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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公开论文范文
政府信息公开视野下我国“档案公开”理论研究现状评析
摘 要：档案公开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的重要份额和地位，决定了档案学相关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当下政务公开具有重要意义。对2007年后CNKI档案学核心期刊“档案公开”主题文章的统计分析表明：一方面国内学术界对档案公开的关注日渐重视，涌现出不少优秀研究成果，在促进档案公开理论完善同时，提升了档案从业人员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认知度;另一方面，当前研究存在对某些基础理论研究较少且不够深入等问题。需要以档案公开为契机，创新研究思路和方法，增强档案公开与政府信息公开研究的继承性、衔接性，提升档案学相关研究在推进政务公开和阳光政府建设[1]中的作为。
关键词：档案公开;档案开放;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度原则
共和国档案公开的最早依据文本是1980年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发布的《关于开放历史档案的几点意见》，而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称《档案法》)，以及1990年国家档案局发布、199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以下称《档案法实施办法》)则是对“档案公开”予以法律形式的确认。2007年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信息公开条例》)后，在档案管理领域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法律文本，即《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和《信息公开条例》。信息公开原则与传统的档案保密理念存在张力，加之这三部法律法规还存在着法律位阶的冲突和协调问题，而《信息公开条例》又将档案公开的救济问题纳入到行政诉讼的范围等，这些都为传统的档案学研究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并成为档案学和行政法学共同的研究热点。鉴于档案公开在政府信息公开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档案学理论和实务研究部门更了解档案管理的现实情况，其研究对政府信息公开更具有实践意义，故笔者对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2007年至2015年档案学核心期刊有关文献进行检索分析，梳理出当前档案公开研究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态势，研判该项研究的演化及其对实践的可能影响，以期推动我国档案公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 研究样本、指标和理路
1.1 研究样本。笔者选取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档案学8种核心期刊(即《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中国档案》《浙江档案》《档案与建设》《档案管理》《山西档案》《北京档案》)作为数据来源，于2016年3月30日，以“题名=档案 and 题名=公开 or 题名=开放”进行检索，起始时间为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信息公开工作条例》的2007年1月，截止时间为2015年12月这一最近的完整年度，共检得论文237篇。经过甄别、整理和无关信息筛选(删除活动纪实、时讯要闻、人物专访、领导讲话、工作评论等非学术性文章)，最终获得研究样本175篇。因“档案开放”属于《档案法》法条中的表述，且与“档案公开”的内涵基本一致，故在选取分析对象时，将关键词“档案开放”同时作为研究考察对象。
1.2 研究指标。本文以三类研究指标作为分析对象： (1)研究样本基本情况指标。通过分析样本年度容量、主题分布、基金资助等指标，了解样本的基本情况。(2)研究主体特质指标。通过发文机构分布，发文地区分布、发文作者情况及研究层次分析，研判研究主体的研究能力和论文学术价值。(3)研究样本影响力指标。通过分析文章被下载和引用情况等指标，初步判断样本的学术影响情况。
1.3 研究理路。本文的逻辑展开围绕纵横浅深四条主线。(1)纵主线。主要关照样本在纵向时间轴内的分布，审视相关议题的理论研究热度，研究热度与时政热点的时间紧密契合度、理论研究的发展路径，进而把握档案公开研究的未来发展变迁范式。[2] (2)横主线。主要关照样本横向空间轴内的分布，即不同地域不同研究机构的样本容量，进而研判当下档案公开研究状况的空间分布。(3)浅主线。主要关照研究主体的主题关注点、发文情况、研究层次等指标，进而判断研究群体的整体情况。(4)深主线。主要关照研究样本的影响力指标，即样本被引用和被下载情况，初步判断样本受关注程度和文献影响力。在描述样本基本情况基础上，还研究某些变量间的关联，并探讨提高研究水平和成果质量的对策建议等。
2 样本基本情况指标
2.1 发文年度分布。据统计，2009年相关研究发文31篇为最多，占发文总量的17.7%;2012、2014两年发文量都是14篇为最少，占总发文量的8.0%。其中，2007、2008、2009、2013等四个年度，超过年度发文平均值(平均值=总篇数/年度数)。
如图1所示，相关研究在年度分布上呈明显波动，自2007年曲折上升，到2009年达到峰值。这一演变曲线表明，《信息公开条例》在2007年1月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后，引发档案学界强烈关注度，有关研究发文明显增多，随着2008年5月《信息公开条例》全面施行，到2009年这一研究达到顶峰。此后，有关研究发文逐步回落，其关注度趋于稳定，除2013年超过年度发文平均值外，其他年度发文一直稳定在15篇左右。
