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利益补偿（精选九篇）
粮食利益补偿 篇1
关键词：粮食安全,粮食生产者,补偿机制
1 粮食安全保障的意义
1.1 什么是粮食安全保障
粮食安全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概念, 1974年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 将其定义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198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了粮食安全新概念:“确保任何人任何时候, 既能买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物”。1996年第二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作出新的定义:“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 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 才实现了粮食安全。”综上所述, 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包括粮食的生产能满足需求、流通、消费等环节稳定等, 能抵御各种重大自然灾害、化解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等。中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层次众多、结构复杂、规模庞大、关系多种、时空动态性强。国家在何时采用什么样的粮食安全保障机制都受客观原因的影响。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涵盖面极广, 无法从单独某个侧面下定义。
1.2 加强粮食安全保障的必要性
一个国家的粮食供应是否安全, 会对国计民生产生重大影响。不仅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 而且会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稳定。粮食既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 也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需品。粮食安全与否关系着社会的和谐、政治的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等。当粮食需求不能获得有效保障时, 就会出现粮食安全问题。构建科学完整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有利于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 特别是有利于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产业所特有的低效性、风险性等问题。
1.3 粮食安全保障的问题
中国粮食今年有望实现十年连收。虽然现在我国的粮食储备量仍大于粮食需求, 近两年不会出现粮食危机。但在粮食供给相对充裕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系列不安因素。近年来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 大量占用农业用地, 其中永久占用耕地情况非常突出。而我国耕地资源本就贫乏, 我国要用世界上10%的耕地养活世界上20%的人口, 这一情况势必加重粮食生产的负担。加之中国经济飞速发展, 消费的结构在不断地变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 农业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 现在已经转出农业人口总量的一半, 即2.5亿人。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收益受气候等因素影响, 受益并不稳定甚至收益连年下降。这导致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积极性不高, 粮食减产。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 一旦国际上出现大的波动或遇到自然灾害, 就会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威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讲, 我国的粮食安全还是很脆弱的。
2 粮食安全保障与粮食生产者
2.1 粮食生产者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贡献
粮食生产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所在, 尤其对于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农业大国, 粮食生产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 粮农就显得短缺, 粮食、蔬菜的价格也结构性上涨。而粮食的收成另外也关系着经济的发展, 关系着一个社会的运转, 可见, 国家重视农业生产、重视农民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几十年来的建设、发展, 农业是基础, 农民作出了很大贡献。
2.2 如何保障粮食生产者利益
粮食产业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组成部分, 但粮食作为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 其利益相对低下, 从事粮食生产将面对以下问题:粮食生产周期长, 供给调整滞后于需求变化。粮食生产具有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双重影响。粮食生产投资回报率较低。粮食生产所需固定资产较多, 但是利用率偏低, 生产资金周转缓慢、投资回收期较长、技术进步滞后, 对粮食生产投入资本缺乏足够吸引力。上述粮食生产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对粮食生产者利益带来的损害应受到政府的特别关注, 重视如何从利益上保障粮食生产者的生产活动。
3 建立健全粮食生产补偿机制
我国的粮食生产补贴机制是以粮食直补为主体, 对稳定粮食生产、加强粮食安全保障和增加农民收入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补贴额度较小、粮食最低收入价格偏低、补贴标准不一、行政成本过高等问题。而且粮食直补并未与农民是否种粮或者生产粮食多少挂钩, 如果补贴政策的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 那么该政策效果是直接有效的;如果直接补贴的政策目标是增加粮食供给, 那么其政策效果是不确定的。所以粮食直补政策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还是存在一定缺陷的。
3.1 建立建全国家粮食安全价格制度
我国从2004年起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 在保障粮食市场供应、保护农民利益、稳定粮食生产、加强宏观调控等方面效果显著。在新的发展阶段, 面对粮食供求关系发生的新变化, 现行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 给农民增收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2013年, 我国粮食实现“十连丰”, 但丰收并未让农民快乐起来, 谷贱伤农再次显现。
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首先要提高粮食最低收入价格水平, 并注意市场动向, 及时启动保护价收购。其次扩大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的粮食品种范围, 工业用粮、饲料粮及油料用粮同样重要。我国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省份只有13个, 这造成了部分粮食生产者的利益无从保护, 应扩大粮食最低收购价的实施区域。通过上述对策方面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 保护粮食生产者利益。
3.2 建立建全粮食风险基金制度
为了防止粮食价格过度波动, 保护粮食生产者的利益, 降低国有企业所承担的风险, 根据不同时期粮食流通特点, 对粮食风险基金进行适时调整。适度增长粮食风险基金总量, 以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粮食调控形式。对粮食风险基金使用结构进行调整, 加强粮食风险基金对调控粮食市场的作用。加强粮食风险基金管理体制的透明性, 以适应现行的管理体制规范基金的使用管理。
3.3 建立健全财政支农制度
近年来,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稳固提高、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 但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增长的稳定性还比较差, 财政支农的规模相对较小, 财政支农力度相对偏低。为了缓和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不足的问题, 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刻不容缓。一方面, 我国需要通过减税让利、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条件等措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扩大地方政府税源和财力。另一方面, 今后我国必须进一步完善当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 更加合理地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 均衡各级政府之间的财力分配, 让基层政府有能力支农。
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全面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加大农业生产补贴力度, 稳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 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健全自然灾害保险, 深化粮食流通体制等。建立健全上述一系列粮食生产者利益补偿机制, 对调动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以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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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文举.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保障我国粮食安全[J].价格月刊, 2010 (10) .
[3]郑亦武.进一步完善我国粮食风险基金制度[J].宏观经济管理, 2010 (09) .
