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视角

女性视角（精选十篇）

女性视角 篇1

20世纪70年代后期,肖瓦尔特在其《迈向妇女主义诗学》 中首次提出了“妇女批评学”的概念,将女权主义研究划分为两种模式,其中一种就是研究男性文本中的妇女形象、研究文学史及批评对妇女作家的忽略和贬低以及女性受众的被动地位。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肖瓦尔特对父权文本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归纳,她发现女性形象在男性笔下形成了两种极端,不是仙女就是恶魔,前者天真美丽无私,后者复杂丑陋自私,不少男作家在刻画女性形象时总是让在她天使般美丽的外表下掩饰着魔鬼般的心,表现了男性文学的厌女症,是男性的性政治在塑造女性形象的体现【1】。

《圣经》在刻画女性形象方面,一方面极力忽视淡化女性的智慧和地位,突出她们性格中的缺陷,丑化和贬低女性形象,另一方面男性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女性书写成自己希望的样子,贤惠、顺从、最好相夫教子不问世事,使之为男权社会服务。夏娃,米利暗和路德便是明显的例子。

1、 他者——附属品

《圣经》从人类起源时就将女性设定为男人的附属, 是为男性作伴而存在的。据《圣经 · 旧约全书 · 创世记》 (2:7-23)记载: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2】于是,他便让亚当沉睡,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条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名叫夏娃。

一方面,从夏娃的形成来源来看,她是亚当的一根肋骨, 是他身体的一个部分。亚当是耶和华用泥土造的,吹气在他身上便有了灵魂,这与我国神话女娲造人有异曲同工之处。 生于泥土死后归于泥土,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循环,亚当在生命体系中有自己的位置和归宿。但夏娃却不同,她的存在以亚当的存在为前提,因此她的存在本身注定是依附而不能独立,这就使得女性人类祖先夏娃从开始就处于附属地位。

另一方面,从夏娃的形成目的来看,她是为陪伴亚当, 替他消除寂寞而存在的。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句话翻译成英文是 “It’s not good that the man should be alone; I will make a helper as his partner.”【3】在这里,对夏娃的定义是helper——帮助者,是助手和他者的地位,这对于女性或者是一个有完整人格和存在意义的人来说是种否定。这种思想在基督教徒观念中根深蒂固。在家庭生活中,父亲与丈夫是家庭的领导者,而女儿和妻子必须处于顺从和附属的地位, 是男人的私有财产。

2、 魔鬼——祸水

《圣经》人类祖先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中,夏娃的愚蠢贪婪经不住恶魔诱惑是造成人类堕落的根源。《圣经 · 旧约全书 · 创世记 》(3 :4-16)记载:夏娃受到蛇的蛊惑, 偷吃了禁果,还影响了亚当,双双被赶出了伊甸园,世代受苦【4】。

在《圣经》中夏娃是“原罪”的原型,因为天生的贪婪见识短浅而受到恶魔的诱惑,造成人类的堕落,痛失伊甸园。 因此女性也就被认为是天生目光短浅、贪婪愚蠢的,需要男性的指导和管教。这就为男性限制女性在社会活动中承担的角色,将女性控制在家庭范围内提供了依据。这种偏见使整个社会认为女性的智力和能力不可能承担与男性相同的工作,只适合在家相夫教子辅助男性。另外,将女性作为灾难来临时的替罪羊和牺牲品,成为不洁和不祥的象征。这样的角色转变不免使人费解,既然男性记录者看来,人类社会的丰功伟绩都是男性群体建立的,那么长期无作为的沉默女性又怎会突然有机会和能力制造如此多的灾难和意外。

凯特 · 米利特在《性的政治》(1970)中揭露了《圣经》 中的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尽管我们处在一个理性化的时代,早已抛弃了对它字面上的信仰,但在感情上对它还笃信如初。这一有关女性是人类苦难、知识和罪孽根源的神话,直至今天还在左右着我们的性态度,因为它是西方父权制传统最重大的理论根据。”【5】笔者认为,夏娃偷吃生命之树上的智慧果并不是堕落,而恰恰是人类觉醒的开始。 之前亚当听从上帝警示,在伊甸园中过着无忧无虑却丧失自我的生活。是夏娃打破权威、渴望求知的勇气,赋予了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灵魂。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也是人类建立自己世界的开始,是向人类文明迈出的第一步。 就如离开父母庇护的儿女,在社会中艰难却执着的寻找自己的位置,这是对于自己作为人的肯定和负责,决不能认为是背叛或者堕落。

3、 天使——男性秩序的捍卫者

路德(Ruth) 是圣经中仅有的两卷以女性名字命名的书卷之一。摩押女子路德嫁给了一个逃荒到摩押的以色列人的小儿子,成了他们家里最小的媳妇。后来她的公公和丈夫及丈夫的哥哥都死了,只留下路德和她的婆婆、嫂子,三个孤苦的女人。不久,路德的嫂子也离开了。但她毅然留下来照看年迈的婆婆,并陪伴着婆婆回到了以色列,靠去拣拾别人掉下来的麦穗来抚养婆婆,生活很艰辛,而路德却从没有叫苦叫累。她的品行、她的美貌引起了一个大财主波阿斯的注意。最后,波阿斯帮路德赎回了夫家的家产,并与路得喜结伉俪,生儿育女【6】。

在男性文本的刻画中,路德作为人的性格和身份是模糊的,而突出的是她的忠贞和献身,可见在男性文化传统中塑造出的女性典型的意义就在于教导女性受众忠诚和跟随,路德的善是对男性秩序的忠诚,这种对善的肯定实际上是为男性社会服务的,并不是从女性处境和利益出发的善意考虑, 路德因此也成为男性文化压制女性意识的同谋和工具。

4、领袖——伟大但有瑕疵

《圣经 · 旧约全书 · 民数记 》(12 :1-16)米利暗是暗兰和约基别的大女儿,是《圣经》中记载的第一位女音乐家, 也是希伯来的女民族英雄,早在弟弟摩西之前就成为先知, 与弟弟亚伦和摩西共同拯救以色列民众出埃及。而在对她的描述中,因她嫉妒弟弟摩西的名声高于她,于是联合亚伦, 借口摩西娶古实女子而诽谤他,被耶和华惩罚在旷野中患大麻风,后因摩西和亚伦求情而逃脱一死。

在米利暗的故事中,同谋者亚伦并没有受到牵连,而米利暗却遭到残酷的惩罚,可见男性对女性的要求极其苛刻, 评价标准也不同。伍尔夫说:“在大人物的传记中,我们常常看到她们一眼,可是又轻捷地躲到暗中去了。”【7】男性笔者也不像对摩西等英雄那样宽容,在双重标准的评判中像米利暗这样的优秀女性都有如此瑕疵和罪孽,说明男性笔者们并不才承认或允许女性中出现如摩西等完美的领袖人物。

5、结语

女性视角 篇2

关键词：女性主义; 《木兰诗》; 女性意识; 独立意识; 自我意识;平等意识

Feminism Consciousness in The Song of Mulan From the Feministic Perspective

LI Yan & ZHANG Lin(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21 China)

Abstract： The Song of Mulan, one of the most marvelous Chinese traditional poem, is always known to people for its folksong rhymes and the noble quality of Mulan. People are impressed by Mulan who is loyal to the country, obedient to her parents and brave in the battle. This paper tends to analyze the image of Mulan from the feministic perspective, and has found feminism consciousness existing in the poem. It is Mulan’s independent, equal and self consciousness that urges her to join the army for her father.

Key words： Feministic perspective; The Song of Mulan; Feministic consciousness;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self-consciousness; equal consciousness

花木兰，这一众所周知的女性形象最早见于北朝民歌，后收录于由宋人郭茂倩编著的《乐府诗集·木兰诗》中。《木兰诗》又叫《木兰辞》，讲述了少女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驰骋沙场、载誉归来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忠君爱国、

孝敬父母的巾帼女英雄的形象[1]。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中，《木兰诗》被看作是对儒家“忠”“孝”思想的完美阐释，也正是通过花木兰这个女性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儒家伦理道德中希望能够“忠孝两全”的思想。但是，如果仅从“忠”“孝”的思想来理解《木兰诗》的主旨难免会有以偏概全之嫌，结合女性主义理论，重新审读《木兰诗》，发现其中蕴含一定的女性意识。本文试结合女性主义的相关知识，从木兰男扮女装、替父从军、驰骋沙场、载誉归来四个方面揭示《木兰诗》中的所蕴含的女性意识。

一、女扮男装——对男权社会的屈从

《木兰诗》的开篇便提到了木兰女扮男装，木兰娇俏女儿身，何苦要女扮男装?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或者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睿智的无奈之举。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男性是社会的中心，而女性处于第二性的位置，她们不是社会的主体，她们只是男权社会的附属品，是男权社会的点缀[2]。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阐述的“只要家庭和私有世袭财产仍无可争辩地是社会的基础，女人就会处于社会的最底层”[3]。因此，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只能是最底层的，她们的周围充斥着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至上的文化，而地位卑微的女性无法突破男性文化的藩篱。这种文化氛围最直接的体现便是“男治乎外，女治乎内”的思想，因而，在这样的一个男权社会中，无论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军事、家庭领域中，所有的权威位置都保留给了男性;女性也不能参加一些男性的社交活动，例如科考、出仕、行军。尽管历史上出过女皇帝、女状元、女诗人，但这些仅是男权社会的男性至上的主旋律中的一段插曲。在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观念下，在战争不需要女人的思想下，面对封建社会森严的男权制度，木兰若想以其女儿面目替父从军是只能是异想天开，要想以女儿的面孔去冲破男权社会的桎梏也只会是天方夜谭。

在木兰决定替父从军的理由里，定然有木兰的“忠”“孝”，但若认为这是最终能促成其替父从军的理由则未免有些偏颇。“忠”“孝”符合当时处于社会主流思潮的儒家思想，但是女子出征却是有悖于当时的社会常理的，因而，“忠”“孝”只能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导火索，而最终使得她能够成功的实现替父从军的，在于她的女扮男装，在于她成功的在行军的十二年中将自己化装成男性。虽然木兰最终实现了替父从军的愿望，但是，她是作为一名“男性”实现了她的“忠孝”，

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木兰更情愿以她的女儿身份去实践她替父从军的理想。“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一连串的动词“开”“坐”“脱”“著”“当”“对”以轻快的笔调写出了木兰返乡后换上女装的欣喜[4]。“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不仅写出木兰的机智和心思的细密，更体现出木兰当初换上男装替父从军的无奈和行军途中掩饰女儿身的艰辛。正是这种无奈，正是这种女扮男装的从军方式，某种程度上委婉的体现出了木兰对于男权社会的屈从和迎合，当时的木兰还不敢以女性的面孔去正面挑战男权社会男性的权威。另一方面，也影射出男权社会下的女性的地位的卑微和处境的无奈与尴尬。

二、替父从军——独立意识、自我意识的萌发

尽管木兰替父从军的方式是女扮男装，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男权社会的一种屈从，但木兰毕竟还是以一个女性去完成当时的社会给男性的任务，可以看成是木兰的一种女性的解放。“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木兰决定替父从军，从词句之中会发现是由于她的家庭背景所决定的，因为她没有兄长，而父亲年事已高，但这不是她决定从军的唯一原因。面对这卷卷都有父亲姓名的十二卷军帖，面对自己的家庭背景，面对国家的连年战乱，在这样的情况下，木兰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女性而感到不知所措，更没有因为自己女性的身份而看轻自己，她相信只要自己有男性一样的机会，自己能展现如男性一样的能力，所以她敢于披上戎装。这是木兰这替父从军的决定，体现出了她身上的个性独立意识和女性自我意识觉醒。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3]。就是说，女性的成长与发展并不是自然的，而是一定的社会强加给她的。无独有偶，女性主义研究者吉尔伯特(Sandre M. Gilbert)和古芭(Susan Gubar)认为，在男权制社会中，妇女被贬低为按男性期望和设计而产生的，囚禁在男性文本中的人物和形象。在封建社会，男权至上的文化要求女性要遵守三纲五常，遵守三从四德，在这种传统中，理想的妇女是被动的、顺从的、无私的、奉献的和天使般的，拒绝男性传统为她们设定的顺从角色的女性则是魔鬼，是不为当时的社会所接受的。因而，屈从男权社会的封建社会的女性终其一生所要面对的是父亲、丈夫和儿子为她们设定的形象：处理家庭的琐事，顺从男性的权威。男权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女性不会考虑到，作为女性，她们也可以在某些时候扮演男性的角色。虽然行军打仗是男性的任务，但是木兰不输男性的自信、勇敢与责任，使她毅然奔赴沙场。如果不是木兰身上的独立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也许终其一生都像诗的开头那样“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平庸的走完男权社会为她设定好的女性的轨迹。木兰勇敢的跳出当时的社会给她设定好的女性形象，挣脱了当时的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在她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女勇士的形象，更是当时女性世界中的女斗士形象。