2.2 研究主题分布。由于研究者思路、方法或学科背景的不同，样本文献的研究主题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具体统计如下：
从具体内容上看，样本可分为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档案开放责任机制、电子档案开放利用、开放档案价值实现等24类主题(见表1)。其中，直接以“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为标题的，占样本总量的25.14%。可见2007年颁布的《信息公开条例》对档案学研究的显著影响。其次是“专项档案开放研究”、“档案开放制度建设”和“中外档案信息公开制度比较”三类主题，均占到样本容量的10%左右。有两类主题：“隐私权保护”和“公民权利与档案公开”，与法学研究联系密切。其中，“公民权利与档案公开”因法学专业理论性较强，研究成果较少。
2.3项目基金资助。基金资助情况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研究背景和科研层次。据统计，获得各级各类基金资助的论文共38篇(受多项资助者以最高基金项目计算)，占总发文量的21.71%。其中，厅局级及以上基金项目有32篇，占基金资助总数的84.21%。
从图2可以看出，获“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资助的项目达14篇，占基金资助总数的36.84%;“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资助7篇，占基金资助总数的18.42%。以上两者占总资助数的55.26%，可见相关研究资助高度集中在省部级以上层面。
3 研究主体特质指标
3.1 发文机构指标分析。按发文机构类型划分，档案公开研究发文机构达92个(以论文第一作者所在单位计算)。由于我国档案部门普遍采取“局馆合署”的模式，需同时履行档案事业行政管理和档案保管利用两种职能，故以下“国家档案机构”专指仅承担某类档案保管利用职能的专门档案机构，“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是指未赋予档案行政管理职能的其他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同时，从所在组织是否需承担档案保管利用职能的角度，将高校有关研究者划分成“高校学术机构”和“高校档案机构”两类群体。
对发文机构作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第一作者单位中发文最多的为13篇，最少的仅1篇。以下是发文量在两篇及以上机构的统计结果：
如表2所示，中山大学(13篇，7.43%)、北京市档案局(馆)(9篇，5.14%)、中国人民大学(9篇，5.14%)位居发文量前三位，是相关研究的高产机构;其后的吉林大学、苏州大学等24家机构发文79篇，占发文总量的45.14%。以上27家机构占整个发文量的62.86%，其他机构占第一作者单位总数的70.65%，发文却仅占37.14%，可见研究机构上呈现较强的成果集聚效应，综合性高校是档案公开研究档案研究当仁不让的主力军。
3.2 发文地区指标分析。文献样本如按第一作者单位所属地区划分，有关论文发文单位覆盖了23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占中国内地一级行政区划数的74.19%。具体结果如下：
如图4所示，档案公开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地区不平衡性：北京(44篇，25.14%)、江苏(30篇，17.14%)和广东(15篇，8.57%)不仅位居国内有关论文数量的前三名，而且这三个地区共计发文89篇(50.86%)，超过其他20个地区发文的总和，可见北京、江苏和广东处于相关研究领域的突出地位。
如按照传统七大地理分区来分类，从图5可以看出，上述地区不均衡性将会更加突出。华东、华北两个地区在核心期刊发文所占的比重高达69.71%，其中大部分省份(直辖市)不仅是政治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而且属于传统的科教文化大省;西南、西北两地区11个省份所占比重仅为2.86%，如此巨大的差距突显了学术研究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关联性。
3.3 发文作者指标分析。据统计，档案公开研究论文共有作者133人(以第一作者计算)，其中发文两篇及以上论文者有24人，占作者总人数的18.05%，共计发文66篇，占总发文量的37.71%。
如图6所示，李扬新和张江珊均以7篇的论文数位居发文量的第一阵营，陈永生、赵力华则以4篇位列发文量的第二阵营。进一步梳理相关数据，发现他们除发文数较多外，还有共同点就是都来自高校学术机构，都属于北京、广东、江苏地区。由此可见机构、地区和发文量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4 研究样本影响力指标
为准确测度档案公开研究的学术影响情况，本文主要从样本的文献下载频次、被引频次等指标进行分析。
4.1 论文下载情况。论文下载情况是文献受关注程度的最直接体现。为客观反映有关情况，本文对文献年均下载频次(年度下载总数/年度文献数量)进行量化分析，其统计结果如下：
如图7所示，文献年均下载频次存在较大波动，2007年为最高点，年均下载频次为404.54;到2009年有明显回升，年均下载频次达到332.77，这正好与文献年度分布峰值的出现相一致(见图1);其后，除2011、2012两个年度维持在相对平稳的态势外，其他年度的年均下载频次都逐渐回落。从整体时段来看，年均下载频次在时间轴线上呈缓慢下降趋势，这一方面印证了文献学术半衰期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档案研究者阅读习惯与偏好的独有特性。
