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敏感（精选四篇）
跨文化交际敏感 篇1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敏感,英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 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跨文化交际活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跨文化交际的是否顺利进行, 这个话题因此也备受众多学者的关注。而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跨文化敏感也随之成为研究热点。本文从论述其重要性出发, 提出设计合适的教学大纲和重视文化导入以及文化测试评估这三个方面来提升中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敏感度, 从而促进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和外语学习能力的提高。
1 文献综述
跨文化交际研究始于1950s, 随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增多起来。不同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的领域对它进行分析研究, 其中最受普遍关注的是Chen&Starosta的研究。他们 (1998) 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能有效恰当的进行交际并达到预期的回应的一种能力。它包括三个部分, 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跨文化敏感, 即情感层面。
早期研究者Bronfenbrener, Harding和Gallway认为, 对本族文化群体和对个体差异的敏感是两个重要的交际能力。1984年, Milton Bennett提出了跨文化敏感的概念, 认为这是一个认知、情感和行为不断发展和改进的过程。1986年, 他创建了一个模型 (DMIS:Development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 这个模型认为跨文化敏感度经历了六个阶段:否定、防御、最小化、接受、适应和融合。1998年, Chen&Starosta概括跨文化敏感包括六个要素:自尊自爱 (self-esteem) 、自我监控 (self-monitoring) 、思想开明 (open-mindedness) 、为他人着想 (empathy) 、参与交际 (interaction involvement) 和理性判断方式 (non-judgment) 。随后根据这六个要素开发了测量跨文化敏感度的专用量表-ISS (The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Scale) 。Wolfgang Fritz等对这项量表进行验证, 证明了它有较高的可靠性。此外还有其他可信度比较高的量表, 如Bhawuk和Brislin的“跨文化敏感度目录” (The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ventory) , Bennett和Hammer的“跨文化发展测量问卷” (The 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 Inventory) 。
国外有关实证研究颇多。很有研究表明国外生活经历跟跨文化敏感相关 (如Christa, Kent, 2001;Jan, 2004;Philip, 2006) 。Claudia Nieto (2010) 证实跨文化交际敏感程度跟跨文化交际能力, 性别和专业等因素有关。Lisa (2003) 采用Hammer设计的跨文化敏感量表, 测试了儿科实习医生跨文化敏感的变化。
国内研究起步相对晚, 但仍成果颇丰。彭世勇 (2007) 通过抽样发现英语水平对跨文化敏感度内部各层面有影响。周杏英 (2007) 采用了Chen&Starosta的量表发现构成跨文化敏感的五个因素较强的相关关系。周杏英和云芳 (2011) 探讨了跨文化敏感度与冲突处理方式之间的潜在关系。邵思源和陈坚林 (2011) 做了一项对高中英语教师跨文化敏感度的调查。
综上所述, 国外相关实证研究大部分集中于跨文化敏感相关的变量之间的关系, 而国内实证研究大多有关其内部各个层面的关系。少有较为全面的侧重于何提高跨文化敏感度的研究。
2 培养跨文化交际敏感的必要性
教育部最新颁布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实验) 》 (以下简称新标准) 中明确指出, 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认知能力, 逐步扩展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 要帮助学生拓展文化视野, 提高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敏感和鉴别能力, 从而为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打下基础。由此可见文化是中学英语课程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中英语教师应该注重在教学中渗透文化知识, 从而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新课标还指出语言是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在英语教学中主要体现通过听说读写向学生介绍西方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对这些国家这些背景文化知识的了解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提高他们的跨文化敏感, 从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从而更好地促进外语学习。因此, 培养中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很有必要。
