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倍增目标

收入倍增目标（通用9篇）

篇1：收入倍增目标

收入倍增目标 暖人心的 幸福指数

收入倍增目标：暖人心的“幸福指数”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标。“收入倍增目标”一经公布，立即成为最抓人眼球的热词之一，迅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竞相解读。

报纸、电台、电视和新媒体都把收入倍增和两个“翻一番”，作为十八大将续写中国奇迹的一大亮点，满怀激情地传递着中华儿女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期冀。由于篇幅所限，谨摘引以下几段文字，就能感受到讨论的热烈程度。

有博文说：“未来十年，让百姓更多从改革发展中得到实惠，在更大程度上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收入倍增目标是一个最给力的民心工程。”一份跟帖写道：“缩小贫富差距，改善民生是重中之重。人民给予很高期望，翘首等待民富国强有大突破。为中国未来加油！”有学者评述：“两个‘翻一番’的新指标，一个是经济总量指标，一个是人民生活指标。两个指标同步提出重若千钧，特别是人均收入倍增目标含金量更高，凸显出党和国家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生活幸福度。”一篇读者来信认为：“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让老百姓过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就必须一心一意谋发展，‘真金白银’惠民生，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要多想群众的福祉、少想个人的政绩，多做雪中送炭的事、少搞锦上添花的事。”

翻阅十年来的三次党代会报告，从十六大提出“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到十七大提出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再到今年十八大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人们不难发现，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也在不断发展、完善，目标更高，标准更严。两个“翻一番”、倍增目标同步提出，体现了明确的政策导向。这不仅昭示我们不是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而是下决心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质量、更加注重居民收入的提高；而且向外界传递出中国未来发展将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更大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两个“翻一番”和其他指标，构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的有机整体，勾勒出一个幸福中国的瑰丽图景。

十八大让我们看明了汇集全体人民的社会体制改革的完整设计，读出了执政党把我民生脉动的现实追求，更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政治本色和高屋建瓴、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把一切为了人民幸福作为最大的执政责任和追求。就是要把群众对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充满期待当作最大光荣，通过各级干部的“辛苦指数”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两个“翻一番”目标以及其他指标的提出。正是党立足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立足发展新要求与人民新期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提出的总要求。只有学习好、落实好党的十八大的总要求，就一定能够在民族复兴的现代化征程中，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不断创造党和人民事业的新辉煌。

篇2：收入倍增目标

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尚需仔细分析。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段居民人均收入都实现了十年翻一倍。居民人均收入与经济走势两者始终保持着同向变动状态。上世纪80年代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9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

2.14倍，同期GDP增长了2.7倍，90年代的资料为2.87倍、2.2倍、3.8倍，本世纪头十年数据为2倍、1.28倍、2.4倍。上述资料可看出三点：一是经济增长速率总体快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率；二是经济增长率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差距呈递减势态；三是经济增长率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差距波动性较强，本世纪头十年反而在拉大。一段时间以来，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的主成因是高速经济增长带来了高就业。特别是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超过20个百分点，就业人数已超出第二产业，就业扩张和就业结构变动使工资性收入成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确保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总体看，城镇职工年平均货币工资增长率超过GDP年增长率。从农民的收入增长来看，1990－2013年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从20%升至45%，也说明工资增长能否与经济增长进一步提高关联度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综合上述情况看，经济规模扩张、结构转换和就业扩张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的约束作用渐增，在前期收入规模不断放大的条件下，后续经济发展格局对收入增长的约束性还要提高。换言之，收入倍增目标能否实

篇3：如何正确理解“收入倍增”

我认为, 朋友们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10年倍增”的理解不正确, 理由主要有四:

其一, 不能在2010年人均收入的基础上简单地“乘以2”。比如, 201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是10000元, 到2020年就是20000元, 这是不对的, 而是要以2010年为价格基期, 按不变价格计算———扣除10年间价格上涨的因素, 这样到时的实际收入肯定要大于20000元的标准。

其二, 不能简单理解为工资翻番。因为它是一个综合性指标, 既包括工资和奖金等货币收入、业务性和资产性收入, 还包括教育、医保、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福利性收入。

其三, 它是一个总体概念, 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因为在城乡之间、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之间近年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下, 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将放在缩小贫富差距上。在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过程中, 肯定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 这一群体在未来10年中收入增长率可能要大一些, 而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率可能要小一些。

其四, 它一个设定时限的量化指标, 并不等于固定的序时环比均值增长指标。因为人均收入增长要随经济的增长而增长, 不同年份间的经济增长速率不同, 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的幅度也会不同;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同, 居民人均收入增速也会不同。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篇4：收入倍增，2013走起

