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消费论文范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保险消费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消费者教育对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建立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保险消费者教育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本文首先介绍了保险消费者教育的概念和我国的现状，之后阐述了加强保险消费者教育的必要性，最后对教育工作的具体实施提出了相关建议。

第一篇：保险消费论文范文

“保险消费者”概念辨析

摘要：

“保险消费者”概念问题的实质，即将《消保法》作为保险相对人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律依据之一。其理论基础为，外部性、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等《消保法》的立法缘由在保险领域中同样存在。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宜纳入保险消费者的范畴。主要目的可以作为区分保险消费者与投资者的标准。保险消费者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

关键词：保险消费者;保险法;消费者保护法;投资者;保险相对人

DF438.4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7.02.06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保法》)将保险等金融服务纳入调整范围后

《消保法》第28条：“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以及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信息。”这被认为是将保险领域纳入《消保法》调整范畴的法律依据。(参见：李适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8，122.)，媒体、学界甚至立法中越来越多地使用“保险消费者”这一称谓。然而，在“保险消费者”概念的存立基础未得以论证之前，所有的使用都无法称得上名正言顺。“保险消费者”称谓之争的实质，即保险相对人一方的权益是否应该且能够纳入《消保法》的范围进行保护。此外，保险消费者是否包含了法人和其他组织?它是否需要以及如何与投资者进行区分?保险消费者与保险领域的原有概念之间有何种对应关系?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保险消费者”称谓的合理性，而且是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具体制度建构的前提。因此，本文拟对上述问题做一辨析。

一、“保险消费者”称谓的质疑与释疑

目前涉及“保险消费者”称谓的论著中，赞成者多未加论证而直接使用

仅举一隅，如叶启洲.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之新发展[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15：212.，质疑者寥寥但理由较为一致

2016年8月5日，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保险消费者”作为关键词检索，得到811个结果(期刊论文229篇，博士论文2篇，硕士论文34篇，报纸会议论文546篇)，其中共发现3篇质疑“保险消费者”概念的专文。(参见：任以顺.“保险消费者”概念质疑——以“保险相对人”概念取代“保险消费者”的合理性[J].法学论坛，2015(6)：91-96;曹琦.论“保险消费者”概念的不合理性[J].时代金融，2012(3)：95-96;邢楠.对保险消费者概念的商榷——兼论保险相对人权益保护范式的选择[J].上海商学院学报，2012，13(1)：86-91.)：

(一)质疑者的理由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与《消保法》的立法宗旨不一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消保法》偏向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保险法》则是对保险合同双方给予平等的保护。《消保法》开宗明义，总则部分即点明其在立法宗旨上属于倾斜立法——立法者偏向于保护在谈判能力等方面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保险法》并不侧重于保护保险合同的任何一方。因为，保险相对人并非弱者。质疑者认为，首先，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在保险人和保险相对人中都存在。保险人对风险的评估，依赖于投保人对影响危险的因素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期间内，保险人还要依靠投保人及时履行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才能掌握保险标的的风险变化。保险相对人掌握着与危险有关的信息。这些信息关系到保险人对风险的评估，直接影响承保意愿与保费的多少[1]。所以，并非只有保险相对人在信息上处于弱者地位，保险人也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其次，专业投资人、法人等作为投保人时，在谈判能力上并不处于弱势，甚至较保险人更强。专业投资人积累了足够的财力和知识，而一些实力雄厚的法人拥有强大的投资团队，他们的谈判能力非一般消费者所能企及。这一部分人虽然属于保险相对人，但其相较于保险人的地位，并不能等同于消费者相对于经营者的地位。再者，实践中存在保险相对人利用保险诈骗的情况，这些保险相对人已经反客为主，使保险人陷于被动状态。如果过多地对保险相对人加以保护，无异于助纣为虐。综上，《保险法》的作用在于居中裁判，维护保险领域应有的交易秩序，以倾斜性保护为立法目的的《消保法》不适用于保险合同关系。

第二，现行《消保法》对“消费者”的定义，无法涵盖“保险消费者”。质疑者认为，按照《消保法》第2条的定义，“为生活消费需要”是构成“消费者”不可或缺的要件。从种、属概念的角度而言，论证保险相对人属于消费者，必须证明投保人购买保险是基于生活消费需要。但是，就保险金融服务来说，“投保人购买保险是出于生活需要”这一命题难以证成。一方面，保险产品购买者的身份并不纯粹。例如，注册为滴滴打车车主的个人，为其所有的机动车投保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这一行为的性质就值得探讨。另一方面，保险产品本身的功能也较为复杂。为了吸引潜在客户，保险产品不断推陈出新，产生了万能险、分红险等险种。这些保险产品不再局限于传统保险分散风險的功能，获得投资收益成为其主要追求目标。不同于储蓄性的保险，这类保险往往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属性，其实质是将保险费中的一部分作为投资资产，开设独立账户，委托专业投资人进行投资，由保险相对人一方自负盈亏[2]。这种带有明显投资属性的投保行为，不属于生活消费。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投保人购买保险产品是出于生活需要的观点并不成立。此外，保险相对人是与保险人对应的概念，是指保险人一方之外的所有与保险合同有关的人，除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以外，还包括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继承人。保险相对人的范围较保险消费者更为宽泛，无法简单地用“消费者”涵盖。

第三，《保险法》与《消保法》的具体条款不兼容。保险相对人基于《保险法》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不能推及所有的消费者;《消保法》规定的消费者的权利，也无法完全在保险消费者上得到适用。例如，依照《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投保人有如实告知义务。将此项义务推及所有的消费者，意味着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需要说明个人的相关情况。如实告知义务是保险人评估风险的基础，直接影响着保险人的承保意愿和保费高低。但是，一般商品或服务本身与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无涉，将如实告知义务强加给消费者，既无必要还可能侵犯隐私权。再比如，《消保法》第七条规定，消费者在使用商品或服务时，有人身和财产不受侵害的权利。保险属于金融服务，不直接作用于人的身体。相反，从功能上讲，保险能够分散人身、财产的风险，不存在侵害保险相对人人身、财产安全的问题。《消保法》的这一规定如果适用于保险领域，无疑是画蛇添足。凡此《保险法》与《消保法》格格不入之处，不一一列明。

第四，将保险相对人纳入《消保法》的调整范围，将引起法律适用上的混乱。保险相对人的权利可以且应该通过《保险法》得到保护。

对于两者重合的部分，单独适用《保险法》已经足够，并不需要借助《消保法》。针对格式合同中投保人的弱势地位，《保险法》第十七条对保险人课以提示说明义务，弥补了投保人因缺乏保险专业知识而存在的劣势;《保险法》第三十条的不利解释规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投保人谈判能力弱的状况。保险法的现有框架中，已顾及了保险相对人的权益，再适用《消保法》，有叠床架屋之嫌。

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的特色制度，适用于保险领域时会出现排异及连锁反应。强行将《消保法》嫁接于保险领域，将产生“橘生淮北则为枳”的苦果。以“惩罚性赔偿”为代表的《消保法》的特色制度，其立法本意是打击假冒伪劣产品，鼓励消费者行使自身权利，对经营者进行监督。而保险合同本身经过保监会审查，不会出现假冒伪劣产品。相反地，如果将“惩罚性赔偿”适用于保险领域，会引发道德风险。保险欺诈的情况已经存在，如果再以三倍赔偿刺激，更加会诱使利欲熏心者铤而走险。此外，如果对保险公司的销售误导行为采取“惩罚性赔偿”，还可能会导致保险成本畸高，保险公司将面临灭顶之灾。

对于保险法暂时没有规定的部分，可以通过完善保险法本身来实现保险相对人的保护

这是笔者与部分保险法学者探讨该主题时，绝大多数人的观点。而从任以顺、邢楠、曹琦等学者的质疑来看，认为《消保法》不适用于保险领域的实质，即保险相对人权益的保护问题，应该在保险法制度框架中寻求解决之道。。保险领域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规范体系，保险领域的纠纷应当适用《保险法》来解决。以《消保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无理由退换货”制度为例，保险领域有与之类似的“冷静期”制度。而网购保险、保险相对人信息保护等方面，可以在保险法立法中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险相对人权益的保护问题，应该在保险法制度框架中寻求解决之道，不应该破坏法律的相对独立性。

