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因机制

动因机制（精选八篇）

动因机制 篇1

信息传播与交流是人类的基本需要, 这种需要的满足完全依赖于媒介技术的发展状况。麦克卢汉认为, 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 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或模式变化。[1]就是说, 媒介是人类生理器官与神经系统的延伸, 也即人体的时空延伸, 它构成一种系列化交互作用的世界, 为人类从时空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迈进提供了必要条件。

作为人类的创造物, 媒介技术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结合体, 这使它成为人与自然、社会之间最重要的实践中介之一。这种中介作用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是对媒介技术中所暗含的人类意志和行为的强调, 即每一种媒介技术都包含着一定阶层特定的思想、偏好、态度、议程和意识形态偏向等;另一方面, 它本身被理解为一个社会过程或社会行为, 正无孔不入地渗入到社会和文化肌体之中。同时, 媒介具有隐喻功能, 它自身会形成一个由语言、技术、程序及其他符号组成的媒介生态环境, 并通过这个系统完成对社会关系和文化结构的重新定义, 这个过程隐蔽但有效, “像基因一样, 信息模式用一种神秘的方式, 决定了文化的一般特征”。总之, 媒介技术是积极的、能动的, 具有内在的能动性和社会性。

根据英尼斯的媒介偏向观点, 媒介系统之所以能够完成信息、知识、文化的传播使命, 是因为媒介能够实现信息在空间领域内的共时性传播以及时间范畴上的历史性传承、积淀。从技术特性看, 媒介对人体功能的技术化延伸导致功能的分裂和各感觉之间比例上的变化, 构造出人体感官新的感应性轮廓和复杂性, 如时间延续、影响范围、速度和幅度等, 从而改变受众的感觉方式与行为方式。从传播机制来看, 在哈罗德·拉斯韦尔的“5W模式”中, 信息传递要经过传播者、传播途径、传播媒介以及接收者等多个环节, 而媒介处于核心环节, 它决定了传播的方向和效果。因此, 每一种媒介的长期使用, 都会给人们的信息传播和接受方式、思维习惯、社会交往打上媒介技术特性的烙印, 从而对社会关系和文化结构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种新媒介的长处, 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2]

二、媒介技术演进动因的本体意义

保罗·莱文森认为, 媒介技术演进的动力不仅来自于技术系统自身的内部矛盾运动, 更大程度上来自社会和人类需求。人类要生存和发展, 就必须突破时间和空间的有限性, 只有探究和掌握时空的“必然”, 才能获得时空的“自由”。因此, 在发展的本体意义上, 媒介技术演进的动因可以归结为人类在两种维度上的追求:利用现代传播技术满足人们对摆脱时空约束的自由追求, 以及利用现代沟通互动的传播观念来争取受众的平等追求。

传播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关系, 必然受到有限生命体、生产力等因素的束缚, 因此, 传播的时间空间相对于整个物质世界始终是有限的。然而, 人类对摆脱时空约束的追求是不懈的, 并通过推动媒介技术的发展不断打破时空枷锁, 使媒介突破血缘范围而发展成为部落、民族、国家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文字突破了口头传播受时空限制的束缚, 使信息能够长久流传并得以保存;造纸术和印刷术使信息易于复制, 传播的时空范围大为扩展;电子媒介使人类回归用感官接收视听信息的天性, 突破了文字传播抽象、线性的限制;数字媒介技术则使传受双方在跨越时空界限的同时, 把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纳入到一个高度互动的传播体系中, 形成一个“地球村”。“媒介技术的发展使人类一步步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消解了现实传播的确定性和时空限制, 从而使人摆脱了偶然性的束缚, 无止境地拓宽了传播的时空疆域;使传播成为不受时空制约, 可以自主选择的自由传播, 成为向无比广阔的领域、无限多样的形式开放的传播。”[3]

人类对于自由与平等的追求永无止境, 以人为本、注重和谐的传播状态一直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境界, 人类传播史就是一个不断借助技术发展, 推动媒介与受众从对立走向融合, 构建自由、平等、和谐的传播关系的历程。[4就能动性和社会性而言, 技术不仅直接作用于生产、生活等领域, 还能够渗透到政治和文化领域, 以或明或暗、直接或间接、线性或非线性等多种形式实现人类赋予的“潜在意图”。近代以来的科学与民主思潮风起云涌,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 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使“自由、民主、平等”观念深入人心, 这些观念变迁必然折射到传播领域。在纸媒技术时代, 统治阶级通过垄断媒介资源实施社会思想控制, 受众所能够接收到的都是经同质化加工后的信息, 从而被统治阶层的传播偏见、喜好以及意识形态所牢牢控制;进入大众传播时代, 媒介与受众长期处于对立、分离的状态, 受众只能被动接收, 两者之间的地位仍是不平等的;数字媒介技术则改变了信息传播模式, 增强了传播的开放性和社会性, 不仅使传、受双方的平等、互动成为现实, 而且实现了传播权利、地位、传播观念的深刻变革, 造就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为自由和个性化的传播时代。

三、媒介技术演进的社会选择机制

技术实在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实在, 也不是自然实在的某种物性功能按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的规律自在地演化的结果。技术无论作为实物 (如工具、机器、装置等) , 还是作为观念 (如技能、技巧、经验、知识等) , 或是作为过程 (如发明、设计、制造、使用等) , 都是康德所谓的“质料+形式”的产物, 其中的“形式”就是加诸在自然质料上的社会性的建构和改造活动, 由此使其成为集合群众性劳动和社会性力量的自然实在与社会实在、实践实在的统一。[5]

人与社会不仅一般地为媒介技术的形成提供本质意义上的根据, 而且还为其具体构建提供现实意义上的各种环境和条件, 并促进或制约某一项媒介技术功能和价值的形成。拉普在分析现代技术的兴起时说, “我们可以这样说明技术变化的过程:由特殊的文化态度、法律制度、社会结构和政治力量构成的社会, 根据给定的技术知识和技能, 考虑特殊的价值目标和观念, 运用物质资源、在经济过程的框架内生产和运用技术系统。然后, 这个过程又反作用于以前的技术系统, 从而促进技术的进一步发展。”[6]在这个循环往复、持续发展的过程中, 社会环境或特定群体对技术发展的规约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 现实的社会需求是任何一种技术得以发明的根本原因和动力, 无数事例表明, “社会需要确实导致了有方向性的研究或指定投入的技术发展”。媒介技术演进要以人和社会为尺度, 只有符合人性化要求的物性功能才能演化为真正的技术。莱文森认为, “人决定媒介的演化———哪些存活, 哪些落到路边, 哪些命悬一线, 哪些如日中天。”[7]从某种意义上讲, 媒介技术与人和社会的需求越吻合, 就越有价值, 这是其之所以发展的内在的社会根据;其次, 社会不仅通过需求推动技术的发展, 而且还提供必要的政策、资源和条件, 如法规、资本、材料和技术人员等, 并通过它们对技术发展形成调整、引导或制约:允许什么、限制什么以及禁止什么。从具体实践看, 社会综合因素既构造了技术发展的可能性空间, 也制约了技术演变的具体轨迹, 发挥着激励和限制双重作用。在这个意义上, 技术成为社会行为和结构的一种特殊形式, 即贝尔纳所说的“社会建制”;再次, 技术的社会评价是影响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直接决定新技术的演进速度和质量。一方面, 新技术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的态度;另一方面, 新技术内部多种功能的筛选、组合及其效果, 则是由特定群体所决定的。这是一个多向性作用力合成的过程, 在利益的较量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必然是强势集团, 通常是占社会统治地位的群体或阶层。马尔库塞认为, 媒介技术本身就是预先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和需要设计出来的, 包含了一种统治的先验性和控制的欲望;[8]最后, 人的特征规定了技术的特征。根据卡普的“技术的器官投影论”, 媒介技术的功能演进不仅要从人性出发, 还要以人为“摹本”, 能够映射人体 (肢体和器官) 的功能。麦克卢汉认为, 人类历史上一切新发明和新技术都是人的肢体或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 其中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 其余一切媒介 (尤其是机械媒介) 都是人体个别器官的延伸。

可见, 社会选择对媒介技术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不含实践性目的和手段性功能的媒介技术是不存在的, 这也正是媒介技术“社会性”的来源。当然, 技术的社会形成论并不否认技术的能动作用, 事实上, 媒介技术形塑了文化和世界。对于媒介技术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理解, 应该从更全面、深入的角度, 对媒介技术进行从内在本质到外在特征、从效用价值到动态发展的系统考察, 从而避免任一极端的技术或社会决定论。

注释

1[1]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33.

2[2]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85.

3[3]李欣人.人学视野下的媒介演进历程[J].新闻与传播, 2005 (12) .

4[4]蔡骐.媒介竞争的哲学思考[J].当代传播, 2007 (3) .

5[5]肖峰.论技术的社会形成[J].中国社会科学, 2002 (6) .

6[6]F.拉普.近代科学技术何以恰恰在欧洲兴起?[J].自然科学哲学问题, 1989 (2) .

7[7]保罗·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120.

动因机制 篇2

游行示威活动演变为暴力打砸事件之动因分析——

一，游行示威群众成分复杂，文化素养和道德素养存在着明

显的差异，无法达到在认识领域上的一致性，从而导致

在此差异中所体现出来的行动的不规整性。参加活动的群众身份各异，包括在校初高中学生，网上事先联系的网民，公司企业的职工，以及队列行进时中途加入的路

人。这支行进队伍的组成基本就涵盖了社会各个领域的民众，个人及其代表的个人需求，社会期望的繁杂差异

就分解了队伍的凝聚性，使队伍在行动中出现错综复杂的裂缝，个人对事态的认识，对自我的控制和对活动归

属感就成为偌大队伍中的微小分子，一步一步蚕食队伍的规整，力量。这也就是游行示威活动演变为暴力打砸

事件的主观内部因素。

二，游行示威活动的无组织性，非理性。反观暴力打砸事件的事态起因，其活动的无纪律性，盲目性，从众性成为

推动事情病态发展的幕后推手。活动中的各个个体都是

一个独立的自由体，对自己及客观环境有完全的意识，一旦活动现场出现骚动等不安分因素，每个独立的个体

都有时间空间的自由去支配自己做出意识中的行为，正

是这种爱国口号下的放纵缺乏了完整有效地规章制度

和具有公信力的领导负责人，才进一步激化了活动现场的矛盾，西安日系车主李建利就是矛盾激化下的牺牲

品。无组织性，非理性就是游行示威活动上升为暴力打

砸事件的客官外在原因。

三，游行示威活动中的“领头羊”作用及社会感染效应。在爱国情怀渲染下的爱国运动无疑是令人心潮澎湃的，当

整个队伍的情绪达到事态的沸点，那么事端就可能尾随

而生，在游行示威的浓烈氛围中，非理性，无意识的人

格将占据主导地位，使绝大部分的文明程度降低，理性

思考和自我控制减弱甚至消失，让自己被瞬间的冲动所

主宰，卷入非理性的狂乱之中。一个人的情感波动是可

以被忽略的，一群人的情绪能量却不能视之不见，弃之

不顾，一旦一个人的情绪能够带动一群人的行动方向，那么事情的发展就将可能偏离预定轨道，进入高危状

态。这就是事态升级的直接原因。

四，综合性因素下的意外情况。在固有的缺陷糅杂着意外突

变后，就产生了事端恶性发展的先兆，这种情况下的活

动存在着固有的硬伤。它存在，却能在平稳的步伐中被

时间湮没，可一旦遭遇到导致事件难以避免的失常状

态，就立刻爆发出令人瞠目结舌的破坏力，加快事件恶

性发展的脚步，扩大事态的严重性。这些突发的意外事

变就直接点燃队伍内部的激亢情绪，成为各个事端的导

火索。

综上分析了游行示威活动演变为暴力打砸事件的主客观因素。那么如何正确理智地组织参与游行示威活动，在怎样的机制规定下更好的促进活动的成功呢？

一，游行示威活动的依法组织，合理安排及正确引导。《中

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明文规定，游行示威

活动必须要有负责人，并且其负责人必须按照规定在举行日期前5天向当地主管机关递交书面申请书，在完成法律规定的硬性要求后，活动负责人必须稳定群

众情绪，控制活动节奏，让活动在有条不紊中进行。

严格限制不在当地居住的外地人，严格控制队列行进

时中途加入者。

二，个人在参加游行示威活动前和活动中的立场及认识

目的。中国公民享有依法参加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权利，这是无法剥夺的。但是公民在享受权利的同