4.2 论文被引情况。毫无疑问，体现档案公开研究类论文学术影响力的核心指标在于其被引频次。本文对样本的年均被引频次(年度被引总数/年度文献数量)进行了如下分析：
从图8可以看出，样本的年均被引频次在时间轴线上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这充分说明高影响力文献的形成需要时间的积淀和检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年龄效应”(即文献的被引频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当然，由于文献学术半衰期的存在，并非时间越早的文献其被引频次就越高。
5 结语
综上所述，研究者对档案公开问题高度关注，相关研究促进了档案公开理论的成熟和完善。具体而言：(1)档案界以极大的兴趣和篇幅关注了档案公开与政府信息公开关系，一定程度上厘清了档案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的若干区别及关联，提升了档案从业人员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认知度。(2)档案公开有关实证式分析和案例性研究占到了一定比例，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如注重基础业务性研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服务于档案资源利用实践。(3)相当一部分研究者都从法律层面对档案公开现象的实质进行了尝试探究，显著提升了档案学研究的层级及学术高度。
当然，当前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1)普遍存在重复研究反复论述的问题，对相关领域的其他问题关注和用力不够。(2)某些基础理论研究较少且不够深入，或完全未涉及。如政府信息和档案的界定和区分;再如《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与《信息公开条例》的若干易产生冲突的模糊地带;又如《宪法》四十一条规定的“人民行使监督权”与档案管理部门职能关系的法理含义。(3)对西方法治国家档案公开的实践研究还停留在较浅的层面等。
对我国档案管理带来深远影响的《信息公开条例》，其制定是基于中国加入WTO后所承担的修改国内法以满足WTO透明度条款的义务，而“政府信息的最终命运是档案” [3]，档案公开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的重要份额和地位，决定了档案界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当下中国法治和阳光政府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建立阳光政府，保障公民获取信息的权利已是当下全球法治国家之共识。但凡政府，即便是在民主法治先行国家，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无不经历了抵触、质疑再到适应的过程。其中，民众的呼声、执政者的强力推行以及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推动功不可没。[4] 同时，国际开放政府的大背景、国内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对档案馆职能提出了更高要求。[5]档案公开既是一个档案学问题，也是一个法学问题。因此，实现档案学和法学相关研究的互融互通，对于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及档案公开问题的探讨，无疑可以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启发理路。
参考文献：
[1]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J].2016(2)：240
[2]江国华.实质合宪论：中国宪法三十年演化路径的检视.中国法学. [J].2013(4)：185
[3]刘飞宇.从档案公开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完——以行政公开第一案为契机.法学评论. [J].2005(3)：89
[4]Jennifer Shkabatur. Transparency With(out) Accountability： Open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J].Yale Law & Policy Review， Vol. 31， No. 1 (Fall 2012)， pp. 82
[5]喻玲.开放政府背景下的档案开放.档案与建设. [J].2016(5)：14
(作者单位：涂罡，武汉大学法学院;徐胜，湖北工业大学档案馆 来稿日期：2016-06-30)
作者：涂罡 徐胜
第二篇：浅析过程性政府信息的公开与不公开
摘 要：过程性政府信息作为政府信息的一个子集，遵循着信息公开的原则。但是过程性信息有其特殊性，在遵循统一公开原則的前提下，对于部分信息各有操作。过程性政府信息部分应该依法公开，部分则不应公开。意见类的信息，不成熟的主体行为信息依法不应公开。事实类的信息，政府行政行为结束后的过程信息应当公开。过程性政府信息公开与否的问题体现了一定的行政比例原则，体现了行政机关对于信息公开问题的衡量。以行政比例原则为视角对过程性政府信息公开进行思考，能够厘清和公开抑或是不公开的原因。
关键词：过程性;政府信息;公开;比例原则
过程性信息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较早，但统一的概念则是在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文件中出现。即“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以及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一般不属于应公开的信息”。这是过程性信息第一次正式被提及。简言之，过程性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对行政管理过程进行讨论、研究，或者审查过程中出现的信息。