三.驰骋沙场——平等意识的高潮

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驰骋沙场十二年，战功赫赫。“万里赴戎关，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短短六句，描绘出了“十年”的战争生涯，虽然这一部分用墨不多，但是，其中隐含的风餐露宿的艰辛，铁马兵戈的厮杀，可歌可泣的悲壮不言而喻。木兰所承受的生理与心理上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正是这样艰苦的战争环境，作为一名女性，木兰生存了下来，甚至可以说，这残酷的环境将木兰这名女性磨练地比男性更加出色，赫赫军功便是最好的证明。十载驰骋沙场，其中所体现的平等意识达到了高潮。当初决定替父从军，木兰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女性而看轻自己，走向战场，虽然心中也颇有无奈，但是，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在战场上有所退缩，她的赫赫军功使人们可以想见她的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她用行动证明了只要拥有了同样的机会，女性的能力与男性也会不相上下，从而否定了封建社会性别决定社会地位、性别决定能力，性别决定尊卑的思想。

虽然直到20世纪，伍尔夫才提出“双性合体”的思想，但是，驰骋沙场的木兰的形象正是“双性合体”的理想的人格形象。战场上的木兰，很好的掩饰住了作为女儿家的多愁善感、羞怯、温柔，一身戎装的她，具有与男儿一样的气魄和胆量。她的外形已经练就的如同男人般粗糙，但作为女性，心理上仍是纤弱的、敏感的女性化的`气息。伍尔夫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两种力量支配，一个是男性的力量，一个是女性的力量，女性往往外柔内刚，男性内柔外刚，没有纯粹的男人和女人[5]。在木兰的身上，同样有两个力量的支配，正是这种“双性同体”的形象使得木兰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更加生动饱满，也在无声中对封建社会绝对的男女二元对立提出了抗议。

四.载誉归来——平民意识、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升华

征战十载，终于得胜回朝。回朝之后，可汗意欲赏赐诸多有功之士，但是“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此时，木兰是一个不为高官厚禄所吸引、淡泊名利的高洁形象。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木兰特殊的女性身份导致她不能在朝为官，怕有朝一日为他人所发觉，试想，行军十二年，时时与男子相伴都未能被人发觉自己的女人身，如今战争得胜，凭借木兰本身的机智聪敏，如果在朝为官，她的女儿身身份定然还是会很好的保密。因此，这里木兰的身上所表现出的淡泊名利、不慕富贵，和当时封建社会的官本位思想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体现出了木兰的平民意识，也更加强调木兰当初从军的出发点——“忠”于君“孝”于父。

除此之外，这部分更是木兰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升华。木兰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女性，她深切的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因此，她不会为外界的诱惑所动摇，因此，这时候的木兰的形象和人们印象中的传统封建社会女性的形象是截然不同的。在传统的封建社会，男权社会为女性设立的条条框框早已束缚了她们的想象力，更束缚了她们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解放。她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女儿、妻子、母亲，但是她们就是不能成为她们自己。她们只会在男权社会给她们规定的范围中活动，永远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然而，此时的木兰，面对男权社会最高的男权象征——可汗，她不卑不亢，对于封赏她为尚书郎的决定，她断然拒绝。木兰敢于说出自己的声音，勇于追求她想要的，从而使得她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同时，《木兰诗》的最后一句也颇值得注意：“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这是木兰对于伙伴们惊奇于“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的非常幽默诙谐的回答。木兰以雄兔与雌兔作比，分别指代男性和女性，“脚扑朔”和“眼迷离”可以分别看作男性与女性在生理特征上的差别，“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体现了木兰的自豪感，而这自豪感并不是因为曾经立下的赫赫战功，而是因为木兰在与男人一样的能力下成功的掩饰了自己的女性身份。通过这结尾的一句，再一次强调，只要女性能够获得和男性一样的表现机会，她们的表现定能与男性不分高下。这在当时男性中心的社会上，是再一次对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肯定，而女性对自身的自信、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自豪感，也恰恰是女性自我觉醒的标志。因此，这最后一句绝不仅仅只是收尾之词，更是对木兰独立意识与自我意识的一个升华。

五.结语

自《木兰诗》之后，花木兰这一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便屡见于文人墨客的笔下、戏剧舞台上和荧屏内外，虽然木兰的形象不尽相同，各有特点，但这促进了中国传统诗词文化的传播。结合女性主义的相关理论，重新审读《木兰诗》，对于更好的把握木兰的形象和学习中国悠久的历史，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这种西方文论与中国古典诗词的结合也必将能够充实中国古典诗词的内涵。

参考文献：

[1] 权立峰. 美国动画片《花木兰》与中国《木兰诗》中所蕴含的女性意识[J].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文化艺术，,(1)：77-80.

[2] 鞠桂芹. 女性主义视阈下的花木兰形象演变[J].哈尔滨学院学报，,4(4)：81-84.

[3]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95.

[4] 李书生，段志东. 一首女性主义的颂歌——重读木兰诗[J].济南教育学院学报，，(4)：27.

女性视角 篇3

关键词：荒岛文学；女权批评主；女性缺失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5-0149-03

在60年代，女权运动的第二高潮时期，在文化领域的知识发现与男性女权主义者的作品，尤其是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主流，性别歧视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一种不同的、全新的方式针对清算和暴露的性别歧视在男性文本中女性文学创作的困境的研究，即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运而生。其研究对象包括女性形象，读书的能力和女性的创作。这就要求我们在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新解读。鉴于此，本文试图对英国荒岛文学的分析。蝇王，珊瑚岛和鲁滨逊，他们是荒岛文学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巴兰坦的特点提出了根本性好；而笛福和戈尔丁的都知道，他们是邪恶的。鲁滨逊漂流记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它使个人的创造力和表达作者的依赖上帝。珊瑚岛是一个浪漫意味着双方的儿童教学和娱乐了大英帝国的精神表达清楚。蝇王又是一个寓言，呈现出社会对儿童的成人世界的一个缩影。它爆炸的纯真和把我们带回到邪恶误放巴兰坦“其他”和过于简单化的笛福的问题。

一、荒岛文学源起

在荒岛文学中，故事往往发生在开化的原始海岛。岛上气候炎热、环境恶劣、丛林密布、野兽出没。在如此远离人群又险象横生的蛮荒之地，男性的坚强意志和顽强人格毫无疑问地很容易表现出来，美丽而又“脆弱”的女性自然就被拒绝在外。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男人总是被认为代表着整个人类，而女主人公在文学作品中一般都是男性作者想象的投射。而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评论家们越来越关注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女性缺场现象已经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在英国荒岛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又大多数都以附庸的形式出现或者是缺席，这实质上是一种“隐性”的女性缺席。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如实地反映了女性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也揭露了男性的支配权。

英国荒岛文学的形成，与英伦三岛的地理位置、英国的殖民发展史以及英国人的冒险精神密切相关。因此，荒岛自然而然地成为英国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主题。从16世纪末期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到17世纪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从19世纪R·M·巴兰坦的《珊瑚岛》到当代作家威廉·戈尔丁的《蝇王》，英国文学史上产生了一系列以荒岛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我们称这类作品为荒岛文学。荒岛文学并非宣传藉荒岛来寻求逃避社会的处所，荒岛只是一种载体，是表达主题的一种手段。它们或是表现人与自然的冲突，或寻求一种改造社会的手段，或宣传作者的社会、政治和哲学观点。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应运而生，本文在此基础上对荒岛文学进行全新的解读，以重新审视历来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传统.

二、荒岛文学中女性形象诠释

从20世纪60年代初第二次女权运动兴起以来，女性主义已经蓬勃发展了40年，它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流派众多，理论繁杂，多彩纷呈且变动不居的复合构成。就理论层面而言，女性主义可以概括为如下特点：1.多元并存、时空重叠。2.根植现实、不断丰富。其次是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它有以下几个阶段：1.从主张平等、消除差异的自由女性到提倡独特、优越的激进女性主义（70—80年代初）。2.强调多色彩与不同处境：黑人女性主义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3.从身份差异到差异政治：后现代女性主义与心理分析女性主义（90年代—）。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也分为几个阶段：1.父权制：从“女性形象批评”到“父女中心批评”。它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性别政治是对父权制的沉重一擊。第二，“厌女症”女勾画她们自己的文学史。2.社会性别理论与文学批评理论的新建树。这对我们更深得去了解女权主义有很大的帮助。

在不列颠岛的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主要形式是不存在或附庸，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无形”的女性缺席。妇女解放运动之前，所有的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卑微，生活和文化等，女性基本上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即使从上层阶级地位的女人；他们仍然被视为美化和男人的财产。因此，女性自然失去了被困在荒岛上被暴风雨或海难造成的经验。作品中的人物，他们的身份，行为，和他们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态度，以及他们与环境的关系，这些都可以被视为当下的社会精神和世界观的思考。《鲁滨逊漂流记》中的荒岛主体部分并无女性出现，这一现象表明了当时是个男权主义当道的时期，鲁宾逊一个人在荒岛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他自己能够熟练的操作男女分工的各项工作，甚至最后出现了一个男性奴隶来陪伴他，说明他根本不需要女性，当时的社会根本不需要女性的出现。《珊瑚岛》中的女性是以土著人的身份出现的，表明此时社会对女性虽有一定的需要，但是女性仍然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女人的出现并无其本身意义，她只不过是一个用来衬托维多利亚时期男性自大自满的一个道具。而在20世纪小说《蝇王》中的女性却又一次缺席。当时女性地位虽已有了极大提高，但男女两性的不平衡现象仍然存在。正是女性的缺失导致了《蝇王》中的不和谐、残忍的荒岛社会。通过以上分析得出，这三部荒岛文学作品中女性的缺失不是一个独立的现象。首先，这是对英国荒岛文学作品传统特征的继承和深化。其次，这是英国荒岛文学的发展过程，从18世纪女性的完全缺失到19世纪女性处于奴役地位再到20世纪女性再次完全缺失，这不仅仅反映了在这三个世纪中女性的地位，同时还暗示着女性的地位在英国荒岛文学中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英国荒岛文学的发展来自于英国政府，社会的发展，它们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女性地位的边缘化反映了通过社会的发展，人们已经意识到了男女两性中的不平衡现象，而这种不平衡最终导致了社会的不和谐。

（一）鲁滨逊漂流记中女性形象分析

鲁滨逊漂流记是一个世界上最流行的冒险小说。小说最精彩的部分是成功的斗争，鲁滨逊独自面对大自然的无情的军队在岛上的现实的考虑。在那里，鲁滨逊是一个真正的英雄，而他性格的最好的品质是显示全部：他的工作他非凡的能力，克服困难的无穷的精力和毅力。他苦苦挣扎与自然使她屈从他的意志。所有这些让鲁滨逊看起来大胆潇洒地在女性形象是缺席的岛上。鲁滨逊漂流记的特点是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的英国资产阶级的代表。鲁滨逊的每一次航行与一些商业企业。他拥有一个种植园黑人奴隶的剥削。在启蒙时代，自由平等的观念的影响下，英国妇女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基督教鼓吹“妇女都属于人”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女人是根据时代特点的男人的附件，学者发现，我们从来没有在小说中看到一个积极的妇女形象。只有一个隐性的人物——“山羊”（雌性山羊）最好的。小说中的山羊屠宰意味着女性自己仍然无法逃脱的人的控制。另一方面，他不仅是一个资产阶级，而且作为一名劳动者。我们可以发现，从分工的暗示。鲁滨逊不仅知道陶瓷，露营生活，那人的技能的木工和家畜，但他也在食品，是女人的工作相当熟练的生产。本文介绍了很多关于鲁滨逊的，如日常琐碎的事情，他做的衣服从杀害动物的皮，收集野生葡萄和葡萄干擦干，驯化野生山羊，烟肉，盐。变得聪明有经验的劳动，他自信使岛上的生活。在荒岛上的鲁滨逊建立了天堂中没有妇女的参与的需要是显而易见的。

