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信用融资问题

商业信用融资问题（精选九篇）

商业信用融资问题 篇1

关键词：小微企业,商业信用,融资

1 浙江省小微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发展状况

浙江是小微企业强省之一, 是民营企业的主体。省小微企业共有超过56.9万家, 占企业总数的97%, 它提供了超过一半的工作岗位, 创建全省工业总产值的56.3%。然而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小微企业的发展。解决小微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不仅可以依靠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债务融资, 还可以通过各种融资渠道来解决这个问题, 扩大商业信用融资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商业信用融资灵活性好, 能够适应目前浙江省小微企业的经营现状, 合理地运用商业信用融资可以有效的降低融资成本, 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困境, 有利于小微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本文的数据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问和电话访谈等获取数据, 调研地选在民营企业集中和企业间商业信用融资相对发达的浙江地区, 向浙江省11个城市的民营企业发放问卷800份, 根据问卷填写的完整程度和有效性进行筛选, 共选出有效问卷222份。调查样本的行业涉及到批发零售、制造业和住宿餐饮等8个行业, 问券对于商业信用融资情况的调查题项涉及:商业信用融资规模、商业信用融资成本和商业信用融资难度三个方面, 各个题项又分别设计若干分类选项, 各个选项对应的数值设定如下表1所示, 根据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可以得到浙江省小微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情况的统计描述表2。

从表2看出, 浙江省小微企业商业信用融资难度均值为1.5045, 说明样本企业的商业信用融难度在难和一般之间。融资成本均值为1.6982表明样本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成本在很高和一般之间。融资数量均值为1.3649, 表明企业融资数量占企业资金10%-50%之间, 接近10%-25%。综合分析可以看出, 浙江省小微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偏难、融资成本偏高、融资规模偏小。

2 浙江省小微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困境分析

2.1 企业内部管理不完善, 降低了小微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可获得性

浙江省小微企业大多是家庭作坊式企业、传统制造业, 企业的负责人大多文化水平较低, 管理人员素质不高, 缺乏完善系统的企业管理理念, 对商业信誉积累不够重视等原因,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低下, 而且由于没有建立起规范的财务制度, 使融资机构无法获得信用评估所需财务信息, 导致信息不对称问题尤为严重。

2.2 商业信用融资成本过高, 加大了企业的经营的风险

浙江省对商业信用融资的研究起步较晚, 缺乏针对我省经济情况的实际考虑, 导致了金融压抑、信贷歧视和政府经济干预相当严重, 造成了商业信用融资成本过高。当小微企业融资需要超过一定范围或风险较大时, 债权人将要求增加各种保护性条款的合同, 监督资金的正确使用, 增加条款和实施监督会使商业信用融资的成本增加;同时负债会增加小微企业的经营风险, 使债权人面临无法按期收回资金的风险, 债权人会以风险溢酬的形式转移到小微企业, 导致更高的融资成本, 单位销售利润下滑, 提高小微企业的经营风险, 小微企业的负债能力会进一步下降, 对小微企业的信誉也会造成伤害。

2.3 商业信用风险失控, 抑制了商业信用的良性发展

债权人信用政策过于宽松, 忽视信用管理。经营者为实现高收入、高利润的目标而放宽信用政策, 盲目的扩大销售来增加收入, 在商业信用融资中实现赊销后, 经营者没有按时将应收账款及时收回未, 经营者在事前不重视信用管理, 导致小微企业应收款长期挂账、放松量和数额很大, 事后不仅使收账成本增加、收账难度增大, 而且提高了坏账风险。债务人信用自觉性较差, 债务人利用商业信用融资, 却不能遵守商业信用及时偿还债务, 由第三方债权人被迫收回债务, 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信贷企业之间的互利关系, 影响了第二次商业信用合作的机会, 对小微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造成很大的阻碍。

2.4 商业信用融资中极易受外部环境影响, 不利于小微企业的稳定融资

商业信用融资极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稳定性差, 偿还期限短, 对管理薄弱的小微企业的现金流量管理要求极高。一方面, 受浙江省商品市场和金融危机的影响, 小微企业不充分考虑市场需求, 盲目的扩大生产规模, 造成商品积压、存货堆积, 为了将积压的商品销量出去而获得资金流通, 又盲目的运用商业信用融资, 将大量的商品赊销给买方;导致商品供过于求, 在同行业竞争中占劣势地位。另一方面, 受浙江省资金市场的影响, 当货币供应紧张或有一个更好的投资方向时, 商业信用融资的途径可能会遇到阻碍。

3 提升浙江省小微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对策

3.1 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提升商业信用融资能力

结合浙江省实际经济情况, 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促进产业升级;引入优秀的管理人才, 制定可行的管理制度, 主张民主和科学的基本原则, 在小微企业内部管理中, 加强管理, 保护小微企业信誉和加强信誉建设, 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企业文化, 确保小微企业健康稳步发展。提高企业竞争力, 应对浙江省的市场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 对企业内部结构, 不断修改和优化生产结构, 促进小微企业在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要提升小微企业的信誉, 每个生产环节必须严格监管, 建立特殊的小微企业信用评级机构, 坚决杜绝商业欺骗、不守信用、贷款不还等严重影响企业声誉的行为。

3.2 加强商业信用结构管理, 降低融资成本

加强对浙江省小微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管理, 减少融资成本和债务增加导致的经营风险。包括加强对商业信用融资的时间管理。使用类似于应收账款账龄分析的时间监控方法, 从而使商业信用融资的时间控制在合理地范围内;加强对商业信用融资规模的控制。商业信用融资的数量必须首先满足营运资本的需要, 第二个必须保持适当的比率和流动资产, 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 保持小微企业的正常经营, 将商业信用融资的规模控制在合适安全的范围内;加强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信用监控。掌握应付账款的偿付能力及时偿还应付账款和收回应收账款, 通过小微企业信用状况的变化来调整商业信用融资的规模。

3.3 加强商业信用风险控制, 引导商业信用良性发展

小微企业应根据自身企业发展情况建立独立的信用管理部门, 并配备具有专业技能的信用管理人员, 实行合理的信贷政策, 加强客户信用风险识别和预防, 债权人要及时清收应收账款, 强化小微企业信用管理和经营者的信用意识, 债务人要提高自觉性, 及时按照约定偿还债务。同时还要建立一个覆盖整个浙江省的小微企业商业信用管理的信息平台, 如实登记经营者的商业信用信息, 建立和完善经营者的商业信用档案, 从而提高经营者的信用意识。

3.4 加强政府引导, 稳定外部环境

浙江省政府部门要引导小微企业加强技术创新, 稳定商品市场和资金市场, 增加对新产品开发的投资, 优化小微企业行业布局, 改造和发挥传统行业的新优势, 提高小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 面对实体经济, 政府应该大力推行结构性减税, 为小微企业减轻税收负担, 倡导小微企业合理的运用商业信用融资, 保障资金市场供应平衡。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 在已经出台的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 按照浙江省级范围内小微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尽快调整或添加相关的法律条款, 支持小微企业通过商业信用融资方式和提供解决商业信用融资问题的建议, 要对小微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渠道和规模进行规范确保全省小微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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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信用融资问题 篇2

2014年4月18日

案例

A企业本身从事冰箱内部架构及组件生产，今年从供应商B处购买钢材4000吨，用于冰箱内部组建生产。按理在钢材入库后，A企业应该马上付款给供应商B，并将钢材用于生产内部组建，售出后能获得80万的利润。但是在当时，市场上冰箱畅销，假若A企业延迟付款时间，可以将这笔资金用来购买冰箱外部组件，通过组装后销售冰箱可获取较大利润。于是，他就与供应商B签定商业信用合同，以到期补偿资金占用费10万元作为补偿，延期付款。这样就能在短期内获得钢材的应付款，并用于购买冰箱外部组件，借此获取了150万元的利润，除去补偿给供应商的10万元，相当于额外获取了60万的利润，有效提高生产收益。

分析

在本案例中，企业所使用的就是应付账款融资，国际管理中一般使用信用期间约定付款期限，在信用期间，双方还会订立一个时间段做为折扣期间，在折扣区间内进行付款，则能享受供应商给予的某项优惠措施，比如获取更多商品、服务或是减免部分款项等。同时，延迟交付款项还能让这笔应付账款投入企业再生产，从而能产生更大的收益。

另外，还有一种与应付账款类似的融资方式：预收账款融资。若企业按照合同或协议的规定，在交付货物或者服务前预先收取买方部分或全部资金。它相当于卖方向买方先借一笔款，然后用货物抵偿。对于在市场上相对紧俏的货物，供货方往往向订货方预收货款，取得一定的短期资金来源，将资金用于项目启动或是企业其他用途。预收货款要先交钱后交货，重在一个“信”字，这就要求卖方企业在市场上拥有非常良好的信用形象。这种融资方式普遍应用于房地产行业及电信服务行业，日常企业中使用的订货款制度也属于预收账款融资的范畴。

商业信用融资问题 篇3

摘要：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以2007—2013年123家深市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家声誉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声誉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显著正相关，并且企业家声誉的正向变动（由无到有）有助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

关键词：企业家声誉；商业信用；民营企业

一、引言

大量文献研究认为，由于受限于银行的信贷配给，许多中小企业难以获得银行的信贷融资。而作为企业另一种有效的融资渠道，商业信用近年来已经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中小企业商业信用的获得？既有的研究多关注于宏观层面[1] [2]，关于企业家个体的研究所见不多。

