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阈融合

视阈融合（精选六篇）

视阈融合 篇1

一、媒介融合视阈下高校对外宣传工作内涵的扩展

高等学校对外宣传越来越呈现出媒介融合的趋势。所谓的媒介融合不仅是指在网络、数字等技术的基础上, 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新老媒体在形式和内容上走向一体化, 还包括媒体所有权、人员、资源、组织等要素的融合;在信息传输渠道多元的情势下, 把新兴媒体传播终端有效地结合起来, 资源共享, 集中处理, 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 最后通过不同的平台传播给受众[1]。

在媒介融合趋势的影响下, 高校对外宣传的内涵也有了相应扩展,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形式上, 除了报纸、电视、门户网站等传统媒体, 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新闻客户端等新兴媒体在高校对外宣传的地位日益凸显;在内容上, 由于新兴媒体所带来的受众使用媒介习惯的改变, 高校对外宣传的重点不再仅限于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这三大职能, 校园文化的传播和负面舆论信息的引导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 而如何利用新兴媒体进行高效传播和如何在传统媒体上出新出彩日益成为高校宣传部门的新议题。

二、当前高校对外宣传工作存在的问题

1. 高校对外宣传工作的认识存在误区。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下, 各大高校都已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做好外宣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 不可否认, 高校在对外宣传工作的认识上仍然存在误区。例如, 一些高校师生认为, 对外宣传工作只是党委宣传部的工作, 跟其他部门、学院和个人没有直接关系;有的高校宣传人员认为, 只要学校的实力够强, 外界媒体就会主动找上学校“要新闻”;有些高校领导只关注传统媒体上的“大成果”, 而不重视利用新媒体 (尤其是新兴的微博微信) 宣传, 甚至忽视利用新媒体对负面舆论信息进行引导的工作。

2. 高校外宣队伍的业务素养有待提高。

一些高校的宣传工作者缺乏远见, 抱着“自扫门前雪”的工作态度, 没有看到“媒介融合”的趋势和可行性, 导致校报、校电视台、校园网站和对外宣传工作之间无法形成有效的互动。

新世纪以来, 网络的普及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出现对高校宣传工作者的业务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闻传媒行业, 精通新闻采写、摄影摄像并熟悉新媒体传播规律的“全媒体记者”逐渐取代了以往分工明确的采写记者和摄影摄像记者。这种变革是全社会范围内的, 但高校的宣传工作者在业务素养上显然还没有完全适应。

3. 高校外宣内容和形式的吸引力较弱。

“内容为王”是媒体间竞争的制胜法宝。对于高校的外宣工作来说, 内容是否具有吸引力同样十分重要, 因此, 提高对外宣传内容的品质要求高校必须从受众需求的角度出发。长期以来, 高校外宣的内容大多集中于办学特色、优势学科和科研成就等方面。事实上, 这些硬性的指标性的内容虽然在对内凝聚人心和招生宣传时扩大学校的影响力有一定作用, 但对高校的大部分受众来说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高校要取得良好的对外宣传效果, 关键在于高校的宣传人员要善于从普通师生和校友身上寻找可宣传的亮点。

在传播形式上, 除了传统的校报和校广播电视台外, 大多数高校十分重视官方网站的建设, 官方网站也已成为各大高校外树形象的重要窗口。但是, 在“微时代”的大背景下, 很多高校仍然不重视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公众号的建设和运营。

三、媒介融合视阈下高校对外宣传的策略

1. 树立“大外宣”观念, 创新外宣工作机制。

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稳步推进的新形势下, 高校要做好对外宣传工作, 首先要确立“大外宣”的战略理念。所谓“大外宣”, 就是适应不断发展的形势, 开阔工作眼界, 动员各方面更广泛的力量, 运用更为形式多样的载体, 面向更宽的领域, 以获取更大的外宣效果[2]。这一理念对高校外宣工作提出了以下要求:第一, 要充分调动学校教职员工的积极性, 一起为外宣工作献策献力;第二, 在重视纸媒和电视媒体外宣工作的同时, 不能忽视网络媒体和微博微信等“微媒体”在外宣中的作用;第三, 以丰富的内容和多元的方式尽可能地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一般来说, 高校的对外宣传工作主要包括校内信息报送、与外媒对接等两个部分。在机制上, 这两个部分都有值得注意和可以创新之处。首先, 校内各部门和各学院向党委宣传部的及时高效地报送信息是高校做好对外宣传工作的基础, 因此, 建立兼职宣传员机制和考核奖励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在高校的各个部门和学院聘请兼职宣传员, 能大大拓展外宣素材来源的渠道。而诸如将各部门和学院报送的关于教学科研和校园文化等方面的外宣素材数量列入师生员工的考核奖励体系等举措能在较大程度上提高外宣报送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其次, 在与外媒对接方面, 不仅要做到积极扩大正面报道的影响力, 而且要合理制定负面消极事件的应对机制。

2. 加强外宣队伍建设, 打造“融媒体中心”。

高素质且责任心强的媒体工作队伍是高校做好外宣工作的根基所在。高校外宣工作者首先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沟通能力, 不仅要与校内师生员工形成有效的互动, 更要与外界媒体建立“双赢”的合作关系。此外, 高校宣传部门要着力提高外宣工作者的业务能力。如前文所说, “全媒体记者”应该成为高校宣传工作者在业务素养方面的标杆。高校的外宣工作要想取得更大的收益, 仅仅依靠宣传部门 (党委宣传部) 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高校应加强对学生宣传骨干和兼职宣传员队伍的培训工作, 定期举办新闻写作培训班, 邀请有关专家或新闻单位的记者、编辑来校讲学, 普及新闻写作知识, 提高新闻写作水平[3]。

在“大外宣”的战略下, 高校对外宣传工作就不仅仅局限在党委宣传部的对外宣传办公室这一条口。为了顺应媒介融合的趋势, 笔者认为, 高校的宣传部门可以打造以学生记者团队为主力、以高校官方新闻网站为平台的“融媒体中心”。以往的高校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是一种“各自为战”的局面, 而“融媒体中心”正是为了打通这两者之间的藩篱, 实现宣传人员和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 形成高校外宣新闻的流水线式生产。