时也必须履行义务，“不得使用暴力或者煽动使用暴

力”，“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

公民的合法的自由的权利。”因此群众在活动中应坚

持爱国的立场，不能藉此满足个人自私的利益要求。

三，游行示威活动前的思想疏导和正确观念的传播。依法

开展的游行示威活动是一个团队式的活动，必须具有

统一的活动目的，立场观念和一致的行动力。在活动

成员缺乏必要认识和沟通交流的前提下，统一成员的思想在保钓问题上认识一致性和对活动目的的认同

感是很必要的。这也是体现队伍强大的凝聚力和荣誉

感的重要。

四，当地主管机关的积极配合和理性控制。举行地的市县

公安局，城市分局及上一级的公安机关理应认真对待

每一次的游行示威活动，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在组织

工作中出现的稍微差池都可能导致负面情绪，引发不

定性事件发生，遣派的人民警察应该严格控制自己的情绪波动，维持交通秩序和社会秩序，保障游行示威

活动顺利进行。

动因机制 篇3

关键词：集团企业 内部资本市场 形成动因 运行机制

1 企业多元化和组织能力

价值最大化是企业的追求目标，此外还考虑资源与组织能力的整合，其中组织能力的作用更加明显，缘由在于根据企业特质与行业竞争，经权威组织层，实现多种资源的协调合理配置。20世纪末，我国企业以收购、兼并方式实行多元化的经营，但运作结果证明效果不尽人意。研究集团企业多元化道路的成效，应首先分析其逻辑发展演进。多元化是竞争使然，是企业认识、资源配置的过程。第一，总部权力超载而走分权化道路。此阶段为多元化准备期，当较多业务单元与较大组织规模时，因管理部门信息劣势造成“总部超载”，所以急需分权化。但也可能存在分解业务方式不恰当或总部与支部利益矛盾的出现。第二，多角化的管理能力协调阶段。建立在分权化基础上的管理技术，总部在资源协同与风险分散的考虑，进行了上下游企业管理技术的“复制”。因管理能力复制限制，管理者“自利”倾向更加明显，治理结构问题取代管理问题。第三，以业务规划与重组追求资源协调。因利益冲突与管理协调难度加大，为追求多元化业务，利益、资源分配冲突明显，企业进而实行业务规划与重组，但多为“做好份内之事”。最后，企业对核心竞争力的认识。以上演进是企业在资源与组织能力上的学习与审视过程，国内企业多元化周期相对短，层次差别明显，在业务单元规划、分权与结构组织上问题突出。所以，我国企业要多学习国内外成功经验，逐渐的、多方位的建立“核心竞争力”，而这一切在于提高企业的组织能力。

2 组织能力的价值权衡与内部资本市场

组织结构中存在权力分层，总部、分部在资源管理协调与结构分配上的智能成为企业组织能力，该能力有实现现用资源有效利用与新资源积极发现的能力，权衡不确定风险与协调管理中的突出利益问题是该能力的表现。

第一，协调代理问题，各方利益冲突的研究立足与制度层面，代理形式的多样是其表现。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割裂是代理问题的直接原因。从治理层分析，企业为契约网，要设计制度。因分权制度存在集团企业的多重代理问题更加明显，需在激励机制与契约机制合理构建基础上确保分部执行资本预算。

第二，设计风险控制，不确定性资产报酬率为企业风险。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是传统的企业理论认识，不确定性产品市场竞争引起经营风险，破产成本风险与债务风险引起财务风险。资本预算为这两种风险临界点，在资本预算之前，企业许多产品生产成本与效益做分析，以折现资本预算法估计资本性投入，进而明确筹资渠道与财务结构，财务风险为后续考虑项目。

第三，资源配置机制。财务学的主流观点认为，当集团企业解决风险控制与代理问题时，会以集团企业内部市场规范的方式进行，将风险损失、利益冲突在内部资本市场得到良好权衡。国内并没有有效的内部资本市场治理机制，也没有最优的权衡控制，集团企业分部在业务获取时的资金冲突就是较好证明。

我们发现，基于企业层的总体战略框架部署的内部资本市场运行，需要有企业层战略支撑，同时要符合企业的公司层发展目标。

3 构建内部资本市场，达成集团企业母合优势

母合优势即充分发挥公司总部职能，实现运作管理与价值创造的高效率。比如，业绩直接控制，通过任免分布高层管理者或资本的重大决策，表现为内部资本市场的分权合约的构建。再如，企业战略成长，该目标与其他业务单元相对独立。也就是说企业以兼并、收购方式实现资本的壮大，或借助技术市场、产品研发新业务，但因资金周转，也关系到内部资本市场。集团企业高层管理者要考虑的是内部资本市场的有效构建，促进母合优势发挥。建立完善内部资本市场，是保障业务与公司层战略贯彻的基础。

4 关于集团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运作机制治理模式

通过上述分析得知，企业创造价值需走多元化道路，而集团企业通过建立多元化则应发挥母合优势，内部资本市场则是发挥母合优势的前提。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可清楚认识到集团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运作机制治理模式的管理结构，下图形象的展示了各利益体的关系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为内部资本市场与公司战略的基础。信誉机制、法律制度、市场竞争、产权制度安排、内部晋升等决定公司治理结构。税法、合同法、证券法等法律制度为企业治理结构建构提供了刚性契约；因企业所处市场环境、信息不对称要求企业加强市场竞争、信誉机制。

治理内部资本市场框架有公司层战略决定。追求母合优势是企业战略核心，企业总部在层级互动中展现专业化、分部间协调、业务指导、成长决策。之所以不在图中列出公司层战略运行机制与功能在于治理内部资本市场的机制是其功能实现前提。

内部资本市场运行与公司层战略以信息技术平台为基础。企业的业务分支多寡决定了信息流程与资源组成的复杂度，要依靠信息技术平台进行有效管理，所以要建立信息支持决策平台与集成平台。

实现公司层战略依靠内部资本市场治理结构，内部资本市场运行体现了公司层战略功能，内部资本市场要权衡风险，包括流动性资产风险、破产风险、债务风险等。风险控制在于分析分部的财务报表结构，确保风险控制有度。在集团企业存在多业务分支情况，因总部管理层、各分部、分部管理者存在利益矛盾，所以，在激励机制上，也需要延伸原有治理结构中的激励制度，代理控制也是不错的内部资本市场管控方式。在协调代理与权衡风险上，表现在控制内部资本市场资本预算，可以说，内部资本市场中，控制资本预算是核心问题。

5 结语

国际价值管理主流是构建战略价值链，将利益各方紧密相连。集团企业的多元化道路是认识、学习自身组织能力的过程。目前，我国企业过度的关注核心能力并不什么好事，集团企业可能对自身组织能力认知出现障碍，进而无法建立与企业战略层适应的信息处理机制与治理机制。所以，许多企业将公司层战略与治理结构进行整治，构建集团企业内部资本市场。内部资本市场是管理激励机制、物流整体协调、财务控制管理等的基础，可确保在有效框架下企业管理职能的有效实现。当前，我国企业把重心放在核心竞争力之外，还有必要根据所处行业的特点、产品定位、国际走向，在资源合理配置与代理问题有效解决、风险控制基础上，构建以内部资本市场为基础的财务治理结构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1]郭静.两层次融资约束对集团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规模的影响研究[D].东南大学，2010.

[2]银莉.嵌入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企业资本配置行为及效率研究[D].湖南大学，2010.

[3]胡忠良.内部资本市场研究的理论综述[J].生产力研究，2012（11）：244-246.

[4]周传丽，柯萍.内部资本市场融资约束效应：金字塔结构下的实证研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114-122.

[5]韩磊.基于内部资本市场的资金集中管理建设实践[J].新财经（理论版），2012（2）：39-40.endprint

摘要：多元化是集团企业发展途径，通过横纵一体化与合营相关业务单元，发挥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强势，实现最优价值。本文介绍了多元化发展历程，在组织能力研究基础上，明确了价值管理中内部资本市场地位，阐明内部资本市场在追求母合过程中的作用，并提出建立治理模型。

关键词：集团企业 内部资本市场 形成动因 运行机制

1 企业多元化和组织能力

价值最大化是企业的追求目标，此外还考虑资源与组织能力的整合，其中组织能力的作用更加明显，缘由在于根据企业特质与行业竞争，经权威组织层，实现多种资源的协调合理配置。20世纪末，我国企业以收购、兼并方式实行多元化的经营，但运作结果证明效果不尽人意。研究集团企业多元化道路的成效，应首先分析其逻辑发展演进。多元化是竞争使然，是企业认识、资源配置的过程。第一，总部权力超载而走分权化道路。此阶段为多元化准备期，当较多业务单元与较大组织规模时，因管理部门信息劣势造成“总部超载”，所以急需分权化。但也可能存在分解业务方式不恰当或总部与支部利益矛盾的出现。第二，多角化的管理能力协调阶段。建立在分权化基础上的管理技术，总部在资源协同与风险分散的考虑，进行了上下游企业管理技术的“复制”。因管理能力复制限制，管理者“自利”倾向更加明显，治理结构问题取代管理问题。第三，以业务规划与重组追求资源协调。因利益冲突与管理协调难度加大，为追求多元化业务，利益、资源分配冲突明显，企业进而实行业务规划与重组，但多为“做好份内之事”。最后，企业对核心竞争力的认识。以上演进是企业在资源与组织能力上的学习与审视过程，国内企业多元化周期相对短，层次差别明显，在业务单元规划、分权与结构组织上问题突出。所以，我国企业要多学习国内外成功经验，逐渐的、多方位的建立“核心竞争力”，而这一切在于提高企业的组织能力。

2 组织能力的价值权衡与内部资本市场

组织结构中存在权力分层，总部、分部在资源管理协调与结构分配上的智能成为企业组织能力，该能力有实现现用资源有效利用与新资源积极发现的能力，权衡不确定风险与协调管理中的突出利益问题是该能力的表现。

第一，协调代理问题，各方利益冲突的研究立足与制度层面，代理形式的多样是其表现。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割裂是代理问题的直接原因。从治理层分析，企业为契约网，要设计制度。因分权制度存在集团企业的多重代理问题更加明显，需在激励机制与契约机制合理构建基础上确保分部执行资本预算。

第二，设计风险控制，不确定性资产报酬率为企业风险。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是传统的企业理论认识，不确定性产品市场竞争引起经营风险，破产成本风险与债务风险引起财务风险。资本预算为这两种风险临界点，在资本预算之前，企业许多产品生产成本与效益做分析，以折现资本预算法估计资本性投入，进而明确筹资渠道与财务结构，财务风险为后续考虑项目。

第三，资源配置机制。财务学的主流观点认为，当集团企业解决风险控制与代理问题时，会以集团企业内部市场规范的方式进行，将风险损失、利益冲突在内部资本市场得到良好权衡。国内并没有有效的内部资本市场治理机制，也没有最优的权衡控制，集团企业分部在业务获取时的资金冲突就是较好证明。

我们发现，基于企业层的总体战略框架部署的内部资本市场运行，需要有企业层战略支撑，同时要符合企业的公司层发展目标。

3 构建内部资本市场，达成集团企业母合优势

母合优势即充分发挥公司总部职能，实现运作管理与价值创造的高效率。比如，业绩直接控制，通过任免分布高层管理者或资本的重大决策，表现为内部资本市场的分权合约的构建。再如，企业战略成长，该目标与其他业务单元相对独立。也就是说企业以兼并、收购方式实现资本的壮大，或借助技术市场、产品研发新业务，但因资金周转，也关系到内部资本市场。集团企业高层管理者要考虑的是内部资本市场的有效构建，促进母合优势发挥。建立完善内部资本市场，是保障业务与公司层战略贯彻的基础。

4 关于集团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运作机制治理模式

通过上述分析得知，企业创造价值需走多元化道路，而集团企业通过建立多元化则应发挥母合优势，内部资本市场则是发挥母合优势的前提。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可清楚认识到集团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运作机制治理模式的管理结构，下图形象的展示了各利益体的关系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为内部资本市场与公司战略的基础。信誉机制、法律制度、市场竞争、产权制度安排、内部晋升等决定公司治理结构。税法、合同法、证券法等法律制度为企业治理结构建构提供了刚性契约；因企业所处市场环境、信息不对称要求企业加强市场竞争、信誉机制。