对居民收入已居全国前列的首都北京来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无疑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挑战。收入倍增计划关系民生大事，自然引发京城百姓热议。能否倍增？如何倍增？都谁倍增？解析种种疑问前，读懂“收入”这个关键词是第一步。

实现收入倍增前景可期

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十八大报告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将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明确纳入党的报告，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人们应该如何准确理解这一目标？ 对此，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主管住户调查工作的副总队长邵建民认为：多年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是分别独立开展的，城镇居民使用可支配收入指标，农村居民使用人均纯收入指标，二者口径有一定的差异。随着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工作的正式实施，从2013年起，我国将能发布城乡统一标准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标。

诚如十八大代表、北京市市委书记郭金龙在十八大分组会上讨论时所说：和全国一样，十六大以来的十年也是北京历史上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之一。2011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6万亿元，相当于2002年的3.8倍，十年来年均增长11.4%；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比重达到76.1%，十年提高7个百分点；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000多亿元，是2002年的5.6倍；万元GDP能耗全国最低。首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让各级党委、政府着力民生改善变得“底气”十足。

据5000户城镇居民和3000户农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十二五”开局之年的2011年，全市城乡居民收入继续稳步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万元，达到32903元，扣除物价后实际增长7.2%；京郊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14736元，实际增长7.6%。2012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48元，同比增长11.5%；京郊农民收入同样呈较快增长之势，农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达到14549元，同比增长12.2%，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实现全面增长。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新闻发言人邢志宏说：“2010年北京城乡居民收入比2000年时均增长了1.8倍，到2020年再次实现收入倍增是很有希望的，实际年均增速保持在7.2%就可达到。同时，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而最重要的支撑条件还是全市经济保持健康有序发展的良好势头。”

重在调节收入分配格局

相对于平均收入数据的翻番，民众更关心的是：谁能成为收入倍增计划的最大受益者？北京网友“南天竹一”在人民网微博留言道：“老百姓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衣、食、住、行、子女的教育问题。衣、食、住、行、子女的教育问题又统归于家庭的经济收入。目前，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就是要赶快提高低工资人群的工资和增加对困难户、人群的经济补贴，不要一说到分配制度的改革就只谈如何如何给高收入人群减税免税，而把低收入人群撇在一边。”

邢志宏也指出，政府在制定收入政策的时候要注意解决收入分配的结构性矛盾。“我们当然希望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再快一些，从而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十八大报告亦多处着墨阐述收入问题：“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些纲领性论述为下一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指明了方向。

如何审视北京居民收入分配的特征？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近期的一份分析报告做出了初步回答。该报告认为：居民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体制转变、宏观政策变化等密切相关，近年来，北京市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的同步性逐渐增强，2002～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达到10.3%，比上一个十年提高1.7个百分点；居民收入与GDP之间的年均增幅差则缩小到1.1个百分点。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的高低关系到居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受惠程度。长期以来，企业所得和政府所得相对较高的现状，一方面反映出满足扩大再生产、扩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性要求，另一方面也说明居民收入比重还有提升的空间。目前北京市劳动者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接近50%，比重虽略低于发达国家，但是从趋势上看正在向发达国家水平靠近。而再次分配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十分明显。报告建议，政策如能由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转变为向居民部门倾斜，将对居民收入所得份额的提升起到更为直接和有效的作用。

城乡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过程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处处长方晓丹介绍说，“十一五”以来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有所减缓，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从2005年的2.25缩小到2011年的2.18。从收入构成看，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的协调性提高是城乡收入比缩小的主要原因。2011年，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人均工资性收入9579元，对农民增收贡献率高达89%；农民人均领取退休金、养老金1463元，养老模式正向城镇居民看齐；农民人均政策性转移收入达到629元，同比增长41.7%，政府的各项富民惠民政策真正让农民得到了实惠。但她同时指出，“2011年北京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额为18167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明显。探索农民增收途径，提升农民增收的内生动力，任务仍十分艰巨。”

就百姓关心的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北京城镇住户调查五分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高低收入户的收入比由1986年的2.2：1扩大到2011年的4.2：1。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城镇住户调查处副处长王守琪认为，“从趋势上看，个人的素质、努力程度等逐渐成为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而就业单位的经济类型和工龄因素的作用有所淡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劳动力市场趋向均衡的变化特征。另一方面，市场扭曲、劳动力歧视的存在则是引起收入差距的非效率因素，需要引起特别关注。”