3. 以受众需求为导向, 全面提升高校外宣的传播效果。

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 受众的媒介接触是基于自己的需求对媒介内容进行选择的活动, 这种选择具有某种能动性[4]。以不同受众的需求为导向, 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 才能全面增强高校外宣的传播效果。对于高校来说, 其对外宣传的受众可分为三类, 一是在校学生, 二是准高校学生, 三是关注高校成长的相关人员, 如学生家长、本校教师员工、兄弟院校师生和本校校友等[5]。高校的外宣工作者应该根据不同群体的受众使用媒介和获取信息的习惯来决定以何种形式传播哪些内容。

对于学生家长、学校教师和校友等年长受众, 对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接触时间较长, 但也或多或少受到网络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影响。针对这些群体, 高校外宣工作者可以以传统媒体为阵地, 在围绕学校教学、科研、思政建设等方面多做重点宣传和深度报道的同时, 加强诸如反映教师的特色教学实践和体现多彩校园生活的亮点宣传。而准高校学生和在校学生等年轻受众对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关注度较高, 逐渐养成了“浅阅读”的习惯。随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使用率的日益增长, 越来越多的高校也开始建立起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相应地, 高校宣传人员可以研究这部分受众的心理需求, 在学校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上多发布一些贴近校园生活且富有人文气息的图文消息。例如, 在招生宣传时, 通过官方微博及时发布招考信息、学校的招生宣传片、学校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资料, 等等;在毕业季时, 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各类毕业照、毕业感言、往届毕业生近况等图文消息。

参考文献

[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83.

[2]杜江.发展大外宣的工作格局努力提高对外宣传实效[J].对外大传播.2000 (1) .

[3]戴世勇.新形势下做好高校对外宣传工作的思考[J].扬州大学学报, 2007 (12) .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184.

视阈融合 篇2

[关键词] 媒介融合 新媒体 传统媒体 竞合战略

一、革命与变革：公共领域下的新旧媒体的博弈与对抗

在哈贝马斯的经典著述《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公共领域进行了如下定义：“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那时，他们既不是为着商业或专业人士来处理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合法接受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的规约。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今天，报纸和报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样的媒介”。[1]按照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解释，公共领域主要由三个主要元素构成：首先具有独立人格的公众，这是形成批判理性的基础和根基；其次具有可以自由交流、充分沟通的媒体，媒体是信息的载体，缺乏反馈的媒体使得信息匮乏和意义缺失；最后是理性批判的精神。传统媒体既是公共领域重建的勃发力量，又是摧毁力量，传统媒体对公共领域的侵蚀主要显现为三方面。其一，点对面的传播，使得“公众”畸变为“大众”。缺少表达，就意味着被禁锢思考；压抑了反驳，就昭示着被束缚的成长。单一化的传播渠道使得传统媒体对公众的独立人格的塑造趋近于无效，传统资源的垄断在形成“精英文化”的同时，让公众变得“只听不说”，媒介角色泾渭分明。消费狂潮的呼啸而至，冲毁独立人格理性堤坝的同时，也将公众吞噬。其二，媒介“守门人”的规则阻碍公共领域的“自由理性批评”。媒介依据所从属的组织性质，通过严格层层的筛选，将信息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采集、编辑、发行，控制舆论的走向和发展的基本脉络。其三，媒介平台的选择性失语和商业化，吞噬“理性批判”的原则。过滤的信息、净化的批判，正在蚕食支撑的理性的支柱。商业化的变革，也让理性消散在消费的泡沫之中。传统媒体的侵蚀让公共领域“得而复失”。

新媒体建造了信息传播平台，形成了一个功能丰富、结构多元、规模庞大的传播集群，公民的的信息权利得到极大的实现，新媒体的身份虚拟化更是公众敢于质疑权威、论证权威，理性的批判突破传统媒体陈旧的枷锁，重新进入公共领域，在新媒体的对公共领域进行重构的同时，对传统媒体身份的重构日益凸显。

二、沉默的螺旋：沉默中妥协，失语下消亡

按照诺利—纽曼的理论，公共领域的舆论是通过一个叫做沉默的螺旋的过程形成的。[2]在具争议性的议题上，人们对公共舆论的散布形成印象。他们试图判断，自己的意见是否属于大多数，然后推断公共舆论是否会趋向自己意见的方向改变。如果自己的意思偏向少数，他们就会倾向于对该议题的沉默。诺利—纽曼认为，大众传播的三个特质是它的累积性、普遍性及协调性，三者综合在一起，便产生了对公共舆论的巨大效果。[３]沉默的螺旋对公共领域的舆论影响是建立在传统媒介特有的累积性、普遍性、协调性以及传统媒体本身的功能属性。传统媒体传播的信息或者特定主题会随着时间的延续的累积，又因其广泛存在，再加之针对某一事件和议题传统媒体的不同形态的同样表达。正是介于传统媒体上述特性而成为人们发现公共舆论分布的主要途径，为传统媒体操控公共领域的舆论走向提供可能和便利，或许这就可以揭示为何传统媒体可以控制“对何者是主导意见形成印象”，又怎样掌控“对何种意见正在增强形成印象”以及“对何种意见可以公开发表而不会遭受鼓励形成印象”。诺利—纽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是基于在传统媒体垄断信息渠道的条件下提供，在新媒体之前，信息渠道的相对闭塞和传统媒体阅读习惯的束缚都为传统媒体利用“沉默的螺旋”理论操控舆论走向孕育生存的土壤和媒介生态环境。

