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构想

完善构想（精选十篇）

完善构想 篇1

自1998年4月, 教育部高教司下发《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文件之后, 我国医学院校普遍对医学生开展了人文素质教育, 至今已走过十多年的实践历程。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也存在诸多不足, 如课程设置多样化、随意化, 课程量不足, 实效性有待提高的问题较为突出。本文旨在结合我国医学生未来职业培养目标的客观要求, 通过分析借鉴国外医学院校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经验做法, 对进一步完善我国高等医学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知识框架、建立合理的课程体系, 提出一些参考建议。

虽然教育部、卫生部对加强医学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建设提出了政策指导, 但是, 截至目前我国医学院校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 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设置散乱, 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和规范性。因此, 根据医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医学生未来职业胜任力对人文素质结构的整体要求, 确定医学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 列入教学计划, 制订相应的规范管理措施和保护政策, 保证医学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实施的稳定性。

2 构建医学人文教育课程体系的基本原则

第一, 坚持与现代医学实际相结合, 是构建医学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现实依据。培养医学生不仅要懂得医学知识, 还要掌握社会、心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不仅要掌握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 还要有对人性的关怀, 对他人的同情心等人文情怀;不仅要关注疾病, 更要关注有思想感情的患者, 要充满爱心和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等高尚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在现代医学教育中的反映, 就是构建医学与相关人文社会科学高度融合的医学人文学科群课程。

第二, 国际医学院校开设的人文素养教育课程, 是构建我国医学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参照依据。世界各国很早就开始进行医学教育改革实践, 探索新的医学教育模式。他们的共同做法就是加强医学人文教育, 增强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如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和加州大学医学院开始了新道路模式的尝试, 分别设计了社会学理论及人的价值、医学公关学、医学法律问题等课程。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 美国的130多所医学院校已有100多所把医学心理学、社会医学等学科列为必修课。

第三, 着眼于医学生未来职业胜任力的客观要求, 是构建医学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根本依据。在我国的大学教育中, 尤其是在传统的理工农医为强势学科的院校, 开始逐渐地认识人文素质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认为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主要功能为传播价值理念, “包括共同的政治、经济态度、共同的语言和对未来前景的共同构想等”。而这些价值理念也正是作为一名未来的职业医生所必须具备的。在近年来我国医生的评价体系中, 也把人文素质作为重要的考核内容, 如职业医师资格考试, 就把人文素质等相关内容纳入到了考核中。

第四, 师资队伍的搭建应该多管齐下, 根据不同层次课程的需要, 或是通过引进人文类专业的高层次人才, 或是采取措施提高现有师资的水平, 如有计划选送一批教师到文科大学进修或鼓励教师报考跨专业的文科研究生, 或连续开办一些文、史、艺等专题研修讲习班提高教师的人文修养;或是加强对医学专业教师的培养, 通过中短期去国内综合院校的进修或国外大学的研修, 增强人文知识和人文修养, 在专业课教师和人文课教师之间搭建一座相互沟通、学习的桥梁, 形成有效的师资融合机制,

3 构建医学人文教育课程体系的基本框架

人类社会巨大的发展和进步, 带动医学各个领域的发展, 医学模式也从原来的纯生物模式转变为生理—心理—社会—环境的模式, 使整个医学面貌发生根本改观, 客观上也决定着医学生人文素质结构需要日臻丰富完善。适应未来职业胜任力的要求, 医学生必须充实完善人文素质结构, 具体内容是:具有良好的医学职业道德素质。树立高尚的医德情操, 有为医学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具有浓厚的医学人文精神。对病人施以理解、关怀和体贴, 同情病人、尊重病人、救死扶伤, 实行医学人道主义;具有一定的文化艺术素养。在文学、历史、哲学、法律以及音乐、美术等多方面有较深厚的人文底蕴;具有一定的人文技能。掌握与人沟通的艺术和书面表达的能力, 乐于向他人学习, 善于与他人合作。

伴随人类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对医学生未来职业胜任力中人文素质结构的整体要求, 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提升医学人才的人文素养, 实现人文精神内化, 造就一批专业技术过硬、道德情操高尚、自我价值受到社会充分认同的复合性医学人才。由此出发, 医学人文课程体系作为未实现课程整合的、内部相对独立的学科群可分为三个子系统:人文基础系统、交叉学科系统、操作技能系统。第一层面是人文基础系统, 涵盖了具有普适性的课程, 如文、史、哲、艺等人文基础课程。正如《意见》所指出:“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 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这一层面是使学生宽领域地掌握人文知识, 全方位地提高人文社会科学素质。第二层面是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系统, 主要包括: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法学、医学史、医学社会学等课程, 这部分课程对于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应该是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课程。第三层面是操作技能系统, 包括与学生实践操作、临床体验、医患沟通技巧、情绪控制等相关的医学人文技能课程。上述三个层面子系统课程群相辅相成, 相互作用, 共同构成医学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 发挥着培养医学人才综合人文素养的整体功能。

为保证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教学工作的规范性, 建议上级有关主管部门在调研的基础上, 作为全国统一的指导性意见, 对上述三个子系统的课程群分别列出具体课程目录, 纳入教学计划。并建议将第一、第三两个层面子系统课程作为选修课, 每门课1学分 (18学时) ;将第二个层面子系统课程作为必修课, 每门课2学分 (36学时) 。同时, 还应制订相应的管理措施和保护政策, 以保证医学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实施的稳定性。也要把人文素质教育同专业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让它渗透到各专业课程的教学中, 在教学大纲中有目的地增加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知识, 从而深化这些课程的文化层次。

在国外, 21世纪医学卫生教育专家委员会, 在2010年的报告中称, 在21世纪倡导第三代医学教育改革, 把培养医学生的胜任力作为塑造医生未来职业素质的目标。第三代改革, 是建立在对医生应当具有的素质认识的变化基础上的。Epstein和Hundert (2002) 定义的医师胜任力, 共包括以下7个方面:习惯和明智地使用沟通、知识、技术性技能、临床推理、情感、价值观和反思于日常实践。《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 (IIME, 2001) , 把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知识;沟通技能;临床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维和研究, 作为对医学生的素质要求。可见, 作为医学生除了应当具有专业的知识, 而且还要求具有情感、价值观以及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等人文素质。对医学生未来职业胜任力的这些人文素质要求, 正是构建医学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根本依据。

在医学教育改革过程中, 已有专家建议, 在执行本科教育标准的前提下, 确定通识教育的时间为 1 年, 纯医学教育的时间为 4年。如果学制出现大的调整, 医学人文教育课程体系必将随之调整和改变, 现在的探索也会为将来积累必要的经验。此外, 医学人文教育是一项综合性的教育工程, 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的构建是其中的必要的基础和重要的环节, 恰当的教学方式、课堂之外优秀的文化传统熏染和深刻的人生实践体验、校园高雅的文化氛围陶冶等, 同样是决定医学人文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

因此, 我们需要开阔视野, 构建医学人文教育课程体系的同时, 还要关注如何发挥隐形课程的人文教育的影响和作用, 建立医学人文教育大课程的概念, 将显性和隐性课程结合起来, 从而取得良好的教育实效, 推动医学人文教育向前迈进。

参考文献

[1]聂素滨, 金祥雷, 于双成.发达国家医学人文学科教学探析[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1998 (4) :18.

[2]阎光才.20世纪大学普通教育思想回顾与评析[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 2001 (9) :7-9.

[3]韦勤, 柏茗.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设置再思考[J].医学与哲学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9 (5) :30.

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的构想 篇2

一、政府采购法的作用和意义

二、我国现行政府采购法存在的缺陷

三、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的构想

一、政府采购法的作用和意义

(一)有利于规范政府采购行为，促进依法行政目标的实现

(二)有利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财政支出管理水平

(三)有利于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四)有利于保护民族产业

二、我国现行政府采购法存在的缺陷

(一)政府采购法适用范围狭窄

(二)政府采购方式规范的不完善

(三)政府采购监督制度的不完善

(四)国内产业保护的乏力

(五)保护高技术产品自主创新法律政策的不完善

三、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的构想

(一)扩大《政府采购法》的适用范围

(二)增强对政府采购方式的规范

(三)健全政府采购监督制度

(四)强化对国内产业的保护

(五)完善政府采购在自主创新方面的措施

三、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的构想

(一)建立财政性资金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制度

(二)改进政府采购评审方法，给予自主创新产品优先待遇

(三)建立激励自主创新的政府首购和订购制度

(四)建立本国货物认定制度和购买外国产品审核制度

完善我国拆迁行政制度的构想 篇3

一、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念

在诸多因为强制拆迁引发的社会问题中，政府往往树立了一个错误观念，即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只是因为国家利益至上的理念在我国根深蒂固，才导致行政法中即使有相关能够确保公民私有财产不受侵害明文规定，但各地政府仍然在坚持国家和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准则，以牺牲个人利益推进拆迁工作，所以，树立正确的利益理念，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对立的方法。

因此，要坚持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应该坚持这个理念不动摇，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不应该站在对立的角度，政府必须改变自己的行政观念，切实保障公民的个人利益不受侵犯，政府提高经济不应该局限在形象工程的建立，而应该着眼于公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应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协调，进行平等的协商，保障拆迁工作公平公正的进行，将会使得拆迁方获得群众的拥护和认可。

二、建立有效的行政听证机制

被拆迁人作为个体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面对政府和开发商的压力，被拆迁人往往无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现代化城市建设牵扯到的拆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政府决策，涉及到来自国家、地方、商人、个人等各方面的利益，为保证弱势群体利益不受损害，仅靠国家政府树立正确的利益分配理念，并不能从本质上杜绝公权力私有化、商政勾结情况发生，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尤为重要，只有当被拆迁人和公众能真正参与到行政许可的审批过程，才可能打破政府独大的局面，为了更好的保护被拆迁人利益，国家应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听证制度和监督程序。明确规定城市房屋拆迁领域的听证制度，给拆迁户更多的听证名额和发言权，在扩大拆迁听证内容的基础上，细化拆迁听证程序，做到有序可依。同时，为保证政府拆迁行为受到合理、合法的有效监督，听证制度应该适当加入奖惩机制，在听证前期召开政府领导班子内部任务分配，以书面形式确定各人职责。对拆迁地方的被拆迁人分发任务书和听证内容概要，将听证入场资格证发放给被拆迁人，并保证有50%的被拆迁户参与听证会。在听证会现场，不但要求有政府部门、开发商、被拆迁户等相关利益群体参与，更要有专家与律师团陪同参与，由专家对拆迁的利弊进行理论分析，由律师团队回答被拆迁户提出的问题，给出合理解决方案。拆迁听证会可明文规定，邀请媒体参与其中，使得拆迁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透明化、公开化、明确化，并且保证政府拆迁始终在公众监督下。

三、规范拆迁行政许可程序

房屋拆迁程序的重要环节之一是房屋拆迁行政许可，但目前我国拆迁行政许可的主体混乱，许可的审批和监督不严，对许可存在争议的问题缺乏解决力度，这些都不利于我国城市的建设发展，并容易损害被拆迁人的合法利益针[1]。针对以上拆迁问题中出现的行政许可弊病，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关于行政许可主体的明确，首先应当对专门的拆迁部门颁布行政许可证，并明确确定其独立的拆迁决策权力，防止其他部门干涉拆迁，出现权力内部利益交易的现象，同时明确规定可以颁发拆迁行政许可的部门，取消部分非行政机关的单位颁布拆迁许可证的权力。

关于发放行政许可的条件，也要予以重视。首先要将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明确分开，根据不同性质的拆迁，发放不同性质的行政许可。公益拆迁必须准备内容真实并且合法的相关证明材料，经有关部门审核后，方可发放行政许。可于对商业拆迁，首先要求开发商拟定好拆迁协议，并经半数以上拆迁户核实同意后，再对其申请材料进行审核，而后方可颁布行政许可。

最后，明确拆迁问题中相关行政监督制度。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没有规范法律条文为基础，合理有效的监督机制为辅，和谐拆迁不论在现在还是将来，都只是一纸空文，为了保证被拆迁户的利益不受非法侵犯，不但要将拆迁问题的听证制度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纳入到行政法体系之中，更要在加强《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处罚法》中关于听证制度的规定[2]。同时明确行政监督程序，使得拆迁问题在法律条文的保障下公开化、透明化。

四、坚持依法行政规范征收行为

政府部门应当严格审核项目的性质，采取实体规定和程序审议的方式，在纳入年度发展计划之前严格把握好界定关。对于政府征收部门委托的实施房屋征收工作的单位，应当严格审核其资质，并对其征收活动进行监督[3]。在制定征收补偿方案时，应公平合理，平衡政府和被征收人之间的利益。建立完善的听证会制度，让被征收人能真正参与补偿方案的修订、调整环节。同时要完善安置政策措施，制定相應的奖励政策，提高被征收人的积极性。坚持以人为本，合理安置的原则，制定灵活多样的安置办法，充分尊重被征收人的安置选择权。另外还要完善纠纷解决的司法救济制度，不但对政府征收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也对其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遵循司法终局的原则，保障被征收人的权利能得到法律救济。

参考文献

[1]胡信彪：《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2]张逢太：《城市房屋拆迁中的问题及其对策》，中国房地产，2008（9）.