（二）珊瑚岛中女性形象分析

珊瑚岛是在一个大但无人居住的波利尼西亚岛珊瑚礁海难的唯一幸存者。起初他们的岛上的生活是田园诗；食品，水果的形状，鱼类和野生的猪，是丰富的，并利用自己仅有的财产，一个破碎的望远镜，一个铁桨和一把小斧子，他们让一个庇护所甚至建立一条小船。他们与其他人的第一次接触是在几个月之后当他们观察到两个大型独木舟在海滩上的土地。在岛上，他看到了岛上的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冲浪的流行的运动，以及杀婴儿的行为，强奸，和吃人。不断上升的紧张导致居民海盗攻击，留下的只有拉尔夫活着和血腥比尔致命伤。然而，他们设法在帆船逃跑。比尔死后，他的邪恶的生活制造死亡床悔改，拉尔夫经营驶回珊瑚岛是他的老友重逢。三个男孩航行到芒果的岛，那里的传教士把基督教人口的一部分。孩子们发现自己在一个之间的转化和非转化岛民的冲突中，并在试图干预是囚犯。他们的另一个传教士的到来后，一个月后释放，和剩下的岛民的转换。这部小说是舒适的，活泼的，它充满了孩子的天真和智慧，有趣的冒险。它也充满了乐观积极的精神，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小说。在维多利亚时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工业，殖民扩张和殖民剥削的顶峰。社会矛盾也趋于缓和。但是，旧的传统偏见，性别歧视仍然在政治，经济生活存在，教育和社会地位。妇女仍然被视为二等公民。但在小说中，女性没有明显的抑制；巴兰坦让女性出现在被绑架的方式。尽管是野蛮部落管辖，三英雄勇敢地救出了本地的女孩，那个被抢走的野人。虽然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沙漠岛，但当地的女孩仍然被描绘成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并遵守她生活的社会和道德约束的条约。从外观开始时我们可以看到，她注定要成为一个受害者的方式，它显然也揭示了绝对优势地位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由此，女性土著囚犯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三维图像，而不是真正的英雄，但路人只。因此，尽管在女性角色出现在珊瑚岛，但她作为实施箔的勇气，智慧，和能力的男子，她没有自己的意义。

（三）蝇王中女性形象分析

苍蝇的主是讲述一群英国男生困在一个荒凉的小岛上的故事。它讲述了一个看似简单却发人深省的故事。蝇王讲述的一组英国男生被困和变得孤立的岛屿上的命运的故事，是关于人性的悲剧寓言。蝇王不是作为一个睡前故事看来，但故事的启示不为孩子，是父母教育的现实目标。戈尔丁的关注，是目前一种人性的视觉和自然的世界通过一组儿童的经验，扔到一个荒凉的岛。在一个寓言的水平，中心主题是对文明生活的规则冲突的冲动，和平与和谐，对权力意志。不同的科目包括群体思维和个性之间的张力，理性和情感反应之间的关系，道德和不道德的行为。如何发挥出，和不同的人如何感受到这些影响，形成蝇王主要潜台词。

在苍蝇耶和华是充满男性气息浓厚，“存在”的人对“无”的妇女的背景。女孩似乎已经完全被抛到了战争，他们完全灭绝了。与小说中的母性特征只有一个是播种，让她成为他者的唯一标志，它也可以被视为一种隐喻和“缺席”的女性的象征。让我们在她的命运看起来就会像。“在某处的羊群稍分开，最大的一个–老母猪躺在那里，现在深深地沉浸在家庭生活的幸福。”杰克后发出命令，它将为老母猪，沉浸在天伦之乐逃避大屠杀是很困难的。和屠宰场成为地球上的鲜花在盛开的天堂，蝴蝶的舞蹈。作为狩猎的过程中神的祭祀品，母亲的母猪血液（象征女性）的表达与交流，它的功能也让人觉得女性的悲剧。所以血液成为女性的最重要的隐喻。但是，生命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结束她的血液的影响；还可以不洗的男性焦虑。男人把女人的象征性的社会秩序的边缘；在一定程度上，有自我否定部分在同一时间，因为两性关系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属性。但在差异性和异性的死亡，他们开始互相残杀同性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在沙漠中，女性缺席是流行的混乱，野蛮和谋杀，这也显示了另一方面的女性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小说的结尾，烈火说，不合理的社会，杰克试图建立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它还声明了一个社会没有女人的存在是不完整的。精神分析的方法是检查在蝇王妇女没有说明缺席女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状况，摆脱文化约束、回归自然的行为的男孩。此外，妇女没有加重的男孩救了小说结尾的疑问。男孩子们都保存在一个没有女人的世界。他们可以存活时间，但迟早会崩溃，人类世界的妇女缺乏，只有男孩和男人不能生孩子。在这个意义上，在这部小说中女性的缺失反映非常需要女人的存在。

三、结语

这篇文章运用了文化分析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女性缺席的现象进行了新的解读和评析，认为作品中女性的缺席不仅体现着笛福和戈尔丁不同的女性观，而且体现了孤岛文学特征，深化了主题意义，使人物形象得到了更为生动的塑造，并构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叙述艺术从经济个人主义和18世纪的自满骄傲的男性沙文主义，在19世纪的两性失衡到20世纪，在三个世纪的女性观反映分别在三部经典。妇女构成家庭基本的社会因素。无家的女人，社会，文化，文明中不存在。因此，和諧社会应该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建立。

参考文献：

〔1〕陈光明.天真的神话：《鲁滨逊漂流记》《珊瑚岛》和《蝇王》比较研究[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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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颖超.英国荒岛文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4〕段汉武.论《鲁宾逊漂流记》和《蝇王》中的女性缺席[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2）：36.

〔5〕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6〕刘炳善.英国文学简史[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

〔7〕丁锐，高东军.探析荒岛文学中女性的缺失[J].安徽文学（文教研究），2009（11）：55.

女性视角 篇4

一、书写女性家族历史

在漫长的历史中, 女性的生存经历一直为主流历史所拒绝和弃置, 女性的历史被割断, 女性的生命链条无以追踪和延续。而女性作家纷纷认识到了找寻女性自身历史的重要性, “女性历史是一种壮丽的遗产, 是一种文化与精神的财富, 记录了女性的起源。起源对我们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使我们至少看见一端的光亮, 不至于陷入彻底的迷茫”。为了追寻这种女性历史, 女作家们尽力用一个又一个母系家族的故事, 穿越那“几乎没有灯光的历史的长廊”, 打捞和书写被主流历史所遮蔽和压抑的女性生存历史, 寻找女性失去的历史中的地位, 为世人构画了色彩斑斓的女性历史图画, 使女性的宿命和女性的体验淋漓尽致的抒发出来。

在张洁的小说《无字》中, 外祖母墨荷小姐下嫁穷困潦倒的叶家后, 成为婆家人的长工和生育工具, 女儿叶莲子遭东北军丈夫顾秋水的遗弃而丧失了生活来源, 第三代吴为是驰名中外女作家, 似乎已不能归入“幽暗朦胧”的“世世代代”的妇女们一旅, 但她在丈夫眼里仍不过是有些风情的尤物而已。张洁就是通过三代女人殊途同归的命运显现了中国女人在历史和文化中的真实处境, 建构一个历史上“几乎没有灯光”的女性系谱。赵玫《我们家族的女人》则书写了一部女性的苦难生存史。家族中所有的女人, 虽然生存经历各不相同, 人生故事千姿百态, 但殊途同归, 都逃不脱在情爱与婚姻中被男性伤害和遗弃的命运。在90年代的文坛上, 以女性独特的声音建构母性系谱的作家作品还有蒋韵的《栎树的囚徒》、须兰的《红檀板》、迟子建的《秧歌》和柳岩的《梦回娘家》等。正是在女性特有的历史视域的观照下, 一个个已被遗忘的女性形象, 在历史的废墟里闪现出来, 带着曾经被压抑被扭曲的生存经验, 展示了奇异沉重而凄美的历史风景。这样做既搭置了女性生存的舞台, 巩固了女性的历史地位, 又建构了一套想像中的女性系谱, 为解读各种各样女性的丰富人生, 品味女性生命的厚度拓展了广阔的视野。

二、揭示女性悲惨命运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 每一位女性, 个性不同, 遭遇相异, 但苦难是流淌在女性家族成员中的遗传基因, 也是父系社会给予女性先天设定的悲剧。女性作家在新历史小说中对这一点给予了深刻的展示。分析一下铁凝的《棉花垛》里面的乔和小臭子两个人物, 就会清楚地看到女性新历史小说中对女性悲惨命运的揭示。乔美丽、勇敢、大义, 属于精神层面的美好女性, 小臭子则丑、笨、怯懦, 是只配提供男子肉体需要的坏女人, 她们是儿时的好伙伴, 在动荡的战争年代又分别蜕变为烈士和叛徒, 这表明了在传统的思维中, 男性对女性的判定是简单的二元思维, 乔和小臭子作为生命个体的丰富性和本质上共同体现的性别所导致的悲剧都被抹杀了, 而最后, 忠贞的乔被日本兵奸杀, 小臭子又在被处决前与乔的恋人国野合, 但她们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命运上, 都摆脱不了国的控制, 而乔的恋人国的形象恰恰代表的是历史上男性对女性的绝对支配—以感情或以权力使女性成为供其玩乐的猎物, 而男性得到的则是光明仕途和高风亮节的名声。而纵观《玫瑰门》中司猗纹一生的境遇, 不难看出她的一生是不断适应、不断妥协、不断改变、不断抗争的一生。铁凝曾说:“她无时不在用她独有的方式对她的生存环境进行着貌似恭顺的骚扰和亵渎, 而她每一个践踏环境的胜利本身又是对自已灵魂的践踏”。从参加学生运动, 到对包办婚姻的抗争, 到解放后的离婚, 到文革中参加各种运动, 都反映出她想像男性一样走上社会, 获得生存权利, 但可悲的是屡次抗争都以失败结尾。可见, 在历史中, 女性试图僭越传统性别角色, 只能以失败告终, 男性中心社会传统以非常坚固的形式弥漫于女性的生存空间, 制约着她们的生命方式和生存方式, 最终决定着女性命运的家庭循环或许说是女性的宿命。

三、肯定女性生命价值

女性新历史小说的作家们常把审美笔触伸向裹挟在政治洪流中的日常生活, 书写历史演变中女性的日常生活史, 传达女性自己的历史观, 肯定了女性独特的生命价值, 女性个人的生活史成为主流历史的一个注解, 一个组成部分。于是, 历史不再是一种僵硬的意识形态, 也不仅仅是一系列轰轰烈烈的重大事件, 它被赋予了日常生活的血肉和个体生命的气息。池莉在《你是一条河》中塑造了一位普通而又坚强、来去如风、敢说敢做、敢爱敢恨、历经磨难却不依附于任何男人的烈女子辣辣的形象。丈夫命归黄泉, 留下的八个未成年孩子, 陷入困境的辣辣凭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 在很短的时间里使濒临灭顶的全家步入了正常的生活轨道, 甚至“日子过得比丈夫在世时还滋润些”。一个普通母亲不屈不挠地率领子女穿越一次次历史劫难顽强地生存下来。在漫长的岁月中, 世易时移, 始终不曾变更的是柴米油盐、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作家通过对女性的生命传奇对主流历史观进行了温和的反拨和修正, 在对女性日常生存历史的书写中传达了人对历史本质的朴素理解: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 历史是日复一日, 点点滴滴的生活。这样, 历史的时间性以个体生命的时间性进入了历史书写, 历史的宏伟叙事蜕变成为个人化的、以女性为主体的、日常性的“小叙事”。在此, 女性从性别立场出发去重构历史, 拓展了历史叙述的审美空间使历史幻化出为既往历史话语讲述所忽略或涵盖的另一面的真实。这种“真实”不同于主流历史话语侧重的历史的“本质的真实”, 更多的是在性别意义上获得了价值。

一位西方女性主义者曾经说过:“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象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历史一样。”的确, 文学既是一种话语的实践也是一种历史的实践, 它在参与历史时, 就唤醒了心灵;在再现历史时, 就干预了历史;在言说历史时, 就进入了历史。狄尔泰曾经说过:“人是什么, 只有历史才能告诉他。”那么女性是什么, 也只有女性的历史才能回答。所以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大量女性关于历史陈述的文本, 以其鲜明的女性意识和自觉的历史意识, 为读者重塑了一部别样的、新的女性历史。它使读者得以穿越历史和文本的长期欺瞒, 发现历史中那些被人们所忽略的、所遮蔽的、所扭曲的历史真相, 它使读者得以以一种新的历史视界去重新认识历史, 认识女性。笔者认为这正是女性陈述历史故事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1]王安忆.纪实与虚构[M].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6.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伤逝》研究 篇5

摘要：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明历史中，妇女始终被当做男权制度化的附属品，男权意识象无形的枷锁,禁锢着妇女的精神与肉体。在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禁锢下，女权主义运动在中国遭受重重阻力，发展非常缓慢。进入二十一世纪，在新的历史变革时期，中国社会的封建残余思想有所抬头，性别歧视在某些领域在加重，两性平等的认识被歪曲，女性的道德观念与价值观念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与误导，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爱情题材小说，表面上看，《伤逝》是一个爱情悲剧，而悲剧的背后，是鲁迅先生对当时中国女性地位的深刻认识，里面包含着鲁迅先生对妇女个性解放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与反省，这对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权主义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伤逝；女性主义；男权思想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1、研究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渐紧密,国外的各种文化思潮也进入中国,并对中国的政治、哲学、文学以及学科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尤为突出，其经历了一个从单纯的理论认知，到理论创建，最终在实践中逐渐中国本土文化的痛苦融合过程。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妇女始终被当做男权制度化的附属品，男权意识象无形的枷锁,禁锢着妇女的精神与肉体。中国传统文化中浓厚的男权特征,成为女权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增加了女权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难度。