3 培养中学生跨文化交际敏感的策略
3.1 建立的英语文化教学大纲
教学大纲决定教学的具体内容, 有什么样的教学大纲就有相应的教学内容。根据新课程标准, 文化教学也是语言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系统全面的文化教学来培养学生的跨文话意识, 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这也是英语教学的目标之一 (张勇, 2003) 。在教学大纲的设计时候除了考虑如何让学生掌握语言知识外, 还要适当考虑文化教学的因素, 这样才能更好的指导文化教学。
3.2 注重文化导入
束定芳, 庄智象认为英语教学阶段的文化导入要坚持遵循实用性、阶段性与适合性三个原则。下面将具体讨论如何进行文化导入。
1) 词汇教学中导入。英语的词汇非常丰富, 很有词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 所以英语教师应该要充分利用文化背景来导入词汇教学当中。如笔者在实际教学中发现, 中国学生对“lucky dog”翻译成汉语是“幸运儿”很不理解。究其原因是因为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不理解造成的。在西方国家, 狗是非常友好的动物, 象征着美好, 忠诚, 善良;而在中国狗是带有贬义色彩的, 如“狗急跳墙”, “狗眼看人低, “狗腿子”等等。所以在词汇教学中, 教师可以先向学生导入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再具体讲词汇, 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文化对比中导入。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这些差异会影响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甚至直接导致交际失败。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多举一些交际失败案例让学生分析对比中西方文化差异。如教师可举这样的案例, 某求职者去应聘口译, 面试官要求现场翻译。面试官要求翻译“你吃饭了吗?”, 这位求职者立马译成“Have you eaten your dinner?”要求学生分析这位求职者为何失败。通过中西方文化对比分析不难发现, “你吃饭了吗?”是汉语语境中很常见的打招呼用语, 而英语当中打招呼习惯说“How are you”或“How do you do”。
3) 真实语境中导入。除词汇和文化对比导入外, 教师还应注重真实语境下的文化导入, 因为它也是培养学生文化意识重要方式。例如在中学上课之前通常是由值日生喊“起立”, 然后所有的同学都站起来说“老师好”。教师及时向同学解释这种现象在汉语的语境中是很常见的, 我们一般认为这样做是对老师的一种尊敬。而在英语国家则不然, 他们提出师生民主平等, 上课前师生只需生简单打个招呼。此外, 教师还可以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给学生播放一些原声英美电影、歌曲等等, 让学生多接触这些原汁原味的地道材料, 促进文化意识的形成和培养, 以提升跨文化敏感度 (施惠珊, 2010) 。
3.3 文化测试
测试对教学有重要的反馈作用。对学生进行文化测试不仅可以引起学生对英语文化的重视, 也能检测到文化教学的成果, 及时发现问题查漏补缺 (张勇, 2003) 。测试的形式可以多元化, 口头或书面, 或者二者兼备。口头测试可以让学生模拟真实语境进行对话或者角色扮演, 根据他们各自的行为打分老师给出分数, 也可以让学生自己给自己评估。书面测试可以让学生做一些多项选择题和材料分析题来测学生对文化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4 结束语
保持文化敏感性 篇2
麦奎根不赞成企业为此进行广泛搜索、寻找无所不知的管理大师,或者仰仗于所谓时尚猎手和设计公司。相反,他认为,虽然像史蒂夫·乔布斯这样杰出的管理者往往被认为拥有极其罕见的天分,但其实他的这些本领也是可以复制的。
但是,目前大多数公司在感知文化潮流方面的表现都很糟糕。这是因为它们通常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快餐文化”(即时尚猎手们所追踪的那种流行文化)上。这就意味着企业通常会忽视那种构成人们生活基本风貌的“慢餐文化”。宝洁前董事长雷富礼就体会到了“慢餐文化”的含义,正因为他了解这一点,所以才改变了宝洁的消费者研究方式。雷富礼不再通过局限性很大的焦点小组来考察为什么消费者喜爱一种牙膏而不喜欢另一种牙膏,相反,他让公司的调查人员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了解消费者在生活中是如何选择牙膏的。再比如联合利华旗下多芬产品的全球品牌总监西尔维亚·莱格娜,通过对消费者调查数据的全新解读,使她彻底打破了美容产品的市场营销规则。她注意到,在全球美容产品的广告中,模特们大多是“年轻、苗条、金发的白种人”。对全球范围内的女性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2%的人认为自己漂亮。莱格娜决心摆脱美容产品的营销套路,不再强调多芬的健康性等产品特点,而是代之以从产品的认同性入手,开启了“真实美丽大比拼”活动,从而激发了普通女性的参与热情。