(二)笔者的释疑

笔者认为，以上质疑都难以成立：

第一，《消保法》与《保险法》的立法宗旨并不冲突。《消保法》是将所有领域中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部分进行提炼，作出总括性的规定，是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基本法律[3]。其立法宗旨及于这些领域中有关消费者保护的部分，但并不波及该领域的其他部分。《消保法》倾斜立法的目标，并不影响《保险法》居中裁判的立法宗旨;《保险法》对保险合同双方提供平等的保护，也不妨碍《消保法》对保险消费者进行集中保护，二者各司其职。以上观点的典型例证就是，作为追求平等保护、意思自治杰出代表的买卖合同关系，反而是《消保法》的重要调整范畴。典型的消费者

未包括商品的使用人、服务的接受人等，仅指商品或服务的直接购买者。往往是买卖合同中的买受人、承揽合同中的定作人等等，并不单纯地仅具有消费者的身份或只受《消保法》的调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单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其所谓的消费者保护法，不过是对散见于各个部门法中规范消费者权益的各种特别法规的抽象称呼而已，其范围也是开放性(open-ended)的[5]。我国的《消保法》抽取了各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公共部分，提炼出一般规则，其适用依然要回到各个具体的领域中。如买卖合同关系、承揽合同关系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等。在保险领域中，即体现为保险合同关系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同时，这些领域还要受到其他法律的调整。并不存在只受《消保法》调整，而完全排斥其他法律适用的特殊领域。如果局限于两部法律对立法宗旨的文字表述，整部《消保法》将无适用的余地。

第二，《消保法》第二条中“为生活消费需要”的限定，无法将保险“完全”排除在外。“生活消费需要”是为了区别于“生产经营或者职业活动需要”[6]。如果投保人是為了个人或者家庭的终极消费需要购买保险，而不是为了分散生产经营或者是职业活动中的风险，就应该属于“生活消费”。以此作为判断标准，尽管选购投资型保险的人是否属于消费者，还值得商榷，但却无法将所有接受保险服务的行为，都排除在“生活需要”以外。因为，同消费奢侈品相比，以养老和孩子教育为目的而挑选的年金保险、为分散疾病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而购买的医疗费用保险等，似乎与人们的生活更为贴近。更何况，为生活消费本身并不局限于“衣食住行”的生存型消费，还包括了发展型消费以及精神或休闲消费[7]。由此看来，保险相对人并非完全被冠以“为生活消费需要”之名的消费者概念所排斥。不过，这一点质疑对于细分保险相对人具有意义——并非所有的保险相对人都是消费者。在讨论保险消费者外延时，应该结合保险产品的类型，以及购买保险产品的目的，对保险相对人作进一步区分。而“保险相对人范围比消费者广”的质疑，也属于保险消费者外延的讨论范围，不能作为否定内涵的依据。这两个问题将在本文第三部分中探讨，此处不赘述。

第三，要求将保险相对人依《保险法》承担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推广至所有消费者，实属强人所难。如前文所述，《消保法》是将各领域中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部分抽象出来而形成的法律，并不波及这些领域的其他部分;同样的，这些领域的其他部分与《消保法》处于平行地位，并无包涵或竞合关系，自然不会影响《消保法》。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是基于保险合同关系而产生的权利义务，该义务的功能在于帮助保险人评估风险，决定是否承保以及保费高低，这与投保人“消费者”的身份无涉。退一步来说，保险消费者属于消费者中的特殊类型，即使《保险法》对保险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问题有特殊的规定，保险消费者基于《保险法》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不应该扩展至所有消费者。

《消保法》规定的消费者的权利义务，是否完全可以在保险消费者中得到适用，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毕竟，现实中的保险消费者先于《消保法》第二十九条存在，而《消保法》在立法之初，是以商品和普通服务为适用对象，在制度设计时并未考虑到保险等金融服务的特殊性。两者要想完全契合有相当的难度，可能会面临削足适履的困境。但是，保险消费者是否应该纳入《消保法》的调整范围，以及保险消费者如何受到《消保法》的调整，绝对是两个应该区分的问题!此处将其作为质疑保险领域应否受《消保法》调整的理由并不合适。再者，《消保法》的具体规定适用于保险服务时，与其适用于传统的有体物、提供普通劳务的服务相比存在一定的区别。但它与无体物、提供信息的服务等，在适用规则上具有类似性。如提供旅游信息查询服务的频道，属于《消保法》中的经营者，但旅游信息查询服务本身，并不会对消费者的人身造成损害。另需指出的是，质疑理由中提到的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的权利，在保险服务领域是可以适用的。保险人应保障消费者在保险公司内的人身安全，保险公司对于保费应该合理使用，并保障账户资金安全等等，这些都是保险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权利的体现。更为典型的例子是，平安保险公司对平安车险的被保险人提供免费的非事故道路救援服务

中国平安官方网站：http：//chexian.pingan.com/fuwu/service/emergency.shtml.。如果因平安保险公司故意或过失怠于提供服务，或者提供的服务造成保险消费者人身、财产损失的，当然受到《消保法》第七条的调整[8]。

第四，现有《保险法》对保险消费者的保护力度不够。在保险消费者保护这一主题上，尽管保险法和司法解释都做出了努力，但显然并不充分。面对远程电子终端保险销售、保险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等新问题，《保险法》因从未涉足而表现出的空白，显露出了立法的滞后性。而即使在保险法现有的调整范围中，保险人的提示说明义务依然是司法实务中问题的焦点。尽管相关法条一改再改，司法解释也努力为条文的漏洞打补丁，但实践中仍然存在裁判标准不一致的现象

有法院认为，投保人在相关文书上对保险人发行了符合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确认的相关文书，即应认定保险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参见“韩雪娥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09)甬慈商初字第3693号民事判决书》;有法院却认为被告提供的格式保单中该免责条款字体极小，不易阅读，即使有保险人已详细介绍保险条款内容的投保人声明，但相关文件内容繁多，也不能认定保险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参见“厦门华厦国药储运有限公司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杏林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2011)厦民终字第1546号民事判决书》。)。由此可见，单靠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显然离实现保险相对人保护的目标相去甚远。

《消保法》所起的作用是查漏补缺，并不是代替或减损《保险法》[9]。不断完善《保险法》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认为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只能在《保险法》中寻求解决之道，则过于狭隘。法律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内部的呼应与联系。人为地割裂《消保法》与《保险法》的联系，并非明智之举。在《保险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如果《消保法》能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为什么要囿于陳规不作尝试，而轻言否定呢?对于《保险法》虽已有规定，但问题层出不穷之处，为什么不考量对比《消保法》中对同一问题的规定，而听之任之呢?至于以惩罚性赔偿为代表的《消保法》的特色规则，对保险领域带来的影响，这属于《消保法》如何适用于保险领域的问题。出于主题的限制，本文暂不予探讨。

二、“保险消费者”概念的存立基础

推翻质疑的各项理由，并不代表“保险消费者”称谓的合理性即得以证成。存立基础的证成需要先破而后立。保险相对人能否称为“保险消费者”，这一问题的本质即保险相对人能否且应该纳入《消保法》的保障范围。下面从法律依据和理论基础两个方面加以论证。

(一)法律依据

2014年10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修改《消保法》的决议。新《消保法》虽然没有直接修改“消费者”的定义，但在新增加的第二十八条中明确使用了“金融服务的经营者”这一概念，同时点明了保险经营者(保险人)的一系列义务。这是新《消保法》能够适用于保险领域最为直接的法律依据。

为配合《消保法》的这次修法，2015年10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的《保险法》第三次修订的《征求意见稿》中，第一百四十七条直接使用了“保险消费者”一词，并结合《消保法》的内容，增订了人身保险中的犹豫期、保险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保护等条款。如果该稿获得通过，不仅是对《消保法》修法的呼应，而且能切实增强《消保法》在保险领域中的生命力，为保险相对人运用《消保法》保护自身权益，提供更为有力的法律依据。

域外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在保险领域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的作法并不鲜见。有专门的《消保法》的国家和地区中，并未对保险等金融服务加以特别排除。我国台湾地区于1994年通过了“消费者保护法”，其适用对象中包括商品和服务

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已于2015年6月17日修正，其适用对象参见该法第2条第一项，本条在修法中未作修改。。依台湾地区“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现为“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函释，“消费者保护法”对于适用对象的行业类别并没有限制

