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美学论文

一看完电视剧《蜗居》已经很久了，我一直想写点东西。可以说，我的心被一次次刺痛。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自然主义美学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自然主义美学论文 篇1：

论卢梭的自然主义美学思想（二）

摘要：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设想的精神的原始动力自爱心与怜悯心应当补充以能动性的“能”，三者将为原始精神刻画出简洁有效的样貌，其中怜悯心的可能的几种的保存意义对社会化的起源有解释的意义。

关键词：卢梭；自爱心；怜悯心；“能”；种

卢梭激进的哲学思想与其悲惨的流浪生活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自幼的悲惨流浪经历使得他比其同时代的人更加能够理解下层平民的苦难，上流社会的虚伪奢靡与其所经历的悲惨的底层生活相比显得分外刺眼。因此，他倡导“回归自然”，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提出"返回自然"的口号，为远古的“自然状态”振臂呐喊。并在《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为他“回归自然”的观点进一步充分展开，开创性的提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三个阶段私有财产、国家机器以及专制暴君的出现。得以补充发展的“自然观”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他所倡导的“回归”并非社会的倒退，而是呼吁用自然状态的美好事物唤醒被现实所蒙蔽的人们，从而建立自由平等的文明。在他的以《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为中心的一系列自然主义论调为其自然主义美学思想提供了思考原点，致使自然主义美学思想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1 “能”：理性的漫长开辟

本能推动的原动力自爱心是有力的，其对个体生命幸福的关怀是如射线般单向持续的，因此而缺乏变化甚至固执。精神在如此绝对而单一的力量推动下将永远无法繁荣。“能”为精神的扩张及衍生注入最活跃的因子。

“能”使精神在沿着个体生命保存的单行线上乏味地延续过程中，不断地有将这条单行线拓宽的可能性。在精神的语境下，“能”在前理性状态下只是一股盲目的力量，“能”的存在最终导致理性启蒙精神，导致精神向意识僭越，而后在理性返回下，“能”自身僭越为自由，而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前理性的精神状态下，精神的内容物是“没有意义”的感觉表象，绝对存在的“能”的一切魔力在于它发生的偶然性以及反馈至自爱心的偶然性。陨石坠落引起的“天火”将动物烧死，烧熟的动物尸体与其生存时的样貌已毫无对照，第一个走近它并尝试将它这种既不同于树上有鲜艳颜色的果实也不同于可以奔跑移动的动物的存在放入嘴中的原始人，是偶然地被“能”击中了。这样一次概率极其微小的偶然事件会以更好的口感感知强烈地反馈至自爱心而以感觉记忆被个体保存。很不幸地，如此重要的体验可能会随着个体的死亡而消失。但漫长的时间将带来一次又一次上述体验发生的可能性，最终使得另外一位幸运的原始人“能”将其体验交流于同类。同样过程随着获得模糊体验的个体不断死亡可能再次消失。但事实是人们最终在漫长的时间流淌中，流传了熟食的体验并最终学会了驾驭火种。从偶然模糊地感觉到简单的理性知识的掌握，“能”的偶然作用是一个又一个关键的节点。“能”的击中与本能的反馈缓慢而随机地积累了最原始的理性知识，简单的理性知识再在最初依靠基于反馈的反射机制中被固化而缓慢地将盲目的“能”归置于自身的控制下。

理性之于“能”的控制，是“不能”的肯定。“能”与自由均是可能性的定义。“能”与“能不能”是盲目的；而自由的可能性获得了理性意义的合法性。参照幼儿的道德生活，由于道德理性的尚未确立，幼儿在具体的道德情景下的行为反应是盲目偶然的，是“能”与“能不能”随机。成人在道德理性的判断中，获得了与道德理性相悖的“不能”及“能”的肯定，而反应与道德理性相应的“不能”与“能”。“能”与“能不能”不再随机盲目，选择的理性参与使自由最终确立其合法的地位。

前文所述，“能”的存在与理性发生有历史范畴的区别，因此较之自由，更为古老原始的“能”，始终可以摆脱理性的驾驭从自由中退行而出，即绝对自由。

2 怜悯心：种的自爱

这种被卢梭本人描述为我们在看见有知觉的生物尤其是我们的同类死亡或遭受痛苦时产生的一种天然的厌恶之心会被方便直觉地认为是利他动机的原动力。因为这珍贵怜悯心的存在，卢梭得以反驳霍布斯认为人性邪恶、我们无休止地处于同其他同类斗争的“战争状态”的判断。应得到注意的是，在与卢梭假说的另一原始动力——自爱心的对比下，怜悯心所呈现的明显的强度变化。应当注意二者在并存之余强度差异的维度，自爱的欲望与爱他的倾向之间的强度差异程度是有可能大到将卢梭从与霍布斯的想法立场策反的。至少，怜悯心从来不曾表现出同自爱心同样强烈的精神能量级别可能蕴含着超越个体间意义的更多内容。

看看卢梭自己的描述，怜悯心发生于感知到同类的死亡或遭受痛苦之时，而将其升华至普遍地对他者生命或幸福的持续关怀必定是贸然的。面对他者的死亡与痛苦预设了一种我与他或她之间力量悬殊的境遇，那么，是否这种怜悯心产生于首先我对自身的生命状态持肯定判断进而同时因他或她境况的糟糕而产生的自信当中？既然我不曾在他或她的境况变得更糟之前生发任何与怜悯心相类似的原动力，那么怜悯心将必然与始终处于道德范畴的利他主义绝缘。

考虑卢梭所为怜悯心发生所界定的苛刻条件，我只是在其他个体生命面临消失的危险时表现为可能做出保存他者生命的违背自爱心的努力倾向。为什么要在原始的精神中植入如此有背自保与规避竞争的原动力？类似“一报还一报”的合作策略，可以设想他或她在相同的境况之下也会相同地发生怜悯心而保存我的生命，最终获得繁荣的是“种的生命”。因此，怜悯心的存在可能是超越个体间层面而自然法于物种的保存，即每一个个体精神当中存在两种不同层面的自爱心：对己的自爱心以及对种的自爱心。

至此，卢梭意义上的自爱心与自怜心补充以“能”的精神样态，为原始的个体精神刻画了三条可能存在的原则：（1）保存个体生命，维系个体精神的运行；（2）为精神运行的理性变化积累提供可能；（3）在“一报还一报”的原始合作策略下保证自身在弱势境遇下生命的保存并同时延续保证种的延续。

这三条原则可以简洁有效地保证人类共同体抑或精神——意识的持续生长与丰富。第3原则的可能存在尤为精彩且令人激动，它类似于高度发达组织共同体所具有的类似危机处理的自救程式，而在原始如卢梭所设想的精神当中便已然存在，可能为人类的社会化提供另外的解释。

参考文献：

[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 罗素.西方哲学史[M].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2.

