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管理创新论文

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城市管理创新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城市經营是城市政府的特殊经济职能，而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则不仅包括城市经济方面，也包括城市政治、社会等方面。但就城市经济方面而言，城市经营是确立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并整合营运城市内外资源实现该目标的经济活动，城市治理是协调不同主体确立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战略导向的经济活动，城市管理则是为了实现城市经济发展目标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任务导向的经济活动。

第一篇：城市管理创新论文

智慧城市与城市治理创新

摘 要：城市治理创新的举措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它们是否真正代表着城市发展的变革性方法，还只是“换汤不换药”，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城市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本文在智慧城市和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相关文献基础上，研究了两者交叉点的创新工作，城市治理创新正在通过既定的创业型城市增长模式选择性地整合了数字化和环境保护的目标。城市治理的创新需在以下三个主要维度展开：（1）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形式拓展城市的增长空间;（2）以努力使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的形式隐藏城市的决策过程;（3）以跨主体、跨部门合作的形式开展城市工作的合作。

关键词：智慧城市;治理;增长;协作

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现在生活在城市地区，预计未来几十年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将是大势所趋。庞大而复杂的人群聚集在城市区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混乱与无序，并不断产生新的问题。物质层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垃圾管理困难、资源短缺、空气污染、健康问题、交通拥堵以及基础设施不足、环境恶化和建筑老化方面。社会层面的问题则更为复杂和难以解决，城市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既高度的相互依赖又相互竞争，不同群体的目标和价值观冲突则使得城市问题的解决变得异常艰难。围绕这些问题，城市政府需要找到更明智的治理方法，以使城市变得更为宜居。而在互联网技术日益普及和城市经济、社会加快转型的大背景下，依托于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增长来解决城市危机是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和构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系的一种重要手段。智慧城市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政策部门定位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变革方法。

推动城市向智慧城市的变革是解决当前城市经济、环境和社会挑战的一个重要方法，增长目标与空间范式创新、数字驱动和多方协作构成了城市治理创新的三个重要维度。在这三个维度的基础上，城市治理创新需要创建一个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体化框架，为了应对城市问题带来的新挑战，八大因素被纳入其中。包括：（1）增长;（2）空间范式;（3）数字技术;（4）基础设施建设;（5）治理;（6）组织;（7）政策;（8）市民和社区。

一、城市经济增长的共识与空间范式的创新

城市作为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对增长的渴望很容易在不同群体之间形成共识，近年来城市工作的重点越来越多地集中在经济增长的共识以及大量以城市产业升级为导向的制度设计上。但城市发展到底为了谁，城市治理又为了谁，与谁来治理城市，实际是城市发展中三个同等重要的问题，因此，充分理解近四十年中城市发展中的核心理念与难以摆脱的“怪圈”显得十分必要。

以大卫·哈维为代表的城市转型理论在近四十年城市规划和实践过程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传统的管理主义向企业家主义的转变，导致了近四十年内城市领域重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术语是“地方繁荣”、“城市复兴”、“地方营销”、“增长联盟”，“企业家主义”。城市景观大致趋同：以高层商业广场和闪闪发光的商务酒店和会议中心为特色的密集型市中心设计时尚;大规模的标志性建筑开发和相关基础设施项目的激增;为举办全球性文化、艺术、体育、博览会而建造的现代场馆;以及用市中心豪华公寓和郊区集中规划的社区为标志的大都市空间开发。工业时代留下的城市中心区空间正在“复兴”，成为混合使用的创意文化区、喧闹的经济区、文物和旅游村以及高级公寓，例如985艺术区、“南锣鼓巷”的开发等等。

城市转型理论成就了当代城市的多样化趋势，不仅在活动形式和项目开发上“多样化”，在参与主体方面，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一般由由政府主导的开发集团和特别机构策划的，私人机构、专业机构、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商和商业领袖也被加入了城市增长联盟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合作”开发的公私伙伴关系。其次，重塑了地方政府的角色，形成了“公共企业家”的模式，對公共资金的投机性投资以及与私营部门密切联系的风险共同承担习惯。在一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中，大卫·哈维将城市治理领域中发生的这些转变描述为从“管理主义”到“企业家主义”的转变，根本目的在于快速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提高城市的竞争力，绚丽的城市景观加上一个成功的城市形象的品牌精神塑造，可以吸引更多地全球投资者以及一批富有创造力的专业人士和可以创收的游客。

“城市”正被演变为“增长机器”和“竞争武器”，作为城市政府的负责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地方经济的发展与振兴”。公共选择理论家保罗·彼得森在《城市极限》提出了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论点：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努力培育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经济，城市政府必须集中精力投资，并注重效率，才有可能实现地方的平等主义和再分配主义目标。

在当前的城市发展中，最容易达成的城市共同目标就是增长，对增长的共同兴趣是城市中最具代表性的“民意”。增长的必要性是对城市社会和经济改革中的最重要参考指标，城市发展的本质就是将它作为一个增长机器的运作。