民营企业的企业家作为企业的发起者和主导者，对其所领导公司的融资、投资、经营活动都具有重大影响。信息不对称使得投资者无法直接了解民营企业的经营状况，只能通过企业和企业家传递的信号间接地评价企业价值或质量。

有学者研究发现在考虑是否向某个私营中小企业投资时，外部投资者通常会重点考虑企业内部所有者的声誉和财产状况，特别对于那些成立时间较短的私营中小企业而言，考察企业主个人声誉更为方便和准确。[3]声誉是公众对某人或某物的总体评价（美国传统字典AHD的定义）。企业家声誉是社会对企业家能力、经营业绩、公众关系以及履行承诺契约水平和社会地位的评价。[4]相关研究表明企业家（管理者）声誉对企业价值创造[4] [5]、投融资[6] [7] [8]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当银行贷款因信贷配给和歧视变得不可获得时，商业信用作为实务中被企业广泛使用的非正规融资方式，潜在地为难以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提供了及时和必要的资金支持。[9]那么企业家声誉会否影响民营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呢？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二、文献回顾和理论假设

商业信用作为企业融资特别是短期资金的来源已经得到众多研究的确认 [1][10]，其在信息获取、对客户的控制及财产挽回方面具有比较优势[11]。但就我国国情而言，在买方市场下，供应商的控制力优势并不明显，而不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和投资者法律保护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供应商的信息获取优势和财产挽回优势，因此，商业信用提供者依然面临对方违约的风险。

在融资比较优势不能充分发挥的情况下，如何降低商业信用提供者风险？亚当·斯密早在200多年以前就意识到声誉是一种保证契约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机制。Kreps等人（1982）创建了经济学中标准的声誉模型。他们认为，声誉是一种长期生存的无形资本，是反映行为人历史记录与特征的信息。声誉信息在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换、传播，形成声誉信息流、声誉信息系统及声誉信息网络，成为信息的显示机制，可以有效限制信息扭曲，增加交易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市场运作的效率。[12]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企业处于支配地位的企业家，其个人声誉代表着企业声誉的公众形象。在企业信息无法准确获得的情况下，企业家的道德操守、个人声誉与还款意愿对企业的信贷风险有着重要影响。[13]

首先，企业家声誉可以降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降低交易费用。La Porta et al.（2000）研究发现企业家个人的声誉信息可以向对方传递其诚信信号，降低授信方的风险。良好的企业家声誉降低了因信息不对称而增加的市场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进而可以增加其融资机会，提高其融资能力。[14] [15]因此，在融资比较优势不能充分发挥的情况下，企业家声誉有助于降低商业信用提供者风险。

其次，企业家声誉可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15]在经济学中，声誉实际上是一种激励机制，这种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促使个人或组织建立并维护好的名声。[16] Kreps and Wilson （1982）[12]，Kreps et al.（1982）[17]等建立了经济学中标准的声誉理论，认为重复博弈是参与者注重维护自身声誉的原因。商业信用是由于延期付款而从供应商处获得资金支持，使用者基于长期利益的考虑会自觉遵守承诺、放弃欺诈行为带来的短期利益 。

因此，良好的声誉是企业家和企业的独特性无形资产。[18]尤其是在融资过程中，企业家的良好声誉就意味着企业家拥有良好的融资环境和较高的融资能力，并且还会使企业家拥有更多的融资机会，从而吸引更多超额的融资资本。[15]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相比于其他企业，拥有企业家声誉的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更多。

三、数据与方法

（一）样本

本文数据样本选择截至2007年12月31日设立的最终控制人类型始终为“民营控股”，且最终控制人可追溯到个人的中小板上市公司。之所以将研究样本限定于此，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最终控制人未发生变更的企业相对来说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从而有着比较稳定的研究基础。其二，从研究主题的契合性来看，民营企业的企业家作为企业的发起者和主导者，往往集所有权、经营权于一身，其个人特质势必会对企业的融资、投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其三，从板块构成来看，中小板的主要组成部分为民营上市公司。据统计，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中小板上市公司总数为701家，而民营上市公司为557家，占整个板块的7945%。①〓〓①根据国泰安数据库和深交所公布资料计算得到。因此，中小板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民营板”。

根据以上原则筛选出126家企业，考虑到经营状况不稳定企业的样本值可能会给结果造成很大的偏差，因此剔除了3家ST和*ST企业，将余下的123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研究期间为2007—2013年。

本文财务数据采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www.gtarsc.com）、锐思金融研究数据库（www.resset.cn）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告数据。企业家声誉原始数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新浪财经（www.finance.sina.com.cn）公布的上市公司公告数据、上市公司网站以及相关网络媒体报道数据手工整理得到。数据统计分析采用EVIEWS 6.0和EXCEL软件进行。

1.被解释变量

商业信用（TC）。从融资角度看，商业信用是企业从上游或下游企业处“借”的资金。按取得方式不同，商业信用包括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和预收账款。为了消除绝对值的不可比性，借鉴石晓军、张顺明（2010）的做法选择总资产作为分母进行标准化。[21]这一指标越大，说明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越多。

2.解释变量

企业家声誉（REP）。大量研究表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大部分为个人或家族，他们是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22]因此，从终极产权的视角研究实际控制人对公司融资的影响才更为科学合理。鉴于此，本文所指企业家为企业实际控制人。公司实际控制人数据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网站披露的企业当年年报。

企业家声誉即指企业实际控制人在经营活动中或与之相关活动中所获得的名声、荣誉、信誉等。[23]为了衡量企业家声誉，本文建立了民营上市公司企业家声誉数据库。具体做法是：首先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公布的年报数据确定样本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然后通过公司公告、公司网站及其他网络媒体手工搜集实际控制人声誉信息，接着根据声誉信息进行赋值，凡是获得过由各级政府颁发的各种荣誉称号（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优秀企业家”、“突出贡献人物”等）的则视为拥有声誉，赋值为1，否则为0，倘若实际控制人受到过法律制裁或负面播报，则该值定义为-1。当企业实际控制人存在多人时，任何一人的声誉信息都视为该样本的企业家声誉数据。

3.控制变量

银行信用（LOAN）。企业从银行获得的信贷支持，按偿还期不同分为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借鉴常用做法，以资产为分母进行标准化。这一比率越高，说明企业从银行处获得的融资越多。由于金融体系不发达，企业融资渠道较少，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是我国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来源[24]，当信贷配给使得银行信用不可获时，需求导向促使商业信用成为银行贷款的一种重要的替代性融资方式。因此预计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融资负相关。

成长能力（GROWTH）。从投放者的角度分析，上游企业在考虑是否提供商业信用时，还会关注企业的规模和成长能力等因素[21]，综合决定给予的投放水平。衡量企业的成长机会，一般有托宾Q值和营业收入增长率两个指标，借鉴常用做法，本文选择营业收入增长率衡量。这一比率越大，说明企业成长机会越多，获得的商业信用也越多。

企业规模（SIZE）。有学者研究发现，同成长能力一样“企业规模”在融资时，可以释放有力信号，规模越大的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越多。[25]但是替代性融资理论认为，当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或者出现信贷配给时，商业信用将会成为银行贷款的重要替代方式。[26]罗正英等（2010）研究发现规模相对较大的中小企业在债务融资时具有规模优势和信息传递优势，获得的银行信贷更多。[27]因此，企业规模对商业信用的影响方向尚不确定。本文采用总资产自然对数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替代变量，这一指标越大，企业规模越大。

现金流量（CASH）。石晓军、张顺明（2010），郑军、林钟高、彭琳（2013）等的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现金充裕程度影响商业信用的获得。[21] [25]从供应商的角度分析，现金越充裕的企业，偿债能力越强，故可给予的投放水平会越多。本文采用经营现金净流量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现金充裕程度。这一数值越大，说明企业现金流越充裕。

以上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相关关系符号预期列示见表4。

（三）描述性统计

从表5可以看出商业信用获得总额与总资产比值（TC）的平均值为1597%，这一数值与我国 A 股上市公司2004—2010 年157%[28]的水平基本相当。银行贷款与总资产比值（LOAN）的平均值为1799%，低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8%[28]的水平。这一差距表明民营上市公司获得的银行信用较少。而较接近的商业信用（TC）和银行信用（LOAN）的均值说明，商业信用是民营上市公司资金的重要来源。反映企业家声誉的变量REP均值为07573，说明民营上市公司企业家普遍拥有声誉，标准差为04476，说明企业家声誉在不同的企业间存在较大差异。反映企业成长能力（GROWTH）、企业规模（SIZE）和企业现金流量（CASH）的变量均值分别为20605%、211254和143789。从表5中可以看出，除反映企业规模的变量SIZE以外，其他变量的标准差都较大，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也比较明显。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直接利用非平稳数据进行回归，可能导致伪回归，因此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LLC检验和Fisher-ADF检验两种方法判断变量的平稳性。在两种检验方法中，前一种方法是相同根情况下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后一种是不同单位根情况下的检验方法。检验结果见表6。

由表6可知，所有变量均通过了1%水平的LLC单位根检验，并且反映商业信用、银行信用、成长能力和现金流量的变量的Fisher-ADF检验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面板数据的水平值是平稳的，可以直接进行计量分析。

（二）实证结果

利用EVIEWS6.0软件对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检验企业家声誉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回归结果列示见表7。

表7由左至右依次给出了固定效应、混合回归和随机效应的回归结果。从表7的固定效应和混合回归的F值检测来看，固定效应检测的F值为728050，且在1%水平下显著，结果拒绝了混合模型的假设。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相比，各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和方程整体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水平得到很大提高，Hausman统计量达到561202，显著性达到了1%，这一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不存在个体随机效应。因此最终选择建立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结果如表7的第三列所示。