[3] 卢梭HYPERLINK"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高煜HYPERLINK"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 卢梭，陈伟功HYPERLINK"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order=sort_xtime_desc".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 吴金牛HYPERLINK"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order=sort_xtime_desc"，译.北京出版社HYPERLINK"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order=sort_xtime_desc"，2010.

作者：成晓娜

自然主义美学论文 篇2：

我们时代的现实问题和精神状况

一

看完电视剧《蜗居》已经很久了，我一直想写点东西。可以说，我的心被一次次刺痛。作为中国学位教育的顶端，我们这一帮博士毕业之后来到高校任教，月工资在两三千元之间，或已有妻儿老小，或面临峻急的婚嫁问题，可是却买不起房，时时受到身边的家人、亲人与社会闲人的讥讽，几十年的书白读了，还不如一个街头小贩、开锁匠、捡垃圾的挣的多！况且他们还有积蓄呢！《蜗居》所展现的不仅是80后青年人的痛苦生活状况，也是我们这些高学历人的窘迫生存现实写照。

在大学课堂上，课间我询问起大学生们，“你们看过《蜗居》没有？”一群大学生在我面前小声回答，“看过几集，没看完。”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看过几集就不看了呢。几个女大学生有些腼腆地说：“老师，我们看了几集就不敢看了，太可怕了——”是啊，还沉浸在天之骄子的身份中、大学校园安乐窝中没有觉醒的她们，怎能不对那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谈得起恋爱却结不起婚的未来恐惧呢？！我在不停地追问：是什么让这些大学校园的骄子们心灵如此沉重？要知道中国还有多少没有上大学的青年，那他们的未来又将如何黯然无光？一个社会让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群体感到未来恐惧无望，那这个社会是不是“有病”了？若有“病”，那“症结”又在何处呢？

我的心更被一些素称社会良知、平衡器的知识分子专家学者的言论所刺痛。随着《蜗居》的热播与住房话题的发酵，一些专家开始发言了。可怪的是，我听到的多是批评、否定《蜗居》这部电视剧的声音。赵晖先生批评说：“编导者为了制造危机而制造困境的艺术手法，使得剧中每一个人都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都在一条非正常的道路上疾驰，而且还把这种角色错位的不正常当成正常的生活。可以说，剧中所叙述的不是真实的生活图景，生活中如果每个人都要靠出卖自我而购置房产，可想而知，整个社会将成为怎样的局面？……这是编导者想象中的生活，而不是生活本真。”[1]邵奇先生对《蜗居》进行道德化抨击：“在人物设置上，不同于以往的家庭剧，《蜗居》里不再有道德楷模，甚至编剧把兄长和父亲的传统美德集中在宋思明身上，而这个人物却是在道德上有重大缺陷的人物。……如果电视剧把美好的人性都加诸在一个贪官身上，让观众对一个贪官不反感、不痛恨甚至还会喜欢，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2]张柠则指向了《蜗居》小说的价值理念，“长篇小说中的任何事件，其效果都是结构性的；但小说叙事的指向却是有总体性的。这部小说的叙事，明显地指向了一种很可疑的价值观念：金钱和权力就是救星，还可能激发出爱情。当它通过文学的形式讲述的时候，就是要将一种很可疑的价值观念形式化、美学化。”[3]

对这些否定性话语，我不禁质疑，《蜗居》所展现的生活图景果真是“编导者为了制造危机而制造”出来的“困境”，“不是真实的生活图景”？“贪官”一定就是一个“坏人形象”，一定是“面目狰狞”“无情无义”吗？编剧塑造一个具有人性化的“贪官”，到底是一种审美进步还是退步？《蜗居》呈现了一种“很可疑”的价值观，就意味着小说、电视剧本身“可疑”吗？是不是真像某官员所批评的，电视剧《蜗居》是“靠荤段子、官场、性等话题来炒作”，“社会影响低俗、负面”？[4]

二

假如《蜗居》所展现的生活图景果真是“编导者为了制造危机而制造”出来的“困境”，“不是真实的生活图景”，为什么《蜗居》会一时间传遍大街小巷，在众多媒体、众人口中流传，“蜗居”会成为一个流行的关键词？仅仅是因为它“靠荤段子、官场、性等话题来炒作”吗？一些所谓的“专家”的心中，众人总是受蒙蔽的、无知的，其实恰好相反，众人的生存感受是真实而具体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自己的秤，来衡量每一种生活现象。无论是被炒作的电视剧，还是所谓“专家”的评论，老百姓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与审美感受。与这些专家冷嘲热讽、竭力否定相比，众多老百姓反应却是恰好相反，热捧《蜗居》；在收视率陡然升高的同时，网络下载排在首位。

事实上，《蜗居》被观众的热捧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蜗居》展现了今天这个时代大多数人被住房问题苦苦缠绕、无法逾越而又无奈、痛苦、焦虑生存状态，呈现了一种沉痛、悲哀而又缓缓绝望的心灵状态与窘迫、惶惑、逼仄的精神处境。正是在大多数人的物质负担和心灵痛楚、精神窘况无处呈现、无法表达、无以传达的困境下，《蜗居》一下子就找到了今天这个时代的思想痛点，一下子接通了时代灵魂的痛苦、辗转不安的思想神经，表达出了众多心灵深处的痛楚。百姓大众在一瞬间找到了一个极为得体、妥帖、生动、形象的词汇——“蜗居”——来言说一种普遍的痛苦生存状态。

毫无疑问，《蜗居》展现了一种极为可怖的现实处境：那就是大多数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买不起房子的事实，即使已经买房子的人也是为之预先支付了几十年的青春岁月、大半辈子的积蓄。这种大多数人买不起房子的现实处境是很危险的，这种房地产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房地产绑架中国地方政府，绑架中国经济的论断，绝不是空言。《蜗居》作为一个文学艺术文本，其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以一种艺术的、审美的方式呈现了这种时代大多数人的现实处境。正如张德祥先生所言，“《蜗居》恰恰是一部贴近现实、贴近大众生活状态的作品。观众渴望看到反映现实的作品，这是他们心理和精神上的要求。《蜗居》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购房难的问题。现在很多电视剧讲远古神话、讲帝王等，发挥了电视剧的史传功能，但是比这个功能更为重要的是电视剧要反映现实，失去了反映现实的功能，这门艺术就要进博物馆了。”[5]