城市作为增长机器的运作可以吸引租房者、地方企业家以及重要的“结构性投机者”、房地产开发商等多方的注意，“增长联盟“甚至可以影响城市地理空间和形状改变的决策。“增长联盟”的参与者还包括建筑、金融和银行业中的大资本;法律、建筑、设计和规划方面的专业人士;热衷于经济指标增长的地方政府;其他间接受益者，如当地媒体和公用事业公司;以及具有令人信服的城市公共设施的“附属参与者”：包括大学、剧院、职业体育俱乐部、小零售商以及劳工和社区团体。城市增长作为公共利益的共识为“增长联盟”提供了意识形态霸权和政治合法性。因此，“城市增长”联盟的形成和“企业家主义”的战略转变无疑对塑造城市政府的权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城市向“市场化”的方向转变正在显著地重新配置城市资源和政策的制度设计。

政府、企业、市场、市民的“有限合作”和增长联盟的作用延伸到城市日常的空间结构，从市中心到邻近地区。增加老城区的商业化改造，增加新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快速实现城市增长的手段，但快速的城市化投资导致的城市空间的不平衡放大了“城市病”的增长，高度繁荣、集聚的城市就业中心与不断蔓延的、边缘的居住空间的分割扩展了传统城市景观的既定解释，地图上的城市空间在不断地放大，“改变地理”重新定义了城市发展的可能性，但如何转变、创新治理方式来应对这种新的聚落模式和城市景观的快速演变？世界经合组织2007年提出的称之为“空间发展中的范式创新”正成为许多城市政策、方案和治理实践的源泉。

如何通过完善治理结构整合环境和经济增长目标，城市各区的特点和管理者追求的关键目标各不相同。住宅区、商业区、以及以前的工业区改造的目标不尽相同，北京的主城区、新城集中规划区、重要城镇组团、小城镇中心的发展目标也不尽相同。有些地区已经建设了几十年（主城区），而另一些地区是新成立的（新城镇集中规划建设区），。在所有这些地区，政府主导的城市规划旨在提高竞争力目标来实现地方增长。竞争力目标在主城区（CBD）和中央政务区（对外交往中心，发展国际声誉，使其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表）尤为突出。此外，北京近年来城市工作的重点是解决特定的和长期存在的环境挑战，减少碳排放，几乎所有地区都在追求碳减排目标，而城市治理的可持续性层面正在通过智能技术的推广以提高社会经济的活力和弱势地区的生活质量。

二、数字驱动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为了将城市空间发展的范式创新愿景转化为现实，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与城市乌托邦的愿景产生了共鸣，这在智慧城市的论述中非常突出，并加速了城市由计算机治理的可能性。智慧城市选择性地将数字技术倡导者的议程整合到政府城市治理的创新形式中。智慧城市主要通过强调三个重要的数字化建设，来改造城市。

（一）物联网提倡在城市基础设施中嵌入数字技术，以提高效率，并控制和优化城市内的活动。用目前的术语而言，这一议程可以理解为通过物联网扩大城市规模;用过时的术语来说，可以理解为有线、数字、智能和信息城市的发展。

（二）大数据是一项应对数字技术（包括物联网）所创造的巨量数据增长的议程，并要求先进的计算技术从智能城市产生的数据中创造价值。大数据倡导者强调数据分析的潜力，以解决目前看来难以解决的各种城市问题。

（三）城市数字化参与平台，重点关注数字技术促进公民参与城市决策和城市治理。它为市民提供了提出想法和投票的机会，然后从市政当局获得公共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大重要的数字化工程都建立在基于市场技术创新的基础之上，智能城市有可能发展为一种将集体公共服务私有化的战略，以使其更加高效和响应更快。比如百度地图、滴滴打车等等。环境目标也被选择性地融入到智慧城市的表述中。根据智慧城市文献，与环境相关的目标有两个突出目标：（1）发展绿色城市经济;（2）减少城市碳排放以减轻大气污染的风险。这些目标可以通过普及数字技术实现，以实现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包括能源、水和食品。效率的提高有望通過两种方式实现，首先，数字技术及其生成的数据优化了集体城市服务，从而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第二，由智能电表等数字技术生成的数据推动了居民在做出知情、合理的决策以减少资源消耗时的行为变化。

城市政府努力促进与信息通信技术的合作来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长期推动的可持续性城市发展理念被批评为缺乏具体承诺、缺乏平衡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利益的长期发展愿景的“绿色清洗”。可持续发展理念没有改变政府与市民的关系，也没有改变决策的过程。而可持续发展城市理念与公民参与、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共同创造的数据和隐藏的政策决策过程提出了一个城市-智能-可持续修复的概念框架，作为现代化治理形式的一部分——数字驱动发展模式，被政府用来提高行政效率和创造积极的城市环境成果而受到多方的欢迎。企业界、学术界、市政府和国家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有意愿建立各种克服阻碍智能城市转型瓶颈的“示范项目”，并帮助协调现有的城市制度和章程，为解决各种各样的城市问题推动以技术为中心、以市场为基础的数字化解决方案视角，对市民讨论的智慧城市发展过程的批评持开放态度。