[3]马晨：《阳光下的拆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9页.

完善公安派出所制度的初步构想 篇4

一、从修订法律法规的层面来完善派出所制度

(一) 通过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来解决派出所行政主体地位问题。

1、当前的公安派出所是行政法上的非行政主体

在法律上, 主体是指有独立意志, 可以独立行动并独立承担责任的人。行政主体应为法人, 因为只有法人才具有主体的“有独立意志”的特征, 也才有可能承担行政法律的最后责任, 如经济赔偿等。

《治安管理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管理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公安部在国务院领导下, 主管全国的公安工作, 是全国公安工作的领导、指挥机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 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公安工作, 是本行政区域公安工作的领导、指挥机关。”这些法律条文是我们确定当前的公安派出所不能成为行政主体的法律依据。

2、赋予派出所行政主体地位的现实考虑

根据《治安管理法》、《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 公安派出所只能决定“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河南警务体制, 将过去的市公安局—县 (区) 公安分局—派出所三级治安管理旧体制改为市公安局—派出所二级管理模式。这样, 派出所就毫无选择地要承担了原公安分局全部的职责和任务, “提升”为治安管理的主要执法机关, 要决定和处理大部分治安管理案件, 不但要管辖“警告、500元以下罚款”, 而且要管辖“行政拘留、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五百元以上的罚款”等等。派出所要独立承担这些职责任务, 但是其非行政主体的地位使其不能对这些行政执法工作独立负责, 与责权统一的依法行政理念不符。因此, 为巩固警务改革成果, 必须赋予派出所应有的行政主体地位。

为使新派出所担负原公安分局担负的职责任务, 在河南警务改革中, 新组建的派出所按县级公安机关要求建制, 改革后的派出所也从副科级单位升为副处级单位, 上级公安机关授权其“行使县级公安机关职权”。但是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之下, 这种授权显然缺乏应有的法律依据。为使新派出所行使县级公安机关职权, 唯一的途径是修改相关法律条文。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 还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研究与探讨。

3、修改《治安管理法》《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的探讨。

现行《治安管理法》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可修改为“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副处级以上地方公安机关负责辖区的治安管理工作。”修订理由简要说明:由原有条文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修订为“副处级以上地方公安机关”, 契合了河南警务改革“打破行政区划”设立派出所的实际, 不再强调公安机关同地方人民政府的对应;也契合了河南警务改革中新组建的派出所“按县级公安机关要求建制, 改革后的派出所也从副科级单位升为副处级单位”的实际, 这样, 就可以为确立新派出所的行政主体地位提供法律依据。

现行《治安管理法》第九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可修改为“治安管理处罚由副处级以上地方公安机关决定。”修订理由简要说明:由原有条文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修订为“副处级以上地方公安机关”, 契合了河南警务改革“打破行政区划”设立派出所的实际, 在河南现有警务改革模式下, 不再强调公安机关同人民政府的对应, 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契合了河南警务改革中新组建的派出所“按县级公安机关要求建制, 改革后的派出所也从副科级单位升为副处级单位”的实际, 这样, 就可以为扩大新公安派出所的职权范围提供法律保障。

现行《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公安部在国务院领导下, 主管全国的公安工作, 是全国公安工作的领导、指挥机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 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公安工作, 是本行政区域公安工作的领导、指挥机关。”可修改为“公安部在国务院领导下, 主管全国的公安工作, 是全国公安工作的领导、指挥机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 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公安工作, 是本行政区域公安工作的领导、指挥机关。副处级以上地方公安机关在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下, 负责本辖区的公安工作。”修订理由简要说明:对原条文全文保留, 保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领导、指挥机关”地位;增添“副处级以上地方公安机关在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下, 负责本辖区的公安工作”条文, 为副处级以上地方公安机关 (如派出所) 确立行政主体地位并行使原公安分局职权提供法律保障。

(二) 通过对《刑事诉讼法》的重新解释赋予派出所独立办理刑事案件的职权, 解决警务体制改革与刑事诉讼法的适法困惑问题。

上文已经提及, 《刑事诉讼法》第3条关于国家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职权分工是:“对刑事案件的侦查, 拘留, 执行逮捕, 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 批准逮捕, 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 提起公诉, 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 其他任何机关, 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在以往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中, 这里的公安机关不可能解释为公安派出所, 因为以往和当前的派出所不是一级独立的公安机关, 它没有独立的办理刑事案件的资格, 也无权决定适用刑事强制措施, 当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拥有刑事案件侦查权和采取强制措施权的最低一级公安机关是县 (区) 级公安分局, 公安派出所绝对没有对刑事案件处理的决定权的, 它只能在县 (区) 级公安机关的领导指挥下实施对刑事案件的职权。

但是, 如果按照上文建议将《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第三条修改为“公安部在国务院领导下, 主管全国的公安工作, 是全国公安工作的领导、指挥机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 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公安工作, 是本行政区域公安工作的领导、指挥机关。副处级以上地方公安机关在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下, 负责本辖区的公安工作。”《刑事诉讼法》第三条中的公安机关就可以包括公安派出所, 因为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下, 公安派出所已经成为一级独立的公安机关, 它就可具有独立的办理刑事案件的资格, 就有权决定适用刑事强制措施, 就具有对刑事案件处理的决定权。

二、从推进司法、财政、人事等部门的配套改革做好后续系统协调层面来完善派出所制度

在河南警务改革中, 由于公安系统“单兵突进”, 新的公安组织体系与法院、检察院乃至与财政、人事等行政部门之间的法律及行政协调关系出现了一定的混乱。如果不有效进行系统协调, 改革推进工作将举步维艰, “新派出所”就会同上海等地新设机构“警署”一样, 会因性质不明和缺乏应有的系统协调性而半途而废。

目前改革中的河南公安亟待行政、司法、财政、人事等部门的配套改革。警务改革的推进, 客观上需要从推进司法、财政、人事等部门的配套改革做好后续系统协调层面来完善派出所制度。

对于需要改革配套的部门来说, 要进行改革配套也需要很高的成本, 所以相关部门对警务改革不一定认同、支持, 对改革配套不一定持积极态度。对公安部门来说, 进行系统协调、促进改革配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系统协调和改革配套需要紧紧依靠各级党委政府, 需要突出各级权力机关的主导地位, 以推进系统协调问题的解决。对河南来说, 就是要建议省委做好政策指导工作, 就是要建议省政府进行行政干预, 就是要建议人大在改革配套方面开展立法活动。

当然, 系统协调和改革配套需要组织行政、司法、财政、人事等各部门的专家、学者对系统协调的可行性调研和探讨。系统协调、改革配套最好循着“试点”路径展开。比如先集中在一个省辖市进行试点, 在成熟经验形成之前不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强行推行。

在实务工作方面, 最基本的是要使新型警务体制在纵横两向上实现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配套对接, 开通公安派出所与特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之间的“直通车”, 有效解决区域管辖对接与从属关系错位的问题。

解决派出所警务保障问题也是完善派出所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我国在体制设置、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供给上是按相应级别配套安排的;地方各级相应的国家机关根据相关组织法的安排进行规划与财政供给。改革前, 公安分局受市局和本级 (县区级) 人民政府的领导与财政安排的财政安排。要将派出所所需经费纳入公安局年度预算, 由公安局直接管理。明确派出所警务保障由区 (县) 人民政府负责, 并制定追责条款, 党委政府不按规定拨款或违法附加条件的, 公安机关可向上级政府或权力机关申请强制执行拨款, 确保经费到位。同时, 要健全派出所经费使用规范, 加强经费使用的监管, 增强节约意识, 严格区分人员经费、办公经费和基本办案经费, 避免因挤占和挪用而导致经费不足。

三、从建立健全内部规章制度的层面来完善派出所制度。

(一) 通过完善用人导向制度、用人激励制度来确保民警主动下沉、爱岗敬业。

改革牵涉到利益调整, 最敏感的是人事调整。人事调整不外乎三个方面, 一是职级职务调整, 二是工作岗位调整, 三是经济待遇调整。要激励民警主动向基层下沉, 又要确保民警爱岗敬业, 怎么办?通过政策倾斜来实现这一目的应该较好的选择, 这里政策包括经费政策和政治待遇政策。

(二) 通过公安高校建立“全能培养模式”制度来适应公安工作“一警多能”的需求。

在河南警务改革中, 大力推行“一警多能”。但是, 目前, 人民警察来源主要是公安院校毕业生、复转军人和少量从地方调入的干部。现在的公安院校, 专业分工明确, 分为治安管理、交通管理、刑事侦查等, 对每一个公安院校毕业生来说, 并非“公安公正多面手”, 在这种背景之下, 变呈现“专业能手多, 多能全才稀”的局面。所以, 在公安院校未建立“全能培养模式”制度前, 实行“一警多能”不但会加重一线民警的工作压力, 提高一线民警的公正难度, 而且会降低执法质量。

为适应公安工作“一警多能”的需求, 客观上就需要公安院校建立“全能培养模式”制度。这不但要求公安院校对学生进行“全能型教育”, 更需要公安院校与公安工作实战单位联合进行“全能型锻炼”, 确保毕业生一出校门, 就能满足多个公安岗位的工作需要, 成为“全能警察”。

(三) 在实践中推进完善“首席民警”制度和“末尾民警培训辞退”制度。

“首席民警”制度是河南警务改革中提出的警察激励机制的新举措, 根据这一制度, 经考核工作成效突出的社区民警评为“首席民警”, “连续五年”获得“首席民警”荣誉称号的警员享受科级待遇。这一举措给了派出所社区民警奋斗的希望和方向, 不失为“栓心留人”良策。但是警员享受科级待遇需要“连续五年”获得“首席民警”荣誉称号, 这种制度设计缺陷明显, 因为五年间有一年未获“首席民警”称号就与朝思暮想的科级待遇失之交臂, 易使警员产生自暴自弃的逆反心理, 进而影响制度激励作用的发挥。