粮食利益补偿 篇2
【要报要点】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补贴政策，这对提高粮食生产水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但粮食主产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发达地区仍呈逐步扩大之势，农业补贴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仍然不高。本期《要报》提出，应瞄准粮食增产、粮农增收及主产区区域发展三大政策目标，实现“三大倾斜”政策，要通过健全补贴机制、设立青年农民种粮专项资金、推进主要粮食作物农业政策保险试点和强化相应政策法规来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蒋和平教授的研究成果《完善我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政策建议》，对我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一、当前我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存在的突出问题
1、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差距逐渐扩大 农民增收和主产区区域发展虽然也纳入国家粮食补贴政策的目标，但从实践上看对农民增收效应并不显著，并且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收入农民收入绝对差别仍呈逐步扩大趋势。如河南省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985.82元，比广东省3654.48元低1668.66元，2011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虽上升为6604.03元，但比广东省同期的9371.73元相差扩大为2767.7元。虽然农作物播种面积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但是提高农作物播种面积对于农民收入增加的作用还是很小。同时，粮食主产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发达地区也成逐步扩大趋势，如河南省200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450元，比广东省同期的12736元低7286元，2011年河南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升为28661元，但仍比同期广东省的50807元低22146元。
2、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等综合性收入补贴力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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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粮食主产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机制与模式研究》，项目批准号：08AJY019 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对种粮农民来说是普惠制的补贴政策，但这两项补贴政策仍然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补贴标准仍然偏小。这两项补贴在大多数地区补贴额呈逐年上升趋势，2012年达到100多元，但由于物价水平特别是农资价格上升幅度较大，实际补贴额大打折扣，这与欧美、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数百元甚至上千元的亩均补贴相比，我国粮食补贴力度明显偏低。二是补贴范围并没对所有粮食种植耕地进行全覆盖。不少地区当前按照计税面积进行的补贴，以前逃避税费等因素形成的“黑地”并没有享受补贴政策。三是是种粮大户并没有获得应有补贴。粮食补贴仍补给了原土地承包户,真正种粮的种粮大户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补贴。
3、农机补贴和良种补贴等专项补贴操作机制不健全
从河南调研情况中来看，自2009年以后，逐渐采用补现金的方式，不少地区良种补贴均是通过农户的“一卡通”账户直接补贴给农户，无论农户种植的是何种品种，种子来源无论是自留还是购买，只要种植的作物就给予补贴，这就失去良种补贴的作用和意义。客观来讲，良种补贴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并不算太明显，增加的转移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例较小。二是配套工作经费缺乏。宣传发动、科学培训指导、印制补贴清册、核实上报面积、强化督导检查等是确保良种补贴工作顺利开展的必要前提和保障，这些工作都需要一定的配套经费给予支持。三是补贴资金下达时间晚。不少地区上级下达实施方案相对农时往往滞后，良种补贴、农机补贴政策实际执行均比较晚，其良种增产的目标便难以达到。
4、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效果不明显
产粮大县奖励政策目的是激励粮食大县稳定和提高粮食生产、增加财政收入。但从实践上看，还存在着奖励幅度偏小、县级政府对资金的使用缺乏灵活性等问题，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
二、完善我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政策建议
1、瞄准三大政策目标，实现增产、增收、区域发展共赢
粮食补贴政策应该瞄准粮食增产、粮农增收及粮食主产区区域发展三大目标。应根据粮食主产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和付出的成本，增加对粮食主产区的转移支付和各项支持，促进主产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确保主产区政府和 种粮农民得到合理利益补偿。应重点向粮食核心产区倾斜，要在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的基础上，进一步界定核心产区的范围，以便各类资源真正向核心区集中。
2、实现“三大倾斜”政策，提升粮食生产补贴政策效率
粮食补贴政策应实施差异化的补贴政策措施，具体是要实现“三个倾斜”。一是要向粮食主产区倾斜。粮食主产区的农业补贴标准要适当高于主销区。二是要向粮食主产区的核心区倾斜。特别是产粮大县资金要向核心区倾斜，重点是搞好核心区的水利设施、道路等基础建设。三是要向主产区的种粮大户倾斜。应对当地典型的种粮大户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地方政府在安排项目上加大对种粮大户的扶持投入力度，例如对种粮大户的水利、道路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投入，提高建设标准。
3、健全补贴机制，增强粮食主产区抓粮种粮积极性
一是针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和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等综合性补贴，应加大补贴力度，改进补贴方式。同时，据物价上涨情况和农资价格上涨情况，动态调整补贴标准，要对以前计税时漏报的耕地，以及近年来重新开垦的耕地重新核实，并也给与粮食直接补贴到全部耕地的全覆盖。二是针对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等专项补贴，也应进一步改进补贴方式。对于部分粮食作物，建议仍恢复招标制，让综合实力强，经营信誉好的大型骨干种子经营企业为农民直供良种。对于高产创建等项目的粮食基地建设，建议由政府对农户完全免费供应良种。三是增加对产量大县财政转移支付的数量。对国家粮食安全有重要贡献的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配套经费应予以取消。
4、设立青年农民种粮专项资金，培育一批新型青年农民种粮大户 建议财政部和各级政府应设立培育一批新型青年农民种粮大户专项资金，扶持新型青年农民进行创业，形成一批现代化的青年种粮大户队伍，促进我国粮食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经营。
5、探索农业政策保险试点，降低三大粮食作物生产经营风险
在主产区应进行三大粮食作物（水稻、玉米、小麦）生产保险的试点，探索建立农业生产保险机制。一是组建政策性保险公司，通过再保险机制，超额赔付 3 部分由政府补贴。第二是建立农业风险准备金，用于发生巨灾时的大额赔付资金来源可从涉农的国家专项资金中调剂。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盈余，可在一定期间内减免所得税，所减的税收应转入专项农业保险基金；并允许经营主体从税前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以增加经营主体的资金实力。
6、加强政策法制管理，完善粮食补贴政策配套机制措施
一是要加强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法制化管理；二是规范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三是完善农地流转机制，大力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粮食规模化生产经营。
（作者：蒋和平
镇赉：做好粮食收储 保障农民利益 篇3
近日，镇赉第五粮食收储库门前，装运粮食的货车排起长队，正在等候卖粮。卖粮农民在入库时只要办理一张IC卡，通过它就可以完成从收购入库登记、验质、检斤、入仓、结算、资金支付等各业务环节，大大方便了粮农卖粮。
据介绍，这张卡名叫粮食收储“一卡通”，采用该系统流程，不仅有效提高了库点的管理水平和整体工作效率，同时，还具备了粮食收购管理人员监督、追溯功能，从根本上杜绝了“收人情粮”“开人情价”等不良现象，为规范收购程序、严格执行政策提供了重要保障，真正做到让粮农卖“放心粮”。
虽然收粮工作已经开始，但仍有很多农户习惯将刚收获后的玉米堆放在自家的庭院中，等到空闲时再进行剥皮脱粒出售，这种粗放的储粮方式，容易导致玉米发生霉变，造成损失。为转变传统的“地趴粮”储粮习惯，减少粮食产后损失，镇赉县粮商局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作用，加大对农户安全储粮的宣传，成立安全储粮及“地趴粮”专项整治领导小组，聘请粮油检测站技术人员深入村屯，巡回讲解、指导农户安全科学储粮，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粮食利益补偿 篇4
关键词：粮食主产区,粮食利益补偿,利益补偿机制