但在赵晖看来，《蜗居》却是“不真实”的。“《蜗居》看似是一个围绕‘房子’而展开的故事，但是，其所承载的内容远远不止买房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两难困境’的叙事，在这部剧中，涉及房子困境、择业困境、婚姻困境、中年困境、情感困境、金钱困境等等。这些困境无不带有选择性的困顿，无论是海萍还是海藻乃至邻居大婶，无论是苏淳还是小贝乃至宋思明、陈老板等等，他们无不面临着人生中的两难困境，‘做还是不做’‘接受亦或放弃’永远是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而驱动这把利剑旋转的却是人的贪欲。”[6]在赵晖这里，《蜗居》所展现的现实尖锐沉重问题，被轻轻地以“两难困境”所取代，人生的确存在许多人无法摆脱的具有终极追问性质的两难困境。问题在于“蜗居”不是一个无法摆脱的两难困境，而是房地场商、贪官与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地方政府所人为制造的现实囚笼。而且，房子问题也不存在“做还是不做”’的选择问题，而是一个必选问题。赵晖论证所指向的“人的贪欲”根源与《蜗居》中的主题同样是相悖的，剧中主角郭海萍所祈求的只是在城市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而已，郭海藻的身体交易也不是因为贪欲，而仅仅以这种畸形的方式帮助自己那走投无路的姐姐而已。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对于这样极好的揭示时代尖锐现实问题的电视剧，为什么作为时代与社会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此不感兴趣？为什么感兴趣的一些专家学者没有对《蜗居》所展现尖锐的现实问题作出回应，反而认为它是“不真实的生活图景”呢？可见，《蜗居》不仅揭示了现代的尖锐现实问题，还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和思想危机。

三

对于《蜗居》郭海藻与宋思明的身体交易，张柠做了深入思考与分析。一边是穷得付不起首付的郭海萍姐妹，另一边是非法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有很多套豪宅和用不完的钱”贪官宋思明，面对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张柠为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三种可能的途径：“一种是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将贪官宋思明的房子夺过来分了。这种老土的办法今天无疑行不通。另一种是改良，通过社会管理制度和调节手段的改革，阻止贪官占有更多，并让房价再低一点、普通人的工资再高一点，海萍和海藻就可以买房了。但是，面对这一漫长的社会调节过程，她们俩都耗不起，海萍的孩子出生了、海藻要结婚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连首付的钱都凑不够。第三种办法就是‘市场’调节，让宋思明将自己多余的房子和钱匀出一部分给海藻，海藻用自己的青春和身体作为回报。”[7]正如张柠所分析的第一种行不通、第二种等不起，只存在第三种卖身交易。之后，张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疑问：有没有第四种呢？比如“挣扎”或“逃离”，“在底线的边缘上挣扎和煎熬，用人的尊严的力量，衬托生活的悲剧”。但紧接着，张柠就借助他人之口，对之否定了，“有人马上会反击：‘你傻冒’。”《蜗居》就是因为“叙事并没有给别的方案留下任何空间，仿佛只有卖身投靠这条路似的”、没有进行“第四种道路”探索，而受到了张柠先生的指责：《蜗居》将海藻设计为一种“无私奉献”的人，其堕落是一种神圣的堕落。“这一切都是隐藏在叙事学的烟幕之中的。”

有没有“第四种道路”呢？针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的离家出走的娜拉，鲁迅在演讲中曾谈到未来出路问题，娜拉要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老舍的《骆驼祥子》、《月牙儿》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典型的城市文学文本。祥子和月牙儿的结局毫无疑问都走向了鲁迅所言的“堕落”老路。堕落与“人的尊严和力量”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恰恰正是这些“挣扎”的、悲剧性毁灭，显现了人对生命尊严的渴望和追求。如果说鲁迅和老舍没有提供出一条新的、不堕落而奋斗成功的“第四条”道路，是因为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的黑暗有关；那么，在几十年之后的新社会，张柠自然可以指责《蜗居》为什么不提供新道路。但是，对此，张柠也是游移不定的。为什么新世纪今天同样有人会认为第四条道路是“傻帽”而进行否定呢？

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从中央到地方、从商业贸易到其他各行各业，唯经济论、GDP论的观点占据主流意识形态。“一旦社会滑进了以‘效益’为基本曲线的‘发展’轨道之后，所有那些不能迅速兑换成现钱的事物：诗、爱情、哲学、良心、尊严感以及那个在八十年代初风靡全国的‘哥德巴赫猜想’……都势必逐渐遭人冷落，人心的天平向一面严重倾斜。……不只是工厂倒闭、失业人口增加，更是教育败坏、生态恶化，是一部分执法机构的逐渐流氓化、社会的信用体系日趋瓦解，是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8]正是在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拥有物质多少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迅速“物质化”，处于一种整体性的精神困境和思想危机之中。可见，张柠所抨击《蜗居》所传达的“金钱和权力就是救星，还可能激发出爱情”的“可疑价值观”，并不是《蜗居》的作者有意编织的叙事烟幕与谎言，而是对时代扭曲的精神价值观的审美呈现。

难道因为《蜗居》展现了扭曲的时代精神价值观，就认为其“传达了一种可疑的价值观”吗？这也太高抬了《蜗居》、太高抬了文艺的功能了吧。事实上，《蜗居》只是一面时代的镜子，它呈现的只是时代精神生活的镜像而已；切不可把镜像当成生活乱象的本源。

《蜗居》中郭海藻的堕落，我们不能仅仅归结为海藻一个人的问题，还有一个外在的扭曲的时代精神价值观问题；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不公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几年、十几年，乃至大半辈子都买不起房子？工资增长的速度为什么总比不过房价的疯涨？郭海藻姐妹对现实生活的巨大恐惧和绝望感不是没有来由的。

面对生活的巨大物质逼迫，仅仅要求郭海藻一个生命个体的责任承担和抵抗“挣扎”，是不公正的，也是不道德的。作为一个以社会公平和正义为自己价值核心准则的国家，我们有理由要求这个社会给每个勤劳的工作者提供安居乐业的实现机会和可能，而不是一味的、完全的把责任推诿转嫁给一个个生命个体。