在智慧城市推动城市治理创新的过程，一种普遍的方法正在被采用，即传感器和数字技术被嵌入到整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创建可以连接现有基础设施服务的数字网络，隐藏网络中的数据处理、通信和存储过程，提高了城市每个智能区域内外的决策效率。传感器被添加到城市的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中。例如，传感器被嵌入到出租车和移动自行车、公共汽车和公共停车场以及公共建筑和房屋的能源系统中。传感器最广泛的部署是在城市交通领域，广泛安装摄像头，以监控行汽车的移动和公共空间的存在状态，视频传感器生成的数据，反馈到交通部门，基础设施运营商可以依据数据输入算法，以优化基础设施运营，而无需人工干预。能源消耗数据也通过智能电表、气表提供给居住者，以提高居住者对能源消耗的认识，并鼓励更多居民有意识的节约能源。

城市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可以理解为通过隐藏决策的过程，使城市发展部门可以作出明智、更有效率和更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决策，从而使城市治理的多方参与，更易于实现。传感器生成的数据和数据驱动的决策所发挥的核心作用与历史上技术合理的城市规划模式相一致，这种模式可以观察城市。

减少用户接触开放数据集的障碍，政府开放数据，将成为企业和居民的新资源，创造新的商业机会，并促进公众和商业部门参与城市治理之中。城市大数据联盟与治理创新应运而生，长期存在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模式正在被智能的概念和技术所增强和扩展，这些概念和技术受到数字经济公司及其商业议程的强烈影响，越来越多的部门呼吁将地方治理和基础设施外包给数字技术公司。基于实时数据反馈和根据算法形成决策，数据反馈和算法能够权衡多方利益，解决各种城市问题，利用数字技术克服参与赤字，促进城市治理多元参与。

智慧城市的框架倾向于强调数字技术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社会效益方面的变革作用。城市经济的增长是通过数字创新和采用创业方法在市场竞争实现的。智慧城市的这一愿景被批评为“创业城市”的重新包装（数字化版本），并不能解决社会公平和城市正义的挑战。智慧城市投资主要面向商业和专业阶层，而边缘化的城市群体和难以融入数字化城市的市民很难从中获益。政府和学术界有责任通过参与式或以行动为导向的形式，利用技术和理念的创新城市治理方式真正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引导智慧城市的发展走向市民、走向更可持续的结果。

三、城市“分工”的逻辑与政府主导的协作

（一）城市分工

在许多方面，城市仍然遵循“分工”的逻辑，从而导致城市的治理格局也是高度分化的。一些城市转型项目和举措，可以更好地为市民服务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但这些项目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因此，城市政府和居民感到需要更好的治理方式来管理这些项目和举措。大数据的出现有利于推动城市治理方式的创新，基于大数据的治理广泛代表了一系列技术、人员、政策、实践、资源、社会规范和信息，这些资源和信息相互作用，以支持城市管理活动。城市的核心资产国有化，从能源到铁路和电信，如果政府不向公众开放数据，数据的可访问性依然十分有限。

研究城市问题的解决，会发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决定治理成败的关键因素。“利益相关者关系”是指四个主要方面：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能力、领导层的支持、联盟结构和在不同工作模式下的合作、沟通能力。城市领导层的决策对于城市良好治理至关重要。同样地，存在一个城市政策的“拥护者”，作为良好治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城市政策的推动需要与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合作。共同治理被认为是以公民参与和私人、公共伙伴关系为基础特征的城市多方利益合作模式，合作的有效开展依赖于一个负责、响应和透明的数据公开机制，而城市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有助于多主体之间实现协作、数据交换、服务集成和有效沟通。

（二）政策法规

一般而言，（公共）治理被定义为“约束、规定和促进政府活动的法律、行政规则、司法裁决和实践制度，此类活动也被广泛定义为生产和交付公共商品和服务的政策支持。”因此，治理涉及政策实施过程、参与者根据规则和标准化的信息交换，以实现城市共同目标。

从普通（非智能）城市向智能、创新型城市的转变还需要技术条件与政治因素的相互配合。政治因素（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府）和外部压力，可能影响信息时代技术成果的政策议程，消除法律和监管障碍等制度准备对于顺利推广智慧城市至关重要，政策背景对于理解以适当方式使用信息系统至关重要。因此，城市治理方式的创新需要重视政策的变化，没有政策中所明确的规范驱动，市场和社会就难以实现创新。可以观察到智慧城市的技术创新可以相对容易地受到市民欢迎并达成广泛共识，但政策背景的变化则可以导致技术创新在城市应用中的失败。

电子政务对法律、监管、制度和环境同样形成挑战。政府组织是根据一个特定的正式规则或一组规则而创建和运作的。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做出任何决策时，公开管理者需要考虑大量的限制性法律法规，制度不仅由法律和法规组成，还包括人们接受为善或视为理所当然的准则、行为或行为。政策背景是制度性推动城市治理创新的重要条件，新技术的应用则为城市发展创造了可能性。