为了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并在实现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增加、种粮农户收益和地区经济总量同步提高的同时保证粮食主产区可持续发展能力,黑龙江省粮食主产区应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建立粮食利益补偿机制,以实现对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补偿。
一、粮食利益补偿机制的补偿主体和客体
(一)补偿主体
在粮食利益补偿机制中,可以认为能够为粮食利益补偿提供补偿资金的即为补偿主体。对于黑龙江省粮食主产区而言,粮食利益补偿机制的补偿主体包括中央政府、黑龙江省地方政府、 各关联粮食主销区及社会组织。
1.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虽然不是黑龙江省粮食生产正外部性的直接受益者,但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导者应成为粮食利益补偿的第一主体。只有中央政府成为粮食利益补偿的主体,才能有效实现补偿效率的最大化,使粮食生产社会效益和粮食安全保障效益的支付成本得以保证。
2.黑龙江省地方政府。作为区域内各粮食生产主体功能区的直接负责人,黑龙江省地方政府应为粮食利益补偿机制的执行主体,提供财政支农的配套资金、合理分配各项补偿资金比例等。
3. 各关联粮食主销区。作为黑龙江省粮食生产的直接受益者,粮食主销区有义务承担粮食生产的成本,通过财政横向转移支付,成为粮食利益补偿机制的主体。
4.社会组织。社会组织通过合法的运作方式募集资金,从社会公益性资金支持的角度充实粮食利益补偿基金池,提供粮食利益补偿所需资金,成为补偿主体。
(二)补偿客体
粮食利益补偿机制的补偿客体即为直接参与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承担了粮食生产成本、自然灾害和粮食市场价格管控等造成的直接损失的个人或组织。因此,对于黑龙江省粮食主产区而言,补偿客体包括种粮农民、农业合作社及黑龙江省粮食主产区市、县政府,且主要以农民及农业合作社为主。
二、粮食利益补偿机制的补偿范围
补偿的范围以2011年黑龙江省财政厅联合黑龙江省农委对黑龙江省耕地性质及享受补贴的面积为依据。其中,融合了粮食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的粮食直补资金面向黑龙江省内的实际粮食生产者,良种补贴则以农技推广的受众为指向对象,农机购置补贴以国家政策引导为依据,面向纳入实施范围并符合补贴条件的农民、农场(林场)职工、农民合作社和从事农机作业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三、粮食利益补偿机制的补偿方式
粮食利益补偿方式的选择直接关系着黑龙江省种粮农民所得补偿收益的增长速度和幅度,因此,以粮食利益补偿基金为核心,利益补偿方式主要表现为将粮食补偿资金直接发放到种粮农户手中的粮食直补资金、为种粮农户提供优惠价格的良种及农业机械的种粮成本间接补贴资金。
(一)粮食直补资金
依托于中央政府的专项财政补贴和粮食主销区的转移支付基金形成面向黑龙江省的粮食补偿专项资金,将粮食直补资金和农资综合补贴资金合并为粮食直补资金。通过将黑龙江省内粮食生产者种粮面积和商品粮产出量结合起来实现累进补贴的方式,规避单一补偿依据所出现的补偿不到位问题。粮食直补资金的累进补偿以黑龙江省内种粮农民的实际播种面积为基础, 根据当年出售粮食数量的水平设定不同的补偿标准,进而实现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双重目标。
(二)种粮成本间接补贴资金
该补贴是对良种补贴及农机购置补贴的整合,并逐渐面向农业合作社,通过明显降低各类型农机具的购置费用和以良种推广为平台的优良种子的价格,降低黑龙江省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民的直接支出。
四、粮食利益补偿机制的补偿标准
黑龙江省对于种粮农户的利益补偿标准应能保证农户种粮的收益不低于从事经济作物种植或务工所获取的收益。因此,补偿标准必须经过科学的核定,按照粮食利益补偿方式的不同,粮食利益补偿标准的设定包括粮食直补资金的发放标准及种粮成本间接补贴资金的发放标准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粮食直补资金的发放标准
融合了粮食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的新型粮食直补资金以种粮农民的补偿面积、粮食产量为基础,根据当年粮食产品价格指数变动率、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率、通货膨胀率设定。
(二)种粮成本间接补贴资金的发放标准
种粮成本间接补贴以原有的良种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为基础,将良种补贴与农业技术推广投入结合起来,面向黑龙江省内使用良种的种粮农户或农业合作社,按照普通种子相同的价格给予提供,并由国家财政以粮食调出量为依据提供农技推广的专家费和教育经费;农机购置补贴在黑龙江省现行补偿种类和补偿金额区间的标准下,根据当期市场价格上涨指数进行核增, 2014年,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涵盖种植施肥机械、田间管理机械、收获机械、收获后处理机械、农田基本建设机械、耕整地机械、动力机械7个大类和16个小类,补偿金额最低为120元/ 台,最高18万元/ 台,每种品类的农机在不突破国家制定标准的前提下,根据黑龙江省农机具价格变动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并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力度,稳定农业机械投入成本,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
五、粮食利益补偿机制的补偿资金来源
黑龙江省粮食主产区粮食利益补偿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粮食风险基金、粮食安全税、关联主销区土地出让金提成及社会募集。
(一)粮食风险基金
粮食风险基金是黑龙江省粮食利益补偿资金的主要来源, 目前由国家财政全额承担,黑龙江省不再配套,但现有的粮食风险基金包干金额很难满足补偿机制下粮食利益补偿的需求,必须拓宽粮食风险基金的来源渠道,对粮食风险基金、地方粮食储备基金、粮食发展基金等进行整合,吸收社会资金,提高粮食利益补偿基金的上限。
(二)粮食安全税
在商品粮流通环节尝试征收粮食安全税,以税收方式保障补偿资金稳定获取是较为有效地增加动态粮食补偿基金的途径。从理论上讲,所有享受到黑龙江省商品粮生产外部性的组织和个人都应作为粮食安全税的纳税人,粮食安全税的纳税人应该是商品粮的最终消费者,但不包括自给自足的种粮农民。粮食安全税的征收应以商品粮消费量为税基,税率的设计可以借鉴消费税的方式,采取比例税率,按照固定的税率进行征收,推行低税率、广税基的方式,由国家统一征收,并统一划归至粮食利益补偿基金。
(三)关联主销区土地出让金提成
粮食主销区将农业用地特别是粮食生产用地转作非农业用途是主销区粮食调入量逐年增加的主要原因。因此,接受黑龙江省商品粮调入的主销区有义务提供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提高黑龙江省粮食利益补偿基金的存量,而该部分资金从关联主销区的土地出让金中按照规定比例提取是当前最为合适的途径。中央政府可以根据各粮食主销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和土地出让情况确定土地出让金提成的比例,按照《国务院关于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各市、县不低于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15%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要求,与黑龙江省相关联的粮食主销区用于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土地出让金提成比可在5%~8%的区间内,以兼顾粮食关联主销区与黑龙江省两者经济发展的需要。
(四)社会募集
在国家发改委、粮食局、财政部等部委的授权下,黑龙江省政府可以尝试通过社会募集方式为粮食利益补偿基金筹集资金,吸纳有关企业、组织的私人投资,接受有关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捐赠,甚至可以借鉴福利彩票的模式发行粮食安全彩票, 将募集的资金归入粮食利益补偿基金中,有效提升粮食利益补偿基金存量。
六、粮食利益补偿机制的运行
黑龙江省粮食主产区粮食利益补偿机制的补偿主体包括中央政府、黑龙江省地方政府和关联粮食主销区,补偿客体包括黑龙江省内的种粮农民、农业合作社和黑龙江省内各粮食生产主体功能区的地方政府,各主体和客体以粮食利益补偿基金为核心,推动黑龙江省粮食利益补偿机制的运行。
由中央财政支付的粮食风险基金、粮食安全税、关联粮食主销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及社会组织筹集资金形成黑龙江省粮食利益补偿基金。其中,粮食风险基金来源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农资金,关联粮食主销区则从其当年的土地出让金中按照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提取部分比例的资金投入粮食转移支付资金中,同时,黑龙江省及关联粮食主销区的粮食消费者通过向中央政府缴纳低税率的粮食安全税,通过税收资金的转移支付补充到黑龙江省动态粮食补偿基金池中,社会则通过发行彩票、募捐等方式筹集资金纳入资金池中。在粮食利益补偿机制中,各方资金共同汇集形成的粮食利益补偿基金通过粮食直补资金和间接补贴资金形式发放给补偿客体,从而增加粮食产量,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提升种粮农民的收入。具体运行方式如图1所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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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利益补偿 篇5
医疗服务体系中，公立医院是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主体。公立医院的运行与管理目标是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但由于各利益相关者利益取向不尽相同，目前我国公立医院公益性日益淡化，“看病难、看病贵”现象日益突出，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是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重要途径。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基层公立医院的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指出要全面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坚持公益属性，破除逐利机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1]。因此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分析我国县级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中的问题，构建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对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解决公立医院公益性缺失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县级公立医院补偿现行运行机制