完善构想 篇5

来源莲山

课件 w ww.5 y kj.Co m来源内容提要：累犯制度是一项基本的刑罚制度，根据累犯的构成要件，可将累犯制度分为普通累犯制度和特殊累犯制度两类。我国刑法中的累犯制度存在诸多缺陷，要弥补这些缺陷，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明确累犯相关概念，累犯构成要件中立法增补人格因素，确立单位累犯制度，累犯适格主体排除未成年人，重处再次累犯。

关键词：刑法 累犯制度 普通累犯制度 特殊累犯制度

Abstract: Recidivism system is a fundamental system of punishment.The recidivism syetem should be divided into ordinary recidivism system and special recidivism syetem on basis of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recidivism.There are some defects about current recidivism system in Criminal Code.In order to make up for the defects,several aspects of recidivism system should be completed, such as definiting conception related to recidivism;adding the person dangerousness into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recidivism by legislation;establishing unit recidivism system;eliminating juvenile in the competent subject of recidivism;giving heavier punishment to the dangerous recidivism.Key words: Criminal Code Recidivism system Ordinary recidivism system Special recidivism syetem

我国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以单一总则的立法模式建构了累犯制度，但由于累犯制度立法先天存在诸多缺陷，从而导致法学界对累犯制度刑法规范的理解上存在很大分歧，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累犯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贯彻执行。为促进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和立法完善，笔者拟对我国的累犯制度做些研究。

一 我国刑法中累犯制度的含义及分类

我国《刑法》第65条确定了普通累犯的概念，即：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这一规定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累犯是指一种犯罪人类型，即被判处一定刑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一定期间之内再犯一定之罪的犯罪分子。第二，累犯是一种量刑情节，犯罪人属于累犯之列的，对其量刑时应当考虑予以从重处罚。第三，累犯是一项刑罚制度，它是刑罚量刑阶段人民法院考虑对犯罪人适用的一项量刑制度。第四，不管是前罪还是后罪均不包括过失犯罪。普通累犯的特点是，前后罪均是一般刑事犯罪或者前后罪中有其一是一般刑事犯罪。其构成条件是：

1、主观条件：前罪和后罪都是故意犯罪。

2、刑度条件：前罪所判处的刑罚和后罪应当判处的刑罚均是在有期徒刑以上。

3、前提条件：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

4、时间条件：后罪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假释期满以后五年内。

我国《刑法》第66条还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论处。”这是关于特殊累犯的规定。对特殊累犯的规定，体现了我国刑法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从严惩处的立法精神。根据该条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累犯不同于普通累犯的构成。其构成条件是前罪和后罪必须是同质之罪，也就是说行为人所犯前罪和后罪的性质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罪。除此之外，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罪犯，既不受量刑条件的限制，也不受时间条件的限制。前罪所判刑罚和后罪应判刑罚的轻重不受限制，普通累犯前后两罪所判处的刑罚均在有期徒刑以上，而特殊累犯没有这种限制。同时，后罪可以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假释期满后的任何时候，不受两罪相隔时间长短的限制。

我国《刑法》第356条规定：“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学者们大多认为这也是一种特殊的累犯的规定，和危害国家安全累犯并无二致。[1] 笔者姑且称之为准特殊累犯制度。

根据上述理解可知，所谓累犯，是指因犯罪而受过一定的刑罚惩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于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罪犯。我国刑法依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设立累犯制度，并将累犯作为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设立累犯制度是为了有效地保证刑罚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实现，提高惩罚犯罪、改造犯罪人的实际效果。我国刑法规定累犯制度，是因为“犯罪人在一定的时间以内又犯性质比较严重的罪行，表明其人身危险性较大，应当判处较重的刑罚，才能有效地对他实施惩罚和改造，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这就是刑法确立累犯制度的理由所在。” [2]各国刑法关于累犯的规定可归纳为三种立法例。即普通累犯制，特别累犯制和混合累犯制，而我国是实行混合累犯制的国家。[3]由此可见，我过刑法中的累犯制度的内容较为全面，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三项具体制度组合而成的混合制度体系，为便于理解，现将累犯制度的划分及各制度在刑法中的对应法条图示如下：

普通累犯制度（《刑法》第65条）

累犯制度（混合累犯制度）特殊累犯制度（《刑法》第66条）

准特殊累犯制度（《刑法》第356条）

二 我国刑法中累犯制度存在的缺陷

我国在1979年刑法典中确立了累犯制度，这一刑罚制度的建构，正适应了中国社会刚刚结束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重新起步的政治环境。为了迎合国内形势变化的需要和世界刑事立法的潮流，我国1997年刑法典对1979 年刑法典中的累犯制度作了较大的修改。毋庸置疑，中国刑法典上的累犯制度，经过司法实践二十五年的适用，对于打击和改造累犯，起到了众所周知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使得累犯制度仍未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中的累犯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累犯制度规定抽象，不易操作，条文欠严谨，有失科学性。

我国《刑法》第65条在规定普通累犯之后罪发生的时间时，规定后罪必须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这里“刑罚执行完毕”的使用，就较为抽象，有失严谨、周密。在我国，刑罚既包括主刑，也包括附加刑。当累犯之前罪被判处主刑且附加刑时，这里的“刑罚执行完毕”，是指主刑执行完毕即可，还是指主、附加刑都执行完毕，对此，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无争议。我国刑法把普通累犯限制在前罪为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范围内，之所以如此，除了考虑到犯罪的严重程度外，还在于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教育改造功能最为明显，行为人在监狱内接受教育改造后又犯罪，就能充分表明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因此，行为人在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执行完毕后再犯罪，即使附加刑尚未执行完毕，就充分表明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认为其尚不构成累犯而不予以从重处罚，不尽合理。其次，认为这里的“刑罚执行完毕”是指主刑和附加刑都执行完毕，不利于对刑满释放者权利的保护。

在国外故意犯罪，在国内又犯应判徒刑以上的犯罪人能否成为累犯呢？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此问题的通说认为，中国现行刑法典所规定的“刑罚执行完毕”，是指在我国的有罪判决和刑罚执行。因而在外国受过刑罚的人，不等于曾受我国的有罪判决和刑罚执行，所以前罪如果在外国受过刑罚处罚并实际执行的，之后又在法定期限内在我国犯罪的，不能与后罪一起而构成累犯。因为我国法律的独立性和国家主权的不受干预性，以及双边司法协定的问题，我国一般不承认外国裁判的效力，且一般只有在民事诉讼中对民事判决有承认国外判决的做法，因而在国外犯罪被判处刑罚并实际执行，而后又在国内犯罪并应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并不一定构成我国刑法意义上的累犯。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是不科学的。

根据我国修订后的刑法规定，累犯不得假释，即不管累犯人在刑罚执行中表现如何，都不得假释。首先，它不符合我国的假释理论；行为人是累犯，固然表明其再犯罪时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较大，但这并不等于，后罪之刑期执行了部分后累犯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害性仍然较大，以至于适用假释“确致再危害社会”。因此，对犯罪人是否适用假释，起决定作用的应是犯罪人在刑罚执行部分后的教育改造和悔改表现，而并非其犯罪时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纵然犯罪人是累犯，也并不必然表明不符合假释的适用条件。我国刑法仅仅因为构成累犯时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就否定了所有累犯者适用假释的可能性，是与我国假释理论相违背的。其次，它违背了我国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的设立目的，不利于促进累犯人的教育改造和改过自新；我国刑法规定累犯不得假释，完全剥夺累犯者通过积极改造争取提前出狱的希望，必然损害了累犯者教育改造的积极性，其结果自然也违背了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的促进改造、鼓励自新的目的。

（二）累犯概念规定有缺失，人格因素被忽视

我国《刑法》第65条对普通累犯作了明确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虽然我国刑法规定的累犯构成要件中，未包含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这一主观要素，但从刑法同时规定对累犯应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看，之所以对累犯的处罚重于初犯，其实质在于累犯的人身危险性较之初犯要大，因此，在处罚的轻重上，立法者业已考虑了累犯与初犯的人身危险性的不同。然而，“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4]累犯的概念未穷尽对累犯从严处罚的全部根据，这一概念是不够完善、确切的。

累犯中人格评价因素即人身危险性的地位，从本质上讲，是关于累犯的立法设置和从重处罚原则中是否应当考虑累犯的人格因素问题。笔者认为，累犯立法设置的初衷和从重处罚的理论根据，是犯罪人所实施之后罪所反应出的社会危害性与犯罪人本人所具有的人身危险性的结合。换言之，犯罪行为所反应出的现实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所固有的人身危险性，均是刑事立法上设置累犯制度和对累犯从重处罚的考虑因素。两者是密切联系和相互统一的，缺一不可。累犯的人身危险性是客观存在而且相对较大的，因而否认累犯人身危险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不能将累犯的人身危险性加以绝对化，万万不能将其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割裂开来，如果离开累犯之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空谈其人身危险性，则会导致主观擅断和破坏法制的现象。因此，应当在社会危害性的前提下谈及累犯的人身危险性，把累犯的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在一定的基础上统一起来。[5]

（三）忽视现实可能性，将单位排除在累犯适格主体之外

我国刑法总则只规定了自然人累犯制度，而无单位累犯制度。但是现实社会中，我们无法杜绝犯过一次罪的单位再一次犯罪。既然单位犯罪的次数在两次以上，并且包含后一次犯罪在前一次犯罪被判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5年内的现实可能性，那么，单位累犯制度应该能够得到累犯理论的认可。[6]

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已为我国刑法所规定，犯罪单位在被判处刑罚后的一定时期内再犯罪，表明其主观恶性之深，社会危害性之大。由于单位不仅拥有较自然人更加雄厚的犯罪物质基础，而且单位经过程度化和整体化之后的犯罪意志较自然人更加顽固。因此，对于单位累犯，若是仍按照初犯施加刑罚，则不仅削弱刑罚的预防作用，与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相悖，而且还会纵容和助推单位犯罪。诚然，就我国现行刑法所确定的某些特殊累犯而言，则可以肯定地认为，单位是可以作为累犯的主体出现的，即笔者前已述及的准特殊累犯制度。但刑法的累犯制度，终究未包含单位累犯，这不能不说是立法的一大缺憾。

（四）立法过于苛刻，将未成年人包含在累犯适格主体之内

现行累犯制度只是从罪数条件、时间条件、刑度条件、主观条件来限定累犯的范围，对累犯主体未作特殊要求。未成年人再次犯罪，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也可认定为累犯，不但从重处罚，且不得适用缓刑和假释。笔者认为，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过于苛刻。首先，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发育尚未成熟，辨别是非和控制自我的能力毕竟有限，性格和心理的可塑性强，其矫正改善的可能性大于成年累犯。其次，把未成年人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让其承受累犯的严重不利后果，有违我国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再次，未成年人在刑法执行完毕或赦免后5年内又故意犯罪的，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与成年累犯相比要小得多，将未成年再犯与主观恶性和成年再犯一同纳入累犯的范围，不仅不适当地扩大了累犯的范围，而且不符合累犯制度的设立目的。最后，构成累犯后罪的发生时间，必须是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的5 年以内。97刑法将构成累犯的时间条件由3年改为5年，除了适当扩大累犯范围外，同时也考虑到了未成年人构成累犯的年龄问题。在我国，完全负刑事责任的年龄是已满16周岁，部分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则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换言之，我国未成年犯罪的最早年龄是已满14周岁，距其成年只有4年的时间。试想想，即使是刚满14周岁就犯罪的行为人，在距其成年4年的时间里，既要执行完前罪被判处的有期徒刑，又要再次故意犯罪，这种未成年人构成累犯的比例纵然存在，也是极低的，更不用说那些已满16周岁以后初犯的未成年人。而且现行刑法不排斥未成年人累犯与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形成了实际的逆向情节冲突。总之，笔者认为，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立法过于苛刻。