一、过程性信息公开原则和行政比例原则的关联性
过程性政府信息作为政府信息的下位子集，它具备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共性特点，也具备了己身的个性特点。过程性政府信息有以下几个特点：
(1)首先，它属于政府信息。政府信息是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主动制作的或者从别处获取的，以一定形式予以保存和记录的信息。过程性信息之所以是政府信息，是因为它要么是行政机关制作的，要么是行政机关获取的，尽管这些信息相对于其他政府信息尚不成熟，且在酝酿中。
(2)以行政行为的形成为依托。过程性政府信息的印记就是过程性，因为此类信息的形成必须从行政行为的形成过程来分析。一个行政行为从开始到最终的作出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一个明显的目的—即行政行为最终成型。正是这个促使行政行为完成的目的为过程性政府信息的形成提供了动力，行政行为成为过程性政府信息形成的依托。
(3)过程性、阶段性是其显要特征。过程性信息区别与其他信息的独有特征就是它的过程性和阶段性，主要包含：一是在行政行为逐渐形成过程中行为的状态，比如待审核的文件，审批过程中的材料等;另外一种服务于主体行为形成过程中的信息，它以服务于行为的形成为目的，是行政行为形成的帮手，比如，为了对某项行政事项进行审批，相关部门给出审批意见。
过程性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它之所以公开和不公开的理由主要出于对国家利益的宏观考量和行政管理目的能否实现。它的背后暗含着行政法的基本性原则—行政比例原则。行政比例原则以行政权的行使要与法有据为前提，另一方面还要求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是进行利益衡量，必须选择对相对人侵害最小的方式进行。过程性政府信息的公开的部分是在充分进行利益衡量后的抉择，被依法予以公开的信息一定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息息相关，同时又旨在完成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目标-即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过程性政府信息依法不应该公开的部分，除了因为信息本身不成熟，无法给相对人提供可靠的信息，更重要的原因是不能落实现行政管理目标。行政比例原则和过程性政府信息公开与否不是片面和割裂的关系，二者有着必然的关联性，分析过程性信息的公开与不公开，背后往往有着对行政比例原则的考虑。
二、过程性政府信息公开与不公开的范围—以行政比例原则为分析工具
1.过程性政府信息不应当公开的范围
(1)未成熟的主体行为不应公开。尚不成熟、酝酿过程中的主体行为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尝试从反面思考：这样的信息如果被公开是否会引发猜想，是否会误导公众，是否三人成虎最终形成谣言，更有甚之会导致社会管理秩序的混乱，影响社会健康和稳定。比如事关加大群众性福利的某项政策，如果不最终确定就随便公开，会引发群众性的猜想，如果群众对这样的信息产生反对的声音，一定程度上会引发混乱。
不成熟的主体行为不应被公开和行政适当性原则关系密切。适当性原则是指所采取的措施必须能够实现或者至少有助于行政目的的达成。不成熟的主体行为一旦被公开，不仅会引发各种猜想和怀疑，对行政管理目的的实现和达成更多的是产生各种负面影响。
(2)意见信息不应公开。意见信息是指在过程性信息形成过程中相关部门、个人提出的观点和意见。意见性信息之所以不被公开是因为其容易受到坦诚性的影响。有些意见和观点也许不是客观公正的看法，它们往往带有主观上的偏袒。更有一些意见和观点是为了拉拢人心，逢迎讨好，获取部门利益而提出来的，这样的信息会对正确决策产生严重的影响。
行政必要性原则兼具最少侵害、最为温和、不可替代性，是指在达成法律目的的各种方法上选择一种对行政相对人侵害更小的方式。意见之声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是那种排除不了主观不善的意见，就会违背必要性原则，这样的意见一旦被采用会使得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不能得到保障。
2.过程性政府信息应当公开的范围
(1)事实信息应当公开。事实信息处于行政行为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但是它是成熟、经得起推敲的。事实信息通常而言是行为主体依据客观成熟的事实依据作出的信息。这样的信息被公开后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应当被公开。
(2)行政行为过程结束后的信息应当公开。行政行为过程结束后意味着要么这个行政行为完美地被孕育出来，要么行政行为胎死腹中。对于被完美孕育的行政行为，此时它历经的整个过程已经臻于完善，所以应当被公开。对于胎死腹中的行政行为，也要公布它的过程，探究为何它没有成为一个完美的行政行为，为以后解决类型问题提供指导。
行政适当性原则和行政必要性原组成了行政比例原则。适当性原则是目的，必要性原则是实现目的手段，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行政比例原则。法律目的和手段是衡量一个行政行为合乎目的的标准。因此，应当被公开的行政行为，既合乎目的又合乎手段。
三、结语
政府信息公开一直以来都是公民倍加关心的问题，它体现了公民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也体现了政府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目的。过程性政府信息公开与否作为其中一个子类问题也应当被重视，和行政比例原则相结合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去理解为何公开为何不公开。