治理内部资本市场框架有公司层战略决定。追求母合优势是企业战略核心，企业总部在层级互动中展现专业化、分部间协调、业务指导、成长决策。之所以不在图中列出公司层战略运行机制与功能在于治理内部资本市场的机制是其功能实现前提。

内部资本市场运行与公司层战略以信息技术平台为基础。企业的业务分支多寡决定了信息流程与资源组成的复杂度，要依靠信息技术平台进行有效管理，所以要建立信息支持决策平台与集成平台。

实现公司层战略依靠内部资本市场治理结构，内部资本市场运行体现了公司层战略功能，内部资本市场要权衡风险，包括流动性资产风险、破产风险、债务风险等。风险控制在于分析分部的财务报表结构，确保风险控制有度。在集团企业存在多业务分支情况，因总部管理层、各分部、分部管理者存在利益矛盾，所以，在激励机制上，也需要延伸原有治理结构中的激励制度，代理控制也是不错的内部资本市场管控方式。在协调代理与权衡风险上，表现在控制内部资本市场资本预算，可以说，内部资本市场中，控制资本预算是核心问题。

5 结语

国际价值管理主流是构建战略价值链，将利益各方紧密相连。集团企业的多元化道路是认识、学习自身组织能力的过程。目前，我国企业过度的关注核心能力并不什么好事，集团企业可能对自身组织能力认知出现障碍，进而无法建立与企业战略层适应的信息处理机制与治理机制。所以，许多企业将公司层战略与治理结构进行整治，构建集团企业内部资本市场。内部资本市场是管理激励机制、物流整体协调、财务控制管理等的基础，可确保在有效框架下企业管理职能的有效实现。当前，我国企业把重心放在核心竞争力之外，还有必要根据所处行业的特点、产品定位、国际走向，在资源合理配置与代理问题有效解决、风险控制基础上，构建以内部资本市场为基础的财务治理结构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1]郭静.两层次融资约束对集团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规模的影响研究[D].东南大学，2010.

[2]银莉.嵌入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企业资本配置行为及效率研究[D].湖南大学，2010.

[3]胡忠良.内部资本市场研究的理论综述[J].生产力研究，2012（11）：244-246.

[4]周传丽，柯萍.内部资本市场融资约束效应：金字塔结构下的实证研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114-122.

[5]韩磊.基于内部资本市场的资金集中管理建设实践[J].新财经（理论版），2012（2）：39-40.endprint

摘要：多元化是集团企业发展途径，通过横纵一体化与合营相关业务单元，发挥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强势，实现最优价值。本文介绍了多元化发展历程，在组织能力研究基础上，明确了价值管理中内部资本市场地位，阐明内部资本市场在追求母合过程中的作用，并提出建立治理模型。

关键词：集团企业 内部资本市场 形成动因 运行机制

1 企业多元化和组织能力

价值最大化是企业的追求目标，此外还考虑资源与组织能力的整合，其中组织能力的作用更加明显，缘由在于根据企业特质与行业竞争，经权威组织层，实现多种资源的协调合理配置。20世纪末，我国企业以收购、兼并方式实行多元化的经营，但运作结果证明效果不尽人意。研究集团企业多元化道路的成效，应首先分析其逻辑发展演进。多元化是竞争使然，是企业认识、资源配置的过程。第一，总部权力超载而走分权化道路。此阶段为多元化准备期，当较多业务单元与较大组织规模时，因管理部门信息劣势造成“总部超载”，所以急需分权化。但也可能存在分解业务方式不恰当或总部与支部利益矛盾的出现。第二，多角化的管理能力协调阶段。建立在分权化基础上的管理技术，总部在资源协同与风险分散的考虑，进行了上下游企业管理技术的“复制”。因管理能力复制限制，管理者“自利”倾向更加明显，治理结构问题取代管理问题。第三，以业务规划与重组追求资源协调。因利益冲突与管理协调难度加大，为追求多元化业务，利益、资源分配冲突明显，企业进而实行业务规划与重组，但多为“做好份内之事”。最后，企业对核心竞争力的认识。以上演进是企业在资源与组织能力上的学习与审视过程，国内企业多元化周期相对短，层次差别明显，在业务单元规划、分权与结构组织上问题突出。所以，我国企业要多学习国内外成功经验，逐渐的、多方位的建立“核心竞争力”，而这一切在于提高企业的组织能力。

2 组织能力的价值权衡与内部资本市场

组织结构中存在权力分层，总部、分部在资源管理协调与结构分配上的智能成为企业组织能力，该能力有实现现用资源有效利用与新资源积极发现的能力，权衡不确定风险与协调管理中的突出利益问题是该能力的表现。

第一，协调代理问题，各方利益冲突的研究立足与制度层面，代理形式的多样是其表现。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割裂是代理问题的直接原因。从治理层分析，企业为契约网，要设计制度。因分权制度存在集团企业的多重代理问题更加明显，需在激励机制与契约机制合理构建基础上确保分部执行资本预算。

第二，设计风险控制，不确定性资产报酬率为企业风险。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是传统的企业理论认识，不确定性产品市场竞争引起经营风险，破产成本风险与债务风险引起财务风险。资本预算为这两种风险临界点，在资本预算之前，企业许多产品生产成本与效益做分析，以折现资本预算法估计资本性投入，进而明确筹资渠道与财务结构，财务风险为后续考虑项目。

第三，资源配置机制。财务学的主流观点认为，当集团企业解决风险控制与代理问题时，会以集团企业内部市场规范的方式进行，将风险损失、利益冲突在内部资本市场得到良好权衡。国内并没有有效的内部资本市场治理机制，也没有最优的权衡控制，集团企业分部在业务获取时的资金冲突就是较好证明。

我们发现，基于企业层的总体战略框架部署的内部资本市场运行，需要有企业层战略支撑，同时要符合企业的公司层发展目标。

3 构建内部资本市场，达成集团企业母合优势

母合优势即充分发挥公司总部职能，实现运作管理与价值创造的高效率。比如，业绩直接控制，通过任免分布高层管理者或资本的重大决策，表现为内部资本市场的分权合约的构建。再如，企业战略成长，该目标与其他业务单元相对独立。也就是说企业以兼并、收购方式实现资本的壮大，或借助技术市场、产品研发新业务，但因资金周转，也关系到内部资本市场。集团企业高层管理者要考虑的是内部资本市场的有效构建，促进母合优势发挥。建立完善内部资本市场，是保障业务与公司层战略贯彻的基础。

4 关于集团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运作机制治理模式

通过上述分析得知，企业创造价值需走多元化道路，而集团企业通过建立多元化则应发挥母合优势，内部资本市场则是发挥母合优势的前提。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可清楚认识到集团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运作机制治理模式的管理结构，下图形象的展示了各利益体的关系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为内部资本市场与公司战略的基础。信誉机制、法律制度、市场竞争、产权制度安排、内部晋升等决定公司治理结构。税法、合同法、证券法等法律制度为企业治理结构建构提供了刚性契约；因企业所处市场环境、信息不对称要求企业加强市场竞争、信誉机制。

治理内部资本市场框架有公司层战略决定。追求母合优势是企业战略核心，企业总部在层级互动中展现专业化、分部间协调、业务指导、成长决策。之所以不在图中列出公司层战略运行机制与功能在于治理内部资本市场的机制是其功能实现前提。

内部资本市场运行与公司层战略以信息技术平台为基础。企业的业务分支多寡决定了信息流程与资源组成的复杂度，要依靠信息技术平台进行有效管理，所以要建立信息支持决策平台与集成平台。

实现公司层战略依靠内部资本市场治理结构，内部资本市场运行体现了公司层战略功能，内部资本市场要权衡风险，包括流动性资产风险、破产风险、债务风险等。风险控制在于分析分部的财务报表结构，确保风险控制有度。在集团企业存在多业务分支情况，因总部管理层、各分部、分部管理者存在利益矛盾，所以，在激励机制上，也需要延伸原有治理结构中的激励制度，代理控制也是不错的内部资本市场管控方式。在协调代理与权衡风险上，表现在控制内部资本市场资本预算，可以说，内部资本市场中，控制资本预算是核心问题。

5 结语

国际价值管理主流是构建战略价值链，将利益各方紧密相连。集团企业的多元化道路是认识、学习自身组织能力的过程。目前，我国企业过度的关注核心能力并不什么好事，集团企业可能对自身组织能力认知出现障碍，进而无法建立与企业战略层适应的信息处理机制与治理机制。所以，许多企业将公司层战略与治理结构进行整治，构建集团企业内部资本市场。内部资本市场是管理激励机制、物流整体协调、财务控制管理等的基础，可确保在有效框架下企业管理职能的有效实现。当前，我国企业把重心放在核心竞争力之外，还有必要根据所处行业的特点、产品定位、国际走向，在资源合理配置与代理问题有效解决、风险控制基础上，构建以内部资本市场为基础的财务治理结构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1]郭静.两层次融资约束对集团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规模的影响研究[D].东南大学，2010.

[2]银莉.嵌入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企业资本配置行为及效率研究[D].湖南大学，2010.

[3]胡忠良.内部资本市场研究的理论综述[J].生产力研究，2012（11）：244-246.

[4]周传丽，柯萍.内部资本市场融资约束效应：金字塔结构下的实证研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114-122.

动因机制 篇4

照金精神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时期所创造的一套精神体系, 主要包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革命探索精神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它为后来延安精神的发育提供了必要的养分, 并为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的化育补充了新鲜血液。照金精神的最大价值在于, 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时, 根据地的共产党人依然高举苏维埃旗帜, 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敢于斗争并善于斗争, 保存和发展了陕甘边区, 为中央红军落脚陕北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没有陕北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 一个出发点。”[1]297

二

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前身及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照金革命根据地的产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而其内化的革命精神同样离不开近代中国的客观历史环境。

首先,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照金精神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条件。照金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陕西是辛亥革命时较早相应革命的省份之一, 受辛亥革命的影响, 因而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较深。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后, 陕籍进步人士开始创办进步报刊, 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1919年至1922年间, 陕籍进步学生雷晋生、严信民、李子洲、屈武等先后创办或主编了《秦铎》、《新时代》、《汉钟》、《南针》、秦钟》、《共进》等杂志, 为革命造势。武止戈等人还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称赞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学派的始祖”。不仅如此, 武止戈还提出要走俄国的道路, 甚至预见陕西革命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2]25。此时, 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早期朦胧阶段, 但也不乏有一些深刻的思想, 对于启蒙国人意义重大。随着五四新文化浪潮的撞击, 各种体现时代特征的新历史精神因子亦开始在陕西内部萌生, 诸如推崇自由平等, 反对特权专制的民主精神, 尊重现实, 推崇理性反对盲从迷信的科学精神等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 1924年到1925年间, 陕西各地以共产党人为主创办的刊物陆续增多, 这些报刊对促进和扩大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为重要的是, 在这些思想的熏陶下, 使包括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王泰吉等在内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接受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革命论, 为照金精神的生成提供了直接的新的理论基础。

其次, 陕西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为照金精神的产生提供了新的主体条件。五四运动后, 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和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诞生提供了必要的组织条件。1924年3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召开二届二次扩大会议, 决定在陕西西安、华县、三原等地建立团组织。在武止戈的领导下, 当年6月中旬陕西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到1925年10月, 关中和陕北先后成立了西安第一、第二团支部、西安特支、华县团支部、陕北特支、肤施特支等团的组织[2]32。1926年1月, 共青团富平特支成立, 同年5月, 习仲勋加入团组织[3]26。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陕西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1925年10月, 中共西安特支成立, 这是党在“西北上的萌芽”[2]44。1926年, 绥德师范、榆林中学、延安四中、宜川、兴平、富平、岐山等地纷纷组建了党的组织。这些党团组织的建立, 不仅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提供了重要的干部条件, 而且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 陕西党组织一经成立后, 即担负起领导陕西地区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重担, 翻开了陕西历史新的一页。

