。关于著作权的取得, 我国实行著作权自动取得原则, 即著作权是随着作品的产生而产生。出版权与著作权的概念不同, 出版权是作者依自己的意愿将作品自行或委托他人进行编辑加工后, 经复制问于世间的权利。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58条之规定:“本法第二条所称的出版, 指作品的复制、发行。”从条文规定可以看出, 出版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 被规定在著作权法中, 它的主要内容是复制权与发行权。所以出版权的存在与否直接关系到著作权的行使。通过行使出版权, 作者可以自由地决定是否将作品公之于众、自主地选择出版商, 自由地确定作品得以面世的途径等, 故出版权又称出版自由权。所以, 在民法领域, 著作权与出版权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出版权是著作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从民法的角度来说, 出版权属于民事权利, 但根据刑法第54条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 (一)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三) 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四) 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可以看出, 在刑法领域, 言论、出版、集会等公民权利是包含在政治权利范围之内的, 属于政治权利的范畴。因此, 出版权在刑法和民法上分别具有不同的权利属性。刑法对于犯罪分子政治权利的剥夺意味着出版权被绝对剔除, 基于民法中出版权与著作权的内在关系, 所以剥夺政治权利对于著作权的行使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2. 出版权的剥夺与著作权的有无。

本案当中, 周作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利, 他也就丧失了通过出版的形式将作品闻于世间的机会, 但这并不会影响他作为著作权人的法律地位。理由如下:

首先, 从著作权的取得方式来看, 我国实行著作权自动取得主义即著作权在作品完成时自动取得, 而不论是否发表, 也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这里的“完成”, 既包括整部作品因最终完成而取得整部作品的著作权, 也包括作品的某一部分 (如一编、一章、一节等) 因完成而取得该部分的著作权。所以说, 著作权的取得是一个事实行为, 作品一旦完成, 作者即享有著作权, 而并不受其身份的约束。本案中, 周作人虽然系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之人, 但他仍然可以通过创作, 而自然地取得对作品的著作权。

其次, 从权利属性的角度出发, 不同的法律层面上, 出版权却拥有不同的权利属性。根据我国民法和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 出版权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但在我国刑法中, 出版权作为一项政治权利而存在。基于公民身份, 我们往往会同时拥有政治权利和民事权利。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 其身份还是中国公民。基于这种身份, 他还会享有除政治权利以外的其他权利, 如生命健康权、名誉权等许多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只不过是公民诸多权利的一种, 而非唯一权利。所以, 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和一般公民一样具有民事主体的资格, 拥有民事权利能力, 当然享有著作权。这与宪法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

再次, 从我国著作权法的修订来看, 《著作权法》第四条现之规定, “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 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 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本条将原法条第一款“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 不受本法保护”内容删除, 其变化在于, 按照原规定“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 不受本法保护”, 当然之意包括不能依据本法取得著作权。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对于著作权的取得没有作限制性的规定, 对于著作权的行使只是作了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 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 以此来规范、管理作品。这种变化说明: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不再是禁止出版的作品, 而是根据作品的内容加以保护。所以即使某一作品被禁止出版, 但只要其内容符合我国法律之规定, 仍然可以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公民以某种方式丧失了出版权, 并不意味着其同时丧失了著作权。

综合以上所述, 虽然罪犯被剥夺了政治权利, 丧失了出版自由, 但并不影响著作权的存在, 他们仍然会享有著作权。

3. 出版权的剥夺对著作权行使的限制。

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权的内容罗列了发表权、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13种权利。其中著作权的核心权利是发表权, 它是指作者决定是否、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将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众。发表权与出版权都与作品的复制、传播息息相关。出版权的行使不仅是发表权实现的途径, 亦是对著作权权利的保障。虽然出版权被剥夺并不会导致著作权的丧失, 但由于出版权在著作权中具有十分重要地位, 直接关系到著作权各种权能的有效发挥, 所以作者在行使著作权时会受到极大的障碍。若出版权被剥夺, 著作权人将无法把自己创作的作品编印或制作, 向公众发行, 这也就意味着著作权人失去了通过出版途径向社会公众表达自己对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的观点和见解的权利, 导致著作权人民事行为能力的衰减, 著作权无法得到正常地行使。