（一）县级公立医院资金补偿渠道
我国公立医院利益补偿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政府财政补偿，是公立医院建设与发展资金的主要来源；二是医保基金补偿，参保居民看病报销部分由各地医保基金予以补偿；三是医疗技术收费。本文所选取的宁夏回族自治区S县，2009-2012 年，S县政府投入逐年增长，公立医院收入不断上升。同时，A县患者自费金额也在不断上升，群众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尽管政府的财政投入补偿、医疗保险转移支付投入补偿逐年上升，政府实际补偿比例较高，但仍难以满足医院需求，医院收费补偿并未达到满意的效果。
（二）县级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中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
政府在卫生服务领域的角色定位是提高效率、促进公平和确保稳定。政府基本职责是为人民的健康权利负责，使人们能方便及时地得到医疗救助，并保持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为保证公立医院的正常运行创造条件[2]。作为患者，保持健康、患病后得到及时高质量的诊疗是首要选择，此外其也希望以最小的成本诊治疾病。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在实际运行中，公立医院主要通过诊治病人获得经济上的补偿，满足维持机构运营和发展的利益需求。
二、县级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中相关利益主体博弈分析
（一）政府和公立医院博弈分析
政府出于其合法性等方面的考虑，必须加大对公立医院的补偿力度，促使公立医院调整医疗费用。另一方面，政府也会谋求自身利益，不愿承担公立医院费用补偿的全部责任。县级公立医院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特点决定了其必须承担起公益性责任。然而，公立医院在政府投入不足时也会追求经济效益以保证自身正常运转，这导致了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等诸多医改难题。目前政府财政补偿存在总额不足、范围窄、方式不明确的现象，补偿力度难以满足公立医院需要；医保基金补偿无法与公立医院实时结算；医院医疗技术收费需参照政府物价标准等，导致公立医院易出现逐利行为。在县级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中，公立医院能够得到足够财政补偿成为关键。
（二）医院和患者博弈分析
公立医院和患者之间的关系即公立医院向患者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并向患者收取一定费用作为医院的补偿来源。出于利益最大化考虑，患者追求使自己在最小的支付成本下获得优质的诊疗服务，而公立医院则在一定程度上希望获得最多的医疗费用。由于医疗卫生服务具有高度专业性，医院与患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患者处于弱势地位，对医院的行为缺乏辨别能力。此外，尽管我国目前已经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但医疗保障水平较低[3]。这易导致道德风险的出现，出现过度医疗等有损公立医院公益性的行为。
（三）政府和患者博弈分析
健康权是居民的基本权利，提供健康服务是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目前患者对医疗服务公益性过高期待与政府卫生投入不足之间冲突明显，政府对医疗服务体系的监管力度也与患者的要求存在差距[4]。因此，政府应该代表公众利益，一方面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另一方面加强对公立医院监管。但在现行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中，公立医院存在向政府寻租的可能，以期获得政府对其监管力度的降低。政府若在此时选择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导致相关部门在设计补偿机制时偏向公立医院的利益，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也再无公平性可言。
三、县级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改革建议
（一）完善补偿机制，加大监管力度
一方面政府要确保对公立医院财政支持力度，建立专的补偿经费，并把它纳入财政和卫生事业常规预算。另一方面要大力推广收支两条线制度，使公立医院失去追求利益的动力，促使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回归。此外，政府可以借助于专家委员会等第三方力量对医院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减少公立医院不合理收费的存在。
（二）增加就医选择权，减轻医疗负担
在县级公立医院补偿机制设计中，在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应该对优先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给予更多的重视。在居民与医院的博弈中，增加患者就医选择权成为必要手段，要增加医院数量，缩小同一级别不同医院间硬件设施以及医护人员素质间的差距，实现患者“用脚投票”，保障自身利益。
（三）协商医疗服务价格，保障自身公益性
作为坚持公益性质的公立医院，注定不能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但医院也要面临持续经营的生存保障和扩大再生产的发展需要。当前医院补偿机制中，急需重新测算医疗劳动服务价格，充分体现出医务人员劳动价值，以降低其单位努力成本，提高医院公益性努力程度。可以考虑实行在政府指导价基础上的市场调节价，即允许公立医院在政府的宏观管理下，根据当地物价水平、医疗供需情况等因素合理上调或下调收费价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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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利益补偿 篇6
黑龙江、内蒙古、湖北、吉林、山东、江西、湖南、四川等8个省区, 它们的结构和生产布局以粮食为主。因此, 种植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粮食生产呈规模化。因为这些主产区粮食生产规模庞大、技术先进等特点, 所以往往这些种植物产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因此在我国粮食生产中具有重要地位。
自然条件优越。粮食主产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相关政策又给予支持, 因此相关产业建设取得很大进展, 且初步形成了优势产业带。
粮食生产具有成熟经验。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 粮食生产区积累了成熟的经验我国先后实施的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和商品粮基地、农业开发利用等项目建设, 进一步完善了良田工程建设和管理的经验。
粮食产业具有很大潜力。我国是人口大国, 对粮食的需求量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 加快对粮食龙头企业的政策扶持对粮食产业来说是巨大的机遇, 在这种情形下, 粮食产业更要抓住机会, 适应市场需要, 大力促进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 发挥自己的潜力。
二、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 土地资源匮乏
国土资源部公布的2006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报告显示, 我国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13%, 占世界总量的8.4%, 人均仅有1.4亩左右。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我国城镇化也的速度也迅速加快, 耕地面积更是大量减少, 且大部分是良田减少。
(二) 土壤肥力下降
我国的耕地资源极为贫乏, 西北地区、东北地区的荒漠化随着人类足迹的扩张愈演愈烈, 西南地区的水土流失也使本来就不充沛的土壤支离破碎。造成我国现有的耕地面积减少, 土壤肥力更使得不到保障。
(三) 水资源紧缺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 众所周知, 我国面积辽阔, 人口众多, 像偏远地区和山区的地势更是陡峭, 其贮存的淡水可供人利用的资源就少之又少。随着当今工业化的推进, 经济高速发展, 温室效应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影响也显现出来, 全国各地的暖冬现象已经司空见惯, 而连续几年酷热的夏天也让人不能忍受, 因此缺水的现象更加严重。
(四) 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程度低
一是生产所提供的相关服务较少了, 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二是服务更新较慢, 不能适应社会的迅速变化提供新品种和新内容。三是服务缺乏针对性, 有关组织向农民提供的服务内容比较空泛。
(五) 粮食生产成本较高
当今粮食生产的成本包含的内容有许多, 诸如运输的成本、储存粮食的成本、生产的成本。是我国粮食的市场竞争力也大大降低。据调查, 国内粮食从生产区运到销售区的流通费用, 占粮食销售价格的比重很高。
三、我国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重要性
(一) 有利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我国人口数量处于世界第一位, 且人口增加和消费结构也在变化。我国粮食产量还是不能满足相应消费增长的需要, 同时产销自给率下降。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累计减少约1500万平方米。所以建立合理有效长期的粮食供应补偿机制, 对于保证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二) 有利于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