四

作为一部揭示时代现实矛盾和令人忧虑的精神危机的电视剧，《蜗居》在美学理念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有着独特的审美追求，简而言之，就是自然主义美学追求和负面人物形象的“英雄化”审美模式。

法国的自然主义美学理念对中国文艺有着深远的影响。新时期写实小说就具有自然主义小说的美学特点。新世纪的《蜗居》电视剧也有着深刻的自然主义文艺特征，具体表现为：对新世纪中国大众住房现实问题的原生态描述；采取客观化的叙述态度，放弃离奇的情节的建构，通过场景化的描写再现日常生活；叙述上的“非个人化”，隐匿作家主体的存在，摒除传统的道德说教，开启了作家、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多元化、对话型的平等关系。在文本客观化叙述的同时，《蜗居》又显现出了极强的感受性，达到了了情感体验与客观叙述的融通。正是冷峻、客观、真实的日常生活场景的逼真还原，非道德化的审美评判，让真实生活直接说话的自然主义美学理念大大突破了1990年代以来“新意识形态”的束缚，最大限度逼近了当代中国的现实层面、心理层面和情感层面，传达出了当代中国大多数人心中的疼与痛。

在自然主义美学理念之下，《蜗居》打破了以往两极对立、模式化、脸谱化的人物形象塑造规律，实行了反面人物真实化、人性化、“英雄”化的审美追求。邵奇先生对《蜗居》人物形象塑造的批评，显现了一种陈旧的思维模式：在他看来，“如果电视剧把美好的人性都加诸在一个贪官身上，让观众对一个贪官不反感、不痛恨甚至还会喜欢，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9]《蜗居》把兄长和父亲的传统美德集中在道德上有重大缺陷的宋思明身上，“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我们不仅会反问：“贪官”一定就是一个完全的“坏人形象”，一定是“面目狰狞”“无情无义”吗？“贪官”与好兄长、好父亲形象是截然对立、水火不相容吗？编剧塑造一个具有人性化的“贪官”，到底是一种审美进步还是退步？

在以往的阶级论审美思维之下，好人与坏人、英雄与敌人都是截然对立的，形成了一种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形象思维模式，服从某种意识形态的审美规训，而无视生活和历史真实，破坏了艺术真实的合法性、历史性和逻辑性基础。新时期文艺首先恢复的文艺观念就是确立文学是人学，文学塑造的人物形象首先是有生命、有情感、有优点也有缺点的人，而不是某种概念化的人。《蜗居》正是在“人”的审美理念基础上，进一步突破了以往负面人物形象“恶魔化”的审美规训，还原负面人物形象的日常生活真实，建立起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立体的复杂化形象，即一个有着情感、生命温度与高超政治手段、铁腕能力的反面“英雄”形象。宋思明越是有魄力、有情感，越是显示出一种美学意义的悲剧性毁灭价值，越能在观众的心中掀起巨大的情感波澜，极大增强了艺术的审美感染力。

不仅如此，《蜗居》把一个贪官塑造成一个有情有义、有胆有识的反面悲情英雄，不仅没有带来所谓的“严重的社会后果”，反而在更高的层次上，让观众反思：为什么这样一个精明能干的人何以变成贪官？为什么宋思明如果在国外不回来，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技术人员；一旦回来，在国内的制度环境里就会发展为一个贪官呢？这样一来，就把观众对一个“贪官”的道德审视与批评，转向对把人异化为贪官的制度批评与理性深思。与之相反的是，以往阶级论审美视域下的文艺作品所塑造的一些人物形象，在今天受到了历史的质疑，如《白毛女》中的地主黄世仁的形象。不管人们曾样评判，但是地主黄世仁形象的单面化无疑是一种致命的审美缺憾。在这个意义上，《蜗居》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获得了一种新的审美突破，塑造了一个中国电视剧、新时期中国文艺作品中很难得的、与生活打对手仗的负面“英雄”形象。

总之，《蜗居》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多重的。从大众对待《蜗居》的热情欢呼、媒体的乐此不疲“蜗居”报道，到某些专家、官员对《蜗居》竭力否定，我们在深切感受到时代尖锐的、复杂博弈的现实状况，也意识到新世纪中国精神状况的危机所在。可贵的是，《蜗居》就像一柄犀利的长矛，刺破了现实“无物之阵”的层层帷幄，让我们看到了真相和希望。新世纪中国需要《蜗居》这样的现实电视剧，需要与“无物之阵”对抗的“精神界之战士”。

作者：张丽军

自然主义美学论文 篇3：

青岛近代城市建筑风格溯源

摘要：在青岛德统时期一直活跃在建筑设计和管理第一线的建筑师拉查鲁维茨，通过其设计代表作——青岛德国总督官邸，创造出了一种东西融通、雅俗兼备、原始而又现代、奔放而又理性、带有浓厚的乡土特色的美学风格。这种通过博采约取、混纺出新而创造出来的独特的风格，主导并确立了近现代青岛城市建筑的美学基调。在我们日益为城市的同质化而苦恼、焦虑的今天，拉查鲁维茨的德国总督官邸及其对青岛近现代城市风格形成的影响，无疑是一个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的典型案例。当下的城市设计者和研究者也许可以从中获得某些启迪。

关键词：城市美学; 建筑风格; 青岛;德国总督官邸;青年风格

青岛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美誉。但是，只要对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历程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拥有这一美誉的并不只有青岛。上海、厦门、哈尔滨、天津等许多国内城市都有着同样的美誉。

其实，用所谓“万国建筑博览会”来形容上述任何一座城市，都难免夸张不实;这最多只能说明，这些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全都受到过西方建筑文化的深刻影响。

如果以20世纪40年代末为分界线，我们会发现，这些表面上看来都顶着“万国建筑博览会”光环的城市，其实是非常不同的。因为“外国”也好，“西方”也好，甚至某个具体的国家也好，从美学的角度看，其风格从来就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复数（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研究者都能留意于此）。当一个城市试图从他者中获取自己心仪的异国情调的时候，可能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出这一城市独有的选择模式和聚焦重心。单纯从城市的地域的适应性或物候的特异性来诠释这种选择，未尝不是一种稳妥而颇具逻辑性的研究视角。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尤其在关涉文化涵化这样一些复杂问题的时候，这种视角往往会将研究引入歧途。