（五）再次累犯存在立法空档

各国在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上均高度重视对重复犯罪者的控制及处罚。在美国，联邦政府和越来越多的州近年来纷纷通过一条名为“三掷出局”的法例，即一个人如果已经存在两次“案底”，那么第三次再犯时无论罪名多么轻微，也将被判处二十年以上乃至终身监禁的严厉刑罚。[7]中国当前的累犯制度的处罚原则，是法定的“应当从重处罚”。这一相对单一的处罚原则适用所有犯罪类型构成的累犯，显得过于苍白无力。中国现行刑法典中所规定的累犯制度的不足之在于，如果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确实非常之大，在二次犯罪之后，虽然经过累犯制度的从重处罚，又重新犯罪从而又构成累犯，即再次累犯。依照我国现行刑法对累犯的处罚制度，对于人身危险性极大、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再次累犯来说，不足以实现刑罚特殊预防作用，不足以防止犯罪人再次犯罪，也就是说我国现行刑法典中对再次累犯的处理尚存立法空档。

三 关于完善我国刑法中累犯制度之构想

（一）弥补立法缺憾，明确相关概念

1．“刑罚执行完毕”应明确为“主刑执行完毕”。中国现行刑法典所规定的刑罚种类包括主刑和附加刑两种类型，因而针对具体的犯罪分子，可以单独适用某一主刑或者附加刑，也可以是主刑与附加刑并用。那么应当搞清的是，刑法典所称的刑罚执行完毕，是仅指主刑执行完毕，还是包括附加刑在内的所有刑罚执行完毕呢?换言之，主刑执行完毕之后，如果附加刑仍在执行期间，此时再次犯罪的，是否构成累犯呢？

事实上，我国《刑法》第65条的立法本意是指前罪主刑的执行完毕，而第65条对“刑罚执行完毕”一词的使用，在文义上不恰当地扩大了其范围。此外，同一部法律中，其用语应尽量含义一致。如上所述，刑法第65条中“刑罚执行完毕”，指前罪的主刑执行完毕。而刑法第66条对特殊累犯的规定中，也使用了“刑罚执行完毕”含义不统一。由于特殊累犯的成立，对前后罪的刑度不作要求，因而第66条规定的“刑罚执行完毕”，则有时可指主刑的执行完毕，有时可指附加刑的执行完毕。在前后相邻的两个条款中，同一语词，却有着不同的含义。这容易引起对法律的误解，也不符合同一部法律上用语含义应尽量一致的原则。

因此笔者认为，既然第65条“刑罚执行完毕”的含义，是指主刑执行完毕，不包括附加刑的执行，就应该直接改为“主刑执行完毕”，这样更为清楚、明了。

2．明确法域条件，承认域外刑罚。前罪已受外国刑法处罚，能否成立累犯，刑法未予以明确规定。理论上存在二种观点：一是否定说，“外国法院之裁判对于本国并无既判力，不足为累犯加重之基础”。[8]根据我国《刑法》第10条的规定，“凡是受刑人在国外实施犯罪行为，经外国法院审判并执行刑罚，其罪依照我国刑法应负刑事责任，进入我国境内又犯罪的，应该不承认外国法院审判效力，国外之前罪与国内之后罪并合审理。”[9]二是肯定说，认为行为人受外国司法机关审判并执行刑罚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依照我国刑法也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承认其已受过刑罚执行，也可依我国刑法再次进行处理。该犯罪人如果在法定时间里在国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时，可以定其为累犯。[10]

笔者认为，不应一概而论，需区别对待。（1）如果行为人在国外实施的行为，并未触犯我国刑法，即使已经受到所在国司法机关的审判并被执行了刑罚，也不能作为我国刑法上构成累犯的条件。（2）如果行为人在外国受有罪判决并执行了刑罚的罪，在我国也应受到刑事追究的，则我们可以承认他已受到过刑罚，也可以依照我国刑法再次处理。根据双边司法协定，我们如果是承认该国法院判决的，而且该犯人执行的刑罚也在有期徒刑以上，便可以作为累犯的前提条件；如果我国与该国无双边司法协定，我们不承认该国的法院判决的效力，而是等犯罪人回国后重新进行处理，那么，即使外国法院所作的判决是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且已经执行，也不能成为累犯的前提条件。

3．修改《刑法》第81条第2款之规定，使累犯可以假释，促进累犯的积极改造。对于累犯者而言，其在监狱中积极改造、悔过自新的动力，就是期望能早日出狱。规定累犯不得假释，即累犯有条件提前释放的可能性为零，如此一来，则打击了累犯者的积极改造，妨碍了我国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目的的实现。累犯应该可以假释，但条件较一般犯罪分子可适当从严。另外，因为累犯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需要通过更长一段时间的教育改造，方能判断其是否“确有悔改表现”，是否“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笔者认为，“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假释的实质性条件，应对累犯者和初犯者作同样要求，但在适用假释的时间条件上，可以对累犯要求更严。笔者建议，可以将第81条第2款关于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修改为：“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累犯，执行原判刑期三分之二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累犯，实际执行20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

4．累犯的确立与数罪并罚制度

《刑法》在第一编第四章的第四节对数罪并罚制度进行了规定，累犯制度与数罪并罚制度在功能上存在衔接与互补关系，其主要连接点在后罪发生的时间上，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的时间作为后罪发生时间的上限，如果前罪之刑宣告后，其刑罚尚未执行完毕或赦免之前又犯后罪的，只能以数罪并罚论处。

具有前科者再犯数罪，如何从重处罚？对于此种复杂情况，究竟应当如何适用累犯的从重处罚原则，法律无明文规定。对于此种情况，刑法理论界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对数罪采取从重并罚的方法，应当是先对数个后罪分别处以正常刑罚，而后根据刑法典所确立的数罪并罚制度进行从重处罚。另一种观点认为，对数罪采取分别从重处罚的方法，在数罪中只对发生在前科消灭期间之前的犯罪从重处罚，对于其他犯罪仍处正常刑罚，然后按数罪并罚原则决定执行的刑罚。相比较而言，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

（二）累犯构成要件中立法增补人格因素

累犯制度之中应当包括人格因素即人身危险性这一要素，正在成为一种立法修改的趋势。[11]人身危险性又被称为“犯罪人的社会危险状态”或者“社会危险性”，指“刑罚法规中规定某行为为应罚行为，即或是无责任能力者阻却刑罚，但对此法有规定刑罚的行为有将反复实施的盖然性，亦构成社会危险性。”[12] 它所表明的是“犯罪人主观上的反社会性格或危险倾向。”[13]

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刑法中客观方面的认定与人格因素存在包容关系，笔者认为，累犯的人身危险性是客观存在而且相对较大的，因而否认累犯人身危险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刑事立法、刑法理论研究上否认累犯所固有的人身危险性要素，不依据犯罪人所固有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或者有无来量定其刑事责任程度，容易形成实际上的立法不公平和司法不公正，在打击犯罪的同时过于漠视犯罪人应有之合法权益，对于千差万别的个案情况全部“一刀切”，不考虑个案中不同累犯之人身危险性的大小而全部“从重处罚”，对于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犯罪人而言，是极不公平的。从立法上讲，也是立法过于机械和缺乏灵活性的表现。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这一特征是客观存在的，它在累犯之中体现的尤其明显。累犯定义中应当包括人身危险性这一要素，符合刑事立法设立累犯的初衷。

（三）确立单位累犯制度

笔者主张，我国刑法应增设单位累犯。首先，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单位再次犯罪的事实，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针对对象和预防目标，从而使增设单位累犯制度有的放矢，具有现实意义和现实基础。其次，新刑法对单位犯罪的明确承认和规定，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前提条件；既然单位的行为能在刑法上构成犯罪、应接受刑罚处罚，那么他们在接受刑罚处罚后就能再次犯罪，其再次犯罪行为就能构成刑法所规定的累犯，这应是单位犯罪法典化后自然而然的逻辑结论。再次，增设单位累犯，是打击和预防单位再次犯罪、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单位累犯中的单位犯罪有其自身特点，与自然人累犯存在较大差异，在刑法典中确立单位累犯制度应明确作为单位累犯主体的单位的类型和罪过条件、刑度条件、时间条件以及单位累犯从重处罚的具体标准。尤其要明确法人在合并、兼并、分立时构成累犯时，对新面孔单位犯罪的处理，否则可能违反罪责自负和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四）增加例外性规范，排除未成年人作为一般累犯适格主体

由于未成年人辨别是非，预见行为性质、后果的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具有一定的限制或欠缺，思想不稳定，容易出现反复，因而再次犯罪的未成年犯罪人，未必是主观恶性较深、人身危险性较大，这就不一定要适用累犯“从重处罚”的原则。累犯的本质特征是人身危险性较大，而对于一个可塑性较大的未成年犯罪人再次犯罪，并不必然的是其本人的价值取向所致。基于此，对未成年人规定不构成累犯，不仅与刑法保护未成年人和从宽处罚未成年犯罪人的整体精神相吻合，而且与再次犯罪的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不确定的特征不矛盾。有关于此的域外立法例，如埃及刑法规定不满15周岁的人不构成累犯，英国刑法规定不满22周岁的人不构成累犯。[14]但是，应引起注意的是未成年人的特殊累犯构成问题和特殊累犯与一般累犯在未成年人身上存在交叉的问题。

鉴于此，笔者认为，从维护国家利益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在适当的时候修改刑法，将未成年人排除在一般累犯制度的范围之外，使刑法规定反映社会现实，从而使刑法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整体精神得以全面、充分地实现。我国可考虑采用“规定一定年龄的人不构成累犯”的立法形式，采用这种立法形式既充分照顾了未成年人实施前后罪的生理、心理特点，又注意保护了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因此笔者建议在累犯专节中增设一款：“前罪实施于年满18周岁之前的，不构成累犯，但触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者除外。”

（五）再次累犯应当限制加重处罚

鉴于国外刑事立法中将普通累犯的处罚原则定格为“加重处罚”或者规定更为严厉的“比例加重刑罚制”，笔者认为，在我国，对于再次累犯，将其处罚原则升格为“应当限制加重处罚”，符合现实需要，也具有司法可行性。

可资借鉴的域外立法例是澳门地区原刑法典第100条规定，对第一次累犯（即第二次犯同罪）的处罚，以后罪应判处的刑罚为基础，加上所适用的相应法定量刑幅度中最高刑和最低刑差的二分之一。对于第二次累犯（即第三次犯同罪）的处罚要重于第一次累犯的处罚。因此，适用于第二次累犯的加重因素是决定量刑幅度中最高刑和最低刑之差的四分之三，高于第一次累犯的加重因素。[15]对此应当注意，澳门地区制定通过的新刑法典对累犯的处罚制度已经作了修改，改为另外一种同时限制最低刑和最高刑的双重限制原则 ：“如属累犯之情况，须将对犯罪可科处之刑罚之最低限度提高三分之一，而其最高限度则维持不变，但上述之加重不得超逾以往各判刑中所科处之最重刑罚。”

有学者对于此种重处方式提出疑问，认为这种从严处罚方式与轻刑化趋势相冲突。毫无疑问，轻刑化趋势不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均得到了学界和司法界认可，轻刑化体现了保护人权，以人为本的刑罚理念，用仁慈手段教育转化罪犯。然而，笔者认为此处的限制加重处罚原则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依然是把刑法规定作为根本依据，况且，构成再次累犯的主体毕竟是人身危险性极大的小部分犯罪分子。所以此处的“限制加重”与“轻刑化”趋势是并行不悖的。