严重的男权思想，也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生存与历史文化背景与西方的产生巨大差异,并在叙事方式、文体特征、性别意识以及情感世界等，都形成独特的特质。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关注和发掘不够，这无疑限制女性文学的影响了，因此，需要逐步的加以解决。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爱情题材小说，九十年前，鲁迅就已经敏锐的认识到，女性的觉醒，不仅仅是依靠女性自身的独立意识与对自由的勇敢追求就能实现。《伤逝》表面上看是一个爱情悲剧，而悲剧的背后是鲁迅先生对当时中国女性地位的认识，还有对妇女个性解放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的思考。深入分析鲁迅对女性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性别平等的解读，以及《伤逝》对近、现代中国女性爱情观、价值观的影响作用，进一步研究《伤逝》中关于两性关系的思想认识对和谐社会建设下中国女性发展的现实意义。

2、研究目的与意义

“五.四”时期，女权主义运动传入中国，为这个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封建大国的妇女展示一种全新的思想观念。但是，在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禁锢下，女权主义运动在中国遭受重重阻力，发展非常缓慢。近百年来，中国的女性主义思维更注重于现实的需要与实际利益的争取，而很少从宏观上将女性主义发展与宏观的社会背景相结合，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规划女性主义的发展远景，这导致了女权思潮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思潮处于疏离的状态。由于过于注重务实性，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相对滞后。这也导致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诉求大 多数情况下非常温和，甚至卑微，在潜意识中承认男权制，只求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或希望引起男权的注意或重视，从主观上已经放弃了两性平等的追求。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爱情题材小说，九十年前，鲁迅就已经敏锐的认识到，女性的觉醒，不仅仅是依靠女性自身的独立意识与对自由的勇敢追求就能实现。女性在爱情婚姻中的自由追求、个性解放，只有在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解放的环境下才能真正实现；妇女的人格独立，必须建立在女性获得相应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的基础上，才可能拥有光明的前途。也就是说，妇女解放的问题，与社会制度的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新时期的女性主义在中国应该如何发展？如何确立正确的发展目标，就成为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致力于妇女的思想解放，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妇女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全面的保障。但是，在中国经济取得重大发展的历史变革时期，封建残余思想也有所抬头，性别歧视在某些领域在加重，两性平等的认识被歪曲，女性的道德观念与价值观念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与误导，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

《伤逝》表面上看是一个爱情悲剧，而悲剧的背后是鲁迅先生对当时中国女性地位的认识，还有对妇女个性解放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的思考。这对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权主义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也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两性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二）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对《伤逝》的研究一直是文学研究的热点，人文研究方面主要从三个角度入手，一是鲁迅的爱情婚姻观；二是《伤逝》中的爱情悲剧问题；三是《伤逝》中的女性主义思想。

一、从鲁迅的爱情婚姻观角度研究。陈晓萍认为，《伤逝》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迪是:爱情婚姻的选择其实就是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爱情婚姻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女性一定要自强自立；爱情婚姻需要呵护和经营。赵淑芳认为，《伤逝》中子君的悲剧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鲁迅的爱情婚姻观对后人具有教育启迪意义。马素梅指出，《伤逝》涓生与子君对爱情婚姻自由的追求，是对当时年轻学生爱情婚姻观的真实反映，因而其启迪意义更大。这些研究更多的强调了婚姻自由与婚姻基础，对女性的独立地位研究不深。

二、从《伤逝》中的爱情悲剧问题入手进行研究。和肖毅认为，《伤逝》具有超出作品文学价值本身以外的其它更重要的社会价值，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很好的启迪意义。雷立英、李文斌认为，鲁迅对涓生与子君爱情失败原因的探讨，引人深思。王相杰、赵海峰研究认为，造成造成子君之死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冷漠。以上研究启迪大家，避免爱情悲剧的关键是，女性必须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与独立人格。

三，从《伤逝》所反映的女性主义思想进行研究。袁德渠认为，《伤逝》反映了“五.四”时期的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只停留于政治解放层面,始终未化到社会解放层面。张虹认为，《伤逝》的悲剧说明，在一个社会资源、社会权利基本都掌握男性手里的社会中,新女性的成长无疑更加艰难,从子君的毁灭，就充分展示了旧时代女性在自我解放的道理上所面临的巨大困境,而这一切，只有通过女性意识的不断崛起与成长，才能使女性真正走向解放。洪永春认为，《伤逝》悲剧性的爱情中融入了鲁迅对“五.四”时期个性解放运动的深入思考，即爱情模式、家庭模式和双方的主观，并不是造成悲剧的主客观原因,从而警醒人们更清晰地了解造成悲剧的症结所在。研究说明了长期的封建思想枷锁的打破不是一场政治运动就能解决掉，需要整个社会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来推进，女性思想解放是全社会的问题。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与思路

1、主要研究内容

在新时期背景下，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女性主义，遇到了很多新的发展问题，众多女性在经济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之后，精神上的需求出现了断裂，过分的物质追求使得部分女性在道德上堕落，将女性主义歪曲为“性”解放与奢侈物质生活的追求，最终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了伤害。本文主要从鲁迅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方面，深入分析鲁迅对女性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性别平等的解读，以及《伤逝》对近、现代中国女性爱情观、价值观的影响作用，进一步研究《伤逝》中关于两性关系的思想认识对和谐社会建设下中国女性发展的现实意义。

2、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阅读鲁迅《伤逝》原文及鲁迅的其他作品，深入了解鲁迅作品的思想内涵；通过相关搜索，阅读学习《伤逝》相关的研究文章，全面了解《伤逝》相关的各种学术观点及研究动向。归纳整理法。深入研读《伤逝》，查找《伤逝》相关的研究文献，阅读梳理文献，并进行归纳整理分类。

资料分析法。在分类的基础上，分别对各类文献进行深入的研读，并结合当前我国女性思想发展中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新时期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提供建设性参考。

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

（一）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变化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性别压迫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但女性反抗压迫、争取话语权力的努力也从未停息过，女性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就是不懈抗争的硕果之一。

中国是男权主宰社会的最古老的国家，性别压迫的传统根深蒂固。19世纪末，随着国门被打开，西学东渐，“男女平等”的思想传入中国，中国的男性维新革命家，从政治远谋的发展需要出发，开启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想的历程与女性主义的社会实践活动。“五四”时期，以“民主”和“科学”为指导的新民主思想,展开了对传统旧文化的颠覆,其中，反封建的最重要内容就是，推动妇女解放。伴随妇女解放事业的开展，大批作家通过作品宣扬婚姻自主，鼓吹个性解放，中国女性文学开始崭露头角，并对传统的中国女性角色定位发起了挑战，并成为新知识女青年挑战封建婚姻制度的精神支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的女性主义发展又经历了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学术界的推动下，大批国外女性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女性主义代表作品,被翻译并推向中国社会，为新时期的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与批评打下了厚实的文化基础。到九十年代中期，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成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发展的契机，并因此与中国文化进一步融合。此后，多个影响重大的妇女问题研讨会的相继召开,使得关注女性现状，研究女性问题等，成为中国学界的一种时尚和潮流。中国因此涌现出一大批有深度、有很大影响力的女性主义研究著作，中国女性主义因此而走向成熟。

中国的女性主义具有自己非常突出的特色，即除了提出女男平等之外，更特别强调了女性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与地位，可见，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要求起点更高。

（二）当前中国女性文学对女性独立的表现

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成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发展的契机，并因此与中国文化进一步融合。此后，多个影响重大的妇女问题研讨会的相继召开,使得关注女性现状、研究女性问题等，成为中国学界的一种时尚和潮流。女性作家如雨后春笋，各类女性书籍应运而生，整个中国社会中，写女性、女性写作成为一股时尚潮流。一方面，相比于八十年代，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潮流更加强大，流派更多，并呈多元发展。另一方面，对女性主义的研究更加深入，涌现出一大批有深度、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女性主义研究著作。这一时期，是中国女性（指内地）性别意识大面积苏醒的年代，也是中国女性自觉培育性别意识的年代。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快速发展，正个社会的商品化与物欲膨胀也日益突出，这也对中国的女性文学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新的社会环境下，要求中国女性作家，在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必须以独特的艺术眼光与智慧，从更深的层次、更广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社会与女性的现实，以端正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潮流的方向。这一时期，中国女性文学的最大特点是，通过话语权力来强调与发出自己的声音。女性主义也从潜隐的话语转变为公开谈论的话题。女性主义已经成为引导一批女作家从事写作的自觉意识，从而具备了文学思潮的意味。

随着女作家对社会上和文学创作中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的持续深化，终于在我国出现了明确标榜女性主义的文学创作潮流，它同文学理论批评中的女性主义批评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股颇有声势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潮。

在女性写作不断深化的历程中，女性文学获得了空前的创作空间和突破点，相当数量的女作家已经不再受主流文学的左右，进入了反对传统男性中心标准和价值，倡导女性权利和价值，要求自主权以及自我发现这个阶段。市场经济背景下，女性主义思潮呈多元发展，西方激进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也催生了中国激进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男性文化的激烈反抗，还有对男性话语的强烈背叛，最终使女性主义创作从主流文学中独立出来，为女性话语权开辟出新的空间。

三、女性主义角度下的《伤逝》批评

（一）不现实的爱情童话

《伤逝》中，因为爱情，为了纯真热烈的爱情，涓生与子君选择了私奔，脱 离了一切家族束缚，开始了一段向往自由的梦幻之旅。和普通的年轻人一样，脱离了家族束缚，意味着脱离了家族的支持，子君和涓生，一个每天操持油盐酱醋，一个外出谋划生计，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

同居开始的日子格外美好，心中有着无限的期待。可随之而来的，便是生活琐碎与冲突分歧。外来的打击接踵而至，他们没有盼来所谓的安宁幸福，与最初的开始也渐行渐远了。

在实际中，子君与涓生爱的方式远没有预想中的热烈幸福。首先反映出的，是两人不同的爱情观和价值观，或者说，现实的婚姻生活，给了子君价值观不留情的改变。涓生追求的是性格志趣上的相同与契合，他期望子君成为他的精神伴侣，在茅椽蓬牖之时，也能“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浪漫；这原本也是子君的追求，但现实却与理想背道而驰。在艰难与贫苦的生活中，涓生忙于抄写公文和信件，便责怪子君“不如从前幽静与体贴了”。而子君所做出的一切行为，则是在尝试着成为一个可以料理一切家事的贤妻良母。她尽心打理生活，安排涓生的日常起居，饲养油鸡和小狗，却在无形中忽视以至于放弃了与涓生之间的精神交流。她从一个让涓生认为“中国女性并不是无法可施”的新女性代表，一个敢于像《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一样出走，离开黑暗旧家庭的人物，变成了为涓生所不齿的俗女子，逐渐在柴米油盐中渐趋庸俗，封建传统色彩的思想，也在她的价值观中一点一点显现出来。

涓生希望子君能与他在精神地位上真正平等，但却做不到尊重子君；涓生对于子君的生活安排近乎嫌弃，却从未试图去帮助子君远离这种琐碎的生活。他的自私与软弱，还有对温情的吝啬，将子君越推越远，最终将他们之间的爱情送进坟墓。

子君的爱，是被现实和理想的差距所剥夺的，而涓生的爱，则是因为子君价值观的逐渐偏离而消逝。小家庭的幸福与安宁逐渐凝固，浪漫也终于难以为继。

（二）不对等的婚姻关系

子君与涓生的爱情婚姻模式具有非常强的代表性。在旧中国，女性被看做是男性的附庸，男性可以为所欲为的向她们转嫁各种压力。旧中国女性的生活现状，几乎完全是依附着男性而存在，女性对自己的命运完全没有权利把握。由于命运把握男权的受理，女性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在被压迫中艰难挣扎。《伤逝》 6 中的子君，在与涓生同居后，失去了当初主动追求爱情的积极思想，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完全依赖于涓生，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回归到传统女性的角色中，把自己置身于被动的劣势地位。同居后的子君，在其身上已经看不到新女性的特色，而是像传统女性一样，遵循着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旧封建婚姻模式，将自己的生活重心与乐趣，完全寄托在涓生的身上，服侍涓生成为她生活的全部意义，而她自己对此毫无觉悟，非常满意的扮演着传统妻子的角色。本是两人一起追求爱情、平等、独立，但是，同居后的涓生，扮演的是家长的角色，而子君在涓生面前，从未开口表达自己的意愿，在两人的婚姻生活中，子君完全失去了话语权。当涓生最后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时，子君依然只有沉默，最终被涓生当沉重的包袱甩掉。沉默的子君，没有了思想，失去了尊严，她的命运，只能任由涓生摆布，最终在沉默中死去。

婚后的子君，不仅没有表现出当初追求爱情时的主动精神，反而自觉回归到封建男权文化所规定的传统女性角色中去，表现出了非常典型的传统女性弱点，这就是对男人的屈从与依附，这种完全没有自我的屈从与依附，也是造成两人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更是其人生悲剧的致命弱点。