作者简介：
张启帆(1995～ )，女，汉族，河南新郑人，西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作者：张启帆
第三篇：乡镇政务公开与村务公开有效衔接的公共价值研究
【摘要】政务公开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有效形式，是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而乡镇政务公开与村务公开的有效衔接既完善了基层民主政治，也加强了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体现了强烈的公共价值。深入研究乡镇政务公开与村务公开的公共价值对进一步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促进村民自治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乡镇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公共价值
实现村务公开是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巩固基层政权、维护农村稳定的客观要求，村务公开强调的是村民自治;乡镇政务公开强调的是基层政府职能实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二者的有效衔接要求各级政务公开工作既要相互链接，又要有各自的分工，保证资源有效组合;良性互动则要求处理好自下而上的渠道畅通，以村民为纽带促进政务公开的良好运行。通过对四川省乡镇与村务公开的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公众认为政务公开主要有如下的具体作用：有利于防止腐败(73.4%)、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73%)、有利于保障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和知情权(73%)、为企业和公众办事提供便利(64%)等。这也说明了政务公开的公共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了村民自治的发展。
一、乡镇政务公开与村务公开的有效衔接体现
(一)乡镇政务公开与村务公开的制度衔接
99%的被调查者认为所在单位建立了政务公开制度，其中62%的被调查者认为制度较为完善，只有1%的人认为自己单位没有制定政务公开制度，说明基层政府在政务公开制度建设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乡镇政府基本上都制定了政务公开相关制度。其政务公开目录，并实行两年更新一次，确保政务公开有规可依，也保证政务公开的内容与政治、经济生活的发展相一致，做到与时俱进。
而大多数村委会也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如《××村村务公开制度》、《农村集体财务管理制度》、《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办法》等，保证了乡镇政务公开与村务公开在制度上的衔接。
(二)乡镇政务公开与村务公开的内容衔接
政务公开的内容是否全面往往是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政务公开工作的成效就和公开的内容息息相关。在政务公开工作开展较好的地区，乡镇和村都有政务公开的目录指南，定期(一至二年)更换一次，并且考虑了乡镇和村各自的特点，公开的内容各有侧重点，相互又有联系。
资料显示，年度工作目标、债权债务情况、税费的收管用情况、计划生育、土地补偿、宅基地审批情况、救灾救济情况、低保对象、低保金和五保户养老金发放情况等在乡镇和村两级都需要公开相关信息，当然目录相同并不意味公开的详细信息完全一致，在乡镇一级公开的主要是政策和总量，村级公开的则是具体到户、到人的数据。而其他的政务信息则根据各自的职能不同实行有差别的公开，如“执收、执罚部门的收费、罚款标准和文件依据”、“工程项目招标及社会公益事业建设情况”、“上级政府或职能部门下拨的专项经费及使用情况”等在乡镇一级进行公开，主要体现乡镇政府的职能;如“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及管理使用情况”、“村、组财务收支情况”、“耕地、非耕地的承包使用、调整、审批方案”则在村一级进行公开，体现村务透明化。这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乡镇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在内容上实现了有效衔接。
(三)乡镇政务公开与村务公开的渠道衔接
反馈渠道的畅通是衡量乡镇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是否存在有效衔接的重要标准。据调查有88%的部门工作人员认为只要公众需要，都有明确的渠道可以申请获得所在单位的政务信息。有的部门还公开承诺：“申请人在上班时间一来就能找到人，备齐申请资料就能办事，承诺期满就能领到证件，一有投诉就会给你答复”。这种承诺虽然给工作人员和行政许可有关部门以无形的压力，但是这种无形的监督力量强化了公务员的自律意识，也节约了专门监督机关的行政成本。群众也可以通过畅通的渠道就自己感兴趣的政务信息进行主动查询，这比被动接受政府的公开信息更加有价值。这表明，基层政府部门在政务公开的反馈渠道建设上投入不小力量，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这种反馈渠道的建立保证了公众在政务公开工作中的参与性，加强了政府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对于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推动服务型政府职能的转变