以青岛这座近代崛起的城市而论，其城市风格的形成在选择方式、呈现样态方面就与其他城市非常不同。这座曾经的殖民城市，其风格的形成有必然性，即一定是德国殖民者主导，一定是以德国人审美趣味为中心的欧洲风格。但是，到底选择怎样的欧式（或纯粹的德式，或综合的欧式），又是相当偶然的。

一个城市的气质或风格，可能包含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内容（物质的和文化的、视觉的和非视觉的、外在的和内在的）。如果单就青岛近现代建筑而言，它的独特气质或风格是什么呢？

我认为，青岛的近代城市建筑具有一种既规则又奔放、既粗犷又优雅、既原始又现代的美学特质，是浪漫主义的优雅精致与自然主义的原始浑朴的完美融合。从视觉形态上说，青岛近代建筑在整体上建构了这样一种模式（至少是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即，以欧洲建筑意象（包括平面和立面）为原型，以红色为基调，以未经加工的花岗岩石料为修辞手段，融浓厚的抒情性和粗犷的乡土性为一体的深度模式。

那么，这样一种独特的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正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我认为，德国建筑师魏尓纳·拉查鲁维茨（Werner Lazarowicz，1873—1926）设计的德国总督官邸对这种风格的形成、发展与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这座建筑既是青岛近现代城市发展的见证，也是整个城市风格走向的“定海神针”。因为，正是这样一座开风气之先的伟大建筑，引领着青岛建筑的潮流和风尚，使青岛的近现代建筑承载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美学意蕴。

一、 殖民者的优越感与怀乡病：建筑形态的选择

19世纪初，拿破仑横扫了包括德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在德国人心理上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和强烈的自卑感。但是，时光流逝，风水倒转，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使德国（普鲁士）人获得了重新崛起的转机：德国不仅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取代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而且也一扫自卑阴霾，重新找回了自信，甚至唱起了“德国，德国高于一切”（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国歌）的国歌。

二十多年之后，在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的指引之下，德国人就是以这种欧洲霸主的身份，带着傲慢和优越的征服者和殖民者的心态， 占据并控制了中国的胶州湾。

德国人强占青岛，确实演绎了一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悲情故事。要说清楚这个悲情故事所包含的数不清的屈辱和我们对这座城市道不明的挚爱之间的复杂关系，既非易事，也非本文主旨所在。姑且按下不表。

且说1897年11月14日，德国远东舰队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为借口，派兵占领胶州湾，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胶澳租借条约》。之后，德国获得了青岛99年的租约。青岛从此沦为德国人的殖民地。这是一段非常值得人们回味的历史。其实德国人早就觊觎胶州半岛的这座深水港了。1860年，普鲁士远征军战舰就已抵达中国，在青岛周围的海港进行考察。也就是说，德国官方的“考察”行动，比德国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69年对山东的考察还要早9年。不过，李希霍芬1882年出版的《中国》对德国人在胶州湾建立据点的计划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大刀会”制造“巨野教案”之前的二十多年里，德国曾多次派军舰来中国考察。1896年4月，德国任命海军少将梯尔匹茨（Alfred von Tirpitz）为远东舰队司令，命令他“在中国沿海寻找德国能够建设军事基地和经济基地的地方”。当年8月，梯尔匹茨乘军舰来到胶州湾勘察，认为胶州湾是最理想的目标。一年之后，“大刀会”制造了“巨野教案”，这为德国人提供了侵略中国的借口。德国人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占领了青岛，而且很快得到清政府“恩准”，获得对青岛的99年的租约。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Kiautschou_Bay_concession;堀内正昭：《德国统治时期的青岛建筑》，见徐飞鹏等主编：《中国近代建筑总览·青岛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第1618页。

虽然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德国就不得不将青岛的控制权转给日本，但是，德国人进入青岛之初，其实是有着非常长远的目标和非常大的野心的：其初意不只是在青岛一地，更不止是在青岛一时——甚至远远超过99年的计划，还想借助于青岛这个深水港，将包括淄博在内的山东全境的矿藏掠夺回国，并逐步扩展其在中国的殖民地版图——至少能够在李希霍芬所绘制的山东及胶州湾地图上挖出更大的一块。

因此，德国人进入青岛，无论在外交上、军事上、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不仅占据着绝对的心理优势，而且采取了积极主动的进攻姿态。

另一方面，当时的青岛虽然有令人妒羡的深水港，周边还有丰富的矿藏，但是这个港口本身还只是一个没有开化的小渔村，既没有像样的基础设施，也没有可观的建筑，到处荒草丛生，满眼穷困萧索。这种情形，在相当大程度上说，更增加了德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和艺术的自信。

外国人进入中国搞建筑，本来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像美国建筑师墨菲设计金陵女子大学和燕京大学那样，选择中国古典建筑样式;二是像许多外国建筑师在一些开埠的口岸城市所做的那样，直接选用西洋建筑形式。

但是，在青岛，不仅是德国人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以德国建筑风格为主导的欧洲建筑样式，更有意思的是，即便是中国人自己的住宅和会馆，通常也时兴采用西洋建筑样式，比如华人区山东街、两湖会馆，就是其中的典型。

华人区山东街的建筑建于1901年之前、德国人进入青岛之初。这个时候采用富有异国情调的西洋样式，可以理解，因为这是德国人的地盘，德国文化流风所及，本来就难以抗拒，中国人顺势而为，亦无不可。但是，位于大学路54号的两湖会馆的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这个时候，距离德国人撤离青岛已经过了17年。如果说这个时候统治青岛的日本人对中国人选择何种建筑类型可能会产生某种影响，那么，德国人对中国人选择何种建筑风格就几乎不存在任何影响力了（其实以前也不可能强制）。这只能说明，德国（或者宽泛的西洋或欧洲）建筑风格，在当时的青岛人心目中，甚至外省人心目中，已经成为一种典范，人们在心理上已经对它产生了一种认同。正因为如此，当湖北人沈鸿烈在1931年出任青岛市市长以后，就特别为湖南、湖北两省的同乡人士修建了这样一座洋会馆。