表7第二列同时给出了回归分析前对变量符号的预测。将第二列预测符号和第三列固定效应中的实际符号对比发现。除反映企业规模的变量SIZE验证为负外，其他变量符号都与前文预计一致。

反映企业家声誉的变量REP系数为00099，且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企业家声誉与商业信用融资显著正相关。具有声誉的企业家所在的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多。由此假设1得到验证。

反映银行信贷水平的变量LOAN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系数为负，表明中小板上市公司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间呈现替代关系，这与张新民、王珏、祝继高（2012）研究结论一致。[28]反映企业成长能力的变量GROWTH以及反映企业现金流水平的变量CASH系数为正，均通过了 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成长能力越强、现金流越多的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多。郑军、林钟高、彭琳（2013）也得出了一样的结论。[25]反映企业规模的变量SIZE系数符号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规模大的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少，苏汝劼和冯晗（2009）[29]以及Van Hore（2007）[19]也曾得到同样的结论。

（三）进一步检验

实际上，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声誉信息是动态变动的，仅根据声誉有无来数据来衡量企业家声誉，无法反映声誉信息的全貌。为了更完整地刻画企业家声誉这一变量，本文还对企业家声誉的动态变动进行了描述。做法是根据手工整理的民营上市公司企业家声誉数据库中的信息逐年进行分析，若企业家声誉在该年从无到有则赋值为1，从有到无赋值为-1，没有变动则为0。我们将这一变量称为企业家声誉动态变动，以REPC表示。表8是对企业家声誉变动这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8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看，企业家声誉变动均值为-00105，说明平均来看民营企业企业家声誉信息是呈反向变动的，标准差为03961，标准差较大，说明民营企业家声誉变动在各企业家差异较大。

同样，在回归前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9。

表10从左至右依次同样列出了固定效应、混合回归和随机效应的回归结果。固定效应检测的F值为736494，显著性达到了1%，说明结果拒绝了混合模型假设。固定效应中各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和方程整体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水平都高于随机效应模型，并且Hausman检验值为564065，并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模型不存在个体随机效应。因此最终选择建立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结果如表10的第三列所示。

反映企业家声誉变动的变量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0%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测。说明企业家声誉正向的变动（从无到有）有助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假设1。具有企业家声誉的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多。

表10结果中的其他变量符号及显著性水平均和表9一致。进一步说明成长能力越强、现金流越多的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越多，而企业规模越小的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越多。进一步检验同样未能发现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间的显著替代关系。

（四）稳健性分析

为了验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借鉴郑军、林钟高、彭琳（2013）的做法，将TC定义为应付账款与总资产的比重，对上述分析重新进行回归。[25]结果见表11和表12。

表11和表12的Cross-section F值分别为717224和76.5495，且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拒绝了混合效应。两张表的hausman值分别为150990和166881，并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检验，说明不应选择随机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均应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虽然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两个模型回归结果系数符号与表7 和表10 的回归结果一致，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正确的。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本文考察了企业家声誉对民营上市公司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声誉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显著正相关，并且企业家声誉的正向变动（由无到有）有助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这一结果说明企业家声誉指标可以向供应商传递来自企业正面、积极的信号：良好的企业家声誉有助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

本文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罗正英、周中胜、詹乾隆（2010）的研究结论：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异质性特征是我国目前的融资环境下影响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可获性的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建立企业家声誉体系，有效塑造企业家声誉。通过个人征信体系建立企业家声誉评价制度，并对他们的表现进行评估，进而制定对影响企业家声誉的行为进行约束的相关政策。第二，建立企业家声誉机制，保证声誉信号的传递，充分发挥企业家声誉的有效性。积极培育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给予真正的优秀企业家以社会地位和荣誉，通过声誉机制激励企业家行为。同时积极利用各类媒体，传播企业家声誉，充分发挥企业家声誉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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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信用融资问题 篇4

商业信用, 是指企业在正常的经营活动和商品交易中由于延期付款或预收账款所形成的企业常见的信贷关系。区别于银行借款以及企业债券等其他信贷关系, 商业信用由企业之间真实交易形成, 并体现为交易发生和账款结算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匹配性 (Elliehausen and Wolken, 1993) 。这种不匹配性, 加之商业信用零利息的低成本性, 使得其成为继发行股票和借款外的企业又一大融资渠道。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各项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经济持续发展, 企业间交易量稳步上升, 商业信用已日益成为企业重要的信贷和融资渠道。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 直接造成了商业信用信贷关系双方之间不可消除的信息不对称, 信用接受方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行为将对提供方造成不可规避的风险 (Easley等, 2004) 。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同, 商业信用提供方缺乏专业的信息处理能力, 也无法通过诸如提高利率等各种信用约束手段, 来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 (Petersen and Rajan, 1997) 。故对于商业信用提供者而言, 能否寻求到低成本的外部信息甄别机制以降低其所面临的信息风险就显得异常重要。本文主要关注独立审计和企业声誉两种机制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的影响。独立审计和企业声誉分别作用于会计信息和非会计信息, 能够有效降低商业信用发生双方的信息风险。独立审计, 通过对企业会计信息提供鉴证服务, 可以有效抑制被审计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并降低其报表错弊发生的概率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Becker et.al.1998;蔡春等, 2005) 。而企业声誉则是企业在长期交易中形成的一项无形资产, 直接表征了企业的良好的资信水平和较低的违约风险, 可以有效降低企业间的信息搜寻和契约的签订和执行成本 (North, 1991) 。那么, 独立审计和企业声誉是否能够提高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能力呢?如果能, 在共同作用时, 两者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些乃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在选取2001年至2009年间在上海和深圳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所有A股主板企业为研究样本之后, 本文通过以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以及预收账款之和占总资产的比例表征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能力, 以事务所规模表征外部审计质量并以“中国最受尊敬企业”排行榜名单作为企业声誉的表征, 实证研究了外部审计和企业声誉两种机制在提升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方面的作用。本研究发现, 聘用高质量外部审计师或者具有高声誉的企业, 其商业信用融资能力显著强于其它企业, 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在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提升的作用上, 独立审计和企业声誉两种机制更加表现出替代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现代产权经济学契约理论认为, 企业的本质乃是“一组契约的联结”, 是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 通过一组明示或者默认的契约, 形成的一个利益联合体 (费方域, 2009) 。所有企业内外部发生的交易, 均可以用一组契约来加以描述。契约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信息基础上, 而构成此类基础的信息, 可以是会计信息, 也同样可以是非会计信息。企业的会计信息可以作为其内外部各项契约签订的基础。实证会计理论的创始人Watts和Zimmerman (1986) 认为, 会计数据常被用于各种契约 (债务契约、薪酬契约和企业内外部各种章程) , 这些契约往往包括对企业的各种限制, 正是由于这些契约是以会计数字为基础的, 进而产生了对计算和报告会计数字的需要。对于商业信用这种契约关系, 会计信息同样在其签订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Francis (1999) 的研究表明, 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越高, 其越容易获得如应付账款之类的低成本商业信用。Demirg and Maksimovic (2001) 的研究发现, 在法制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 企业所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显著高于其它地区, 而这些地区的商业信用总量也显著大于其它地区。独立审计, 是降低企业代理成本,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一种机制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 。高质量的独立审计, 一方面可以通过鉴证服务, 显著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 (Becker et.al, 1998;蔡春等, 2005;吴水澎等, 2006) , 并提高企业会计利润的持续性 (Subramanyam, 1996) 和相关性 (Teoh and Wong, 1993) 。另一方面, 企业可以通过聘请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师, 向其上下游企业发送自身会计信息真实可靠的信号 (夏成才和何立军, 2004;洪剑峭和方军雄, 2007) 。两种途径, 都可以降低商业信用提供方的信息风险, 增进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能力。陈运森和王玉涛 (2010) 发现, 高质量的外部审计, 有利于企业获得低成本的商业信用。由此, 得出本文第一个假设:

假设1:企业聘用外部审计师的审计质量越高, 其商业信用融资能力越强

同样, 除会计信息以外, 非会计信息也可以作为商业信用契约订立的基础。Petersen and Rajan (1997) 认为, 商业信用之所以能够存在, 首先是由于双方企业交易频繁, 信用提供方能够随时掌握接受方日常经营的内部信息, 在其经营和财务状况发生变化时, 可以及时调整信用政策避免遭受损失, 再者由于企业具有极强的动机保持其供销渠道的稳定, 这种稳定主要体现在商业信用的按期支付。企业的声誉, 形成于与其他企业的长期交易之中, 需要花费大量成本才能得以建立。而声誉建立之后, 企业一旦出现任何不当行为, 其辛苦建立的声誉便会消失殆尽。出于维护自身声誉的动机, 企业将刻意保证稳定的日常经营和良好的资信水平 (查道林和费娟英, 2004) 。故而, 具有高声誉的企业可以向商业信用提供方发送日常运作正常, 信用水平良好的信号, 也就更加容易获得商业信用融资。由此, 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具有高声誉的企业, 其商业信用融资能力更强