跨文化敏感研究回顾 篇3
关键词：交际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敏感
跨文化研究始于二战后的美国, 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当今世界越来越普遍的跨文化交往的现实, 促成了“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的提出。概括地说, 跨文化交际能力指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所需要的能力和素质。而近年来, 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个方面——跨文化敏感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学者所关注的热点。跨文化敏感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情感层面, 是理解和接受文化差异的积极动机。
本文在阅读了国内外大量相关文献和对交际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简要综述的基础上, 归纳总结了近年来的跨文化敏感研究成果, 希望能为进一步对跨文化敏感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一、交际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出和发展
1.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学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1957年, 著名语言学家莱多R. Lado发表了《跨文化语言学》, 成为首位提出跨文化交际的学者。而“跨文化交际”这一术语是由美国人类学家霍尔在其1959年出版的经典著作《无声的语言》中首先提出的, 学术界普遍将这部著作视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之作。
“交际能力”这一术语是英国语言学家Hymes于1967年在其文“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中首次提出来的。他是针对Chomsky对语言能力 (linguistic competence) 与语言运用 (linguistic performance) 的区分而提出交际能力这一概念的。他认为, 语言使用者的能力实际上要比Chomsky划定的范畴大得多, 要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对谁说什么”。即语言的运用要适合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
自交际能力理论问世以来,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知识和能力的关系, 交际能力的内涵等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其中较著名的是在1980年, Canale提出的交际能力理论的构建模式。该模式认为交际能力含有四个子能力: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策略能力与话语能力。Canale模式对于后来的语言研究和外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Canale模式之后, 对交际能力研究最有影响的是Bachman模式。Bachman把交际能力改称为语言能力 (language competence) , 认为语言能力应由两大子能力组成: (1) 语言的组织能力, 包括语法能力和语篇能力; (2) 语用能力, 包括言外行为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与Canale模式相比, 该模式突出了语用能力和语言的功能, 突出了理解话语的交际意图。
在国内, 自从Hymes提出交际能力观以来, 国内学者 (林大津, 1996;贾玉新, 1997;胡文仲、高一虹, 1997;许力生, 2000;高永晨, 2005) 对交际能力, 尤其是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系列数据库中, 以“交际能力”为题名, 检索从1994到2008年间的文章就有2268篇, 由此可见国内对交际能力的关注。
跨文化交际与普通交际的差别就在于一个“跨”字, 即交际双方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交际双方文化背景不同, 就容易造成交际障碍, 因而, 为了消除不该有的误解,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增强显得尤为突出。
2.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出和发展
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是以Hymes的交际能力理论为基础, 并借鉴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社会心理学和交际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 发展而成的一个综合理论体系。