乡镇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强化了公众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制约，对预防和治理腐败起到了积极效果。同时，政务公开也促进乡镇干部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树立服务公众的意识，对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政务公开工作在政府推进自身建设，实现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建立完善的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能够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乡镇政务公开与村务公开规范了基层政府的职责和权限，规范了行政行为，全面推进了依法行政，要求基层政府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开展活动。也加强了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改进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方式。
从调研数据的分析中，我们发现97%的被调查者在回答“政务公开对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作用”这一问题时，都给出了肯定的评价。只有3%的人认为政务公开对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作用不大。可以看出，政务公开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这一问题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能够从源头预防腐败
腐败是权力和贪欲结合的产物，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过去，一些政府官员受到公众的监督和约束太少，是“牛栏里关猫，进出自由”。推进政务公开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措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创新政府管理的重要抓手。
政务公开增强了政府工作透明度，促进了党风廉正建设。通过公开办事，各级政府的工作由“暗箱操作”改为“阳光工程”，使施政行为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從而有效地防止了权钱交易、权情交易、权权交易、办事不公、欺骗上级和愚弄民众等问题的发生。提高了工作透明度，规范了行政行为，方便了企业和公众办事，促进办事效率的提高。同时，充分发挥了各级监督主体的作用，实现了监督关口前移，提高了监督的整体效果，从源头防治了腐败现象的发生。
调研数据说明73%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务公开这一措施能够防止腐败，因而，政务公开能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已得到广大乡镇干部、广大公众的赞同和认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政务公开工作已经成为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三)能够带来科学的决策
在整个社会信息资源中，政府信息蕴含着无法估量的价值。对国家和政府而言，充分利用信息资源，有利加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公众而言，政府掌握的信息中有许多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事项。公民对政府的监督及其有效性，依赖于政府信息的公开程度，而政府信息的公开程度，也反映着政府接受公民监督的主动程度，进而促进政府决策的开放性、民主性、科学性。
在这次调研中，我们发现政务公开对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积极作用。通过乡镇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有效的规范了行政审批权、执法权，规范了乡镇政府机关的权力运行，提高了工作效率，保障了工作顺利展开。不公正、不公平现象逐渐减少，非生产性开支大幅度降低，提高了工作效率，受到了公众的普遍欢迎。政务公开增强了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政府行政决策事项依法予以公告，政府重大活动和结果及时向社会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这进一步推进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促使政府做到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三、促进了村民自治的发展
乡镇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加强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促进了乡镇机关依法行政，这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环节。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得到加强，保证了农民公众在党的领导下行使民主权利，广泛参与到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活动中，最终起到促进村民自治进程的作用。