企业管理者作为理性经济人, 其做出的任何决策必然会满足成本效益原则。在通过聘用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师可以明显加强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的情况下, 再花费巨大成本建立良好声誉以获得较低的边际融资能力加强, 这显然是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同理, 在已经具备良好声誉的情况下, 再聘用花费较大的高质量外部审计师, 同样也是不明智的。由此, 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3:高质量的独立审计与良好的企业声誉, 在提高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的作用上, 呈现出替代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2001年至2012年在沪深两市挂牌交易的所有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 并经过如下的样本筛选过程:1.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公司;2.剔除ST公司、*ST和PT公司;3.提出任一年度资产负债率大于1或者绝对值超过30%的企业样本, 4.剔除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经以上筛选过程, 最后剩余7403个年度企业观测值, 其中高声誉年度企业观测值387个, 占总观测值比例5.23%。其中, “中国最受尊敬企业”排行数据来源于新浪财经网, 其余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分析数据并抽样与企业公布的年报进行交叉印证。另外, 为了控制极端值的影响, 本文将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了Winsorize 1%的缩尾处理。最后, 本文所使用计量软件为STATA12.0版本。

(二) 模型建立与变量定义

为验证前文提出假设, 构建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上式中, 被解释变量Ability代表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能力, 在陈运森和王玉涛 (2010) 以及刘凤委等 (2009) 的研究基础之上, 本文以资产负债表中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以及预收账款之和与总资产之比进行衡量, 此指标越大, 代表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越强。解释变量Aud代表高质量的独立审计, 当企业聘用的审计师来自“国际四大”时, Aud取1, 否则取0。这种赋值方式将“国际四大”作为高质量独立审计的代表, 同样也与许多以往的研究相符 (蔡春等, 2005;吴水澎等, 2006) 。如果本文的假设一成立, Aud的系数符号应当显著为正。另一个解释变量Rep代表具有良好声誉的企业, 试图度量企业真实的声誉高低将异常困难, 为简便起见, 本文界定, 在样本期间至少入选一次“中国最受尊敬企业”排行榜的企业即为具有良好声誉的企业, Rep取1, 否则Rep取0。若本文假设二成本, 可以预计α2的符号将同样显著为正。Aud×Rep为高质量独立审计和良好声誉的交互性, 若假设三成立, 其系数α3的符号应当显著为负。除此之外, 为了控制其它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影响的因素, 参照以往研究 (Petersen and Rajan, 1997;周蕊等, 2005;谭伟强, 2006;刘晓英, 2007) 。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企业成长率Growtl,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ontr以及企业规模Size等控制变量。具体变量的定义和计算过程如下表1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所有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看到。被解释变量Ability的均值为0.106, 即我国企业通过商业信用融资额占总资产的10.6%, 表明了商业信用在企业融资中的重要作用。变量Aud的统计结果表明, 就客户数而言, “国际四大”的市场占有率不足10%, 统计结果以往的研究结论相符 (吴水澎等, 2006) 。高声誉企业只占总样本比例的5.23%, 这一方面可能说明声誉的建立及维持极为不易, 另一方面可能是排行榜名单数量的限制所致。控制变量的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到, 就平均而言, 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比例达到了29.45%, 超过70%的企业由各级政府控股且大股东有将近35%的企业股票。另外, 我国企业普遍盈利能力较为低下并具有较高的资产负债率。

(二) 相关性分析

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如下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到, 变量Aud和Rep均与被解释变量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能力Ability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初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一和假设二。Aud和Rep之间虽然呈现负相关关系, 但是却不显著, 部分支持本文假设三。另外, 从Pearson相关系数表中可以看到, 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以及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远远小于0.8, 表明本文建立的回归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注:所有连续变量均经过1%的缩尾处理。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双尾检验) 。

(三) 回归分析

模型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4所示, 在表4中, 从左到右分别为只包含高质量外部审计Aud、只包含良好声誉Rep以及同时包括两者和两者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到, 无论是在单解释变量还是多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中, Aud和Rep都与被解释变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表明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和良好的企业声誉均能够显著加强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能力, 从而验证了前文所提出的假设一和假设二。在多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中, 两者交互项Ability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外部审计和企业声誉两种机制之间呈现出相互替代的关系, 前文假设三得到验证。另外, 从回归结果中也可以看到, 企业成长率、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和规模均与被解释变量显著正相关, 表明高成长、高负债、高盈利以及大规模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商业信用融资。国企变量Aud×Rep也表明国有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能力更强, 这可能与政府提供的隐性担保有关, 也有可能由于国企与其关联方之间大量的关联交易所致。最后, 经营性现金流量与被解释变量显著负相关, 独董比例与被解释变量相关关系不显著, 而第一大股东持股量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之间没有一致的相关关系。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双尾检验) 。

(四)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增加结论的说服力, 本文做如下两类稳健性检验: (1) 将被解释变量Ability的计算方式由 (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 /总资产转变为 (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 /总资产; (2) 将高质量独立审计的代表由“国际十大”转换为“国内十大”。将转换后的被解释变量和高质量外部审计替代指标代入原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如下表5所示。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如表5所示, 表5的Panel A和Panel B分别为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替换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从表5中可以看到, 虽然有的解释变量显著性有所下降, 但总体而言, 和原有结论是一致的。

五、结论

本文以2001年至2012年九年期间的沪深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对外部审计和声誉在加强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所起作用以及二者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本研究主要发现高质量的独立审计以及良好的企业声誉可以明显加强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能力, 在这种过程中, 外部审计和企业声誉呈现出相互替代的关系。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外部审计和企业声誉在降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中所起的作用, 丰富并加深了相关研究。本文不足之处有如下几点:本文衡量企业声誉的方式比较单一;本文并没有对外部审计的信息鉴证功能和信号传递功能做出区分;本文并未对企业商业信用契约签订过程中会计信息和非会计信息的重要性做进一步检验。基于本文研究结论, 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使用多种方式衡量企业声誉, 当然, 也可以设法检验会计与非会计信息在企业商业信用契约签订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双尾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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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信用融资问题 篇5

根据比较健全的投资者保护, 及西方资本市场研究, 发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能够有效地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在上市公司与相关者利益之间发挥出十分重要的置信作用。上市公司财务内部控制所发挥出来的作用与债权人、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所产生的作用, 大于上市公司商业信用融资的利益。现阶段, 我国上市公司缺乏对高层财务内部控制的研究, 不能够挖掘上市公司财务内部控制与相关者利益之间能否发挥作用, 并且作用有多大?国内现有的参考文献不多, 同时虽然有很多是基于西方完善的理论而提出来的观点, 但是这些观点和见解不一定符合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需求和经济的发展。本文从西方比较完善的市场信号传递理论出发, 结合我国具体国情, 根据相关的上市公司数据研究, 提出上市公司财务内部控制所发挥出来的作用与商业信用融资正相关。

上市公司财务内部控制在企业信用融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不仅能够让企业获得最低成本融资, 获得更高经济效益, 同时还能够不断完善和补充契约之间的不足和缺陷。

上市公司财务内部控制能够提高契约之间的利益关系可靠性, 首先契约双方对彼此都有一定的了解, 能够建立彼此的相互信任, 并且契约双方在进行合作期间能有效地延续这种信任, 保证合作项目顺利完成。依据《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研究》的结果表明, 上市公司与契约双方在进行交易过程中, 通常采用的是购销关系, 或者利用企业商业信用进行代替性融资, 无论采用哪种形式, 契约双方对企业的会计信息都要有比较健全、可靠的了解, 这样才能够增进相互之间的信任, 上市公司高质量会计信息要建立在完善的内部控制基础上, 高质量、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可有效提高企业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可有效提高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信任度, 以及信任等级, 进而帮助上市公司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配额。

企业财务内部控制可有效地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对企业财务内部控制进行研究和分析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 再进一步研究企业财务内部控制质量是怎样影响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 则更加具有实际意义。本文通过2011年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依据, 研究和分析了上市公司财务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 进而来研究其影响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 提出了货币政策波动时期, 企业通过提高财务内控质量, 获得更多商业信用融资的可行性。

我国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除了受到财务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 还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特别是货币政策波动性的影响。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让企业有灵活的融资形式;反之, 紧缩的货币政策, 则让上市公司外部融资比较困难, 严重时, 甚至造成流动资金陷入困境。政府制定货币政策会依据市场变化不断的波动, 针对市场情况及时作出有侧重的调整, 这样就会使货币政策不断被修改。对于一般的上市公司而言, 货币政策波动是无法改变的外生性事件, 因此, 研究货币政策的波动对财务内部控制与商业信用融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并且要克服上市公司的内生性问题。此外, 货币政策的波动会给上市公司带来巨大的融资风险, 这种风险具有不确定性, 若上市公司出现短暂的资金供应不足, 就很有可能会影响到相关利益方的预期, 使上市公司陷入十分巨大的资金流动风险中, 导致不能继续执行预定战略目标, 因此, 在货币政策波动时, 提高上市公司财务内控质量, 以此获取更多商业信用融资, 具有现实意义。

二、上市公司商业信用融资的政策性波动理论分析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报告2012》的结果表明, 契约双方与上市公司之间进行的商业活动, 同银行与上市公司之间进行的合作活动, 对其经营状况都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合作的时间越久, 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情况以及在行业中的综合竞争力的帮助就越大, 因此, 除了正常的购销关系外, 拥有信息优势的契约双方能够允许上市公司采用比较宽松的付款方式, 或者能够允许上市公司推迟付款时间, 从而形成更加符合发展需求的替代性融资。契约双方在具有充分信息优势的替代性融资中, 要通过实时监控财务状况来进行监督, 以便及时发现问题, 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正是这种监控的存在, 上市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的动机, 进而影响契约双方对合作前景的预测。所以, 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会直接影响到契约双方与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 通过这种信任关系, 充分确认财务信息的质量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