统计新政护航收入改革

十八大以来，以收入分配改革为突破口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备受民众期待。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把加强民生保障作为2013年全年六大任务之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被视为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日前透露，2013年，我国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着力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深化改革需要勇气和智慧，改革成效需要科学监测。此背景下，一系列与收入监测有关的统计新政尤为引人注目。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曾在第三届中国统计开放日上透露，从2013年开始，在劳动工资统计中将增加职业分组，包括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等几个类型。了解岗位工资的差距，对于政府研究收入分配状况，完善相关政策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另一个重要的创新之举便是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的实施。据邵建民介绍，这项改革旨在按照统一的标准、口径、范围、指标、方法调查取得城乡居民收支数据，客观揭示城乡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及其变化，为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制定民生改善政策提供可靠依据。他谈道，北京还以此为契机，通过创新电脑记账、手机记账等电子化记账方式，既提高了调查户的记账热情，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数据质量。

据悉，按照新的一体化调查方案，2013年起将发布全体居民和不同收入层次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水平、结构数据。而社会普遍关注的居民收入中位数和基尼系数，城乡之间、高低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等数据也有望公布。

2013已经起航，在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人们期待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能够破冰前行，驶向一个“丰年处处人家好”的明天。明天并不遥远，在首善之区北京，发展成果也将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编辑：王许松 / 邮箱：wxs@bjstats.gov.cn

篇5：收入倍增计划0

关于“收入倍增计划”的具体数量含义。第一，“收入倍增计划”中的“倍增”，即“翻番”是按不变价格说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长。因此，不存在一些人担忧的所谓倍增的收入会被价格上涨所吃掉的问题。

第二，根据2010年的实际情况和“收入倍增计划”，到2020年我国GDP总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按2010年的价格将分别达到80.3万亿元、38218元和11838元。由于2011年和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已成定局，要实现“收入倍增计划”，2013—2020年的8年间，我国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需要分别达到 6.86%、6.86%和 6.3%的水平。

第三，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和世界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我国2020年实现翻番目标后，我国GDP总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

第四，“收入倍增计划”隐含着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将有所提高。“收入倍增计划”要求GDP总量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同时翻番，由于人口每年要增长（假设今后1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45%），所以，居民收入总量在翻番的基础上，还要多增长 10年人口增加的 4.6%才行，这意味着居民收入占 GDP的比重至少要提高 4.6个百分点。

总之，经过努力实现“收入倍增计划”后，国家更强、人民更富。

“收入倍增计划”是个积极而又稳妥的目标。所谓积极，是指目标的实现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而非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轻而易举。在经历了30多年年均9.9%的高速增长时期之后，我国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在增加，挑战和矛盾增多。

第一，外部经济环境将比前10年要差。未来5年或更长时间，世界经济将在波动中低速增长。从近期看，有欧债危机、美国“财政悬崖”和新兴国家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发达国家政府、家庭、银行和企业的去杠杆化能否平稳实现等问题。从中长期看，世界经济“大病”过后的恢复需要时日，归还“透支”欠账需要时日，构建新经济秩序以及理论科技创新需要时日，化解人口老龄化与高福利政策之间的矛盾更需要时日。

第二，国内资源环境劳动力制约强化。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原本就较低。加上前些年破坏性开采和超高速出口，使我国资源的约束进一步强化，主要能源、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有些已经超过50%。环境约束增强。土壤、水资源、空气等污染严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总体上已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劳动力优势弱化。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出现下降苗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74.43%，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为近年来首次下降。

第三，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进一步增加了实现目标的难度。这次“收入倍增计划”目标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尽管从长期看，科学发展方式无疑会更加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但就短期而言，在转变过程中，仍需要适当牺牲一点发展速度。而过度依赖外需、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工业的发展模式必须改变。此外，从历史资料看，1979—2011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之比是9.9%∶7.4%，按此比例，今后 8年 GDP年均增长6.86%时，只能使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5.1%，无法保证翻番需要的6.5%的速度，可见必须较大力度地调整国家、企业与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关系才行。

第四，体制机制仍不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政府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科技创新体制等均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第五，转型期经济社会矛盾趋于突出。就业结构性矛盾凸显，收入分配关系急需理顺，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完善，教育、环保等领域问题突出，潜在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所谓稳妥，是指目标经过努力可以实现。我们在看到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目标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挑战的同时，也要看到实现目标的有利条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从国际环境看，尽管不及前10年，但总体仍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潮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有利于改善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创造新的发展机遇。全球理论科技创新也大有希望。