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不仅包括乡镇政权的建设，还包括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实行村民自治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在政治社会领域进行的一场重大变革，深得农民的支持与肯定。乡镇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的推进进一步加速了村民自治的发展，使农民获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改善了农村治理状况，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人权建设。
(一)民主意识加强，公共责任意识增强
通过搞好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和财务公开，让依法办事和依法行政的理念深入人心，农村逐步建立起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机制，农民逐步培养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意识。
对“政府在做与公众重大利益相关的决策时，是否征求公众意见”这一数据的统计，我们发现70%的被调查居民认为政府征求了公众意见，有25%的居民对这一项不清楚，只有5%的居民认为政府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公众的主人翁意识进一步增强，有更强的参政议政的意识。
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农民意识到政务和村务的公开是政府对他们的充分尊重和信任，调动了他们积极参与的热情，他们也认识到只有实施村民自治、民主管理，才能建设起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推进基层民主建设
调查显示，基层民主建设进程的快慢与村务公开的完备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村务公开工作较好的地方村民参与民主管理积极性更高。大多数村民认为村务公开有助于让村民了解村里的情况、有利于防止村干部贪污、有助于村民参与村务。对比村务公开与民主管理前后的变化时村民纷纷表示村里管理更加民主。
在村务公开与民主管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諸如村民代表大会、民主理财、财务审计以及村干部离任审计等制度，建立了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这些制度规范的施行，为村民有序地参与村庄事务，合法而理性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提供了制度保障。随着有关村级选举的法规不断完善，各地民主选举的方式和方法不断规范，各地在选举中也创造了不少新的形式，如“海选”、“公推公选”，使得村民委员会选举的竞争性和民主性明显增强。
“一事一议”已经成了各村所采用的重大事项决策的主要公开方式，如修沟渠、修路等公益行政事业要所有社员参会，80%以上通过方可执行。具体的修建方式也需要村民代表大会共同决定，充分体现村务公开与村民自治的有效结合。
(三) 推进人权建设
除此之外，政务公开还推进了我国人权建设，对于树立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良好形象，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重要的宪法原则，村民自治是还权于民，赋予农民直接管理基层公共事务权利的制度模式。
调研中关于投诉渠道的统计表明，大多数的村民能够找到投诉的渠道，只有10%的认为没有办法投诉，而且有56%的人认为政府会对投诉给予及时的反馈。这反应了农村人权建设的进步。人权的保障坚定了农民群众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从人权与外交的角度看，实行乡镇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促进了村民自治的进程，而村民自治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赢得了民心，增进了世界对我国的了解和支持。自1991年以来，国务院新闻办每次就中国的人权状况发表白皮书，都把村民自治的进展作为我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得到有效保障的重要标志。
乡镇政务和村务公开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对于正确处理乡镇政府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和当前农村的热点、难点问题，对于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对于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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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晓平,对乡镇人民政府政务公开的探讨[J].农村经济,1999(12).
本文受“四川省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办公室委托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刘帆(1978—)，男，西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袁蕴(1977—)，女，西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作者：刘 帆 袁 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