基于以上分析和域外立法例的启示，笔者认为，时机成熟时在累犯制度的法典规范中增设规定：“犯罪分子构成再次累犯者，其刑罚的最低限度应高于所犯之罪法定刑罚的最低限度，其最高限度不变。”

经过二十五年司法实践的我国刑法中的累犯制度，在打击和改造累犯方面起到了众所周知的积极作用，但因为立法的不完善使其略显滞后于司法现实和刑法理论研究所取得的先进成果，同时也略显滞后于可资借鉴的域外先进立法例。所以，查摆累犯制度的不足和缺陷，立法补充和完善累犯制度，是充分发挥累犯制度功能，促进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和立法完善的重要步骤，同时也是促进立法公正和司法公平，推动依法治国进程的必要环节。

参考文献：

[1]马克昌：《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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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晨：《累犯比较研究》，载喻伟主编：《刑法学专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8]赵秉志，于志刚：《论澳门刑法典中的累犯制度》，载于志刚主编：《刑罚制度适用中的疑难问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9]莫洪宪：《论累犯》，《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10]于志刚：《论累犯制度的立法完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11]郝守才：《关于累犯的比较研究》，《法商研究》1996年第5期。文 章

来源莲山

完善武警后勤应急保障体制的构想 篇6

摘要：处突反恐是武警部队的重要任务之一，如何搞好处突反恐战斗中的后勤保障，是武警后勤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本文从后勤应急体制方面，探讨如何提高武警执勤部队后勤应急保障能力，重点是跨区保障的环节和保障力量的构成两个方面。

关键词：后勤；应急保障；处突；体制

引言：武警部队处突反恐任务的出色完成有赖于有力的后勤保障，完善的武警后勤应急保障机制是保障有力的基础，随着我国反恐形势的不断演变，武警处突反恐手段的更新，也对武警后勤应急保障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对武警后勤保障机制进行完善和革新就很有必要。

后勤体制是军队为开展后勤工作而建立起来的组织体系和组织制度的总称。主要包括各级后勤机构的设置、构成、编制、隶属关系、职权划分等。武警后勤应急保障体制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借鉴后勤体制的定义，武警后勤应急保障体制应是武警部队为完成各种应急后勤保障而建立的组织体系和组织制度的总称。

一、完善武警后勤应急保障机制的重要意义

1.1.完善武警后勤应急保障体制是适应武警部队任处突反恐任务的需要。

有关调查表明，自2002年以来，我国居民社会安全感呈现下降态势，其中城镇居民安全感波动幅度较小，农村居民安全感波动幅度较大，尤其在2007年我国居民总体安全感下降到5年来最低水平。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突发事件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20万人，伤残超过20万人，经济损失超过6000亿元。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进入2008年以来，媒体披露的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公开资料显示，贵州瓮安事件有160问办公室，42辆警车，150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600多万元；云南孟连事件中41名民警和19名群众受伤，2名群众死亡。如此频繁的突发事件，必然需要频繁的调动武警部队，特别是在规模较大的行动中，现行的保障机制不能完全满足部队大规模快速反应下对后勤的要求。

1.2.现有保障机制不足以适应对处突后勤保障越来越高的要求。

现阶段，武警部队按总部、总队(师)、支队(团)三级保障体制，逐级垂直供应，分级组织保障。平时，一个副军级单位的总队一般要负责辖区内20多个团级单位的供应保障任务，最多的要对近40个团级单位的部队实施供应保障。此外，有的还要负责边防、消防、警卫、水电、黄金、森林、交通部队的被装、弹药代供任务，要保障好部队的衣、食、住、行、医，其工作难度相当大。近几年来，全武警部队每年处置的骚乱、械斗、群众闹事、抗灾抢险等突发事件都在数千次以上，平均每天数次，要保障好部队随时都能“上一线、打头阵”，形成处突的“拳头”和“尖刀”，而以平时保障为主建立的后勤保障机制不能适应处突后勤保障快速高效的要求，逐级垂直供应的模式不能满足频繁跨区调用武警部队的需要，后勤专业保障分队的缺乏不能适应后勤随作战部队快速反应的需要。

1.3.完善武警后勤应急保障体制是武警后勤建设的需要。

武警部队后勤建设提出了按照“一个体系”，即武警后勤应急保障体系，突出“两个关键”即突出抓好后勤装备建设和后勤应急训练，抓好“三个层次”，即武警应急保障力量、后勤支援保障力量和重点部队后勤保障力量，提高四个能力，即提高快速反应、应急机动、综合保障和组织指挥能力。达到“处置中小规模突发事件有把握，处置大规模突发事件有准备，完成战时任务有基础”的要求。而现阶段，武警部队不论是从专业后勤应急力量建设、后勤装备储备、后勤训练、后勤快速反应能力方面，都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部分执勤支队，显得更加薄弱。

二、武警后勤应急保障机制的主要任务。

2.1.增强应急后勤保障能力。

现代后勤应急保障千头万绪，专业种类多，技术复杂，涉及人力、物力、财力。如何科学的组织各种资源，高效率的发挥各项后勤活动的作用和功能，快速的保障部队的处突行动，持续的维持部队的战斗力和后勤保障能力，就需要确定保障环节、区分后勤任务、设置后勤机构、划分职责权限、建立各种后勤制度等等。

2.2.提高应急后勤保障效益。

武警部队处突反恐过程中，一般更加注重保障任务的完成，而不太注重保障效益，也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完成任务”，但这往往是无奈之举，合理的后勤体制可以使后勤系统内部各要素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获取最大的整体效益。不合理的后勤体制，这使后勤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功能相互抵消，使巨大的保障能力无法显示出来。

三、武警后勤应急保障机制的运行环节

3.1.本区域内后勤应急保障的环节。

本区域内部队在本区域内执行处突反恐任务时，一般应由本级后勤机关负责组织保障，必要时可向上级申请支援。本级后勤部门平时应能掌握本部能出动的最大兵力，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所需的保障规模进行预测，制定保障预案，进行应急保障演练，储备各种物资。受领任务后，快速集结后勤保障力量，组成后勤基本指挥所和后勤前进指挥所，组织部队的各种供应和保障。任务完成后，要及时收拢保障力量，清理保障物资，各保障人员归编原部队，搞好总结，补充消耗的储备物资，有针对性的加强训练。

3.2跨区应急后勤保障的环节。

解放军联勤条例明确，“军兵种和总装备部部队跨区执行任务的通用保障，由途径和所到军区联勤系统负责，必要时由总后勤部指定单位实施保障。”武警部队全国分布广泛，内卫部队各地建制基本相同，更加有利于进行联保联供，本部部队跨区域执行任务时，应事先联系沿途部队和部队任务地区部队后勤部门，协调保障事宜，如需要保障的人数，补给地点，特殊保障需求等，本部后勤前进指挥所和后勤人员随部队开进，必要时与保障部队后勤人员混编，建立统一的后勤指挥所，集中各部队后勤资源共同保障任务部队。要注意物质和经费的结算管理，防止与其他部队间发生矛盾。注重物资事后的清理，人员的归建。

四、武警后勤应急保障机制的力量构成及职责。

4.1.寓于执勤部队的后勤应急保障力量。

武警部队平时也自由其一套保障系统，一般随战斗部队编制，平时负责部队的各项后勤保障，但如果不加以必要的训练和演练，就不能适应应急保障的要求，完成执勤处突任务时就用不上。因而要加强平时保障力量的应急保障演练和力量的必要储备，机关后勤部门一般也是战时后勤指挥所得基本力量，平时加强要素演练，管理好应急物资，与平时使用的物资进行轮换更新，指导所属部队搞好平时保障的同时搞好应急保障训练。各基层部队在搞好执勤保障的同时，按上级要求进行必要的应急保障训练，储备保障人才和物资，比如基层中队平时可培训两名炊事员，这样既方便在一名炊事员探亲休假，勤训轮换等不在位时中队的饮食保障，在执勤处突时其中一名炊事员也可作为保障分队人员进行抽组。支队可依托教导队或机动中队有重点的对应急保障分队进行抽组训练，以提高应急保障能力。

4.2.实行部队化编组的后勤应急保障力量。

许多国家军队都将后勤保障力量进行部队化编组。美军陆军师后勤编设了四个前方保障营，后勤机关也都按连队形式编组。这种部队化编组，便于指挥和管理后勤力量，实施快速有效的后勤保障行动，适应部队不同作战任务的需要。武警部队现有后勤力量编组规模不一，协同困难，指挥复杂，综合保障能力弱，难以适应事发突然，环境复杂的特点。

武警部队即可以总队为单位，建立直属的或以机动支队为依托建立后勤保障营，实行部队化编组，将目前按专业编组的后勤保障力量改按功能编组，按营连排的形式设置建制，使之具有供、救、运、防等综合功能，实行能够独立实施综合保障的实体。也可在全国分区域建立几支专业化的后勤保障力量，一团为单位建制，各自负责本区域内的处突保障任务。

武警应急后勤保障是武警部队后勤的重要工作，体制的完善无疑是后勤工作关系全局的事情，如何使武警部队的后勤改革步伐跟上部队信息化建设和处突反恐的步伐，需要不断研究和实践。

参考文献：

[1]中国国力报告2009—2010，130—131。

[2]新时期武警后勤建设与改革，杨书军，王少军，7，153。

[3]武警后勤概论，朱恩科等，91—114。

完善我国中医药法律体系之构想 篇7

关键词：中医药,立法,法律体系

一直以来,许多中医药界人士、学者呼吁加快中医药立法工作,目前我国正在抓紧进行中医药法的立法工作。近年来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扶持工作,特别是国务院颁布关于扶持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文件,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尽管目前还有许多制约中医药发展的因素,但中医药事业有着光明的前景,也为制定较为完善的中医药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制定一部较为完备的中医药法的目标是一定要实现的,而且为期不远。本文试就中医药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在这部法律基础上构建较为完善的中医药法律体系进行简要分析。

1中医药法的基本原则

1.1坚持中西医并重原则

把中医药和西医药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不能“重西轻中”,更不能“存西废中”。然而在今天,取消中医药的声音仍然不绝,现有的中医又有严重西医化的倾向,中医药几乎面临着生存和传承的危机。面对这种现状,我们无疑应该继续传承和发扬它。中医药立法应当将中医药的发展规划、在国民医疗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等同于西医药。在目前西医药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更应注重保护中医药的发展。

1.2保护中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原则

中医从古走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它还要伴随着这个古老民族的生生不息而走向未来。

中医药立法应当站在推进中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以保障和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为己任。因此,中医药法的规定就应当体现出中医药的可持续发展性,这就要求对中医药既要继承,又要创新。一方面,要坚持继承传统中医药的基本思维、理念、方法;另一方面,又要对中医药进行创新,在现代医学的条件下,寻求中医药的发展路径,使其充满生机,这个路径就是坚持传统中医药与现代技术的融合即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中医药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对现代新思想、新技术、新成果的吸收和应用的过程,目的在于使中医药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以实现自身的完善与发展,例如,用现代语言来表述中医理论,与现代相关学科进行交流和对接等。中医药现代化是中医药发展传承的必经途径。

1.3彰显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遵循中医药发展的规律原则

中医不同于西医,西医的立法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将西医的立法照搬到中医中来。中医与西医源自不同的地域、民族,其思维方式以及诊断和治疗方法都迥异,因此,西医立法是不能荫及中医的。中医立法只能按照彰显中医特色和优势的原则去进行,方能够真正引导中医药的健康发展。例如,中医有着丰富的治疗手段和灵活的治疗方法,中医重视研究人体生命活动的规律,重视把握人体复杂体系的整体特征,同时又采用个体化诊疗模式,既简便又快捷,既廉价又有效等。目前我国有些将关于西医的立法也适用于中医的做法已经显现出其弊端,需要进行体制、机制、制度创新,使其更加符合中医药的发展规律和自身特点。