马克思曾说, “没有出版自由, 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 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那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问题, 那么, 整个自由都成问题。”对于著作权人来说, 若失去了出版权, 作品的传播会遇到极大的障碍。

三、结论

对比分析刑法与民法文本, 我们可以看出, 出版权在我国法律上具有双重属性。从民法角度而言, 出版权是一种民事权利, 由著作权人享有。出版权的行使直接关系到公民是否愿意将自己的作品公开, 又以何种手段和方式将其公之于众的问题。所以, 作为著作权的主要内容, 出版权与著作权密切相关。但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 出版权作为一项政治权利, 是可以被剥夺的。基于出版权这种不同的法律属性和权利范畴, 一方面作为政治权利的出版权被剥夺, 著作权并不因此而消灭;另一方面出版权作为著作权的主要内容之一, 与发表权、署名权等权利的行使息息相关。失去了出版权即意味着著作权权能的发挥受到极大限制, 不利于著作权多项权利的实现。

由此可见, 出版权的行使对著作权人以及整个社会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关乎公民个人权利的实现, 也会对人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在对犯罪分子剥夺出版权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

四、问题及建议

从我国现行立法来看, 关于剥夺罪犯出版权的规定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 刑法中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与宪法中有关公民政治权利的范围并不一致。我国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 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 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我国宪法条文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第34条的“但书”明确规定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政治权利, 但对于政治权利的内涵并没有解释。相比之下, 第35条的出版等六大自由也没有附加限制条件。因此, 从宪法条文本身出发, 我们无法推论出政治权利还包括出版等六大自由。通过对宪法与刑法文本中关于政治权利的对比分析, 不难发现, 刑法中的政治权利内容虽然明确具体, 但出版权是一项政治权利并没有宪法上的依据。所以, 出版权是否属于政治权利的范围还有待商榷。

其次, 在刑法上, 出版权作为政治权利, 被不加划分地一概予以剥夺。剥夺政治权利是指剥夺犯罪人参加国家管理和政治活动权利的刑法方法。根据《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所确定的原则, 出版权本身不具有政治性, 只不过作品所表达的观点与见解, 即出版的作品内容, 具有人为所标的政治属性。因此, 在剥夺犯罪分子的出版权时应该关注作品的内容, 而非出版权本身。损害了犯罪分子的民事权利, 不利于对其著作权的保护。同时也造成了优秀作品的流失, 阻碍了文化建设的繁荣与发展。试想, 若某人因为犯罪被使用了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一刑罚处罚方式, 就意味着被剥夺人所创作的所有作品 (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美术等等) , 甚至对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对人类发展进步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价值的作品都会因为刑罚的处罚而永远不得面世。因此, 刑法应该本着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原则, 调整好国家刑罚权与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对于出版权, 根据作品内容将其属性加以区分地分为政治性的与非政治性。一分为二地对待:对于危害国家, 扰乱社会秩序的政治观点或见解的作品禁止出版;对于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经济、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等活动所形成的非政治性内容的作品, 应允许著作权人以合法形式出版, 使其民事权利得以实现。以此将刑法第54条与著作权法第4条有机地衔接起来, 有效化解刑法与民法的冲突。这样做, 一方面, 不妨碍达到惩治的目的;另一方面, 也是对罪犯著作权的保护, 减少公权措施的干预对著作权的行使产生影响, 以促进知识的积累与交流, 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出版权的行使是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 通过出版物向公众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思想的重要途径。若出版权受到无形的剥夺和压抑, 公民的著作权的发挥将受到极大的障碍, 公民的民事权利也就得不到有效保障, 所以对出版权的限制必须做到合理、适中。

参考文献

[1]张霄.从罪犯民事权利保护论出版自由之剥夺.河北法学, 2010 (1)