然而,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及构成要素说法不一。在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组成部分做理论划分时, 多位学者采用了三分模式 (如Paige, 1986;Martin, 1987) 。根据心理学理论, 他们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认知、情感、行为三个层面。认知层面包括目的文化知识, 以及对自身价值观念的意识, 它要求交际者具备能够理解并破译不同言语和非言语编码的能力;情感层面包括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灵活性、共情能力、悬置判断的能力, 它要求交际者具有跨文化交际意识, 尊重其他文化的态度、克服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等交际障碍的能力;行为层面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建立关系的能力、在跨文化情景中完成任务的能力。Kim等著名学者认为, 具备了这三方面能力的交际者, 就能够在跨文化交际中根据实际情况临时搁置 (suspend) 或修改 (modify) 自己原有的文化习惯, 去学习和顺应与之不同的文化习惯, 并能创造性地处理交际双方之间的文化差异。
而怎样应对跨文化敏感挑战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情感层面) 是学习者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必经阶段。下面就国内外跨文化敏感的研究做详细的评述。
二、国内外跨文化敏感研究述评
1.国外跨文化敏感研究述评
跨文化敏感研究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迄今为止, 国际主流跨文化交际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敏感测试工具开发研究的很多, 如1986年, Bennet用认知心理学和建构主义的概念来解释人们对文化差异的反应, 从而创建了跨文化敏感发展模型 (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DMIS) ;在此模型基础上, 为了辨别调查对象对文化差异的态度在从“否认”到“融合”的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具体阶段, Hammer& Bennett提出了跨文化敏感测试量表 (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 Inventory) 。但是Sparrow认为, 在定义跨文化学习成功与否时, 这个量表还应包括社会和情感的因素, 不应仅仅包括认知能力;Bhawuk和Brislin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角度来解释跨文化敏感, 1992年提出了跨文化敏感测试量表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ventory—ICSI) 。而Kapoor和 Comadena认为, 这个工具缺乏一定的信度, 因为其所含条款用语和要求模糊;为了测量人们对不同文化的敏感, 1997年K. Cushner创建了跨文化交际敏感目录表 (Inventory of Cross-Cultural Sensitivity--ICCS) 。然而, 1999年Loo所做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个工具有很低的内部效度;Chen和Starosta认为跨文化敏感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情感层面, 是理解和接受文化差异的积极动机。2000年, 他们开发了跨文化敏感测试量表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Scale) 。MoUenberg和Chen用德国学生进行测试, 证实了这个工具具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
国外有关探索某些因素和跨文化敏感关系的实证研究有:Christa 和Kent (2001) 采用Bennett设计的跨文化敏感模型, 证实外语水平和海外经历能提高跨文化敏感水平;2003年, Lisa, A.等采用Hammer设计的跨文化敏感量表, 评估了儿科实习医生跨文化敏感的变化;同样用此量表, David, A. S.测定了国际学校学生的跨文化敏感, 2004年Jan调查了服务性学习对在香港的国际学生的跨文化敏感水平的影响, 发现跨文化敏感测试分数和很多变量相关;2006年, Philip.等学者测量了国外学习对跨文化敏感的影响。
2.国内跨文化敏感研究述评
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历史较短, 但成果颇丰, 跨文化交际学理论研究内容十分广博, 现已初步形成了一套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体系, 如王振亚 (1991) , 高一虹 (2000) 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理论探讨等。但是, 但总体来说, 我们对影响跨文化交际行为的各种因素进行的实证研究并不多。采用科学研究方法, 对跨文化敏感进行的实证研究就更少了, 目前能检索到的有关跨文化敏感的实证文章, 只有彭世勇的三篇和周杏英的两篇。