社会的发展，为一切变革提供了丰富的驱动力和强劲的助推力，新媒体对传统媒体控制领地的僭越不是偶发性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不合时宜的延续传统和自以为是的套用模式。公众文化水平的提升引发对思考模式的解构与重组，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已经不再是科幻大片的视觉魅影，公众个性化、多样化的信息需求早已不再是妄自菲薄的奢求。传统媒体对公共领域舆论绝对导向的垄断终究会被打破，技术迅速创新带来媒介新形态的繁荣。传统媒体在公共领域一家独大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多样化的新媒体的传播手段稀释了传统媒体在整个媒体环境下的占有比例，传统媒体的累积也日益模糊淡化。规整划一的媒介言论也只是人们回顾过去时的感慨之谈。基石被瓦解，传统媒体控制公共领域舆论的“沉默的螺旋”已经不是不二法门。

三、阶段与融合：媒介变形的生存与适应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带来行业的全新景象的同时，引发了巨大的质疑和猜测。新媒体从哪里来？传统媒体会消亡吗？新旧媒体是完全独立的非此即彼吗？新旧媒体的融合过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过程？这些疑问一直困扰着业界和学界。费德勒提出“媒介变形”的概念，利用生物的进化论原理，对新旧媒体融合的过程进行全新的定义和解读。他将媒介变形定义为“传播媒介的变形”常常是由感知需求、竞争、政治压力、社会与技术革新等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引发的。[４]“媒介变形”的重要性在于提出媒介是“复杂的、具有适应性的系统”，传统媒体在公共领域的身份重构也就是媒介变形中所表现出阶段特点，它是动态的、非稳态化的，会伴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进行进一步的变革与发展。在新媒体公共领域中的角色与对传统媒体中的角色是同构异质的。在经济的全球化，技术极大的发展，社会政治全新发展的大环境下，传播媒介适应生存需求向新媒体进行脱变，以寻到新的生存支点。

费德勒的“媒介变形”很好地阐释了当下传统媒体在公共领域角色重构的原始动力、发展阶段、未来前景，并理清了新媒体的发展脉络，明确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交合的阶段的存在必要。

结语

通过从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角度对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在公共领域的身份重构和竞合进行关照。借助对以上三门理论的研究，获得了对传统媒体在公共领域对媒介四项基本功能掌控的原理和方法，并通过在新的媒介融合视阈下新媒体对传统媒体驾驭公共领域的基础变革脉络的梳理，找到其身份重构的历史必然和现实依据。基于上述研究，将传统媒体的身份重构看做媒介变形的一个初始阶段，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也并非此即彼。

注释

[ ] 李惠芬.《哈贝马斯及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研究》

[2]《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五版）/（美）赛弗林，（美）坦卡德著；郭镇之，徐培喜等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1

[3][4]《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五版）/（美）赛弗林，（美）坦卡德著；郭镇之，徐培喜等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1

参考文献

1.熊澄宇：新媒介与创新思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

2.喻国明 张小争：传媒竞争力，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1月

3.陈晓宁：论新媒体，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1月

4.彭吉象：机遇与挑战—电视专业化频道的营销策略，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

版社，2006年l月

5.崔保国：2009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5月

作者简介

融合教育视阈下的障碍者观研究 篇3

中国古代对障碍者的态度与19 世纪以前的西方不同, 可追溯至春秋时期, 对待障碍者等弱势群体都有相应的律法条文保护。可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性和奴役性等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对弱势群体进行着铭文保护, 但实际上歧视, 虐待特殊人群的事实也是大量存在的。

但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结束, 新中国的成立, 中国的特殊教育事业也迎来了希望, 人们的障碍者观也有了相应的变化, 具体变化如下:

1. 无知、不关心观念阶段

这个时期的观念和世界人民一样, 最初所持障碍者观是无知和不关心, 今时今日仍有部分人群持这样的观念。

2. 怜悯、同情观念阶段

这是第二个阶段, “好可怜”、“太不幸了”、“人生的悲剧”等怜悯的障碍者观占主要地位。

3. 共生观念阶段

随着特殊教育的推广, 障碍者人群是特别存在的观念开始扎根于普通市民的心中, 广大健全者群体逐渐认为障碍者群体是共生的伙伴。

4. 个性观念阶段

因材施教是当今教育的最大目标, 因此许多专家学者也认为, 不应当把障碍儿童当作特殊群体去对待, 而应该承认他们的障碍是他们独特的 “个性”, 我们应该根据其个性对其进行教育。

以上这种障碍者观的转变, 换言之, 是每个人心中对障碍者的认识加深、更加宽容而得到的进步。在融合教育地推进方面, 人们障碍者观的转变直接也影响着融合教育实施顺利与否。

再回顾1981 年由联合国提出 “完全参加和平等”为主题的国际障碍者年, 世界各国依照主题都纷纷开展活动, 呼吁健全者群体不要再当旁观者, 不要再事不关己的对待, 而是应该为了让障碍者群体真正的融入社会社区生活大家共同作出努力。

二、我国融合教育实施现状

虽然人们观念的转变, 相较于以前已经进步很多, 但是观念的转变也并非一朝一夕间就能完成。特别是在理论优于实践的大背景下, 特殊人群并没有真正的顺利的融入社会, 特别是在融合教育推进部分更加困难重重。

例如, 南都珠海读本于2014 年12 月5 日报道了一名轻微自闭症初一学生 ( 化名小文) 因扰乱课堂行为和威胁性语言等问题被家长投诉, 学校一度拒绝其进入课室的事件。这则事例充分暴露出障碍儿童在普通班就学的同伴关系问题、学习问题、情绪行为等突出问题, 其中同伴关系问题尤为突出。事后以小文在家停学等候解决办法结束了事件, 但是学校方表示拒绝和无奈的态度也令人非常不解。按照 《残疾人教育条例》的规定, 学校拒绝障碍儿童入学的行为是属于违反教育条例的行为, 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 并且无条件让孩子回到学校继续上学。可事实是学校宁愿违反规定也不愿意再接受小文。据小文班主任老师说, 班里同学完全没法理解接受小文, 小文的存在会影响到班里其他同学的学习, 因此, 为了大家好, 希望小文可以去特殊学校。

与小文类似的事例在融合教育推进的现实情况中屡见不鲜, 在普及融合教育时代大背景中, 我国究竟该如何开展教学活动, 采取哪些手段措施才能解决当前融合教育里较突出的问题呢?