再次,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为照金精神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现实基础。中国是一个农民和农村占绝对优势的国家, 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对此,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 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 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4]21大革命失败后, 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下, 陕西的共产党人也先后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起义。1927年10月, 唐澍、李向九、谢子长、白乐亭等发动了清涧起义, 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28年5月, 唐澍、刘志丹、王泰吉、谢子长等发动了渭华起义, 并初次在渭北地区建立了多个苏维埃政权。同一时期, 陕西旬邑、淳化、麟游、三原、礼泉、泾阳、永寿、绥德等地也都发动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起义或暴动。1929年至1932年, 刘志丹、谢子长受陕西省委派遣, 先后回到陕北, 组织兵变, 扩大红军。在兵运工作屡受挫折的情况下, “刘志丹、谢子长等逐渐认识到:兵变失败的原因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相结合, 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搞革命武装, 单纯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 还是要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武装, 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边远山区开展游击活动, 逐步建立根据地。”[2]142他们的这一认识可以说与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不谋而合。1932年9月, 刘志丹率领陕甘游击队占领耀县照金镇, 经过历时一年的艰苦作战, 翌年秋, 基本形成了以照金为中心, 横跨耀县、淳化、旬邑等县边境的革命根据地。1933年1月, 年仅18岁的习仲勋在领导两当兵变失败后被派往照金苏区, 与刘志丹、金理科等边区领导人共同筹建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照金革命根据地政权建立后, 即以农村为中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这就为照金精神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现实基础。

三

照金精神的生成, 显然离不开以刘志丹、习仲勋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革命的自我选择及其革命创业实践。在此过程中, 革命者对革命困境的抗争构成了照金精神的重要生成机制。

困境之一:大革命失败带来整个国内革命形势陷入空前低潮和巨大迷惘。渭华等地的武装起义失败后, 国民党陕西当局向革命发动了疯狂进攻, 各地党组织纷纷遭到破坏, “全省党员从3000人锐减到1300人, 其中关中地区仅剩200多人”[2]111。在此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 当时亦确有一些人信念动摇, 背叛革命。然而, 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却没有被吓倒, 他们依然坚信中国革命的高潮必然会到来, 继续高举着革命大旗投入新的战斗。习仲勋14岁蹲坐国民党的大牢, 16岁只身离家参加革命, 21岁遭到“肃反”迫害。刘志丹也数次被捕, 险遭杀害。然而, 他们对革命却义无反顾。习仲勋1967年在回忆领导两当兵变时曾经这样说过:“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 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我之所以能在这时去敌军搞革命活动, 主要原因是我在出狱后一年多的农村生活, 使我亲身体会到人民的悲惨遭遇, 以及旧社会极端黑暗的情况, 激发了我的革命勇气, 不管多么艰苦, 就是下决心要革命。”[3]66两当兵变失败后, 刘志丹便鼓励他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5]刘志丹坚韧不拔的信念, 为真理献身的精神, 不仅给习仲勋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也激励他从此更加坚定革命的理想。因此, 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也铸就了照金精神的灵魂, 是照金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

困境之二:教条主义的束缚。遵义会议之前,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历次重要会议及会议文件的起草都直接干涉, 有时甚至是越俎代庖, “直接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6]310, 其结果导致教条主义盛极一时, 给革命造成巨大的损害。照金革命根据地虽然远离中央苏区, 但也未能幸免“左”倾教条主义的侵害。数次武装起义的失败使刘志丹等人逐渐萌生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并在实践中自觉抵制省委“左”倾冒险主义。据习仲勋回忆:“在照金根据地的建设上, 和当时省委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也是充满斗争的。刘志丹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他对一些还不理解的同志说, 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 敌人越少越好, 朋友越多越好。”[5]在杜衡“左”倾冒险主义彻底破产后, 刘志丹、王泰吉、习仲勋等同志, 以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为指导, 紧密联系西北革命斗争实际, 作出了向南梁进军的重大战略决策, 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继续发展, 使毛泽东红色政权的理论最早在西北地区得到具体体现。由此可见, 在革命实践进程中, 刘志丹等人并没有一味地相信所谓的中央“指示”, 而是把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实事求是, 独立自主, 较早探索出了适合陕北革命的正确道路。由此, 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便成为照金精神的又一个重要内涵。

困境之三:险恶的生存环境。照金革命根据地地处农村山区, 虽然在军事上拥有诸多地理上的优势, 但其生存环境却要比平原地区更为严酷和艰苦。据有关史料记载:1928年, 耀县“久旱遭雹, 民生危殆”, 1930年宜川“民食绝望, 逃亡载道”, 1931年富平“哀鸿待赈, 死亡流离”, 1932年陕北部分地区, “灾民野草食尽, 继以牛粪, 饿殍遗尸亦复争食, 惨不忍闻”[7]1717。1933年, 据《耀县县志》记载:“开春狼伤人, 时有所闻。三月十三日起, 狂风怒号, 冷似严冬。十五六日既降黑霜, 又遭大雾。二十五日降雹如卵, 禾苗毁损严重。二十八日, 漆沮二河暴涨, 西岸滩地大部被淹。五月, 狂风频作, 麦豆多枯。七八月间, ‘虎烈拉‘ (霍乱) 流行, 全县染病七千六百余人, 死亡三千一百人。”[8]16当地环境恶劣由此可见一斑。当时照金边区军民除了要对付敌人的重重军事“围剿”外, 各种军用, 日用医药品都十分匮乏。在杜衡叛变、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后, 照金革命根据地处境异常困难, 对此, 习仲勋回忆说:“当时我们困难极了……照金游击队只有四十多个人, 枪不满三十支, 子弹也很少。敌人对渭北、照金到处发动进攻, 我们失掉了红军主力的依靠, 无处安身, 吃饭也成了问题。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坚定信心, 坚持斗争。”[3]142然而这种险恶艰苦环境更能磨砺真正的革命者的精神意志。可以说, 正是照金艰苦的环境造就了照金精神艰苦奋斗的重要外在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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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陕西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1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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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袁林.西北灾荒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

动因机制 篇5

关键词：混合组织,PPP,动力机制

PPP (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是指政府公共部门与民营部门合作过程中,让非公共部门掌握的资源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政府公共部门的职能并同时为民营部门带来利益。公共部门可以通过适当的合同安排吸引私人部门参与公共物品的提供,形成公共物品供给领域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尽管PPP的应用可以追溯至几百年前,但现代意义上PPP的诞生却是近20年的事情。由于PPP能够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多元化投资有效缓解财政压力并提高项目建设和运营的效率,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对PPP的理论研究也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成果不断涌现,但大多都是从项目管理的角度出发研究公私双方在不同领域合作的路径和策略,总结现实案例的成败得失。本文对PPP理论进一步挖掘, 运用混合组织理论对PPP的本质、动因及特征深入分析,并以系统演化理论为基础揭示PPP迅猛发展背后的动力机制。

一、PPP 的基本理论———本质、定义、特征

1. PPP本质是一种混合组织。关于混合组织并不存在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规范化定义。总体而言,对混合组织这个概念的使用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将其定义为介于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之间的组织类型。Emmert ( 1987) 指出: “混合组织即部分为公,部分为私”[1]。即混合组织兼具“公”和“私”两方面的特征,依据形成混合组织双方地位的不同划分为政府主导型混合组织和市场主导型混合组织,依据形成方式的不同则可以分为直接创办型、公共组织转化型和私人组织扩展型等。第二类是将其定义为介于企业科层制组织和市场组织之间的组织类型。Williamson ( 1985) 认为企业具有较好的行政控制力和协调适应能力, 但却在激励强度方面不够,市场具有较高的激励强度,自适应能力强,但在行政控制和自发适应方面显得无能为力。混合组织是存在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广阔的中间地带”[2]。根据这种定义,混合组织的大量出现源于企业和市场这两种基本经济组织形式之间的相互渗透。混合组织带有企业和市场两个方面的双重特征。 “看得见的手” ( 企业内部的科层制管理) 与“看不见的手” ( 市场的价格机制) 同时调节着资源的配置,是一种有组织的市场和有市场的组织。第三类是将其定义为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Menard ( 2004) 将混合组织定义为法律上独立的机构之间开展合作,对技术、资本、产品和服务进行分享或交易,但没有统一的产权,相互之间的调整基本不依赖价格机制的组织[3]。这种定义将混合组织视为不同机构之间的契约关系,合作各方承担一定责任,对未来行为进行承诺并对利益进行分享。它强调合作各方产权的独立性,并分别拥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权。

上述三个定义反映了人们在认识混合组织时视角的不同,但无论是哪一个定义,都强调混合组织是由不同的独立经济组织之间通过某种合作关系形成的,都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第一,混合组织的参与者之间要进行包括信息在内的各种资源的共享,充分利用其它参与人所具备的某种优势为自身谋取利益,因此参与者之间是通过合作、协调等方式来开展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将被迫放弃一部分自主权,一个有效的合作机制有助于降低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合作的绩效。其中,能够降低参与者利用信息优势谋利的信息系统至关重要。第二,有效合作机制的建立是通过缔结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来完成的。如果说降低成本获取利润是混合组织形成的动力,参与者各方订立的正式合作合同就是混合组织存在的基础。参与者各方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直接决定了参与者各方获利的大小,这需要在合同中予以明确。由于不确定性的广泛存在,合同往往由于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性或缔结成本过高而需要进行不可预见的修正。因此,尽管要突出合同尤其是正式合同的基础性地位,也不可忽视合同之外的因素如声誉等对于混合组织治理的补充作用。第三,混合组织因为集合了参与各方的力量而具备了更加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但不可忽视的是,混合组织并非是一体化的组织,参与各方拥有独立的产权和剩余索取权。尽管参与者各方可能被混合组织的某个共同目标所统驭,但参与者各方之间仍然存在一种竞争的关系。有关参与者各方相互依赖的程度只能在事后而不是事前签订合同时就能获知, 因此事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时就涉及参与者各方之间的利益平衡,这往往成为参与者各方发生冲突乃至混合组织难以维系的根源。

前文指出了混合组织的三种定义。第一种定义强调混合组织兼具“公”和“私”两个方面的 特征,PPP明显符合该种定义的要求。从广义的角度看,PPP就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第二种定义强调混合组织兼具“市场”和 “企业”两方面的特征,PPP也符合该种定义的要求。因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是通过技术转让、特许经营、承包等形式达成的,既不同于企业的科层制组织,也不同于纯粹的市场买卖关系。第三种定义强调参与者各方之间的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契约关系。PPP同样符合该种定义的要求。PPP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就公共物品供给进行合作而采用的各种契约的总和, 是双方通过合同结成的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双方享有合同赋予的权利,也承担合同规定的义务。由此可见,无论从哪种定义出发,PPP都可以无可置疑归地入混合组织,具备混合组织的一般特征。

2. PPP的定义。作为一种混合组织,PPP身具组织和市场的双重优势,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目标。它通过充当公共物品供给和需求的中间层来参与社会的公共管理。PPP通过将提供公共物品的任务和责任转移至私人部门来获得财政资金的节约和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在PPP实施过程中,由公共部门确定公共物品的需求情况并对项目进行评估和监督,而项目的设计、建设、运营、管理及维护等可以交由私人部门来承担。因此,PPP的出现使公共部门从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和所有者变成了公共物品的采购者与监督者。

PPP的各参与方之间是一种合作的关系,依靠契约来实现相互之间的协调。这种契约关系不同于纯粹的市场交易关系,某种程度上具有一体化的性质,但参与者各自保持独立的产权、经营自主权和剩余索取权,合作关系建立在市场关系基础之上,并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准确地讲, PPP是一种半组织、半市场的混合组织,是介于组织和市场之间的一种中间层形式。因此,从混合组织的视角出发,对PPP的定义应该突出合作、契约、双赢等核心要素。本文基于混合组织理论,对PPP定义如下: 所谓PPP,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通过长期合作契约关系形成的混合组织。该混合组织追求的目标是在实现有效满足公共服务的需要的同时保障私人部门获得一定的利益,实现目标的途径是公私双方的资源结合和风险分担,保障机制是以正式合同为核心、包含信任机制在内的一系列法律和道德约束。

3. PPP 的特征。

( 1) 资源共享能够带来双赢。PPP的参与者各方通过对资源的共享能够实现双赢或多赢的局面。PPP混合组织中的私人部门参与者,拥有专业化的知识和信息,减少了公共部门的信息搜寻成本,也减少了公共部门在材料采购和委托生产时讨价还价成本。公共部门可以充分利用私人部门在资金、技术和管理上的优势来提高公共物品提供的效率和质量。公共部门还可以向私人部门转 移项目风险并通过手中的监督权促使私人部门供给高质量的公共物品。私人部门则可以从公共部门得到参与盈利项目建设经营的权利,利用政府的特许或其他承诺获取更高的租金。