（三）政社互动

将个体和社区视为城市治理创新的一部分来解决城市问题的视角至关重要的，传统上，城市治理创新重视在技术和政策方面的费用，重视项目对市民生活质量有影响，而忽视培养更多知情、受教育和参与的市民。未来，城市治理的创新鼓励、允许城市成员参与城市的治理和管理，并使市民成为城市治理的活跃份子。如果他们是关键参与者，他们可能主动参与的热情，从而影响城市治理创新成功或失败的关键因素。

同样需要重视的不仅是市民个体的力量，而且要重视社区和团体的力量，以及发现他们各自在城市中的需要。人和社区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城市治理创新时在平衡各种个体和社区的需求时保持敏感。公民参与城市治理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和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真正方便他们的日常生活。在城市的管理领域，市民经常自愿参加，例如承担社区治安巡逻的角色。在某些情况下，市民能夠提供比政府更好的服务。数字时代，市民可以帮助自己和他们的社区处理开放数据，并将其转化为增值服务，不仅政府在将城市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城市内部的居民和社区也是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为了基于开放的政府数据创建有价值的服务，可能会邀请没有任何编程技能的公民通过体验城市应用程序，提出改进意见，以帮助重新设计各种城市应用程序。

政府不仅是城市治理创新的发起者，市民也可以通过数据平台生成城市信息，以便政府根据开放数据门户上的可用数据构建有用的服务。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互动的结果很少是特别成功的，但在未来的城市治理创新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的支持。

创新城市治理形式，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城市治理创新的举措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它们是否真正代表着城市发展的变革性方法，还只是“换汤不换药”。本文通过研究智慧城市和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相关文献、研究两者交叉点的创新工作，城市正在通过既定的创业型城市治理方式选择性地整合数字化和环境保护的目标。城市治理的创新应在以下三个主要维度展开：（1）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形式拓展城市的增长空间;（2）以努力使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的形式隐藏城市的决策过程;（3）以跨主体、跨部门合作的形式开展城市工作的合作。

在搜集有关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智慧城市文献和观点时，电子商务政策和城市发展政策之间的论述越来越趋同。城市治理创新和智能——可持续发展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学科观点和经验领域之间的桥梁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低碳和数字技术的实践，可以在促进城市绿色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碳排放，而数字化的公众平台参与使得相对城市政策的转型变得更为温和而受到广泛认同。

〔参 考 文 献〕

〔1〕Al-Hader， M.， & Rodzi， A. （2009）. The smart city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 monitoring.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es in Urban Management，0 4（02）， 87-94.

〔2〕Brown， M. M.， & Brudney， J. L. （2003）. Learning organizations in the public sector？ A study of police agencies employing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to advance knowledg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3（01）， 30-43.

〔3〕Kitchin， R. （2015） ‘Making sense of smart cities： addressing present shortcomings’，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08 （01）： 131-36.

〔4〕Goldsmith， S. and Crawford， S. 2014. The Responsive City： Engaging Communities through Data-Smart Governance. New York： Wiley.

〔5〕Gleeson， B.， Darbas， T. & Lawson， S. 2004. Governance， sustainability and recent Australian metropolitan strategies： A socio-theoretic analysis， Urban Policy and Research， 22（4）， pp. 345–366.

〔责任编辑：张 港〕

作者：宋梅

第二篇：城市经营与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的关系

摘要：城市經营是城市政府的特殊经济职能，而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则不仅包括城市经济方面，也包括城市政治、社会等方面。但就城市经济方面而言，城市经营是确立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并整合营运城市内外资源实现该目标的经济活动，城市治理是协调不同主体确立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战略导向的经济活动，城市管理则是为了实现城市经济发展目标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任务导向的经济活动。城市经营可视为城市治理与城市管理的交集，既包括确立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治理，又包括为实现城市经济战略目标的管理，但关键是确立城市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

关 键 词：城市经营；城市管理；城市治理；战略导向；任务导向

城市经营在近几年成为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热点，然而由于对城市经营内涵的理论探索不够全面深入，对城市经营的片面理解[1]，使城市经营的理论研究出现了一定的混乱，特别是没有从理论上厘清城市经营与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的关系，从而使城市经营实践也产生了种种片面性，甚至只讲城市经营，不讲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

一、“城市经营”的本质

要正确界定城市经营的内涵，关键在于正确把握“经营”的本质。一般意义上的经营，是通过运筹、谋划、算计，以求达到一定目的的活动过程。[2]现代经营的概念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与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密切联系的，强调的是以获取经济效益为目标的一种经济活动。在企业经营管理理论中，经营是有效利用资源为实现企业目标对企业有关重要的生产和技术经济活动进行运筹、谋划、管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企业经营的目标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被假定为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追求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但是这种对“经营”内涵的理解还不全面。