[2]韩胜超.我国资格刑的反思与重构.河南大学硕士论文, 2010

篇3:浅析“网络恶搞”对著作权的侵犯

关键词:网络恶搞;著作权;免责事由;合理使用

近年来,随着网络文化的不断发展,“网络恶搞”现象风靡一时,形形色色的“恶搞”作品相继问世。“恶搞”作品凭借其夸张诙谐的风格,常使人忍俊不禁,深受广大网民的喜爱和欢迎。胡戈通过将《无极》改编为《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以下简称《馒头案》)一时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而《馒头案》也成为了“网络恶搞”的代名词。其后,胡戈又相继创作了《中国队勇夺世界杯》、《闪闪的红星之潘东子参赛记》等在网络上甚为流行的“恶搞”影视作品,将“网络恶搞”推向高潮。

一、“网络恶搞”的定义及特征

“网络恶搞”实际上是在网络上能过极尽夸张和荒诞的表演手法,同时运用视频剪辑、图像处理、录音合成、动作模仿等技术手段,通过对传统作品的颠覆和解构,以此来达到搞笑、讽刺、评论等效果的一种新兴的互联网文化。

“网络恶搞”类型多样,有图片类、文字类、影视类、音乐类等类型。它具有以下特征:(1)制作方便,传播速度快。随着网络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恶搞”制作方便,仅用一个摄相头就能制作“恶搞”视频。发布到论坛、博客等空间后,能通过互联网自由下载,迅速传播。(2)剪辑拼凑,歪曲篡改。“恶搞”作品通常将新闻、电影、访谈等节目通过剪辑拼凑,揉合在一起,并通过修改配音来实现对内容的歪曲和篡改。(3)滑稽模仿,夸张搞笑。“恶搞”作品一般都以娱乐观众为目的,通过夸张的手法,配合滑稽的台词,得到搞笑的效果。

“恶搞”作品通常具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以网络为载体,将其它知名影片的片断剪辑出来,附加搞笑性的后期配音和字幕,与原作内容和风格往往大相径庭。

二、“网络恶搞”的著作权侵权分析

“恶搞”作品在引人发笑的同时,也发起了一定的争议。由于对原作进行了使用和剪辑,涉及到原作著作权,因此,对于“网络恶搞”作品是否侵犯原作著作权的问题,众说纷芸。有人认为“恶搞”作品不侵犯著作权,因为它是对原作的创新,构成了对著作权的合理使用。也有人认为“恶搞”作品对原作进行了篡改和使用,并没有征得原作著作权人的同意,是一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

著作权又称版权,是民事主体对其作品以及相邻客体所享有的专有权利。每一项专有权利都控制着一类特定行为,如复制权控制复制行为、表演权控制表演行为。如果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又缺乏特定的法定免责事由,而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即构成了侵害著作权的行为。

(一)“网络恶搞”的侵权认定

对于《馒头案》等“网络恶搞”作品是否侵犯著作权,应当作全面的分析。

1.“网络恶搞”对原影片的违法使用

“恶搞”作品往往都对原来的影片进行了剪辑和重新编排,不可避免地使用了原影片。据统计,《馒头案》里面有80 %的片段是直接引用《无极》的,还有20 %来自于“法制报道”。在《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中,所有画面都来源于红色经典电影《闪闪的红星》,其中对白、配音全被篡改。“恶搞”影视作品的这些制作方法,都属于使用行为。我国《著作权法》第34 条规定:“出版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应当取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同时,《著作权法》第39 条也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使用他人作品制作录音录像制品,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录音录像制作者使用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应当取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然而,“恶搞”作品所实施的行为中,行为人没有征得著作权人同意并支付报酬就行使了上述权利,这种使用行为构成了对原影片权利人著作权的侵害。

2.“网络恶搞”的免责事由分析

对于“网络恶搞”作品是否侵犯著作权,还要看其是否具有法定的免责事由。为了平衡著作权人、作品传播者以及公众的利益,满足社会对知识和信息的需要,《著作权法》在赋予著作权人有限垄断权的同时,也对著作权作了必要的限制,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他人不经许可使用作品,甚至无偿使用作品。这种限制分为两类,法定许可和合理使用。