( 2) 合同治理是PPP成功的关键。参与PPP的各方都是独立主体,其个体理性与PPP混合组织的集体理性未必一致。参与PPP的各方既是合作的关系,也是竞争的关系。任何一方都会力图承担更小的风险并分享更大的利润。PPP作为混合组织的一种,本质上是一种治理结构,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缔结合约。合同风险是混合组织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合同风险容易引发两类机会主义行为,一类是降低自身成本而不顾对整体收益造成的负面影响; 另一类是通过对其他参与者施加约束来提高自身收益分配份额。限制上述机会主义行为的基本途径就是进行合同治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在PPP下签订的合同是关于公共物品建设经营的合同,这类合同的关键是明确以下几个方面: 产权及控制权; 支付方案; 合作持续期长度; 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标准。拥有合理约束激励机制的合同治理可以使PPP走出囚徒困境。

( 3) 信任机制是合同治理的必要补充。PPP下参与者各方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动态过程中进行合作的。这个过程随时可能出现预料不到的变数,试图通过正式合同来穷尽各种可能性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合同治理需要依靠信任机制来加以补充。信任是PPP各参与者在面向未来不确定性时表现出的彼此信赖。信任往往是基于关系或声誉而存在,能够有效降低公共物品供给合约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二、PPP 产生的动因

1. 节约交易成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混合组织理论可以视为是对交易成本理论的一种延伸和拓展。根据Coase ( 1937) 对交易成本的节约是企业产生、存在及替代市场的唯一动力[4],张五常 ( 1983) 指出,企业并不是用非市场方式替代市场方式,而是用交易费用较低的要素市场替代了交易费用较高的产品市场,是市场形态高级化的表现[5]。混合组织的出现,使构成混合组织的各参与方能够通过对信息和其他资源的共享来降低交易成本并获得更多租金。市场交易存在着“摩擦 力”,即由于搜寻、谈判及信息不对称等引发的交易成本,如果混合组织的形成导致的交易成本的降低能使经由混合组织进行交易的收益超过直接市场买卖的收益,混合组织就一定会因为理性人对利润最大化的追逐而出现。作为一种混合组织, PPP的存在以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为前提。可以说,节约交易成本、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是PPP产生的根本动因。

如果不存在PPP,公共部门要么单独完成对公共物品的投资管理,要么将公共物品的运营和管理交与自由市场上的私人部门。公共部门不仅承担了建造公共物品的巨大投入,也承担了行政管理低效或由于搜寻、谈判、信息不对称等带来的交易成本。而PPP的出现,一方面意味着公共部门投入的降低,一方面意味着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通过缔结长期合约实现了资源共享,利用了私人部门在技术和项目管理上的经验优势,降低了由搜寻、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的交易成本。不仅如此,混合组织是建立在长期合作契约之上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能够有效减少参与者各方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减轻逆向选择的危害并降低内部监督的成本。

2. 改善公共福利。PPP作为一种混合组织, 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改变公共部门和市场之间的角色。信息技术的进步增进了政府和企业整合和运用外部资源的能力,PPP就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相互渗透的结果。一般地讲,PPP中的私人部门掌握着提供公共物品的核心生产要素,且PPP的混合组织可以通过与其他私人部门签订承包、分包等合同来使更多私人部门参与到公共物品的提供中来。公共物品如果不采用PPP,政府需要成立庞大的纵向一体化组织并通过市场交易行为来提供公共物品并负责公共物品的经营管理。采用了PPP后,公共部门可以充分利用私人部门的资金、技术、信息等来完成公共物品的建造和经营, 这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还能创造出能够利用技术变革和市场机会的新的交易。因此,PPP作为一种混合组织能充分利用私人部门的资源,比公共部门直接提供公共物品更能增加社会的福利。

三、PPP 演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 一) 系统演化理论

系统演化理论源自系统科学。所谓系统,是指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并与环境发生联系的各要素的集合。一个具体的系统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一是必须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组成; 二是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 三是系统具有确定的功能。这三个基本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就不能构成一个系统[6]。系统科学主要研究系统的要素、结构和性质,是一门总结复杂系统的演化规律,研究如何建设、管理和控制复杂系统的科学。

系统内的各要素之间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相互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系统内的各要素按照一定的层次和顺序,在空间和时间位置上形成有序结构。系统的状态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系统的动态性表现为两种形式: 一是平衡动态,即系统状态随时间变化但并不改变系统的内部结构; 二是演化动态,这时系统的内部结构和行为功能会发生变化,而造成系统状态随时间的变化。

狭义的系统演化仅指上述的演化动态,即系统结构或性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广义上的系统演化还包含了平衡动态,它包含了系统的任何可能性变化。因此,从广义上讲,任何一个客观存在的系统都处于不断演化之中[7]。根据系统演化理论,系统自身是一个复杂的层级结构,又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系统演化的动力来自系统外部和系统内部两个方面。系统演化的外在动力源于系统与环境互动方式的变化。环境的变 化会导致系统对环境的不适应并对系统的演化形成压力,要素离开平衡状态并通过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在远离原平衡状态的情况下形成新的系统结构,实现一种新的平衡状态,它比原先的平衡状态前进了一步,即出现了系统演进。系统演化的内在动力则源于系统结构的变化, 系统结构的变化又源于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 二) PPP 演化的一般机制

系统必须能够动态地适应环境的变化,缺乏效率的组织形式和功能会不断被富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和功能所取代。PPP系统与其他经济系统一样,其演化的过程就是不断适应新环境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归结为差异、选择和维持这三个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8]。所谓差异,是指系统中的亚群体在禀赋、行为模式及组织形式上的不同。形成PPP的两个主要亚群体,即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 显然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公共部门拥有公权力,追求社会效益,私人部门拥有资金和技术,追求自身的利润最大化。所谓选择,是系统及系统中的亚群体适应环境的过程,适应环境者继续存在并发展,不适应环境者被淘汰。PPP项目可能因为适应环境而带来双赢,也可能因为对市场需求、生产成本或市场竞争等外部环境的误判而失败。所谓维持,是指系统的存续,既包含对原有结构的遗传,也包含对因为知识积累带来的成功变异的保持。维持源于惯例,即系统中重复且可预测的行为。惯例的存在能够缩短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适应环境的时间,降低合作的成本。但当惯例因为环境变化而妨害了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的目标实现,上述的选择过程就会发生。一旦由于选择所导致的变异取得合法性并形成新的惯例, 选择的结果就是有效的,将被继续维持直到新变异的发生。

对PPP演化机制的理解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PPP发展过程的描述,二是对PPP演化动力的探讨。PPP系统是一个经济系统,其演化的路径和动力与自然系统或机械系统有本质区别。作为一种近20年才出现并被广泛应用的新型组织系统, 知识是其最为基础性的要素,知识的积累、开发及应用,是决定PPP系统适应环境能力的基本因素。PPP系统的演化始于知识积累,知识积累引发系统的变异和选择,并进而导致了系统的结构变迁,结构变迁带来知识存量的增长,使知识积累得到更新并开启下一轮循环。PPP的各参与方存在差异, 尤其是知识结构上的差异。外部环境促使各方去积极实现知识共享,从而导致PPP系统的知识积累。环境的变化和知识的积累引发变异的出现, PPP面对出现的变异做出选择,选择的结果导致了系统结构的变迁,并带来新一轮的知识积累。这时,维持机制将发挥作用,被实践证明有效的结构变迁将被合约固化并取得合法地位,为新知识的出现及变异的再次发生奠定基础。

( 三) PPP 演化的动力机制

系统的演进是在要素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和展开的。环境是系统存续的外部条件,环境的变化对系统构成了持续的压力,是系统演化的外部动力。适应环境的变化又离不开系统内部要素的改变, 这种改变是系统演化的内部动力。PPP是一个系统,由若干子系统构成,其本身又是社会经济这个更大系统的子系统。要认识PPP演化的动力,就要将PPP置于社会经济这个更大的系统之中,通过对PPP系统要素之间关系以及要素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寻找PPP演化发展的动力。事实上,PPP系统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要素具有适应性并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PPP系统演化的过程就是该系统自适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环境的改变构成其外部动力,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其内部动力。外部动力决定着PPP系统长期中的渐进式变迁,内部动力决定着PPP系统短期中的激进式变迁。

1. PPP 演化的外部动力。

( 1) 市场需求。城市化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对城市的公共物品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而伴随着城市化所带来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又使得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不断强化[9]。人们对于公共物品不断增长的需求与公共物品受客观条件限制供给不足的矛盾是PPP演化的根本动力。这个矛盾促使人们打破旧有的供给方式并不断尝试新的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它既导致了PPP的出现,也推动着PPP的不断优化和改进。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市场的范围将扩大,对于公共物品的某些潜在需求会变成现实需求。PPP的演化往往是对这些需求的回应,因为只有在市场存在巨大需求潜力时,将公共物品的提供推向市场才具有可行性,私人部门的参与者才能从与公共部门的合作中得到一定的利益。

( 2) 政府导向。根据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公共物品因为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导致遵循“看不见的手”指引的私人部门无法提供,这个被称为市场失灵的现象为公共部门干预经济运行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事实上,极力倡导大市场、小政府的亚当·斯密就将提供公共物品最为政府为数不多的职能之一。问题是公共物品往往具有投资数额巨大、投资回收期长、投资回报率低等特征, 仅仅依靠政府来提供会出现资金供给不足、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的导向开始发生改变,打破原有公共物品供给一元化格局,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公共领域,逐步形成了由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提供公共产品的多元化格局[10]。公共部门积极寻求以多种形式与私人部门进行合作,以BOT、TOT、DBFO等形式为代表的PPP得到了迅速发展。可以说,政府的导向对于PPP的演化具有重要影响, 是PPP演化的重要外部动力。

( 3) 竞争机制。竞争是推动PPP演化的又一重要外部动力。无论是来自公共部门的参与者还是来自私人部门的参与者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对于公共部门来讲,蒂伯特的“用脚投票”理论认为,个人在各管辖区之间的移动,产生了一个类似市场的解决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方法。为实现效用最大化目标,个人通过“用脚投票”的迁移, 选择能够提供给他们最满意的公共服务与税收组合的区域居住,每个人可以得到接近于其偏好的提供水平; 而同时,各区域之间通过相互模仿,相互学习,会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11]。这个理论表明在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竞争机制,如果某个地方政府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表现不力,其辖区的企业和居民会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向其他城市迁移。对于私人部门来讲,最终的经营业绩取决于其在与其他私人部门竞争中的成败。竞争中的成功者将得到超额利润,失败者则面临亏损甚至是破产。竞争给私人部门带来压力,迫使它们不断寻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率的方法,从而推动了PPP的演化。

2. PPP 演化的内部动力。

( 1) 创新体系。PPP演化的内部动力来自PPP系统所依赖的创新体系。该创新体系包含着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方面,且具有特定的层次结构。其中,技术创新是最为基础也最为根本的推动力量,它的出现能够诱发制度创新并导致系统状态发生激进式的变迁。制度创新为系统提供了渐进式变迁的激励结构,是突变的内生机制,保障这选择过程的合法性[12]。

PPP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有效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创新。公共物品创新是指根据已有的知识产生关于新公共物品的构想,经过应用研究、技术开发、转化应用等环节开发出新的公共物品,更好地满足公共服务的需要。这个过程虽然不存在市场风险,但却存在着巨大的技术风险,因为开发新的公共物品,要么需要开发新的技术,要么需要对旧技术进行新的应用。公共产品创新的过程是由信息收集与分析、评价分析与决策、研究开发和生产以及效益评价等环节组成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公共物品创新的主体可能是公共部门,也可能是私人部门,一般地讲,供给者往往就是创新主体。