目前我国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 保证粮食的供给安全, 是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建设现代农业的基础。借助补偿机制等相关政策措施, 有利于保证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调整农业播种结构。
四、对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法律补偿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 健全与完善国家粮食风险基金制度
我国需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的积极性。政府财政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财力来保障粮食风险基金制度的完善, 特别是商品粮食基地更加需要政府财政的高度重视。因为这些粮食产区的产量高, 加大对其的财政支付转移力度, 有利于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促使广大群众更加积极地投入劳动生产中, 提高这些重点区域的粮食产量。
(二) 完善我国耕地保护法律补偿制度
国家需要给农民一个合理的诉求渠道, 利用法律手段来进行耕地保护, 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我国每年对于基本农田要加大保护力度, 制定相应的投入制度, 严格限制和占用, 对符合条件确需占用的, 必须加强法律监督。
(三) 建立健全粮食生产大户补偿制度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粮食生产大户补贴制度。农业合作社、种粮大户对粮食增产的贡献将越来越大, 要对他们实行更有力的奖补政策, 并在信贷、科技推广、农业机械等方面给予扶持, 切实保证农民收益, 提高种粮的积极性。
(四) 建立健全普惠型农村金融制度
以科学发展观为依据, 大力推进惠普型农村金融制度, 加快制定相关惠农金融政策, 让农民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果, 推动覆盖面广的保障制度, 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提高农民的经济效益。
摘要：粮食主产区是我国商品粮生产、供应和储存的重要载体, 在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中承担着核心作用。中国粮食主产区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 更是为国家粮食安全和全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但我国粮食生产区经济落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问题, 还是制约了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本文主要从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优势、面临的主要问题上对建立和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法律补偿机等方面提出法律对策。
关键词：粮食主产区,法律补偿机制,对策
参考文献
[1]尹成杰.粮安天下——全球粮食危机与中国粮食安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粮食利益补偿 篇7
一、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补偿现状
我国13 个粮食主产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四川,13 个粮食主产区每年贡献着全国75%的粮食供给量,影响着13 亿人口的温饱问题。 我国粮食主产区建设在不断完善的同时, 随着国内外市场环境的剧烈变化和各种矛盾约束的加剧, 仍面临着主产区二元结构矛盾突出、 主产区收入差距较大、 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主产区粮食生产能力差异明显及国家粮食补贴政策存在不足等问题。 目前,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补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对粮食主产区生产者的补贴、对粮食主产区的区位补贴、对产销地区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 对粮食主产区生产者的补贴主要包括中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简称“ 四补贴”。 除四补贴外,我国还出台了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等政策,实行了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及玉米、大豆等临时收储政策。
我国粮食产量在总体上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2004 年我国粮食产量达46947 万吨,2004 年至2010 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首次连续七年增产,2010 年粮食产量达54648 万吨,2010 年至2014 年, 再次突破粮食连续增产,至2014 年年底,粮食产量达60710 万吨,在七连增的基础上,再次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在粮食连续多年增产的同时,粮食补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下表可以看出,2004 年以来我国粮食补贴政策多样化,补贴资金结构不断调整,补贴力度总体呈现逐年增长,这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注: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
二、主产区粮食生产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2004 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呈较好的发展态势,连年增长,但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特别是全国13 个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尚未根本建立。 由于粮食生产本身的社会属性,造成“ 粮食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社会现象,不仅影响种粮积极性,也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能力的可持续供给。
1.粮食主产区社会效益高,经济效益低
粮食作为准公共物品供给,既受自然风险影响,又受市场风险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市场进程改革的推进, 农业特别是粮食经济效益较低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谷贱伤农”是对这一现象最好的解释,粮食作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需求弹性较小,需求量的变化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程度不敏感, 导致农民丰收也不会带来收入的大幅度增长。 河南省作为全国农业大省,连续14 年粮食产量居全国首位,河南省用占全国1/15 的耕地生产了全国1/10 的粮食, 不仅保障了全国13 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每年还调出300 亿斤原粮和加工品。 但是河南省在全国各省份中,仍属于经济发展落后、人均收入较低的省份,与工业化发达城市相比, 人均GDP还存在较大的差距,2014 年, 浙江省人均GDP达7.3033, 而河南省只有3.7118,近浙江省的1/5。
由于粮食产量高而经济效益低, 导致很多粮食大省不愿再发展粮食生产,好多省份调整农业发展结构,将种植粮食作物转为发展园艺和经济作物, 以获取较高的收益。 据统计,1978 年,我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50104 亿hm2,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20587 亿hm2,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80.34%, 到2006 年,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降为1.05638 亿hm2,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68.84% , 截止到2012 年底,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1.11205 亿hm2,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68.05%。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逐年减少,从根本上威胁着我国粮食安全。
2.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高,财政收入低
与发达省份相比,粮食主产区地方财政收入较低,存在很大差距。 仍以河南省和浙江省为例,1978 年两省份人均财政收入分别是48 元和73 元,相差25 元,但到了2014 年, 两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9416 元和19373 元,差距扩大到9957 元,浙江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河南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 倍。 粮食大省人均收入普遍较低的现象,导致很多省份放弃耕地、放弃粮食种植, 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财政收入开始不断上升,而坚持“ 粮食种植”的省份,就出现了“ 农业大省、工业小省、财政穷省”的现象,粮食大县也就变成了“ 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 统计资料显示,我国重点扶持的592 个贫困县中,粮食主产区占了263 个,占全部贫困县的44.5%。 其中河北省39 个,内蒙古31 个,江西省21个,河南省31 个,湖北省25 个,四川省36 个,湖南省20个,黑龙江省14 个,安徽省19 个,吉林省8 个,辽宁省9个。 农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产业,粮食主产区农业经济收入低,必然导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滞后,导致工业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较慢。 目前,我国粮食大省中还有多个粮食大县财政收入不足亿元, 仍然没有摘掉贫困县的帽子,还需要依靠政府转移支付维持经济运转。