三、启示

纵观目前融合教育发展较好的欧美国家, 会发现他们促进融合教育是从小的、从生活层面就开始融合, 笔者觉得有以下几点可以值得我国借鉴参考。

1. 生活层面

以社区为单位, 开展能让障碍者群体参加的公共活动, 以增加障碍者群体和健全者群体的相互了解机会。并且多多鼓励障碍者群体, 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2. 学习层面

从幼儿园起开展 “综合时间活动”, “综合时间活动”指每周固定1 到2 次, 每次1 到2 个小时, 特殊儿童到普通学校和健全儿童一起学习玩耍以增加了解。儿童期间是认知培养的黄金阶段, 若一个儿童从小就觉得障碍者不是特殊人群, 而是特别的人群的话, 那么长大以后, 对待障碍者的观念自然是不会有偏见歧视的。另外, 在小初高的教育环境中, 要有意识的提到特殊教育、特殊人群, 不能将特殊教育的知识从主流知识体系里隔离开来。

3. 法律层面

虽然我国已经有 《残疾人教育条例》, 《残疾人保障法》, 《义务教育法》等相关法律, 但是涉及到具有操作性的法律条文还是比较苍白。环顾欧美, 日本, 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特殊教育事业得以迅速发展, 都离不开具体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因此呼吁我国尽早拟定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 《特殊教育法》, 为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综上所述, 只要我们从生活中各方面出发, 以平和包容理解的心态去对待障碍者群体, 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他们不再会被当作是特殊的群体, 并且真正的融合到社会中来。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中国人民障碍者观的转变, 指出当今发展融合教育的困难, 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探讨如何具体改变人们的障碍者观以发展融合教育。

关键词：融合教育,障碍者观,发展,改变

参考文献

[1]李志明徐悦.树立新型残疾人观-促进残疾人社会参与和融合.社会保障研究, 2014.

[2]汪海萍.以社会模式的残疾观推进智障人士的社会融合.中国特殊教育, 2006.

[3]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4]林清和奚从清.略论新残疾人观.杭州大学学报, 1993.

[5]冬雪.试论新残疾人观及其对残疾人工作的启示.中国特殊教育, 2005.

[6]路德阳 (日) 稻森信昭.中国残疾人史.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6.

[7]赵德成.台湾地区特殊教育法律德特点及启示.中国特殊教育, 2013.

视阈融合 篇4

关键词：新媒体,传统媒体,融合,县级电视台,新闻节目

2014年8月18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第四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1]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 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 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 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然而, 在全媒体时代, 新媒体的确也为传统媒体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尤其是城市台, 本身竞争力就偏低, 在新旧媒体融合背景下更是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么其所面临的困境都有哪些, 又该如何突破呢?下文我们将做出探究。

一、新旧媒体融合视阈下县级电视台新闻节目面临的困境

在全媒体时代, 手机、网络都可以成为媒体, 人们的选择范围更广, 尤其是新媒体吸引了很多的眼球。因此, 传统媒体的关注度也就更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匡文波教授认为, 新媒体凭借传统媒体不曾具备的诸多技术功能优势, 如信息发布者与信息接受者即时交流的双向互动功能、海量存储信息功能、信息的即时检索与即时更新功能等, 在大大优于传统媒体传播机制的前提下, 为受众直接参与提供新闻、传播新闻等提供了极为便捷的途径。[2]所以, 日益激烈的竞争, 对于城市台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从全国的数据来看, 2014年第一季度, 全国广播电视行业创收675.80亿, 同比增长7.79%, 但是地市台广告收入47.62亿元, 同比减少7.06%。[3]尤其是新闻栏目, 本身就由于缺乏交互性、形式陈旧等而收视率较低, 再受到新媒体冲击, 收视率自然会直线下滑, 其社会舆论引导能力自然会降低, 宣传教育普通受众的作用也会弱化。我们都说, 广播电视是党和政府的喉舌, 它的新闻栏目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本身应该是传统媒体的优势, 如今却遭遇滑铁卢, 产生恶性循环:收视率下滑导致内容同质化;同质化又导致收视率下降, 广告收入锐减;广告收入锐减又导致大量人才流失;而人才流失又导致城市电视台栏目创新能力缺乏枯竭;最终导致收视率不断下滑无法提升, 甚至出现了生存的危机。从笔者身边的例子来看, 有县级兄弟台广告年收入从250万腰斩为120万, 而我台的招标价也从2014年的430万下滑至2015年的332万, 缩水近30%。可以说, 收视下降是所有城市台新闻节目都面临着的困境。那么如何突破这一困境呢?

二、县级电视台提升新闻节目生命力的突围手段

据《中国电视新闻年度发展报告》显示:新闻仍旧是广电最主要的播出类型, 也是最主要的收视类型。全国所有频道18:00~23:00黄金时段共播出新闻节目约14.5万小时, 占所有播出节目的16.2%。[4]在全媒体时代到来之际, 电视台等传统媒体的新闻栏目更应清醒认识并保持自身的优势, 努力提升传播价值, 并辅以新媒体先进的科技力量, 才能获得不朽的生命力。

在全媒时代, 不管是打开新浪还是搜狐等新闻网站, 各类旧闻新闻随之铺天盖地而来。不过, 这些扑面而来的新闻大都是某些大事件的新闻报道, 极少发生在受众身边的诸如社区新闻等方面的报道。每当身边出现重大事件、突发事件以及遇到重大节日时, 受众更愿意的还是通过电视媒体来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因此, 电视的传播价值依然不可小觑。作为电视台的新闻栏目, 特别是县级台的新闻栏目, 其最主要的品牌价值便在于如何让受众, 特别是当地的受众产生信任感, 成为第一时间获取事实真相的主要渠道。

(一) 县级台新闻栏目依然要坚持“内容为王”的理念

笔者认为, 县级台的新闻节目只要坚持好内容, 就一定会有未来。笔者认为, 县级台新闻栏目在内容上主要具有的优势有:

(1) 报道内容贴近人们的生活。以笔者所在的县城来说, 一个人口仅有32万的小城市, 已连续十几年位居全省十强县。居住在这个城市中的观众希望看到怎样的新闻节目?作为电视新闻节目的编辑, 这是笔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 我们在新闻中开设了50多个子栏目, 有严谨的“第一责任人访谈”、“边整边改见实效”, 也有温馨的“寻找身边好人”、“情暖燕城”;有经济类的“经济大盘点”, 也有社会类的“民生小视点”;有弘扬主旋律的“燕城巾帼风采”, 也有倡导新风尚的“燕城随手拍”……通过明晰的栏目划分, 将我们报道的新闻更好地贴近当地群众, 让每一位观众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2) 报道事实具备独有的公信度。特别是对重大决策、主要活动的宣传报道, 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 往往代表着官方的权威。在笔者的编辑生涯中, 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每年的10月18日是当地的笋竹节, 为了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并感受到节日的氛围, 两办专门出台了文件, 规定18日当天旅游景点免费向市民开放。笔者在第一时间将此信息在新闻中予以发布。18日当天, 编辑部接到了许多市民的电话, 称某景点因私人承包, 以并不知晓政府文件为由, 拒不免费, 造成上千人被拦在门外无法进去, 市民也因此对电视台发出了质疑。编辑部立即与两办联系, 由两办及时派人与景点经营人进行交涉, 最终还是让当地的群众享受到了免费的权利。并且此后每年10.18的景点免费开放成为当地习俗。对这件事的果断处理, 无疑是维护了电视台新闻报道的公信度。

(二) 县级台新闻栏目要善于借助新媒体的渠道

全媒时代到来之前, 传统媒介如电台、电视、广播等报道的内容常常是结构完整、基调严肃的长篇巨制。近年来, 伴随着社会不同阶层充分表达的不同利益诉求, 受众更加需要个性鲜明的信息资源。由此, 媒介传播环境也随之呈现出日益碎片化、日益细分化态势, 节目剪辑为了迎合媒介受众的消费习惯, 也随之出现“碎片化”创作与“微内容”创作之特点。笔者所在的电视台从2014年开始关注到新媒体渠道的开发利用, 如今也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效。目前, 电视台已拥有自己的网站、微博、微信及手机APP。在每天的新闻节目推送中, 我们根据不同的平台做不同的区分:在微博中受众看到的是每日新闻“图知道”, 以图片的形式在第一时间将当晚的新闻内容发布出去, 吸引观众在电视上收看当晚播出的新闻内容目;在网站及APP中, 受众可于第二天完整收看到已播出的新闻栏目;在微信公共号中, 由于一天只能发布一次信息, 我们将当晚新闻中的亮点以微信小编推荐的方式重新编辑推送。通过三个层次的推介, 使得电视新闻节目很好地借助新媒体平台, 拓展了播出渠道。

此外, 新媒体更好地为我们提供了与受众互动的平台。目前, 我台的官方微博粉丝已达到近两千人、新认证3个多月的微信平台关注账号达到800多人。每天推送的节目在平台上都会有所反馈。我们也能从中了解到受众的喜好与关注点, 以此作为改进新闻节目选题、报道方式与制作水平的重要依据, 以此推动本地城市新闻报道的良性循环。

三、其他突围方式

(一) 正确定位, 端正新闻传播理念

无论是哪个地方台, 单从效益的角度来看, 新闻节目是“入不敷出”的。所以, 新闻节目的定位多为公益性事业, 更多的是追求社会效益。即便如此, 新闻也依然是广电媒体的立台之本, 依然是媒体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因此, 我们要正确定位新闻节目, 端正新闻传播理念, 认清新闻节目的地位, 将新闻立台放到国家战略、国家软实力的高度来认识。在全球化、全媒体的竞争环境中, 互联网、新媒体对广电媒体构成新挑战, 广电媒体要赢得新闻话语权, 保持主流媒体的强势地位, 必须以新闻制作、传播为主线, 合理配置各种资源要素。只有这样, 才能坚定信心, 找对方向, 走对道路。

(二) 利用主流媒体的地位, 做好传声筒与缓释器

在时政新闻报道层面, 本地城市电视台必须善于把握自身所处的坚不可摧的主流媒体地位, 客观真实地报道主流民意, 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最大限度地传递正能量, 做好新媒体时代新闻报道的缓释器与过滤器。具体而言, 在时政新闻报道层面, 本地城市电视台应该多报道鲜活上进的新闻, 少报道应景新闻;多报道百姓生活, 少宣读官样文章;新闻报道的表达方式宜朴实真切, 切忌夸夸其谈。唯有如此, 城市媒介才会充分发挥其主流媒体的巨大作用, 并以此提升其社会公信力。

(三) 注重有效编排, 进行变革创新

在时政新闻报道层面, 本地城市电视台还应该合理地编辑新闻内容, 以此向在节目制作层面具有即时互动特点的新媒体新闻报道发出挑战, 并以此赢得城市大多数年轻人的青睐。在节目编排层面, 城市电视台还可以大胆尝试下列革新与变化:围绕群众路线与“八项规定”, 其新闻报道应该重点关注民生, 贴近民生, 优先播报以社会民生为主题的新闻。同时, 还可以围绕某个民生主题编排或者策划多组板块或者专栏, 多角度、多方位地对之加以滚动式播报。

四、结语

为了积极应对全媒时代带来的挑战, 传统的广播电视传媒在无法满足受众日益丰富的信息需求的过程中, 应该积极主动地将新媒体元素融入其中。与此同时, 作为传统媒介之一的城市电视台, 在融入新媒体元素的过程中, 应该最大限度地重新定位自己、重新定制自己、重新扮靓自己, 以此满足受众日益增大的信息需求, 并在日益激烈的竞争态势下描绘出无限美好的媒体发展蓝图。

参考文献

[1]李雪昆, 赵新乐.《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审议通过引业界关注——媒体深度融合热潮将至[N].中国新闻出版报, 2014-8-20.