法定许可,是指按照法律的规定,可以不经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同意而使用其已发表的作品。法定许可是对著作权的一种限制,根据法定许可而使用他人作品时,应当按照规定,向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并应当注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和出处。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五种法定许可,分别是编写出版教科书、报刊转载、制做录音制品、播放已发表的作品以及播放已出版的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网络恶搞”不属于上述法定许可规定的范围,且“恶搞”作品的制作人通常都没有向原影片的权利人支付费用。因此,“网络恶搞”不适用法定许可的规定。

合理使用是指依法对他人作品自由、无偿的使用,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对合理使用制度进行了规定:“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一)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二)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对于“恶搞”作品是否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社会上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争议主要存在于第一、二项规定。笔者认为,“恶搞”作品并不符合合理使用的规定。对于第22条第一项规定,“网络恶搞”显然不符合。“恶搞”作品的制作人制作出“恶搞”作品并不仅仅用于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仅限于私人场合,而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将其传播到了网上,甚至通过其营利。这种传播行为,影响很大,使得“恶搞”作品明显超出了供个人使用的范围。对于第二项规定,“网络恶搞”也不符合。首先,“恶搞”作品并不都是为了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说明某一问题。很多“恶搞”作品只是在博取观众一笑,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有些还充斥着大量粗俗的语言。如《闪闪的红星之潘东子参赛记》,将人们心中的红色经典篡改成了一个明星梦,这些对情节的歪曲和篡改,是对民族感情的一种破坏。其次,一些“恶搞”品也超出了第22条第二项规定的“适当引用”的程度。20分钟的《馒头案》中有17分钟的内容原封不动地引用电影《无极》的片断剪辑,达到了整部片子的80%,明显超过了“适当引用”程度。

根据第22条之规定,合理使用以不影响原作品的正常使用,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为前提。而“网络恶搞”对原作品进行了歪曲和篡改,很多正面的台词被改得面目全非,一些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被丑化,难免使观众对原作产生抵触情绪,影响原作的正面宣传,会对原电影的票房收入产生影响。由此可见,“网络恶搞”并不符合《著作权》关于合理使用的规定。

综上所述,“网络恶搞”使用了原作品且并不具备著作权法规定的免责事由,属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

(二)“网络恶搞”侵犯著作权的种类

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恶搞”作品究竟侵犯了著作權中的何种权利呢?笔者认为,其侵犯的著作权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恶搞”作品侵犯了原著的保护作品完整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由于作品是作者思想观点的反映,因而作品的完整性与作者的精神利益密切相关。保护作品的完整性,要求他人尊重作者的思想观点。作品的完整性不仅包括其表现形式的完整性,也包括其内容、情节和主题思想的完整性。 “恶搞”作品往往未经制片人许可,将原来的影片进行了剪辑,并重新配音。经过剪辑、配音,“恶搞”作品将原作的内容、情节和主题思想等都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形成了新的滑稽、搞笑的风格和内容。这种篡改构成了对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害。

其次,“恶搞”作品侵犯了原著著作权人的复制权。复制权是著作权人的财产权,它也是著作财产权中最基本和最普遍的权利,它是作者实现其广泛的著作权各项权能的主要的前提条件。著作权人的复制权在受到侵犯复制后,往往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原作品的市场份额, 损害著作权人的经济利益。复制的方式很多,包括印刷、复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从《馒头案》看,其作品的大部分镜头都来源于电影《无极》,这种不经著作权人许可而大量剪辑使用原电影作品镜头画面的行为,是对著作权人复制权的侵犯,是典型的违法复制行为。

有的“恶搞”作品同时还可能侵犯表演者权。表演者权是邻接权的一种,而邻接权属于广义著作权的一部分,同著作权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表演者权是指表演者对其表演活动所享有的专有权利。《著作权法》第37条规定了表演者的表演形象权,即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权利。“恶搞”作品的一个常用手段,就是将表演者的台词进行移花接木,达到搞笑的目的。这种制做手段通常对表演者的形像进行了歪曲塑造。如在《馒头案》中,陈红扮演的满神形象被用作恶搞洗发水广告、张东健的逃命牌运动鞋广告以及诸多演员台词被恶搞。在《中国队勇夺世界杯》中,将李宇春的演唱视频配上了刘欢演唱的《好汉歌》的声音。这些都对表演者的形象产生了歪曲的不利影响,表演者形象受到破坏,侵犯了表演者的表演者权。