表面上看，《伤逝》中子君的悲剧根源，是由于涓生的狠心抛弃，最终使其抑郁而终。而实质上，子君悲剧的发生，是家庭中两性关系的不对等，是中国几千年男权中心文化的残酷毒害。在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压迫下，子君们丧失自我，只能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屈从与依附男人生活。

（三）缺乏社会基础的性别意识觉醒

男权为主的传统文化，无时无刻从根本上影响着子君的人生与生活。她大胆追求爱情，努力争当新女性，但是，她的追求却不彻底，在爱情的维护上，没有摆脱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羁绊和束缚，最终使自己陷入沉默与绝望。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妇女处于社会最底层，“夫为妻纲”是妇女必须要遵守的社会道德准则。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女性是男人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在男权面前，女性完全没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在封建伦理、封建道德的多层压迫下，女性的心理完全被奴化。

对于子君，鲁迅先生“怒其不争”的态度非常明显，他通过子君这个形象，对女性自身所表现出的麻木与愚昧进行了针砭，通过揭出其病苦，来引起社会的 7 关注，以期能唤起女性走向自我解放的勇气。子君的结局，形象地揭示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整个社会制度不进行变革，没有政治、经济上的解放，那么，孤立女性个体对个性自由、婚姻自主的追求，是无法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的。离开政治、经济上的独立解放，所谓的妇女解放，只不过是一种主观上的幻想而已。

四、《伤逝》对中国女性爱情观与价值观的启迪与影响

（一）子君的性别意识并没有真正觉醒

女性对新思想的接受，并不意味着她们全都选择了与传统的女性角色彻底决裂的姿态和立场，现代女性对性别认同的不同思考，不仅是对传统而现代的复杂性的一种变现，也是对女性精神的丰富性的彰显。

五四新文化运动迫使女性开始对自身的性别认同进行思考，然而，对于女性来说，实现个体的自主独立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显然比男性更多更复杂。五四思想浪潮促使女性的“人的觉醒”，也唤醒了女性的性别意识，但这并不代表着女性就能回答怎样才是“我”，或什么是“我自己”的问题。女界先锋所倡导的“男女平权”，只是被作为女人与男人争取平等地位的行为，而没有从意识上认识到，这是女性要求男人和女人一样，承担平等的责任与义务。女性的性别意识觉醒，是将男性作为参照物，来要求性别平等，以男性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自身的价值，而没有确立一套属于女性自己、涵盖女性性别需求的价值评判体系，就注定女性在建立性别意识时，又面临一系列新的性别认同问题，使得女人追求“人”的独立过程，必将中付出更多的艰辛。“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是女人成长和发展为“人”的基础与前提。在《伤逝》中，子君以新女性为追求目标，但却没有确立自己的自立自强的标准，而是在同居后选择屈从和依附涓生，其“女性自我意识”并没有真正觉醒，这也是导致其婚姻失败、死亡的致命原因。鲁迅在《伤逝》中的潜在观点是：只是在语言上表达对自由婚姻的追求，并不是真生的新女性，真正的新女性，应该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及独立的生活能力。

（二）子君的思想并没有真正独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首先出现了女性一词，它的内涵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理解和接受。强调的正是追求个人价值、追求婚姻自主、走出封建家庭的“新女性”形象。《伤逝》中的子君一样，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她们冲破“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的婚姻罗网，主宰自己的婚姻大事。

在子君的理解范围内，涓生是她的爱人、丈夫，也是她的依靠，她以全部的身心来爱着涓生，维护着他们的关系。在一种长期历史积淀下来的女性惰性心理支配下，子君才从父权的家庭走出，就又自觉自愿地将自己置于夫权之下，以期得到一种稳定的保障。她的柔顺与服从，她对涓生的“旧式”的爱，都使她不能摆脱女性的软弱与平俗，不能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去争取自己生活与爱的自由，任将自己勇敢争取来的爱情葬送在凡俗生活的摩擦中。子君的悲剧乃是一个尚处于半“新”半“旧”状态中的女性的悲剧，一个受过个性解放启蒙，而思想意识的出发点仍停留在男性中心范式里的女性的悲剧。

鲁迅写作《伤逝》的最深刻之处，在于深刻的揭示出女性在长期封建历史下形成的思想惰性的深重。他虽然让子君无畏的说出了：“我是我自己的”，而在婚后却又让子君选入失语，陷身于男权的罗网中；他让涓生积极主张男女平等，而又在同居生活中暴露出男权思想。鲁迅就是通过这种看似矛盾，却又非常切合中国社会现实的男女两性冲突中，展现女性觉醒的痛苦，来说明子君的悲剧，源于其女性思想并没有真正独立。

（三）两性不平等造成爱情悲剧

涓生虽然受到了新文化新运动的启蒙，追求独立，自由与平等，也努力去实现了，但这新思想显然没有进入骨髓，他的骨髓里沉淀的还是封建礼教中男性至上的观念；子君致死也没有明白 “独立平等”的真实含义。她没有自己的工作、事业和理想，爱人和家庭是她全部人生的整体。进入婚姻生活后，就和普通的家庭妇女没有两样了，她从来都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在那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她做出了新思想影响下的行动，却没有真正彻底的接受这些新思想，最终被爱情所遗弃。

五、结论

《伤逝》的爱情悲剧虽然带有浓重的时代烙印，但是，其对爱情的诠释即使放到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鲁迅对两性婚姻关系的诠释，对女性婚姻地位的解读，对当代青年建立健康阳光的恋爱婚姻观等，都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伤逝》的主题思想告诉我们，婚姻并紧紧要以爱情为基础，更需要保持各自人格上的独立平等，并以责任和义务为纽带，在社会发展中跟上时代的 思想潮流。

参考文献

以女性的视角看人生 篇6

【关键词】女性的体验 生命价值 女性意识 主体意识

萧红和丁玲是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两位女性作家，她们的创作无论在生活世界还是感情世界，都有优于早期女作家的广阔艺术境界。在丁玲和萧红的小说世界里，要比她们的前辈包有更丰富的含义，它超越了“母爱”和“自然”的五四女性文学的母题，超越了一般的人道主义的笼统的视野，进一步深入到女性的内心世界，从而达到对妇女自身地位、权力提出要求的女权主义层次、她们的作品都不刻意标示出性别的旗帜，她们的文学风貌不仅具有女性的柔细，同时兼备男性的刚强。

一、女性的體验与生命价值的体现 （萧红）

萧红的生活饱偿辛酸，从她的阅历和接触的社会生活范围来说，也还不能说宽广。这是女性角色的地位所决定的。然而，她的艺术视野在女作家中却属最为广阔恢宏，作品中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感。她的笔下，没有出现“女儿国”。尤其没有庐隐那样的同异性隔绝的“女儿国”，在取材上也并不专注于女性人物和女性生活。出现在她的小说中尤其是她的代表作《生死场》、《呼兰河传》中的，常常是某种群种群体的生存方式。某种“类”或“群”的生活行为、思维话语。这里面有男的也有女的，彼此也并不怎么发生冲突、纠葛，而是日复一日地、仿佛从来便是如此地活着。这种着眼于群体生存的艺术构思，从创作思想上来说是以个人的即女性的体验为起点，扩展到广大的人生的。

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等群体生存空间，对女性而言是限定是囚牢也是命运，女性在这里承受了更为深重的肉体的和精神的苦难。她也许未必从理论上思考过女性的苦难同民族的、人类的苦难的关系，思考过女性的解放同民族的、人类的解放的关系，但是她的良好的艺术感知力和良好的情感化的艺术表现力帮助她以开阔的心胸去感受、消化、理解自己的体验自己的苦难，帮助她把个人的不幸、女性的痛苦同群体的生存境遇联系在一起。她的第一篇小说《五阿嫂的死》便是写底层妇女的生育和死亡的，或者说是写女性为履行生育的天职而死亡，生和死的连接以女性生命的苦刑或毁灭为代价，而且这一代价的付出又是无意义的：

等到村妇挤进五阿嫂屋门的时候，五阿嫂自己已经在炕上发出她最后沉重的嚎声，她的身子早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

五阿嫂倒在了自己的血泊中，那个新的“小动物不到五分钟也死了”。这里显然融入了萧红自己对生育和死亡的体验。她的第一次生育在二十岁，年方二十便体验了生死交界处的挣扎，体验了没有爱情的生育和没有意义的动物式的肉体的苦难。在《生死场》里，萧红继续写女性这种这种无意义无价值的生育和死亡。那是女人无可逃遁的和无谓的生命的浩劫。女人这样就像“牛或马在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这里有苦难，却没有对苦难的难受和思维；有生育，却没有爱情。爱情在这里仍然是没有进入本文的空缺，它是精神的“奢侈品”，它被欲望主要是男性的赤裸裸的欲望代替了，而满足欲望的方式便是那种“河沿里坏的事”式的、成业对金枝的那种“只是被本能支使着想要动作一切”，“管他妈的，活该愿意不愿意，反正是干啦”！萧红笔下唯一被性爱唤醒的女性是《小城三月》里那个漂亮的翠姨，可翠姨的爱情觉醒与对爱情的压抑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她默默地爱上了“我”的在大学里读书的堂表哥，又默默地把爱情埋在心底，直到抑郁而死。这里，萧红写出了女性作为人的精神的苏醒和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哀。从第一篇五阿嫂的死到这最后一篇翠姨的死，恰恰连接了女人无爱的痛苦和虽有爱却又不能爱的困境，连接了女人作为人的艰难的觉醒和无声的死亡。

萧红的女性意识还触及一个复杂而敏感的社会性命题：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里，女性的形象是空洞的，它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她们作为人的价值备受无情的践踏。女性生活在男性精神控制下的阴影中，在男权为主的社会，女性只是一个被役用的物价，无法从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中，获得男性的理解与尊重。女性沉默于男人严厉的目光之下，忍气吞声，同时忍受男人的肉体折磨。萧红常用“石块”、“老虎”、“太阳”等词语来形容男人的冷酷和暴力，认为“男人是炎凉的人类”。妻子被丈夫剥夺了独立的人格，失去了人的尊严，她们的爱不仅得不到回报，而且最终都不可逃避地成了丈夫的工具和奴隶。萧红在众多琐细的日常生活画面的描绘中，揭示出在男权、父权的重压下，女人们抬不起头来，更触摸不到生命的价值。

二、女性意识的体现和女性命运的把握（丁玲）

丁玲也是中国新文学离家出走的第二代“五四”精神之女，在乡村文化同都市文化撞击的波涛中踉踉跄跄地翻滚着，追寻、幻灭、苦闷、彷徨，一面在坚守“五四”精神信念中最神圣最温馨的一角，一面却又抵抗不住时代思潮和现实社会的诱惑，乃至自身血肉之躯的骚动，而她那强烈鲜明的现代性别眼光、性别意识，便在这激烈的内心交战中萌动、成熟。女性意识到了丁玲这里，才不仅从封建之父的庞大的身影中决裂出来，而且开始从“五四”女儿的两性精神同盟中分离出来，成长为独立的性别主体意识。

丁玲是带着独特的先天禀赋和性格气质走上文坛的。她从小就立志要做个社会活动家。她和母亲一样，最佩服的是女革命家秋瑾和法国的罗兰夫人。她的女性意识不是在同社会隔绝的闺房中产生的，而是一开始就在同社会、男性的交往中成熟起来的。进而言之，她的性别眼光、性别意识不过是她作为女性的一种具体的社会眼光、社会意识而已。从她早期的“女性书写”文本和30年代以后的变化中，可以读出相应的社会历史内涵，而把这轨迹连结起来，便是现代女性自我发展、演变的一份历史副本。丁玲的作品反映的女性人物大都是具有强烈的自尊感，并有着女性优越意识，过分敏感的自尊感有自傲孤愤之气。过分自爱有自私自利之嫌。从作者个人经历看，她幼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饱经世态炎凉，从小就养成特殊的自尊感。青年丁玲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并在创作中大量地自我投入，才会有莎菲的精神心态。她早期的作品“女性书写”，与“五四”女作家相同的是抛开了异性代言者的女性自我言说，不同的是其中所体现的女性自我体验、自我意识较之冯沅君、庐隐、冰心、石评梅们是成熟得多了。她以女性的名义使女性成为文本中的观察主体、思维主体、话语主体，改变了长期以来女性被讲述、被阐述的被动地位，在“五四”女作家之后继续打破了女性的沉默。