1.4坚持中医中药协调发展原则

中医与中药是不能分离的。中医以中药而见其力,中药因中医而显其效。在加强中医教育、医疗、科研的同时,促进中药产业的发展,加强中药资源的保护、研究开发和合理利用,强化中药管理,使中医中药相互配合、相互支撑,在保护人民健康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2中医药法的主要内容

制定较为完善的中医药法至少需要对以下方面进行规范。

2.1中医药的管理体制

目前的中医管理体制相当不完善,管理机构呈现出“高位截瘫”状况。中央和部分省级有比较完备的管理机构,但是,到了基层,很多地方的中医管理机构基本上就不存在了。中医管理的难点在基层,中医服务的重点也在基层,因此,基层的中医管理机构在整个管理系统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医要获得良好发展,必须建立健全中医管理体制,形成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自上而下的完备的管理层级系统,做到上令下行,上情下达,上下畅通,以便于迅捷、高效地实施管理。

2.2国家对中医药发展进行扶持的措施

作为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和丰富的医学知识宝库的中医药,是国家着力扶持的对象。2009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政府扶持中医药发展的措施作了明确说明,中医药法的制定就是对这一政策的具体化。首先,国家应当加大投入,用于加强中医药教育、研究,中药资源的开发,以及对公立中医医疗机构建立补偿机制等方面[3]。其次,鼓励社会资本开办中医医疗机构,在建立国民医疗保障体系和基本药物名录中,保证中医药的一席之地,鼓励中医药在医疗保障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提供和使用。此外还要形成体现中医劳务成本和技术价值的价格制度。最后,政府应当加强领导、组织和协调,切实负起中医药管理职责,将各项具体措施落到实处。

2.3中医药管理的各方面制度

(1)中医教育、传承制度。

中医教育和传承关系中医的未来。中医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几千年来,中医的传承方式就是师带徒。现在,中医的传承的主要方式是院校教育。如何进行院校教育?如何对待师带徒的传承方式?如何处理这两种方式的关系?这是中医立法必须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于中医教育,就要以中医为本,以中医为主,凸显中医特色,切不可偏离了中医主轨。中医非常注重经验,因此,中医教育还要注重实践,将中医理论同临床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民间中医的传承方式是师带徒,中医立法应当解决通过这种方式从医的民间中医的地位问题,如准入制度、资格认可、从业待遇等。院校教育与师带徒教育应当相辅相成,可以将后者引入前者,通过既精通中医理论又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名老中医言传身教,将中医理论和实践经验手把手地传给学生。民间通过师带徒方式从业的中医医生,也能够通过顺畅的渠道接受中医高等教育。

(2)中医人才的运用制度。

中医人才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中医事业的传人。中医人才的培养方式主要是院校教育。中医人才现在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就业,中医学生就业难是中医发展的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之一。就业难使许多学生放弃就读中医院校的愿望,就业难使许多中医院校为了学生就业考虑,开设了更多的西医专业和西医课程,就业难使许多中医毕业生放弃中医转入西医行业。这些戕杀中医人才的举措,无疑将断掉中医发展的前路,因为中医的发展要靠人才。笔者以为,中医立法应当从保护中医发展的目标出发,规定有利于中医学生就业的措施,促进中医毕业生的就业,特别是采取激励机制,鼓励学生去基层医疗机构就业。让这些中医学生在用中医服务人民的过程中,将中医事业发扬光大。

(3)中医医疗机构的设置及职能。

中医医疗机构以医院为主体,包括个体中医诊所等,在此统称中医医疗机构。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目前中医医院许多都已经西医化了,这对于中医的发展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如何规范中医医院的设置,定位中医医院的职能,成为中医立法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医医院应当是主要提供中医服务的医院,其职能是以中医服务民众,传承中医事业。在中医受到排挤的今天,中医医院的发展步履艰难,国家应当给予资金、人才、技术的扶持和倾斜,提升中医在国民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引导国民信赖中医、依靠中医,对优秀的中医医院和医生给予奖励,对中医医院实行中医治疗予以肯定和支持。

(4)中医医生的执业条件。

中医有着不同于西医的特点,对医生的执业条件要求也是不同的。对中医医生执业条件的规定有利于界定两类医生的区别,也有利于指导中医学生的成长和就业,同时,对乡村医生的执业资格予以界定,也能够促进乡村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5)中药的研制与生产。

中医与中药是不可分的,中医因中药而衍传千古,中药因中医而盛名远播。中药的效用事关中医的存亡大计,因此,中药的研制和生产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近几年发生的几起中药中毒事件,就反映了我国中药生产领域存在着一些问题。规范中药的研制和生产成为中医药法不可忽略的内容。中医药法应当从中药的研制、生产、中药材的种植、选材等方面进行规范,切实保障中药的疗效。

(6)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科技进步,保护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就是保护中医药的发展。近几年,关于中医药知识产权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中医药法就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定已经是大势所趋。

(7)中医药知识的普及宣传教育。

中医药虽然是祖国的瑰宝,但现代社会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并不是太了解中医药的作用,中医药并未受到全社会普遍的认同和重视,西医仍然是人们首先的就医方式,这对于中医药的应用和发展构成极大的阻碍。因此,中医药知识的宣传教育普及工作对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医立法应当对此作出规定。笔者怀揣陋见,以为中医药知识的普及之必要性犹同普法,其宣传普及的途径亦可参照普法,可以有下列做法:一是将中医药知识纳入中小学教育的范畴,作为常识性知识灌输给青少年;二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中医药的宣传普及工作,让人们对中医知而信,信而用。

(8)中医药标准化。

标准化是中医药重要的技术支撑,对中医药的疗效和中医走向国际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国在中医药标准化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是,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中医药立法应当对此作出规定,以保证中医药进一步向标准化建设方向迈进。

(9)中医现代化。

中医走向现代化是中医必然的趋势。中医作为古老的传统医学,只有与现代医学科学技术融合,才能得到长久的生命力。中医药立法应当对此作出规定。

(10)中医国际化。

中医是中国的传统医学,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医应当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加强同世界各国医学的沟通和交流,让中医不仅服务于中国人民,也服务于世界人民。这是中医发展的需要,也是全球化时代中国作出的坚定选择。中医立法应当在此方面作出规定。

3完善中医药法律体系

在制定中医药法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完善中医药法律体系。目前我国中医药法律规范呈现出如下特点:以国务院颁布的中医药管理条例这部行政法规为主要法律依据,层次低;各种关于中医的法律规定与西医法律混合,无法体现中医的固有特色,也无法得到实际的贯彻执行;各种中医法规之间是彼此分散、不系统的,法律以外的规范性文件占较大比重。还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中医法律体系。针对上述状况,笔者认为,除了加快制定中医药法,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1)采用中西医法律分立的立法模式[5],对在规范西医的同时一并对中医作出规定的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将不符合中医特点和发展规律、发展要求的,或者与中医药规定不相符的进行删减、修改。整合现有的中医法规、规章,去粗取精,进行系统性整理,使分散的、甚至彼此冲突的规定成为一个统一的、相互补充、相互呼应的法规体系。

(2)加快、加强地方性中医立法。在国家统一立法的原则规定下,地方性中医立法可以积极探索发展中医的途径,大胆进行创新性立法。实践中,地方性立法的积极成果往往促进了国家统一立法的进程。

(3)积极加快配套性立法。对与中医药法的颁布实施密切相关的,具体化的措施、要求,必须进行立法,或者表现为法律的形式,或者表现为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形式,使中医药法能够得到更好的实现。

(4)形成包括宪法、中医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规章在内的完整的法律体系,其中以宪法关于发展传统医药的规定为最高层次的渊源,以中医药法为基本法律渊源,以国务院行政法规和大量行政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规章为主要渊源。

参考文献

[1]冯晨.浅论中医药法的特点及我国中医药立法的问题与对策[EB/OL].中顾法律网.http://news.qask.cn//falvlunwen/qtlw/201007/813150.shtml.

[2]少谦,文娟.加快中医药法立法进程[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0(7):103-104.

[3]高新军.推进《中医药法》立法进程[J].亚太传统医药,2007(6):82-83.

[4]张东风.加快中医药立法迫在眉睫[N].中国中医药报,2011-3-14(1).

完善构想 篇8

职业安全健康监察是一种国家职能,其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观点正在被快速地认同。当前,国际劳工组织针对职业安全健康监察(劳动监察)提倡综合理论,该理论覆盖了职业安全与健康、劳动关系、一般工作条件和“体面工作”等多个方面[1]。综合理论提倡将已经存在的资源更好的整合在一起,提高监察员在工作场所出现的频率。

发达国家的安全生产发展历程表明,建立国家职业安全健康监察机构并实施有效监察是保障职工安全和健康的重要措施[2,3]。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职业安全健康监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经历了多次调整[4,5],对其历史进行分析回顾后,对指导完善我国现阶段的职业安全健康监察体制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安全生产工作范畴较为宽泛,不便于监管体制问题的集中讨论,因此,本文采用国际上较为广泛接受的“职业安全健康监察”来代替我国目前所采用的“安全生产监管监察”概念进行讨论。

1 我国职业安全健康监察体制发展沿革

根据我国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和职业安全健康监察体制建设特点[3,4,5,6],可以将我国职业安全健康监察体制发展过程分为如下4个阶段(见图1)。

第一阶段,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5年):该阶段职业安全健康监察机构建设虽然有所反复,但基本上形成并保持了中央层面是劳动部下设的劳动保护司和国家锅炉检查总局为主要监察机构,地方分别设立相应的地方机构的监察体制。此阶段,在经济活动中,虽然有名义上的国家监察,但所有的企业都是政府的企业,即便是监督检查中发现了违法行为,也只能将情况反馈给政府,再由计划部门制定计划,由生产部门落实计划,不存在职业安全健康监察的实际需要。同时,由于这一时期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最突出特征就是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调控经济增长和生产经营活动由国家统一制定计划,可以使劳动安全卫生与经济活动同步发展,政府现场监督执法的作用并不明显,因此,形成了“政府统一主导,部门监察协助,企业自觉负责”的监管体制。

第二阶段,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初期(1976-1993年):该阶段主要形成了劳动部(国家劳动总局、劳动人事部)下设劳动保护局、锅炉压力容器监察局、矿山安全监察局的监察体制。此阶段我国全面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实行政企分开,国有大中型企业开始有了一定的自主经营权,小型国有企业被推向市场,个体企业、外资企业等新型经济体不断涌现。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真正有了保护劳动者安全健康的直接责任,现场监督执法的对象与责任人得到了统一,职业安全健康监察开始具有了实际意义。但由于改革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在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强调“宏观调控”,使职业安全健康监管与生产管理一起“松绑”,尤其是政府职业安全健康宏观指导增多,具体直接的监察减少,而企业增加了决策自主权,使本来具有强制性管理的安全卫生工作变为“自愿”,使政府监管与企业执行脱节,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国家实际监察、行政弱化管理、企业被动负责”的监察体制。

第三阶段,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1994-1997年):该阶段主要形成了劳动部下设职业安全卫生与锅炉压力容器监察局、矿山安全监察局、安全生产管理局的监察体制。其中,安全生产管理局主要履行原全国安全生产委员会的安全生产监督指导协调和重大事故调查职责。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背景下,1993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1993]50号)中提出实行“国家监察、行业管理、企业负责和群众监督”的安全生产管理体制。这一时期所形成的体制与多数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职业安全健康监察体制趋于一致。在以上3个阶段中,煤炭、化工等行业行政管理部门内部设有安全行政管理机构,随着行业宏观经济调控职能的转变,其安全监管职能逐步弱化。