参见我国台湾地区“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委员会”(84)台消保法字第00351号函。。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只要有营业行为，不论其是否以营利为目的，都属于“消费者保护法”上的企业经营者。这一点得到了“行政院”于2003年公布的“消费者保护法施行细则”第二条的认可。根据这一标准，提供金融服务的经营者，属于“消费者保护法”调整的对象[10]。此外，我国台湾地区人寿保险商业同业公会在“保险业招揽广告自律规范”第二条中，直接规定了保险公司在销售商品过程中所发布的招揽广告，要遵守包括“消费者保护法”在内的相关“法令”。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业招揽广告自律规范”第2条：“保险业销售商品之招揽广告，应遵守公平交易法、消费者保护法、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及保险法等相关法令。”该规范已经于2013年9月23日由台湾地区“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金管保寿字第10202100420号函备案。这也是“消费者保护法”能够适用于保险领域一大例证。该观点在立法中得到承认后，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中也产生了一批典型案例。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1809号民事判決”、“‘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2493号民事判决”的判决理由中都认为，保险合同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第十一条对定型化契约规定的约束;依“消费者保护法”第五十一条，提起的要求保险人承担惩罚性赔偿的诉讼也不少

如“‘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58号民事判决”、“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103年度保险上字第9号民事判决”等。尽管这些判决中，法院最终没有支持上诉人对保险公司提起的惩罚性赔偿，但引发了理论界对该问题的探讨。(参见：张冠群.对保险人违反诚信行为惩罚性赔偿责任之课加——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103年度保险上字第9号民事判决评析[J].(台湾)法学杂志，2015(278)：15-28.)。理论界对于“消费者保护法”在保险中的适用这一问题，也有相应的研究跟进。在“消费者保护法”生效之初，出现了一批分析了该法在保险领域的适用问题的专文。近年来，也有学者就探讨了“消费者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在保险领域的适用问题。[11]而我国台湾地区的一些“消费者保护法”的教材中，甚至将金融保险业并入一般服务业中介绍[12]。由此可见，我国台湾地区的“消费者保护法”能够适用于保险领域。

除我国台湾地区外，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实践中，也能看到消费者保护法于保险合同中的运用。例如，仅适用于消费者的欧盟《不公平合同条款指令》(Directive 1993/13/EEC)

Council Directive 93/13/EEC of 5 April 1993 on Unfair terms in consumer contracts [1993]OJ L95/25.，在适用范围上包括了保险。类似的情形还存在于欧盟《远程销售指令》(Directive 2002/65/EC)当中。这些指令通过对消费者的保护，加强了对保单持有人(policyholder)的保护。而欧盟的部分成员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保护范围。例如，德国法中将基于商业目的而投保的保单持有人，也纳入了上述两个指令的保障范围[13]。在印度，保险服务明确被纳入了《消费者保护法》(Consumer Protection Act)的调整范围。保单持有人、受益人都属于消费者。在R.M.，L.I.C. v. B.S. Reddy案中，消费法庭明确指出，保险属于印度《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中的“服务”[14]。2010年，第十八届比较法国际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会上专门探讨了消保法与保险法的关系[15]。从收集到的美、英、德、法、澳、奥、日和挪威等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料来看，无论何种形态的消保法——统一立法或者分散立法，抑或在民法典中规定消费者保护条款的立法，都可以在保险领域中得到应用。尽管消费者保护法一开始的目的并不是针对保险领域，但消保法为保险消费者的保护赋予了新生命。消保法被认为是保险法的补充。它与保险法一道，为保险消费者提供了更为周全的保护[16]。

(二)理论基础

考察“保险消费者”的存立基础，应该回归规则背后的立法初衷。保险相对人应该被赋予消费者的身份，其根本原因是《消保法》的立法缘由在保险领域同样成立。

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是对消费者给予保护的先决条件[17]。按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建立的理论，在市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的指引下，每个理性的个体都会主动关注其自身的利益。社会的进步即源自每个个体对于自身利益的关注。并且，这种间接的提升比直接的追求来得更为有效[18]。维持这种良性状态的关键，在于保证消费者的独立自主性(consumer’s sovereignty)[19]。但是，当市场失灵时，消费者的自主性受到了损害。这不仅影响消费者个体，对于该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会造成阻碍。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证消费者在市场经济中能够独立自主地进行交易，为消费者提供相应的保护就变得十分必要[20]。法律，尤其是社会法，实质上是国家在市场失灵时，调控市场的重要手段。就《消保法》而言，即是市场中的经营者与消费者在进行交易活动时，“由于市场失灵而未达到最佳的运行状态”[21]，通过立法对消费者提供保护，以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这里的“市场失灵”具体指什么呢?通说认为其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外部性(externalities)

这里主要指负外部性。公共产品(public goods)被归入了正外部性，未单列，暂不予探讨。、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ies)[22]。

所谓外部性，是指个人行为对于他人的福利所造成的无补偿的影响。这里偏重于指代负外部性，即其影响为不利的结果或状态

[23]。按照科斯定理，外部效应可以通过私人协商的方式解决。但考虑到交易成本，这种解决途径往往并不奏效[24]。当协商无法发挥作用，而涉众又较多时，政府就应该加以干预[25]。市场经济中，经营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消费者产生较大的负外部性时，如果市场本身无法消化这种影响，借助《消保法》为消费者提供保护，是为良策。上述情况映射在保险领域同样成立。例如，保险公司为了追求交易的效率和自身利益，大量采用格式合同。格式合同由保险人单方提供，保险相对人无法参与到其制订过程中。保险合同的签订过程缺少普通合同的磋商机制，保险相对人一方只有买或不买的权利，这种负外部性无法通过私下解决。由此可见，保险人的经营行为对保险相对人带来的负外部性，与经营者对消费者造成的不利影响并无二致。在这种情况下，保险相对人同样需要《消保法》提供保护。

自然垄断也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之一。当经营者能以低于两个及以上经营者的成本，提供商品或服务时，自然垄断就产生了。在这种情形下，经营者能够控制市场上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从而影响消费者的选择权[26]。保险领域是自然垄断生长的沃土，这是保险的本质决定的。保险公司集合了因某种危险事故的发生而会遭受损失的人，组成危险共同体，依大数法则计算出纯保费，并依运行成本加收一定的附加保费。当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通过给付保险金对受损的个体提供救助，从而实现保险分散風险的功能。从理论上说，依大数法则对特定危险共同体计算出的纯保费是固定的，而人数越多，均摊至个人的运营成本就越低。所以，保险人规模扩大或者参保人数增加，都会推动自然垄断的形成。从实际情况来看，保险公司凭借其自身的资本和信息优势，的确控制着市场上保险产品的价格。保险相对人只有买或不买的权力，而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其选择权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甚至较普通消费者的影响程度更深。除了自然垄断外，保险领域更多地表现为“政府创造的垄断”。我国在金融行业中采取的是分业经营，除保险公司外，其他金融机构并不能直接提供保险服务。外国保险公司在从事寿险业务时，也受一定程度的限制。如此一来，保险领域的竞争就更小了。而竞争与价格、服务质量、多样化的服务紧密相连，缺乏竞争意味着相当程度的垄断。垄断则进一步影响着保险消费者的谈判能力和选择权。面对这样的劣势，为保险相对人提供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

信息不对称是市场失灵最为突出的表现。消费者做出正确理性决定的前提，就是掌握了足够且有效的信息[27]。保险领域的信息不对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价格方面的信息不对称。价格受到地域、供求等因素的影响，这为消费者精准地掌握全盘的价格带来了诸多不便。而保险交易相对日常交易频率更低，保险相对人除了难以掌握各保险人对同一保险服务的报价外，更无法像普通消费者那样，凭借日常交易的经验对价格进行预判。从保险人方面来说，纯保费、附加保险都可以精确计算。保险人还可以凭借自身的行业优势，直接控制保险服务的价格。价格上的信息不对称，在保险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

其次是专业知识上的信息不对称。保险产品所涉及的专业知识较为晦涩难懂，普通人即使通过讲解也未必能够完全明白，但这些保险术语又往往直接关系到保险消费者的权利与义务。而保险人在专业知识上有强大的专业团队做后盾，保险产品本身就是由其提供的，因而能够充分地掌握保险产品的各项属性，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做好足够的知识储备。