梁兴辉在论述城市发展战略时，对“战略”的论述也许能使我们对“经营”的本质有更全面的理解。他认为“现代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在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或总产值最大化。城市发展战略正是以理性的力量为基础，追求城市总体福利的最大化。但不同的是：在经济学中，理性是作为假设而存在的；在战略学中，理性正是需要运用并发挥到极致的。战略之为战略，就是要发挥理性的力量，重新认识约束条件，改变约束条件以实现总体效益的最大化，即城市发展战略不仅要在约束中追求最大化，还要追求通过理性来突破和超越这些约束，实现城市整体效益的最大化。”[3]这实际上指出了经营(经营的核心是战略)的本质是不仅要考虑约束即企业、城市等组织的内部资源约束，在这些约束下去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或城市产出最大化，更为重要的是要发挥理性的力量“突破和超越这些约束”，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或城市产出最大化。战略的本质是后者，是“根据组织内部资源的优劣与外部环境特征(外部资源)状况运筹、谋划组织的经济目标”。这种“运筹、谋划”就是要提高企业或城市等组织内部的效率，使既有组织资源的效益最大化；这种高效的内部资源配置通过市场的竞争吸引更多的外部资源流入，从而突破和超越资源的约束，这就是战略的本质。而“战略”是经营的核心，即“经营”首先就是要确立企业、城市等组织的经济目标，即“战略”；其次，经营还有另一个方面，即通过组织内部的行政权力和组织外部的市场整合，运作城市内部与外部资源，以实现企业或城市等组织的利润最大化或产出最大化的目标。

综上所述，“经营”的内涵可以界定为：“经营是通过对组织内部资源状况与外部环境特征运筹、谋划确立组织的战略目标，并通过对组织内外资源的整合、运营以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的经济活动”。这个内涵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确立战略目标，这是经营的核心；二是实现战略目标，这是经营的实施过程；三是经营的着眼点是战略目标，因而是有战略导向的，但经营还必须通过将战略目标分解为组织内部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任务，并通过组织的内部机构整合、运营内外资源完成任务，达到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此即为组织的内部管理。因此，经营也包含了提高效率和任务导向的管理。

在准确把握了“经营”的本质后，“城市经营”可界定为：“城市经营就是通过对城市系统外部环境与内部资源的分析，运筹、谋划确定城市的经济战略目标，并通过对城市系统内外资源进行整合、运营以实现城市经济战略目标的经济活动。”在这个定义中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本质特征：

首先，这个内涵界定强调了城市经营的首要任务是根据城市系统的内外条件确定城市经济的战略目标，战略目标的本质在于打破城市既有资源的约束，吸引、集聚城市的外部资源，使城市产出最大化并因此达到政府租税最大化的目标。其次，在这个内涵界定中强调为了实现城市的经济战略目标而对城市内外部资源进行整合、营运。即是说，城市经营的战略目标确定后，为了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对内部资源进行整合、营运。最后，这个内涵界定将城市经营看作是确定城市(经济)战略为导向的“运筹、谋划”活动与为实现战略目标的任务导向而进行的对内外部资源的“整合、运营”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但确立城市战略目标是城市经营的重点，“整合、运营城市内外部资源”是实现城市战略目标的手段。

二、城市经营与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的关系

城市经营就是通过对城市内部资源的优劣和外部环境的特征的运筹、谋划，进行城市经济的战略目标抉择，并通过整合、营运城市内外资源以实现城市经济战略目标的经济活动。其本质就在于突破和超越城市资源的约束，追求城市产出最大化的战略目标。因此，城市经营的本质是战略导向的，但也包括将战略目标分解为城市内部各部门、各层次组织的任务，并以任务为导向提高城市各部门、各层次组织效率的城市经济管理活动。

下面分析城市管理与城市治理两个概念的关系，并通过这两者的关系来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城市经营的内涵及其本质。为此，先从有关公司管理与公司治理关系的理论分析，使用类比推理的方式来说明城市管理与城市治理的关系，从而论述城市经营与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的关系，最后从城市经营、管理、治理的目标分析三者的关系。

（一）从公司管理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看城市管理与城市治理

于东智等认为，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并不等同[4]。公司治理问题所要研究的并不是指一般的公司管理问题，比如就一项重大决策来讲，其程序包括：（1）提出动议；（2）批准；（3）执行；（4）监督和奖惩。其中，（1）（3）是管理性决策，归经理掌握（管理）；（2）（4）是控制性决策，归所有者掌握（治理）。

治理的作用在于如何有效地抑制代理成本，解决董事、监事、经理的选择与激励问题，实现公司科学化决策，并使公司的利益相关者都得到公正对待，它并不涉及公司具体业务的经营问题。如果说公司管理是关于经营业务，那么，治理则是确定怎样才能进行恰当的经营。治理与管理的区别表现在：