三、对“网络恶搞”行为的规制

不能否认,“恶搞”作品给人们带来了欢笑,但同时它也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利。有的恶搞作品不仅侵犯了著作权,还可能侵犯权利人的肖像权和名誉权。因此,为了网络世界的和谐发展,有必要对“网络恶搞”进行一定的规制。

“恶搞”作品由于种类很多,内容不一,不应对其一味地支持或打击,而应当分情况进行对待。对那些仅仅是侵害复制权的“网络恶搞”作品,可以通过支付使用费,与原权利人达成协议,转化为正当使用。对那些侵害肖像权、名誉权或有损民族感情之类的“网络恶搞”行为,应当进行打击。具体对策有:(1)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或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从立法层面上打击不当“网络恶搞”行为,使对侵权“网络恶搞”作品的打击有法可依。(2)制定针对互联网视频管理的行政规章,加强网络监管,尤其是对视频上传的监管力度,及时而全面地整顿网络市场,规范网络市场的行为。(3)倡导网络文明新风尚,加强对主流文化的宣传,从社会风尚、习俗等方面预防网络恶搞行为的出现,努力构建网络自律的道德文化。

参考文献:

[1]吴汉东.知识产权法[Z].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刘强.“网络恶搞”电影作品的著作权法问题研究[J].检察风云,2007,(7).

[4]周伟萌.“网络恶搞”行为前法律问题分析[J].法制与社会,2008,(2).

[5]万晓玲.网络视屏与网络侵权行為[J].法制与社会,2009,(2).

[6]陈蓉.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3).

[7]刘军舰.网络影视恶搞的法律探析——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谈起[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9,(2).

篇4:对身边侵犯著作权案列的分析

关键词: 网络作品著作权根源类型归责原则防范措施

中图分类号: D923.4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0)01-0074-05

Review on Domestic Research about Network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n Recent Years

Ouyang Aihui(Law School,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Tan Zeilin(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Yongzhou City, Yongzhou, Hunan, 425006)

Abstract: The phenomenons of network copyright infringement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in the modern society. However, there aren’t concrete regulations in domestic, about how to regulate it. From the aspects of concrete sources, concrete types,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 non-law protecting measures and law protecting measures, this article makes a review on the domestic trend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bout network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n recent years.

Key words: network copyright; source; type;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 protecting measure

CLC number: D923.41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003-6938(2010)01-0074-05

网络作品是依靠数字技术产生并在互联网中发布运行,具有自身独创性可复制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智力成果之总称。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普及,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现象愈演愈烈。但因网络作品较传统作品存有较大差异,我国现行著作权法面对严峻的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现象显得力不从心。故此,为防止立法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国内学者纷纷从不同视角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理论探讨。笔者特将近年国内对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的研究述评如下。

1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现象产生的具体根源

对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现象产生的具体根源,近年来不少国内学者除将其归咎于法制相对滞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意识缺失等表象缘由外,还开展了进一步有益探讨。大多学者认为,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现象的产生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具体根源。

第一是法哲学层次根源。因著作权法核心内容乃调整著作权制度中各类利益关系,即基于平衡理念体现著作权人权利义务平衡,创作者、传播者、使用者三者利益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平衡,但这样的“平衡”在实践中很难精确把握。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又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凸现出网络作品著作权人的权利扩张,打破了原有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1 ]导致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现象屡见不鲜;第二是经济学层次根源。一方面由于市场机制要求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达到效益最大化,而网络作品具有经济属性,其创作成本相对较高,但复制成本极低,[2 ]受经济利益驱动,侵权者难免铤而走险;[3 ]第三是文化层次根源。毕竟文学、艺术、科学作品创作要以前人积累的知识与经验为基础,其作品直接或间接依赖前人思想启发,是前人智慧和自身创造劳动的结晶。完全禁止他人未经同意则不得使用会激化权利人和使用者矛盾,将使文化积累成为不可能,[4 ]无法体现文化发展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2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行为的具体类型

对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行为的具体类型,从不同角度出发,近年国内学者将其进行了多种划分,这主要包括如下四种。