首先, 上市公司要建立完善的财务内部控制, 有效降低上市公司与契约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缓解或抑制双方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相互不信任。财务内部控制中有信息沟通与交流的制度, 上市公司财务准确、及时的信息披露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增加契约双方的相互信任, 使得上市公司获得更加广阔的融资渠道, 同时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减少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融资成本, 增进契约双方的信任关系, 增加上市公司的信任配额。

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和控制制度是上市公司财务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风险管理制度包含的风险评估和应对措施, 以及控制制度包括的对外审批和授权审批, 都能有效地降低和控制商业风险, 不断地披露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准确度和可靠性, 更能有效地降低契约双方对未来的风险评估, 上市公司应努力减少因信息的不对称而造成低信用配给。

其次, 上市公司健全的财务内部控制能够缓解代理问题, 减少因代理的原因而带来的利益侵占。上市公司财务内部控制的质量能够较直接的降低代理问题, 可减少上市公司因个别利益而损害契约双方利益的行为, 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决策能力, 更好地对信用融资进行管控。上市公司高质量的财务内部控制能够提供一种十分有效的信息传递, 可妥善地解决代理问题。如果, 上市公司出现比较严重的代理问题时, 将会降低上市公司的信用等级, 导致契约双方提出比较苛刻的要求, 不利于上市公司的长期信用融资。

最后, 信贷融资渠道是货币政策对经济实体发挥作用的重要传导方式。现阶段, 我国的资本市场制度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信息的不对称、合约成本等等。银行在解决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方面发挥出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银行货币的流通性, 从而影响信贷市场的变化, 并影响实体经济的投资状况, 紧缩的货币政策让银行的流动资金变少, 使得上市公司进行信贷的资金量减少, 给上市公司获得信贷增加了难度, 不利于上市公司的投资发展, 并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生产成本。货币紧缩时, 上市公司与契约双方之间的商业合作可以作为代替银行的代替型融资, 通过这种方式为上市公司提供更广阔的信贷空间, 尤其是在银行融资紧缩的时期, 上市公司不会因为银行的流动资金量减少而降低投资, 而在货币政策比较宽松的时候, 上市公司就能获得更多的商业信贷, 资本成本也会随之降低。虽然当货币政策波动时, 上市公司从银行获得的信用融资较低, 但是, 上市公司可以通过不断提高财务内部控制的质量, 并且优化资源合理配置、降低成本、及时披露信息等措施, 来缓解其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

三、上市公司商业信用融资的政策性波动分析

依据2012年出版的《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报告》和2011年出版的《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研究》, 对主要数据进行研究表明, 无论是当年度的商业信用还是次年度的商业信用, 都显示出在货币政策紧缩的时候, 上市公司从银行获得商业信用融资的可能, 要比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少。同时, 从上市公司财务内部控制质量的角度来看, 高质量财务内部控制的上市公司, 获得商业信用融资普遍比低质量的上市公司要多。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 可研究出财务内部控制和货币政策对上市公司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 首先, 根据上市公司内控质量的研究可知道, 高质量财务内部控制的上市公司能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 进一步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后, 可知货币政策紧缩时, 上市公司获得商业信用融资较少, 在货币政策与内部控制两者相互交叉时, 即使是在货币政策紧缩时, 上市公司财务内部控制也能够进行有效调节, 高质量内部控制的上市公司同样可获得较多的商业信用融资。银行信贷也同样影响着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融资, 当银行信贷与商业信用之间呈现一种负相关时, 上市公司能够获得较多的商业信用融资, 而当上市公司所在的地区经济比较发达时, 行业之间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本文采用迪博中国上市公司的内控质量指数, 利用内生性检验, 统计2012年上市公司的数据, 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相关, 高质量内部控制的企业控制体系建立就比较完整, 上市公司财务内控质量与商业信息融资具有正相关。

四、总结

上市公司高质量的财务内部控制能够有效地提高企业的信用等级, 使得上市公司获得较多的信用额度, 尤其是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 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融资较低, 但具有高质量内部控制的上市公司, 在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后, 可提高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融资, 同时加上积极的信息披露、优化资源等措施, 能够有效的保护上市公司及契约双方的共同利益。货币政策性波动和上市公司融资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货币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上市公司的融资, 而商业融资的升降也是引起货币政策变化的导线。从上市公司财务内部控制的角度研究发现, 提高财务内部控制质量, 可以有效地提高上市公司商业融资, 揭示了上市公司在货币政策紧缩时的能动性, 对于财务内部控制质量不同的上市公司, 无论货币政策性波动是在何种条件下, 对上市公司的商业融资影响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 在货币政策紧缩时, 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融资会比较稀缺, 就更要注重财务内部的管理与控制。

一方面, 在外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上市公司财务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对企业获得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较大, 低质量的上市公司获得商业融资比较少, 而高质量的上市公司能够获得较多信用融资。另一方面, 在外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货币政策对内部控制质量高低的影响也存在不同, 货币政策紧缩时期, 上市公司从银行获得商业信用融资较少, 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上市公司能够获得商业信用融资的就更少, 但高质量内部控制的上市公司能够有效地改变这种不利情况, 帮助上市公司获得更高的信用等级, 改善信用状况, 使上市公司获得商业信用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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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信用融资问题 篇6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大批的企业迅猛发展。在这些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融资困难成为了企业在扩大规模和提高效益时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尽管政府也在采取措施帮助企业克服资金短缺问题,但是融资难问题仍然得不到缓解。商业信用作为企业银行贷款的替代性融资方式,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于上市公司而言,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提升企业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填补管理漏洞,保障资产的完整安全,可以传递出企业能够按时还款的信号,这也是对方企业提供商业信用时比较关心的方面。所以,企业内部控制的好坏影响的不仅仅是企业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还关系着包括交易伙伴在内的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本单位的内控建设。

上游交易伙伴与公司的交易活动越密切,持续时间越长,对该公司的内部状况、经营情况、财务信息和所在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等信息越了解,交易伙伴的信息优势就越突出。所以,一般情况下,除了常规的正常付款销售外,因为交易伙伴拥有各方面的信息优势,他们会允许企业延期付款,也可能给予企业较低成本的付款方式,这些都可以作为银行借款的替代融资方式。谭小平(2007)提出观点,商业信用能够节约债务融资成本,这是上市公司使用商业信用的最重要的原因。厚福宏(2005)也得到了类似的研究结论,他研究商业信用存在动机的出发点是监督成本,他从监督成本的角度出发,研究得出企业之所以提供商业信用,是因为成本优势的存在。钟田丽,陈静和高源(2006)研究发现,我国在利用商业信用融资方面,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该文章在分析中小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大力提倡中小企业增加商业信用融资来缓解资金压力。

内部控制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投资者、客户、管理者等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是他们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Hui等(2009)提出观点:供应商与银行相比,由于与企业之间存在业务交往,所以能了解更多关于企业的信息。但是由于存在契约的不完全性,要想维持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契约关系,就要降低他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约束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所以,和银行一样,供应商也要求企业有稳健可靠的财务报告。陈运森和王玉涛(2010)考察了审计质量与选择商业信用的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经过了审计的企业,其与供应商合约关系中的交易成本较低。

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的制度环境,我国各个省份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法律体系基本一致,但是由于我国的改革进程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每个行政区域改革的深度和范围存在差异。造成了我国不同地区的发展程度相差较大,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企业所处的法制环境也存在很大不同。孙铮、刘凤委、李增泉(2005)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司法体系就会被它所替代,缺乏对债权人的法律保护,债务人的履约成本就会降低。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在这样的法律环境下,能够获得较多的银行借款。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就会缺乏足够的动机来获得其他债务融资来源,商业信用融资就是典型的一个。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在资本市场中由于交易双方之间掌握的信息量不同,就会提高市场的运营成本,减低资本市场的效率。John stone et a(l2011)研究发现,内控的质量高,可以传递一种企业解决代理问题的有效信号。一旦企业的高管中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交易伙伴就会限制其商业信用的使用。于海云(2011)认为企业在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情况下,更倾向于自愿性披露公司信息。披露的信息可以作为交易伙伴判断企业质量的依据,并据此选择交易结算方式。供应商为企业提供赊销时,最关注的就是企业按时还款的实力。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提升企业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填补管理漏洞,保障资产的完整安全。健全有效的内控还有助于提高经营效率,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提高上市公司价值,这些都是企业按时还款的主要保障因素,可以传递出企业能够按时还款的信号,这也是供应商提供商业信用时比较关心的方面。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商业信用融资正相关

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在不同的省份中,市场化进程和政府干预程度、所处的法律环境以及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均存在很大差异。余明桂(2008)研究表明,如果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较低,金融发展较落后,法制化水平不高,则政府会较多的干预信贷市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会对企业贷款的获得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吴文峰等(2008)的研究结果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即在政府干预市场较严重的地区,企业的政治背景对它的融资借款有很大的帮助。通过阅读这些已有的研究文献,我们发现不同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差异会影响到企业的融资结构。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法律体系不健全,政府干预金融市场较为严重,不管是企业的政治关系还是政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急迫心情,都促使政府帮助企业获得银行信贷。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较容易获得银行借款,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搜寻其他融资渠道,自然也较为缺乏为了获得更多外部融资而重视公司治理的理念。内部控制建设是加强公司治理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也相对较小。相反,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不太容易干预金融市场,企业为了获得较多的外部融资,会千方百计的加强公司治理。为了降低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也更加注重内部控制的建设。所以,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内部控制质量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相对较大。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在我国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内部控制质量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更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样本为2010-2013年在沪、深交易所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由于金融保险类行业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围,剔除了金融保险类的全部公司;剔除所有ST和*ST类的上市公司,避免异常值可能产生的影响;剔除财务指标缺失和存在极端数据以及内控信息缺失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4206个观测值。本文的财务类指标原始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原始数据在Excel中经过计算最终得到各个指标的数值。本文的内部控制质量指标是采用来自迪博?数据库的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是结合国内上市公司实施内部控制体系的现状,基于内部控制合规、报告、资产安全、经营、战略五大目标的实现程度设计内部控制基本指数,同时将内部控制缺陷作为修正变量对内部控制基本指数进行修正,最终形成综合反映上市公司内控水平和风险管控能力的内部控制指数。由迪博公司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研究,设计出“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本文参考郑军、林钟高、彭琳(2013)的研究,分别构建如下两个模型来检验理论部分提出的两个假设,用模型1检验假设1,同时用模型2来验证假设2。