《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作为“互文”，它们一个写的是女性在异性欲望包围中的自我意识，一个写的是女性对异性的欲望和对这欲望的自我意识，都是集中地从两性关系这个角度表现了大都市中不甘沉沦与平庸的女性的理想破灭的精神困境。欲望，欲望，到处是一片欲望之海，女性从封建家庭这狭仄的笼里挣脱出来，迎接她们的并不是一片蔚蓝色的、明净的天空，女性的肉体连同她们对爱情的憧憬正在沦为商品、沦为物、沦为异性蹂躏的对象，而女性自身的欲望在这人欲横流的世界里也正在沦为与灵魂相分裂的肉欲和色相。然而，无论是梦珂还是莎菲，她们心中都还保留着“五四”时期女人作为人的理性觉醒，对于自身将要沦为玩物的命运保持着理性的警觉。因此，她们才能用自己的头脑支撑着躯体在都是世界里漂泊、挣扎，在沉沦、平庸和孤独、苦闷之间徘徊，而莎菲则最终选择了孤独和苦闷，把这两篇作品连接起来读，引人深思的是走出乡土社会进入都市文明怀抱的女性的艰难处境。梦珂从二表哥与那个图画教员的角逐中逃离，莎菲甩掉了只会哭的苇弟和骑士风度里“躲着一颗卑污的灵魂”的凌吉士，都不仅仅是对男性的欲望而已。他们代表了一个社会一种文化对女性的另一种形式的占有和奴役。

三、在二者的比较当中看女性独特的文学风貌

萧红与丁玲同为左翼作家，同是中国新文学离家出走的“娜拉”，但在以其女性视角看这个社会人生时却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

丁玲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社会活动家，她热爱文学，但是文学在她的眼里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独立的、必需终生孜孜以求的事业。她具备着文学家与革命者的双重特点，政治与文学在她身上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了。丁玲辗转到达陕北后，如鱼得水。她实现了要做社会活动家的宿愿，此时的她活跃在苏区文艺活动和抗日根据地抗日宣传战线上，成了一名组织领导者，在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方面同她所属的群体大体上取得了认同。而萧红始终坚持“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她不肯进入任何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话语，她像热爱生命一样热爱创作，在那火热的斗争的英雄乐章中，她以身的非主流的话语经验关注女性自己的历史和命运，从而在精神上获得自由的生长。

丁玲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登上文坛的，她早期的作品所体现的女性自我体验、自我意识较之冰心、庐隐是成熟得多了。从《梦珂》到《莎菲女士的日记》，她大胆地以女性观点及自传手法来探索生命的意义，她笔下的女性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有鲜明的自我意识与敏感性，“是心灵上负担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从梦珂、莎菲、陆萍再到贞贞，她们都有各自的不幸，但是都是一出出爱情悲剧中的倔强孤傲的女子，没有一丝旧时女性的卑弱、顺从，在她们身上体现着鲜明的意识与敏感性。丁玲笔下的女性有着一种特殊的魅力：“娼妓、天使、英雄、圣哲、独行侠、弱者、淑女的特点集于一身。”她们在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上进行着自我探索，以其偏执的女性优势心理和视女性为独尊的反叛倾向傲视一切卑怯的男人，并与他们对抗。在丁玲构筑的新型的两性关系中，女性不甘充当男性的审视对象，女性也有权利把男性作为自己的审视对象，以此作为中国几年“男尊女卑”的合理反弹。对于妇女命运的关心，丁玲没有那些人道主义作家悲天悯人的孤高感，而是把女性解放与对人生的思索、对光明的追求紧紧结合在一起。她笔下的这些人物经历了孤独与虚无，在叛逆的绝唱中净化自己的灵魂，在生活与几代的风雨中寻找女性的生命价值。

萧红小说也有大量的女性人物，但她们绝没有梦珂、莎菲、毛姑娘那鲜明的性格。她笔下的女性多是日常生活层次以下的，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没有，有时甚至没有名字，只是很简单的被叫做“五婆”、“李妈” ，人物常常是某种群体的生存方式，某种“群”或“类”的生活行为、思维话语影影绰绰的影子。她们在生活权利随时都可能泯灭的环境中挣扎，毫无追求个性解放和感情独立的物质基础，男人虽然时奴隶，然而女人却是奴隶之奴隶。

如果说丁玲是女性世界勇敢的批判者，那么萧红更注意揭示妇女悲剧的深刻性。妇女的觉悟在丁玲的笔下是一种革命的潜力，她揭示出了妇女解放同民族与阶级解放的关系。萧红看到的是妇女身上沉重的枷锁，封建主义的精神不仅使女性成为自身的奴隶，而且不自覺地异化为自身的敌人，充当男权社会的工具，压迫自己的同类。萧红从妇女生命的价值和主义的角度来表现她们的悲剧命运，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触目惊心的严酷事实，从而以女性的体验为起点扩展到广大的人生，表现出萧红对妇女生命的终极关怀和深切的忧愤之情。就像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写到的一样，“丁玲是一座突兀的山，萧红是一江明澈的水，山有‘群峰共驰骜，百谷争往来’的气势，水有‘缥碧千丈见底，泉水击石成韵’的魅力。高山流水，各具力度或风致，开启了女作家创作的新格局”。

【参考文献】

[1]刘思谦著.《“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 》，上海文艺出版社

[2]郭俊峰，王金亭主编.《萧红小说全集 》萧红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3]季红真.《萧红传》[专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4]黄晓娟.《雪中巴蕉——萧红创作论》[专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5]宋建元.《丁玲评传 》，陕西人民出版社，

从女性哥特视角解读《猫眼》 篇7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Margaret.Atwood, 1939-) , 是加拿大享有国际声誉的小说家和诗人，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曾获得英国布克奖和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等多项奖项，其本人还曾于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阿特伍德的作品十分关注环境、生态等问题但是她的小说更多都是围绕女性的命运和生存状况而展开的。《猫眼》是阿特伍德的第七部小说，是对女性问题关注的代表作，同时被认为是她的小说中最具艺术成就的一部。对于该小说，文学批评涉猎的范围非常广泛诸如生存、后现代性、儿童游戏、殖民主义等。本文试从女性哥特视角解读该部作品。

女性哥特文学是哥特文学的一个分支，相对而言，另外一种就是传统的男性哥特。女性哥特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90年代英国女作家安·拉德克利夫创作的《尤道弗的秘密》，改篇小说的问世开创了女性哥特的先河。迄今为止，女性哥特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和文学传统。而女性哥特研究是将女性主义理论引入哥特小说研究领域而产生的新的文学研究领域，它是以女性主义理论和哥特理论为背景逐步发展起来。1976年，女性主义理论家埃伦·莫尔斯在她的代表作《文学女性：伟大的作家》中首次提出“女性哥特”的定义，她认为：“女性哥特”即“女作家以哥特这种文学形式创作的作品。”[2]她指出女性哥特与男性哥特的根本区别在于恐怖根源的不同，女性哥特恐惧的源泉不是传统哥特里非人的神秘力量和超自然的因素或者暴力流血事件，而是现实生活中由于外界的种种压力而产生的女性对自身内心恐惧和焦虑。同时，朱利安·弗利诺在她的论文集《女性哥特》的序言中对女性哥特作了如下定义：它利用破败的古堡或密闭的房间等传统空间来象征女主人公和文化二者；作为一种心理形式，它激发恐惧、愤怒、敬畏等各种情感，有时引发女性对自身性别角色、女性性欲、女性生理和生殖的恐惧和憎恶。现在一般认为，女性哥特是女性作家创作的、表征了女性意识的哥特小说为女性哥特小说。

一、主题和人物

传统哥特小说的主题大多是通过家族仇恨、继承权的争夺揭示人性的邪恶和阴暗，其中充斥着欲望、暴力、疯狂、仇杀、血腥残杀等，男主人公通常都是一些“恶棍式英雄”。他们不想受当时社会的局限，但是有利用了一些非常手段去向世俗挑战。而传统的女性哥特小说比如勃朗特姐妹的《简.爱》和《呼啸山庄》都是典型的传统女性哥特小说。女主人公大都童年生活不幸，在阴暗晦涩的环境中长大，经过痛苦的成长经历，最终却有一个美满的结局。阿特伍德的作品中突出的是女性哥特文学特有的恐惧感和焦虑感，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大都是笼罩在父权社会的恐怖梦魇中，这与传统的哥特有些许不同。《猫眼》中也涉及的复仇但却是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她希望伤害她的人会得到报复甚至是死去，永远的消失在她的世界。

伊莱恩的父亲是昆虫学家，所以他们经常搬家以方便父亲的工作。在定居之前她的童年生活是幸福的，有哥哥这个不掺杂任何杂质的很好的玩伴，还有父母的疼爱。但是上学之后结识了科迪利亚、卡罗尔和格蕾丝她曾经渴望拥有的“女性朋友”之后就彻底改变了，也是她梦魇的开始。科迪利亚对伊莱恩的伤害既有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这在科迪利亚让伊莱恩去山谷下面的冰面上捡帽子的时候的场景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伊莱恩被刺骨的冰水浸泡着，弱小的身躯几乎失去抗争的勇气，几近丧生；另一方面，面对曾经用心对待的“好朋友”的友谊的失望甚至是绝望，让这次事件成为了她做出改变的转折点。但由于女主人公所受到的身心伤害，才使得她痛苦不堪，容易产生焦虑、恐惧和矛盾的心理，也让人能够理解后来她对待科迪利亚的种种行为和态度。

当然，伊莱恩和科迪利亚之间并不是面对面的打斗而是利用心理战术。其中的一个场景是原本是朝夕相处，然而科迪利亚学习成绩不好辍学之后与伊莱恩失去了联系。有一天科迪利亚却突然给伊莱恩打电话邀请伊莱恩。当伊莱恩看见科迪利亚时，非常惊异于她的变化——又胖又萎靡。她本想劝她好好上学并未且安慰科迪利亚，但是她的内心却“坚硬”起来。还有一次是科迪利亚乞求伊莱恩帮她从疗养院（实际是精神病院）“逃脱”而伊莱恩的内心的声音“你竟敢来求我？”[5]p376她甚至想扭断科迪利亚的胳膊，把她的脸摁到雪地上擦！尽管伊莱恩说不恨她但是却抓住了难得的机会在心理上实施了报复并得到一定的快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科迪利亚就是父权社会制度的代言人，她把父权社会制度的桎梏牢牢地锁在伊莱恩身上。科迪利亚这个名字最初原本是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中李尔王最小的女儿的名字，因为不会说些讨好父亲的话语而被放逐，后回国复仇未果却惨死。这里就是暗示了科迪利亚这个男权制度的实施者和坚决维护者的结局不会很理想。

二、环境和意象

在这部作品中，阿特伍德所提到的地点的名字都是真实的，这与传统的哥特中的古堡、密室以及墓地等场所是迥异的，但是在叙事方式上——倒叙是和哥特的特点相一致的，童年的和成为画家的伊莱恩，两种声音交织纵横，让读者感受到回忆与现实的转换。同时这也体现出伊莱恩痛苦的一个根源——被苦涩的回忆被痛苦的回忆和恐怖的梦魇折磨，她也一直在努力的摆脱这种困扰，即使在舒适温暖的熟悉环境中也不能轻松自在地生活，就是在自己栖息的家里也显得那么陌生诡异，甚至产生自杀的欲望，这无疑增加了作品的哥特氛围。

《猫眼》中伊莱恩和儿时伙伴们一起玩耍的墓园、河谷，以及后来科迪利亚居住的休养院无不传递出一种被禁锢的意象。由于她的刻薄，工于心计和对伊莱恩的种种算计和控制科迪利亚在表面看来是面目可憎的，然而她一样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她原本就是生活在一个父权家庭中，当她发现伊莱恩的与之不同之处便想“帮助她”。伊莱恩掉进河谷之后，她的面前出现了圣母玛丽亚的形象，后来她也是一直信奉玛丽亚而不是耶稣。因为伊莱恩跟随科迪利亚以及史密斯夫人等去教堂做礼拜，她以虔诚的心态做事却被忽视而深受伤害。这也表明对于向耶稣象征的男权屈从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变却使惩罚更深，女性应该觉醒，独立、自信、自我认同。

在伊莱恩确定乔有了婚外情而不回家的夜里，她睡不着了，也似乎听见有个声音在说：“干吧！来啊！干吧”！[5]p391于是她拿起了丈夫的那把精工细刀割了一条深长的口子因为他已经将我抛给黑夜。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内心的恐惧和焦虑有时候被吞噬掉，让他们倍感无助而逃避。而这背后的黑手正是男权制度。伊莱恩承认乔是爱他们的女儿萨拉的，而且乔很容易和萨拉打成一片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妈咪。伊莱恩不在意这种游戏，但是内心是不舒服的。男人没有真正把自己融入女人的世界，女人在他们心里是能够给自己生理上带来欢愉并且可以生儿育女的一种工具。

三、超自然因素——梦境

神秘、恐怖与超自然因素是哥特的惯用模式而梦是哥特小说中最常见的现象，因为梦有着与人们潜意识达到默契的深层因素。在《猫眼》中，作者多次描写伊莱恩的梦境。如果说生理的伤害是女性恐怖的原因，那么心理的创伤就是随着这种创伤而引发的意象反应——幻觉和恐怖梦魇。伊莱恩梦见自己掉到了桥的下边，可是妈妈就站在山坡上和人说话似乎也没有看见自己掉进水里。梦的简单描述，就能反映出女主人公内心的焦虑和恐怖。似乎没有人能够解救她。