连中国人都对德国或欧式建筑风格如此热衷，德国人就自不必说了。本来他们就带有欧洲白人的心理优势，又带着征服者和殖民者的傲慢，再加之青岛并没有像南京和北京那样的富丽堂皇的中国式古建筑供傲慢的德国人膜拜，因此，德国人其实是没有选择，只能选择西洋建筑形式。至少在他们进入青岛之初这个时间段，只能如此。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也不能忽略，就是外国人进入他国，往往会不由自主地产生难以抑制的怀乡之情。从心理学上讲，如果自己每天活动和生活的环境更接近自己熟悉的家，就会大大缓解思乡的痛楚。更何况，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真正在青岛的德国人不到青岛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如此少的德国人，如果再让自己住进中国式样的房子，那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感就有可能大大加重。因此，德国人在建筑形态的选择上，除了文化的原因之外，也是有心理学和社会学上的考量的（据说德国总督屈珀尔是想通过一系列德式建筑来“营造一个可让德国人想起故乡的场景”）。

二、新艺术、西普鲁士城堡与原始浑朴的青岛渔村：拉查鲁维茨对青岛建筑风格的锻造

青岛德国总督官邸的建筑师魏尓纳·拉查鲁维茨，1873年5月22日生于西普鲁士省的西蒙斯霍夫（Gut Sigmundshof），1926年4月28日因心脏病发作在北京去世。他曾在埃尔布隆格（现名Elbing， 1920年之前曾属于德国，后属波兰）接受中学教育，在西普鲁士省会但泽（Danzig，原西普鲁士省会，后属于波兰，现名Gdańsk，中译“格但斯克”）接受高等教育，主攻建筑土木工程。

1898年德国控制青岛之后，急需建筑师和工程人员参与青岛港口建设、铁路建设和城市建设。这年春，25岁的拉查鲁维茨应招来到青岛，在德方的房屋建设部门谋到一个职位，并且很快就参与到建筑设计之中。

拉查鲁维茨最早接手的设计项目是德国海军野战医院，时间就是他到青岛的当年。（1898年建成1号病房楼，1899年完成2号病房楼，1903年完成3号病房楼，1904年完成妇幼临床病房楼。该医院在1900年改称为“德国总督府医院”。）

一个刚满25岁的年轻人，一下子就接手了如此重大的设计工程。这说明：第一，青岛的建设任务万分紧迫;第二，这个年轻人确实才华出众，非同寻常;第三，他碰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本来，拉查鲁维茨未来的上司，也是建筑师的马克斯·诺普夫（Max Knopff）原计划1898年春与拉查鲁维茨结伴来青岛，可是还没有出发就病倒了，延迟了两个多月才到青岛。这就给了拉查鲁维茨登台亮相的大好时机。由于在设计上的大胆创新，拉查鲁维茨很快就获得了“拉撒路”（Lazarus，圣经中的人物，曾被耶稣复活。此处应该是赞许他总能够翻空出奇、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美誉。

有关拉查鲁维茨生平的资料非常之少，而且大多语焉不详。在国内现有的资料中，往往只提到两幢建筑與他相关，即，除了德国总督官邸之外，他还设计过青岛俱乐部。青岛俱乐部是拉查鲁维茨1912年的作品。这就意味着，在设计德国总督官邸这样重要的建筑之前，拉查鲁维茨完全是一个菜鸟，毫无建筑设计经验。我们能够想象，浦东的金茂大厦会轻易地交给一位毫无建筑设计经验的32岁的年轻人来设计吗？

拉查鲁维茨能够得到如此重要的委托项目，只能说明，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建筑设计上显露出过人的天赋，而且还不只是表现在一幢建筑上。已经有德国研究者指出，德国海军野战医院出于建筑师拉查鲁维茨之手，是确定无疑的事情。因为，研究人员在他当时在青岛的地址簿中发现，在1901年1月15日，拉查鲁维茨记载的他自己的地址是：海军野战医院旁的简易办公棚 。另外一个证据表明，1901年3月，拉查鲁维茨在政府建筑师格罗姆施（Gromsch）、伯恩（Born）和贝尔纳奇（Bernatz）的指导下通过了一个考试，升任政府建筑师施特拉塞尔（Karl Strasser）的技术秘书和业务助手（der zweite Mann）。1912年，施特拉塞尔升任“军需建造顾问”（Intendantur und Baurat）。次年，拉查鲁维茨也升任“军需建造秘书”（Intendantur und Bausekretr）。两人共事直到1914年日本人接管青岛为止。（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拉查鲁维茨的建筑活动一直贯穿于青岛这座德国殖民城市的始终，从1898年到1914年，足足16年。）https：//www.tsingtau.org/lazarowiczwerner18731926architekt/.

青岛房屋建筑部门的建造档案和施工图纸大部分都被保留在弗莱堡的联邦军事档案（BundesarchivMilitrarchiv）中，但从中我们很难辨别，到底哪些建筑师设计了哪些项目。因为建筑工程月报绝大多数都是由“军需建造顾问”施特拉塞尔签名的。好在总督官邸的档案资料写得非常清楚：1905年的总督官邸的设计，最初采取的是类似多人竞标的形式，许多建筑师都提交了设计方案，但是最终还是采用了拉查鲁维茨的设计。

这足以说明，在设计总督官邸之前，拉查鲁维茨在建筑设计方面已经具备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胜人一筹的实力。在这个聚集了众多有成就的建筑师的港口城市，拉查鲁维茨在32岁就能够担任一个直属德国建筑部门管辖的分部[其中包括建筑师弗里茨·比伯（Fritz Biber）和保罗（Paul Hachmeister）等]的负责人，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建筑师拉查鲁维茨已经在青岛的建筑界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

虽然拉查鲁维茨的德国海军野战医院的设计也许只算得上是一种牛刀小试，因此也表现出这位年轻的建筑师的些许的稚嫩，比如上图的这个门头和门柱的处理，模仿的痕迹较重，手法也比较生硬;但是，从整体上说，这幢建筑窗框的石头装饰、墙基的石砌手法的运用，已经表现出一种谨慎的狂放和富有诗意的自然主义美学趣味。在德国占领青岛时期的建筑中，这种手法应该是拉查鲁维茨的首创——虽然多少带有威廉三世时期德国青年派和青岛当地渔村建筑的痕迹。

德国海军野战医院建成之后，在德国总督官邸之前或同时，至少有一座建筑大面积地采用了表面粗糙的花岗岩砌筑的方式，这就是1906年完成扩建的胶澳总督府学校的分校（广西路1号）。