从内部看，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空间依然巨大。一是政局稳定、方向明确、道路宽广。党的十八大的顺利召开，向世人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新一届领导集体的顺利产生、思想路线的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确认，为我们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和思想基础，减少了道路选择可能带来的“折腾”。二是经济发展阶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镇化的进一步加快，工业化信息化的进一步融合，农业现代化的加快发展，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都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等都蕴藏着巨大增长潜力。三是几十年快速发展为我们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制造业增加值、外汇储备、货物出口额等均居世界第一位。谷物等农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20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其中粗钢、电解铝、水泥、精炼铜、船舶、计算机、空调、冰箱等产品产量都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交通通讯、市政设施、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得到明显加强，科技水平提高，人才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四是历史发展的实际让我们充满信心。近10年GDP和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0.7%和8.5%以上。

总之，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是积极而稳妥的。经过努力实现目标后，我们国家综合国力将更强，人民生活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全面小康社会定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我对“收入倍增”的理解和期盼

9月19日，无锡市旅商高等职校高级教师吴寿鑫也来信谈了对此问题的看法。当日，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授吴祥钧发来邮件畅谈了他对“收入倍增”的理解。原文摘发如下。昨日，快报评论员与吴教授进行了关于“倍增”的对话，以回应读者的关切。

编者先生：好！阅今日《现代快报》第二版有关于“收入倍增”问题的讨论。我也发表一些看法，供参考。祝编安！

我省《“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了“居民收入7年倍增计划”，这表明我省把改善民生放到了非常突出的重要位置，突出了“国强民富”的政策导向。这也反映了江苏的经济实力和潜力，更显示了江苏领导的胆识和魄力。

怎样正确解读“居民收入7年倍增计划”呢？我想，是否至少有如下两点要有足够的认识：

1.这是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倍增（略）

2.这应该是缩小基尼系数下的倍增（略）

实现这个倍增计划至少有两个要点：

1.居民收入增长要快于经济增长（略）

2.调节分配是个难度很高的课题（略）

实现7年收入倍增计划是需要花大力气去做的一项系统工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今年年初的“两会”上，当省里提出7年收入倍增计划时，有的市领导同志就表态，自己领导的地区只要6年，有的甚至提出只要5年就实现倍增计划。这有点像当年“大跃进”的味道了，这是不慎重的。对此，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切实制订实现倍增计划的具体纲要、分年实施计划和各项措施，切实落到实处，步步实现，最终完成对人民的承诺。

吴祥钧（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授、离休干部）2011.9.19

■对话吴教授 倍增计划难在何处？ 快报：以您对江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了解，给收入倍增能否真正实现一个评估。吴：只要在这7年中世界经济不出现全球性的大波动、我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比较正常的话，我认为这个7年倍增计划是能够实现的。因为这个计划是上了规划的，也就说是经过多方论证和考虑的，不是拍脑袋的产物。

快报：收入倍增是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和缩小基尼系数的倍增，肯定很难。难度具体大在哪儿？

吴：难度在于：“倍增”要扣除物价因素，而物价因素不是一个省能控制的，但只要不出现大的物价涨幅，我们的发展是能够抵消的。难度更大的在于缩小基尼系数，因为这不是单靠发展能解决的，它主要靠改革来实现，就是要改革现有的分配制度，这中间许多问题也不是一个省能解决的，特别是改革涉及到利益需要重新调整、分配的问题，这就要靠经济、政治等各种措施的配合。这是一场革命。难在这里。但只要领导有决心、措施得当（包括舆论的监督和推动），也是能实现的。

快报：以您的收入和家庭经济状况，这个倍增对您重要吗？您是否期待？

吴：就我个人而言，只要扣除物价因素后，能够保持现有的收入水平就可以了，因为我的经济状况在工薪族中还是比较好的。在缩小基尼系数的倍增中，我应该属于不足倍增的那部分人员。

快报：如果实现不了倍增，政府该如何给人民交代？

篇6：如何理解“收入倍增计划”

目录“收入倍增计划”的具体数量含义“收入倍增计划”面临的制约因素，挑战及矛盾结束语新建小段4正文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一目标被社会冠名以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受到热议。人们在为目标所鼓舞的同时，也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疑问：目标能实现吗？收入上涨后会不会被价格上涨吃掉？从人们的议论中可以看到，做好“收入倍增计划”的解读十分必要。