最后，保险人与保险消费者在信息的实际掌握情况上也不对称。如果说，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在保险人和保险消费者之间都存在，《保险法》中已经通过如实告知义务、提示说明义务、危险发生后的通知义务等等，促进了双方当事人共享信息，从而实现了信息掌握的平衡化;那么，这种在保险法立法之初存在的有效平衡，已被现今保险市场上信息实际掌握的不平衡所打破。保险人的风险评估依赖于投保人的如实告知，其所处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在保险产生之初比较明显;但是通过长期的实践，保险人已有了一套完备的操作体系：通过列举的方式将影响风险评估的因素制成询问表格。而一旦投保人未如实回答，后果十分严厉：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甚至不用退还保费。此外，保险人越来越多地运用电子信息共享机制，许多在询问表格中未被要求回答的信息，保险人可以通过信息共享掌握保险相对人的情况[28]。而在大量采用电话和自助售保的大环境下，面对没有任何个人特性的保险格式合同，如实告知和最大诚信所起的实际作用有多大，恐怕需要重新考量[29]。由此可见，保险人对信息掌握的实际情况良好，一旦信息未掌握时，法律对其提供的救济也足够有效。反观保险消费者的信息掌握情况，却并不理想。受到谈判能力、专业知识等的影响，加上保险人的营销手段高超，保险消费者往往无法分辨保险产品之间的差异，不明白“除外责任”“保险效力条款”会影响到保险求偿。更不必说，提示说明义务在实际操作中，多流于投保人在保险销售人员指引下，直接签字画押的形式而已。对于这种巨大的差异，如果仍然只对保险双方提供平等地保护，奉行“买者小心”的旗号，对于保险消费者将极为不利。

由此可见，保险领域中也存在市场失灵的状况，甚至较普通的交易过程更为严重。将其纳入《消保法》的保障范围，属理所当然。

三、“保险消费者”概念的厘清

在证成保险消费者适用《消保法》的价值后，接下来须厘清哪些对象属于保险消费者。对于已纳入消费者范畴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是否也应纳入保险消费者的调整对象?“保险消费者”如何与“投资者”进行界分?保险消费者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等保险领域的原有概念之间，存在何种对应关系?确定保险消费者的外延绕不开以上问题。

(一)保险消费者是否限于自然人

消费者是否限于自然人?这一问题在《消保法》立法修法中存在很大的争议[30]。我国的《消保法》第二条中，并没有将消费者限定为自然人。其主要的立法理由在于，只要是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无论自然人还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最终的使用者都是个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保险消费者是消费者的下位概念。因我国《消保法》未将消费者限定为自然人，消费者本身的范围，并没有将法人和其他组织从保险消费者中排除。所以，有必要结合保险本身的行业特征，考量法人和其他组织是否属于保险消费者。而判断的标准，依然离不开《消保法》第二条的规定——为生活需要消费。那么，法人和其他组织是否属于《消保法》的适用对象呢?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法人和其他组织为其雇员等自然人的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保险，该自然人可以以“被保险人”的身份获得《消保法》的保护。法人和其他组织成立的目的就是从事生产经营或者职业活动，与生活无涉，其本身并不存在“为生活需要消费”之说。所有的“为生活需要消费”最终都要落实到个人。而个人可以以“被保险人”的身份，获得《消保法》的保护。前文中已经讨论，被保险人属于保险消费者的具体适用对象，其地位相当于“商品的使用人和服务的实际接受者”，可以直接向保险人主张权利。考虑到保险合同一般由作为投保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持有。被保险人只持有保险证。笔者建议法人或其他组织以诉讼第三人的身份，参与到诉讼中。

法人和其他组织为其雇员等自然人的生活需要购买保险，当其以投保人的身份与保险人产生纠纷时，可以依照《保险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获得救济。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经济地位、谈判能力、信息掌握程度，都优于自然人。它与保险人之间的行为，受到《合同法》、《保险法》等调整平等主体间的法律约束即可，并不需要《消保法》给予特别保护。

法人和其他组织为其自身的经营活动购买保险，不符合“为生活需要消费”的判断标准。保险可以分为“消费者保险”(consumer insurance)与“商人保险”(commercial insurance)或者称为“非消费者保险”(non-consumer insurance)[31]。在这种分类之下，法人和其他组织投保的与经营无涉的消费者保险，最终都要落实到自然人上。而自然人可以以“被保险人”的身份，获得《消保法》的保障，其适用问题前文已予以探讨。法人或其他组织投保的商业保险，例如再保险、海上保险、产品责任保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都是为了保障生产经营活动，不符合“为生活需要消费”的规定，应该排除在《消保法》的适用范围之外。

将法人和其他组织排除在保险消费者之外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在交易活动中，法人和其他组织并不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有时其地位甚至较保险人更为优越，这并不符合《消保法》保护弱者的立法目的。所以，大多数国家都将法人和其他组织排除在消费者范围之外。例如，欧盟

E.g.，Council Directive 85 / 577 / EEC §2.和美国

E.g.，F.T.C.，Credit Practices Rules，16C.F.R.§444.1.、日本

日本《消费者契约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之‘消费者’系指个人(不含事业或为事业目的之契约当事人)。”(参见：我国台湾地区“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编印.外国消费者保护法(第十辑)[M].332.)、意大利

意大利《消费法典》第三条(一)：“消费者或用户：不以其所从事的企业、商业、手工业或专业活动为目的而行为的自然人。”(参见：意大利消费法典[M]].胡俊宏，雷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7.)对于“消费者”的定义，都认为其仅限于自然人。少数国家考虑到小型企业、创业者的经济实力、谈判能力、信息掌握状况等，允许其参照适用消保法

See Law Commission，Issues Paper 5，Micro Business：Should Micro-Business Be Treated Like Consumers For the Purposes of Pre-contractual Information and Unfair Terms? http：//www.lawcom.gov.uk/wp-content/uploads/2015/06/ICL5_Micro-businesses.pdf，accessed August 3，2016.。這一点映射在保险领域中，值得进一步思考。但从原则上来说，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应被纳入保险消费者的适用对象中。

(二)保险领域中的“投资者”与“消费者”之分

投资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分，是《消保法》的又一个重要争点。讨论作为“消费者”下位概念的“保险消费者”，自然也绕不开这一话题。投资消费之争的实质，仍然是为了明晰《消保法》的适用范围。关于“消费者”的界定，我国采用的判断标准是“为生活需要消费”。而对于什么叫做“为生活需要消费”，又可以总结为两类判别方法：以消费对象为标准，看商品或服务是否具有生活消费品的性质[32];以主观目的为标准，看其是否为了获利而再次转售[33]。以此为出发点，投资消费之争落实到保险领域，可以进一步拆分：以保险产品为视角，购买“投资型保险”的个人，是否属于保险消费者?以主体的主观目的观之，混合了生活消费和经营投资目的而购买保险的行为，是否可以受到《消保法》的调整?下面对上述问题做一分析。

1.问题一：投资型保险与保险消费者

购买投资型保险的个人是否属于保险消费者?对于这一问题不能武断作答。投资型保险虽然较之传统的保险产品，具有一定的投资属性，但是仍然兼具保险的保障作用。贸然将投资型保险的所有购买者拒之门外，恐有保护不周之虞。所以，这里先对投资型保险的性质作一梳理。

目前，市场上的投资型保险有三种：分红险、万能险、投资连接险。在分红险中，被保险人(受益人)可以依保险人年度业绩情况取得分红，并获得相应的保险保障。根据保监会发布的《分红保险精算规定》，分红比例不低于保险人可分配盈余的70%。万能险由保险人负责投资账户的资产配置和运作，被保险人(受益人)依保险投资账户的收益情况，获得保单利息，并取得相应的保险保障。投资连接险最大的特征是设立了专门的投资账户，由投保人负责操作，投资的风险由投保人承担。同时，被保险人(受益人)也可以获得一定的保险保障。现对上述三者做一比较，得出以下结论：