第四阶段,市场经济日趋完善时期(1998至今):该阶段在短暂的反复后形成了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为主,其他相关部委参与的监察体制。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需要,1998政府机构按“政企分开”、“精简、统一、效率”的原则进行大幅度调整,由于对职业安全健康监察工作社会管理属性认识的局限性,职业安全健康监察体制建设轨迹不幸被打乱。原属劳动部的安全生产综合管理和监督职能划归国家经贸委;锅炉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的监察职能划归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职业病防治的职能划归卫生部;工伤保险的职能交新成立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各工业部门承担的安全生产行业管理的职能交也交国家经贸委,职业安全健康监察职能被分割和弱化,短期运行后即表现出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适应,因此,从2000年起又进行调整强化(如图1所示),逐步形成了“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企业全面负责、群众参与监督、全社会广泛支持”的职业安全健康监察体制格局。特别是2008年和2010年中编办两次发文,将职业安全和作业场所职业健康监察工作统一划归安监部门,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中也将工作场所职业健康监察执法主体调整为安监部门,切实理顺了职业安全健康监察体制。

现行的职业安全健康监察体制对我国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好转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职业安全与职业健康融合度不足、职业安全健康监察执法工作独立性不强、、职业安全健康监察人员现场执法频度有限等缺陷,不利于国家强制性社会管理职能的实施,不利于保障作业人员职业安全健康核心目标的实现。因此,需要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的职业安全健康监察体制进行进一步优化完善。

2 我国职业安全健康监察体制优化构想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主体,效益与发展是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在自觉关注职工安全与健康意识尚未形成的现阶段,企业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会自觉或不自觉的轻视劳动者在安全健康上的基本权益,消极应付甚至抵制政府的监察,因此,为保障劳动者的职业安全健康权益,必须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实施严格的职业安全健康监察。

2.1 职业安全与职业健康监察的进一步融合统一

目前我国职业安全和职业健康监察工作虽然统一划归到了安监部门,但在安监部门目前的机构设置中并未实现真正融合,多数地方通过增设“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处(科)”来履行职业健康监管职责,该部门与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机械建材等监管处(科)并列,体制设置不能够充分发挥职业安全健康监察工作的整体性、系统性效能。对多数企业而言职业安全和职业健康危害因素并存,甚至有时难以严格区分,如果对于一个企业的监管,需要同属安监部门的两个业务部门去实施,一方面容易导致监管力量分散、监管效率降低,另一方面使得企业疲于应付检查。因此,建议在安监部门内部,将职业健康监管职责融入到各行业板块的日常业务(如图2所示),按行业统一实施职业安全健康监管,增加的工作量则通过扩充人员编制来完成;这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企业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与安全生产许可证重复申请发放的问题,减轻企业负担。同时,建立统一的职业安全健康监察执法队伍,对企业实施专业化的监察执法。为凸显“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实施社会管理、维护劳动者职业安全健康权益的主要职责,建议在适当条件下将其更名为“国家职业安全健康监察总局”,相关的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协调性工作通过全国安全生产委员会授权相关下设部门实施。

2.2 监察执法与业务管理的分离

监察执法与业务管理分离指在安监部门内部将监察执法与业务管理工作进行分离。通过统一的、专业化的监察执法队伍,对企业遵守法律法规标准情况实施监察;由专门的业务管理人员负责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审批管理、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管理、政策法规文件的起草等工作。一方面有利于监察执法人员的专业化培养,提高监察执法工作的专业性,提高监察执法人员深入企业现场的频率;另一方面有利于极大减少业务管理人员的监督检查任务,能够集中更多的精力开展业务管理工作。为保证监察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国家、省、市、县安监部门分别设置职业安全健康监察执法局、监察执法总队、监察执法支队、监察执法大队,形成专业化的监察执法力量,如图2所示。为保障监察执法与业务管理工作的密切配合,在分离的基础上应通过制度化设计在监察执法部门与业务管理部门间建立良好的交流沟通机制。

2.3 纵向层面实施分级垂直监察

2.3.1 建立分级垂直体制

为明确强化我国各级职业安全健康监察机构的权力和义务,应借鉴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经验和多年行之有效的模式,并结合我国多年来的实践,从体制改革入手逐步建立适合国情的中央到省分级负责,从省到市、区县实行垂直管理,即分级垂直监管模式。如图3所示。结合目前我国的行政体制,可以首先用5-10年的时间在北京、上海、重庆等直辖市进行试点。我国有关体制改革的文件中对省直管县的改革问题已数度涉及[10],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表明省直管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未来发展趋势。因此,建立中央到省分级,省以下垂直管理的职业安全健康监察体制与下一阶段的政府体制改革的整体目标一致,有利于保持职业安全健康监察体制的延续性和可拓展性,从而有利于国家职业安全健康监察职责的充分发挥,为保障职工的职业安全健康监管工作提供重要的体制保证。

按照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要求,结合政府体制改革的推进,全国职业安全健康监察体制最终应形成如图4所示的整体垂直监察体制。

2.3.2 明晰层级职责

在不同层级职责划分上,可以参考发达国家经验。其中,国家层面主要负责政策拟定、法制建设以及对监督检查方法的指导;省级层面主要负责法规建设,监察工作计划制定并组织实施;市和区县层面主要负责企业现场监督检查、事故调查,履行国家监察职责。自上而下业务管理部门逐级进行业务指导;监察执法局主要对全国监察执法工作指导,对影响重大的事件进行监察执法, 省级层面的监察执法总队对全省的监察执法工作进行统一组织,对监察人员进行系统性、计划性培训,市级和县级执法队伍主要深入企业实施监察。针对目前具有一定行政级别企业仍然存在的体制现状,可以考虑市级监察执法队伍负责对市级以上企业的现场监察;县级监察执法队伍负责对其余企业的现场监察。

按照职责侧重,国家、省、市、县安监部门中,监察执法人员在公务人员中的占比应依次增大(如图2所示),市、县级安监部门应以监察执法人员为主体。

3 职业安全健康监察体制构建目标及应关注的问题

3.1 构建目标

从理顺监察体制、提高监察效率需求出发,按照上述体制建设战略构想,通过5-10年的国家机构改革和职能部门调整,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际,我国应能够建立起如图4所示的完善的职业安全健康监察体制,为更高目标的实现提供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

3.2 职业安全健康监察体制构建过程中应关注的问题

3.2.1 弱化政府行业行政管理

政府行业管理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经济领域的行业管理正在逐步弱化。目前由于“安全生产问责制”推行,部分地方政府又盲目的强化安全生产方面行业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对每类企业均想去找到一个“行业主管部门”,由“行业主管部门”去管理企业的“安全生产”,这不符合我国实现政企分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趋势;而且,行业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已经不具有行政管理权,何谈去管理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安全生产,特别是职业安全健康的政府行业管理只能是权宜之计。因此,从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理顺监察体制机制、建立大社会小政府等总体改革目标出发,应逐步弱化政府行业行政管理的理念,将行业自律等工作交由社会性的行业组织去开展,实现职业安全健康工作的法制化约束,从而形成“国家监察、行业自律、企业负责、工会监督”的体制。

3.2.2 注重专业化监察执法队伍建设

目前,多数地方政府为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建立了安全生产执法队伍,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队伍的人员构成、业务能力等存在较多不足。因此,在职业安全健康监察体制完善过程中,因充分考虑职业安全健康监察执法工作的技术性和专业性,针对监察人员建立严格的选拔录用、培训提升、考核以及退出等程序,打造一支专业化的监察执法队伍,提高监察执法能力。要针对监察执法人员与业务管理人员的各自工作需求和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

3.2.3 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

工会作为在企业成立的工人自己的组织,具有分布范围广、与工人联系紧密、对企业实际情况最为了解等特点,在保证劳动者职业安全健康权益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在完善职业安全健康监察体制的同时,要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明确并落实工会对企业职业安全健康工作的监督权等各种权力。在职业安全健康监察部门与工会之间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机制,形成维护劳动者职业安全健康权益的合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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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构想 篇9

一、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

在司法实践中, 我国刑事证人出庭率较低, “19个刑庭中有9个刑庭没有证人出庭, 没有刑事证人出庭的法院占调查样本的近一半, 有证人出庭的案件为26起涉及68名证人, 以全部6810起刑事案件为基数, 证人出庭率仅为0.38%”这个调查组得出的较为有价值的证人出庭率, “实际出庭的案件数量和筛选的案件总量 (即刑事证人应当出庭的案件数量) 之比为3.98%”。一些法院检察院得到一些数据, 刑事证人出庭率在5%~10%之间。如1997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证人出庭作证率一直在2%~5%, 烟台中院审理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为1%, 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检察院1997年共起诉刑事案件185件258人, 有证人出庭的仅8件, 占总数的4.3%, 1999年该区共起诉刑事案件196件, 有证人出庭作证的仅11件。

从上面的统计数据很容易看出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证人不出庭作证严重影响了证人证言作用的发挥, 对审判的公正性和客观性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二、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

(一) 思想文化原因

证人不出庭作证, 其原因很复杂, 与之最相关的要数传统的思想文化, 尚礼、鄙诉、重刑、轻民, 直接的表现是中庸之道、隐忍退身的厌诉、耻诉的心态, 这种心态是人们不愿作证的惯性思维。亲亲相隐的传统法律思想, 也影响着人民诉讼意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边的人, 特别是其近亲属和其它家族成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了解, 能掌握他们一定的活动情况, 让这些人作刑事证人, 被告人受到刑事责任追究, 他们心理上很难接受。

(二) 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立法缺陷

我国现行法律, 特别是《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证人有作证的义务, 没有规定证人有出庭的义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都有作证人的义务。”没有规定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处罚性措施, 没有规定刑事证人出庭是其法定义务。但有这样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称《最高院解释》) 第123条规定:“被害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经人民法院传唤或者通知未到庭, 不影响开庭审判的, 人民法院可以开庭审理。”这为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 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证属实后,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第157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 应当当庭宣读。”《最高院解释》第58条规定:“对于出庭作证的证言, 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辩护人等双方询问。质证, 其证言经过审查确定后, 才能作为定案件的根据;对未到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当庭查证属实的, 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证言的规定, 趋向于出庭作证, 但同时又允许书面证言的存在, 立法上就相互矛盾, 规定较不明确。

三、完善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立法构想

(一) 证人的范围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凡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其实在我国证人不包括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是指向公安司法机关陈述自己所知道的案件情况的第三人。

证人标准是指设立一定条件, 满足这个条件的证人必须出庭或者不必出庭。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生理上有缺陷或者年幼, 不能辨别是非, 不能正确表达的人, 不能作证人”;《最高院解释》第141条规定“证人可以不出庭的情形: (1) 未成年人, (2) 庭审期间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 (3) 其证言对案件不起直接作用的, (4) 其他原因的。”其实还可以再划几个标准, 符合标准的人不必出庭: (1) 证人证言被双方认可的或持证明相同事实证言的证人, (2) 庭审前展示的证人证言都没异议的, (3) 庭审期间证人死亡的, (4) 因自然原因、意外事件等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出庭的。法院根据法定标准有权决定是否通知证人出庭, 法官可以拒绝控辩双方要求证人出庭的不合理请求, 将出庭人员控制在必要限度内;对应当出庭而没有其他合理理由不出庭的证人的证言, 法官排除其书面证言的证明效力。