“收入倍增计划”的具体数量含义

关于“收入倍增计划”的具体数量含义。第一，“收入倍增计划”中的“倍增”，即“翻番”是按不变价格说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长。因此，不存在一些人担忧的所谓倍增的收入会被价格上涨所吃掉的问题。

第二，根据2010年的实际情况和“收入倍增计划”，到2020年我国GDP总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按2010年的价格将分别达到80.3万亿元、38218元和11838元。由于2011年和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已成定局，要实现“收入倍增计划”，2013—2020年的8年间，我国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需要分别达到 6.86%、6.86%和 6.3%的水平。

第三，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和世界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我国2020年实现翻番目标后，我国GDP总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

第四，“收入倍增计划”隐含着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将有所提高。“收入倍增计划”要求GDP总量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同时翻番，由于人口每年要增长（假设今后1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45%），所以，居民收入总量在翻番的基础上，还要多增长 10年人口增加的 4.6%才行，这意味着居民收入占 GDP的比重至少要提高 4.6个百分点。

总之，经过努力实现“收入倍增计划”后，国家更强、人民更富。

“收入倍增计划”面临的制约因素，挑战及矛盾

入“收倍增计划”是个积极而又稳妥的目标。所谓积极，是指目标的实现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而非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轻而易举。在经历了30多年年均9.9%的高速增长时期之后，我国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在增加，挑战和矛盾增多。

第一，外部经济环境将比前10年要差。未来5年或更长时间，世界经济将在波动中低速增长。从近期看，有欧债危机、美国“财政悬崖”和新兴国家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发达国家政府、家庭、银行和企业的去杠杆化能否平稳实现等问题。从中长期看，世界经济“大病”过后的恢复需要时日，归还“透支”欠账需要时日，构建新经济秩序以及理论科技创新需要时日，化解人口老龄化与高福利政策之间的矛盾更需要时日。

第二，国内资源环境劳动力制约强化。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原本就较低。加上前些年破坏性开采和超高速出口，使我国资源的约束进一步强化，主要能源、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有些已经超过50%。环境约束增强。土壤、水资源、空气等污染严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总体上已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劳动力优势弱化。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出现下降苗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74.43%，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为近年来首次下降。

第三，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进一步增加了实现目标的难度。这次“收入倍增计划”目标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尽管从长期看，科学发展方式无疑会更加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但就短期而言，在转变过程中，仍需要适当牺牲一点发展速度。而过度依赖外需、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工业的发展模式必须改变。此外，从历史资料看，1979—2011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之比是9.9%∶7.4%，按此比例，今后 8年 GDP年均增长

6.86%时，只能使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5.1%，无法保证翻番需要的6.5%的速度，可见必须较大力度地调整国家、企业与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关系才行。

第四，体制机制仍不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政府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科技创新体制等均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第五，转型期经济社会矛盾趋于突出。就业结构性矛盾凸显，收入分配关系急需理顺，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完善，教育、环保等领域问题突出，潜在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所谓稳妥，是指目标经过努力可以实现。我们在看到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目标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挑战的同时，也要看到实现目标的有利条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从国际环境看，尽管不及前10年，但总体仍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潮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有利于改善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创造新的发展机遇。全球理论科技创新也大有希望。

从内部看，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空间依然巨大。一是政局稳定、方向明确、道路宽广。党的十八大的顺利召开，向世人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新一届领导集体的顺利产生、思想路线的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确认，为我们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和思想基础，减少了道路选择可能带来的“折腾”。二是经济发展阶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镇化的进一步加快，工业化信息化的进一步融合，农业现代化的加快发展，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都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等都蕴藏着巨大增长潜力。三是几十年快速发展为我们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制造业增加值、外汇储备、货物出口额等均居世界第一位。谷物等农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20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其中粗钢、电解铝、水泥、精炼铜、船舶、计算机、空调、冰箱等产品产量都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交通通讯、市政设施、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得到明显加强，科技水平提高，人才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四是历史发展的实际让我们充满信心。近10年GDP和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0.7%和8.5%以上。

结束语

总之，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是积极而稳妥的。经过努力实现目标后，我们国家综合国力将更强，人民生活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全面小康社会定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新建小段4

篇7：居民收入倍增是否可实现

居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个在中国地方政府或明或暗“涌动”了多年的提法，如今终于获官方“正名”，成为中国民生改善步调中，具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2012年11月8日，中共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对记者表示，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为40.1513万亿元人民币，实现“翻一番”目标，意味着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要达到80万亿元，“这应该没有问题”。姚景源说，以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为基数计算，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要达到380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2000元。