技术创新能够诱发制度创新的出现。各个国家的政府在实践中不断探寻合适的公共物品创新的路径。20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率先实施了现代意义上的PPP。起初,PPP只是为了缓解财政压力而采用的一种融资方式,现在PPP已经发展成为公共物品创新的主要方式。PPP的应用能够结合参与者各方的资源,降低交易成本并提高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PPP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要成功运用PPP,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第一,清晰完善的政策法规制度。私人资本投资于公共项目,意味着资金要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沉淀。因为投资在短期没有回报,所以私人部门对相关的法律制度和优惠政策必然极其关注。为了吸引私人部门的参与,政府部门需要进行制度创新,明确在PPP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分别享有的权利和应该承担的义务。第二,适度竞争的市场结构。公共部门在公共物品供给上的垄断地位会带来低效率,在引入私人部门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同时,也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引进竞争机制,培育出产权明晰、具有自我约束机制的市场竞争主体,塑造适度竞争的市场结构。

( 2) 学习机制。PPP是一种混合组织,通过对组织内各种资源的有效组合来实现其目标。正如前文指出,知识是PPP系统最重要的要素。知识积累是推动系统演化的主要内部动力。知识的含义非常广泛,包括各种理论、信息和技术。知识源于学习,PPP创新体系的主要表现就是系统内亚群体之间的知识互动所产生的网络式创新。一个PPP项目从设计论证到建造运营,除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参与外,往往还有一些来自行业协会、高校、科研院所、政策性银行等机构或专家的参与。这种创新模式突破了传统学习的组织边界,来自官、产、学、研等诸多领域的组织之间的相互学习成为创新的知识源泉。

学习是应对千变万化的外部环境的根本手段, 各参与主体对于自身目标的追求使得有效的跨组织学习成为可能,学习是对知识的掌握、积累和应用[13]。PPP作为一种混合组织,既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也是一个从事创新性学习的主体。对于外界知识的模仿、消化和吸收称为知识的学习效应,运用新的知识对原有知识进行改造和创新并因而获取新的知识称为知识的积累效应,将新的知识运用到产品的生产和管理中称为知识的渗透效应。PPP作为一个系统,业绩决定其演化的路径,能否取得良好的业绩则取决于能够建立起有效的学习机制并充分发挥上述三种效应。

PPP应对竞争压力的主要途径是参与各方之间的合作。PPP中的参与各方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 基于这种关系,系统的亚群体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PPP的各个参与者既是知识的需求者,也是知识的供给者。系统亚群体之间的这种双向推拉,促成了系统内部的知识共享。一般而言,知识可以分为一般知识、产业特定知识和企业专属知识三个层面,公共部门通过PPP可以通过对企业专属知识的共享来提高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另外,PPP也有助于各参与者提供自身的学习能力。学习能力包含学习企图、吸收能力和整合能力三个层次, PPP提供了组织间相互学习的平台,参与各方能够通过学习其他参与者的知识来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为从事更多的PPP项目进行知识积累。

四、结语

动因机制 篇6

一、孝文化在企业中的传播动因:孝道、孝义、孝行的主体传播内容

当前, 我国企业在管理上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 即企业文化难以落地和推行, 员工接受度低, 同时, 为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企业采用西方式管理方式时又遭遇中西文化冲突, 管理效应难以发挥。其实, 这些管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文化困境。因此, 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 并将之进行一定程度的创造性革新, 使之适应现代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传播的需要, 就成为孝文化进入企业内部进行传播的最初动因。

“孝”本身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之一, 是“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的内容, 是道德行为的生长点, 在调整人和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方面, 有着特殊的意义。”[2]《孝经》开宗明义说:“夫孝, 德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这是说“教”字从孝, 上施下受, “以道诲人, 教化人至德至善, 启发人的良知本性, 故教从孝而生”。[3]可见, 孝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核心内容, 是中华文化的鲜明特质之一, 而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 依靠孝文化规范个体行为、进行集体管理就是孝文化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因此, 企业之所以将孝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并进行传播, 其主要动因就在于孝文化的文化内涵具有很强的个体规范和集体管理功能。

第一, 孝文化从“孝道”观发展而来。有学者认为, 儒家的孝道观“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最大的文化特质”, [4]最早从夏、商、周及其以前的祖先崇拜观念发展而来, 到先秦儒家时则发展成为一种反思家族生活的人生哲学, 秦汉以后“以孝治天下”的孝道观进入了国家政治哲学的层面, 承担起社会管理的角色。但进入现代公民社会后, 孝道观开始恢复其本义, 担负着以“扶幼养老”为主的社会职能。传统孝道以《孝经》体现最为集中, 被认为是“仁之本”, “没有它, 中国就没有伦理道德可言”, [5]使孝道被赋予了相对于整个传统社会伦理道德而言的本源性意义。因此, 作为一种观念意识, 孝道一旦在传统社会中获得人们的认可, 它在社会内部就会具有极强的凝聚作用, 对外又具有极强的排他性。

第二, 孝道上升至学理层面又体现为具体的“孝义”思想。它包括两个部分, 即基于血缘意义上的养亲和敬亲, 它强调物质赡养的同时尤其注重对父母精神层面的关爱, 故“养亲是孝的外在行为, 敬亲则是孝的内在动因”。[6]此外, 孝义实际上还包括一个社会意义层面的“延伸”过程。有学者认为它以宗法社会的个体为圆心, 向三个方向进行了演延, 首先是向上的延伸, 从至亲父母到祖辈、曾祖、家族祖先, 反映了传统的血缘亲族关系;以此为基础再进一步向上演延到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这形成了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和谐的根基。其次是对“孝道”意识的横向演延, 是“由家庭向父族系统、母族系统、夫族系统和妻族系统等等与孝本体相关的血姻亲系统发展的过程”, [7]最常见的如兄弟姐妹之间的“孝悌”。最后, “孝”还有一个推理性的类比延伸, 它打破前两种以血缘为纽带的人际关系网络, 推导出了更加广泛的“孝”意识演延的社会性层次, “忠”的观念出现, 还有其他如爱国情结、尊师重教观念、尊老敬长观念等一并延伸开来。因此, “孝义”思想不但有基于血缘意义的养、敬要求, 还有基于社会层面的悌爱、忠诚要求, 这对于传统社会规范个体行为、强化个体对集体的忠诚度而言十分重要。

第三, 当孝义思想体现在人的日常行为上, 则称为“孝行”。历代孝子的孝行主要还是表现在孝养父母上, 但每一个朝代又有其特殊的一面, 总的趋势是“孝行为变得越来越丰富, 内涵也越来越广”。[8]二十五史中体现出的孝行就已经与社会生活紧紧结合, 将先秦孝义思想阐发至多个方面, 如葬亲庐墓、闻丧殒命、负骨还乡、同居敦睦、子代亲死等孝行就通过史书流传了下来。孝行是孝道观念和孝义思想的实际体现, 是孝文化在社会管理中体现价值的重要步骤。

因此, 当孝文化进入企业并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时, 其以孝道、孝义、孝行为核心的忠孝信息作为传播的主体内容, 不但对企业内部浸润中国文化熏陶的员工、管理层来说具有极强的接受优势, 还能使在孝文化浸染下的企业员工将“个人价值与家庭、社群、民族和国家的目标相结合”, [9]强化企业管理。对以中国市场和中国消费者为生产和服务导向的企业来说, 孝文化尤其具有强大的文化传播攻势, 对提升企业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品牌形象、塑造企业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公众认知上具有极大的优势。

二、孝文化在企业中的传播机制:同心圆传播路径与复合传播模式

孝文化在进入企业后, 被上升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并以企业文化的方式进行传播。但基于孝文化的特殊性, 它在企业中又拥有自己独特的传播路径及传播机制。从孝文化的传播路径来看, 在中国传统社会, “孝”作为儒家基本道德观念, 贯穿儒家思想的始终。“孝”道思想亦通过传统的家国模式和信息传播机制, 以一种无形传播的方式达到软性的社会管理作用。具体来说, 在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逻辑的道德伦理与社会生活结构中, 存在着一种“家→身→家→国→天下”[10]的信息传播顺序, 形成一个同心圆传播路径。维持这种传播秩序并为之提供以“身”为中心的传播信息, 便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儒家孝道伦理。传统儒家的孝道传播首先由家族向个体传播, 实现个体的孝文化养成, 然后再以个体为中心向家族、国家、天下进行传播。值得注意的是, 当孝文化从个体向家族传播时, “孝”向“忠”的延伸义已然体现, 即个体对家族的情感除了孝义之外, 已经包括了忠的观念, 但基于家族内紧密的血亲关系, 显然前者更重。由此, 以个体的“孝”为中心, 家、国、天下均以其为中心向外延伸, 从内向外层层推及, 传统社会形成了孝文化的同心圆传播路径, 孝文化也由此囊括了传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现代中国企业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大致与传统社会中家族所处的位置类似。传统社会中的个人在企业中扮演员工的身份, 但家则演化为企业这个大家庭。因此, 现代社会中的企业与员工家庭之间的边界, 实际上存在着模糊化的倾向, 使得孝文化能够通过相同的传播路径, 同时作用于个体的两种身份:家庭成员和企业员工。因此, 企业中孝文化的传播与传统社会相一致, 即从企业组织开始向员工传播, 但孝文化在企业中的传播路径与传统社会中的传播路径的不同就在于, 由于员工身兼家庭成员和企业成员两种身份, 缺乏家族生活中的血缘关系, 因此, 当孝文化信息从员工传播到企业时, “忠”的观念信息就显得比“孝”的观念信息更加重要, 故现代企业中的孝文化同心圆传播路径即为:企业孝文化以企业组织为传播起点, 以员工为中心, 首先由企业传播至员工, 这体现的是孝义的传播;然后由员工将孝义向忠的类比延伸义传播至企业, 再到国家和世界, 由内而外层层推及。通过对“孝”本原意义与“孝”的类比延伸意义———“忠”的传播, 而将员工与企业、国家、世界相连, 同心圆传播路径由此得以打通。

此外, 从孝文化传播的过程要素来看, 其传播者不仅局限于企业领导层, 同心圆传播路径中所囊括的企业员工、管理者、消费者等都具备成为传播者的可能。同样, 其接收者可以是员工、消费者, 也可以是企业管理者、监督者。传播内容以“孝”的三层次内涵为主, 但实际上与孝文化相关的其它很多信息都可能在传播过程中附加于主体传播内容, 其传播媒介除了人际传播和内部组织传播媒介, 如企业广播、企业视频、表彰会议等之外, 还包括大众传播中的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同时, 从传播的过程模式来看, 这些孝文化信息不但以组织传播方式在企业内部传播, 还以人际传播方式在员工之间进行, 强化员工忠孝观念, 此外也通过大众传播使得企业获得社会主流文化认同。基于孝文化的这样一个复合传播机制, 企业内部每一位员工同时作为孝文化传播者和接收者, 都被企业的孝文化传播圈所囊括了, 孝文化也为企业获得了由企业内部向外围逐渐拓展的多重传播效应。

三、孝文化在企业中的传播效果:由内及外的多重传播效应

对于孝文化进入企业后所发挥的作用, 有学者认为它是“企业凝聚人心、增强效益的‘润滑剂’”, [11]也有学者认为它使“企业文化易落地”, [12]还有学者认为它甚至能够使国有企业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进行正向转化, 因为它可以“使员工形成共识, 产生对国有企业目标、观念的认同感和作为国有企业一员的使命感, 从而产生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凝聚力, 消除矛盾冲突”。[13]从传播学角度来看, 通过前述孝文化在企业中的传播路径和传播机制进行的分析, 企业伦理中的孝文化也体现出多重的传播效应和相应的管理价值。

(一) 组织传播的核心凝聚效应:增强企业向心力, 提升员工忠诚度与上进意识

首先, 企业通过组织传播, 尤其是将孝文化作为企业文化予以推行, 无疑将提高企业的向心力。在前述的传播路径和传播机制作用之下, 企业孝文化的组织传播效应体现出一种极强的信息控制特征, 如处于同心圆中的个人对同心圆内部及外部的信息, 尤其是不利信息, 产生一种同化或“外拒”的认知特点。对于处于圈层中的个人或群体而言, 整个传播过程就具有一种“在认知上趋向于同化对象, 对外部信息保持高度警惕”[14]的行为倾向。从传播学“选择性接触”这一理论的角度亦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该理论认为, 受众并不是不加区别地对待任何媒介内容, 而是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既有立场和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媒介内容进行接触。同时, 选择性接触行为的结果更容易在强化人们原有态度的方向上起作用, 而不是导致它的改变。因此, 受孝文化影响的员工更容易将个体的身份认同与企业相连, 在接受外部信息时会自然而然地将更符合企业伦理价值观、利于企业的信息进行选择性地注意、理解和接受, 反之, 对不利于企业的信息则选择性地不注意、不理解或不接受。由此, 企业更有利于增强员工凝聚力、维护企业形象。