（1）治理的中心是外部的，管理的中心是内部的；

（2）治理是一个开放系统，管理是一个封闭系统；

（3）治理是战略导向的，管理是任务导向的。

一言以蔽之，治理关心的是“公司向何处去”，而管理关心的是“使公司怎样到达那里”。

公司治理的无效必然导致公司管理的无序（我国许多上市公司就因为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而使公司管理混乱，最终使侵害股东权益之事泛滥）。公司治理行为是确定公司目标、界定经理人员的权力与责任并进行有效的监督，公司管理行为是经理人员行使决策权和控制权并对公司进行管理，二者的交接点是战略管理的研究领域（见图1）（Tricker,1984），而战略是经营的核心。公司治理规定了整个企业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公司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驾驭企业奔向目标。

圖1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关系

资料来源：Tricker: Corporate Governance. Gower Publishing House,1984。转引自李健著：《公司治理论》第13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城市治理和城市管理的关系与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关系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

1．城市治理和城市管理与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不同表现为：

首先，城市治理与城市管理涉及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这些内容是相互关联的。而公司治理与管理虽然也涉及到政治和社会责任等方面，但其主要内容是经济的目标。因此，接下来我们对城市治理与管理的论述也先抽出城市经济的治理与管理，并从中推演出城市经营与城市治理和城市管理的关系。对于城市政治、社会的治理和管理与城市经营的关系不作深究。

其次，城市治理与城市管理的关系和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关系在纵向结构的拓展上有所不同。公司是一种法人组织，其经济的内外部关系是独立的。因此，其治理和管理的位置明确，但城市即使就经济关系来说也很复杂。城市作为一种行政区域组织，在“维护市场经济的联邦制”或集权与分权相统一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权的硬约束下，它虽然有自己的独立性，但无论从城市的角度还是从城市政府的角度看，城市（或城市政府）的经济活动都会不同程度依赖于中央及其所在的更大行政区域经济的影响。因此，城市层次上是战略导向的城市治理问题在更大的行政区域内就是任务导向的内部管理问题。所以，城市治理与城市管理在把城市当作固定的封闭系统时，治理与管理是固定的，但当把城市视作更大行政系统的一部分时，其治理就变为更大区域的内部管理了。因此，城市治理在确立城市经济战略目标时不仅要考虑城市的经济目标而且还要将上级行政区域的经济目标视为一种任务。故城市治理在城市层次是战略导向的，在更大层次上则是任务导向的，是管理。

2．城市治理和城市管理与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相同表现为：首先，当我们撇开城市治理与城市管理的政治、社会方面的内容，仅考察城市经济的治理与管理时，城市与公司在治理和管理上的内容就有很大的相同；其次，当我们把城市视作经济上的一个“法人”，撇开上级行政区域的指令（事实上，在现代的“维护市场经济的联邦制”或“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准联邦制”条件下，这种假定有其合理性），仅把上级行政区域视为一种外部利益相关者时，则城市治理和城市管理与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又十分相似。

（二）城市经营与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的关系

类比图1，我们得到城市治理、城市管理与城市经营的关系图2。根据城市内部的经济管理结构，我们来分析城市治理与城市管理的关系，并从中推演出城市经营的概念内涵。

图2城市治理、城市管理与城市经营关系

城市经济治理行为主要是通过协调城市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以确立城市的经济战略目标，并通过政治机制与行政委托的方式，建立委托人(城市利益相关者)与代理人(政府)的激励契约。具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确定城市的目标；（2）界定市长或城市经理（城市经营者）的权力与责任；（3）有效的监督。

城市管理则是确立城市经济战略目标并将城市的经济战略目标分解，确立城市各级组织的任务，并通过公共资源的配置与私人经济的耦合，达到整合、运作城市内外资源有效完成各级组织的任务，从而实现城市经济战略目标的行为，具体可以分为：（1）市长或城市经理（北美等国家的中小城市大多数都采用城市经理制）提出城市经济战略目标动议；（2）市长或城市经理等行使决策权利和对城市经济的调控权[5]；（3）城市政府各职能部门对城市内部经济的管理。从中可以看到，城市治理规定了整个城市经济运营的基本网络框架和城市经营的经济战略目标；而城市管理则是在既定的城市经济运营框架下，整合、运作城市内部资源以实现城市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城市治理与城市管理的交接点是城市经营战略的研究领域，也是城市经营的核心。从三者关系的角度来说，狭义的城市经营是通过城市议会或城市人民代表大会（相当于公司的董事会）和市长或城市经理为代表的城市政府（相当于公司的经理班子）确定城市经济的战略目标，并由城市政府对城市内外资源的整合、运营实现战略目标的经济活动；广义的城市经营则包括整个的城市内部经济管理和城市经济治理。从图2中的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的两个三角形可以看到，城市经济管理由下而上经营性增强，由上到下则管理性增强；城市治理的倒三角形则表明，由上而下经营性增强，由下而上则治理性增强。狭义的城市经营主要是指城市治理与城市管理的交叉范围；广义的城市经营则包含了整个城市经济治理与城市内部经济管理(但未包括为实现国家或上级行政区域经济目标分解为城市任务目标的城市经济管理)。同时，图形也表明了城市治理是战略导向的，城市管理是任务导向的，而城市经营则既包含战略导向的治理又包含了任务导向的管理，城市经营的核心是城市经济战略的确立。