三、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建议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粮食问题一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2005 年以来, 我国政府先后出台相关政策奖励产量大县、 产量大省以及粮食主产区。 2011 年以来, 中央财政取消了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地方配套政策,减轻了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县级、省级种粮抓粮的积极性。 但粮食稳定生产和发展的长效机制,尚未有效的建立,不仅要考虑粮食生产能力,还要兼顾地方财政收入和农民收入两重目标。 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建设过程中, 要充分考虑中央财政、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三者在粮食主产区建设中的相互关系,明晰三者的重要作用。 具体做法如下:
1.健全国家种粮补贴政策,提高农民种粮收益
我国现行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属于“ 普惠型”农业补贴政策。 2004 年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实施初期, 补贴效果较明显,较好地带动了种粮抓粮的积极性。 近几年,研究发现, 种粮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并不十分乐观。为此建议:第一,增强农业种粮直接补贴力度。 魏君英(2013)应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选取2004- 2010 年作为时间序列,以全国十三个粮食主产区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得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粮食生产价格以及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均大于粮食直接补贴额度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粮食补贴每增加1%,农民收入增加量仅为粮食补贴额增量的0.155021%, 说明粮食直接补贴对农民种粮抓粮的积极性影响并不大。 以黑龙江省为例,2014 年黑龙江省粮食直接补贴每亩土地不到70元,如果按每户拥有3 亩地计算,一个农户的种粮直接补贴不到210 元,随着农资、农机设备、劳动力等价格不断上涨, 每亩土地的种粮直接补贴远远不足以应对生产成本的上升。 因此,在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明确提出,要加大农业直接补贴力度, 加强对农业补贴的投入。 第二,改善种粮直接补贴方式。 李明贤(2013)基于6 个粮食主产省457 户农户的调查发现,粮食补贴评价变量对农村劳动力种粮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目前补贴资金的发放是以土地所有权为依据,而不是以实际种粮者为依据,在土地流转的情况下,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出现了效率损失,违背了粮食直接补贴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目标。 因此,中央财政应以“ 谁种谁得,多种多得”为原则,摒弃过去“ 承包者得补贴,种粮者担风险”的现象,按照种粮数量和出售粮食数量计算,使种粮者能够从真正意义上得到补贴。
2.健全粮食主产区政府税收制度, 加强粮食主产区财政投入
目前,农产品原材料购进是按13%的税率来抵扣进项税额,粗加工农产品销售增值税税率为13%,两者正好相互抵消。 而对于深加工农产品企业,其销售增值税税率为17%,与进项税额相比,无疑要多承担4%的增值税税负,加重了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税收负担。 建议降低深加工农产品企业的增值税税率,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深加工。
我国目前的税收制度要求粮食主产区深加工增值税按比例上缴中央政府、省级和市级,最后粮食主产区留有仅仅非常少的一部分。 粮食主产区以不牺牲农业、粮食、环境、生态为代价的背景下,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粮食主产区的主导产业,其税收也必然成为粮食主产区的主要财政来源。 建议逐步降低中央、省、市对农产品加工增值税的分成比例,全部留在粮食主产区,提高粮食主产区财政收入。
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投入重点应放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方面。 首先,基础设施是农业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2015 年2 月中央发布了2015 年一号文件 《 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要“ 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重点支持农民增收、农村重大改革、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结构调整、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民生改善”。 资料显示,农业固定资产投入每增加1%,农业GDP总值增加69%。粮食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要重点考虑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现代灌区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其次是农业科技创新投入。 杨璐嘉(2013)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和Malmquist- 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我国13 个粮食主产区10 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和比较, 研究发现,13 个粮食主产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取得了一定的增长, 来源主要是技术进步的“ 增长效应”,山东省、辽宁省、江苏省、黑龙江省等省份在推动碳排放约束条件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创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农业环境技术进步方面迈进了一步。 因此,要健全农业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完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研发企业的用人机制,加大农业科技创新R&D投入力度, 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作用。
3.健全粮食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补贴制度,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粮食主产区和粮食主销区相互依存, 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对粮食主销区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 主销区向主产区提供一些补偿或支持, 才能够调动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首先,我国学者蒋和平(2009)提出,可以向粮食主销区征收每公斤粮价10%~12%的补偿金,粮食主销区多调入粮食,就多缴纳补偿金。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粮食补偿金作为专项转移支付基金, 用于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 其次,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之间可以建立“ 一对一”互帮结对的关系,相互扶持,主销区可以对主产区的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现代灌区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还可以投资建设农村公共基础设施, 帮助主产区减轻政府财政压力。 或者主销区可以去主产区投资建厂,一方面减少了主产区运输粮食成本, 另一方面也为主产区提供了劳动就业机会,提高当地政府和农民收入。
中国湿地生态补偿的利益博弈分析 篇8
1 中国湿地生态补偿的必要性
1.1 中国湿地保护现状
湿地是人类最重要的环境资源之一,也是自然界生物多样性丰富和有较高生产力的生态系统。但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目前在湿地生态系统中存在湖泊面积萎缩、污染严重、水质恶化、水禽与天然鱼类锐减和水生植物资源濒临枯竭等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国共建有湿地自然保护区556处,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湿地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
1.2 生态补偿的内涵与依据