其次, 基于孝道伦理层层类推的企业文化, 才使得深受中国传统孝文化浸染的中国员工, 有可能将企业文化转化为对企业的高度认同感。同时, 由于孝文化本身内含着“忠”的类比延伸义, 因此, 企业推行孝文化, 更容易激发员工对企业的高忠诚度。实际上, 在古代中国社会, 儒家治理天下的基本逻辑便是由孝及忠:首先强调个人对父母的孝, 然后再将个人的这种“孝”推及到国家层面的“忠”。只有这样, 传统社会中的个体才可能得到社会认可。有了孝、忠的认可, 个体才有进入到国家层面发展的可能。由此可见, 孝、忠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高度的一体性, 这对于企业而言亦是如此。处于企业孝文化传播圈中的员工, 当他们向企业“反馈”时, 由于没有家族的血亲关系, 因此, “孝”的观念信息减弱, 而“忠”的观念信息随之增强, 而且这种“忠”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企业文化鼓励的, 因此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能够借此得到较大的提升。

最后, 现代管理学核心课题之一便是绩效研究, 而提高员工的上进意识与工作积极性历来都是理论与实践难题。从中国传统的孝文化入手, 可以为中国企业增强员工的创新意识、提高员工的上进意识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从传播心理学角度来说, “孝”除了物质上赡养父母和精神上尊敬父母外, 还包括“子承老”的部分。这样一种基于传统孝文化的“成才观”在企业这个大家庭中对员工亦同样起作用。员工在企业的工作、生活中, 回报感与成才的愿望会被企业推崇的孝文化暗示、刺激, 促使其上进, 其他员工又在企业的组织传播中、员工间的群体传播中受到感染, 个体上进意识亦由此受到鼓励, 并逐渐转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愿的上进冲动。从传统社会生活同心圆由内向外的特殊传播路径中亦可以看出, 传统社会中个人的人格、道德经由同心圆传播结构, 通常就被无限放大为社会情操, 甚至被赋予兴国安邦、平治天下的宏大意义。推及企业, 在日常管理运作中, 当处于企业孝文化传播中心的个体员工, 其上进意识通过组织传播方式进行内部传播后, 同样可被放大而形成一种企业层面上的员工模范。这种以个人孝道为基础的、包含对企业忠诚的员工模范, 其传播力量必然远远超过企业管理层硬性挖掘的、通过制度管理产生的工作模范。同时, 这对于提高企业员工整体的上进意识、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如此良性循环对于企业建立员工模范的长效机制亦有良好的辅助作用。

(二) 人际传播的内部协调效应:和谐员工关系, 稳定企业人事架构

传统的儒家孝义通过社会意义层面上的延伸和类比意义上的推演, 而具有协调社会成员关系的强大作用。当孝道思想成为企业文化的重要部分并在企业员工之间进行人际传播后, 这种道德性调节作用会更加凸显出来。在企业这个大家庭中, 同级员工和上下级员工之间更容易建立起类似兄弟姐妹的关系, 而孝文化则在其中发挥类似“悌”的作用, 不但和谐主雇关系, 减少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摩擦, 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协调同级员工之间的关系, 并且能够通过协调员工关系使企业内部指令达到上行下效的效果, 使企业运作更加顺畅。因此, 企业崇“孝”、提倡员工遵守孝道, 无疑将使中国企业在从情感层面上营造员工之间和谐、融洽、互助的家庭式工作氛围变得更加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此外, 由于传统社会中的个人必须首先进入孝子的人际传播圈层后, 才能进入对国家而言的忠臣的大众传播圈层, 因此, 传统社会的孝文化还体现出一种极强的、同时又是被个体内化的传播控制特征, 并且表现出极强的稳定性。同样, 将“孝”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核心, 强调员工的孝道伦理品质, 使其所规定的“孝子”品格在企业中通过人际传播更进一步成为员工之间互相认可的一种高尚人格, 并成为评价一名员工合格与否甚至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也就是说, 一名对父母不孝顺的员工, 便无法进入企业的优秀员工认证程序, 员工个人在企业内部及其他员工中的形象、地位、待遇、升迁等更无从谈起, 无法进入企业核心层。因此, 在企业孝文化的人际传播圈层中, 员工必然首先具备一定的道德水平。同时, 由于孝文化作为一种情感性力量, 在协调员工关系的过程中, 必然促使员工之间发生情感联系。它打破了企业人事架构单纯的行政属性, 因而能够使员工对企业产生较强的情感依赖和稳定的共同体心理。由此, 企业才能留得住人才, 人事架构亦能获得相对的稳定性。

(三) 大众传播的外部认同效应:获得主流文化认同, 提升企业品牌形象

企业作为社会组织, 其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必须首先获得主流文化的认同方可顺利进入消费渠道。反之, 几乎很难想象企业文化与社会传统价值观念不相符甚至背道而驰的企业能够取得成功。社会生态学理论也认为, 对于企业而言, 社会文化因子作为一个包括社会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在内的文化总和, 会“通过影响消费者的思想和行为来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15]因此, 企业要获得消费者认同, 其企业文化必须首先与主流文化取向一致, 而孝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文化的核心, 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高认同度。以孝文化为核心打造企业文化, 再以大众传播方式进行传播, 必然使企业文化在价值取向上接近主流文化心理, 帮助企业获得主流文化认同。企业文化通过大众传播获得主流文化认同, 又必然有利于企业品牌的构建。以孝文化为核心特征的品牌形象对中国顾客而言首先就具有文化上的亲近感, 同时由于企业孝文化所提倡的养亲、敬亲的人伦责任感, 很容易在大众传播中通过暗示等方式, 使顾客联想到品牌所包含的企业社会责任感, 这对于提升企业品牌形象无疑具有巨大优势。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 孝文化对于中国企业的传播效应, 不但充分体现了现代传播对企业管理、文化创新的巨大影响, 也说明了现代中国企业单纯借鉴西方管理的路子已然走不通。相反, 只有将科学管理、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播相结合, 并充分发挥传统文化优势, 才是未来中国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的发展方向。

摘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孝文化之所以能够引领企业崇“孝”热潮并迅速成为中国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正在于它在企业中以孝道、孝义、孝行为主体传播内容,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拥有较强的文化接近性与文化管理价值。同时, 与西方企业文化相比, 正是通过其同心圆传播路径及复合传播模式形成的特殊传播机制, 孝文化才为企业获得了由内及外的多重传播效应, 展现出强大的企业文化力量, 它同时也说明企业管理、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播的结合已成趋势。

动因机制 篇7

在新的购债框架下,欧洲央行将为欧元区各成员国政府降低市场融资压力,但这要以各政府能够达到其改革计划目标为前提。一方面,欧洲央行要求西班牙等重债国推行债权国家要求的严格的财政缩减以及改革计划;另一方面,央行会相机抉择进入国债市场干预,帮助相关国家降低融资成本。这一购债计划成功消除了投资者针对欧元和西班牙国债的恐慌情绪,稳定了整个欧元区的金融市场,为重债国政府争取到了更多时间来应对债务危机,对于欧债危机的演进有重要意义:短期风险即将褪去,潜在风险开始从重债国转向欧元区整体经济。

一、欧债危机的多重均衡是欧洲央行入市干预的动因

欧债危机目前面临着多重均衡——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的自我实现结果。与银行业挤兑自我实现的过程类似,政府国债市场也存在流动性向偿付性危机转化的可能性。由于政府负债的流动性比它们的资产流动性要高得多,因此,如果投资者认为政府具有清偿力,那么政府就可以按无风险利率借款;如果投资者开始产生怀疑,并要求更高利率,那么高利率很可能逐步导致政府违约。债务水平越高,从具有清偿力到违约之间的距离就越短,具有清偿能力的利率与可能违约的利率之间的差距就越小。一旦市场对欧元区的质疑达到阈值边缘,欧洲央行就需要实施有效货币政策暂时稳定金融市场。

西班牙债务危机触发欧债危机悲观均衡。2012年7月中旬,西班牙央行公布的6月份银行业坏账率接近10%,坏账规模达1643.6亿欧元,这是西班牙1962年统计该数据以来出现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西班牙地方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加泰罗尼亚等四个自治区向西班牙政府申请流动性援助,资金总需求预计将达112亿欧元。西班牙经济陷入多重困境,投资者信心丧失殆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攀升至7.62%(见图1)。一旦市场认为西班牙政府无法偿付债务,那么其国债就会处于风险之中,这种看法会持续存在;而当投资者离开西班牙国债市场后,他们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再回来,与此同时,当市场都在谈论西班牙政府调整财政赤字目标时,许多金融投资者会开始忙着研究西班牙的银行业和劳动力市场,不断揭示新的风险,直至西班牙政府宣布违约或欧洲央行入市干预。

数据来源:彭博数据库

二、OMT政策机制与特点

此次欧洲央行推出的OMT货币政策具有较为显著的机制和特点。

(一)OMT购债机制

根据欧洲央行公布的购债方案,整个救援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严格限定购债的先决条件。成员国必须能够进入国际债券市场,满足EFSF/ESM在一级市场的购债条件,在得到EFSF/ESM援助后,欧洲央行才会启动OMT购债计划,债券购买主要集中于1～3年的短期债券;这暗示欧洲央行不会购买葡萄牙、爱尔兰、希腊等没有进入国际债券市场国家的国债,近期主要会购买西班牙、意大利债券。

其次,欧洲央行放弃债券优先权、且债券购买不设上限。欧洲央行会完全冲销OMT计划所购买的国债,并且每周公布一次OMT计划的持仓总量及市值,每月公布一次OMT持仓的平均期限及国别分布。在此过程中,欧洲央行通过OMT计划购买债券没有数量限制,且享有与其他债权人同等的索偿地位。

最后,欧洲央行会根据救援国执行条件的具体程度,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力度。欧洲央行理事会将从货币政策和条件是否被遵守的角度考虑OMT的时限,一旦觉得目的已达到或条件没有被遵守,欧洲央行理事会有权终止OMT。在对受援国进行彻底评估后,欧洲央行理事会有权决定OMT的启动、延续和暂停。在这个过程中,IMF也将参与设定针对具体国别的OMT购债条件并监控计划的实施。

(二)OMT主要特点

相对此前的SMP (证券购买计划),有三个主要优点。

其一,将购债与欧洲稳定机制(ESM)的救助条件绑定。与SMP的广泛救助不同,OMT要求重债国必须满足ESM的救助条件,而且IMF还将监控计划的实施,这将有利于引导欧元区成员国进行内部结构性改革,以根治导致危机爆发的深层次矛盾,将后续危机治理的主动权留在德法等债权国而非南欧债务国手中,避免出现在2011年10月,意大利获得援助后就放缓结构性改革的尴尬情况。

其二,承诺无限量购买国债。2011年11月欧洲央行实施第一轮SMP时,由于欧洲央行公布了购买限度,投资者担心欧洲央行离场后,国债收益率会再度攀升,因此,私人投资者在对重债国国债市场进行投机的同时,也乘机减持重债国的国债资产,导致欧洲央行购买的2000多亿国债资产一直存放在欧洲央行资产负债表中,难以进入市场交易。在OMT计划中,欧洲央行承诺无限量购买国债,这实际已经对重债国国债标明了潜在收益率水平,这将有利于降低私人投资者的投机行为。

其三,没有优先偿还权。在第一轮SMP中,欧洲央行购买的债券一直有优先偿还权,若主权国家出现债务重组,则私人投资者必须在欧洲央行获得偿付后,才有获得赔偿的资格,欧洲央行的入场将会降低私人投资者对国债的兴趣。在OMT计划中,欧洲央行明确表示放弃优先偿还权,这有利于引导私人投资者增加对国债资产的稳定需求。

三、OMT的潜在影响

在欧洲央行宣布入市干预后,短期风险即将褪去,潜在风险开始从重债国转向欧元区整体经济,具体而言包括以下方面。

(一)对欧元区的影响

短期风险即将褪去。自西班牙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以来,欧元区崩溃所产生的欧元风险溢价大幅上升,资本大量流出欧元区。欧洲央行此时出手可以稳定市场信心,鉴于其承诺无限量购买欧元区国债,且欧洲央行购入的债券没有优先级地位,预计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国债收益率会迅速下降到可承受范围。这有利于稳定重债国金融环境,降低结构性改革难度,给欧元区买到宝贵的时间。