从操作模式来看，分红险和万能险的投保人都不直接参与具体账户的投资运作。分红险并未设立专门的投资账户，其分红的依据是保险人的经营状况。万能险虽然设立了投资账户，但投保人并不直接操作，而是由保险人负责资产配置，被保险人(受益人)取得一定的保单利息，其运作模式类似于采用浮动利率并设置了最低保障值的储蓄。而投资连接险则由投保人自己操作投资账户，自主决定账户中的资产配置，其操作模式上更类似于证券[34]。这种操作模式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投资风险的承担主体。

从投资风险来看，三者虽然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但万能险和分红险都设有最低收益风险保障(保险利率约等于目前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而投资连接险没有设置风险保障。这就意味着，万能险和分红险虽然有风险，但只影响获利多少，并无亏损的可能性。而投资连接险则具有典型的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其获利波动比较大，无任何保障，甚至可能出现亏损[35]。

从保障范围和程度来看，投资连接险保障期限一般较短，在保障程度上也通常不如万能险和分红险。极端情况下，投保人选择对人身保险部分进行退保，或者一开始就与保险人约定不购买人身保险，则会使保险的保障功能归零。相应的，投资连接险扣除的基本保险的保障成本很低，有些保险人为了促销，甚至会推出不扣除基本保险保费的投资连接险

如中国平安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E财富。，所以，有学者指出，投资连接险更像是保险人为了鼓励投资，而附送了一份小额人身保险[36]。

2.问题二：混合目的与保险消费者

行为人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是否以“为生活需要消费”为目的，是《消保法》中界分消费者与投资者的判别标准。但是，主观目的是个抽象的概念，有时并不好把握。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出现混合了生活消费与经营投资目的而购买保险的情况。试举一隅。

目前，网络预约用车市场(如“滴滴打车”等平台)日益壮大。这些注册为平台车主的个人，为其所有的私家车购买了机动车商业保险。该车险大部分情况下，是为了分散车主家庭用车的风险，但同时也保障了车主在偶尔从事接单送客等营利行为时的安全。这时，私家车车主购买车险的行为，就混合了“为生活需要消费”和经营投资双重目的。另有一例与此形成对照。某出租车车主为其所有的出租车，投保了机动车商业保险。其在一次使用该车载家人外出旅游过程中，发生了车祸。该案中，购买车险虽然主要是为了保障生产经营等投资活动，但保险事故却发生在“为生活需要消费”时。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界与学界也产生了争议

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2年度台上字第1001号判决》。。

此外，上文中探讨的购买投资型保险的行为，实质上也混合了“为生活需要消费”和投资双重目的。前文中已论证了购买传统保险的行为属于为生活需要消费。而无论是分红险、万能险还是投资连接险，都包含了一定的投资属性。被保险人(受益人)都意图在保险的风险保障之外，获得一定的收益。在这些混合目的下，如何界定保险消费者，值得探究。

3.解决途径：主要属性加主要目的

购买投资型保险以及混合目的下购买保险的个人，是否属于保险消费者?英国在立法上对保险合同所作的区分，或许可以对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些参考。

英国法上将保险分为消费者保险(consumer insurance)与非消费者保险(non-consumer insurance)，分别采取不同的规范措施。根据英国《2012年消费者保险法(披露和陈述)》第一条的规定，消费者保险中的“消费者”是指，出于或主要出于与个人贸易、商业或职业无关的目的，而购买保險的个人

Consumer Insurance(Disclosure and Representations) Act 2012，§1，“Main definitions in this Act—’consumer insurance contract’ means a contract of insurance between—(a) an individual who enters into the contract wholly or mainly for purposes unrelated to the individual’s trade， business or profession…”。这与英国金融服务机构(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FSA)于先前的一系列指令中，对“消费者”所作的定义相符

See Art.2 of Distance Marketing Directive;Art.2 of Unfair Terms in Consumer Contracts Directive (93/13/EEC); Art.2 of E-Commerce Directive.。对于这一定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首先，保险的购买者限定为个人。个人即自然人，不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其次，目的上要求与贸易、商业、职业无关。这里采用的是反向排除的定义方式，只要与这三者无关而购买的保险，即为消费者保险。最后，“主要”(mainly)出于以上目的以外即可，并不要求完全与贸易、商业、职业无关。对于商业与消费目的混合的保险，如果主要是出于消费目的，仍然将其划为消费者保险。[37]

参照这一标准，判断接受投资型保险服务的个人是否属于保险消费者，要看该投资型保险是偏重于保险保障，还是投资。购买分红险、万能险这类主要以获得保险保障为目的的行为，应该受到《消保法》的保护。而对于投资属性更为显著的投资连接型保险，不应纳入《消保法》的调整范围。在混合了生活消费与经营投资目的而接受保险服务的情况下，先要区别主要目的与次要目的，依主要目的判断行为人是否为消费者。个人购买机动车，如果主要是为了家庭私用，少数时间用于滴滴打车接单，则相应的车险为消费者保险;但如果是出租车，即使偶尔作为个人私用，其车险仍然不属于消费者保险。我国台湾地区司法实务界及理论界采取的也是同样的判别标准[38]。

(三)保险消费者与保险相对人的关系

“保险相对人”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也没有在我国立法中得以使用。它属于祖国大陆地区学者的独创，最初于2008年被任以顺教授使用于论文中，借以概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三者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与“保险人”形成相对应的概念

参见：任以顺.保险近因原则之“近因”概念内涵探析[J].及注释②，保险研究，2008(5)：82.。之后，这一称谓逐渐被学者用于学术论著中，但其指代对象变成了投保人和被保险人[39]。2015年，任以顺教授又在自己之前所提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保险相对人的外延：除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外，保险相对人还包括了保险金继承人。这里的“保险金继承人”是对《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的内容进行概括得出的称谓。并于同文提出了“保险相对人”的定义，认为其是“在保险活动中与保险人产生保险民商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权益共同体”[40]。

无论是“保险消费者”还是“保险相对人”，目前都不是保险法中的固定称谓。想要厘清保险消费者具体的适用对象，必须要将其与保险法的原有概念联系起来。英美法采取二分法，与保险人相对应的概念即保单持有人(policyholder)和被保险人(the insured)

英美法中的“the insured”并不能等同于我国法上的被保险人，其在不同语境下可以指代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参见：施文森.保险法判决之研究(总则编)(上册)[M].政治大学保险丛书，2001.122-123;See Robert Merkin，Insurance Law：an Introduction[M].Routledge，2013.pp.22，31.)。祖国大陆及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中采取的是三分法，即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他关系人。这里的其他关系人主要包括受益人、责任保险中的受害第三人[41]。保单持有人在签订保险合同之初即为投保人，在保单转让后则为保单受让人。此处为了行文的便利，将除保险人、保险经纪人、保险代理人以外的所有与保险合同有关的人，统称为保险相对人。具体来说，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财产保险中保险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受让人与继承人、人寿保单中保险金继承人、人寿保单转让或出质后的持有人、责任保险的受害第三人。

上述哪些对象属于保险消费者呢?这就要看以上哪些对象符合《消保法》中消费者的定义。根据《消保法》第二条的规定，消费者的具体适用对象包括，商品的购买者、使用者、服务的接受者。保险是一种金融服务，其适用对象要受到服务接受者范围的约束。所以关键是如何界定这里的“接受者”。界定服务接受者的范围，可以参照商品消费者的划分。笔者认为，服务的接受者包括两个部分：服务合同的直接签订者、服务的实际接受者。在保险领域即表现为：保险合同的直接簽订者、保险服务的实际接受者。

服务的接受者包括服务合同的直接签订者。与服务者直接签订服务合同的人，相当于商品的直接购买者，属于消费者。在保险领域中，直接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的是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祖国大陆及我国台湾地区通说认为投保人(要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但也有极少数学者认为被保险人才是当事人。(参见：宋耿郎.论保险法上要保人与被保险人之权利义务[M].保险专刊，2011(27-1)：87-109.)。将投保人作为保险消费者的适用对象，这一点无论在财产保险，还是在人身保险中，当属无疑。

服务的接受者还包括实际接受服务的人。对于商品而言，消费者并不限于购买者，还包括使用者。购买商品一方的家庭成员、受赠人等使用商品的主体，都属于消费者。简单来说，谁实际使用了这件商品，谁就是商品的使用者，属于消费者。于服务领域中，消费者不限于直接与服务提供者签订合同的人，还包括服务的实际接受者。保险的主要功能是将个人的损失分散给危险共同体。判断谁接受了保险服务，要看除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外，保险最终分散的是谁的风险，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由谁享有和承担。