其一,按侵权行为实施方式,可将其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一般行为,主要包括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上载、转载和下载;第二类是特殊行为,主要指非法超文本链接;[5 ]其二,按侵权行为针对的具体内容,将其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人的人身权的行为,主要包括侵犯网络作品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之行为;第二类是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人的财产权的行为,主要包括侵犯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作者报酬权等在内的各项财产权利之行为;[6 ]其三,按侵权行为实施主体,可以划分三大类:第一类是网络服务提供商侵权行为,多包括网络中介服务提供商(ISP)和网络内容服务提供商(ICP)侵权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虽然是在虚拟世界中提供有关服务,但其行为也应遵守真实世界里的法律规定,并对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7 ]第二类是网站管理者侵权行为。“只要存在涉嫌侵犯他人版权的作品,网站(网页)的所有者或管理者就可能承担网络版权侵权责任。”[8 ]第三类属网络使用者侵权行为,如故意规避或破坏著作权人在作品上采取的技术防范措施等。[9 ]其四,按侵权复制媒介,可将其分三大类,即未经作者许可发生的网络与传统媒体间的复制行为、网络作品在不同网站间的复制行为和超链接行为。[10 ]

3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作为追究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责任的根本依据,近年许多国内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有如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采用过错责任原则,毕竟过错责任原则是我国民法通则对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一般性选择,网络版权侵权又是侵权行为的一种,仅以造成损害事实当作侵权认定依据,不利于实现利益平衡,必对我国网络信息传播产业成长起负面作用;[11 ]第二种观点主张采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因为它符合网络版权侵权责任特殊要求,可将较复杂的举证义务转移到涉嫌侵权人一方,减轻受侵害人负担,也为涉嫌侵权人提供了证明自己清白的公平机会;[12 ]第三种观点要求适用严格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因为在知识产权侵权责任中,停止侵权和赔偿损失处于同等重要地位,这与侵犯有形财产的民事责任不同。过错责任原则不能很好地保障著作权人及相邻权人利益,而严格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既是国内版权保护的迫切要求,也是跟国际立法接轨的必然要求;[13 ]第四种观点则认为应据不同情况灵活确定归责原则。如对网络内容服务提供商(ICP)可实行严格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因为奉行过错责任只会令其挖空心思证明自己无过错来摆脱责任,不利于保护著作权人利益。而对网络中介服务提供商(ISP)可实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因为它一般情况下比受害人掌握着更熟练的网络技术,举证难度较小,且能促其完善注意义务,加强各类访问和使用控制保护措施的采用。[14 ]

4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现象的非法律防范措施

对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现象的非法律防范措施,近年国内学者各抒己见,主要从技术防范和伦理防范两个方面提出了诸多有益构想。

4.1技术防范措施

国内学者多认为技术防范是网络作品权利人防止他人非法使用作品的重要的事先私力救济手段,它主要包括五种具体措施。第一种是加密技术,即借助某变换方法将易读懂的“明文”转换为难懂的“密文”,令窃取者因缺乏解密手段而不能任意使用该网络作品;[15 ]第二种是数字签名技术,即利用密码对数字文件作某种数字变换,以起到与手写签名同等作用,减少网络作品权属争议并有效防止他人对自己合法作品权利人身份的质疑;第三种是数字水印技术,即通过在数字信息中加入一隐藏的标识版权的防伪信息,[16 ]减少网络作品非法复制的可能性;第四种是控制复制技术,即借助综合电子信息控制技术,将内容、网站运营、设备及应用在结合在一起,令他人无法随心所欲复制网络作品;[17 ]第五种是其它技术,即除上述四种方式外其它技术防范措施之统称。它多指通过设置口令、防火墙或控制硬件连接等方式限制网络作品的自由使用,除非对方能获得“正常的口令、密码或插用信用卡似的验证装置。” [18 ]不过,在承认技术防范措施对保护网络作品著作权具有重要作用的同时,国内许多学者也指出须对此类私力救济手段加以限制。如有学者便认为,技术措施有其局限性,且它仅为技术操纵者服务,有可能导致滥用而损害利益平衡。故只能处于辅助地位,不能完全替代法律的直接保护。[19 ]