(1) 2006年, 彭世勇对中国和泰国的833位英语专业大学生、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和跨国公司员工跨文化敏感进行了比较, 发现了中国人和泰国人跨文化敏感的差异。研究结果对我们进一步研究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空间。但研究的局限是没有将英语能力作为变量在样本成员中进行对比, 没有考虑对跨文化经验和外语水平这两个变量进行测定和比较, 因此无法得出具有结论性的推论。
(2) 2007年, 彭世勇通过对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共400名本科生的抽样结果进行回归分析, 发现了英语水平对跨文化敏感度内部各层面的影响以及其影响的强弱。回归结果表明的两类别本科生的异同为我们改进或制订更加符合学生实际情况的教学大纲, 尤其是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学大纲, 提供了参照系数。对以后研究人员开展跨文化敏感实证研究时, 要综合考虑影响跨文化敏感的各方面因素提出了要求。
(3) 2007年, 周杏英对91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商务英语学院学生进行了跨文化敏感水平的测评, 对学生跨文化敏感水平的各个层面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但与彭世勇2006年做的研究一样, 周杏英没有研究学生跨文化敏感水平与其英语学习成绩的相关性。
(4) 2007年, 周杏英和彭学敏采用了陈国明和Starosta的“跨文化敏感度量表”研究文化学习对跨文化敏感水平是否有显著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文化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跨文化敏感水平。该研究结果有助于对影响学生跨文化敏感高低的因素做进一步的研究。
(5) 2007年, 彭世勇通过对173名大学英语专业本科生的调查, 在跨文化敏感所包含的五个层面之间找到了较强的相关关系。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了研究对象在跨文化敏感深层结构上可能存在的差异。但研究没有对人际关系和交际目的这两个变量进行研究, 也没有直接对样本的英语水平进行测试。
三、结语
跨文化敏感度研究简述 篇4
一、西方跨文化敏感度研究历程(模型)
对于跨文化敏感度ICS(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这个概念,最早始于Brenfenbrener等人(1958)提出的对于敏感性的讨论(成勇,2011),即将敏感性分为对本土文化的敏感性和对客体文化的敏感性。前者关注对自我属群的文化感知,而后者是对异文化和差异的认识和感知。
此后,西方学者对ICS进行了诸多研究,并建立或产生了相应的模型或理论,以下将进行简单的介绍和评述。
Ruben提出的沟通胜任力因素
1976年,Ruben提出来成功进行跨文化沟通的若干要素,包含相互作用,知识层次,角色行为,同情心和忍受模糊性。在这里将ICS视为成功实现跨文化沟通的重要技巧,这种技巧包含了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要求在实现双方沟通时能够以开放的和人性化的态度对他人的文化和思想理解和尊重,并且在沟通中能做到抛却自我中心,容忍模糊性,在传播时尽量减少对他国文化信息的扭曲和丢失。
Ruben提出的沟通胜任力学说初步较为全面地阐述了ICS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作用,从人格特征和人际关系行为的角度为跨文化沟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ICS的归因模型说
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roy)是源于社会心理学的激励理论。简单说,是指说明和分析人们活动因果关系的理论,即人们用它来解释,控制和预测相关的环境以及伴随这种环境而出现的行为。
ICS被认为在跨文化交际的认知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Hoops(1981)和Pedersen(2004)将认知成分看作获得敏感度的第一步,认为对异文化的认识和对异文化知识的掌握是理解文化差异的关键,而对文化差异的良好理解也会促使文化敏感性的上升。另一方面,Triandis(1975)和Albert(1983)提出了ICS的归因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在跨文化交际行为中,“归因”是一种潜意识存在的“参考”,它帮助人们解读行为,当人们对行为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后才能表现出接受和适应。而ICS,即跨文化敏感性能够发展出对这种“归因”认识的技能,以达到对文化差异的理性归因分析。
ICS的归因理论学说是结合社会心理学提出的对跨文化敏感度的独特见解,也可以说是借助心理学的角度对跨文化敏感性的崭新评价,它深入探讨了敏感性问题对于成功跨越文化差异所起到的潜意识作用,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领域。
行为角度论