胶澳总督府学校最早可以追溯到1898年。自从青岛成为德国租界之后，居住在德国本土的德国人也好，本来住在上海等地的德国侨民也好，都纷纷拖家带口地涌入青岛。因此德国人子女的上学问题就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为了救急，德国人就在原大鲍岛村租用了几间中国民房作为临时教室，最初称之为“德国童子学堂”。1900年德国人在俾斯麦大街（今江苏路）为德国童子学堂新建了校舍。次年，即1901年，胶澳学务委员会正式接管这所学校，于是改称“胶澳总督府学校”（即今青岛市实验小学）。

新学校由德国建筑师贝尔纳茨设计，皮科罗公司施工。整个建筑虽然以西洋别墅风格为主导，但是也融入了若干中国建筑元素，如顶层装配的带有中式雕饰的木制阳台，这在当时的西洋建筑尤其是德式建筑中极为罕见。

1906年，随着涌入青岛的德国学龄儿童的日益增多，胶澳总督府学校的教学空间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此，胶澳总督府当局决定在广西路1号建一所更大的分校。（由于空间增加了，这所学校才有可能改变招生政策，不仅招收德籍男生，也招收德籍女生，后来还招收非德籍学生。）

在两年后（格但斯克工业大学主楼1900年奠基，1904年建成;胶澳总督府分校1906年建成）几乎是照搬了格但斯克工业大学的教学主楼的设计——建筑的下半部墙体大面积采用花岗石饰面，中间顶部的山墙也沿用了这幢建筑的镶嵌式装饰策略，风格混搭（哥特与巴洛克风格的折中），自然和谐。第二，胶澳总督府分校正立面中心的这个带有标志性特征的山花设计，在拉查鲁维茨几年后设计的总督官邸正立面中，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再度出现。第三，这位建筑师与总督府关系密切，并且颇受总督府和上层决策者的青睐。

那么，很明显，这位建筑师只能是拉查鲁维茨。首先，他是总督和政府总建筑师身边的大红人，是既有才华又受重用的人，是获得了青岛最重要的建筑——总督官邸的设计头奖的人，因此，他最有机会拿到这个项目。其次，拉查鲁维茨是在格但斯克接受了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建筑从业人员，他不仅对格但斯克当地的建筑非常熟悉，对西普鲁士其他地方的建筑，比如瓦尔维尔城堡，也很熟悉。正因为此，在拉查鲁维茨设计的建筑中，总是有一条贯穿始终的风格线或者说笔迹，这就是在大量运用极少加工的花岗岩的基础上，实现建筑色彩和肌理上的对比，发酵出一种自然中包含匠心、粗犷中蕴含细腻的美学张力。

有了德国海军野战医院的设计经验，又有了（至少是部分）胶澳总督府学校分校校舍设计的经验，拉查鲁维茨在设计总督官邸时就更有把握，也更加自信、更加挥洒自如了。

据可靠文件记载，拉查鲁维茨1905年获得总督官邸的设计头奖，该工程于当年动工。但是，也有资料记载这幢建筑实际上是1903年动工的。我的推测是：1903年确实启动了设计计划——当时的设计方案也一定不少，可能确定过某个建筑师的方案，甚至有可能也动了工，但是中途夭折了。直到1905年拉查鲁维茨出马，项目才重新启动。

总督官邸于1905年动工，1907年竣工。全楼建筑面积为4000多平方米，建筑預算超过45万金马克，最终结算时超出预算一倍还多，高达100万金马克参见王建梅、巩升起：“七扇门推开德国总督楼旧址博物馆丛书”之《建筑之路——总督楼的规划、设计与建造过程》，山东友谊出版社，2017年，第57页。但托尔斯顿·华纳认为就是45万多金马克（参见托尔斯顿·华纳：《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Ernst & Sohn，1994年，第207页）。，相当于当时的25万美元。前一年竣工的胶澳总督府面积7132.3平方米，面积几乎要大一倍，也仅耗资85万马克。由此可见总督官邸有多么奢侈。据说时任总督奥斯卡·冯·特鲁泊（Oskarvon Truppel）曾受到德国议会的弹劾，看来此言非虚。

拉查鲁维茨接受中学和高等教育直至他设计总督官邸的这个时期，正是欧洲新艺术运动高潮迭起的时候。就建筑而言，新艺术运动（或者作为其分支的德国青年风格）基本的文化和美学取向，就是坚决抵制矫揉造作，力求自然天成，具有浓厚的原始主义和乡土主义趣味。

这样一种风格，其实并非新艺术运动的倡导者们的发明。不说远的，欧洲的许多古堡建筑（还有印度古代建筑和中国乡村建筑）早就采用了这样的装饰风格（当然这种装饰有其防御和安全的实用考量）。仅就德国而言，就有13世纪的海德堡古堡、14世纪的瓦尔维尔城堡（曾属西普鲁士，今属波兰克拉科夫）;新艺术运动时期，又有了巴伐利亚的新天鹅堡。这些建筑，都或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原始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装饰风格。

打着新艺术运动旗号，更加直觉、更加明显地采用这种风格的，有西班牙的建筑师高迪的一系列建筑，有格但斯克工业大学主楼，还有弗莱堡、慕尼黑、萨尔布吕肯和挪威奥勒松的一些建筑。

无论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古堡建筑中蕴含的自然主义和原始主义，还是在新艺术运动中被重新发现和强化的反矫饰主义，以及对曲线曲面和朴野趣味的追捧，无疑都曾经引起过拉查鲁维茨心理上强烈的共鸣。可以想见，还是在学生时期，拉查鲁维茨就怀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自己的设计中把这种自然主义的美学冲动化为现实。

因此，拉查鲁维茨最早设计的两座建筑（德国海军野战医院和胶澳总督府学校分校），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的自然主义美学创作的冲动，同时，也算是两次难得的设计技巧的磨炼。

拉查鲁维茨还有一段重要经历，我们不能不提：在设计总督官邸之前的1904年，拉查鲁维茨曾经协助青岛总督府行政大楼的建筑师路德维希·马尔克（Ludwig Mahlke）监理该大楼的前期建设工作。虽然没有资料证明拉查鲁维茨曾经参与这幢建筑的辅助设计工作，但是，能够参与到这幢如此重要的建筑的建设过程之中，也是极为难得的机遇。这对年轻的建筑师拉查鲁维茨积累经验、增长见识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他日后设计总督官邸也提供了更为直接而实用的经验，更为重要的是，还使他收获了更多的自信。