4.2伦理防范措施

伦理道德标准是能运用至所有人类关系防范于未然的底线标准,它可适用于同一国家不同国民以及不同国家所有国民之间的全部事务。故在这样一种认识基调下,一些学者认为伦理防范措施也是重要的非法律性保护手段。网络的虚拟性、全球性和网络案件取证难、破案率低等特点令法律难发挥自身最优化效用,但其同伦理防范措施结合便可巧妙弥补不足。通过行业自律和网络伦理宣传教育,譬如制订详尽的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并予坚决贯彻执行等就有助于形成网络作品著作权保护方面的正当伦理意识。[20 ]时间一长,网络作品消费者便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这样的伦理观念——即我们应尊重和维护网络作品著作权人的各项合法权益。

5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现象的法律防范措施

5.1实体法防范措施

众所周知,传统保护著作权的实体法律制度都可谓随印刷技术产生而出现的对作者各种正当权益之法律肯定。当传播方式由纸质媒介朝数字虚拟媒介演化后,它们势必要跟进补充全新内容,否则在网络大潮面前断然会变得无所适从。有鉴于此,近年国内学者大都认为应对传统相关实体法加以修改补充,制定一系列有效的法律防范措施,主要包括。

第一,应扩大网络作品著作权保护范畴。这多包括扩大著作权客体保护范围,除用列举法列举要保护的著作权客体外,还应针对网络作品现实需要进行扩大化规定;扩大著作权的权利内容,如有学者提出可设置网络传输权来适应高范围、超速度的数字化传播新方式;[21 ]扩大对网络作品著作人身权保护,因为网络为互联网用户提供了随意改动网络作品的便利条件。[22 ]

第二,应在法律上明确设立网络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一方面无论在技术或时间精力上,著作权人都无法监视和控制自己作品在网上的大量传播;另一方面网络作品使用者去联系著作权人并征得其同意也是件费时费力的事情。那么通过在法律上明确设立网络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就能由著作权人授权某集体管理机构对网络作品相关权利进行管理与交易,在充分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同时又以最低交易成本促进了作品传播。[23 ]

第三,应在法律上对网络作品正当使用范围做出清晰界定。著作权虽是一种合法垄断权,但它仍要基于平衡理念体现出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平衡,也即创作者、传播者、使用者利益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平衡。不过网络环境下作品正当使用和侵权行为界限模糊难分,很多学者试图凭自身努力给网络作品正当使用范围做出清晰界定。他们认为,这可借助确认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范围来实现。合理使用即“考虑使用和传播的特殊性,综合考虑网上作品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利益和大量互联网用户对网上作品和信息的正常使用的利益,尽可能的平衡双方之间的利益。”[24 ]我们可根据作品使用目的和性质、作品自身性质、所使用部分在作品中的质量与所占比例等在司法实践中做出科学判断。[25 ]而网络作品法定许可则强调不应盲目照搬传统著作权法中的法定许可制度,其范围须符合两个条件,即“必须是已在报刊或网络上传播的作品”和“必须对作者‘不得转摘’声明的尊重”。[26 ]

第四,在侵权责任承担上一般可比照传统民事侵权行为处理。即通过返还利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的方式承担民事责任。其中赔偿损失应包括直接损失和侵权造成的间接损失。若权利人损失可计算,要以其实际损失额为赔偿数额;若不能确定具体损失,则以侵权人违法所得额为赔偿数额。此外有学者认为除民事责任外还应强调侵权人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之承担。由于实践中许多行政执法人员喜好“以罚代刑”,我们便必须加大网络作品著作权刑事保护力度,要求罪犯承担具有威慑力的监禁或罚金等刑事责任。[27 ]

5.2程序法防范措施

在法理上,程序乃实现人人法律面前平等且享有正义的主要保证。故除实体法外,程序法也是防止网络作品著作权受侵害的重要法律措施之一。近年不少国内学者对程序法防范措施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包括:

第一,在管辖权上,有学者指出,2000年出台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虽部分解决了著作权网络侵权纠纷的司法管辖问题,但也存在被告所在地作为管辖法院的不可操作性、侵权行为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不可确定性等弊端,我们应适用原告住所地优先原则和侵权行为地原则为确定法院管辖之基础。[28 ]还有学者通过对美国网络侵权案件管辖权进行评析,认为宜采用弹性管辖基础确定管辖权,同时避免对网络不当限制,尊重网络自由发展的内在需求,并制定调整网络空间的国际法以减少国际管辖权冲突。[29 ]

第二,在证据收集上,有学者指出,由于网络作品遭遇侵权的证据作为一种新型电子证据同传统证据存有较大差别,那么我们便必须在收集上制定特殊程序规则保证其证明力。对于收集主体,应限定为著作权人、公证机关和司法人员;而收集客体,则强调既要收集存于计算机软硬件中的证据,亦要收集其它相关外围设备中之证据。既收集文本,也收集图形、图像、音频等媒体信息,并保全该证据运行环境使其能在必要时以某种方式显示出来。此外,还应注意收集对方当事人对己有利证据和第三方拥有的证据。[30 ]

第三,在法律适用上,有学者指出,由于网络自身特殊性导致我们无法简单套用现有法律适用规则,故须就网络作品著作权侵权设置法律适用特殊规定。即通常情况采用作者住所地所在国法律,若作者住所地难以确定,则以被告住所地所在国法律为准。若被告住所地仍难进行判断,可适用ISP所在国法律。不过学者也承认,这些新方法都有自身局限性。譬如ISP所在国法律一般只适宜在和谐的网络环境下采用,且若互联网中存在多个来源点(服务器)则适用起来会变得非常复杂。[31 ]

6对近年国内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研究的评价

由前述可知,近年国内学界在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绩效的深入研究,无论是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现象产生的具体根源、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行为的具体类型、归责原则还是相应非法律与法律防范措施上,都取得了可喜成绩。这一切有力推动着我国著作权法的进一步完善,有助于切实加强著作权各方当事人合法利益的保护。况且,随着互联网在我国日益获得更广泛运用,国内相关研究还在继续丰富深化。不过毋庸讳言的是,相对于其它问题的探讨,近年国内对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之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目前的研究视域还较单一,方法论有待多样化。虽然近年国内一些学者已开始从哲学、经济学和文化学等视域着眼研究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的问题,但大多数学者仍是由传统法学领域入手进行探讨。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作为一类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立足于法学视域显然非常关键,但这远不能满足合理保护网络作品促其发展之需要。毕竟网络作品著作权不仅是知识产权问题,它还同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休戚相关,故我们日后的研究视域必须更开阔些,更多尝试借鉴法学以外其它学科之研究方法,多角度全方位进行研究,从而将有关理论探讨提升至一个新水平。

第二,在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现象的非法律防范措施上,还有待继续深入。虽然近年国内学者就有关非法律防范措施从技术和伦理两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毋庸讳言,其中仍有待继续深入。如在技术防范措施上,很多仅是将计算机信息科学中的电子安全加密技术笼统照搬,那它们是否真能完全胜任网络作品著作权合理保护需要?在伦理防范措施上,我们当下更多只泛泛强调道德教化作用,可正确伦理观念究竟该如何具体树立?对此学界着墨不多,故我们以后须就此进行更深入探讨,从而使之能真正符合根治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现象需要,保护好网络作品并促进其发展。

第三,在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现象的法律防范措施上,还留有一些空白。虽近年国内学者对相关法律防范措施构建已进行大量探讨,但可惜的是,这些探讨大多仅限于著作权利害关系人作为原告的诉讼救济中,我们不经意间忽视了检察机关作为主体提起公诉进行救济之重要性。实质上除刑事案件外,检察机关在提起网络作品著作权民事侵权诉讼中亦非常重要。毕竟网络作品著作权侵权较传统著作权侵权不但门类繁多,且侵权行为认定和获取电子证据均异常困难,寻常著作权利害关系人很难妥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可代表国家强大公权力的检察机关胜任此类诉讼则绰绰有余。故而,我们日后理应对这些当前较少涉足之空白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以便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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