以上为国家统计局的一些数据且他们认为居民收入倍增是可实现的，而我觉得居民收入倍增不一定可以实现。因为我觉得居民收入倍增不能只是数据上的增长，数据上的增长不代表实际生活水平就上去了，假如说居民收入在2020年达到了所谓的目标可物价增长了2倍以上，致使增长失去了实际意义，还有以上数据是按照如今的国际经济形判别的，在未来国际局势的变化是不可知的而且高速的经济增长在未来是不可实现的，因为高速的经济增长必然付出高污染的环境代价以及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贫富的继续扩大给经济增长会带来更

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会产生被“平均”现象。所以我觉得居民收入倍增不一定可以实现。

有的人可能会说经济形势的变化可能也会向着目标实现的方向变化，在此我要说明根据现有的国际形势来判断，未来局势的不确定行在极大的增加而且金融危机到如今也没有缓解的迹象，加上伊朗核问题谈判陷入僵局，中东又发战争，朝核危机越来越严重甚至到达战争边缘，中国南海问题，钓鱼岛之争等等，种种迹象显示国际经济下行趋势加剧而且未来没有丝毫变好的迹象，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国际的经济形势，所以未来我国经济增长会很快下降，所以未来居民收入倍增实现的可能是微乎其微。还有大家可能注意到了，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许多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到现在已经非常严重了，收入分配也产生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城乡收入的差距还在持续扩大，社会不公平现象越来越严重这许多想象也显示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了，此时我们在看未来居民收入倍增也是不可能实现了。

篇8：浅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 收入倍增计划提出的背景

1.1 经济增长速度趋于缓慢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不仅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灾难, 对当时正在转型的中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2003-2007年, 我国经济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 GDP平均增长率为10.3%, 而在2008-2012年, 我国的GDP平均增长率为9%, 比金融危机前下降了1.3个百分点。究其原因, 这与我国长期注重发展外向型经济有着很大关系。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 对外贸易经济发展快速, 但同时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快速提高, 2002年突破50%, 2005年已经高达63%, 高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倍到三倍。这也使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中的出口比重偏大, 而金融危机的到来, 恰恰使我国的对外贸易遭受重创。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13年社会蓝皮书———《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 2009年以来, 国际经济环境恶化, 中国对外出口受到制约, 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三驾马车少了一架, 经济增长下滑也就不足为奇了。

1.2 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受金融危机冲击及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影响, 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力的减弱已成为不争的实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10年净出口对经济贡献率为-5.8%, 而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05.8%, 国内投资和消费无疑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这都迫使我国经济结构必须做出调整。2009年9月, 温家宝总理在第三届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表讲话提出, 中国要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攻方向, 更加注重以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 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抵御外部风险的必由之路。这就意味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由过去的“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向“重消费、重投资、保出口”转变。

1.3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足

由于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经济的增长, 使得消费占GDP的比重日益下降, 特别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降低到40%以下, 而全球的平均水平在70%左右。消费率也从2000年的62.4%下降到目前的35.4%。全球著名投资专家索罗斯曾于2012年10月指出, 中国之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之所以在当前看起来变得后劲不足, 是因为消费占GDP的比重正在不断下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也曾建议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应该上升, 至少要到40%或者50%, 而2012年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35%。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011年为51.6%, 2012年为51.8%, 这对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大消费市场的国家来说显然是不足的。而还有一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那就是政府消费在其中占了多少比例。

1.4 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性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影响消费的首要因素是收入, 而我国收入分配制度长期存在不合理性。核心问题是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占有比重过低。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中国薪酬报告》显示, 2011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 1998年到2011年13年中, 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从69%降到57%, 降了12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 这充分说明了在初次分配中财富大部分流向了政府和企业。2008—2012年,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增幅8%, 低于GDP平均增幅9%, 这也反映出广大民众并没有真正分享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另外在二次分配中, 转移支付和税收政策调节做得不够, 对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仍显不足。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 实现收入倍增, 就能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 激发我国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 发挥消费对经济应有的拉动作用;就能平衡我国的对外贸易, 使我国经济得以健康持续快速的发展, 真正做到“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2 收入倍增计划如何实施

早在1960年10月, 我们的邻国日本就制定了10年收入倍增计划, 并将国民收入倍增作为第一目标。10年后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 仅次于美国。而中国目前面对的是外部环境的恶化、内在需求的不振、收入分配的失衡以及即将面临的老龄化问题等, 要实现收入倍增, 必须要制定一套科学的、系统的、稳妥的收入分配制度。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导思想是: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1]。