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是保险服务的实际接受者。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同一时，投保人暨被保险人是保险消费者;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一致时，保险事故发生后，有权请求保险给付的是被保险人，财产保险实质上分散的是被保险人的风险，被保险人是保险服务实际的接受者。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被保险人还包括保险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受让人及继承人。根据《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保险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受让人及继承人，承继了原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成为新的被保险人。这种权利义务概括转让，使保险标的物的受让人及继承人以新的被保险人的身份，成为了保险消费者。

在人身保险中，受益人

这里的受益人是指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在内的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强调权利的享有者，并不拘泥于文字。人身保险合同可以不指定受益人，此时被保险人有保险金请求权。而被保险人也可以和投保人同一，所以这里将两者都列入其中。是人身保险服务的实际接受者。从一定程度上来看，人身保险实质上是以被保险人的生命或身体投保，为其财务仰赖者提供经济保障[42]。这里的财务仰赖者即受益人。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有权直接向保险人请求保险金给付，是保险消费者。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可以成为受益人。此外，依据《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人身保险中的保险金继承人有权向保险人请求保险金给付，同时承担了保险事故发生后的通知等义务，也是保险服务的实际接受者，属于保险消费者。从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角度来看，被保险人也是人身保险服务中的实际接受者。人身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受到损害为保险事故[43]，与被保险人有着莫大的关系。当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同一时，被保险人暨受益人是保险消费者。当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不一致时，被保险人既能指定、变更受益人，又享有可以直接导致保险合同无效的同意权。同时，依照《保险法》第十九的规定，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还可能受到格式条款的影响。被保险人也应当被纳入保险消费者的范畴。

此外，人寿保单转让后的受让人、保单出质后的质权人是否属于保险消费者呢?人寿保单转让，即将领取保单现金价值或保险金的权利，转让给了债权人，其实质上等同于变更受益人。而受益人属于保险消费者，所以人寿保单转让后的保单受让人属于保险消费者。而保单出质的质权人是保险人、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应纳入保险消费者的调整范畴。

有学者提出，责任保险中的受害第三人应该被纳入保险消费者的适用对象中。其理由主要为，《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该第三人在特定条件下，对保险人享有保险金的直接请求权[44]。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立法状况下，宜暂缓将责任保险的受害第三人列为保险消费者。理由如下：第一，从权利义务角度而言，我国《保险法》规定的责任保险中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是附条件的[45]。这里的条件即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确定，且被保险人怠于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只有同时符合赔偿责任确定和被保险人不作为两个条件时，第三人才能在保险金范围内请求保险人为与其所受损失相应的给付。如果将其列为保险消费者，则可突破上述两个条件的限制。第二，从风险分散来看，责任保险的主要目的是分散被保险人的风险[46]。尽管责任保险的功能已从单纯地保护被保险人的权益，变为兼顾受害第三人的利益。但是，这种转变最多被称为并驾齐驱，而绝非替代。《消保法》应该主要关注被保险人的权益保护，而非第三人。第三，从法律实施的阶段来看，考虑到《消保法》向保险领域敞开大门本身也是尝试，宜将典型的保险消费者纳入其中。对于有争议的责任保险的第三人，可以暂缓列入。

综上，保险消费者的适用对象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包括财产保险中保险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受让人及继承人)、受益人(包括人身保险中保险金的继承人、人寿保单转让后的受让人)。

四、结语

“保险消费者”概念问题的实质，即将《消保法》作为保险相对人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律依据之一。其适用的根本原因在于，外部性、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等《消保法》的立法缘由在保险领域中同样存在。出于立法目的[47]和保险领域特殊性的考量，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宜纳入保险消费者的范畴。购买保险产品的主要目的，可以作为区分保险消费者与投资者的标准。保险消费者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消保法》为保险相对人权益保护问题，注入了“新鲜血液”。本文就“输入的血液”和“原血液”是否匹配进行了分析。至于如何进行“输液”操作、如何避免“排异反应”，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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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essence of the “insurance consumer” is that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is one of the legal basis for insurer counterparty to protect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theoretical basis is externalities， natural monopoly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which are also the legislative reasons of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Legal person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insurance consumers. The main objective can be used as a standar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insurance consumers and investors. Insurance consumers include the policyholder， the insured and the beneficiary.

本文责任编辑：林士平

作者：温世扬 范庆荣

第二篇：结合我国保险消费现状 加大消费者教育力度

摘要：消费者教育对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建立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保险消费者教育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本文首先介绍了保险消费者教育的概念和我国的现状，之后阐述了加强保险消费者教育的必要性，最后对教育工作的具体实施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保险消费者教育 现状 加强原因 建议

以消费的自智、自立、自觉等为主要特征的成熟消费者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因素。消费者越成熟，对各行业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的质量要求就越高，对行业健康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消费者的成熟离不开消费者教育，研究保险消费者教育对促进保险消费，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的保险消费者教育

(一)保险消费者教育的内涵

19世纪，西方国家相继出现消费社会形态，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经常遇到商品市场显性或隐性的欺诈问题，另外，信息不足及虚假广告的投放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力，导致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于是，有助于消费者在购买决策中作出理性选择的消费者教育应运而生。

狭义的消费者教育，是指有计划、有组织地向消费者传授消费知识和技能，培养其科学、文明的消费观念，倡导维权意识，提高消费者自身素质的一种社会教育活动。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很多人作为消费者的同时，又是生产销售消费品的生产经营者，随着角色的转换，所需要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是不相同的。因而，广义的消费者教育是指对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传授有关消费知识和技能，培养正确的消费和生产经营观念，提高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自身素质的活动。

从逻辑上讲，保险消费者教育也会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就狭义层面而言，保险消费者教育是指对保险消费者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授有关保险消费知识和技能，培养科学的保险消费观念，提高保险消费者自身素质的一种社会活动。本文研究的保险消费者教育是属于狭义的保险消费者教育，是针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所进行的保险消费者教育。

(二)我国的消费者教育

我国的消费者教育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1984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国著名消费经济学家尹世杰教授的《对消费要进行正确的引导》一文，意味着我国开始认识到消费者教育的重要性。我国明确意义下的消费者教育，是由中国消费者协会在1986年的第二次理事会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自1994年1月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来，消费者教育事业得到发展，“健康消费、科学消费”成为广大消费者的共识。

目前，我国的消费者教育主要采取以下形式：一是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开展;二是通过出版书刊、举办展览、开展街头宣传咨询等形式开展;三是学校教育，如开设《消费经济学》等课程。由于受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发展至今，我国的消费者教育仍然明显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广泛、全面得在全社会开展，消费安全、消费环境和消费者侵权等问题仍比较突出，然而，广大消费者希望通过消费教育掌握所需商品或者服务的知识和使用技能，以正确使用商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的主动性、积极性有所提高。

二、我国保险消费者教育亟待加强的原因

(一)养老保险中的非理性消费决策

养老保险以年金方式获得终身养老金，是管理长寿风险的理想工具。按照消费经济理论，理性消费者会妥善安排或分配其一生的收入，以获得理想的终身消费模式，实现终身效用最大化。然而在现实中，人们的非理性消费决策常常体现在：

1、不把养老当做问题：由于信息缺乏、知识缺乏，严重低估了安逸退休生活所需的财富数额，简单认为社保养老能够满足养老需求。

2、即便认为养老是问题，也会拖延处理：认为当下消费和子女花费更为重要;主动冒险趋利消费者会进行炒股等投资，而被动避害消费者必须被养老危机唤醒后才会处理。

3、即便认为养老问题需要处理，也不会选择养老保险：认为传统养老保险收益率太低，会选择其他投资渠道以获得上不封顶的投资收益率。

(二)人身保险的地区发展不平衡

《2009-2010年度中国居民人身保险市场调研总报告》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人身保险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在业务开展中是始终存在重城轻农，重东轻西的经营策略问题，目前各保险公司几乎都将人身保险业务发展重点放在大中城市、经济发达地区，而对农村地区、经济落后地区的业务发展很不重视。

我国约70%的人口分布在农村，他们又是享受不到社会保障体系的群体，更需要商业性人身保险的介入。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对人身保险的认知水平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我国现有的人身保险险种、各个保险公司保险产品的区别、保险产品与其他金融理财产品的区别等相关知识均需普及和宣传。