（三）从经营目标、管理目标和治理目标来看城市经营、城市管理与城市治理的关系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学的目标就是在既定的约束下最大化效用或利润，是一种在约束条件下的选择问题以使行为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或利润，这种选择没有考虑行为者试图打破约束的行为，而打破约束追求最大产出或利润正是经营者要追求的目标。经营者（私人企业家或公共企业家）既要考虑已有的约束条件，更重要的是要根据内部优势和外部环境特征，抓住机遇进行战略抉择，打破既有条件的约束，获取更多的资源，追求更大的价值目标。管理则是任务导向的，是通过对战略目标的分解以任务的形式激励组织内部提高效率完成任务目标。而治理则是消除组织内外部的利益相关者的冲突障碍，使利益相关者的激励相容、目标一致，是协调利益相关者，特别是组织内部利益相关者（股东、职工、居民、经营管理者等等）以使他们的目标一致，减少内耗，吸引外部利益相关者（顾客、投资者）的资源流入，产出组织的聚集效益、规模效益，使组织（企业、城市等）的价值最大化。因此，城市经营、城市管理、城市治理在城市经济目标上是一致的，城市经营是通过战略抉择并通过规划设计、组织运作内外资源实现城市的经济目标；城市管理则是通过分解组织目标，以任务导向提高效率达到高效实现城市经济目标的经济活动；城市治理则是通过对城市政府、城市居民、市内公共企业、私人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内部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协调和对外来投资者、城市旅游者、跨国公司、上下级政府、区域内外其他城市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协调，激励所有利益相关者，消除城市内外部的不利因素，实现城市经济目标的过程。经济学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效用或利润、价值等则是为城市经营、管理、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使城市目标的实现建立在可靠的理论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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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伟. 以城市土地资本化推动城市经营问题的探讨[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3）.

[2]朱铁. 城市现代化研究[M]. 北京：红旗出版社，2002：324~325.

[3]梁兴辉. 关于城市发展战略的思考[EB/OL]. 中国社会科学网，转引自《中国人口信息网》：http//www.cpirc.org.cn/yjwx.

[4]于东智. 公司治理[M].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

[5]李壮松. 美国城市经理制——从历史到现实的综合考察[R]. 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72.

责任编校：史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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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文华

第三篇：论新城市时代城市规划制度与管理创新

摘 要：城市规划管理在规划理念、内容、方向、机制和法治等方面，要坚持城市规划地位的先导性、科学性、权威性以及创新性，在规划管理全过程中求实创新，将创新理念、创新活动贯穿其中。本文首先阐述了城市化进程现状，然后重点分析了新城市时代城市规划制度与管理创新，最后介绍了建管并重，推进城市建设有序化的几点措施。

关键词：城市规划;规划制度;管理创新;建议措施

引 言

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伴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城市规划管理面临着诸多挑战，传统计划经济下的规划管理模式面对城市快速发展已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对现行的城市规划管理职能、管理对象、管理内容、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等进行彻底的结构性调整和创新。

1 城市化进程现状

伴随着近代工业革命，城市化迅速发展，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物化结果。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确定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这些案例和论述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期待。2008年底，我国城镇人口为6.07亿人，城市化水平为45.68%，比解放初期提高了35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95个百分点。不断崛起的城市群落，日益繁荣的城市经济，加速改善的城市生活变化，中国城市化60年间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向前。

2 新城市时代城市规划制度与管理创新

2.1 在科技创新上突破

科技创新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核心，是引领一切创新活动的龙头。在科技创新上要着力抓好“五个一批”工程：首先，引进一批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核心技术，促进高端技术在能源化工领域的运用。其次，攻克一批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技术，加快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城市建设。第三，培育一批科技与文化结合的共性技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第四，应用一批新技术，提升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第五，推广一批服务农村发展的适用技术，促进新农村建设。利用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发展远程教育，通过信息化促进新农村建设。

2.2 在产业创新上突破

要紧紧围绕现代新型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全面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构建面向未来的战略产业。要围绕“三大目标”，发展“四大经济”，着力打造“五大经济园区”，做强以能源化工为龙头的第二产业。要紧紧抓住畜牧业、林果业、杂豆业、蔬菜业、花卉业等优势产业，做优第一产业。要加速推进金融、物流、贸易、信息等第三产业发展，做大第三产业。要围绕能源化工产业，大力发展现代装备制造业、现代物流服务业以及新型能源产业、文化和旅游产业。要建立产业基地集群，打造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产业品牌，使经济园区成为全市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成为带动全市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强大引擎，成为参与国内外高新技术竞争与合作的前沿阵地。