2.1 收入分配制度亟需改革

首先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一个制度性的改革, 更是一种历史性的改革。必须打破以往在初次财富分配中政府拿大头, 企业占中间, 个人吃剩羹的格局。这将从根本上解决劳动节者收入低下, 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 从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 使GDP在更大程度上转化为民众的幸福感。其次是加大二次分配调控力度。尽管国家已连续9年较大幅度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 但2013年调整后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为1893元, 这个收入对于物价不断上涨的民众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再看低保, 2012年城市低保月人均为330元, 农村为172元。另外还有近年来饱受诟病的养老金双轨制, 备受争议的个税制度, 失业保险偏低等, 这些都反映出我国目前的二次分配制度还是存在诸多弊端。

2.2 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我国居民的收入主要有工资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转移收入。由于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不够发达, 再加上股市长期低迷, 银行存款实际利率又偏低, 使得居民财产性收入困难, 而转移性收入 (主要是上面提到的保障性收入) 又有限, 因此工资性收入是绝大多数民众的主要收入来源, 工资上涨就意味着收入增加。对于企业, 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 应该降低企业税负并制订法律, 逐年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对于机关事业单位, 虽然国家规定了正常增长工资制度, 但增长幅度太低 (不到1%) , 应该提高基本工资在工资构成中的比例 (目前约占30%) , 这不但会提高工资增长幅度, 也会缩小因为津补贴由各地区自行制定而形成的区域收入差距。

2.3 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 超过了0.4的警戒线,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曾经表示:“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其主要表现在区域差距、行业差距、城乡差距及企业内部差距。因此, 实施收入倍增计划不是简单的涨工资, 更不是人人工资都翻番, 而是要在缩小收入差距上下功夫。

2.3.1 控制高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往往比其他人更具备收入倍增的条件, 一般也集中在政企高层和垄断行业, 他们在垄断权力和资源的同时也垄断了收入, 而权力的过于集中又滋生了官员的非法收入。所以首先要加大个税调节力度, 适时开征房产税, 以“杀富”手段控制其过高收入。其次是发挥工会作用, 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如借鉴美国职业篮球球员顶薪制度, 限定企业高管薪酬, 缩小内部收入差距。第三要加强对高层的监督及财务制度的管理, 如高层官员的财产公开, 企业财务的对外公开等, 规范灰色收入, 打击非法收入。

2.3.2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国内外的发展经验表明, 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的“稳定器”。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应该是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 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2]。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小, 大约只占20%多, 而经济发达国家都在50%以上。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笔者认为就是提高广大工薪阶层工资收入, 真正使他们收入翻番, 使工薪阶层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生力军, 成为带动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力量。

2.3.3 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

低收入群体大都集中在农村和城市低保、失业人员及丧失劳动能力者, 这些低收入者真正需要的不是收入翻一番, 而是翻二番甚至于翻四番。在农村我们要解决的是农民增收难的问题, 除了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 调整农业经济结构, 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外, 扩大劳务输出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不失为一个最快途径, 所以应当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 让他们能更大程度地融入城市。对于城市低收入者, 政府不但要给予有力的保障机制, 还要加大财政补贴力度。

2.4 健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收入倍增不是为了提高居高不下的储蓄率, 而是为了提高日益下滑的消费率。也就是说要让广大民众有钱敢于花钱, 愿意花钱。因此保障机制无疑是收入倍增计划的护驾和保航。近年来, 房价的过快增长从很大程度上蚕食了民众的购买力, 也严重透支了未来几十年的消费能力, 大多数民众不但没有从收入增长中得到补偿, 反而因住房支出增加感到压力沉重。教育支出也是民众不小的负担, 虽然国家实行义务教育阶段全免费, 但高等院校的产业化还是让民众将收入过多地投入教育。因此政府必须加大住房保障, 提高教育投资, 完善医疗保障, 使之成为保证收入倍增计划的“三大保障”。

最后还要提到两点, 控制物价过快增长和过多的货币发行量, 前者会降低我们的实际购买力, 后者会稀释我们的实际收入。这两点做不到, 收入倍增就是空中楼阁。

摘要：收入倍增计划关系民生问题, 也是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主要分析了收入倍增计划提出的背景及实施收入倍增的意义, 并就收入倍增计划如何实施提出了浅要认识。

关键词：国民,收入倍增

参考文献

篇9：怎样实现收入倍增

今年一季度，我国共有13个省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0.6%。目前，全国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深圳市1320元，小时工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北京市13元。人保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表示，人保部将指导尚未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地方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社会平均工资等因素适时对其进行调整。“十二五”期间，我国将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达到13%以上。