激化欧元区内部矛盾,政策执行可持续性存在疑问。此次OMT一直受到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的坚决反对,随着德国经济放缓和国债风险的上升,德国央行与欧洲央行的矛盾会越来越激烈,这将增加欧洲央行干预市场的难度;与此同时,西班牙政府已经面临偿付危机,国内改革空间日渐萎缩,一旦宣布难以满足欧洲央行的严厉的救助条件,这将再次威胁到欧元的存亡,欧洲央行势必会违反其制定的前提规则,届时欧洲央行的公信力会受到市场广泛质疑。

重债国道德风险上升,长期风险将扩散到整个欧元区。欧洲央行直接进入债务国国债市场购买国债,是一种隐性的赤字货币化,实际上是提前实施了欧元区的财政风险分担机制,让整个欧元区国家共同承担国债风险。债权国国家的国债将会和重债国国债绑定在一起,投资者会提高债权国国债的风险溢价;而且,当救援机制开始由欧洲央行主导时,债务国的道德风险会显著上升,财政整顿有陷入停滞的风险,一旦央行离场,投资者会重新开始对重债国国债市场的投机冲击,提高债权国风险分担的成本。更重要的是,此次欧洲央行执行的OMT政策实际上是欧元区所有国家一起承担重债国的融资成本,若未来无法根治内部失衡,欧元区会出现更猛烈的资本外流。

(二)对中国的影响

欧洲央行OMT政策在稳定欧元区金融市场的同时,也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其一,中国经济可能会重新面临资本流入的冲击。欧债危机爆发后,跨境资本流动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当前一些亚洲已经重新开始面临资本流入的冲击;欧洲央行OMT政策有利于降低全球投资者避险需求,这会让中国重新面临资本流入问题。其二,欧洲央行OMT政策降低了欧元贬值速度,这有利于直接以欧元作为结算货币的那部分中国对外贸易。

总体而言,此次欧洲央行的行为显得更有章法,在稳定金融市场的同时,也给自己留下了很多迂回的空间。短期内,欧洲央行入市干预有利于稳定市场信心,维护欧元区国债市场的稳定,恢复投资者对欧元的信心,止住欧元下跌的颓势。但是,若重债国在获得援助后仍缺乏改革压力,没有按步骤进行结构性改革来恢复竞争力,实现欧元区的再平衡,那么,整个欧元区的治理过程会再次陷入混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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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丁志杰,孙小娟.全球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实践[J].中国市场,2012,(3).

[3]Paul De Grauwe.The Economics of Monetary Union[Ml9th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动因机制 篇8

近年来,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问题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国外学者们通过各种实证方法,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行为做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我国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研究起步较晚,与西方国家的研究状况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由于我国的市场背景与国际环境尤其是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异,导致了我国自愿性信息披露研究的特殊性。

国外对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类:第一类是研究股价变化同自愿性信息披露出现的相关性[1];第二类研究把自愿性信息披露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联系起来;第三类研究则把目光投注在自愿性信息披露与财务问题的关系上;第四类研究的重点是自愿性信息披露与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论证[2,3]。

其中,对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动因机制的研究也是一个基础而重要的研究。现阶段对其研究主要从逆向选择的角度和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分析,从逆向选择的角度分析,公司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在对公司利差消息的披露质量方面;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分析,公司管理层与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在激励机制与管理者的报酬方面,上市公司的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的关系,他们之间又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

本文从生态学的角度对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动因机制的进行研究分析,以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和管理层报酬最大化作为信息披露决策的标准,是一个新的角度和尝试,主要体现在包含公司内部股东和上市公司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生态关系方面。

2 从生态学的角度分析自愿性信息披露机制

将上市公司看作一个种群,将外部投资者看作另外一个种群,则它们相互之间当各自独自在一个自然环境中生存时,产出水平(对应于上市公司或外部投资者的收益)的演变假定均服从逻辑斯蒂(Logistic)规律。假设外部投资者为中小投资者,它们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相对公司本身来说很小。假设x1(t)、x2(x)分别为外部投资者和上市公司t时刻的平均产出水平,并假设其他为时间的函数;r1和r2为产出水平在独立生存状态下(对应于上市公司不通过融资和外部投资者独自经营)的平均增长率;N1和N2为在独立生存状态下的平均产出最大值,于是,对外部投资者和上市公司,有

当t→∞时,xi(t)→Ni,i=1,2。其中:xi/Ni为实际产出占最大可能产出的比例,称为独立产出饱和度。

当上市公司与外部投资者在同一环境中生存时(对应于两者同时进入证券市场),则会产生相互影响,设σ1为上市公司的独立产出饱和度对外部投资者产出水平提升的贡献;σ2为外部投资者的独立产出饱和度对上市公司的产出水平提升的贡献(σ1,σ2>0).

两种群之间共有4种关系:捕食关系、互惠共生关系、竞争关系、寄生关系。显然,上市公司与外部投资者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那么,上市公司与外部投资者剩下的3种关系分别通过建立模型来分析。

2.1 互惠共生模型

上市公司与外部投资者互惠共生时对双方都有利,此时假设外部投资者可以独立生存,此时建立模型

为了研究上市公司与外部投资者作为两个种群在互惠共生模式下的结局,即t→∞时,x1(t),x2(t)的趋向,只需对式(2)的平衡点进行稳定性分析。首先根据式(2)解代数方程组

得到4个平衡点,即

对于上市公司和外部投资者来说,只有当平衡点位于平面坐标系的第一象限时,(x1,x2≥0)才有实际的意义,所以对P4而言,要求满足条件σ1σ2<1。根据判断平衡点稳定性的方法,得到4个平衡点的稳定条件,如表1所示。

为了便于对平衡点P4的稳定性进行分析,在相平面上讨论它们。在式(3)中记

对于σ1,σ2的不同取值范围,直线φ=0和ψ=0在相平面上的相对位置不同,由P4的稳定条件σ1σ2<1,σ1,σ2

共可能有3种取值情况

A1情况下的相轨线图如图1所示。

在图1中,直线φ=0和ψ=0将相平面(x1,x2≥0)划分成4个区域

S1:x觶1>0,x觶2<0;S2:x觶1>0,x觶2>0;S3:x觶1<0,x觶2>0;S4:x觶1<0,x觶2<0.

从4个区域中,的正负可以看出其相轨线的趋向(如图1)。同理可以分析该模型在A2,A3情况下的结论,得到理论上P4均可达到稳定。然而,是否符合实际情况,需进行进一步分析。

分析A1:σ1<1,σ2>1,σ1σ2<1的实际意义,起关键作用的部分是σ2>1。A1等价于:σ2>1>σ1,又由σ1σ1<1要求σ1很小,注意到σ1与σ2的含义,实际上是外部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要远大于上市公司对外部投资者的影响,这与本文的假设不符。

同理,分析A2,A2等价于:σ1<1<σ2,此时上市公司对外部投资者的影响较大,此时,外部投资者的投资策略取决于其对公司的了解情况,说明上市公司需加大自愿性信息披露,来吸引外部投资者,达到融资等需要。此时双方互惠共生的结果为:外部投资者的生态收益为,上市公司的生态收益为,外部投资者和上市公司双方都获得了比各自独立生存时更大的收益。这种情况普遍存在,即有实力的上市公司通过加大自愿性信息披露展示自身的价值和优势,吸引外部投资者投资,外部投资者据此对公司进行判断识别投资,从而最终两者均获利。此种情况下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是双方的理性选择,上市公司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外部投资者督促其自愿性信息披露。

经分析,A3表示上市公司与外部投资者彼此的影响都比较小,这种情况对应于这两者刚进入证券市场或证券市场初建的时候,随着证券市场演化,这种情况必定会向更加稳定的情况趋近,故在证券市场中,此条件并未达到稳定。

故P4的稳定条件为:σ1>1,σ2<1,σ1σ2<1.

2.2 寄生关系模型

若外部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寄生关系,即外部投资者靠从上市公司获取利益而生存,如果没有上市公司就没有外部投资者的存在。设外部投资者的自然增长率为负,此时,外部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有3种情况:有利、有害、以及既无利也无害,由于寄生关系时一般外部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实际影响都不大,故此设外部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既无利也无害,则此时可建立模型

对该模型进行稳定性分析,得到:平衡点P1(N1,0)和P2(-N1,0)不稳定;平衡点P3(0,N2)的稳定条件为σ1<1;平衡点P4[N1(σ1-1),σ2]的平衡点的稳定条件为σ1>1。

以上分析得到理论上有两个平衡点P3和P4可达到稳定。其中,P3点达到平衡稳定的要求为σ1<1,即上市公司对外部投资者的产出水平的贡献比外部投资者对自身的阻滞作用小,这时外部投资者靠寄生在上市公司获得收益很少,而上市公司的收益也没有变化,此时上市公司除了强制性信息披露外,对公司的自愿性披露信息采取完全披露可有可无,这种情况在现实的证券市场中几乎没有,所以P3点的稳定条件不易达到。P4点达到平衡稳定的要求为σ1>1,表示外部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产出水平的贡献比上市公司自身对自身的阻滞作用小,当1<σ1<2时,外部投资者的获利仍然不大,没有动机提供自愿性信息披露,当σ1>2时,外部投资者寄生于上市公司获得收益,然而由于上市公司的收益变化不大,故此上市公司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积极性不大。

2.3 捕食关系模型

公司由于通过自愿性信息披露一些对公司有利的虚假信息,或夸大公司的正面市场价值,来诱导混淆外部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吸收外部投资者的资金,从而获利的行为,类似于生态学中的捕食关系。假设此情况下的外部投资者可以独立生存,双方互动的结果对上市公司有利,对外部投资者有害,此时可以建立模型

对该模型进行稳定性分析,得到:平衡点P1(N1,0)与P2(0,0)不稳定;的稳定性条件为σ1<1;平衡点P4(0,N2)的稳定性条件为σ1>1。

以上分析得到理论上有两个平衡点P3和P4可达到稳定。其中,P3点达到平衡稳定的要求为σ1<1,对应于证券市场中的一些股民被套牢而损失惨重甚至血本无归的现象。对应于公司价值低的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很少甚至没有,股民由于缺少足够的信息而判断失误导致投资失误。对应于公司价值低的上市公司为了吸引股民投资,有积极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但其中含有大量虚假信息或夸大业绩正面形象的好消息,而避开披露对公司不利的坏消息,来诱导投资者。自2001年来,安然丑闻、世界通信巨额会计欺诈丑闻等一系列的财务丑闻的曝光,致使美国资本市场已损失7万多亿美元;加拿大著名电信设备制造商北方电讯网络公司在2004年的财务丑闻给加拿大及整个北美投资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2003年的意大利食品加工企业帕玛拉特财务丑闻案、瑞士Adecco公司财务丑闻给欧洲股市带来恐慌。这些国际大公司的丑闻不禁引起人们的震惊和愤怒,同时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在我国,从“深圳原野”、“琼民源”到“东方锅炉”、“大庆联谊”、“银广厦”、“中天勤”到近期的“草原兴发”等案件也屡有发生,给我国证券市场带来了十分惨烈的影响。P4点达到平衡稳定的要求为σ1>1,此时,上市公司没有从外部投资者身上获利,没有披露自愿性信息的动机,这种情况下的稳定条件很难达到。

3 结语

通过模型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寄生关系时,外部投资者有可能从上市公司获得较多的回报,此时上市公司将通过采取提高公司股价等措施来应对,因而这种情况是短暂的,不能长期存在的;捕食关系时,外部投资者的利益收到严重损害,甚至可能影响整个证券市场的均衡,对此种情况下的虚假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产生,仅凭证券市场本身的调节是不够的,还需要国家政策的监督,政府需加大对虚假信息披露的惩罚力度;互惠共生关系是最优的选择策略,此时,有实力的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的竞争中,为了得到更多的融资机会,获得更大的收益,除了国家政策规定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外,还应该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以显示自身的公司价值,更多的吸引投资者,达到融资再融资的目的。

参考文献

[1]HEALY P,PALEPU K.Stock performance and intermediation changes surrounding sustained increases in disclosure[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1999(16):485-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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