《环境科学大辞典》将生态补偿(Natur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定义为“生物有机体、种群、群落或生态系统受到干扰时所表现出来的缓和干扰、调节自身状态使生存得以维持的能力,或者可以看作生态负荷的还原能力,或是自然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所起的缓冲和补偿作用”[3,4],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是生态补偿的基本依据。
1.3 湿地生态补偿的必要性
湿地因其独特性和极高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越来越引起许多湿地组织和专家的广泛关注,成为关注的重点领域。前人主要是集中在对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价值、生态系统结构变化以及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的研究,但是专门针对湿地生态补偿的研究较少,所以有必要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利益相关者实行生态补偿机制[5,6]。在实践过程中,湿地生态保护存在着结构性的政策缺位。这使生态效益及相关的经济效益在保护者与受益者、破坏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分配失衡,导致受益者无偿占有生态效益,保护者得不到应有的经济激励;破坏者未能承担破坏生态的责任和成本,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经济赔偿。这种生态保护与经济利益关系的扭曲,使中国的生态保护面临很大困难。因此,湿地生态补偿作为调整损害与保护生态环境的主体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激励措施。
2 湿地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
2.1 湿地资源管理现状
由于湿地资源的权属界定不清,在湿地资源的管理过程中存在多头管理、条块分割和体制不顺等问题[7]。主要表现在:①缺乏湿地资源管理法律依据。有关湿地资源和湿地资源类型不同,管理办法依据的法律条例也不相同(表1)。从表1可见,各部门的立法受到其管理权限、协调能力和部门利益的局限性,使湿地资源难以获得统一的管理,这与湿地资源的生态属性是不相符的。②湿地资源管理部门紊乱。涉及湿地资源管理的部门及其主要职责见表2。由于管理部门多,给综合协调带来很大难度,往往形成各自为政、多头管理、管湖“吃湖”的现象。目前重开发、轻保护,重近期利益、轻长远利益的现象较普遍,对湿地生态系统的破坏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2.2 湿地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湿地保护中的利益冲突:湿地保护的根本目的是保证人类可持续地利用湿地生态系统和资源。在湿地保护中,出现利益冲突的群体是生态效益受益方和经济效益受益方。生态效益受益方包括湿地所在地和外部社会,经济效益的受益方主要是湿地所在地的居民。湿地保护中的利益冲突具体体现在:一是湿地保护与利用的矛盾;二是权属不清导致的权益冲突;三是生态效益具有经济外部性,由此导致局部与整体的利益冲突;四是利益目标差异导致的相关决策部门和管理部门间的冲突[8]。
湿地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及需求分析:由上述分析可见,在湿地资源利用过程中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涉及的部门多,管理权限不明确,导致湿地保护中存在利益冲突。根据生态补偿的基本理论,湿地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湿地生态补偿主体和湿地生态补偿客体。其中,湿地生态补偿主体是指在湿地生态补偿过程中提供现金或实物的一方;湿地生态补偿客体是指在湿地生态补偿过程中获得现金或实物的一方。湿地生态补偿主体看重湿地系统的生态效益,追求生态效益最大化;湿地生态补偿客体看重湿地系统的经济利益,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3 湿地生态补偿的博弈模型
3.1 博弈论相关理论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是研究互动决策的理论。所谓互动决策,即各个局中人的决策是相互影响的,每个人在决策时必须将他人的决策纳入自己的决策考虑之内,当然也需要把别人对自己行为考虑选择纳入考虑之中,如此迭代考虑进行决策,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9]。任何一个博弈都要具备以下三个基本要素:①局中人(又称“参与者”)。指博弈中的决策主体,他们采取最有利于自己的决策,最大化自己的收益。局中人可以是两个,也可以是多个;局中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社会组织或团体。②策略。指局中人在考虑已给定信息集的前提下,所有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③支付矩阵。指各个决策主体在进行不同策略的选择时,各自得到的一笔支付或者效用。支付矩阵中的数字可正可负可为零[10]。
3.2 模型假设
在博弈过程中,局中人是参与博弈的湿地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客体。假设湿地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客体都是“理性人”,即他们最求各自目标的利益最大化。湿地生态补偿的主体有两种策略,即补偿和不补偿;湿地生态补偿的客体也有两种策略:即保护和不保护。支付矩阵见表3。
从表3可见,M指在湿地生态补偿客体保护下,湿地生态补偿主体获得的正外部性;C指补偿额度;L指实行保护策略时的生态产出;P指补偿客体保护生态的成本;N指补偿客体不保护生态的外部性;S指补偿客体在不保护生态下获得的短期收益;β指补偿客体不保护被发现和被处罚的概率;F1指补偿客体不保护生态被处罚的金额;α指补偿主体被发现不补偿的概率;F2指补偿主体被发现不补偿的处罚金额。
3.3 博弈模型的解
若α=β=0,表3可表示为表4:①模型的解。当L-P>S时,此博弈的纳什均衡策略为(不补偿;保护),相应地支付组合为(M,L-P);当L-P
若0<α<1,0<β<1;支付矩阵见表3的形式:①模型的解。当M-C>M-αF2、N-C>N-αF2时,即undefined时,生态补偿主体会选择补偿这一策略;当L-P+C>S+C-βF1、L-P>S-βF1时,即undefined时,生态补偿客体会选择保护这一策略。同理,得到其他解,其模型的解为:当undefined、undefined时,博弈的纳什均衡策略为(补偿,保护),相应地支付组合为(M-C,L-P+C);当undefined、undefined时,博弈的纳什均衡策略为(不补偿,保护),相应地支付组合为(M-αF2,L-P);当undefined、undefined时,博弈有两个解。一是当undefined、undefined时,博弈的纳什均衡策略为(补偿,不保护),相应地支付组合为(N-C,S+C-βF1)。二是当undefined、undefined时,博弈的纳什均衡策略为(不补偿,不保护),相应地支付组合为(N-αF2,S-βF1)。②博弈模型解的意义。上述博弈的解表明,只要生态补偿客体不保护生态的行为受到惩罚的概率为undefined,并且受到的处罚满足F1>S+P-L,生态补偿客体必然选择保护湿地生态环境,与生态补偿主体是否补偿无关;只要生态补偿主体不补偿的行为受到惩罚的概率为undefined,并且受到的处罚F满足C>F2,生态补偿主体必然选择不补偿,与生态补偿客体是否保护湿地生态环境无关;要使生态补偿客体选择保护生态环境,生态补偿主体选择补偿,就必须对生态补偿客体不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以undefined的概率进行惩罚,并且对其不保护湿地生态环境的处罚额F1满足F1>S+P-L;对生态补偿主体不补偿的行为以undefined的概率进行惩罚,并且对其不补偿的处罚额F2满足C
4 结论
综上所述,湿地生态补偿依赖于S、P、L、F1、F2、C,而F1、F2取决于湿地生态补偿客体选择不保护的短期收益S,所以湿地生态补偿实际上是依赖于补偿额度C、实行保护策略时的生态产出L、补偿客体保护生态的成本P、补偿客体在不保护生态下获得的短期收益S,因此对湿地生态补偿做如下建议:①完善湿地法律制度。由于湿地资源的多头管理现状,我国应尽快出台用于湿地保护的专项法律。在法律中首先应明确权属和权益的对应关系,建立完善的湿地产权制度。对现有湿地相关立法中存在冲突的条款,应提出明确的解决办法,以加强法律的可执行性,并对各级政府、部门等利益相关方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法律条款予以明确。②建立湿地生态补偿机制。湿地资源具有外部性,在寻求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从社会公正和湿地的有效利用及保护的角度出发,急需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遭受到损失的群体进行补偿。依据生态补偿的办法,采用“谁利用谁补偿,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这是一种基于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重新平衡的制度安排。为了解决生态系统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间的矛盾,在生态补偿奖惩机制构建时,需要引入奖惩制度。如何科学地界定生态补偿标准和奖惩额度是生态补偿机制能否有效实施的核心。从公平性和科学性来讲,根据生态服务价值来确定补偿标准更加合理。但是,受制于当前生态服务价值研究成果的实用性等因素,在短期内生态服务价值化研究的成果难以为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提供相关依据。
摘要：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湿地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推进了湿地生态状况的改善。但在实践过程中,生态保护仍存在着结构性的政策缺位,湿地生态补偿作为调整损害与保护生态环境主体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措施。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分析湿地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建立湿地生态补偿主体和客体的博弈模型,得出湿地生态补偿主体、客体的纳什均衡策略,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湿地,生态补偿,博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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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宋敏.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博弈分析[J].学术交流,2009,(5)∶83-87.