伊莱恩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女性化话语压迫，从而作者运用梦境去体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科迪利亚深受父权家庭的影响对来自无神论家庭的女孩伊莱恩找到了发泄的出口的种种“改进”的方式，将自己所受的父权压迫复制且变本加厉的转嫁在伊莱恩身上。这是影响伊莱恩一生的梦魇。这样的伤害隐喻着父权社会将异己推向了死人堆里。

结语

由以上对《猫眼》中女性哥特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阿特伍德在女主人公伊莱恩的成长故事中探讨了女性在男权社会寻找自己位置的艰难历程：从一开始的懵懂无知，盲目顺从，到对现实的逃避，到自发的反抗意识，经历坎坷和挫败，再到获得自我意识后的智慧自信。女性哥特特征贯穿始终。但是在这部作品中，阿特伍德对于女性哥特很大程度的继承过来，同样也有超越。女性哥特的这一文学体裁的完美运用更加突出深化了主题，男权社会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摆脱恐惧和破除焦虑的有利方式。

摘要：《猫眼》是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第七部小说, 是女性哥特小说的继承之作, 但是同时也有对这一文学体裁的超越。本文从女性哥特视角解读这部作品, 从而揭示造成女性焦虑、恐惧等典型的哥特特征的根源是男权社会制度。

论李玉电影的女性视角 篇8

谈到李玉电影风格和艺术特征,必然要谈到她的独特的女性视角,作为一名优秀的女性导演,我们在她的每一部片子中都能找到不同于一般人的态度和观点。她的女性主义情怀是每个研究她的人必须要细细琢磨的一点。本文的这一部分就主要分析一下李玉电影中独特的人物关系和独立的女性意识。

一、反抗父权的女儿

父女关系是李玉电影中经常出现的一组关系,在男权社会中,女儿这个角色一直是处在接受命令,受压制的地位,父亲也具有威严和不可撼动性。但在李玉的女性审视的目光下,这种传统的观念被解构了,父亲这一角色呈现出不同的家庭地位和生活状态,父女关系也不再是那种所认同的慈父孝女关系了。

受到个人单亲家庭因素的影响,在李玉的思维概念中,父亲并不是生活中的必须出现的角色,转化到她的电影中,父亲的形象往往都是缺失的,或者是以施暴者姿态出现。在《苹果》根本找不到年长的父亲角色,即使佟大为饰演的安坤最后成为父亲,但这种年轻的连家庭都照顾不了男人却给父亲这一角色的定义加上了一层阴影。在《观音山》和《二次曝光》中,父亲这一角色以一种更极端的方式参与到女性视角中,南风的父亲以一名施暴者的身份出现,正是由于父亲的暴力也决定了南风对待不公同样以极端甚至自残式的暴力方式解决。在《二次曝光》中,父亲的形象直到影片放映了一半才以一种邋遢,颓废的方式出现,而女儿的精神分裂也有部分原因来自于父亲。

可见,父亲在李玉的眼中以然成为一种复杂且充满矛盾的角色。在当下的现实社会中,她的这种独特的,悲观的见解也值得让我们深思。

二、走向独立的母亲

在男性意识下,女人只有作了母亲之后才真正完成了了女性的职责,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他者”。母亲这一社会角色在传统的男性社会观念中主要有两个发展趋势:一是吃苦耐劳,和蔼贤惠的典型的慈母形象;另一种是《女神》中阮玲玉饰演的那种“受难母亲”的形象。这两种套路充斥着男权社会的主流影像。

然而在李玉的影片中,母亲这一形象也出现了颠覆性的改变。在《苹果》中,儿子作为情节的核心成了一切事件发展的基点,刘苹果也因为意外怀孕而成为被关注的中心人物,她为了生育和赚钱而丧失了独立的女性人格与尊严,也是在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她意识到了男性社会对她的压榨,影片最后她和孩子的一起逃离就体现了母亲这一角色慢慢蜕变到独立的过程。影片《观音山》中的常月婷也是一位独特母亲形象。在经历了老年丧子的痛苦后她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她不再将传统的男性的压迫作为女性唯一的困境,在生存和死亡之间她思索生活的意义,最终常月婷平静地选择了死亡作为了生命的归宿,这也是女性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独立思考的结果。

在李玉的影片中,母亲依旧可以贫困潦倒,依旧可以命运苦难,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她拒绝了麻木的生活,独立思考并拥有反抗的意识,已经不再仅仅是男权社会中的“牺牲者”的角色。这也是她女性主义表现的最突出的一点。

三、遭受不公的青年女性

在李玉的电影中,她用了一系列的两性关系表现了女性作为男女本应平等的一方却遭受侮辱和损害的社会现实。在《苹果》中,本应和睦的小夫妻为了金钱最后走向冷漠,二者的关系冰冷的有些绝望。而那些赤裸袒露的镜头同样展现了女性作为被看的角色的可悲。这种反传统的男女关系挑战了男性社会的基本观念,成为了女性作为不公平一方的宣泄。而在《观音山》中,两性关系没有了之前的麻木与冰冷,反而多了一丝温暖与希望。但在这对男女关系中,二者是以一种独立的地位来相处,南风和丁波都在没有希望的社会底层苦苦打拼,但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南风都没有对丁波产生依附性,始终是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个体出现,反而丁波显得更加顾虑与懦弱,他不敢追逐甚至逃避爱情,但最后他还是握住了南风的手,一起来面对未来的苦难。在《二次曝光》中,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性更加明显,在宋其的幻想世界中,男朋友在二者关系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自己在其中背受欺骗和伤害,这也成为其精神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李玉眼中,两性关系比之以往更加复杂与矛盾,她以女性的观点审视着备受摧残的女性们,努力展现女性真实的社会现状,重新确立其独立的社会地位,力图“消除通俗电影的乐趣,使女性摆脱充当男性凝视的课题对象地位,使观众对镜头产生辩证的,超越激情的理性,而不再将女性物化为男性观看的对象”。

在她的电影中,人物关系不断被解构与被重组,颠覆了传统的社会认知。女性也成为独立的生命个体脱离了“被看”的地位。女性主义的观点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达。通过这些片子的分析,让我深深认识到,这一观点,这种态度已经成为李玉最重要的标签。

摘要：谈到李玉电影风格和艺术特征,必然要谈到她的独特的女性视角,作为一名优秀的女性导演,我们在她的每一部片子中都能找到不同于一般人的态度和观点。她的女性主义情怀是每个研究她的人必须要细细琢磨的一点。本文就主要分析一下李玉电影中独特的人物关系和独立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李玉,女性导演,女性视角

参考文献

[1]陈捷.“《观音山》:无因的愤怒与绝望”.《电影艺术》,总第338期.

[2]段婷婷.“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性”.《暨南学报》,总第155期.

[3]季晓宇.“从《红颜》到《观音山》:李玉的精神漂流记”,《南京艺术学院报》,2011(03).

[4]禹冰.“电影《观音山》的象征意义”.《电影文学》,2013(4).

[5]张晓琦.“摄影陆一帆:李玉的方式让摄影师更自由”.《CINEMA WORLD》,第29期.

[6]闫慧.“未知生焉知死”.《电影文学》,2012(4).

[7]刘昕欣,白雪.“析电影《观音山》中的音乐”.《电影文学》,2012(16).

[8]付明莉.“游走在爱情的边缘”.《大众文艺》,文艺评论.

女性视角 篇9

关键词：女性主义叙事学,叙事视角,女性经验

兴起于西方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叙事学, 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的产物。这一跨学科流派的理论, 结合两家之所长, 而避之其所短。这一批评理论关注的是文本叙事结构的性别意识和性别政治, 以及社会历史语境下的叙事手法。无独有偶, 中国著名女作家王安忆的小说集“三恋”也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 并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史上留下鲜明的记号, 其中独特的女性叙事视角, 更是备受人关注。本文通过分析“三恋”中的最后一则《锦绣谷之恋》的叙事视角, 揭示该小说体现了中国那段特定历史时期的女性经验。

《锦绣谷之恋》, 创于1987年, 讲述的是一个人的故事 (《荒山之恋》是四个人的故事, 《小城之恋》是两个人的故事) , 一个人的故事更能体现女性的个性意识。且比前两则多了第一人称叙述, “我”的视角, 这样在叙述人称, 叙述视角上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局面。

叙事视角是指叙述者在叙事时采用的观察故事的角度, 而女性主义叙事学中的叙事视角关注的是聚焦者的眼光与故事人物的眼光之间互为加强的关系。《锦秀谷之恋》的叙事视角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论是零视角, 内视角还是外视角, 都体现出叙事性别的女性化以及视角眼光与故事中人物眼光相互重合加强的特点。下面从零视角, 第一人称内外视角, 及第三人称内外视角来分析。

一、零视角

“零视角 (全知叙述) 是大家十分熟悉的一种传统叙述模式, 其特点是没有固定的观察位置, 上帝般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可以从任何角度, 任何时空来叙事:既可高高在上地鸟瞰概貌, 也可以看到在其它地方同时发生的一切, 对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均了如指掌, 也可任意透视人物的内心。” (1) 在小说的开始, 描述这对夫妇早餐的情况, 就是采用的这种叙事视角:

“而双方并不留意对方, 彼此深知了底细似的, 再难互相仰慕了。只是匆匆的寡味的吃着泡饭。烧滚的泡饭很烫的灼着嘴, 很不容易划下, 很快, 两人的额上便泌出了汗珠。她停下筷子, 欠过身子开了电风扇, 说道:‘很热。’他便也回声似的应道:‘很热。’泡饭吃完, 正是七点半的时候, 他出了门。七点四十的时候。她也出了门。” (2)

全知叙述者不是故事中的人物, 无论她叙述的是人物的内部活动, 还是外部言行, 她的观察位置一般均处于故事之外。但在这里, 通过这种叙事角度, 适当地控制对人物内心透视, “并不留意对方”, “彼此深知底细”, “再难互相仰慕”, 有效地帮助调节叙事距离, 让读者对这一夫妇单调简单, 熟悉乏味的婚姻家庭生活有所了解。两个重复的很热及重复的出门, 也为故事人物她后来的那次婚外恋, 精神的出轨作了铺垫, 唤起了读者的理解和赞同。

此外, 这种全知叙述, 适当隐瞒某些人物的内心活动有助于产生悬念, 增加情节的吸引力。小说中她与婚外恋情人他 (作家) 第一次见面握手时的情节:“然后, 那一个不戴眼镜的也伸出了手。可是, 她与他的手却没有顺利的握住, 手指尖碰了一下, 各自便都有些慌忙地闪开, 再去寻找对方的手, 又都落了空, 然后才握到了一起, 两个人都有些窘了, 她微微的有些不快, 很顺利的一天在此时打了个小小的结, 很久以后, 她才明白, 这个结是可纪念的。” (3) 这段对“她”的内心活动进行了详尽描写, 虽然有些不快, 打了个小小的结, 但这个结是可纪念的。相比之下, 对他的内心活动却没有直接地描写, 只在动作上对他进行了一些评述。此处, 故事中的她的内心体验仿佛是叙述作者的体验, 也激发了读者的阅读欲望, 什么结是可以纪念的?