(三)保险消费者的盲目性

我国保险消费者保险意识和保险消费理念滞后、保险消费水平低、消费结构畸形等因素，导致了保险消费的盲目性。

保险市场上的产品按功能基上可分为保障型产品和投资型产品。就我国目前大多数保险消费者收入状况而言，本应首先选择风险保障型产品，然后再考虑保险“投资”。但现实情况却是，投资型的保险产品一经问世，那些连风险保障都不足的保险消费者却把资金投向了投资型保险产品险。数据显示，我国一推出投连险，次年保费收入就高达106.52亿元，占寿险市场份额5%至6%。而在保险业较为发达的英美等发达国家，他们自20世纪60年代推出投连险以来，直至80年代末，投连险在寿险市场的份额也不过在2%至3%之间。这不仅说明我国居民对未来预期信心不足之外，也说明保险消费的盲目性。

(四)我国保险消费水平较低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服务行业保持着快速增长，但从总体来看，保险消费水平却一直很低。从保险普及程度来看，截止2009年年底我国的保险密度为121.2美元，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95.1美元，位列全球64位;从世界保费收入份额看，截止2009年年底我国保费收入位列全球第7位，仅占世界份额的4.01%;从保费收入与城乡居民储蓄额比例来看，2009年原保费收入仅占城乡居民储蓄额的4.27%;从保费支出所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来看，也明显低于储蓄和住房支出，2009年家庭储蓄所占比例为53.76%，居住类支出占10.02%，而保费支出仅占1.71%。

三、加强我国保险消费者教育的建议

(一)根据指导思想，明确工作原则

根据《加强保险消费者教育工作方案》中明确指出的指导思想，在具体工作中，应坚持以下原则：

1、风险提示与知识普及双管齐下。以风险提示为重点，加大对保险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的保护力度，加强保险消费知识和风险知识的普及教育。

2、消费者教育与加强监管相结合。加强对保险消费者教育工作的制度规范、引导督促和监督检查。严肃查处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强化消费者保护，落实消费者教育责任。

3、整合行业多方力量齐抓共管。建立以保险监管部门为指导，保险社团组织积极参与，保险机构和保险中介机构主动配合的工作机制，全方面开展保险消费者教育工作。

4、目标明确、稳步推进。保险消费者教育工作不仅要明确各阶段的工作目标、工作重点，也要建立长效机制，巩固成效。

(二)结合主要目标，细化具体内容

结合进行消费者教育的目标，实施保险消费者教育工作的具体内容包括：

1、普及风险和保险知识，提高保险消费者的消费知识水平。掌握一定的消费知识，是消费者进行科学消费的基本前提。保险消费知识主要包括保险与风险的基础知识、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各种保险产品和服务的基本信息等。

探索以开辟专栏、连载文章、专题访谈、公益广告、有奖征文等多种形式，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开展保险消费者教育宣传，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监管部门和保险机构参与专栏写作和答疑。组织编写保险消费知识读物，有助于提高保险知识和风险管理知识的普及程度;通过有关媒体进行报道，有助于提高公众保险意识和行业认知度。保险消费者掌握了足够的消费知识，才能提高其消费质量和消费水平。

此外，我国农村居民接受消费者教育的意识较为淡薄，应当重视开展农村消费者教育，使消费者教育的重点向农村转移，将消费维权的力量重点向农村消费者倾斜。具体来说，可以建立农村消费教育学校、乡镇消费者投诉站、联络站，向农民消费者宣传保险的基本知识，在农村集贸市场创办农民消费教育流动课堂，调动新闻媒体的积极性和影响力，做好对农村消费者的宣传教育工作。

2、倡导理性消费观，构建“科学寿险消费观”。消费观是消费主体在进行消费活动时，对消费对象、消费行为方式、消费过程、消费趋势的总体认识评价和价值判断，是消费者消费心理的基础与消费行为的指南。理性消费观是有利于消费者身心全面健康发展、有利于消费与自然、消费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先进消费观念。

消费者对寿险功能及其行业特性的认知缺失，已经成为制约寿险行业发展的重要瓶颈，需要一种科学的寿险消费观念引导消费者，提升消费者对寿险的正确认知。所谓科学寿险消费观，就是建立一个科学的理论框架，把与寿险消费相关的主要观念进行系统梳理，从而引导消费者对家庭财务规划进行系统思考，科学确定目标，高效利用寿险理性消费，最终实现个人和家庭生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3、增强消费者的权利意识，提高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市场经济是消费者主权的经济，应当通过消费者教育强化消费者的权利意识，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鼓励消费者有法有据地与侵害行为进行斗争。

保险消费者的权利意识教育，一方面在于建立、健全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体系，完善保护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知情权和隐私权等权利的制度和工作措施，重点提示消费者保护自身权益的注意事项，有针对性地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不足。另一方面要开展以新《保险法》为主题的保险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对新《保险法》中增加的有关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内容的宣传，提高广大消费者的法律意识。

4、形成保险监管部门、行业组织、经营者和社会公众等多方参与的保险消费者教育工作机制，切实有效地保护广大保险消费者的根本利益。

保险监管部门主要发挥主导作用，负责拟定消费者教育工作规划、修改和完善消费者教育相关规章制度、确定阶段性工作重点，组织、督导、协调、检查消费者教育工作。

保险学会应发挥学术研究优势，开展保险消费者教育的相关研究。组织会员及专家学者开展保险消费者教育和权益保护的相关调研，通过学术探讨推动消费教育。

保险行业协会应当按照中国保监会的要求和协会章程，发挥协会的自律、协调、引导作用，组织协调会员单位配合保险监管部门开展保险消费者教育工作。

保险机构和保险中介机构应将保险消费者教育有机融入客户服务体系之中，加强经营管理，结合自身特点，积极主动配合做好保险消费者教育工作。

市场经济是消费者主权的经济，消费者的消费知识和技能不仅关系到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消费的合理化，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良性运行。保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消费者教育帮助广大消费者正确认识保险业、提高全社会的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为保险业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对促进保险业又好又快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卢嘉瑞.消费教育的内涵、目标和途径[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4)

[2]彭振武.平衡人生五大关系，保险消费需要科学和理性[N].中国保险报，2009，07，17

[3]武宗志.论消费者教育的内容[J].消费导刊，2007，(2)

[4]魏迎宁.发展保险教育提高保险意识，促进保险业更好地服务和谐社会建设[J].保险研究，2007，(4)

[5]刘云生.我国人寿保险现状调查报告[J].健康必读，2009，(2)

[6]孙成聚.强化保险消费者权益，促进行业健康发展[N].中国保险报，2009，09，21

[7]刘昕.加强保险消费者教育的建议[N].中国保险报，2011，06，20

[8]姚海琼，曹又波.国外消费者教育理论研究述评[J].长沙大学学报，2010，(1)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作者：张慧

第三篇：论保险消费心理及其经营对策

【摘 要】保险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业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而且有较高的市场需求。保险从业者应当充分分析并理解保险消费者的心理，通过正确把握客户心理，实现客户、销售人员及保险公司的多赢，从而促进保险行业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保险;消费心理;经营;对策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保险观念也在逐步增强，我国保险行业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发展态势。目前，保险业已涉及到人们经济生活的多个领域。虽然保险消费者的数量逐渐增加，但其进行投保的动机和目的却不尽相同，消费心理各异。加深对于人们保险消费心理的理解，可以促使保险营销活动更加有的放矢。

一、保险消费者的心理分析

(一)跟随社会风气的从众心理

许多保险客户在投保的过程中，都存在着跟随社会风气的从众心理。通常，这一类保险消费者并不能够对事件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喜欢跟随大众来采取相应的举措。大部分从众心理消费者，他们自身对于保险并没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只是因为身边亲朋好友认为保险是件有意义的事情，便不假思索地投入到保险消费之中。这种心理本质上是自身缺乏对事物的了解，也对自己缺乏信心，从而依靠他人的决策而采取行动。这些人在投保过程中目标不甚明确，在思想方面易受外界影响而动摇。由于对保险的认知不够，其消费热情也很难有较长时间的保持[1]。