在以上模型中,商业信用Tc作为被解释变量,主要包括企业的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和预收账款,本文借鉴陆正飞等(2011)的做法,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采用当年的应付账款加应付票据和预收账款的总和占总资产的比重来表示。由于企业当年内部控制指数的公布影响的是下一年的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商业信用获得的影响具有一期的延迟,所以本文采用的商业信用是相对晚一期的数据。内部控制指数是内控质量Ic的衡量指标,是模型中的解释变量,本文采用的内部控制指数是迪博公司从企业内部控制五大目标的实现程度对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进行的评价,该指数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可。本文采用我国著名学者樊纲所研究得出的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版)中包含的2009年市场化指数来衡量不同地区的市场化水平Marketitationlevel。根据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版),全国每个省份都有一个市场化水平指数,先用spss软件找出所有指数的中值,对于指数大于中值的省份的市场化程度较强,划分为一类样本,Marketitationlevel取值为1,指数小于中值的省份市场化程度较弱,划分为另一类样本,Marketitationlevel取值为0。对于控制变量,参考郑军、林钟高、彭琳(2013)的研究的做法,主要包括银行借款、公司规模、成长能力、抵押能力、盈利能力、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财务杠杆、行业变量、年度变量和货币政策变量。本文变量定义见表1。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其中商业信用的最小值为0.0006,最大值为0.7449,均值为0.1759,标准差为0.1251。内部控制指数的最小值是8.9700,最大值是995.3600,均值为695.6433,标准差为85.0717,其它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

(二)回归分析

模型(1)的全样本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见表3,模型中F值为290.868,调整的R2等于0.623,说明模型的拟合度可以接受。自变量内部控制质量的回归系数为4.34×10-5,p值为0.015,回归结果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内部控制质量对商业信用的使用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内部控制质量每增加100点,商业信用融资就增加0.0043。假设一得到论证。其他控制变量与商业信用的关系如下表所示,不再一一叙述。模型(2)的检验结果显示见表3,F值为279.517,调整的R2为0.623,说明模型(2)的拟合度可以接受。我们考虑了区域市场化程度差异对内部控制质量和商业信用融资之间关系的影响以后,内部控制质量Ic的系数为3.45×10-5*,T值为1.865,P值为0.062,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交乘项Marketitationlevel×Ic的回归系数为8.53×10-6*,T值为1.813,P值为0.07,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由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较少,法制化水平较高,企业为了获得较多外部融资,会注重公司治理,重视内部控制的建设工作。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更强。

注:*在0.1水平上显著,**在0.05水平上显著,***在0.01水平上显著

同时,本文根据市场化程度不同把样本分为两组,分组检验结果见表4所示,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样本中,内部控制质量对商业信用的回归系数为4.43×10-5,T值为2.2,P值为0.028,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在市场化程度较弱的样本中,内部控制质量对商业信用的回归系数为1.79×10-5,T值为0.456,P值为0.648,回归系数不显著。两个样本的分组检验结果显示,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回归系数为正,而且在5%水平上显著,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说明在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内部控制质量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较强。

注:*在0.1水平上显著,**在0.05水平上显著,***在0.01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模型(1)的检验结果显示,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对商业信用融资的系数为正,证实了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对商业信用融资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说明内部控制质量作为体现企业整体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销售方在考虑是否向购买方提供商业信用时所参考的一项重要指标。企业要想获得商业信用融资,就有必要加大内部控制建设,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对于模型(2),本文加入了交乘项市场化程度,检验结果显示,交乘项的正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内部控制质量对商业信用融资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我们假设2通过了检验。在做交乘项的同时,我们还分组检验了市场化水平较高样本和市场化水平较低样本中的回归系数,通过比较这两组样本,假设2也得到了验证。

(二)建议

本文主要研究了内部控制质量与商业信用融资的关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考虑了市场化水平对二者关系的影响。根据所得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企业融资时如果面临银行信贷约束,商业信用融资会成为许多企业认为比较可靠的融资渠道。所以,对于贷款时受到银行融资约束的企业要想办法积极的采用商业信用融资来缓解融资压力。而信任是供货方提供商业信用融资的前提条件,企业要想获得商业信用融资就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以人为本,培育积极向上的诚信观,培养企业各个层级的员工要具有高尚的道德价值观,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提高自己在市场上的信用口碑。还必须在硬件上解决与交易伙伴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强与供货方的信任度,争取使企业获得较多的商业信用融资额来解决资金困难。

第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保证企业披露的财务信息真实、可靠,而这些可靠的财务信息中所反映的企业偿债能力、盈利能力等指标是销售方考虑是否提供商业信用时的主要参考因素。所以企业要高度重视内部控制的建设,要把内部控制建设落实到各项工作中。为了有效实施内部控制,首先要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体系,把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和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相结合,完善一套适合自身特点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比如货币资金控制制度、实物资产控制制度等会计控制体系,做到了这些,企业各部分的经济行为实现有效化和规范化的可能就大大提高。其次,为了使企业的内部控制落到工作实处,收到真正的实效,企业要建立内部控制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定期检查和考核本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对于检查发现的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要及时提出改进意见。最后,为了避免企业管理层置身于内部控制之上,应当设计相应的制度增强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促进内部控制的完善,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如果一个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不透明、不充分,将会误导利益相关者(比如债权人)对企业真实经营情况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自身的利益也可能受到损失。企业要增强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就要完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提高管理层和董事会以及股东会之间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定期向社会公众披露真实、完整的信息。这些都有利于企业增强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度,从而增加商业信用融资的获得额。

第三,在我国,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的扶持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行为的体现。它能够促进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发展的同时,破坏了企业和银行之间的自由信贷契约,是对市场资源配置过程的扭曲,降低了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为了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融资环境,充分发挥企业自身优势在融资中的作用,帮助民营企业走出融资困境。我们认为,应该逐步减少政府干预,净化整个市场,提高所有企业的自我适应能力,使所有企业能够公平自由的选择适合自己的融资方式,并努力采取有效措施,比如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减低和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来增强自己的融资能力。各级政府都要加快金融业竞争局面,突出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使得内部控制质量好,信用情况较优,发展势头好的企业能够优先获得商业信用融资等各种融资额。其次,要转变政府职能,积极建立我国企业社会信用体系,建立企业社会信用档案,促使各个企业做好内部控制建设。

六、研究的局限性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增加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额,一定程度上为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指明了一个方向。但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相对于上市公司,我国非上市公司面临更加严峻的融资困境,商业信用融资对于这类企业更为重要,它们的商业信用行为和上市公司也可能存在不同。但限于非上市公司难以搜集到数据,本文没有对它们进行研究,如果今后进一步研究未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与商业信用融资关系的话,得到的研究结论将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摘要：商业信用融资作为银行借款的替代融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帮企业缓解了融资难问题。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保证财务报告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提高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度,有利于企业进行商业信用融资。本文分析了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额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同时考虑了区域市场化水平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并提出对企业融资结论和建议。

商业信用融资问题 篇7

商业信用是企业在贸易过程中的一种赊销、赊购行为。下游企业从上游企业获得生产投入品 (原材料) 或服务, 一定时间后延期支付款项;而上游企业由于和下游企业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在对其经营状况和信用状况了解的情况下, 也愿意通过延期支付给予其资金融通。

欧洲在中世纪最早出现商业信用, 中国则是在先秦时期开始商业信用的使用。在英国, 超过80%的日常交易通过赊销完成, 并且应收账款约占企业总资产35% (Summers et al.1999) ;在美国, 1991年的商业信用平均使用占到了企业总资产的17.8% (Rajan和 Zingales, 1995) ;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 商业信用超过了企业总资产的1/4;在中国, 2000—2006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为7.61% (周铁铸等, 2009)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商业信用已成为非金融性企业总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有的国内外文献对商业信用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视角通过理论或实证对商业信用的存在机制、影响因素以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探究, 但鲜有文章结合融资约束的背景对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展开研究。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安排, A股市场上市公司中绝大多数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一些重要领域的企业, 尤其是中央企业, 国家都要求保持绝对控股, 一般认为, 融资约束对这样的企业影响比较小。国有股比重不同的上市公司与国有银行和政府间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刘康兵等, 2007) 。首先,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利用证券市场的最新财务数据, 从需求角度对中国上市企业商业信用使用的影响因素进行再分析, 根据中国国情对模型和变量方面进行了设置。然后, 我们以国有股比例作为分组依据, 将样本数据分为国有股比例≥50%和国有股比例<50%的两组企业组别, 假设前者不受融资约束, 后者受融资约束, 通过比较两个样本组在商业信用行为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来检验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假说。

2 数据、计量模型

2.1 数据筛选和剔除

我们对数据的筛选作了如下的规定:

选择2005—2009年在我国A股市场上市的公司;剔除样本中含有ST、*ST、PT类公司;为避免发行境内外资股或发行境外股份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 样本中不含有发行B股、H股、N股的公司和进行过重大重组而改变行业属性的公司。

依据上述原则, 最终选择的样本为439家公司。本文国有股比例和公司成立时间数据来自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中国股票市场财务研究数据库, 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来自北京色诺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一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本文分析工具为Stata10.0。

2.2 变量描述 (见表1)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从表2我们发现存续时间与商业信用的使用显著负相关 (β=-3.124) , 即公司在成立初始阶段对商业信用需求会随着公司的成熟慢慢降低。考虑到因变量和自变量的非线性关系, 我们加入公司存续时间的平方变量, 显示其与因变量显著正相关, 从而分析结论更为准确:在成立初始阶段, 公司对商业信用需求很大, 随着公司的逐渐成熟, 对商业信用的需求确实会慢慢降低, 但随着公司成长到一定时间和规模, 对商业信用的需求会渐渐增加。因为此时, 凭着比年轻公司信用强的优势, 融资面临的约束较小, 公司可以向更大的公司借入商业信用, 然后再借出给融资需求旺盛但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因为成立时间短、赢利能力较差等原因, 大供应商担心收回商业信用的风险而不愿向后者借出商业信用。

商业信用作为一种短期融资方式, 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较大的公司对它的需求旺盛, 计量结果显示该变量确实和因变量显著正相关, 显著系数达到1%。表示在同等条件下, 需求旺盛的公司得到更多商业信用。

资产报酬率表示公司的赢利能力, 资产负债率显示公司的偿债能力, 两个变量和商业信用需求均显著正相关。分析结论和公司存续时间相似, 赢利能力、偿债能力强的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不容易陷入财务困境, 因此商业信用的偿还风险较小, 这类公司更受供给者的青睐, 能获得更多商业信用。

从第Ⅰ列我们发现销售增长率为负的公司对商业信用的需求显著性很高。可能是在公司遇到短暂性的经营困难时, 会继续对原材料有强烈的需求, 以维持正常运转。第Ⅴ列计量结果与第Ⅰ列结论一致, 对国有股比例<50%的公司样本, 其规模、存续时间和公司对商业信用需求的相关性不明显。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资产负债率、资产报酬率仍然和因变量显著正相关。仍然是销售增长率为负的公司对商业信用的需求更大。第Ⅲ列中公司规模和应付账款相关性不大。公司存续时间和应付账款显著负相关, 显著性达到1%, 并且与存续时间的平方项显著正相关, 显著性也达到1%。这个结果和第Ⅰ列结论一致, 并且系数是其相关项的近4倍。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资产负债率和因变量显著正相关。说明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大、资产负债率高的绝对控股公司商业信用的需求较大。

对比后我们发现, 第Ⅲ列、第Ⅴ列在资产报酬率上差异很大。前者与之无关, 后者与之则是显著相关。这印证了本文初始的假设:国有绝对控股公司和国有非绝对控股公司面临着不同的融资约束。国有绝对控股公司, 由于其绝对控股地位与金融机构联系密切, 使其有更多充足的资金来源, 在融资时, 资产报酬率和销售净利率是影响公司商业信用的获得和需求的重要指标, 但计量结果显示无关, 国有绝对控股公司融资不受限制, 因而无须依赖这些指标, 而国有股比例<50%的公司融资受限制, 需要这些变量向金融机构或上游公司发出自身或优质或劣质的信号, 才能获得商业信用。

为了检验以上的变量关系和显著性在不同行业中是否仍然具有解释力, 我们在表中加入行业虚拟变量。结果显示加入行业虚拟变量后, 尽管自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前面的结果略有差异, 但所反映的信息基本相同:各因变量保持了应有的显著性和预期符号, 有些因变量的显著性在加入行业变量后甚至加强了。因此, 本文的模型在不同行业间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注:第Ⅰ、Ⅲ、Ⅳ列分别为全体样本组、国有股比例≥50%和<50%的组别, 第Ⅱ、Ⅳ、Ⅵ列则是加入30个行业变量后的稳固性检验。

4结论

本文采用最新数据, 研究在当今经济环境和制度背景下, 中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行为, 并从商业信用角度检验了融资约束理论。本文的主要结论有:公司存续时间与商业信用的使用显著负相关, 而与公司存续时间的平方显著正相关;在同等条件下, 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较大的公司得到更多商业信用;赢利能力、偿债能力强的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不容易陷入财务困境, 能获得更多商业信用;销售增长率为负的公司对商业信用的需求显著性很高。

然后我们通过比较国有股比例不同的两组公司投资行为, 发现两组样本公司在资产报酬率和销售净利率这两个关键指标上存在显著差异:国有绝对控股公司的商业信用的获得和需求与这两个变量无关;国有股比例<50%的公司商业信用与这两个变量显著相关。证明融资约束假设成立, 国有股≥50%的国有绝对控股公司和国有股比例<50%的公司面临着不同的融资约束, 并且前者面临的融资约束小于后者。

本文关于公司商业信用行为的部分结论和当前的主流观点一致, 也有部分结论与常理相悖, 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非常理”行为公司主体在特定经济环境和体制下作出的选择, 这些结论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摘要：本文对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5—2009年财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从需求角度系统考察了影响商业信用的因素, 并从商业信用角度检验中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融资约束。根据国有股比例是否达到50%为标准, 把总样本分为两组:国有股比例≥50%组和国有股比例<50%组。通过比较两个样本组在商业信用行为方面的差异, 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融资约束, 并且国有绝对控股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要远小于国有非控股企业。

关键词：商业信用,影响因素,融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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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信用融资问题 篇8

一、国外研究概况

从1843年在英国法中出现福斯规则开始, 西方发达国家对企业控制权的研究已经有近两百年的历史。

控制权的配置问题在企业进行商业融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国外学者们也对此进行过不少研究。Cornelius (1997) 、Kaplan&Strmberg (2003) 实证分析了风险投资企业中控制权的配置及演变过程, 得到的结论是:在风险投资企业发展的早期, 风险投资家通常要求更多的控制权;而随着业绩逐渐变好, 不确定性逐渐消失, 风险投资家通常放松对企业的控制;企业的控制权安排通常是一种或有控制的安排, 即控制权依据一些可以证实的财务或非财务业绩指标在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家之间进行转移;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经常出现不一致的现象, 即同股不同权。风险投资企业的控制权为何要如此配置?这种控制权的配置有何优势和劣势?以下文献从理论的角度对此种控制权配置进行了解释。

ghion&Bolton (1992) 在不完全合约理论框架下, 假定创业者具有私人利益, 投资者和创业者具有利益冲突, 他们讨论了不同控制权配置的最优性。Dewatripont&Tirole (1994) 则关注现金流权和控制权之间的最优关联性, 即当企业业绩较差时控制权应该配置给持有凹现金流权利 (如债券) 的一方, 而当业绩提升时, 则应更多给拥有凸现金流权利 (如股权) 的一方。Hart&Moore (1998) 也研究了在不完全合约融资中控制权的安排问题, 通过建立含有私人利益的不完全合约模型以说明最优的或有控制权配置。Bascha&Walz (2001) 讨论了或有控制能使风险投资企业在关于IPO的决策时达到最优。Gebhardt&Schmidt (2006) 考虑了在不完全合约的框架下, 利用可转换证券和控制权的条件配置使风险投资企业的替代决策达到最优。Hellmann (1998) 研究了风险投资家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会替代创业者, 他认为创业者在谈判时会在给予风险投资家足够多的股权以换取控制权。Hellmann (2006) 在双边道德风险的框架下, 考虑了风险投资企业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配置, 他说明了控制权的或有配置在风险投资企业的退出模式上具有重要作用。

国外的相关研究对控制权的配置问题及对企业风险投资等进行了系统、丰富的研究, 为民营上市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然而, 由于西方学者们的理论研究方法、假设及东西方公司存在的与生俱来的文化差异等因素, 单纯依靠国外的研究文献是无法准确得出我国企业家对控制权的要求对企业融资的影响的。

二、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也在企业控制权的配置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性的研究。姚佐文、陈晓剑和崔浩 (2003) 利用控制权依据可转换证券进行转移, 从而说明可转换证券与或有控制能使风险投资企业的退出模式达到最优。李姚矿和陈德棉 (2004) 在Bascha&Walz (2001) 模式的基础上, 试图通过建立退出控制权分配模型以探讨参与型可转换优先股与风险投资家的最优退出选择之间的关系。安实、何建和王琳 (2002, 2004) 在不同情形下讨论了风险投资家和创业者讨价还价过程中的控制权配置问题。陈永庆和王浣尘 (2003) 对风险投资的再谈判过程进行了简要讨论。欧阳凌、欧阳令南和周红霞 (2005) 在泰勒的企业融资模型基础上进行了改进, 通过引入控制权转移和监督成本变量, 分析了控制权的安排对创业投资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 认为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现象之间存在着一种松散的交替关系。

至于国外流行的金字塔持股模型, 叶勇和胡培 (2005) 经研究后发现, 超过50%的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并未分离, 他们认为金字塔持股是通过间接所有权链条形成的公司终极所有权, 并不单纯是终极控制股东加强控制、实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工具, 以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判断是否构成金字塔持股有失偏颇。李金龙、范纯增及谈毅 (2006) 理论分析了影响风险投资企业的控制权各种要素, 指出环境不确定性、创业者私人利益、创业者声誉和项目成功概率对风险投资企业控制权的配置都会造成影响。赵西亮 (2005) 指出控制权的或有配置与可转换证券的结合可以有效地解决双边道德风险问题。燕志雄 (2007) 也对风险投资企业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配置进行了研究。