B hawuk和Brislin(1992)是最早从行为角度探讨ICS的。在这之前,跨文化敏感度问题是用情感指标来测量的。而他们把I C S描述为“一种对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及对其他文化中人们的观点敏感性”。在这里要具有两个特征:开放的思想,即乐意接受他人的观点;灵活变通,即根据文化情境的要求适当调整自己的行为。尤其是第二点的提出,显示跨文化敏感度也可以通过调整,改变行为以适应环境的标准来测量。
相对于前两种理论,Brislin的理论是动态的,它打破陈规,以行为的角度来解释ICS,为我们开辟了另外一条解释ICS的途径,也使得对这种理论的解释更加趋于全面。
贝内特的DMIS模型
Bennett (1986,1993)提出了著名的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即DMIS (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在这个理论中,贝内特将个体的ICS对异文化的适应过程描述为从民族中心主义到民族相对主义的过渡。在整个过渡过程中,又分为六个阶段,其中前3个阶段为民族中心主义,而后三个阶段包含于民族相对主义。分别为:
1 Denial否认阶段
在该阶段个体否认文化差异的存在,以孤立或者被隔离的状态完全处于民族中心主义中心。
2 Defence排斥阶段
在该阶段个体已经认识到文化差异的存在,可是差异带给个体的不安全感使得个体强烈排斥异文化,而文化冲突就是该阶段的典型表现。
3 Minimization差异最小化阶段
个体认识到本土文化和异文化的共同处,就故意放大共性,而忽略差异,以达到“所有文化与我相同”的安全暗示,还是以自我文化为中心的表现
4 Acceptance差异接受阶段
在该阶段,个体意识到文化之间依然存在差异,但是会接受差异,因为认识到任何文化都是世界文化中的一种。
5 Adaptation差异调试阶段
在该阶段,人们已经学会在对方立场看问题,并愿意改变自己行为来适应环境的变化。
6 Integration差异融合阶段
在该阶段,个人摆脱了任何一种文化中心说,将自己置身于任何一种文化之外,能灵活自如的在多元文化中调试,成为一个好的文化融合者。
贝内特的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详细客观的描述了个体在ICS体验异文化中的历程,是近年来对文化敏感度探讨的较为著名的理论,有很强的指导现实意义。对测验个体处于敏感度阶段和针对该阶段的应对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我国对ICS的本土化研究
上述理论和模型都是西方学术界对于跨文化敏感度的研究和发展,其文化背景,研究方法以及理论模式都是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对我国来说,这尚属于一门新兴的理论,引进时间短,所作探讨也很少。下文会简要介绍我国在跨文化敏感度这一领域的概况。
邓文君(2006)是我国第一位引入该理论的学者,她也基于该理论对跨文化敏感度进行了实验和探讨,比较典型的是其所作的旅游业从业人员所作的敏感度的研究。在该实验中,得到旅游业从业人员跨文化敏感度的一些特征:文化认知领悟;民族认同感;差异和谐化;关系最优化;灵活变通性。
另一位比较突出的学者是彭世勇,他(2006)作了对中泰两国大学生(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和跨国公司员工做了文化敏感度试验,研究结果证明,虽然中泰两国文化相似度较高,但是由于中国人的文化敏感度高于泰国人,所以中国人适应文化差异的能力更强。
三、展望
综上所述,跨文化敏感度这一理论无论对于西方还是我国本土,都处于兴起阶段,对于ICS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首先,虽然有很多学者已经提出不同的模型和见解,但是它的定义和结构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其次,此理论产生于西方,它浓厚的西方背景不利于对其他文化群体的契合,而当今世界早已经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应该努力在非西方背景下对该理论做出探讨;再次,基于此理论的测量方法虽然已有建树,但是也有待于提高。最后,我国学者更应该努力钻研,争取在这一领域得出自己的见解和理论,为人类的跨文化交际提供更完美的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Bennett,Milton.(1993)."Towards Ethnorelativism:A 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 Education for the Intercultural Experience,R.Michael Paige(ed.),pp.21-70. Yarmouth,ME:Intercultural Press.
[2]、Hammer J.MR,Bennett MJ,Wiseman R.Measuring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The 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 Inventor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dons,2003, 27(4):421-443.
[3]、邓文君,基于扎根理论的中国旅游业人员跨文化敏感性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6.
[4]、彭世勇,国籍与职业对跨文化敏感度的影响[J].浙江大学学报,2006.
[5]、彭世勇,英语本科生跨文化敏感多层面间相关系数对比[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