2.3 在建设规划创新上突破

要围绕建设全国乃至世界精品城市的要求，大气魄、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搞好百万人城市规划，按照跨越式发展，建设能够完全支撑起以信息化武装起来的能化产业、高新技术和人才密集的国际知名能源化工基地;以建设沙漠森林公园城市为标志，展现城在林中、湖在城中、楼在绿中、人在景中的诗情画意的时代理念，建成山川秀美的生态人居城市;建设既体现历史文化内涵，又表现时代气息、现代文明特征的，达到二者高度融合的新型一流、文化文明、绿色宜居城市。推行法定图则制度，对指定片区的土地利用性质、开发强度、公共配套设施、道路交通、市政设施、城市设计等方面作出控制和引导规定。

2.4 在城市管理体制创新上突破

在交通管理体制上，将公路、铁路、城市公交、邮政等方面的管理协调职能，纳入一个整体，赋予物流产业方面的宏观管理和协调，以及制定整体运输政策，实行大交通管理。提高市场准入标准，在制定公共交通产业发展政策时，重点实施中小巴减量淘汰政策，逐步将中小巴迁出中心区，同时提高公交大巴标准，所有新投运力或更新车，必须具备大容量、绿色环保型，建立与现代经济活动相协调、相适应的公交系统。在区划和街道管理体制上，将现行城区发展规模划分为若干管理区，实行管理区首长负责制。进行街道区划调整，建立市、区、街三级管理执法网络和信息资源共享机制。

在环卫体制上，以管干分开，环卫作业市场化、社会化、专业化为目标，推动市容环卫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创新。以整治市容市貌为重点，对清除乱贴乱画和捡拾“白色污染”委托保洁公司清理，推进市场化运作;推进“门前五包”(包净化、绿化、硬化、美化、亮化)责任制，制定《门前五包管理办法》、《建筑物立面保洁管理办法》、《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管理办法》、《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使环卫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在公用事业体制上，成立市公用事业局，统筹供水、供热、供气、排污等项公共服务，制定紧急抢修和重大事故防治处置预案，并提供优质、高效、及时的服务。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污水治理、垃圾处理、天然气入户和集中供热等公用事业项目建设。

在土地制度上，着力调控土地资源，建立起土地收购、整理、储备、拍卖等一整套经营管理制度经营城市土地。对原属村组及企业、单位等拥有城区范围内的土地通过产权置换、项目置换及赎买等政策市政府统一调配使用，对城郊村组土地分别按照中长期发展整体规划要求从严控制，严厉打击借开发之名囤积、炒卖土地行为。对近年来城郊及公路沿线土地进行清理整治。

2.5 在思想观念的创新上突破

思想观念的创新至关重要，只有思想观念的创新，才能摒弃落后的思维方式，形成新思路、找到新方法、建起新机制、树立新形象。建设创新型城市，必须把思想观念的创新渗透于工作、学习、生活和一切社会事务中，使创新成为全市上下的自觉行动。要有慢走一步，差之千里;耽误一时，落后多年的危机感，大力倡导勇于开拓、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和魄力，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始终保持一种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拼搏精神，敢于竞争，勇攀高峰。

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还需要培训和确立市民的创新意识，使创新意识成为市民思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倡导创新的精神，要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创新激情和活力。动员全社会力量投入到创新行动之中，在全社会形成重视创新、参与创新、推动思想解放观念创新的浓厚氛围。要把提高全体市民素质工作放在突出而重要的地位，在全体市民中普及创新知识和理念，提高市民的创新能力。要不断将创新实践和成果进行宣传、传播，使建设创新型城市活动变成每一个市民的自觉行动，成为推动城市不断进行新的创新的不竭动力和源泉。要集中打造一批具有国内乃至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精品，构建与其他创新互动的创新文化体系。

3 建管并重，推进城市建设有序化

城市管理是维护城市建设成果、促进城市建设的重要手段，城市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城市建设的水平，是推进城市建设有序化的有效保证。如今的城市管理，已不仅仅是对城市设施和社会秩序的简单维护，而是提高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大渡口在城市管理上狠下工夫，传统工矿贸易区“脏、乱、差”的城市面貌得到根本性改变。

管理模式不断创新。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不断完善各类考评体系和奖惩制度，理顺管理体系和职权职责，注重源头管理，建立各项长效机制，使城市管理由制约型向服务型、经验型向制度型、突击型向经常型转变。运用信息化技术对城市实行“数字化”管理，率先开展控规三维仿真系统应用工作，城市管理精确度更高，效率明显提升。

4 结束语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要通过科学的理论探讨，大胆的实践创新，综合分析传统的城市规划管理理念，并运用当今世界先进的管理模式，才能够建设、规划出一个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城市规划管理的新模式。

参考文献

[1]周建军.论新城市时代城市规划制度与管理创新[J].规划师.2004(03)：77～79.

[2]林常青.城市规划管理自动化系统模块化开发思路初探——以珠海市为例[J].规划师.2000(05)：35～37.

[3]杨戌标.论城市规划管理体制创新[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6)：3～5.

作者简介：张天阳，男，贵州盘县人，工程师职称，本科，主要从事城市规划管理方面工作。

作者：张天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