在德国人1898年进入青岛之后和总督官邸建成之前，除了拉查鲁维茨设计的德国海军野战医院之外，德国人在这里已经建造了为数不少的建筑，这些建筑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新艺术风格的影响，尤其是建于1898年、位于馆陶路1号的青岛气象天测所，建于1899年的大港火车站（商河路2号）和德华银行（市南区广西路14号，照搬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建筑师安德列亚·帕拉迪奥所设计的位于维琴察古罗马广场旧址南端的市民大会堂）。

青岛气象天测所和大港火车站在建筑外观装饰上，基本上采用了与拉查鲁维茨的德国海军野战医院类似的思路，主要是在墙基部分或门洞周围运用花岗岩石块，增强建筑的肌理效果和厚重感。但建筑师锡乐巴和魏尔勒设计的德华银行比前二者更加大胆，他们在这座带有明显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的各个立面上几乎全部装饰了花岗岩饰面。

从这些建筑中，我们可以看出，由德国建筑师从欧洲输入的这种新艺术风尚，已经在青岛的建筑中逐渐蔓延开来。

拉查鲁维茨初到青岛，就没能抵制住新艺术风格的诱惑。但是，到他设计总督官邸的时候，他对新艺术风格显然有了比他的同胞建筑师更深刻的理解和更灵活的把握。在他设计总督官邸之前，他的同胞建筑师所做的风格的探索，只是对欧洲新青年风格的一种简单的移植，同时也只能算是浅尝辄止。拉查鲁维茨却不同，他的总督官邸既源于新艺术，又超越了新艺术;他的风格，不只是“一池萍碎”，而是“春色三分”，多元混融，最后形成了他独有的风格。

具体而言，这座建筑至少融汇了如下风格元素：欧洲古堡或新艺术风格的花岗岩外墙、青岛当地渔村的花岗石墙基、中国式的女儿墙、孟莎式屋顶（mansard roof）和中国式的重檐屋顶、中国式的窗饰和门饰图案、印度伊斯兰风格的塔和庙的元素等等。但是，正如上文所说，这绝不是一种生硬的风格拼凑，而是一种近乎完美的融合：可谓熔铸东西，汇通古今，亦雅亦俗，亦精亦粗，最终融合成为一种既规则又奔放、既原始又现代的美学特质，并且确立了青岛建筑后来的风格走向。

三、 总督官邸对青岛建筑风格的影响

自从有了总督官邸这座具有示范性和标志性意义的建筑，青岛的建筑基本上是以这座建筑的美学风格为基础（或基本配方），朝着稍微简化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以西洋建筑的形态为基准，以红顶黄墙（或白墙）为主色调，以花岗岩砌筑为装饰，粗细相济，雅俗兼备，创造出庄重而大方、华美而又自然的艺术效果。

我们大致可以为1909年开始直至20世纪40年代的青岛的这种风格的建筑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

1. 1909—1914年

代表性建筑有德华大学（1909年）、胶澳电气事务所（1909年）、青岛基督教堂（Qingdao Protestant Church，1908年—1910年）、侯爵庭院饭店（Hotel Fuerstenhof，1910—1911年）、美国领事馆（1912年）、马克斯·吉利洋行（Warenhaus Max Grill，1911年兴建）、青岛天文观象台旧办公大楼（1912年）和青岛观象台（ 1910—1912年）。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青岛观象台主楼，即旧办公大楼。该楼由德国建筑师保尔·弗里德里希·里希特设计，名为“皇家青岛观象台”，1910年6月奠基， 1912年1月落成。现存主要建筑就是这座城堡式七层石砌办公大楼。楼的主体全部用花岗岩石砌结构，带有浓厚的欧洲中世纪城堡风格。可以说，这样一种整体以石砌覆盖全楼的做法，是由欧洲新艺术运动推动，直接由拉查鲁维茨引发的自然主义和原始主义美学冲动的一次大爆发，它与上述其他建筑的不同在于：其他建筑在原始主义和自然主义方面、在抒发奔放无羁的美学激情方面都采取了比拉查鲁维茨还要谨慎和收敛的形式，唯有保尔·弗里德里希·里希特的表现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2. 1915—1945年

该阶段，虽然日本人取代了德国人在青岛的管辖权，但是，青岛建筑和城市风格的走势却依然按照它固有的轨道持续地运行着。我们可以看到，从1919年修建的青岛普济医院开始，之后所修建的建筑，如1921年修建的青岛日本中学校、1923年修建的浸信会礼拜堂（济宁路31号）、1930年修建的青岛观象台圆顶室、1931年修建的两湖会馆、1932年修建的花石楼、1945年修建的青岛美国酒吧（US Bar），所有这些建筑，就美学风格而言，全部都处在总督官邸的统领之下，虽然偶有例外，但是并不影响青岛城市建筑表现出来的这一条处在主宰地位的明晰的审美风格主线。

日本建筑师三上贞设计的青岛日本中学校（即六二楼），依然沿袭了德国古典式的建筑平面，呈中轴对称式布局，表现出“和洋折中”的风格：红坡屋顶、山墙、塔楼、装饰性的金属塔顶等，尤其是粗犷的毛石的运用，显然是受到德国总督府的影响。但处理手法有所变异：建筑入口处的山花被夸张成大片的墙面，在立面上脱离坡顶形式，用以强化入口。圆拱形的入口底部有短柱支撑，与山花弧形的外观及所用的装饰元素相一致。建筑的几个山墙面虽然用了相同的构成元素，如当地材料蘑菇石的拼贴、矩形长窗的排列、涡卷纹样的装饰，但仍同中求异，达成协调并且彰显个性。

四、 总 结

综上所述： 在青岛德统时期一直活跃在建筑设计和管理第一线的建筑师拉查鲁维茨，通过其设計代表作青岛德国总督官邸，创造出了一种东西融通、雅俗兼备、原始而又现代、奔放而又理性，并且带有浓厚的乡土特色的美学风格。这种通过博采约取、混纺出新而创造出来的独特的风格，主导和规定了青岛近现代建筑的美学基调。这一结果，或许有些偶然，或许也包含着某种必然。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在我们日益为城市的同质化而苦恼、焦虑的今天，拉查鲁维茨的青岛总督府官邸设计及其对青岛近现代建筑风格形成的影响，都可以作为一个绝佳的案例，为我们未来的建筑和城市设计提供重要的参照。

作者：万书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