工资与通胀联动

不过，今年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显然与目前通胀水平较高有关。今年以来，我国通胀压力持续不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3月CPI同比上涨5.4%，创下32个月新高。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处长徐连仲表示，当前国内居民消费价格处于一种高位运行态势，二季度通货膨胀压力仍然存在。预计二季度CPI涨幅在4.9%~5.1%，上半年涨幅约在5%左右的区间运行，下半年涨幅会有所减小，可能略低于5%。总的来看，全年实现4%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在抵消物价上涨因素后，工资增长率就没有那么高了。实际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通胀因素会让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大打折扣。因此，工资增长一定要考虑物价上涨因素。据悉，未来将逐步实现工资与当地物价水平的有效联动。所谓联动，当物价涨幅超过工资增幅的时候就应该提高工资，由国家对低工资人群进行补贴，使得工资上涨的程度至少和物价涨幅保持一样。如果工资上涨10%，物价却上涨了15%，就说明工资的上涨幅度低于物价上涨程度，这时候工资就应该再增加5个百分点。只有这样，才不会造成工资上涨而实际收入却不断下降情况的出现。联动机制也是保护低收入者利益的一个有效手段。

按照市场规律，经济增长必然带动工资增长。因此，要保持经济健康稳步发展，在“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要在维持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将通胀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避免物价波动影响居民收入。

在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提倡工资集体协商制能让员工对工资标准的设定有更多决定权。工资集体协商也能助推职工工资的上涨，改善目前部分地区不规范的收入分配方式。

目前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内地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老百姓收入仍然很低。因此，复旦大学教授孙立坚建议，要大力加快农村城市化建设，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沿海地区加快进行产业升级，中西部等内陆地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创造更多的收入增长的就业环境和机会。

“我不赞同简单地通过大范围增加工资来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这可能会增加通胀压力。”孙立坚说，这种“输血型的方式”所支撑的收入提高如果不能够和财富创造的生产活动结合起来，那么，不仅消费的增长不可持续，而且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提高社保水平

除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外，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也是收入增长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例如提高职工看病报销标准可以让百姓手里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提高养老保险标准可以让百姓在养老方面减少后顾之忧，敢于消费等。

在过去在经济发展中，政府过多强调GDP而忽视民生，老百姓的医疗、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众多后顾之忧都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使得他们有钱也不敢消费。因此，政府要拿出实质性举措解决影响国民收入水平的民生问题。

政府要创造各种可能的条件，丰富教育投资、住房投资、医疗投资和社会保障投资等公共品领域的投资，引导民众通过这些投资求得富裕。

减少税收增加收入

在增加国民收入的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税收等手段间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其中，包含减免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已经公布，提交全国人民讨论。根据该方案，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提高至3000元，并且税率结构也有了调整。按照这一改革措施，中低收入群体纳税额度将减少，这将间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工资水平，让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手段，个人所得税改革将减少的政府收入让利于民。

在调节个人所得税的同时，对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行税收减免，减少各种不合理的费用，也能间接提高百姓收入水平。

加快改革 藏富于民

在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看来，行业垄断与创业不自由抑制劳动收入的增长，国企、集体企业、民企的区别对待不仅抑制经济增长，也抑制劳动收入增长。而城乡户口制度、身份差别使得同在制造业，城市工人与乡镇工人的每小时劳动报酬相差近两倍。

陈志武表示，经济自由度和劳工权益等因素制约了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增长。在制造业同行业中单位小时劳动报酬中国劳工只有美国的3%。也就是说，美国制造业工人的每小时薪酬是中国工人的33.3倍。

对于1996~2007年间的制造业报酬增长率，全世界经济自由社会是5.09%，经济部分自由社会是1.9%。而在劳动报酬增长率与GDP增速之差上，自由社会是0.31%，而部分自由社会则是负数。陈志武认为，处在部分经济自由社会的中国工人的劳动报酬增长滞后于GDP增长速度。

“制约中国劳动收入占比持续走低的因素，一是经济自由和劳工权益；二是政府征税、开支太多也会妨碍劳动收入比的提升；三是金融不自由抑制了工资增长；四是国有制经济与私有市场经济相比，更会抑制民间收入和民间消费。”陈志武说。

以下作图 ，参照money 第110页

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几大路径

提高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提倡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逐步实现工资与当地物价水平的有效联动

创造更多的收入增长的就业机会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创造条件丰富公共品领域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