征地补偿中相关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篇9
土地的征用一般带有强制的色彩,我国的农地征用一般是指有偿的征用,征地补偿也就是征地的收益的再分配,在这次分配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失地农民往往是利益受到侵害的一方。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2. 57% 。有预测表明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 (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 。据相关数据资料显示: 从2000年到2030年的30年间,中国将占用耕地超过5400万亩,按照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要》表明到2030年左右,我国失地农民的人数将会超过1. 1亿人。失地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往往会采取一些过激的方式进行抵抗,给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如何创新土地征收的补偿机制,保证农民征地过程中的收益, 对于新农村的建设和社会和谐的发展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为了探求土地征收制度与补偿机理,本文对征地过程中的相关利益主体的策略进行分析,构建博弈模型,分析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利益均衡的问题,为完善土地征收补偿机制提供理论基础与政策建议。
2博弈模型相关利益主体的分析
2. 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更多关注的是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宏观目标,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然而地方政府是一个经济人,它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它有着自己的经济目标就是追求发展本地经济,提高财政收入,这就会产生地方政府不按照中央政府的指定政策来征用农民土地的动机。 它采取的策略就有合理征地和不合理征地,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其策略为监督检查和不监督检查。
2. 2地方政府和失地农民
在这个博弈模型中,最核心的利益主体就是地方政府和失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地方政府有着两种选择合理补偿和不合理的补偿,失地农民也有两种选择就是上访或者是不上访。
3博弈模型构建
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利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对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分析,并假设其都为理性的经济人,有各自的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即存在相关的利益冲突。主要的博弈关系如下图所示:
在征地补偿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地方政府与失地农民的利益博弈,地方政府可以选择合理补偿也可以选择不合理补偿,当地方政府选择不合理补偿时,其将会获得收益为D,此时农民可以选择顺从或者是抵抗, 如果顺从则地方政府获得收益D,农民的收益为0,如果抵制,农民可以选择上访向上一级反映情况,那么农民需要承担一部分成本为M,抵制有成功和失败两种情况,在这两种情况下农民的效用不同,假设农民抵制成功的概率为P1( 0 < P1< 1) ,农民将会获得一部分收益L,同时也要承担成本M,其期望效用函数为: P1× ( L - M)- ( 1 - P1)× M; 失地农民上访成功,地方政府便会受到中央政府的监督检查,其被查处的概率为P2( 0 < P2< 1) ,地方政府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 P2× C +( 1 - P2) × D
则支付矩阵为( 见下表) :
由上表可知,当失地农民选择顺从的时候,地方政府选择不合理补偿,因为这个时候可以得到经济收益D ( D >0) ; 当失地农民选择上访抵制的时候,地方政府的选择取决于- P2× C + ( 1 - P2)× D与效用0的大小, 如果- P2× C + ( 1 - P2)× D >0,地方政府选择不合理补偿; 如果- P2× C + ( 1 - P2)× D < 0,地方政府选择合理补偿。
当地方政府合理补偿的时候,失地农民选择顺从; 当地方政府选择不合理补偿时,失地农民的选择取决于P1× ( L - M) - ( 1 - P1) × M与效用0的大小,当P1× ( L - M) - ( 1 - P1)× M > 0时,失地农民选择上访抵制, 当P1× ( L - M) - ( 1 - P1) × M <0时,失地农民选择顺从。
分情况对该模型进行讨论: ( 1) 当P1× L - M > 0时, 即M/L < P1< 1时,地方政府采取不合理的补偿时,失地农民选择抵制,上访; 地方政府选择合理补偿时,失地农民选择顺从; 失地农民没有纯策略均衡,地方政府也没有纯策略均衡。求解该情况下的混合战略,假设地方政府合理补偿的概率为 α,农民顺从的概率为 β。
那么 α × ( - M)+ ( 1 - α)× ( P1× L - M)= 0, 求得: α =1 - M/P1L
结论是在失地农民抵制成功的概率满足M/L < P1< 1, 地方政府以1 - M/P1L的概率合理补偿,以M / P1L选择不合理补偿; 失地农民以1 - D/P2C + P2D的概率选择顺从, 以D/P2C + P2D选择上访抵制。
( 2) 当P1× L - M < 0时,无论政府选择合理补偿还是不合理补偿,失地农民的最佳选择就是顺从,此时存在纯战略均衡解( 不合理补偿,顺从) 。
4分析博弈结果
根据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结果,其均衡解为( 不监督检查、不合法征地) ,对于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结果其纯战略均衡解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征地的成本很低,造成地方政府大量征地,会威胁影响到我国的征地安全,要使失地农民得到保障,提高地方政府合理补偿的概率,那么必须提高农民的收益L或者是降低农民抵制的成本M。博弈结果说明我国现阶段的补偿机制存在问题,地方政府有着不合理征地补偿的利益动机, 农民由于其获得收益较低,上访或者抵制成本较高,选择顺从,大量失地农民的存在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5根据博弈结果完善我国征地补偿机制的建议
5. 1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明确征地范围
《土地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是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却并不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公共利益有着自己的界定,必然会与中央的政策产生不一致,导致侵害农民权益事件的发生。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提高地方政府不合理征地的成本,能够有效规范地方政府征地行为。
5. 2完善征地补偿标准,推进土地征用的市场化进程
我国征地补偿目前采用的产值倍数法和区片综合定价法,不能很好地保证农民失地后生活水平不下降,要在征地的过程中引入市场化的机制,由征地企业去和农民进行协商补偿,避免政府在其中的 “寻租”行为。
5. 3健全征地补偿过程中的争议与纠纷裁决机制
允许农民拥有申诉权,成立农地纠纷解决机构,保护失地农民的权益,监督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降低失地农民的维权成本。
摘要：随着我国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发展,用地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增加,不可避免的就是要征用部分农地。征地补偿过程涉及多方的利益主体,各方利益主体为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会采取不同的策略,从而形成博弈。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征地过程中的利益主体,通过博弈的结果分析征地补偿机制的不合理性,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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