[2]谭喆.论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的发展之路[J].企业家天地, 2013 (09) :12.

[3]一季度全国广播电视行业创收675.80亿同比增7.79%[DB/OL].综艺报, http://www.zongyijia.com/News/News_info?id=20629.

视阈融合 篇5

1媒介融合视阈下电视生态的现实困境

1.1产品定位模糊,电视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然而电视在借鉴了新媒体定制消费这一理念的过程中,其结构性缺陷同样显而易见。考察当前电视融媒发展态势,电视研发的设计者着眼点始终处于抽取新媒体在市场测试中较为成功的运营模式,全盘拿来或将其 “肢解”成碎片化的功能元素,急于把未经系统整合和市场测试的外来功能附加在自身产品之上并相对独立于电视的内生型结构。事实上,电视在目前媒介融合的过程中已经陷入了机械原子主义的误区,过分追求功能的多样化而是整个电视的融合理念显示出平面化和简单化的弊端。偏差的融合理念必然体现在电视结构升级实际操作层面的困难重重。例如,智能电视上的应用平台开放后出现了一系列的“鸡肋应用”,电视厂商将那些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众口铄金的极其流行的应用不加选择地移入到智能电视,结果导致了十分糟糕的用户体验。

智能互联网电视不仅在内生性结构与吸收自新媒体的元素存在兼容问题,而且电视框架与其他媒体同质化的思路,使其在产品功能定位与价值性存在意义等根本性问题上饱受质疑。智能互联网电视搭载的操作系统大多与手机等移动互联终端基于同一技术架构—— Android Pro,而推送信息的数据源也以互联网资源为主,而不是模拟电视时代的有线电视网络。这造成了电视厂商在电视硬件销售之后很难再获取用户后期应用软件和资源服务的收益,电视不得不直面与强大的互联网生态(如腾讯、百度、奇虎360等)竞争和分利的局面。 尽管如此,电视运营仍然在技术支持、结构框架以及节目资源上都在竭尽所能地与新媒体同步。客观看来,不同媒体在融合趋势下界限不断被打破是互联网时代的正常现象,但与此同时,电视区别与其他媒体的特质逐渐淡化。既然电视能做到的,其他媒体也能做到,那么电视缘何还有存在的必然性?电视与新媒体的区别仅仅在于屏幕的尺寸不同所带来的观影体验差异吗?事实显然远非如此。

1.2维系家庭文化的影响式微,特质功能退化不容忽视

电视在其产生之初就是家庭文化的重要载体,承担着家庭成员社会化、内化社会规范体系、形塑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等诸多任务。社会学家杨善华认为“与现代城市社会相适应的是夫妻平权的家庭制度,家庭的核心功能是感情满足的功能[1]。”上文已经阐述到,电视是维系家庭功能的重要手段。因此,电视实际上成为了作为公共领域的社会影响作为生活世界的家庭的通道,电视节目逻辑的准确性恰好弥补了家庭成员互动中索引性表达的随意性。反过来,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变迁也会影响家庭功能(共同在场的电视收看)的执行情况。

在当前我国家庭结构趋于核心化的前提下,家庭关系主要是姻缘关系与血缘关系,电视节目在内容设计上主要围绕这两大家庭关系进行。基于家庭受众群体的姻缘、血缘两大家庭关系而设计,一方面准确把握了受众主体的心理需求,获得了较为理想的收视效果,另一方面也对维系家庭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产生了积极作用。而在新媒体的强烈冲击下,晚餐后家庭成员围坐在电视前其乐融融的景象已经越来越少。“多屏看剧”不仅冲击着传统电视“一屏看剧”的格局,同时也在冲击着家庭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 :埃米尔·涂尔干)的整体,点对点的传播模式虽然满足了受众的个性化需求,但也剥夺了人们共同分享情感、交流观赏体验的欢乐。综上所述,家庭成员共同看电视的预设难以满足的情况下,电视的维系功能显然也不可同日而语了, 电视的另一大主要功能面临着日益萎缩的风险。

2哲学重构:实现审美自觉,冲破信息垄断

自1936年英国广播公司成为了世界上最早定时播出电视节目的机构,从此电视经历近80年的不断发展, 不仅在节目制作水平上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同时各国新闻媒体管控机构对节目内容的审核和筛选也是有增无减。而电视与新媒体的一个难以同化之处在于电视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其权威发布媒体的合法性地位也使电视能够达到新媒体难以企及的宣传效果。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部分,电视剧制作遵循市场竞争原则,一方面对个人制造虚假需求,这种欺骗行为在消费社会中尤为奏效;一方面竭力迎合低俗化的虚假需求, 批量生产粗制滥造的文化产品,获取丰厚的竞争优势。 “西方媒介的虚假性和欺骗性不是以粗暴方式呈现出来的,而是以一种更微妙、更缓和也更为有效的形式表现的[2]。”

了解了大众媒介信息垄断的机制,我们可以发现, 流行文化是电视媒体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在文化工业统治的社会中,一个文化产品是否流行成为了判断其好坏的唯一标准。换句话说,一部最新上映的电视节目被冠以“流行”的标签,一时间万人空巷、趋之若鹜。但是 “不管大众文化的形态如何花样翻新,它们都带有大工业‘批量生产’的痕迹,同类产品缺乏明显差异,就像生产流水线上出来的东西,总是同一的、无差别的、缺乏个性的和千篇一律的[3]。”流行文化既不是大众创造的,也不是大众真正需要的,而是在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包装和传播的,它首先关心的是经济效益。在无休止的重复劳动后人们不免视觉疲劳,审美能力退化, 连评判美丑的能力都被流行文化剥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就描述了这样一种景象,人们失去了反思和批判的向度,唯电视媒体竭力推销的流行文化马首是瞻,人于是丧失了本体性特质, 成为了卢卡奇称之为“物化”意识的表现。