二、第一人称叙述内外视角

《锦绣谷之恋》中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即包括第一人称内视角叙述, 还包括第一人称外视角叙述。无论是内视角, 还是外视角, 都是与故事中的人物她时而远距离的观察, 时而近距离的接触, 甚至有时体现出同一性或重合性。

“我想说一个故事, 一个女人的故事。初秋的风很凉爽, 太阳又清澄, 心里且平静, 可以平静地去想这一个故事。我想着, 故事也是在一场秋雨之后开始的。” (4) 小说中接下的一段便是“秋雨过去, 如洗的阳光普照下来, 落叶已经腐烂, 红不红, 黄不黄地粘了一地。” (5) 故事的帷幕也就顺理其当地拉开了。此时的第一人称我就是从内视角出发, 以见证人的眼光讲述开了这个故事, 并申明是一个女人的故事。而且, 以我经历着的身份参与故事中, 我想故事是秋雨之后, 故事的时间也是从秋雨过去开始的。这种第一人称内视角出发的叙述方式与后面她的情节及心理活动都或多或少有着我的经验或我的想法。这里的我虽不完全是作家, 但也是她的某些情感投射的载体。

再关照第一人称外视角。“我看着她调皮地用脚尖追索那些金黄的卷片, 然后恶作剧的枯滋滋一脚踩下, 我想起她从小就有一个癖性, 那便是一件心爱的东西, 如果坏了一点, 她便将它完全的摧毁了, 越是心爱的东西, 她越是这样。除此之外, 我再也想不起别的, 我只得放开了她, 随她一个人没有故事地远去了。” (6) 叙述者我处于故事边缘观察位置, 而且还有我的回忆的叙述, 叙述者我的眼光希望还能有点什么, “我的故事讲完了, 我却不甘心, 还想跟随着她, 也许, 事情不会那么简单。” (7) 故事人物她从庐山回来, 也想有点什么, “我”和“她”到底想有点什么, 这也正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 中国社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很长一段时间后, 改革开放刚刚兴起, 各种西方思潮也纷纷踏来, 王安忆似的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开始企图用分辨的眼光考察两性关系, 虽谈不上女性作为本位的眼光, 但它至少意识到要对两性加以分辨。

三、第三人称叙述内外视角

小说中第三人称内外视角, 也体现出聚焦者的眼光与故事人物的眼光达到了相互加强的效果。小说中第三人称叙述的内外视角例子比比皆是。

“可是她牢牢记着她是复刊之际最年轻的编辑, 有了时代作为前提, 她便能永远不老了。” (8) 这里的第三人称内视角叙述, 表现了年轻少妇, 有职业的知识女性的从容与自信, 这种从容与自信无不是发生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 改革开放, 文化复苏, 知识重新被重视。

第三人称外视角, 摄像机般地叙述, 由于叙述者置身于故事世界之外, 无法对故事中人物的内心活动进行探视。但这种由故事外的叙述者用自己的旁观眼光来叙事, 使叙述显得冷静、客观。在她从庐山回来后, 办公室的一段叙述:

“老王轻轻站了起来, 走到墙角热水瓶跟前, 往玻璃瓶添水。苍蝇后面, 是很远的西北地方移来的一棵高大的泡桐, 透过泡桐已经稀稀疏疏的叶子, 隔壁院落里……那顶楼上的身影依然一动不动。” (9) 这里看似冷静、客观, 细心的读者随她观看的依然是些未做任何改变, 仍是年复一年, 顺理成章的景物呈现, 她的生活也正如她觉得“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10) 实际上她的内心却不甘屈于这种平静, 这种叙述的客观冷静与故事人物强烈的主观冲动幻想形成有力的对比。

《锦绣谷之恋》中的叙事视角向读者展示了叙事视角也有性

狂野中的优雅

——关于马蒂斯的绘画艺术

邢澄 (陕西师范大学710062)

摘要:马蒂斯的绘画中带有很强烈的感性色彩, 有一种优雅、生动的创新意味, 注重色彩、线条的运用。作品理智富有逻辑, 拥有独特的创作视角。

关键词:马蒂斯;野兽主义;色彩;线条;视角;优雅

马蒂斯作为“野兽派”的代表人物, 他的绘画富有激情:跳动的笔触、奔放的色彩、简练的线条, 既是对象征主义的继续, 也是用全新视角展现了20世纪初西方绘画的新内涵。在大多数人看来马蒂斯的绘画大胆而又狂野, 然而马蒂斯通过吸取印象主义、点彩主义、象征主义的营养, 对自然的主观创造, 实现了用简化的形式展现心灵及个性的独特绘画语言。

马蒂斯与野兽主义

马蒂斯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 越来越多的画家极力展现自身的特点, 感性的释放让许多画家的观点不谋而合, 追求着一种所谓的绘画独立。塞尚、高更的艺术就对马蒂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但他没有一味的重复他们的语言, 而是作为一种借鉴, 这种学习贯穿了马蒂斯整个艺术生涯。马蒂斯说:“我们正处在现实主义运动的终点, 由于这个运动而积累了许多材料, 现在, 我们必须和这些材料打交道。我们应当批判地分析、整理他们。”因此, 马蒂斯通过色彩与造型的大胆创新, 来展现一个新的创作派别。《红色的餐后水果》 (1908) 就是受塞尚影响的最好阐释, 《奢华, 宁静与享乐》也是从西涅克那里学来的技巧。马蒂斯爱用纯色平涂, 注重色的结合, 大胆的利用散点透视, 他的绘画来源于现实却又高于现实, 虽然画面狂野奔放, 却又有着优雅的意味、一种纯净的艺术追求。“我梦想的是一种平衡的艺术, 一种没有令人烦恼和压抑主题的纯洁静穆的艺术。”他独特的创作观点和画面表达, 使他成为20世纪西方绘画史上举足轻重的大师。

独特的绘画表达

马蒂斯的绘画作品或许有一种不可理解的意味, 但在他心中, 艺术就是内心的表现, 不管是人们认为是否夸张、抽象, 他的目的就是要用简洁的形式表现个性的绘画理念。

首先, 马蒂斯认为“色彩的主要作用, 是为最出色的表现服务。”他注重色彩的结合与运用, 有时候运用单纯的原色, 画面却色彩斑斓, 即使是平涂, 体积感也被完美的展现, 他的表达就是根据经验、感觉、和观察。马蒂斯的画面表达往往激情似火, 色彩运用大胆, 有的以红色为主题, 有的则以黑黄为主角。马蒂斯自己理解的色彩才会呈现在画面中, 并通过不同的色彩与调子表现明度变化。“一种色调——仅仅是颜料;两种色调——已经是和音, 是生活了。”《舞蹈》这幅画中, 运用了蓝、绿、红三种色调, 红色在人体的运用和背景蓝、绿补色形成了非常的共鸣效果。

其次, 马蒂斯认为“线条决不能杂乱, 每条线都必须有它的作用……”马蒂斯对线条的重视程度和色彩一样, 他认为都应该以最终的结构为前提, 这样画面才有证明力。他的线条凝练简别, 其中的叙事视角与故事人物眼光以及女作家的眼光, 甚至女性读者的眼光, 都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互默契。通过几种视角的审视, 这部小说达到了用女性视角去观察两性的关系, 去开拓人性的复杂层面, 较早地表现了妇女经验中一向被遮蔽的欲望体验。并且作为中国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创作, 小说也成功地为9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做了过渡。

洁, 寥寥几笔就掌握了对象的本质。他的许多线描人物就是他对线条理解的最好阐释, 也印证了他简练的绘画风格。马蒂斯坚信画面中每一根线条都是艺术家深深的确信。

最后, 马蒂斯艺术的表达是理智的富有逻辑的。他的绘画虽然看似狂野, 但是却不缺少优雅, 他认为绘画首先是感受, 然后才是观念, 一切都是充满秩序的。他的创作过程, 都是经过修改、发展最初构思与想法的一种长期过程。他对每一幅画都赋予了新的意义“一幅新画应该是惟独一次的事迹, 一种新的诞生。”他用心灵调动每一种颜色, 每一根线条, 来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 从马蒂斯的绘画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作品和生命的统一。

镜头般的创作视角

马蒂斯一生的创作都追求一种情感的展示, 他的绘画体现了现实生活中所不可能体现的种种, 例如;散点透视, 作画对象夸张变形等, 但这正是他的独特创作视点。在马蒂斯创作的人物画和肖像画中就可以明显感受到他的艺术语言, 他不单纯复制自己所看到的。正如他所说:“假如我画肖像画, 也只运用装饰的风格去画。在整个画肖像过程中推动我的力量, 依赖于观照某个面孔时最初的强烈感受。”《摩洛哥人》这幅画用几何形体展现了一幅接近抽象的图案, 加入了立体主义的造型方式, 马蒂斯用独特的创作视角在画面中展现了黑色背景上轮廓分明的建筑物和正在祈祷的摩洛哥人。这幅画马蒂斯自己也说:“我发现很难用语言来描述我的这幅画。”

欣赏马蒂斯

马蒂斯画中那份狂野、变形的种种在欣赏的时候有一种可以唤起人们内心对色彩的一种美好的诗意般的感受。从他的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生活的激情, 他的绘画创作和绘画理论都展现了健康的精神生活, 体现出他严谨的绘画性, 每一幅作品都透漏出他独特的正义感和自己鲜明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马蒂斯的绘画尽管和传统绘画相距甚远, 但是却和传统作品保持了一种共有品质, 透过这种品质, 揭示出绘画艺术的人道主义。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不忘对艺术的追求, 当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仍然感慨的说:“我从来不孤独。”马蒂斯在绘画艺术史上做出了不朽的功绩, 深深影响了近代西方绘画。

参考文献

[1]李莉阳, 马蒂斯论艺【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

[2]张延风, 法国现代美术【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邢澄, 女, 1986-7, 河南郑州人, 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油画表现与研究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申丹韩加明王丽亚, 《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2]陈厚诚王宁, 《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年。

女性视角 篇10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 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 久而久之, 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 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 白的便是衣服上粘的一粒饭粒子, 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这段话不仅揭示了男人心目中梦幻与现实的差距, 也暗藏女性无论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中都处于被动的地位。就像钟晓阳小说中的女性尽管生活在现代化文明都市, 但是骚动变幻的现代社会难掩骨子里深藏着的传统女性气质, 精神的空虚迷茫导致她们更迫切地追求情感的载体。《燃烧之后》中的女记者凌暖在恋爱艺术家唐力面前扮演的就是一个寻求归宿的依附者的角色, 张爱玲用四十年代的战火来成全白流苏和范柳原, 然而在90年代的商业化都市又有什么能成全凌暖的爱情呢?

在钟晓阳这类婚外恋小说中, 无论是英琳、米娜还是紫逑、瑶葆, 均受着非典型婚姻所带来的伤害。她们渴望寻求沉闷生活以外的刺激, 在沉闷的职场生活以外弥补精神的空虚, 这样一种常见的女性摆脱内心寂寞的手段, 也是这个病态物质世界的普遍现象。女人们纠结自己是红玫瑰还是白玫瑰, 同时又自觉或不自觉中充当着“白玫瑰”与“红玫瑰”的角色。她们想呈现生命最灿烂的一面在男人的心中, 可是现实的不可测又使她们的理想破灭, 反而在“白玫瑰”和“红玫瑰”的角色中摇摆不定, 陷入两难的境地。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成为都市中不落幕的歌曲。

波伏娃说“男人希望女人整个活在他们的生命中, 但是并不希望为她而浪费自己的生命。对女人而言, 正好相反, 去爱一个人就是完全抛弃其他一切只为她爱人的利益存在。”

钟晓阳在表现都市女性的情感状态和生存境遇时不仅仅着眼于“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纠缠, 还对香港下层社会的形形色色人物进行刻画, 并且给她笔下人物太多的同情之心, 始终在字里行间有一种淡淡忧伤的悲惘之情。

《阿狼和我》叙述了少女成长的烦恼和初恋破灭的故事。女主角阿娟十六岁的全部内容便是阿狼, 一个成年男子肩头刺有狼头纹身, 代表的是一个阿娟无法理喻的充满暴力和阴郁气息的世界;但在阿娟看来, 阿狼与自己道貌岸然却抛妻弃子的父亲相比, 痞气中带有亲赖, 纠缠中带有温暖。到了《未亡人》中男主角梁律的死亡宣告了他与发妻梅茵美满婚姻的终结;同时, 在另一面, 也为男主角出轨的隐形爱恋划上句号, 这个出轨的对象恰是他的妻子的闺蜜伊凡, 在表层美满婚姻下, 男主角更倾向如梦幻甜蜜的出轨之恋。作者通过女性视角来呈现爱情与死亡的双重神秘性, 从而带来生命的庄严感与婚姻中不道德情感的批判。

钟晓阳笔下的女性往往是痛苦孤独的迷惘者, 她们心中最大的困惑往往因爱而生, “爱在过去一向被视为引导我们生命的原动力, 而在今天, 这种原动力本身已成为一个问题了。”这无疑是现代女性遭遇的极大不幸, 也是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都市人普遍性的悲剧。

现代人的疏离状态主要在“与他人的疏离”“与真实自我的疏离”。而钟晓阳笔下的人物正是处在这种疏离状态中, 从《阿狼与我》、《燃烧之后》到《普通的生活》《爱蜜丽·爱蜜丽》作品中都市人的爱情在物质冲击下飘摇不定, 而婚姻更是危机四伏的陷阱和牢笼。

短的是人生, 长的是磨难。钟晓阳在现代爱情中寻找不到女性生存的出路, 而在古典的爱情只存在于成长的纯情期中, 短暂而易逝, 它尤其不属于婚姻这种日日夜夜始终捆绑在同一屋顶下的形式。而磨难才是真实的, 从现代到古典, 没有人能冲出“磨难”的桎梏, 当女性对男性的幻想破灭之后, 男性对女性的幻想也正在破灭, 这就是现代社会男女之间的现实。

钟晓阳的小说展现的只是生活中一个短片断, 使读者感受到人物的一段生存状态和情感纠缠。每个故事明白晓畅却隐藏着忧郁和哀怨。无可否认, 在反抗的决绝上, 晓阳的作品做的不够完美, 她所念念于心的是要表述香港都市女性的弱式及边缘地位。小说中的女性以自己的方式解构男权社会的日常秩序与道德价值, 但是解构之后没有建构, 生命原点必然处于一个空荡无依的状态。她们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凉。她的作品中没有尖锐的冲突, 内涵也不尽深厚, 只求写出生活的真相, 怀着深深的惆怅和悲哀, 为过去的女性作一次苍凉而美丽的谢幕, 又以疑虑而叹息的目光注视着下一代女性挣扎地生活, 未来——则是一线微弱而可贵的曙光。

参考文献

[1]张爱玲.传奇·红玫瑰与白玫瑰[M].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