(二) 证人出庭的强制性措施

1. 通知书送到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 证人的通知由法院负责。但实际上控诉双方也有通知证人出庭的。应当把法律落实到实处。控辩双方只有向法院提出请求权, 没有通知证人出庭权。法院拒绝要求证人出庭请求的, 可以申请复议一次。通知证人出庭的方式一律用书面送到方式, 其他方式的通知证人可以不出庭。

2. 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

比较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 证人出庭作证有以下共同点: (1) 对于证人出庭保障一般都以强制措施为保障, 并且法律明确将强制性规定与相应的惩罚性措施并举。 (2) 根据违反作证义务的程度规定不同等级的惩罚措施。第1点说明证人出庭作证要落实, 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责任相伴随。第2点说明罚当其罪, 惩罚不能一刀切, 应当体现相应的层次性。英国法律认为有作证义务而拒绝作证的, 应处蔑视法庭罪。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 证人依法传唤而不到案的, 可以命令他支付由于不到案而支出的费用, 并处以罚款。在其不能支付罚款时, 可以处以六个星期以下的拘役。

我国很多学者都提出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证人出庭作证根本在于维护法律尊严和公正, 应当出庭的证人没正当理由不出庭是对法律和国家利益的蔑视, 法律可以强制其出庭作证。应参考国外立法, 从立法层面上, 明确规定该出庭的证人不出庭作证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三) 出庭证人的人身保护

有关机构进行了调查, 如果你不会或者不确定是否会出庭作证, 主要原因是什么。有2923人参加, 其中“担心受到打击报复”这一选项的选择率最高, 为79%。证人出庭作证往往顾虑重重, 害怕自己和家人的人身、财产或名誉遭到损害。这是我国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有效的保护证人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重要又棘手的问题。

1. 我国目前有关刑事证人保护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或者报复, 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依法给予治安处罚。”《刑法》第307、308条, 规定了阻止、报复证人作证的定罪量刑。

2. 当今国外证人的保护制度

美国1971年出台《证人保护法》, 1984年又制定《证人安全改革法案》。美国通常的做法是为证人设计一个匿名身份, 帮助其在一个新城市里生活, 对高危的证人24小时保护。英国早在1892就制定了《证人保护法》。德国为了保护证人其要求卧底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澳大利亚1993年颁布了《证人保护法》。荷兰对某些犯罪的证人, 采取特殊的技术手段, 如证人在专门的证人室作证, 声音经过波段处理。

3. 国际公约中的规定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就证人保护规定: (1) 各缔约国在其主权范围内采取适当的措施, 为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作证的证人并酌情给其亲属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者提供保护, 使其免遭可能的报复。 (2) 在不影响被告人的权利包括正当程序下, 本条第一款所述措施可以是: (1) 制作向此证人提供人身保护的程序, 如必要时将其转移, 适当情况下不允许提供或限制披露有关其身份和下落的情况; (2) 规定可允许以确定保护证人安全的方式作证的证据过则。如允许借助于视像连接之类的通信技术过其他适当手段提供证言。

4. 通过国内外比较结合我国实际, 保护证人人身安全, 可

以设计让证人“秘密”作证的模式, 即能保证司法公正证人又能完成出庭作证义务, 还能保障证人的安全。刑事证人“秘密”出庭:证人出庭时不公布其真实身份, 另外在法庭旁边另设一房间, 设立证人席, 通过音像技术, 法官、控诉双方能听见其证言, 也能向证人询问、质证。还可以通过技术方法改变证人的声音波段。法院为证人的身份保密, 控辩双方只能听到证人声音不能看见其面目。从另一面考虑, 加大对威胁、报复证人的打击、处罚力度。对于打击报复证人构成犯罪的, 应当从重处罚;加大对证人近亲属的保护力度, 刑诉法和刑法等相关法律应明确规定对证人与其近亲属给予同等保护;重视对证人财产的保护。

(四) 出庭证人拒证权和豁免权

赋予证人拒证权和豁免权。法律本身是为了保护某种社会关系, 如果他违背了这一规则, 就失去了其本身的价值。基于社会伦理、公共利益和证人权益等保障的考虑, 而赋予证人依法拒绝与本案有关的信息向公安司法机关陈述及提供相关证言的权利, 具体可分为亲属拒证权和职业拒证权。在我国职业拒证权暂设给心理医生和律师。

四、结语

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 有其渊源的历史原因, 但主要原因是现行法律没对此作出系统的、合理的、可操作的规范。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 我国法治建设将臻于完善。本文立足于规定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为其法定义务, 同时赋予刑事证人相对应的权利, 使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体系完善、内容完整、责任明确、操作性强。

摘要：刑事诉讼案件中, 证人出庭作证, 对查明案件事实, 正确定罪量刑都有重要作用, 证人不出庭作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 阻碍了客观的诉讼价值追求。要发挥刑事证人证言的作用, 必须有科学合理的刑事证人作证保障制度。然而我国刑事证人出庭制度尚未完善, 存在不少缺陷。

关键词：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完善,立法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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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税收信息化的构想 篇10

税收信息化, 就其本质而言, 是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对税务系统的内部组织结构和业务运行方式的重组与改造。我国税收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始于1994年以增值税为核心的税制改革。十多年信息化建设的历程证明, 信息化的手段和理念是新税制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推动力, 对税务系统的工作机制、行为模式以及税务部门和纳税人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随着实践的深入, 我国税收信息化的应用层次逐步提高, 但与此同时, 我国的税收信息化建设也开始出现了一些阶段性的特征并相应地引发了许多问题和矛盾。具体而言, 主要体现在:

1.1 系统林立、标准不一, 数据共享程度不高

税务部门已开发了多种应用系统, 由于各系统之间信息互不衔接, 使得操作中存在一些单项系统无法覆盖的业务, 这些业务往往成为监控的盲点或者管理方面的薄弱环节。金税工程和CTAIS系统都是全国统一的应用软件, 但二者之间互不兼容。

1.2 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目前税务部门的硬件配置日益现代化, 但设备和信息的利用程度与使用效益却很低。一些基层税务部门计算机的应用水平仅停留在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发票管理及税收会计核算等初级阶段, 仅限于微机录入、输出、开票等浅表层次, 信息系统的强大管理功能、分析功能、数据处理、交换功能和监控功能远未发挥出来。

1.3 不重视与信息化建设相匹配的管理创新

目前我国信息化建设中数据质量不高、管理混乱, 对完整、准确、即时采集数据的功能重视不够, 从而形成了大量的垃圾数据及信息孤岛。

1.4 进度不均衡

从地区看, 经济发达地区快于欠发达地区;从系统来看, 国税系统快于地税系统, 且国税系统的专业化税种管理手段相对地税系统而言, 更为丰富、强大。

1.5 安全问题面临诸多挑战

例如, 网络安全建设应包括漏洞扫描、入侵检测、防火墙等等措施, 对此厂商也提出很多方案, 但应如何评估相关业务、如何评定安全等级还不明确, 物理隔离与信息实时交互的矛盾依然存在。

2 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信息化建设的构想

税收信息化建设是一个全局性的系统工程, 目前我国的税收信息化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攻坚阶段, 这就需要结合税务行业的特殊性以及信息化的运行规律, 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以改进、完善, 具体建议如下:

2.1 营建崭新的思想理念

首先, 应深刻理解税收信息化的基本内涵, 消除“重建设、轻管理”、“重投资、轻维护”、“重流程、轻数据”等认识上的偏差, 重视信息化对税收管理方式、内容及运作程序等多方面变革的要求。

其次, 应树立全局的观念, 坚持系统化整体推进的指导思想, 把税收信息化纳入到整个社会信息化发展的背景中加以统筹规划。

再次, 应明确技术与业务的关系, 在这二者中, 业务是主体, 信息技术是支持, 应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能动作用, 实现业务管理与技术保障的有机统一。

2.2 搭建高质量的数据平台, 强化对数据的管理和利用

一方面应研究制定严格的数据管理制度, 加强对数据的维护、管理、分析与利用;另一方面, 在税务机关内部设立数据管理中心, 具体负责信息系统的数据规划, 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 监督数据采集、加工的全过程, 数据采集应遵循原始、真实、准确的原则, 以电子方式在业务发生的源头进行。在此基础上, 吸纳外部有价值的数据信息, 运用数据仓库、数据挖掘和多维分析等先进技术, 逐步实现涉税信息的一次采集、共享使用。

2.3 按照一体化的建设原则, 对信息资源进行整合

对制度、业务、硬件资源等进行整合, 以代码标准、数据标准、接口标准为基础, 融合现有的应用系统, 将各类信息资源合理配置起来为税收管理服务, 实现部门、应用系统和设备之间的有效协调, 进而形成现代化的税收信息化应用格局。此外, 应通过数据直连或功能直连方式, 统一应用软件和操作平台, 实现主体应用系统的总局和省级两级数据集中处理, 同时也应将地税系统的信息化建设纳入进来, 以缩小地区之间以及国、地税系统之间的信息化差异。

2.4 加强技术和管理创新, 提升信息化建设的应用效果

应突破局域网的限制, 完善“总局—省局—地市局—区、县局—科、所”的纵向网络;建立起税务、银行、工商、海关、财政、统计等部门的信息互联网络, 建设面向税务部门内部、面向政府其他职能管理部门以及面向纳税人的开放式信息网络服务体系。对不配套的组织结构及时加以调整, 并重新设计税收管理流程, 运用流程再造理论, 将职能管理模式转变为过程管理模式, 确保资料信息的及时传递;应制订科学的岗位责任制体系和过错追究制, 对未按工作流程要求办事的, 影响工作衔接和资料传递的应给予必要的处罚。

2.5 加大信息人才的培养、引进力度

应完善培训制度, 使其熟练掌握各种操作技能, 以此改善现有税务人员的知识结构, 促进税务人员综合素质的普遍提高;应建立能级管理制度, 并辅之于相应的收入分配制度, 以调动积极性、促使个人潜能的发挥, 从而为信息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在培养和造就自有专业人才的基础上, 引入专家机制, 借助于外部力量来推动税收信息化的发展。

2.6 降低税收信息安全隐患

信息的应用质量并不完全取决于相关技术人员的主观努力, 还受到诸如网络的可控性、信息的可计算性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再加上信息系统的固有缺陷, 使其更具不确定性。因此, 应加强风险管理, 引入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对纸质数据采用扫描方式来代替手工录入;制定信息安全应急处理预案, 提高应对信息风险的能力, 确保信息系统的安全稳定。

2.7 建立、健全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的监督制约机制

应丰富监控信息资源, 逐步建立和完善日常监管系统, 除对纳税人是否按时办理有关涉税事宜进行监控、对纳税人提供的资料进行逻辑审核外, 监控的内容还应包括纳税申报的总体状况, 纳税人的分布结构及变动情况、税收征管各环节之间关系以及各级税务部门的税收完成情况等。此外, 在金税工程三期建设中, 应将人事管理、行政管理、财务管理等内容纳入信息化覆盖范围, 减少执法和行政管理的随意性空间。

摘要：十多年信息化建设的历程证明, 信息化的手段和理念是新税制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推动力, 但与此同时, 我国的税收信息化建设也开始出现了一些阶段性的特征并相应地引发了许多问题和矛盾。如数据共享程度不高、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安全问题等, 不仅增加了建设的难度, 而且制约、延缓了建设的总体进程。为此, 结合税务行业的特殊性以及信息化的运行规律, 以应用税收信息、强化税收信息化管理为切入点, 从营建信息化管理理念、强化数据管理和利用、整合信息资源、提升信息化应用效果、培养信息人才、降低税收信息安全隐患、建立以信息网络为依托的监督制约机制等七个方面对进一步完善税收信息化建设提出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