艺术美学的原则是总体性原则,它以形象思维表达了个别的感性现象,在追求个性解放和本能欲望的满足时力求感性与理性、理想与现实、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工具理性由于始终狭隘地专注于自然功利,崇尚控制社会,而虚化了人的本体性解放,将人寻求超越了精神性悬搁起来,与人倚赖现存的自然性产生割裂。审美活动作为人把握客观世界的主观意识,是人在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中,按照美的规律来把握现实的一种自由的创造性实践。由于人的实践既有差异性又有共同性,自然性与精神性相统一的人对同一客观的美得审美倾向既可能趋同,也可能迥异。因此人的本体性决定每个人都应有独立判断美丑好恶的心理机制而不受制于环境的可能性,也就是达到审美自觉。面对电视发展的诸多困境, 实现对电视内在价值的重构,就是要重新实现人的审美自觉。这对电视的产业行动者和受众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作为电视的产业行动者,要有把握正确审美观的操守,从人们真正需要的美的体验出发,感悟人生超越的意义。作为电视的受众,一方面要有所坚持,运用艺术理性抵御流行文化的裹挟;另一方面要勇敢地进行抗拒性认同。所谓抗拒性认同,就是“由那些其地位和环境被支配性逻辑所贬低或诬蔑的行动者所拥有。”[4]观众也许不能选择电视上播放的内容,但可以选择收看或者不收看、收看此节目或不收看彼节目,不做沉默的螺旋底部的悬浮物,表明自己的真实声音。

3结论

电视毕竟是提供观看服务的设备。近年来,曲面电视、量子点技术、4k超清、ULED动态背光、体感操控等概念不一而足,搭载这些先进技术的电视符合了人体工程学设计,观看舒适,能够营造影院式的沉浸感,这些往往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新媒体终端难以做到的。 人们对于电视的需求并没有消失,而是变得更加多元化了。其实早在70年前,当电视诞生后不久,就有人预言报纸、杂志、广播、电影将随着电视的普及而消亡。 事实证明,传统媒体并没有因为新媒体的冲击而退出历史舞台,电视和其他媒体在各自的领域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综其所述,无论是画质表现、观看体验还是智能操控都是其他新媒体之于电视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 电视在直面和解决现实困境的前提下仍然有极大的发展前景和空间。

参考文献

[1]杨善华.家庭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21.

[3]李彬.传播学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303.

视阈融合 篇6

一、角色互换——“陌生化”的生存境遇

媒介融合是当前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一大趋势, 它将多种媒介及相关要素进行有机整合汇聚, 实现立体化动态化的融合贯通, 使不同类型的媒体能够在媒介功能、传播手段和组织结构等方面形成相融相合、优势互补的发展进程样态。

正是在这一文化潮流驱使之下, 湖南卫视《变形计》成为互换类真人秀节目成功例证。它将互换的概念拓展到了更为广义的“交换人生”层面, 集合了当前青少年成长中最典型最突出的问题, 都市少年叛逆、暴力、冷漠、脆弱, 乡村少年孤独、无助、自强、坚毅, 节目组将这些带有共性特征的少年进行一个月的互换生活体验, 在“陌生化”的环境中得到身心的再次锤炼, 达到的教育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从此可知, 由生存境况的物理属性上升至心理属性, 使节目不仅充满着人性的关怀与体味, 同时也营造出认知情感、阐释人生、荡涤心灵和自我回归的浓郁文化氛围, 从而具有更为广泛而深远的社会意义, 引发深层次社会思考。

城市少年和乡村孩子在互换生活中感受着不同的生存境遇, 呼唤着他们内心深处的成长期盼, 构建出跨时空跨文化的现代电视传播全新收视空间。他们带着各自的生活习惯、价值理念和教育背景进入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家庭环境中, 他们带着新奇感、兴奋感来到这个全新的家庭, 他们的行踪向观众展现着被“陌生化”的现实生活环境, 产生出意识流变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这种生活体验的角色互换, 使参与者的心理素质得到较大提升, 适应不同环境的应变性和调试性得到充分彰显, 反差极大的少年在互换角色中体验着对方的生活, 启迪着内心深处的人文情怀。这种生活体验式的节目设置正是源于西方戏剧大师布莱希特提出的“陌生化效果”。这里的戏剧理论旨在“剥去事件或人物性格中的理所当然的、众所周知的和显而易见的东西”, 让人们在感知对象和理解情节中既对其有似曾相识之感, 也有彼此心理和空间疏离之意。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映射之下, 参与者暂时融入到特定环境之中, 和新爸新妈感受着截然不同的家庭亲情, 他们的亲身体验时时牵引着观众与之一同感知着新家庭的温暖, 体验着新环境的生疏, 眷顾着新爸妈的目光。与此同时, 观众也在设置角色、不同境遇和心理共鸣层面建立起心理依存又间离亲疏的辩证关系。这种在特定设置语境中的节目编排, 打破了传统线性一贯到位的传播模式, 在多个片段演绎与切换中实现着日常认知时空与心理时空的超越, 这也正是媒介融合大趋势下多种媒介相互作用而衍生出的新兴媒介产物。

二、纪录生活——原生态的本真呈现

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 源于现实生活的艺术再加工是纪录片创作的灵魂所在, 社会图景的斑斓多彩给予艺术创作不竭源泉。《变形计》从某种角度而言正是纪录片创作的突破口, 是实现多种电视表现元素于一体的人文化纪录。真实性和艺术性的综合表征将我们带入原生态的创作情境中。