三、总结

从融资结构中折射出的是控制权的安排或控制权的结构。不同的融资契约中包含着不同的控制权, 对融资方式的选择就包含了对控制方式的选择, 而作为均衡解的融资结构是投资者与经理博弈的结果, 是一种最小化代理成本的控制权结构, 也就是说, 通过这种控制权的安排来最大限度地限制经理的机会主义行为。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融资契约中涉及的控制权通常为名义控制权, 对经理行为的监控作用有限, 但是, 与股票相比, 债务契约因其包含的清算权能够直接威胁经理的实际控制权, 所以能够对经理形成更强硬的束缚。由此可见, 应该充分发挥债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当然, 由于债权人和股东所拥有的控制权的内容及其实施方式的不同, 会造成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从而影响到商业信用融资结构作为一种控制机制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

在现实中, 还有很多中小民营企业通过诸如私人钱庄、农村合作基金等民间的非法、准非法灰色金融机构贷款, 且异常活跃, 但民间借款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内是不受保护的融资行为, 甚至有可能被认定为“非法集资”而受到法律的惩罚。我们国内学者要继续根据中国企业实际情况, 分析商业融资中存在的真正问题及解决途径, 让这些不良社会现象不复存在。

摘要：本文以2014年之前已有研究结果为基础, 概括总结企业家控制权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 并得出企业家控制权在融资结构安排中具有的重要地位, 企业必须优化融资结构, 以提高融资效率的结论。

关键词：民营上市公司,控制权,商业信用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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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信用融资问题 篇9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信用,保证保险

目前,民营经济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而在民营经济中,中小企业占据了主体地位。其以灵活性加上国家的政策支持,近年来不断涌现出发展势头。但是却也不得不面对一个致命的发展短板,即资金的短缺问题。为了摆脱这一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大部分中小企业都在想方设法地进行融资,确保资金支持。

1 中小企业信用保证保险的发展现状

目前,可供中小企业选择的融资渠道并不丰富 , 除了少数知名企业 , 一般的中小企业融资能力都不甚乐观。屈指算来,中小企业融资的方式不过有三种 :向银行申请贷款,发行企业债券,上市发行股票。此外,中小企业融资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内部,难以走出去,究其原因是我国企业外部融资体制的不健全。融资中信用保证保险体系是外部融资体制的关键所在,但是,相比于西方国家,我国信用保证保险体系的建设起步较晚,发展的时间也较短,目前仍然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所以存在很多不健全的地方。同时,随着国家助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体系的出台,各地都制订了相应的配套措施,政府和金融机构正在积极谋求配合,以期通过不断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保证保险体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2 中小企业信用保证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 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2011年,国务院出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考虑,出台了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措施,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中小企业贷款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以拓宽融资渠道,保证中小企业发展有足够的资金。但是,这一政策体系的实施细则却迟迟未见颁布,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面并没有具体可行的实施办法。目前,我国的担保机构数不胜数,但是国家还没有颁布针对这一行业专门的法律,甚至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和市场规范,导致其行为得不到约束,不能明确在担保活动中的权力和义务,加大了中小企业融资的风险。另外,中小企业融资的活动随意性比较强,没有一套严格的制度体系,缺少对金额限制、流程管理等方面具体、明确的规定。

2.2 信用服务滞后

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稳定性偏低、盈利能力较弱、偿还能力不强、经营管理体系不完善,再加上个别中小企业未获得更多的贷款等融资资金,给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虚假的财务报表,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保险公司对中小企业兴趣不高,在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服务时积极性不高,信用服务滞后。担保机构给中小企业提供的信用担保缺乏全面性,对中小企业的情况缺乏全面准确的认知。同时,由于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使其面临更大的风险,担保机构往往在定价上提出更高的要求。此外,担保机构现阶段仍然主要采用传统的担保模式进行运作,其盈利能力并不高。根据银监会提供的数据,近年来,担保行业的整体担保费率一直保持在1.9% 的较低水平,而且全行业融资性担保放大倍数仅为2.1倍,利润空间非常有限,这也使得担保机构难以给企业提供完善的信用服务。

2.3 信用体系不完善

信用担保机构作为信用体系中的主体,其业务能力、担保资格决定着信用体系的完善程度。目前,我国缺乏对担保机构的市场准入评判。中小企业信用保证保险事业是一项具有高风险的政策性事业 , 应该主要依靠政府出资举办,同时鼓励银行等相关机构积极进行捐助。但是,目前市场上存在各式各样的担保机构,有些还是由中小企业联合出资组建,其业务能力甚至是合法性令人怀疑。其次,缺乏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评价,没有建立关于中小企业资信情况的信用评级体系,导致担保机构无法筛选出那些资信状况不佳的企业,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另外,没有及时保存企业的信用记录,建立信用档案,对于企业的不良信用记录也没有进行及时总结。

2.4 保险公司缺乏对风险的管控能力

由于担保行业准入制度、统一行业标准以及市场要求的缺失,再加上并没有专门的法律约束,导致担保行业在早期处于无序发展的不良状态,过分重视担保机构的数量和发展规模,忽略了建立健全的风险管理等内部控制制度,这使得很多担保机构的担保操作规程和风险管理组织架构非常混乱,无法根据保前、保中以及保后的企业实际情况实施有力的管理措施,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由于没有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对于中小企业客户带来的风险、合作金融机构带来的风险、其自身存在的风险以及法律风险、政策风险认识不足,准备不够,一旦面临危机很可能束手无策,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信用评估技术仍然是担保机构的薄弱环节,通常对于中小企业的评估跟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出入。另外,担保机构还缺乏专业人才,这使得其在保前调查和项目评审等关键的风险控制环节存在诸多漏洞,难以实现对申保的中小企业进行有效地调查、分级、筛选。

3 利用信用保证保险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对策

3.1 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国家应该审视担保行业的现状,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并提高立法的层次和效力,明确权利和义务,为信用担保涉及的双方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在颁布专门的法律法规之后,要抓紧研究制定相配套的规章制度和实施细则、措施,以达到规范担保行业行为的目的,为中小企业申请担保提供制度保障。另外,还应该制定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肃清信用担保环境,严禁不合法的担保机构进入市场。法律法规、实施办法以及市场准入制度制定后如果不贯彻执行,等于一纸空文,因此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还应该强化监管力度,遵循属地管理原则,明确主管、协管部门,并制定定期巡查和不定期抽查的日常管理计划,集中对法律明确规定的方面实施监管,一旦发现违规者,要严格用制度说话,实施必要的惩罚。当然,管和罚并不是最终目的,促进担保机构的发展,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才是根本目的。政府的相关部门一定要明确这一条原则,在强化监管的同时为担保机构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

3.2 完善信用体系建设

国家和各地方政府应该严格贯彻执行担保行业市场准入制度和行业统一标准以及市场规范,按照法律规定对担保机构进行整顿,筛选去掉性质不合法、管理混乱、缺失管理制度体系的机构 ;同时扩大政府投入,积极谋求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建立规范、高效的担保机构 ;开辟专门针对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的服务板块,建立对企业客户的信用评价体系,深入到企业客户进行调查,规范审查流程和标准,力求客观、真实地反映其资产、财务状况、偿还能力以及发展前景等相关情况。此外,还应该建立中小企业的信用档案,记录企业客户的资信状况、申保历史、偿还情况以及违规情况。对信用档案要做到及时留存、准确记录、定时更新,以求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企业客户的最真实最新的信用情况。各个担保机构之间应该实现数据共享,这样能进一步丰富企业客户的信用数据,同时也能减轻各担保机构的审查工作负担。另外,还应该在深入分析企业客户信用档案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分级,针对不同等级的客户提供不同额度、时限的担保,对于信用不良的客户予以拒绝。此外,中小企业在申请担保时也应该积极配合担保机构的审查以及信用评价工作,提供真实、准确的数据资料,还要提高信用意识,积极主动维护自己的信誉,这样不仅能顺利获得担保,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

3.3 加强对风险的管控能力

担保机构应该想方设法增强自身的盈利能力,加强风险的内部补偿机制建设,可以通过丰富业务品种、拓宽业务范围实现。同时,还应该建立合理的组织架构,建立起一个包括专门的评审部门、核查部门、风险管控部门以及资金保全部门在内的完整的机构体系,合理分配权限,明确各部门的职责;还应该建立一套科学的流程规范,明确担保业务的操作步骤和程序,既要注意保前的评审以及保后的追偿,也要注意担保业务进行中的动态监管。此外,还应着力培养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开发先进的评审技术,对关键的风险控制环节实施有力的把控。要特别注意建立风险预警系统,深入分析中小企业客户带来的风险、合作金融机构带来的风险、其自身存在的风险以及法律风险、政策风险,制定相应的风险预警标准和排除风险的具体措施,未雨绸缪。

3.4 积极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

发达国家的信用保证保险体系建设时间较长,有着丰富的经验,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为我所用,促进中小企业融资中信用保证保险事业的发展。比如可以把目前有关部门中涉及中小企业的管理职能进行剥离和合并,组建具有综合协调能力的权威机构,并在这一机构下设立专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服务的政府风险基金。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在通产省设置了中小企业厅;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设立了永久性的联邦机构——小企业管理局;英国贸易部设有小企业服务局。上述机构都是经过长时间的检验,其所实行的措施都是确实能够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的有效办法,我国应积极对此加以借鉴。

4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