(二)防灾防难以求平安的心理

人们之所以有保险消费行为，究其原因是对安全感和确定性的强烈需求。从心理层面来说，需求是个体为了能够满足自身发展而反映出来的，它通常借助个体的兴趣爱好行为等方面来体现。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当个体的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时，才会出现更高层次的需求。结合保险消费来说，进行保险消费行为，从心理学层面分析是基于人们对安全的需要，安全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也是人们必不可少的需要。对于安全的需要可以直接激发相应的保险消费行为，大部分消费者都是出于安全的需要才进行保险消费。这些人通常对于风险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与考量，在生活质量方面追求稳定。这类保险消费者的投保动机非常健康，有明确的保险目标，自身对于保险的性质以及作用能够客观看待，从而能够有效地运用相关的经济手段来防范自身可能出现的意外、疾病等风险[2]。

(三)靠运气的侥幸心理

保险消费与其他一般的消费行为有着明显的区别。保险消费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保险是指在风险发生之后给予消费者一定的经济损失补偿，保险公司需要履行的责任也建立在灾难事故真正发生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客户在进行消费的过程当中并不知道自己会拥有怎样的消费结果，不确定性的消费结果很容易使得消费者存在侥幸心理。该类消费者通常表现出对于投保的左右摇摆。他们希望当风险即将来临之前，再参与到投保过程中，最好是通过缴纳一笔较少的保费而获得较大的赔偿。如果在进行保险消费之后没有很快发生相应的风险，消费者便会认为自己的投保行为没有较高的存在价值，防灾防难的意识也就逐步消失，侥幸心理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引发退保的状况出现[3]。实际上，许多消费者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一旦发生了相应的保险事故，再进行投保，已经错过了投保时机，或已不具备投保资格。这一类具有侥幸心理的消费者，通常表现出患得患失的状态。

(四)逆向选择心理

保险商品其实是一个具有较强替代性的商品，并且由于自身消费结果的不确定性，许多人在进行投保时存在着复杂的心理状态。在日常生活当中，消费者通常不会将风险事故与自己的生活進行联系，很难深刻认识到风险对自身的严重影响。只有当风险真正来临之时，才惊觉保险的好处。这一类消费人群通常对保险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在对保险需求与自身利益进行取舍的过程当中，呈现出当可以赢得某些利益时便积极参与到投保之中，将具有较高风险的事件转嫁给保险公司，当风险降低时，则不进行投保。这就是信息不对称理论所体现的逆向选择。逆向选择是指对于保险公司不利的契约选择。具体表现为，消费者既是最可能发生风险的人群，也是最容易获得赔偿的人群。在许多保险消费案例中，尤其是健康保险，许多消费者采用了带病投保的方式[4]。这样的投保方式是将风险直接转嫁给保险公司，对于保险公司的业务造成相应的威胁，使得所有参与投保的人员的利益都受到了相应的损害。这部分人群属于明确知道自身会出现重大风险的人群。

(五)追求物美价廉的心理

在市场经济中，许多消费者都喜欢追求物美价廉的事物。在保险消费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这样的消费者。他们对于保险产品的价格特别敏感，价格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他们的投保决定。投保时，他们十分在意所要付出的保费，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他们是否参与投保。此类人群大部分会选择价格最低的保险产品，或者是抓住社会经济的变动，在投保产品价格下降时进行投保，还有部分消费者会货比三家，选择花费较少保费的保险公司进行投保。这种贪图小利的心理，通常是受勤俭节约的思想影响。他们对于保险有所了解，愿意进行配置，但太过于精打细算，只关注眼前利益，而没有意识到保险是一种长期的甚至陪伴终身的产品。

二、保险公司营销策略的优化措施

(一)倡导消费者树立科学消费观念

消费者在购买保险的过程中，虽要货比三家，但绝不能一味贪图价格的便宜。保险公司需要帮助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告诉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选择价格合理的产品。这里的合理价格，指的是能为消费者提供最适合他自身的保障需求及额度所产生的费用，而非保费最低。许多公司利用低价吸引消费者，通常是因为保险公司自身财务状况比较差，从而导致被保险人的合理索赔被拒绝的状况出现。显然，最低的价格绝不意味着就是最好的保险产品。保险消费者在进行消费时，不仅要关注价格，更要重视保险产品的质量。这就要求保险公司在对于保险产品进行营销的过程中，面对过于勤俭的消费者，不能完全依照顾客的喜好进行销售，这样会使保险公司陷入价格战的恶性竞争之中，不利于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5]。

(二)加强对于保险知识的有效宣传

在许多的调查之中可以发现，许多消费者对于保险知识了解得并不全面。因此，保险公司可以举办相应的保险知识讲座，来帮助消费者树立正确的保险观念。了解保险在人民生活中所能够发挥的真正价值，从而提高消费者的保险意识。保险公司还可以通过公益广告来增强消费者对于保险知识的了解，或者与社区联手开设公益性的讲座课程，针对人们在进行保险消费时遇到的问题答疑解惑。这样可以激发消费者的主动性，也能有效地帮助消费者进行风险识别。大部分消费者在面对风险时通常呈现出两种选择：一种是将风险留给个人独自承担，另外一种是将风险进行转移。正确的观念是，尽可能地去规避以及转移风险，特别是把那些自身不能回避的风险，最大程度地转嫁出去。

(三)努力提升保险公司的服务水平

通常，影响消费者进行消费的因素，不仅包括商品的价格因素，还包括商品的质量因素。保险商品的质量主要表现为保险公司的服务态度以及在理賠过程中是否科学合理。因此，保险公司应当努力提升自身的服务水平。当保险消费者出险后，能够及时地给予相应的补偿，并且在制定相应的投保方案时，能够尽可能地满足顾客所需，给予消费者专业性的意见及建议。保险公司要想在业务经营中获得较强的竞争力，就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服务水平，采取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经营方式，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进行有效分析，使得消费者购买保险时，不仅仅只关注单一的价格，而是更多低考虑到保险公司的质量水准。

(四)提高保险营销人员业务水平

想要促使消费者成为投保人，保险营销人员是较为重要的因素。保险营销人员的工作素养与服务态度对顾客是否进行消费有着直接影响。因此，保险营销人员需要不断提高业务水平，保险公司需要定期组织培训来提升保险营销人员的专业能力，并且通过设置较为科学的培训体系以及福利保障体系来吸引拥有较高文化素质、拥有良好的沟通能力等综合素质较高的优秀人才。作为业务人员来说，需要具备较高的道德素养，不能因为想要达成自身业绩，就对真实的保险状况进行隐瞒或欺骗[7]。

(五)对逆向选择消费者需提高警惕

想要规避逆向选择消费人群，首先必须要加强对于相关数据信息的收集。逆向选择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信息并不对等，保险公司能够收集到的信息不完整。因此，想要减少事故的发生，保险公司在与顾客签订消费合同时，要对于投保人进行详细的问询，通过多个层级的信息筛选及告知，可以减少逆向选择的发生。但是保险公司并不能够对每一位投保人员的所有信息都完全掌握。例如，在健康类保险的投保过程中，无法对每一位被保险人的身体状况都了解得特别详细，除了营销人员应告知投保人本着最大诚信原则进行如实告知，保险公司还应与医疗机构等进行全面的信息联网，建立大数据库，以此减少逆向选择的发生[8]。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保险消费者心理各异，需要保险从业人员有针对性地辨别消费者的心理状态，采用适合的销售方式，增强消费者对保险行业的信赖，消除其对保险行业的抵触心理，从而促进保险行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冬妮.商业健康保险消费行为的心理动因分析[J].中国保险，2017(10)：29-32.

[2]高菊兰.保险市场消费行为心理因素分析——以都江堰市消费者研究分析为例[J].中外企业家，2014(01)：103-104.

[3]潘文祥.旅游保险消费心理及营销对策浅析[J].旅游纵览(下半月)，2013(20)：54-55.

[4]董关岭. 把脉中国保险消费心理[N]. 中国保险报，2010-05-28(002).

[5]张晋峰.保险消费心理及产品策略浅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S1)：89.

[6]史晓丹.老年商业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分析[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10)：94-101.

[7]李晶晶，许捷.保险消费决策中相关行为特征的实证分析[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14，28(03)：85-88.

[8]谢敏，于永达.保险消费心理及其影响因素[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3(04)：52-54

作者：高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