欧美地区是真人秀节目发源和兴起之处, 强大的节目制作阵容和先进的媒介传播体系已经使真人秀节目深入到观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大胆的尝试生活本貌的电视化呈现, 甚至毫无遮掩地播出偷窥、暴力、色情和性等行为表现, 充斥着明争暗斗、无所顾忌的画面情节, 肆虐冲击着社会的道德底线。《变形计》有效地借鉴了欧美真人秀节目的创意和表现元素, 同时又加以本土化再加工与再融合, 形成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思考俱佳的上乘电视节目, 赢得广大观众的好评。点线结合的创作设计使观众在观看中不仅获得故事情节的明确知晓, 同时在情节冲突点的理解上更为具体深刻。“点”的悬念设置和矛盾突显增加了故事讲述的戏剧性和曲折性, 在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人物与事件交织融合中, 彰显着人性的魅力和不屈的意志, 这不仅使故事叙述更为扣人心弦, 有着多处吸引点, 把人际传播的范围扩展为大众传播的更宽领域, 改变了二维传播的单一性和平直性, 构成立体动态的浓郁讲述氛围, 更为重要的是, 它将电视内外的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青春少年的叛逆与希冀与广大观众内心感召形成强大凝聚力, 这无疑使电视传播的媒介功能再次获得超越, 大家在同一片蓝天下感受着生活的艰辛和美好。而在“线”的铺陈中我们分明看到节目制作人创作理念背后巨大的真实召唤, 这不仅体现为矛盾点的叙述和渲染, 同时在中国传统思想认知方式的范式中, 注重节目现实性和教化性的统一, 情节性和本真性的融合, 运用纪录片的跟踪拍摄和细节呈现、戏剧冲突中的人物情境选择和矛盾冲突设置等方式有效挖掘人物与事件的多种现实表现元素, 在一次次回旋起伏的命运波折中, 我们看到了主人公与时代的对话, 对自我的解读, 反观社会存在、生活理念, 观众也在其中寻求社会道德评判和心理认同, 这是时代精神的电视化呈现, 是人性光芒的艺术化绽放。

在2014年7月播出的《变形计之此间少年》中, 花儿少年李宏毅、王泽宇、陈佩雯和梁小友在互换中体验着成长的阵痛、家庭的温馨和生活的真谛。节目组将来自辽宁、山东、上海和贵州这遍及大半个中国从未谋面的少年集合在一起。青岛是我国沿海地区的发达城市, 梁小友在这里不仅目睹着都市的繁华、浩瀚的海洋, 同时也在话剧表演、大学校园中获得人生成长的无限动力, 体现着情节点的无形推力和片段讲述的有形调控。贵州巴沙是大山深处的贫困地区, 这里是磨砺人生的极好去处。三位城市少年在这里经历着摔碎屋瓦祸端再起、送父徒步求医亲情备至和打工赚钱补贴家用等磨练意志、感悟生活的事件, 这在情节点的设置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吃苦耐劳模式, 构建出相同时空不同维度的叙事话语, 让他们在历练中知晓青春的珍贵, 友谊的伟大和真情的浓郁。这正是在多种媒介相互作用之下的信息传播具象化, 是无限延伸着的真人秀节目表现新样态, 是电视艺术纪录生活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有益探索。

三、责任感召——解构式的理性深思

电视媒体社会责任是当前传媒事业发展中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所谓电视媒体责任, 主要指电视媒体企业所承担的对社会对集体和其他各方利益相关者的传播责任。这其中包括经济责任, 即通过电视传播创造最大化的媒介财富和价值;道德责任, 即恪守社会道德准则, 形成行为评判体系;法律责任则是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我们更应以媒体责任担当的使命感和时代感来努力践行这一责任, 用引领先进文化的风向标来推动电视节目的健康发展。电视互换类真人秀节目同样承担着媒体社会责任的艰巨使命, 应努力弘扬主流价值观,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

《变形计》的热播, 使媒体社会责任重新被纳入日程。它通过解构的方式将社会阶层分化的矛盾性呈现于荧屏前, 让观众自我评判道德失衡、价值迷茫和人性冷漠等社会问题。将矛盾激化点解构为一个个极具生动性、教育性和启发性的情节片段, 将原本呆板乏味的理论说教结构为电视传播的影像表达。这正是互换类真人秀节目的成功运作, 是媒介传播解构模式的具体运用。同时, 这种解构的制作理念还通过电视传播手段的快捷和便利设置传播议程, 把具有代表性的少年成长故事置于这一社会热点问题种强化并放大, 引发社会广泛讨论, 进而促使大众冷静思考现实生活, 从容应对生活挑战。社会分化日益明显, 在很多地方不同人群的生活境况有着天壤之别, 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矛盾正在成为最为敏感的关系结构。当弱势群体因种种原因失去自我生活的幸福感和满足感的时候, 媒介传播理应适当介入, 对传播议程设置科学规划, 找到化解矛盾的突破口, 使原本失衡的弱势群体社会心理重新获得生命活力, 再次感受到自我存在的社会价值。

《变形计》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它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媒体关怀, 在于它通过多媒介融合的话语表达构建出电视传播的人文关怀。无论是云南永胜的双胞胎兄弟王永祥和王永杰, 还是青海偏远山村的尚成苍和与他相依为命的孙女尚领兄, 亦或是贵州巴沙的梁小友, 电视传播的巨大影响力使他们的生活态度发生着悄然变化, 被关注程度正在日益提升, 而观众也在一次次的影视呈现中获得精神洗礼和人性召唤。互换类真人秀节目正是通过互换角色和体验生活的方式帮助具有代表性的弱势群体减缓生活压力, 唤起重振生活的自信心, 呼唤社会各界来关注他们, 帮助他们。在一个个故事讲述中, 向社会广大观众呈现出弱势群体的坚强意志和不向命运低头的乐观品质。

摘要：媒介融合中的互换类真人秀节目有效建构出道德良知和人性呼唤的影像表达模式, 形成立体动态的现代电视艺术传播体系。本文从角色互换的“陌生化”生存境遇, 纪录生活的原生态本真呈现和责任感召的解构式理性深思三个层面对《变形计》这类真人秀节目传播做出学理分析和现实影响双重解读, 对其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创作理念和制作手法做出细致梳理。

关键词：媒介融合,互换类真人秀节目,变形计

参考文献

[1]邵培仁著.传播学 (修订版) [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2]王彩平.交换类真人秀节目形态探析——以湖南卫视《变形计》为例[J].中国电视, 2012.07.

[3]李长乐.从《变形计》看媒体职责[J].今传媒, 2007.03.